针对那些行动造成如许后果但似乎无所意识的人，不管他已经发现了什么，他都要指向那些后果。他试图教育这些人，然后，同样要分派责任。
针对那些拥有权力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应该根据自己研究的发现，确定为这类结构性后果担负的不同程度的责任，并将责任归于这些人的决策与否的决定性影响。
针对那些通常没有这样的权力，其意识也仅限于自己所处的日常情境的人，他应借助自己的研究，揭示结构性趋势和决策对于这些情境的意涵，揭示个人的困扰通过哪些方式与公共议题相关联。通过这些努力，他同时也陈述了有关更具权势者的行动，自己都发现了什么。这些就是他主要的教育任务，而当他对任何更大范围的受众发言时，这也就是他主要的公共任务。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第三类角色所设置的一些问题与任务。
我认为，接受了自由与理性的理念的社会科学家，其政治任务正在于，针对我从权力和知识的角度区分出的其他三类人中的每一类，分别阐述自己的研究。
四
就这样，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位。依照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对社会结构有意识，对其运动的历史机制也有一定的意识。但很显然，我们并未获得目前存在的可用来影响这些机制的主要权力手段。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确拥有一种常常很脆弱的“权力手段”，透过它，可以认识到我们的政治角色，认识到我们工作的政治意涵。
社会科学家无论有多少自觉意识，通常是一位教授，这种行业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做些什么。作为一名教授，他向学生发言，偶尔通过演讲和撰述，向更大范围的公众或位置更重要的人发言。要讨论他可能担当什么样的公共角色，我们不妨紧扣这些关于权力的简单事实，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关于无权的简单事实。
考虑了这些问题就不难看出，在现代社会，有些人有权力展开颇具结构相关性的行事，并清楚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后果；另一些人虽然拥有这样的权力，但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有效范围；还有许多人，既不能借助自己对于结构的意识来超越其所处的日常情境，也无法通过自己可用的任何行动手段来影响结构性变迁。
如果他关注通识教育，即解放性的教育，他所承担的公共角色就有两大目标。他应当为个体所做的是将私人的困扰和关注转化为社会议题与问题，以接受理性的审视；他的目标就是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只有到那时，后者才会是自由的、讲求理性的。而他应当为社会做的则是抗御一切逐步毁坏真正的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以积极的目标来表述，他的宗旨就是帮助打造并巩固一些自我教化的公众群体。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自由的、讲求理性的。
只要他还关注自由与理性的价值，他的一项研究主题就必须去探讨，处在给定类型的社会结构中的给定类型的人，要想成为自由而理性的个体，可以利用哪些客观机会。他的另一项主题则要探讨，处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的不同位置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哪些机会可以首先借助其理性和经验，超越其日常情境，其次借助其权力行事，并对其所处社会的结构及所处时代产生一定后果。这些都属于有关理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
这些目标都过于宽泛，我必须用比较间接的方式来加以说明。我们关注技能，关注价值。话说回来，在“技能”当中，有些与解放的任务更为相关，有些则不太相关。我认为，不能像我们探寻所谓“中立技能”时常常采取的办法一样，将技能和价值轻易分离。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技能与价值分处两端。而在这个范围的中段，就是我所称的感受力。我们最该感兴趣的是这些东西。要训练一个人操作机床或是读书写字，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训练技能；而要帮助一个人确定自己真的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或是与他辩论斯多葛主义者、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的不同生活方式，就属于有关价值的教化或教育。
社会科学家通常生活在阶级、地位和权力皆属中等的环境中。从他在这些情境中的活动来看，相比于普通个体，他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时的位置往往毫无优势可言，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从来也不可能是纯粹思想性的或私人性的。要恰当地陈述这些问题，就不能只限于开放给社会科学家的意志的情境；而它们的解决之道也同样如此。当然，这意味着这些问题关系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力。但是，社会科学家又不单单是“普通人”。从思想上超越自己碰巧生活其间的情境，这正是他的任务所在。当他考察19世纪英国的经济秩序、20世纪美国的地位等级、罗马帝国的军事制度，或是苏联的政治结构时，都是在完成这一任务。
除了技能和价值，我们还应当加上感受力，它除了包括前两者，还包括别的东西。它包括古代意义上的某种治疗，即澄清某人关于自我的知识。它包括所有那些争辩技能的教化，与自身争辩时我们称为思考的技能，以及与他人争辩时我们称为辩论的技能。教育者必须从能最深切地打动个体的地方出发，哪怕它看起来非常琐碎和庸俗。他所遵循的方式，所运用的材料，必须能够让学生在这些关注点，以及他将在自己教育过程中获取的其他关注点上，愈益获得理性的洞察。教育者必须努力培养能够并且愿意独立接续他所开启的教育的人。而任何解放性教育的最终产品，无非就是能够自我教育、自我教化的众生男女，简言之，就是自由而理性的个体。
社会科学家在接受第三类角色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外在于社会”的某种自主存在。他和其他绝大多数人一样，的确会觉得自己外在于这个时代塑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与此同时，他又明白，自己也是承受这些决策的许多后果的人当中的一员。他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成为一名公开的政治人，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没有人可以“外在于社会”，问题只是每个人在社会中身居何处。
根据民主这个词的一个主要意涵，这类个体占据上风的社会，就是一个民主社会。还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盛行的是真正的公众，而不是大众的社会。我这么说的意思如下：
我并不指望这一观点能被所有社会科学家接受。我在这里最想说的是，无论哪一位社会科学家，只要接受了理性与自由的价值，当务之急就变为确定自由的限制，确定理性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限制。
处在大众社会里的人无论是否了解自己，都囿于个人困扰，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社会议题。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所处情境中的这些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相关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处在真正公众当中的有见识的人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所思所感的个人困扰也是其他人共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任何单一个体都没有能力解决这种困扰，只有靠调整自己居处其间的那些群体的结构，有时甚至是调整整个社会的结构。处在大众中的人也有困扰，但他们一般不会认识到这些困扰的真实意涵和源泉；而处在公众中的人会直面议题，一般会逐渐认识到这些议题的公共维度。
三
坚持不懈地将个人困扰转译为公共议题，并针对形形色色的个体，将公共议题转译成人文意涵的表达，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也是所有通识教育者的政治任务。不仅在他的工作中，而且作为一名教育者，也在自己的生命中展示出这样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这就是他的任务。面向他公开接触到的众生男女，教化这样的心智习性，这就是他的宗旨。而确保实现这些目标，就是确保理性和个体性，就是让这些价值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得到广泛弘扬。
放眼今日之美国，知识分子、艺术家、牧师、学者和科学家都在打着一场冷战，官场的混乱在这里得到了响应和阐发。他们既不要求当权者更换政策，也不在公众面前阐述这类替代政策。他们并不试图向美国政治输入负责任的内容，倒是进一步助长并维持政治的空洞化。科学家被国家主义“科学机器”所捕获，堪比我们所称的神职人员对于基督徒的疏失，两者都属于这种令人遗憾的道德境况。新闻报道撒谎已成惯例，也属于这种境况。至于冒充社会科学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琐碎玩意儿，当然也在其中。
现在你可能暗自嘀咕：“好吧，又是这一套。他又要高蹈理想，说得什么事儿都一定显得低俗。”但我可能被人认为在做这样的事情，本身就证明了人们如今对民主这个词的用法视同儿戏，证明许多观察者对这个词的任何平白意思的偏离都无动于衷。当然，民主是一种复杂的观念，会有许多合法的分歧。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还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暧昧，乃至于没法再为想要在一起理性思考的人们所用了。
既能承载西方世界的宏大叙述，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又能够深刻影响政党和公众，与我们时代的重大决策息息相关，兼具这两项任务的知识阶层该往何处寻觅？向这类人开放的大众传媒在哪里？在掌管着两党制国家及其残暴的军事机器的人当中，又有谁关注知识、理性和感受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些什么？自由的知识界与权力决策为何如此脱钩？如今的位高权重者里面为何盛行着如此不负责任的极度无知？
我已经努力阐明，当我说民主是一种理想时，究竟是要表明什么意思。究其本质，民主意味着那些受到人们做出的任何决策的关键影响的人，也要对这项决策拥有有效的发言权。而这就意味着一切做出此类决策的权力都必须得到公共的合法化，意味着做出此类决策的人都必须承担公共责任。然而在我看来，在一个社会里，除非我方才描述的那种公众、那种个体能够占据主流，否则这三点都无法实行。民主还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文很快就会看清楚了。
当然，这就是我们当下处境的悖论所在：有关塑造历史的新手段的上述事实，标志着人们已经不再必然听凭命运的摆布，现在有能力塑造历史了。但这一事实却被另一桩事实添上了讽刺意味：在西方社会，那些赋予人们塑造历史的希望的意识形态，如今已经没落或是正趋崩溃。而它们的崩溃也就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期望，即理性和自由将逐渐盛行于世，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至高力量，也趋于崩溃。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也是整个学术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疏失。
美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完全民主的。我们不妨以此作为一点基本共识。我也不知道有哪一个社会是完全民主的，这还只是一种理想。我得说，今日美国的民主，主要体现在形式上，体现在相关期望的修辞上。而在实质上、在实践中，它往往是不民主的，在许多制度领域，这一点已是非常明显。企业经济的运营既不是通过一系列市镇集会，也不体现为一套特别的权力，能够对受其活动影响非常严重的那些人负责。军事机器同样如此，而政治国家也越来越与之如出一辙。我并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很乐观地认为，让许多社会科学家能够或愿意履行一种民主公共角色，甚至如果真有许多人那么做，将必然导致重建公众群体。我只是在勾勒一种在我看来兼容开放的角色，事实上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在践行这种角色。这种角色也恰恰符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角色的立场。[1]
但是，想想当下我们所处境况的主要线索：一句话，不就是各种权力手段和决策手段也就是各种塑造历史的手段都大大扩张，并呈现出确定无疑的集中趋势吗？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随着农民和手工匠人被私人公司和政府工业所取代，经济生产的设施也不断发展，逐渐集中。在现代民族国家，随着国王控制了贵族，自备武器的骑士被常备军所取代，现在又被令人恐惧的军事机器所取代，暴力手段和政治管理手段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暴力方面，所有这三股发展趋势出现了后现代的巅峰，如今正在美国和苏联有着极为戏剧化的表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塑造历史的国内手段与国际手段都愈益集中化。如此看来，人的自觉能动作用在历史塑造过程中所能享有的范围和机会，如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虽然掌管这些手段的权力精英现在的确在塑造历史，尽管“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但相比于其他人、其他时代，这些情势本身当然不会显得无法阻挡。
我想说的是：社会科学的政治角色，包括这种角色可能是什么、该如何履行、会如何有效，都与民主普及的程度息息相关。
如此看来，命运并不是一桩普遍的事实。它并不是历史本质或人的本性中内在固有的东西。命运是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社会结构类型的一种特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来复枪就是终极杀器，家庭农场和小商铺就是典型的经济单位，民族国家尚不存在，或者只是个渺远的框架，而沟通交流靠的是口述、传单和讲坛，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历史可真的就是命运。
如果我们承担了理性的第三种角色，即独立自主的角色，我们就是在一个并不完全民主的社会里，努力以民主的方式行事。但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又仿佛身处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并尝试通过这么做来去掉那个“仿佛”。我们在努力使社会更加民主。我认为，唯有借助这样一种角色，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我们才可能尝试做到这一点。至少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让我们努力去筑造一个民主的政体。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作为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首要载体，它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民主在今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命运，或者“必然性”，必然涉及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它们不受任何哪怕是具备以下三点特征的圈子或人群控制：足够紧密，可被辨识；足够强大，可以做出有一定后果的决策；所处位置能够预见到这些后果，因此要为它们负责。根据这个观念，事件就是无数人的无数决策所产生的意图之外的总和后果。他们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在后果上都是微小的，容易被其他这类决策勾销或增强。任一个人的意图与无数决策的总和结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事件超出了人的决策：历史是背着人们被塑造的。
五
公开的决策在历史塑造过程中究竟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本身就是个历史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某个特定社会的特定时间能够利用的权力手段。在有些社会，无数人的无数行动调整着他们所处的情境，从而逐步调整着结构本身。这些调整正是历史的进程。历史兀自漂流，尽管总体而言是“人创造了历史”。因此，数不清的企业家和数不清的消费者通过分分秒秒成千上万次的决策，可以反复塑造自由市场经济的形貌。或许这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下这段话时脑子里想的首要限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成功的机会有多少？考虑到我们目前行事必然所处的政治结构，我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太可能成为卓有成效的理性承载者。要让占有知识的人履行这种关键角色，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如果是这样，要卓有成效地扮演这一角色，我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需要的是各政党、思潮和公众群体具备以下两点特征：在它们内部，有关社会生活的各种观念和替代选择得到真正的辩论；有机会真正影响具有结构性后果的决策。只有存在这样的组织，对于我一直试图勾勒的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才能表示切实可行、乐观其成。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这种情况该是任何充分民主的社会的一大前提要求。
人可以自由地塑造历史，但有些人比其他人自由得多。这样的自由要求掌握现在塑造历史可以用上的决策手段和权力手段。但历史并不总是如此塑造的。下文将只讨论当代，在这个时期，塑造历史的权力手段已经大大扩张，大大集中。以这个时期为参照，我才可以认为，如果人们不去塑造历史，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塑造历史的人的工具，成为历史塑造过程的单纯对象。
在这种政体里，履行其政治角色的社会科学家可能会“支持”或“反对”各式各样的运动、阶层和利益，而不是满足于向一群往往面目模糊甚或日趋衰微的公众发言。简言之，他们的观念将投入交锋，而这场交锋将具有政治上的相关性。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民主的观念，认真对待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民主角色，参与这场交锋就绝不会让我们苦恼。当然，我们不能假定说，有关社会现实的所有界定，都能导向某种无法辩驳、统合一体的学说。至于有关政治做派和手段的所有陈述、关于目标的所有建议，就更不能这么假定了。[2]
二
如果缺乏这类政党、运动和公众群体，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特别的社会里，它确实是民主的，但主要体现在其法律形式和徒具其表的期待中。这些环境其实能提供巨大的价值和可观的机会，我们不应如此轻视。事实上，它们在苏维埃世界里付之阙如，那里的知识分子起而抗争，我们应当从中学到它们的价值。我们还应当学到，那里是有许多知识分子遭到了肉身的毁灭，而在这里，却有许多人从道德上毁灭了自身。美国的民主体制固然在相当程度上徒具其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回避以下结论：如果理性要在民主的历史塑造过程中扮演任何自由的角色，那么它主要的承载者之一肯定就是社会科学。就算民主的政党、运动和公众群体付之阙如，也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作为教育者，就不该努力把他们的教育制度铸造成一个特别的框架，让由个体组成的这类解放性公众群体可以存在，至少在其形成伊始可以容身，可以鼓励并维持他们的讨论。这不等于说，他们在其不那么具有学院色彩的角色中，就不应当教化这类公众群体。
我稍后将更充分地说明这类角色。我们如果接受这类角色，就要努力遵照理性的价值行事。我们如果接受说自己可以不是百无一用，就是接受了一种有关历史塑造的学说：我们等于承认，“人”是自由的，凭借其理性的努力，能影响历史的进程。这里我并不打算介入自由与理性价值本身的争论，而只想讨论这些价值可以基于何种历史学说而实现。
当然，这么做可能会有摊上“困扰”的风险；或者更严重的是，会面对相当要命的漠然。这就要求我们深思熟虑，提出富有争议的学说和事实，并积极推动争论。如果缺乏广泛、公开、有见地的政治辩论，人们就既不能接触到自己所处世界的有效实情，也无法了解关乎自身的现实。在我看来，尤其是目前，上文描述的角色所要求的至少是呈现出有关现实本身的彼此冲突的多种界定。通常被称为“宣传”的做法，尤其是国族主义的那种做法，并不只是有关各式各样话题和议题的意见，而是像保罗·凯奇凯梅蒂曾经指出的那样，是在传播官方对于现实的界定。
社会科学家还可以尝试通过第三种方式，来实现理性的价值，了解其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方式同样广为人知，有时甚至已经做得很好，那就是保持独立，做属于自己的工作，选择属于自己的问题，不过这种工作既针对“公众”，也针对国王。这样一种观念促使我们把社会科学想象成一种公共智力机器，关注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关注这两者背后潜藏的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趋势。它也促使我们把社会科学家个体想象成某个自我控制的团体的理性成员，而我们把这个团体称为社会科学。
我们的公共生活现在往往依赖于这类官方界定，也依赖于迷思、谎言和脑残的观念。如果有许多政策——不管是不是经过辩论——都基于有关现实的并不充分并且带有误导性的界定，那么，那些立志要更充分地界定现实的人就注定要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了。正因为如此，我所描述的那种公众以及具备个体性的人，仅仅由于生存在这样的社会，就会变成激进派。但这正是心智、研究、才智、理性、观念的角色所在：以具备公众相关性的方式，充分界定现实。社会科学在民主体制里担当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帮助教化并维持合格的公众与个体，让他们能够发展出有关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的充分界定，并依此生存，循此行事。
我并不是断定顾问这类角色没法做好。事实上，我知道它可以做好，也有人正在做。要是有更多的人承担这类角色，那些选择第三类角色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就会轻省许多，因为他们的任务有所重叠。
我一直描述的这种理性角色，既不意味着你得奔出门去，赶下一班飞机到当前危机的现场，竞选议员，买家报社，深入贫民，发表街头演讲，也不要求你这么做。诸如此类的行动往往令人钦佩，也不难想见会有一些场合，我会发现自己都不禁想亲身去做这些事。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是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常规活动，无非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角色，用自己的行动展示出，他对于社会科学的承诺，对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抱信念。这样的角色要求的只是，社会科学家处理好社会科学的工作，避免助长理性和论述的进一步科层化。
但这只是国王顾问角色最坏的形式之一。我相信，这类角色并不一定具备科层风格的形貌和意涵。要以特定的方式履行这类角色，以维持道德和学术上的正直，并因此维持社会科学相关任务的工作自由，还是比较困难的。顾问们不难把自己想象成哲人，而他们的客户则是被启蒙了的开明统治者。但就算他们是哲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也可能无法被启蒙。有些顾问对自己侍奉的未能启蒙的专制君主依然忠心耿耿，这让我十分震撼，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不管是专制者的无能，还是教条化的愚蠢，似乎都不会使这种忠诚有所减损。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接受我在这些议题上所持的全部观点，我也不希望他们会这样。我想说的是，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搞清楚关于历史变迁的性质，关于自由而讲求理性的人在其中如果有一席之地，会居于何种位置，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只有到了那时，他才开始逐渐了解到，在自己所研究的社会中，属于自己的思想角色和政治角色何在，并由此想清楚自己究竟如何考虑自由和理性的价值，而它们已经深深融入了社会科学的传统与承诺。
第二种角色，现在也是最常见的角色，就是成为一名国王的顾问。我已经描述过的那些科层用途正是这一角色的当代体现。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被卷入现代社会的许多趋势中，使个体成为一套功能合理化的科层体制的组成部分，并深陷于自己专门化的狭隘空间，乃至于无法公开关注后现代社会的结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角色下，社会科学本身也往往倾向于变成一套功能合理化的机器，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失去其道德自主和实质理性；至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沦为只是对管理性、操纵性用途的技术的精致化。
如果个体和小群体不能自由地去做会产生历史后果的事情，同时又不具备足够的理性以洞察这些后果，如果现代类型的社会的结构，或者其中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如今都发展至此，历史其实就是盲目漂流，无法以手头的手段和可以获取的知识加以变更，那么，社会科学唯一的自主角色就是记录与理解。以为位高权重者会担负责任的想法是愚蠢的；只有在某些得到特别照顾的私人生活这种例外情境下，才有可能实现自由和理性的价值。
政治的品质如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参与政治的人的思想品质。要是真有“哲人”王，我可能会很想离开他的王国；但如果国王们没有任何“哲学”，就没有能力实施负责任的统治了吗？
但这只是许多“如果”。尽管对于自由的程度、后果的范围尚有广泛的争议，但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使我们必须放弃自由与理性的价值，即像它们目前可能做的那样，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许多社会科学，或许尤其是社会学，都有着哲人王的主题。你能发现，从奥古斯特·孔德到卡尔·曼海姆，都在诉求“占有知识的人”应该得到更大的权力，并试图给出正当化辩护。更具体地说，理性的加冕当然也就意味着“占有理性的人”的加冕。如此看待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大大促使社会科学家中始终有绝大多数人接受理性为一种社会价值，事实上这快成了他们整个群体的态度。当这种观念与有关权力的事实牵扯在一起时，他们也希望去除它的愚蠢之处。这个观念还和许多形式的民主体制的气质背道而驰，因为它蕴含着某种贵族统治，哪怕这种贵族统治凭的是才智，而不是出身或财富。不过，所谓他应该成为一名哲人王这种颇为愚蠢的观念，也只是社会科学家可能试图履行的公共角色观念之一。
像我上文所探讨的那样，试图避免这类让人困扰的议题，如今已经得到了下面这条口号的广泛捍卫：社会科学“并不致力于拯救世界”。有时候它充当着低调学人的免责之辞；有时候它是专家对于一切具有较大关怀的议题的嘲讽与蔑视；有时候它反映出青春期待的幻灭；而在许多时候，它成了某些人的姿态，他们企图假借“科学家”的声望，因为后者被想象成纯粹的、无须身体载体的头脑。但有时候，它依赖于对权力的现状而做出的审慎判断。
如果说人的理性将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扮演更重要、更明确的角色，那么社会科学家必然会是其主要承载者之一。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理性在理解世间人事时的用途，他们干的就是这个。如果他们希望以自觉选择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以此方式行事，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定位在所处时代的思想生活和社会历史结构中。他们必须先在才智的社会领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必须将这些领域与历史社会的结构相结合。此处不能展开详论，我只想根据作为一个理性人的社会科学家可能的自我设想，简要地区分三种政治角色。
鉴于此类事实，我不认为社会科学将“拯救世界”，尽管我同样觉得，“力图拯救世界”这句话根本上也没错。这句短语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要避免战争，重组世间人事，以符合人的自由与理性的理想。虽然我所具备的这类知识使我对相关机会的估测颇为悲观，但即便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也仍然必须追问：如果可以借助才智发现真有什么出路能摆脱我们时代面临的诸般危机，难道不得靠社会科学家来陈述它们吗？我们所呈现的，是人开始对人类有了自觉意识，哪怕这并不总是很明显。对于重大问题的几乎所有解答，如今都必须诉诸人的自觉意识的层面。
但是，有关真实的政治并不能充分陈述指引我们事业的价值。放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里看，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我们的调查的准确性与世间人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而它们是否相关，又如何相关，本身就是第二项价值，简言之，就是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三项价值，即人的自由，无论其意涵有多么暧昧不清。如前所论，无论自由还是理性，都是西方世界的文明的核心要义，都很容易被宣称为理想。但在任何具体应用中，不管是作为准则还是作为目标，它们都会引发诸多争议。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阐明自由与理性这两个理想。
根据我们目前具备的知识，向位高权重者呼吁实属乌托邦幻想，而且是就这个词的愚蠢意涵而言。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只有当他们觉得有用时才会维持；也就是说，我们成了接受他们的问题和目标的技术专家，或是宣扬他们的声名与权威的意识形态专家。更有甚者，就我们的政治角色而言，我们首先必须重新审视，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集体事业究竟是什么性质。一位社会科学家，呼吁其同行进行这样的重新审视，根本不是乌托邦。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只要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研究什么，就必须面对我在本章已经暗示过的那个重大道德困境：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着三种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当然也是其学术承诺中所涉及的三种理念。首先就是真实的价值，事实的价值。由于确定了事实，社会科学事业本身就具备了政治意涵。在这个无稽之谈广泛传播的世界里，任何有关事实的陈述都有着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重要意义。凭其存在于世这一事实本身，全体社会科学家就参与了启蒙与愚昧之间的斗争。处在我们这样一个世界，践行社会科学首先就是践行有关真实的政治。
如果我们采取简单的民主观点，认为人们的兴趣所在就是我们所需关注的全部，我们就等于接受了既得利益者一向以来有意无意灌输的那些价值。这些价值常常是人们唯一有机会发展的事物。它们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无意之间养成的习性。
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并不是乍然撞上价值选择的需要的。他已经在特定价值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了。这些学科目前所体现的价值也是从西方社会创造出的那些价值中选出来的。而在其他地方，社会科学只是一种舶来品。当然，有些人说起话来，好像他们选出来的价值真的“超越”了西方社会或其他任何社会；还有些人说起自己的标准来，仿佛它们是某个既存社会中“内在固有”的东西，属于某种尚未实现的潜能。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现在广泛赞同说，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的那些价值既不是超越性的，也不是内在固有的。它们只不过是许多人宣称的价值，在一些小圈子里得到有限践行。某人所称的道德评判，只不过是他想把自己选择的那些价值予以一般化，从而让其他人也能采用。
如果我们采取教条的观点，认为人们的利益所在是我们在道德上所需关注的全部，而无论这些是否其兴趣所在，那么我们就会冒违背民主价值的风险。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都努力共同讲求理性，理性的价值赢得高度尊重，而我们可能没成为这样的社会里的说服者，倒可能变成操纵者或胁迫者。
一
我的建议是：通过将注意力投向议题和困扰，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梳理，我们就占据了最佳机会，我相信这也是唯一的机会，能让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世间人事紧密相关，并由此实现支撑着我们研究承诺的那些经典价值。
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避免做出价值方面的选择，并在研究中贯彻始终。问题同议题与困扰一样，都关注那些对人们预期的价值构成的威胁；如果不承认那些价值，问题就难以梳理清楚。无论是研究，还是社会科学家本人，都越来越服务于科层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有鉴于此，作为个体也好，作为专业人员也好，研究人和社会的学人都面临着如下问题：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价值，这些用途和价值是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又是否力求控制它们？他们如何回答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和职业生活中运用或无法运用相关答案，决定了他们对于最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在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中，究竟是在道德上是自主的，还是受制于其他人的道德立场，抑或在道德上随波逐流。我确信，贯穿这些问题的关键词往往是出于好意，但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社会科学家必须真真切切地直面这些相当关键的问题。要思考如何来回答它们，似乎必须涉及某些事情。我将在本章讨论其中一些内容，并给出我最近几年逐渐开始觉得合乎情理的一种回答。
[1]顺便说一下，我很乐意提醒读者，抽象经验主义的风格与我正描述的民主政治角色并不能很好地契合，这与它当下的科层背景和用途颇为不同。那些将这种风格作为自己唯一的活动来践行的人，那些视这种风格为“社会科学的真正工作”的人，那些秉持其精神气质生活的人，都没有能力履行解放性的教育角色。这种角色要求个体和公众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理性，并能借助个人的批评、学习和实践，拓展理性的范围，增进理性的品质。它要求鼓励个体和公众，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是“冲出鲸腹”，或用美国人的妙语来说，是“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告诉他们，只有依赖一种必要的科层式研究，他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现实，等于是打着“科学”的旗号设下了禁忌，不让他们努力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成为货真价实的思想者。这是在破坏个体巧匠对于自己了解现实的能力的自信。实际上，这等于是怂恿人们诉诸某个异在的机器的权威，来限定自己的社会信念。当然，这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理性的全盘科层化的趋势，也得到了这种趋势的支撑。学术生活的工业化、社会科学有关问题的碎片化，都不能为社会科学家带来一种解放性的教育角色。这是因为，对于被这些思想流派撕裂的东西，他们还倾向于保持这种琐碎不堪的分开的局面，却宣称这才是确凿无疑的。但如此一来，他们所做的无非是确定了抽象化的碎片，而让人们有能力超越这种碎片化、抽象化的情境，意识到那些历史结构，也意识到自己在其间所处的位置，正是通识教育的工作，也是社会科学的政治角色，还是它的思想承诺。
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根本没有必要让自己工作所处环境的“偶然事件”来塑造工作的政治意涵，或让其他人的宗旨来决定工作的用途。讨论工作的意涵，决定工作的用途，这基本都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属于他们自己的方针。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但也是在基本未经检验的程度上，可以影响甚或决定这些方针。享有如此决定权，就要求他们做出公开的判断，对理论、方法和事实都要做出决定。这些判断作为方针，无论同行还是个体学人表示关注都无可厚非。然而，相较于有关个人方针和职业方针的公开讨论，不公开的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的影响要大得多，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人们只有把这些影响也变成需要争论的方针，才会充分意识到它们，从而尝试控制它们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及其政治意涵所产生的影响。
[2]如果认为在社会观念的领域里存在诸如此类的垄断，这样的观念就属于权威主义观念，掩饰在作为理性管理者的科学塑造者的“方法”观下，也几乎不加掩饰地伪装在宏大理论家的“神圣价值”下。它还更明显地体现在我第五章分析过的那些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