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可能会问，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想象力又是怎么被刺激出来，把所有的意象和事实都拢到一块儿，让意象具备相关性，并赋予事实以意义？我觉得自己其实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只能谈谈似乎能使我更有机会想出某些东西的一些整体条件和几点简单技术。
四
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成另一种视角，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起对于整个社会及其组成要素的充分观照。当然，正是这种想象力使社会科学家有别于单纯的技术专家。只需短短数年，就可以训练出合格的技术专家。社会学的想象力倒也可以培养，当然，要是没有经过大量的，往往也是例行常规的工作，也很少能实现这一点。[9]不过，它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品质，或许是因为它的本质就在于将没有人想得到可以融合的观念，如分别来自德国哲学和英国经济学的一堆观念，给融合到了一起。支撑着这种融合的，是轻松嬉戏的心态，是一种真正锐利的要去领会这个世界的冲动，而这是典型的技术专家往往缺乏的。或许后者被训练得太好，太不走样。既然你只能被按照已知的模样来训练，那这样的训练有时候就会使人丧失学习新路数的能力；它使你抵制那些注定会乍看起来不太严密甚或站不住脚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类模糊的意象和观念出自你身上，那你一定别放弃，必须把它们梳理出来。这是因为，如果有原创性的观念，它们一开始几乎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的。
写好这些设计方案，我就开始阅读有关顶层群体的历史研究，随意记些笔记，解读材料。你不必真的研究自己在谈的话题，因为如我所言，一旦你深入钻研，满眼皆是话题。你对相关主题非常敏感，它在自己的体验中随处可见，随处可闻，尤其是我始终认为，它会出现在乍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地方。就连大众传媒，特别是劣质电影、廉价小说、画报杂志、夜间广播里面，也会向你展示出鲜活的重要意义。
我相信，要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存在一些确定的方法的：
这类“课题方案”大约还有其他35个［比如，比较1896年与1952年两次总统大选所耗金钱的数量，详细比照1910年的摩根和1950年的凯泽，以及关于“三军将帅”职业生涯的具体情况］。但随着研究的推进，你当然必须根据可以获得的资料，调整自己的目标。
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如前所述，重新梳理档案就是诱发想象力的一种方式。你只需要清理此前互无关联的文件夹，打混它们的内容，然后重新归类。你要试着用一种比较放松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诚然，你重新整理档案的频率有多高、力度有多大，随着问题的不同，以及它们成熟程度的不同，会有相当的差异。但它的机理就这么简单。当然，你脑子里会想着自己正在积极探索的好几个问题，但你还得尝试被动地接受不曾预见的、计划之外的关联。
对历任总统、全体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所有法官进行职业路径研究。从制宪时期一直到杜鲁门总统第二任期的这方面材料我都已经转入IBM卡[8]，但我希望扩展所使用的条目，重新进行分析。
以轻松嬉戏的态度对待界定各式议题的那些词汇和短语，这样往往能释放想象力。在字典和专业书籍里逐一查找你的核心术语的同义词，以便了解它们的含义的全部范围。这个简单的习惯会刺激你精细琢磨问题的各个角度/用语，从而以更精练的文字更精确地界定它们。原因就在于，只有当你了解了可以赋予相关词汇或短语的几个意涵，才能选出自己希望用来研究的最恰切的意涵。不过，对于词汇的这种兴致还不能就此止步。在所有的工作中，特别是检视理论陈述的时候，你会努力密切留意每个核心术语的概括层级，往往会发现将一个高层级的陈述化约成更具体的意思会很有用。完成了这一步骤，陈述常常被拆成两三个部分，各自指向不同的维度。你还要尝试调高概括层级：去掉具体限定语，在更抽象的层面检视重新组织后的陈述或推断，看看你能否加以扩展或详尽阐发。就这样，由宽到窄结合由窄到宽，你将尝试通过寻求更明晰的意涵，深究相关观念的方方面面及其丰富意涵。
根据财政部记录和其他政府渠道，搜集并系统整理不同类型私有资产的所持数量分布。
你在思考自己想到的一般性观念时，其中有许多可以被塑造成类型。新的分类方式通常就是富有成果的发展的开端。简言之，能有本事搞出类型，然后探寻每种类型的条件与结果，就成了你身上熟能生巧的一道自动程序。你不满足于现有的分类体系，尤其不满足于已成常识的分类体系，而会探寻这些分类体系各自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共同特性与相异因素。好的类型要求分类标准明晰而系统。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养成交互分类的习惯。
更新伦德伯格所著《美国六十家庭》之类的书中包含的那类信息，该书所用的纳税申报单还是1923年的，早已过时。
当然，交互分类的技术并不局限于量化材料，事实上，无论是批评和澄清旧的类型，还是想象并把握新的类型，它都是最佳方式。定性的各种图表不仅可以用来展示已经做的工作，也经常充当货真价实的生产工具。它们澄清各种类型的“维度”，也有助于你想象和构筑类型。实际上，在过去15年，我认为自己写下的所有初稿当中，不带有一点儿交互分类的不超过十来页，虽说我肯定不总是展示出这类图表，甚至算不上经常这么做。它们绝大多数都流于失败，但你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学到一些东西。而如果它们起作用，就能帮助你思考得更加清楚，运笔也更明晰。它们还使你能够针对自己在思考的那些术语、在处理的那些事实，揭示它们的变化范围和完整关系。
研究开支账户以及薪酬和其他收入之外的其他特权，它们共同构成了顶层生活的标准与风格。这里的想法在于具体落实所谓“消费的科层化”，即将私人开销转嫁到企业账户上。
交互分类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学家来说，正好像用图解法来分析一个句子之于认真的语法学家。从许多方面来看，交互分类就等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语法。它就像所有的语法一样，必须得到控制，不允许偏离其目的。
对于这些任务，我都有相当不错的人脉接触，而如果处理得当，不错的人脉接触当然能引出更好的人脉接触。［1957年附记：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只是幻念。］
你往往能通过考虑极端状况，即思考你直接关注的东西的对立面，来获得最佳洞见。如果你考虑绝望，那么也想想欢欣；如果你研究守财奴，那么也琢磨一下败家子。这世上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单纯研究一个对象。一旦你尝试对比不同对象，就会更好地把握材料，从而能够从比较的角度挑出它们相似的方面。你会发现，在关注这些维度与关注具体类型之间来回穿梭，会使人深受启发。这项技术在逻辑上也很严密，因为要是没有一个样本，你就只能想方设法猜测统计频率：你能做的就只是给出某种现象的大体范围和主要类型，而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就是首先构建“极化类型”，即多种维度上的对立两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再努力，以求有所收获，维持某种比例感——不用去寻求某种线索以评估给定类型的发生频率。事实上，你要坚持不懈地尝试一边进行这一探寻，一边探求可能找到或搜集到的统计数据的指标。
对上层阶级的周末进行分析，密切观察其例行活动，随后，在接下来的周一对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进行访谈。
所谓观点，是要运用多种多样的观点/观看之点的：比如，你会问自己，最近读到的这位政治学家会如何探讨这一问题，那位实验心理学家或历史学家又会怎样处理呢？你会尝试从多种多样的观看之点出发来进行思考，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块移动的棱镜，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捕捉光线。在这一点上，对话式写作往往大有助益。
对大公司的十位顶层管理人员的一个典型工作日做时间安排分析，再对十位联邦政府官员做类似分析。这些观察将与详细的“生活史”访谈相结合。这里的目的就在于至少部分从所投入的时间的角度出发，来描述主要的例行活动和决策，并由此深入考察与所制定决策相关的那些因素。根据能确保得到的合作程度大小，研究程序自然也会不尽相同，但理想状态下，首先将会进行一场访谈，搞清楚此人的生活史和当前处境；其次，完成一天的观察，真正坐在此人办公室的某个角落，全程跟踪；最后，当晚或次日再进行一次长时间访谈，我们与他一起回顾这一整天，探问我们观察到的外部行为背后都涉及哪些主观过程。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在反复琢磨某样事情，而在尝试理解一块新的学术领域时，你最开始完全可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列出争论的主要论点。所谓“精通文献”，意思之一就是有能力确定每一个可用的观看之点的朋友与对手。顺便说一句，如果过于“精通文献”，也不是太好，你可能会沉溺其间无法自拔，就像莫蒂默·阿德勒。[10]或许关键就在于要明白，什么时候你该读，什么时候你不该读。
你在阅读和分析其他人的理论，设计理想的研究，泛读档案的过程中，将开始开列一份具体研究的单子。其中有些太宏大，难以驾驭，会被及时放弃，虽说留有遗憾；还有一些最终将成为素材，可以写成一句、一段、一节乃至一章；更有一些将会成为统贯全局的主题，被编织成一整本书。这里再摘录几项这类课题方案的原初笔记：
事实上，出于简洁起见，在交互分类时，你一开始会从是或否的角度来展开工作，这会促使你从两极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大体来说这也不错，因为定性分析当然无法告诉你发生频率或变动幅度。它的技术，它的目的，都在于告诉你可能有哪些类型。从许多宗旨来看，你所需要的也无非就是这样。当然，从某些宗旨来看，你的确需要更精确地了解相关的比例。
这就把人生与历史的时间维度引入了图式。这些并不仅仅是更进一步的经验问题，也与定义相关。这是因为，我们希望继续探问，是否从我们某一个关键变项的角度来区分人的阶级，因此在界定我们的类别时，就应当看他们或他们的家庭已经占据了所探讨的位置多长时间。比如，我可能想确定，地位最高的2%，或者至少是地位等级上的重要一类，占据该位置至少已有两代人的时间。再有，我也希望继续探问，是否应当在构建一个“阶层”的时候，不仅看几个变项的交织，还要符合被忽视的韦伯有关“社会阶层”的界定，即“社会阶层”由其间存在着的“典型而方便的流动”的位置构成。这样一来，在某些产业中，低层白领职业和中上层雇佣工人工种就似乎在这个意义上正在形成一个阶层。
有时候，有意颠倒你的比例感，能够成功释放出想象力。[11]如果某样东西显得很微小，不妨想象它非常庞大，并问自己：这可能会有什么差别？反过来，对于规模巨大的现象也可如法炮制。前文字时代的村庄如果拥有3000万人口，会是什么样子？至少在今天，我从来不曾想过，在真的清点或测量什么东西之前，不先在我可以控制一切东西的规模的想象的世界中，把这些东西的各种要素、条件和结果玩味一番。统计学家在说“你要先了解宇宙，然后才能对它进行抽样”这句简短而令人畏惧的话时，应该就有上述这层意思，只是他们从未明言。
对于这个一般模型，我还得补充两点，让它在形式上更趋完善。要充分理解上等阶层，就得重视其持续性和流动性。这里的任务就是确定：诸个体与群体在当前一代，以及此前两代到三代，在各个位置之间的典型流动状况。
无论你关注的是什么问题，都会发现，用比较的方式把握材料会很有帮助。无论在一个文明或一个历史时期里，还是在几个文明或历史时期里，探寻可供比较的多个个案都会给你以头绪。你要想描述20世纪美国的某项制度，就必须努力回想其他类型的结构和历史时期里的类似制度。即便你不做明确的比较，情况也是如此。有时候，你会几乎不假思索地以历史的维度引导你的思考。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在于，你所考察的东西往往只限于数字，而要以比较的方式把握它，就必须将其置于某个历史框架中。换言之，对立类型的思路常常要求考察历史材料。这种做法有时会形成一些要点以便做趋势分析，或者引向某种以阶段分类的体系。然后，你会使用历史材料，因为想把某种现象的讨论范围弄得更充分或者更方便，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范围要包括某套已知系列维度上的各种变异。社会学家必须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知识；没有这类知识，无论他知道其他什么知识，都只是个跛子。
我还没有数据，也无法获得数据，这就使得我的推测愈发重要，因为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如果就是想着要逐步接近理想设计的经验要求，我就会捕捉到重要的领域，有可能得到相关的材料作为落脚点，通向进一步的思考。
最后还有一点，与其说关系到释放想象力，不如说关系到整合出一部书的技巧。不过，这两者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你怎样安排材料展示出来，始终会影响到你工作的内容。我脑子里这个想法是从一位杰出的编辑兰伯特·戴维斯那里学来的，不过我猜他看了我怎么发挥他的观点，会不愿意承认这是他想出来的。这就是主题与话题的区别。
如果我有材料可以填满这张图表，它将包含研究上层集团所需的主要数据和许多重要问题，将能破解许多定义问题和实质问题。
所谓话题，就是研究内容，如“公司高管的职业生涯”，或“军方将领的权力增长”，或“社交圈贵妇的衰落”。你就一项话题不得不说的绝大多数内容，通常不难归入一章或其中的某一节。但你所有话题的次序安排，往往会把你带到主题的领域。
要想根据这四个关键变项，从分析层面和经验层面界定上层集团，我就必须解决这几类问题。出于设计目的的考虑，假设我已经令自己感到满意地解决了问题，已经分别从每一个角度搞清楚了总体分布。然后，我就有了四组人，他们分别处在阶级、地位、权力和技能的顶层。再进一步，假设我挑出每组分布中的最高2%作为上层集团。然后，我就会面临如下可从经验角度回答的问题：这四组分布如果彼此有重叠，那么每组的重叠程度有多大？不妨通过下面这张简表来确定可能性范围：。
所谓主题，就是想法，通常反映某种显著趋势、主导观念，或是核心区别，如合理性与理性。在构思一本书的布局时，当你逐渐认识到两三个主题，有时可能达到六七个主题时，你就会明白，自己完全胜任了工作。你之所以会认识到这些主题，是因为它们总是被卷入各种话题，或许你会觉得，它们纯属重复。有时候，它们确实就只是重复！当然，你往往会在自己草稿的那些写得比较磕磕碰碰、含糊不清的章节和写得不太好的章节中发现它们。
Ⅳ．职业，指的是获得报酬的活动。在这个变项上，我同样必须选择自己应当抓住职业的哪一个特征。如果我使用多种职业的平均收入，并对职业进行排序，我当然就是在以职业作为测定阶级的一项指标，也作为判定阶级的基础。与此类似，如果我采纳通常被赋予不同职业的地位或权力，那我就是在以职业作为测定权力、技能或才干的指标，也作为判定这些东西的基础。但要区分人的阶级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技能并不是一种同质性的东西，能以多少区分，这和地位一般无二。如果试图这么来处理技能，通常会从获得各种技能所需耗费时间长度的角度来计算，或许也不得不这么做，虽说我希望自己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接下来你必须做的，就是将它们分类，尽可能简明扼要地予以陈述。然后，你必须以非常系统性的方式，在你话题的整个范围内，进行交互分类。这就意味着你得追问每一个话题：每一个主题都是如何影响每一个话题的？再有就是：如果说每一个话题对于这些主题都有意义，那么意义分别是什么？
Ⅲ．权力，指的是某人在即使他人抵制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其意志。就像地位一样，这个变项也还没有找到好的指标。我觉得自己没法把它始终作为一个单一维度，但还是必须讨论正式权威，即在各种机构中，尤其是军事机构、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中的位置所享有的权利和权力；尚无正式设置但以非正式方式实施的权力，如压力群体的领袖、可调动影响力广泛的媒体的宣传分子之类。
有时候，一项主题要求独立一章或一节，或许就是在最初引出该主题的时候，又或许是在结束时的概括陈述的时候。大体上我认为，绝大多数作者以及绝大多数系统性思想家都会同意说，应当在某个点上，让所有主题一起出场，相互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书的开头安排这一点，尽管也并非都得如此。如果一本书布局精巧，通常应该在行将收笔时做这件事情。当然，全书自始至终，你都该努力至少将主题与每一个话题相关联。这一点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因为它通常不会像看上去的那么按部就班。但有时候，至少如果主题已经得到了恰当的分类和阐明，也确实只要按部就班就行了。当然，这也正是难点所在。原因就在于，我这里有的东西，在文学技巧的语境里叫作主题，在学术研究的语境里就叫作想法。
名声和遵从很容易搞混；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应该用名声的大小作为确定地位的指标，尽管这可是最容易获得的指标。
顺便说一句，有时候，你可能发现一本书其实没有任何主题。它就是一连串的话题，当然，还被一堆有关方法论的方法论介绍、有关理论的理论介绍重重包围。没有想法的人写起书来，这些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就会导致有欠明晰。
Ⅱ．地位，指的是得到的遵从的数量。针对该变项，并没有任何简单的或可量化的指标。现有的指标要用的话，需要进行个人访谈；迄今为止，这只限于地方社区研究，总之基本上没什么用场。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地位不像阶级，地位还涉及社会关系，至少需要有一个人接受遵从，一个人授予遵从。
五
Ⅰ．阶级，指的是收入的来源与数量。所以我需要掌握资产分布和收入分布。这里理想的材料是年收入的来源与数量的列联表。比如，我们知道，1936年，总数人口的X%得到了Y百万美元或更多的收入，而所有这些钱中，Z%来自资产，W%来自经营回报，Q%来自工薪所得。在这个阶级维度上，我可以把上层集团，即那些拥有最多的人，界定为在给定时间内获得给定数量的收入的人，或者界定为在收入金字塔上占据最上层百分之二的人。查看财政部记录和大纳税人名单，看看是否能够更新有关收入来源和数量的TNEC[7]表格。
我知道你会同意，应当尽可能以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思维所允许的简洁明晰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工作。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社会科学中似乎充斥着臃肿浮夸的文风。我猜想，使用这种行文的人或许相信自己是在效仿“自然科学”，但他们没有觉察到，这种文风大部分根本毫无必要。事实上，已有权威言论表示，出现了“严重的读写危机”，而这场危机社会科学家卷入甚深。[12]之所以会有这种独特的语言，是否因为确实讨论的是深奥精微的议题、概念和方法呢？如果不是，那又为什么会出现马尔科姆·考利的妙语“社会学腔”呢？[13]这对于你研究工作的完成当真有必要吗？如果确有必要，那你无计可施；如果并无必要，那你又该如何避免？
我的关键变项首先应当足够一般化，能让我在选择指标时有一定的余地，但又要足够特殊化，能导向搜集经验指标。随着研究的推进，我将不得不在观念与指标之间来回穿梭，就想着既不能丢失原本的意涵，又得对它们有相当具体的把握。以下是我会作为出发点的四个韦伯式变项：
我相信，这种晦涩难解的状况通常与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没什么关系，甚至毫无关系，和思想的深刻更是搭不上边。它几乎完全是因为学院作者对自己的地位产生了某些困惑。
当然，要系统地界定上层集团，必须从具体的变项出发。从形式上说，这也多少符合帕累托的做法，任何给定价值或价值系列中，无论什么可用的东西，他们这些人都是“拥有”最多的。因此，我必须做出两项决定：我该以哪些变项作为判断标准，我说的“最多”又是什么意思？我决定了该用哪些变项，就必须尽可能构筑出最佳指标，如果可能的话将采用可量化的指标，以便从这些指标的角度来确定总体/人群分布。只有做完了这些，我才能开始明确自己说的“最多”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这应该留待对于各种分布及其重叠的经验考察来确定。
在今天的许多学术圈子里，任何人要想写得通俗易懂，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只是个文人”，或者还要糟糕，“就是个写稿子的”。或许你已经懂得，人们通常用的这些措辞，其实只是显示了似是而非的推论：因为易懂，所以浅薄。美国的学术人正在努力过一种严肃的学术生活，而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往往显得与前者格格不入。他选择了学院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此牺牲了许多主流价值，他必须以声望作为弥补。而他对于声望的诉求，很容易就变得与其作为“科学家”的自我意象紧密相关。要是被称作“就是个写稿子的”，会使他觉得丧失尊严，浅薄粗俗。我想，在那些雕琢矫饰的词汇底下，在那些繁复夹缠的腔调与文风背后，往往正是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做派学起来不难，拒绝起来倒不容易。它已经成了一种惯例，那些不使用它的人倒会遭到道德上的非议。这或许是平庸者一方在学术上封闭等级的结果，可以理解，他们希望把那些赢得了在学术上和其他方面明智通达的人们的关注的同行排除出去。
我还没有准备好以系统而经验的方式研究作为整体的上层集团。因此，我所做的只是提出一些定义和步骤，为这类研究构筑某种理想设计。然后，我就能够尝试：第一，搜集切近该设计的现有材料；第二，思考基于现有指标，以哪些便捷方式搜集材料，能在关键要点上满足设计；第三[6]，接下来我可以进一步明确整体上的一系列经验研究，这到最后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谓写作，就是要诉求引起读者的关注。无论何种风格体裁，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写作，也是要诉求自己至少有足够的地位能让别人来读。年轻学人与这两种诉求都深有牵连，因为他自觉在公共生活中缺乏位置，因此往往会先诉求自己的地位，然后再诉求读者关注自己所说的东西。事实上，在美国，即使是最有成就的知识人，到了更广泛的圈子和公众群体里，也没有多少地位。在这方面，社会学这个个案一向属于极端案例：社会学的行文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那段不堪的过去，当时社会学家即使和其他学术人相比也是地位低下。所以，对于地位的欲望，就成了学术人为何如此容易陷于晦涩难解的一个原因了。而后者恰恰又成了他们之所以没能拥有自己想要的地位的一个原因。这是不折不扣的恶性循环，但任何学人都能够轻易打破。
在决定手头的工作需要进行哪些经验研究之前，我首先要草拟一份更大的设计，其中开始生发出各式各样的小型研究。同样，我还是从档案中摘录了一些：
你要克服学院的这种乏味文风，首先必须克服学院的造作姿态。比起研习语法和古英语词根，说清楚你自己怎么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要重要得多：我的研究内容究竟有多艰涩复杂？我在写作的时候，要求自己享有什么地位？我在努力为谁写作？
顺便说一下，只要想充分地陈述一个问题，第三步都非常必要，却常常被忽视。问题无论是作为议题还是作为困扰，对于它的通行认识都必须得到认真考虑，那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当然，学术陈述必须得到仔细审查，要么在重新陈述时彻底利用它，要么就弃之不用。
对于第一个问题，通常的答案是：内容并不像你论述的方式那么艰涩复杂。这么说的证据俯拾皆是：社会科学著作中有95%可以被轻松译成英语，就揭示了这一点。[14]
你要想以这种方式把握问题，就必须留意四个阶段，不过，通常最好是反复多次地实施这四个阶段，而不是在其中某一个阶段上长久耽搁。这四个步骤分别是：你基于对话题、议题或关注领域的整体了解，觉得自己接下来必须考虑一些要素和定义；这些定义和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顺便说一句，构造这些初步的小模型，正是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最佳机会；由于忽略了必需的要素，术语定义不当或不清，或是对某一部分过分强调及其导致的逻辑延伸等，产生了一些错误观点，应予以清除；对遗留的有关事实的问题进行陈述或调整陈述。
但你也许会问，难道我们有时候不就是需要术语吗？[15]我们当然需要，但“术”不一定意味着艰涩，当然也不意味着行话黑话。如果这类术语真的不可或缺，并且也明晰精确，那就不难用平白晓畅的英语来阐述，从而以具备意义的方式将它们介绍给读者。
但又该怎样做到这些呢？要陈述一个问题，最经济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单凭推论来解答。通过推论，我们力求分离出每一个有关事实的问题；以特定的方式追问这些有关事实的问题，确保答案有助于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推论，解决进一步的问题。[5]
或许你会表示反对，认为寻常词汇的常见用法往往“负载”了各种感情和价值，因此可能最好还是避免使用，改用新词或术语。我的回答如下：不错，寻常词汇往往是别有负载的。但社会科学中常用的许多术语也别有负载。要想写得清晰，就要控制这些负载，要精确地表述你的意涵，以便其他人也能理解这层意涵，也只能理解成这层意涵。假设你想表达的意涵处在一个周长六英尺[16]的圆圈里，你身处其间；又假设你的读者所理解的意涵是另一个这样的圆圈，他身处其间。我们姑且指望这两个圆圈的确能有交叠。交叠的区域就是你能达成的沟通区域。在读者的圆圈里，没能交叠的部分也就是不受控制的意涵的区域：他自己造出了意涵。而在你的圆圈里，没能交叠的部分则成了你流于失败的另一标志：你没能使意涵被他人所理解。所谓写作的技能，就是让读者的意涵圈与你的意涵圈精确重叠，就是以特定的方式写作，让你们双方都处在受控意涵的同一圆圈中。
我这类工作所必需的经验课题首先得有希望与我上面所写的初稿具有相关性，它们要么确认其原初形式，要么导致修改原稿。再说得隆重一些，它们必须对理论建构有意义。其次，课题方案必须切实有效、简洁明晰，如果可能，还要富有创意。我的意思是说，它们必须有希望带来大量新鲜材料，配得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绝大多数的“社会学腔”都与研究内容或思想的什么复杂性毫无关联。我想它们几乎完全是用来确立自我的学院诉求的。这么写文章，就是要告诉读者：“我知道某样事情，它非常难，你只有先学会我这艰深的语言，才能理解它。与此同时，你只是个写稿子的，一个门外汉，或者别的什么比较落后的类型。”
尽管你永远也不能够拿到足够的钱，去做你设计的许多经验研究，但还是有必要继续设计这些研究。这是因为，一旦你展开了一项经验研究，即使半途而废，它也会引导你展开新的一场对于材料的探寻，最后往往还会表明，它与你的问题之间具有意料之外的相关性。如果答案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还要设计一项实地研究，那是很愚蠢的；但你在把书本转译成适当的经验研究，也就是转译成有关事实的一系列追问之前，就认为自己已经琢磨透了这些书，那也同样愚蠢。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作者关于自己的想法，以及他言说的声音，区分出两种呈现社会科学工作的方式。一种方式的出发点是：作者觉得自己这种人咆哮、低语或轻笑都可以，反正始终得在场。他是哪种人也很清楚：无论是自信满满还是神经兮兮，不管是直截了当还是夹缠纠结，他都是体验与推理的中心。现在他发现了某样事情，正在告诉我们这事情怎么回事，自己又是怎么发现的。这就是英语里能看到的最佳阐释背后的腔调。
以今日之社会科学的学术条件而论，有大量工作是借助最初的“结构化”来完成的，所以大部分所谓“经验研究”都注定是贫乏无味的。事实上，大部分这类工作都是面向新手上路的学人的某种形式化练习，有时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适合那些还没有能力处理社会科学中更为棘手的实质问题的人。在经验探究中，最具价值的地方其实就在于阅读本身。经验探究的宗旨就在于解决有关事实的分歧和疑虑，从而通过将各方立场变得更具实质理据，让辩论更有收益。事实固然约束着理性，但理性是任何学问领域里的先行军。
另一种呈现工作的方式并不运用任何人的任何声音。这类写作根本就算不上一种“声音”。它就是一种自主存在的声响，是由一台机器生成的乏味文章。它固然充斥着行话黑话，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它非常矫揉造作：它不仅不具个人色彩，而且是矫揉造作地不具个人色彩。政府公报有时就是以这种方式写的，生意公函也是。社会科学中也有大量例证。任何写作，只要不能被想象成人的言谈，就是糟糕的写作，或许只有某些真正的文体大师的作品不属此列。
如果可以避免，现在的我是不打算去做经验研究的。如果你一个助手都没有，就有一大堆麻烦事儿；而如果你真的雇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本身往往更加麻烦。
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在听这些声音，对于这一点的考虑也会影响到文体的风格。任何作者都非常有必要牢记，自己正在试图对什么类型的人说话，以及他究竟是怎么理解这些人的。这些问题都并不简单：要很好地回答它们，既需要了解读者公众，也需要定位自身。所谓写作，就是提出诉求，等待被阅读，但是由谁来读呢？
你的研究进程中有一个阶段，是通读其他的书。不管你想从中读到些什么，都记在笔记和摘要里。而在这些笔记的旁注和另设的档案里，记下供经验研究用的想法。
我的同事莱昂内尔·特里林已经给出了一种答案，并允许我在此转述。[17]你先假设，自己受邀就自己熟悉的某项研究内容做一次演讲，听众中既有来自某个一流大学各个院系的师生，也有来自附近城市感兴趣的各色人等。假设这样一群听众坐在你面前，他们都有权利了解；假设你也想让他们了解。现在开始动笔写作。
三
社会科学家作为作者，大体可以有四种可能性。如果他承认自己是一种声音，假设他正在对像我刚才点出的那类公众说话，他会努力写些明白易懂的文章。如果他假定自己是一种声音，但不完全清楚面向什么公众，就比较容易陷入艰涩难解的胡扯。这种人最好还是谨慎一些。如果他觉得自己与其说是一种声音，不如说是某种不具个人色彩的声响的代言者，那么，假如他找到了一群公众，也非常有可能是一群狂热教徒。如果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声音，也没有找到任何公众，却纯粹只为了无人保管的某种记录而说话，那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标准化乏味文章的制造者：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回荡着自动的声响。这让人不寒而栗，简直像卡夫卡小说里的场景，而情况应当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理性的边界。
目前，美国的权力牵涉到的不只是一类精英。我们如何能够判定这几类精英之间的相对位置？这取决于所处理的具体议题和决策。一类精英将另一类精英看作有分量的人。正是精英之间的这种相互认可，使得其他类型的精英有了分量；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成为对于彼此而言重要的人物。课题：选择过去十年间三到四个关键决策，如投放原子弹、增减钢产量、1945年的通用汽车大罢工，详细追踪每项决策中涉及的人员。如果想找寻重点，不妨用“决策”和决策过程作为访谈的焦点。
深刻与夹缠之间的界限往往很微妙，甚至就像在走钢丝。有些人就像惠特曼那首小诗里所描述的那样，刚开始做研究，就被迈出的第一步弄得激动万分，无比敬畏，几乎不再想着继续前行。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魔力。语言就其本身而言，的确构成了一个令人赞叹的世界，但如果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们一定不能把起步时的迷惘错当成最终结果的深刻。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你应当把自己看成是一种真正伟大的语言的代表，应当期待自己、要求自己，在说话或写作的时候，要努力传递有教养的人的话语。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找出是谁有分量比找出是谁在统治要容易一些。当我们努力完成前一项任务时，我们选出顶层作为某种松散聚合体，依据的是所处的位置。但当我们尝试后一项任务时，必须具体明确地指出他们如何行使权力，与赖以实施权力的那些社会手段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处理的与其说是位置，不如说是人，至少是必须考虑人的因素。
最后必须来谈谈写作与思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你写东西只想着汉斯·赖兴巴赫所称的“发现的语境”，能理解你的人就会寥寥无几；不仅如此，你的陈述往往还会非常主观。要想让你想的不管什么东西更加客观，你就必须在展示的语境里工作。首先，你把自己的想法“展示”给自己，这往往被叫作“想清楚”。然后，当你觉得自己已经理顺了，就把它展示给别人，并往往会发现，你并没有搞清楚。这时你就处在“展示的语境”中。有时候，你会注意到，当你努力展示自己的想法时，会有所调整，不仅是调整其陈述形式，而且往往还调整其内容。当你在展示的语境中工作时，会获得新的想法。简言之，它会变成一种新的发现的语境，不同于原初的语境，位于我认为更高的层面，因为它在社会角度上更具客观性。同样，你不能把你如何写与如何想割裂开来。你必须在这两种语境中来回穿梭，而且无论何时，你都最好明白自己可能去往何处。
因此，我们或许能以某种方式，结合另外两大问题来使用这一图式，一是精英的结构，一是分层与精英理论之间在概念上的关系——后来或许也成了实质上的关系。
六
这个图式或许能帮助我更清晰地考虑不同的精英，他们是根据好几个分层的维度划出来的。当然，还要以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重拾帕累托有关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的区分，只是不像他那么形式化。可以肯定，有许多拥有至高地位的人至少会处在第二层，大富豪也是如此。所谓“小集团”或“精英”指的是权力还是权威，这要看具体情况。这套词汇里的精英始终指的是权力精英，其他的顶层人群可能是上层阶级或上流集团。
综上所述，你就会理解，其实你从未“开始研究一项课题”，你已经“在研究”了，要么是以个人的面目，体现在档案中，体现在浏览后的做笔记中，要么是体现在有方针指导的事业中。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你将始终拥有许多自己想要进一步探索的话题。一旦你确定了某种“释放”，就要尝试调用你全部的档案，你浏览的书籍、你的交谈、你所选择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话题或主题。你要尝试打造一个小世界，包含所有融入手头工作的核心要素，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各就其位，并围绕着其中各个部分的发展，不断调整这个框架。单单生活在这样一个构造出来的世界里，也要去了解所需要的各种东西：想法、事实、想法、数据、想法。
现在不妨暂且抛开莫斯卡，在另一套词汇中，我们有：精英，这里我们指的是顶层小集团；有分量的人；其他所有人。在这个图式里，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成员资格是由第一层界定的，至于第二层的规模大小，内部构成如何，与第一层和第三层的关系怎样，则差别甚大。
就这样，你将有所发现，对其予以描述，确立一些类型来为自己已经发现的东西安排秩序，通过按名目区分各样东西来聚焦和梳理自己的体验。这样探寻秩序，会推动你找寻各种模式和趋势，找出或许具备典型性和因果性的关系。简言之，你要去探寻自己碰到的东西的意涵，探寻某些东西，看其能否解释为不可见的其他东西的可见标志。你要列一份清单，涵括看上去与你正试图理解的不管什么东西有关的一切。你要去芜存菁，然后将这些条目仔细地、系统地彼此关联，以形成某种操作模型。接下来，你要将这一模型与自己正努力说明的不管什么东西相关联。有时候你能轻易得手，但也常常徒劳无获。
莫斯卡提出了一个观点，这观点在我看来很妙，值得进一步阐发：他认为，在“统治阶级”里，往往还有一个顶层小集团，以及一个次高的较大阶层，顶层与其保持着持续而直接的接触，其与顶层分享观念、情感，他相信也因此分享政策。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他是否在书里其他地方提出了别的关联点。小集团吸收的人员是否主要来自次高层？顶层是否要以某种方式为次高层负责，至少要密切关注次高层？
不过，在这一切细节当中，你始终得去找寻一些指标，它们可能指向主要趋势，指向20世纪中叶社会范围内的根本形式和趋向。这是因为，到最后，你始终在讨论的正是这一点，即人的多样性。
我突然想到的一件事情就在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我们已经见证了一场转变，从以第1种和第4种情况组织起来的社会，转到更多是从第3种和第2种的角度建立起来的社会。我们已经从精英国家转到组织国家，其中的精英不再如此组织有素，不再那么单方面享有权力，大众变得更加组织化，更加有权力。有些权力是在街头赢得的，有一整套社会结构及其“精英”以其为中轴。统治阶级中有哪个部分会比农业集团更有组织性呢？这并不是个反问句，我现在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回答，这只是个程度问题。但现在我只想挑明这一点。
思考就是竭力谋求秩序，同时谋求全面。你绝不能太快停止思考，否则将无法了解自己应该了解的全部；你也不能听任自己一直思考下去，否则你就会炸裂。我想，正是这一两难，使得思考在那些获得一定成功的宝贵时刻，成为人类能够履行的最具激情的努力。
除了历史轶闻，莫斯卡还用以下断言支撑他的命题：正是组织的权力，使少数派有能力始终维持统治。有组织有素的少数派，他们管理着世间人事。也有缺乏组织的多数派，他们被管理。[4]但是，为什么不同时考虑组织有素的少数派，组织有素的多数派，缺乏组织的少数派，缺乏组织的多数派呢？这值得全面探究。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组织有素”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莫斯卡的意思是说，有能力制定出多少算是持续和协调的政策并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他的命题根据定义就是正确的。我想他会说，所谓“组织有素的多数派”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最终将体现为在这些多数派组织的顶层，会出现新的领袖、新的精英，他很容易就把这些领袖挑出来归为他所说的“统治阶级”。他称他们为“发号施令的少数派”，在他大言不惭的陈述之下，尽是些站不住脚的材料堆砌。
或许我可以借助几点劝告与警示，最好地概括行文至此我想说的意思：
我浏览了有关这些论家的一些笔记，发现他们给出了三类陈述：从有些论家那里，你通过系统地重述他就给定论点或整体上说了些什么，就能有直接的获益；对于有些论家，考虑到其给出的理由和论证，你会予以接受或驳斥；还有一些论家，你会拿来用作自己的详细阐述和课题方案的参考建议。这里就牵涉到你要把握一个论点然后追问：我怎么能把这个变成可检验的模样，又该怎么检验它？我该如何以此为核心进一步展开阐述，以其为视角，使那些描述性细节都呈现出相关性？当然，正是在这样处理现存想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承继了此前的工作。下面有几条读莫斯卡的原始笔记的摘录，或许能体现出我一直在试图描述的东西：
做一名巧匠：避免任何刻板的程序套路。首先，力求培养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避免对方法和技巧的盲目崇拜。推动不事雕琢的学术巧匠重归学界，自己也努力成为这样的巧匠。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方法学家，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理论家，让理论和方法重新融入一门技艺的实践。倡导个体学人地位至上，抵制技术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大行其道。让你的心智独立面对有关人与社会的问题。
现在，在“现有的材料”当中，我从档案里找到了三类与我的精英研究有关的材料：必然与话题相关的几种理论；已经被其他人梳理出来的证明这几种理论的材料；还有一些材料已经被收集起来，整理汇编以资利用的阶段各异，但尚未建立与理论之间的直接关联。只有借助诸如此类的现有材料，初拟出一套理论，我才能有效地确定自己的核心主张和直觉预感，并设计一些研究来检验它们。或许我也不必如此，尽管我当然也明白，自己稍后会不得不来回穿梭于现有的材料和自己的研究间。任何定论都不能只是在自己所知和能用的数据范围内“涵盖数据”，还必须以某种肯定或否定的方式，考虑现有可用的理论。要“考虑”一个想法，有时只需与或颠覆或支持的事实相对照，有时则需要详细的分析或限定。有时候，我可以系统地安排可用的理论，作为可供选择的范围，并根据这个范围来组织问题本身。[2]但有时候，我也只会用自己的布局，在颇为不同的场合来安放这些理论。不管怎么说，在讨论精英的书里，我必须考虑以下等人的研究：莫斯卡、熊彼特、凡勃伦、马克思、拉斯韦尔、米歇尔斯[3]、韦伯和帕累托。
避免陷入拜占庭式错综繁复的拆解和组合各类“概念”的怪癖，摆脱繁文冗语的矫饰做派。推动自己也推动别人养成简洁清晰的陈述风格。尽量少用比较繁复的术语，除非你坚信，使用这些术语会使你的感受更为宽广，指涉更为精准，推理更为深刻。避免借助晦涩难解作为手段，来回避对社会做出评判，回避你的读者对你自己的工作做出评判。
当今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只是由一项边界分明的经验“研究”构成的，通常也不可能如此。它得包括众多研究，202它们在关键要点上锁定了有关主题的形貌与趋势的整体陈述。因此，直到重新梳理了现有的材料，构筑了整体上的假设陈述，人们才能做出决定：究竟哪些是锁定陈述的关键要点？
只要你认为自己的工作需要，就尽量多做跨历史的建构，同时也深入历史内部的细节。尽你所能构筑较为形式化的理论并构筑模型。细致检视琐屑事实及其彼此关联，也认真考察独一无二的重大事件。但是不要兀自乱想：所有这类工作，都必须持续而密切地关联到历史现实的层面。不要假定总会有别的什么人在某时某地替你做这件事。将界定这种现实作为你的任务；从它的角度出发/使用它的术语来梳理你的问题；在它的层面上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缓解它们所蕴含的议题和困扰。如果脑子里没有确凿的例证，写东西千万不要超过三页。
我并不完全知道，要成为最出色的学术工作者，都需要满足哪些社会条件，但其中肯定有一条：周遭有一群愿意倾听、愿意交流的人，有时他们不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人物。无论如何，我努力让自己置身于一切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上相关的环境，只要是我觉得它可能引导我沿着自己的研究脉络深入思考。我上面有关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活相融合的讲法，意义之一即在于此。
不要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孤立研究小情境，要研究将其中的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基于这些有关较大结构的研究，选择你需要详细研究的情境，并以特定的方式来实施，以便理解情境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至于时间的跨度方面，也是如此这般进行。不要只当一个写稿的，不管你描摹得有多么逼真。你要知道，新闻报道也可以是一项重要的思想事业，但你还要知道，你的事业更加重要！所以，不要只是把细碎研究的报道固定在界限分明的静态时刻或非常短暂的时段之内。要以人类历史的进程作为你的时间跨度，以此作为你所考察的星期、年月和时代的定位框架。
至此，我也开始运用我的观察和日常体验。我首先想的就是自己与精英问题相关的体验，然后拿去和其他我觉得可能对相关议题有所体验和考虑的人讨论。事实上，我现在开始改变我的习惯对象，这样就包括了属于我想研究的人群的人；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通常以某种专业方式对他们感兴趣的人。
要认识到你的目标在于对世界历史上曾有以及现存的各种社会结构进行充分的比较性理解。要认识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你就必须摆脱目前通行的学院系科所导致的任意专业化分隔。你要根据所讨论的话题，首先是根据有显著意义的问题，来灵活多样地确定你的工作的专业归属。在梳理并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广为借鉴有关人与社会的任何明智通达的研究，吸收其中的各种视角与材料、观点与方法，不要犹豫，事实上，要主动寻求，坚持不懈，放开想象力。它们属于你的研究，属于你所属的世界，不要让那些靠着怪异的行话黑话和造作的专业技能把它们封闭起来的人，从你这里夺走了它们。
你一旦重新安排整个档案体系，往往会发现，自己似乎正在释放想象力。显然，这是由于你试图基于不同的话题，将各式各样的想法和笔记组合到一起。这是一种组合的逻辑，“运气”有时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令人称奇的重要角色。你尝试用一种轻松自如的方式，将档案中体现的自己的学术资源与新的主题相结合。
始终关注有关人的意象，即有关人性的整体观念，这正是你在工作中要运用的预设；也要始终关注有关历史的意象，也就是你对于历史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观念。一句话，你要持之以恒地探索和打磨自己对于这些有关历史、有关人生、有关人生和历史在其中交织的社会结构的问题的观点。对于个体性的丰富多样，对于时代变迁的纷繁复杂，都要保持开放的眼光。运用你的见闻，也运用你的想象，来引导你关于人的多样性的研究。
拟完了粗略提纲，我又将整份档案检视了一遍，不仅检视了其中明显与我的研究话题有关的部分，而且检视了乍看起来似乎毫无关系的内容。把那些此前完全孤立分散的条目搁到一块儿，找寻预料之外的关联，往往能成功地激发出想象力。我在档案中为这批特别的问题专设了新的单元，当然，这也会导致档案中其他部分的新布局。
要了解你所承继并发扬的经典社会分析传统；所以要努力避免把人理解成孤零的碎片，或是独立自在即可领会的领域或系统。努力把众生男女理解为具备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的行动者，理解纷繁多样的人类社会是如何以错综复杂的方式，选择和塑造着丰富多姿的众生男女。你在完成任何工作之前，都要把它引向一项持续不断的核心任务，就是理解你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这个令人恐惧却也令人赞叹的世界，理解它的结构与趋向，它的形貌与意涵，无论这种关联有时会多么间接。
但这还算不上“课题”浮现出来的“真正”方式。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从我的档案中浮现出相关想法和计划，因为我所有的课题都是始于档案而终于档案，专著也无非是围绕不断汇入档案的工作的零散成果组织起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相关的一整套问题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
不要让按照官方方式梳理的公共议题，或者按照私人感受呈现的困扰，来确定你拿来研究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从其他什么人的角度出发，接受科层制气质的非自由主义实用取向，或是道德溃散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从而放弃你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性。要明白，有许多个人困扰是无法只当成困扰来寻求解决的，而必须从公共议题的角度、从有关历史塑造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要知道，必须将公共议题与个人困扰相关联，与个体生活的问题相关联，才能揭示前者的人性意涵。要懂得，要想充分梳理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就必须同时包括各种困扰与议题，人生与历史，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宽广范围内，产生了个体的生活与社会的塑造；正是在这样的宽广范围内，社会学的想象力才有机会改变我们时代人的生活的品质。
我在写这几篇文章和书以及准备有关分层的课程的同时，当然也攒下了一些没用上的关于上层阶级的想法和事实素材。尤其是在研究社会分层的时候，很难避免超出你当下的主题，因为任何一个阶层的“实况”相当程度上都在于它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有鉴于此，我开始盘算写一部关于精英的书。
[1]本章标题为On 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此处原文为practice of a craft。Craft即“手艺”，强调的是个体的而非集体的，工匠的而非机器的，艺术的而非科学的，针对具体情境的而非标准程式的方法，所以正是针对全书批判的那种科层风格的“科学”“方法”。标题原意即为“论思想手艺”，此处原意即为“践行一门手艺”。为照顾已经被广泛沿用的译法，也遵循汉语学界的传统表述，我们译为“治学”和“治学之道”。米尔斯下文也用了颇具美国特色的intellectual workman和workmanship，我们也译为“治学者”和“治学”。顺便说一句，当代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强调的也是这种意象，特别参见其《反思社会学导引》中“传承一门手艺”一节以及《社会学的手艺》一书。——译注
我究竟为何以及打算如何做这样一项研究，或许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是怎样滋养了他的学术工作。我已经忘了自己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对“分层”产生专业兴趣，但我觉得，初次读到凡勃伦时，兴趣想必已经萌生。我一直觉得他的“商业”和“工业”雇佣的讲法非常粗疏，甚至可以说含糊不清；在通点学术的美国公众看来，这就是对马克思的某种转译。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写了一本书谈劳工组织和劳工领袖，这项任务背后是有政治动机的。然后我又写了一本书研究中产阶级，这项任务最初的动机是我想表述自己1945年以来在纽约城的个人体验。然后朋友们建议我，应该写一本关于上层阶级的书，凑成一套三部曲。我想自己脑子里已经有了这种念头。我曾陆陆续续读过一些巴尔扎克，尤其在40年代读过不少，也颇为感佩他赋予自己的任务：“涵盖”自己希望把握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中所有的主要阶级和人物类型。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研究“商业精英”，并收集整理了制宪时期以来美国政治中顶层人物职业生涯的相关统计数据。这两样事情的主要启发都源于美国历史研究的研讨活动。
[2]例子参见Mills,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chapter 13. 我在自己的笔记里做过类似的事情，将莱德勒和伽塞特与“持精英理论者”视为对于18、19世纪民主学说的两类反应。
行文至此，你想必觉得这份档案更像是某种奇怪的“文学”杂志，那这又该如何运用到学术生产中去呢？维护这样一种档案本身就是学术生产。它就是在持续不断地积累各种事实和想法，从极其模糊到渐趋完善。比如，我在决定研究精英后，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列出我希望了解的各种人物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草拟提纲。
[3]原文此处为Michel，应为Michels。——译注
二
[4]莫斯卡有关心理法则的陈述也被视为支持其观点。要注意他对“本性”这个词的用法。但这并非核心，甚至可以说不值得考虑。
你的笔记可能像我的一样，看来只有两类：在读某些非常重要的书时，你试图把握作者论证的结构，并以此脉络做笔记；但更多的情况是，在做了几年独立研究之后，你一般不再通读全书，而是从某些自己感兴趣的、关乎自己在档案中已有计划的特定主题或话题的角度出发，选读许多书的部分章节。因此，你所做的笔记或许不能全面体现你所读的书。你只是为了落实自己的课题，运用某个想法，某桩事实。
[5]或许我应当用更隆重的语言来说同样的事情，以便让那些还不了解的人看明白，这一切可能有多么重要，也就是说：在阐述问题情境时，必须既充分关注其理论意涵与概念意涵，也充分考虑合宜的经验研究范式和适用的证明模型。而这些范式和模型又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建构，以便能够从应用中提取出理论上和概念上进一步的意涵。首先应当充分探索问题情境在理论上和概念上所具备的意涵。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就必须具体确定每个方面的意涵，并彼此结合予以考察，同时还得使其适合经验研究范式和证明模型。
所有这些都包括做笔记。你必须养成习惯，自己读的任何值得读的书，都要大量做笔记。虽说我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你读的书很次，还不如自己琢磨收获更大。无论是来自其他人的著述，还是源于你自己的生活，在把这样的体验转译到学术领域里去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赋予其形式。单单是为一则体验命名，往往就会让你必须做出说明；仅仅是从一本书里做一则笔记，常常就会刺激你去思考。当然，与此同时，做笔记会大大有助于你领会所读的东西。
[6]原文此处无着重格式，疑系遗漏。——译注
你的档案里有各式各样的话题，下面有想法、个人笔记、书本摘抄、书目文献、课题大纲。我想，这属于习惯问题，并无定规；但我认为，你会发现，最好把所有这些内容统统归入一个主档案，叫作“课题”，下面再分许多子类。当然，话题会有变化，有时还很频繁。比如，当你作为一名学生，既要准备预考，撰写论文，同时还要做期末作业，你的档案将根据这三块努力的领域进行编排。但在研究生读了一年左右以后，你会开始根据自己论文的主要课题，重新组织整个档案。然后，随着你不断推进自己的研究，你会注意到，没有一项课题能主导这个档案，或是设置编排档案的主导类别。事实上，使用档案，会促使你思考时所使用的类别不断增多。这些类别会发生变化，有些被剔除了，另一些被加了进来，其具体方式就是一个指标，反映出你的学术进展和学术视野。最终，你将根据几个大课题来编排档案，里面再分为许多子课题，每年都会有变化。
[7]TNEC，即美国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的简称，1938年6月由国会设立，1941年4月国会停止拨款。其功能在于研究垄断势力并向国会报告结论。——译注
要想让你的学术事业始终方向明朗、驾驭自如，此类步骤都属于不可或缺的手段。我觉得，要想充分地陈述“社会科学的首要问题”，唯一的基础就是在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当中，围绕有关“我的问题的研究现状”的这类评估，开展不拘形式的广泛交流。无论在哪一个自由的学术共同体里，都不太可能出现某种“铁板一块”的问题队列，当然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类共同体里，如果生机活跃、兴盛发展，个体成员之间就会不时抽空讨论未来的研究。而在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也应当出现三类中间讨论——关于问题、关于方法、关于理论，并重新导回研究。它们应当接受进展中的研究的形塑，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研究。职业学会在学术上的存在理由就是为了这样的中间讨论。同样是为了它们，也有必要建立你自己的档案。
[8]见本书第70页注①。——译注
任何已经熟练上路的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也应当随时拥有许多计划，也就是说想法，而问题始终就在于我打算、我应该接下来研究其中哪一项？他应当为自己的主导日程专设一份小档案，反复打磨，只给自己看，或许也和朋友讨论一下。他应当经常回过头来，非常细致而有针对性地评估这份小档案，有时清闲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9]参见哈钦森在《人际关系研究》一书中讨论“洞察力”与“创造性工作”的出色文章，edited by Patrick Mullahy, New York, Nelson，1949。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只有在一种场合下才觉得需要写下自己的“计划”，即打算为一项具体的研究或“课题”找钱。绝大多数“计划”被制订出来，或至少有些详细的书面的东西，就是为了申请经费。无论这做得多么标准规范，我想也是非常糟糕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注定就是推销术。而且，考虑到通行的期待，它还很可能导致煞费苦心的矫揉造作。课题可能被“展示”出来，并在远未成熟的时候就被颇为任意地详加阐释。它常常纯属向壁虚构，为了所展示的研究，也为了不管多有价值的隐含目的搞钱。一名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应当定期评估“我的问题和计划的现状”。年轻人在刚刚开始从事独立研究时，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指望他在这一点上能走得多远，他自己也不应当如此期许；他肯定不应当变成死抱着哪一个计划不放。他所能做的就是开列自己的论题；遗憾的是，这往往是他头一份预想中独立完成的有一定长度的研究。当你的研究工作行至半途，或者大约三分之一时，这样的评估很可能会大有收获，甚至可能引起其他人的兴趣。
[10]莫蒂默·阿德勒，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作家。芝加哥大学哈钦斯校长古典著作精读培养项目的重要规划者，1940年出版畅销书《如何阅读一本书》，1943年提出庞大的编纂设想，日后落实为世界闻名的皇皇54卷《西方世界名著丛书》，其任副总编。他个人编写的两大卷《论题提要》，有中译本《西方大观念》。——译注
通过维护一份充实的档案，并由此培养自省的习惯，你将学会怎样保持内在精神世界的清醒。无论何时，当你对什么事件或观念感受强烈，一定不要让它们从你头脑里溜走，而是要加以梳理，归入档案，同时勾勒意涵，让自己看看这些感觉或想法有多么愚蠢，或者它们是否可能被阐述成富有启发的样子。档案还有助于你培养写作习惯。如果你不是至少每周写点东西，就会“手生”。在维护这份档案的时候，你可以练习写作，从而像大家说的那样，提高你的表达能力。维护一份档案，就是参加一项受控实验。
[11]顺便说一句，其中有一些就属于肯尼斯·伯克在讨论尼采时所称的“由不和谐所产生的视角”。请务必参见Burke, Permanence and Change，New York, New Republic Books，1936.
你会经常注意到，那些已经富有成就的思想家，还是那么细致地对待自己的想法，十分密切地观察自己思路的发展，梳理自己的体验。即使是最微末的体验，他们也非常珍视，原因就在于，现代人终其一生，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如此之少，而体验作为原创性学术工作的源泉，又是如此重要。我逐渐开始认为，对自己的体验既要能够信任，同时又要持有疑虑，这是成熟的治学者的一个标志。对于任何学术追求中的原创性而言，这种暧昧的自信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借助档案这种方式，你可以培养这样的自信，并为之做出正当化的辩护。
[12]语出自被广泛视为“英语世界最好的批评家”的埃德蒙·威尔逊，他写道：“根据我对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专家写的文章的阅读体验，我得出结论：在我理想中的大学，如果由一位英文教授来制定每个院系写论文的要求，可能导致这些专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如果它们还真能生存下来的话。”参见A Piece of My Mind，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1956，p.164.
在我接下来要描述的这种档案中，个人体验和职业活动彼此融汇，正在进行的研究与计划进行的研究相互交织。在这份档案中，你作为一名治学者，将尝试把自己学术上做的事情和作为个人体验到的事情结合起来。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运用自己的体验，并可将它直接关联到进行中的各种工作上。你的档案可以用来核查避免重复工作，也使你能够节省精力。它还鼓励你捕捉“边角闪念”：即很多杂七杂八的念头，可以是日常生活的意外收获，街头耳边飘过的对话片段，或者，在这里来说，梦也算。这些闪念一旦被记录下来，不仅使更受审视的体验获得了学术上的相关性，还可能通向更为系统的思考。
[13]Malcolm Cowley, “Sociological Habit Patterns in Linguistic Transmogrification”，The Reporter，20 September 1956，pp.41 ff.
这么说的意思是，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你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之道就是你的核心，你与自己可能做出的每一样学术成果之间都有个人的关联。说你能“吸取经验”，首先意味着你的过去会融入并影响你的现在，而这又界定了你吸取未来体验的能力。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你必须控制这种颇为微妙的相互影响，捕捉你的体验并细加梳理。只有这样，你才能指望用它来指引并检验你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治学有道的人。但你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个好办法就是，你得建立一份档案，这可能就是社会学家的说话方式：记日记。许多有创造力的作者都记日记；社会学家需要系统性的思考，就得这样。
[14]这类翻译的实例，请参见前文第二章。顺便略举数例：关于写作，据我所知最好的书是Robert Graves and Alan Hodge, The Reader Over Your Shoulder, New York, Macmillan，1944。也可参见Barzun与Graff的出色讨论，The Modern Researcher, op.cit.；G. E. Montague, A Writer's Notes on His Trade, London, Pelican Books，1930-1949；and Bonamy Dobrée, Modern Prose Styl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34-1950.
我想，最好还是一开始就提醒你们这些初学者，在你们选择加入的学术界里，那些最值得敬仰的思想家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割裂开来。他们似乎两方面都很重视，以至于不允许出现这种割裂，希望让两者相得益彰。当然，在一般人那里，这样的割裂已渐成常态，我想这是因为一般人现在做的工作空洞无物。但你会认识到，作为一名学人，你有额外的机会来设计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促成好的治学习惯。投身学术，既是选择一种职业生涯，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治学者自己是否清楚，当他努力完善其治学之道时，他也在塑造其自我；他落实自己的潜能，把握遇上的任何机会，筑造一种品格，其核心就是好的治学者所具备的品质。
[15]那些远比我更懂数学语言的人告诉我，这种语言的特点就是精确、简洁、明晰。所以我非常怀疑许多社会科学家，他们宣称数学在社会研究方法中占据核心位置，但写起文章来却一不精确，二不简洁，三不明晰。他们该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那里学上一课，后者相信数学，是真的很相信，而他写的文章，哪怕是草稿，也总是体现出上述的数学品质。如果我读不懂他的数学，我知道那是我自己太无知；而如果我不同意他用非数学语言写的东西，我就知道那是因为他搞错了。因为你总能知道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因此也就清楚他究竟哪里搞错了。
一
[16]1英尺=0.3048米。
如果一位社会科学家觉得自己秉承了经典传统，那对他来说，社会科学就是一种治学。[1]研究实质问题的人就属于那种人，会迅速被整体方法与理论的详尽讨论搞得失去耐心，疲惫不堪，觉得讨论是如此干扰自己正常的研究。他相信，让一个从事实际研究的学生来汇报自己是怎样推进工作的，远胜于专家们搞出的一打“程序汇编”，因为后者大多从未做过什么有实质影响的工作。只有通过交谈，让有经验的思想者就各自的实际工作方式交换信息，才能将对于方法和理论的有用感受传递给初学者。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比较详细地报告一下我自己是怎样治学的。这样的陈述必然带有个人色彩，但我写这个也是希望别人，尤其是那些刚开始从事独立工作的人，能根据他们自身经验的事实两相引证，减少其个人色彩。
[17]莱昂内尔·特里林，美国著名社会文化批评家与文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继承英国阿诺德、利维斯的文人的批评传统，结合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侧重从社会历史、道德心理的角度评论文学和文化，不仅成为学院批评大师，对20世纪中叶美国公共文化尤其年青一代思想也影响甚大。——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