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难怪个体性的理念又出现了争议：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的本性是什么、我们关于人之为人的种种限制与潜能的意象，都成了待决的议题。历史尚未完成它对于“人性”的限制与意涵的探究。我们并不知道，从“现代”到当代，人的心理转型究竟有多么深刻。但我们现在必须以终极的形式发问：所谓“快活的机器人”，是否将在当代人中间越来越多，乃至兴盛于世？
这种求得调适的人也不一定就缺乏智慧，哪怕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和娱乐了相当一段时间。卡尔·曼海姆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讨论了“自我合理化”，指的是深陷合理化庞大组织的有限局部中的个体，怎样逐步系统性地调控自己的冲动和渴望，调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与“组织的规章条令”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说，合理化的组织是一种让人异化的组织：行为与思考的指导原则，这其中也包括情绪的指导原则，并不出于宗教改革风格人的个体良知，或笛卡尔风格人的独立理智而发展。事实上，指导原则与史上所知的所有个体性都产生了异化，构成了矛盾。在到达极致的发展中，随着合理性甚嚣尘上，随着合理性的落脚点和控制权从个体移到大型组织，绝大多数人获得理智的机会都被破坏了，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词。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没有理性的合理性。这样的合理性不会与自由共进退，而是自由的毁灭者。
当然，我们知道，借助化学和心理治疗的手段，借助持续的强迫，借助受控的环境，可以把人变成一个机器人，即使压力无章可循，环境变化没有计划，也能有这样的效果。可是，能把人塑造成想要变成一个心甘情愿的快活的机器人吗？处在这种境况下他还能快乐吗？这种快乐的性质和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再能单纯设定，作为关于人性的一种形而上学，其认为人之为人，内心深处蕴藏着的是渴求自由的冲动、求取理智的意志。现在我们必须追问：在人性当中，在今日之人的境况中，在种种社会结构当中，都有哪些东西促成了快活的机器人的兴盛？又有哪些因素在反制？
合理化趋势甚嚣尘上，产生上述种种效应，个体也因此“竭尽所能”。他的渴望、他的工作，都维系于他所处的情境，从中他找不到任何出路。他并不是在寻求逃脱之路，而是在摸索求适之道。他的生命中工作之外的那一部分被用来玩闹，用来消费，用来“找乐”。但就连这块消费领域也逐渐被合理化。他先是与生产异化，与工作异化，现在也与消费异化，与真正的休闲异化。个体的这种求适及其对于他所处情境和自我的效应，不仅导致他丧失了获取理性的机会，假以时日，也会导致他丧失获取理性的能力和意志，还会影响到他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机会和能力。事实上，无论是自由的价值还是理性的价值，他似乎都无从知晓。
异化的人的出现及其背后隐含的所有主题，现在都影响到我们全部的严肃思想生活，导致了我们当前的思想不适。这是当代人的境况的重大主题，是所有堪当其名的研究的重大主题。据我所知，在经典传统中没有别的任何观念、任何主题、任何问题能如此深刻，也如此深入地涉及当代社会科学可能的疏失。
从个体的立场来看，所发生的事情大多似乎是操纵、管理、盲目漂流的结果。权威往往不是公开显明的，享有权力的人也往往觉得不需要予以挑明并做出正当化辩护。当普通人身陷困扰，或当他们感到正面对议题时，为何不能找准思考和行动的目标，为何不能确定是什么威胁到他们模糊分辨出属于自己的那些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卡尔·马克思在其早期有关“异化”的著述中十分出色地捕捉到的就是这个主题；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堪当盛名的讨论“大都市”的文章中首要关注的也是这个主题；格雷厄姆·瓦尔拉斯在有关“伟大社会”的研究中意识到的还是这个主题。弗洛姆的“机械人”概念也隐含着这个主题。许多更为晚近的对于“身份与契约”“共同体与社会”之类经典社会学观念的运用也暗含着对这类人将日益占据上风的忧惧。而像里斯曼的“他人引导的”、怀特的“社会伦理”这样的观念，其深层意涵也正在于此。当然，还有更广为人知的例子，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核心意涵，就是这类人的胜利——如果可以叫作胜利的话。
三
如果从积极的方面——一个如今已让人颇为怀恋的方面来看，弗洛伊德的“本我”、马克思的“自由”、乔治·米德的“主我”、卡伦·霍妮的“自发性”等观念的更宽泛的意涵，就在于用这类观念来对抗异化的人的胜利。他们试图在作为人存在的人身上找到某个核心，这个核心能让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归根到底是不会被塑造成这种与自然、社会、自我都产生异化的生物的，最终也不可能变成这样的生物。当人们吁求“共同体”，就是尝试判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消除出现这类人的可能性，因为有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开始相信，许多精神病专家的治疗实践本身就制造了这种异化的、自我合理化的人，所以拒绝接受这类调适性努力。但我认为，这样的尝试属于误入歧途。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更不用说在那些严肃而敏锐的研究人的学者对传统和当下的忧虑和思考背后，其实是一桩简单但举足轻重的事实：异化的人正是西方对于自由人的意象的对立面。这种人、这种快活的机器人兴盛于世的那个社会，正是自由社会的对立面，或者，用这个词的字面直白意思来说，是民主社会的对立面。这种人的到来，使自由成为困扰，成为议题，同时我们也期望，它会成为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问题。它成为个体面临的困扰，但其中包含哪些角度和价值，个体并不能清楚意识到，因此个体为此深感不安。这样的困扰就叫作“异化”。它也成为公众所面临的议题，而其中包含哪些角度和价值，公众大体上抱持漠然。这正是民主社会面临的议题，现有的事实如此，人们的渴求亦如是。
社会合理化程度的加剧，这种合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原本据称的和谐一致的崩溃——透过这些发展趋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类人的兴起：“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越来越自我合理化，却也越来越焦虑不安。正是从这类人的角度，可以对自由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做出最佳陈述。但诸如此类的趋势和怀疑往往不被梳理成问题，当然也没有被广泛认识到属于重要议题，或者被认为是一系列的困扰。其实，正是它这种未被认识的特点、它的缺乏梳理，才是自由和理性在当代面临的问题的最重要特性。
这样的议题、这样的困扰，现在还没能得到广泛的认识，所以事实上还不是作为明确的困扰和议题而存在。但也正因为如此，体现着这些议题和困扰的不安和漠然，意义才会如此深切，效果才会这般深远。这是今日自由就其政治背景而言所面临问题的主要部分，也是梳理自由问题向当代社会科学家提出的思想挑战的主要内容。
形塑这些情境的力量并非源自内部，也不是那些深陷其中的人所能控制的。不仅如此，这些情境本身也越来越合理化。无论工厂还是家庭，工作还是休闲，国家还是邻里，也都倾向于成为一个功能合理化的总体的组成部分，或者受制于不可控制的非理性力量。
要说自由与理智的价值支撑着困扰的缺失，支撑着不适与异化的不安情绪，并不只是自相矛盾。无独有偶，最典型地导致对于自由与理智的现代威胁的议题，首先就是缺乏明确的议题，也就是说，不是导向明确界定的议题，而是导向漠然。
在合理化的结构里，只有从少数几个领导位置上——有时也可能只是从有利的位置上——才比较有可能理解某些结构性的力量，它们在整体中起作用，也因此影响着普通人能意识到的各个有限部分。
这些议题和困扰之所以未能得到阐明，是因为阐明它们所必需的人的那些能力和品质，首先就是遭到威胁、趋于衰微的自由和理智。而本书一直批评的那些类型的社会科学也都没能把这些困扰和议题作为问题认真加以梳理。但在相当程度上，经典社会科学的承诺正在于它们将会受到如此对待。
事实表明，科学并不是一次技术方面的“基督复临”。在一个社会中，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合理性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话、欺诈与迷信。教育的普及也可能会导致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偏狭，而不是开明独立的头脑。向大众广泛传播历史文化，或许也并不能提升文化感受力的档次，而只会走向庸俗化，与创新机遇形成强有力的竞争。高度的科层合理性和发达的技术既不意味着高度的个体智慧，也不等于高度的社会智慧。你无法从前者推出后者。原因就在于，社会、技术或科层等方面的合理性，并不只是个体的理性意志和理性能力的宏大汇总。事实上，获取那种意志和能力的机会本身倒似乎往往被这种合理性阻碍了。以合理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安排并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实际上，倒往往有人借助这些社会安排，实施暴政和操纵，剥夺理性思考的机会，剥夺人们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
四
根本趋势已是众人皆知。大型理性组织，简言之，就是科层体制，确实是在愈益增长，但大多数个体的实质理性却并非如此。芸芸众生困于日常生活的有限情境，往往没有能力理性地思考自己所处情境所臣属的庞大结构，无论后者是否具备合理性。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执行一系列貌似具备合理性的行动，却对所致力的目标浑然无知。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怀疑，即使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将军们，也只是装作他们了解情况。随着分工的不断加剧，诸如此类的组织也愈益成长，设置了越来越多难以甚或无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自我、工作、休闲领域。比如，士兵“一丝不苟地执行全套符合功能合理性的行动，但对于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何在，或者每一项行为在整体当中的功能如何，却是一无所知”[1]。就连那些在技术方面具备卓越智慧的人，可以高效地执行指派给自己的工作，却不知道这会导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理智与自由面临诸般危机，引发了这些困扰和议题，当然不能把它们梳理成一个宏大的问题。但以微观视角把它们各自处理成一系列小范围议题，或是局限在各自散布的情境中的一系列困扰，同样无法应对这些困扰和议题，更不用说予以解决了。这些都属于结构性问题，要说清楚它们，就要求我们从人生历程和时代历史这两个经典角度来进行研究。只有基于这样的角度，才能追溯引发当今这些价值的结构与情境之间的关联，也才能展开因果分析。个体性的危机，塑造历史的危机，理智在自由个体生活中的角色和在塑造历史过程中的角色——社会科学的承诺，正在于重述并阐明上述问题。
理性在世间人事里的角色、自由个体作为理性载体的观念，正是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从启蒙运动哲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主题。如果说它们依然属于核心价值，由此可以具体陈述困扰，聚焦议题，那么现在就必须以比早前思想家和研究者可用的更为精确、更有希望解决的方式，把理性和自由的理念重新陈述为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理性和自由这两项价值已经陷入危险，这虽然显而易见，却微妙难解。
社会科学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承诺，就在于自由和理智将始终是受到珍视的价值，人们还将严肃认真、持之以恒并富有想象力地运用它们来梳理问题。但这也是宽泛所称的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承诺。在社会科学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交汇一处：其中一个领域里的严肃研究也就等于在另一个领域里的工作。经典自由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这两股政治传统加在一起，也就穷尽了我们主要的政治传统。而这两股传统作为意识形态趋于崩溃，也必然是与自由个体性的衰微、理智在世间人事中的消退有关。在当代，要从政治角度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宗旨做出任何重述，都必须包含下面这种特别的社会观并赋予其核心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具备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独立的理性思考将对其所处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历史，也因此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后果。
二
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对社会结构感兴趣，与任何认为未来在结构角度上已经确定的观点都没有关系。我们研究人们决策所受的结构性限制，试图找到行之有效的介入点，以便搞清楚，如果要扩大明确决策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角度上可以改变什么，必须改变什么。我们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与任何认为未来不可避免、未来受过去限制的观点都没有关系。人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某些类型的社会里，但这并不会给他们在未来可能创造的社会类型设置精确或绝对的限制。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捕捉一些替代选择，让人的理性与自由现在可以在其中塑造历史。简言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是为了在其中找到一些方式，实际或者能够包容并控制这些社会结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了解人的自由的限制与意涵。
由“现代”生发而来的“第四纪元”在意识形态上的标志，就是自由和理性的理念重新变得存有争议了，合理性的增长或许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自由的增长。
自由并非单纯的有机会任性而为，也不是单纯的有机会在一系列替代方案中做出选择。自由首先是有机会梳理出可以利用的选择，并加以探讨权衡；接下来才是有机会做出选择。正因为如此，如果人的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作用不能扩大，自由也就无法存在。在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中，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中，理性所承担的社会任务就在于梳理出各种选择，扩大人的决策在塑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范围。世间人事的未来如何，并不只是一系列可以预测的变项。未来有待人类的决定，尽管这无疑受限于历史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我们的时代，这些限制其实显得非常宽松。
但我认为，放眼当今世事，我们已能明确看出，自由和理性观念为什么现在往往显得十分暧昧，无论是在我们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共产体制社会，皆是如此：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往往成了对科层制的辩称和滥用的乏味修辞，而自由主义也沦为掩饰社会现实的一种无关痛痒的手段。我认为，无论是对于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主义解释，还是马克思主义解释，都无法据以正确理解我们时代的主要发展趋势。这些思维方式兴起之时，被人奉为指导方针来思考某些类型的社会，但这些思维方式如今已不复存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从未考察过资本主义世界如今兴起的这些类型的政治经济体制。卡尔·马克思也从未分析过共产主义阵营中如今兴起的这些类型的社会。他们均不曾深入思考所谓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那些问题，而在当今的这些国家里，十分之七的人正挣扎在生存线上。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些新型的社会结构，以“现代”理念来看，其抗拒着以我们所继承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术语来进行分析。
除此之外，自由的问题等于求问：有关世间人事的未来的决策如何做出，由谁做出。从组织角度看，这个问题关乎公平的决策机制。从道德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关乎政治责任。从思想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关乎世间人事如今看来有哪些未来走向。但是，今日之自由问题还有更为宽广的面向，它不仅关注历史的本质，关注明确的决策影响历史进程的结构性机会，而且关注人的本质，关注自由的价值无法以“基本人性”为基础这一事实。自由的终极问题就是快活的机器人的问题；它之所以在今天以这种形式出现，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明确认识到，也许，并非人人都发乎自然地想要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能够尽全力获取自由所必需的理性。
自由主义一向关注自由与理性，视之为有关个体的首要事实；马克思主义则视之为有关人在通过政治塑造历史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首要事实。“现代时期”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其实大致都是同一类人，相信自由的个体通过理性塑造历史，也塑造自己的人生。
那么，在哪些条件下，人们会开始想要自由并且有能力自由行事呢？在哪些条件下，他们会愿意并且能够承受自由的确会施加的负担，并视之为快乐承受的自我转化，而不是负担呢？反过来，人们能被塑造成为想要成为的快活的机器人吗？
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源于启蒙运动，其实共享着许多假设和价值。二者都认为，合理性的增长是自由增长的首要条件。理性推动进步的解放性观念，对科学作为纯洁之善的信仰，对大众教育的要求，对这种教育之于民主体制的政治意义的信念——上述种种启蒙运动的理念，都仰赖于一个乐观的假设：理性与自由有着内在固有的关联。对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那些思想家，都是基于这一假设而展开推论的。弗洛伊德的研究的进退曲折，字里行间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个体要想自由，就必须具备更多的理性自觉；治疗有助于让理性更有机会在个体生活进程中自由地发挥作用。同样的假设也支撑着马克思主义作品的主线：人深陷于生产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必须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理性的自觉；他们必须获得“阶级自觉”——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意涵所具有的理性主义色彩，堪比边沁提出的任何术语。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是否必须面对如下可能性：人的心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可能会在质量上和文化层次上愈益下降，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技术上的新巧玩意儿不断累积，吞噬一切？这难道不意味着所谓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不意味着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缺乏任何自由的角色？新巧玩意儿的累积掩盖了这些意味：使用这些装置的人并不理解它们，而创造出它们的那些人对除此之外的东西也是所知甚少。因此，可以大体确定，我们不能以技术上的丰足作为指标，来衡量人的素质和文化进步。
诚然，一个时代何时终结，另一个时代何时开启，端赖于如何定义。但就像一切社会性的东西一样，定义也具有历史特定性。当前，我们对于社会和自我的基本定义都正在被新的现实所推翻。我的意思不单是说，短短一代人之间，人们就如此彻底、如此迅疾地承受了如此剧烈的变化，这一现象前所未有。我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感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划时代的过渡期，竭力想把握我们猜想自己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概貌。我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试图为自己找到方向——假设我们真的如此努力——就会发现，到头来，原来有那么多我们曾经的期待与意象深陷于历史的束缚：有那么多我们奉为圭臬的思想范畴和情感范畴，既帮助我们说明自己周遭的事态，也往往使我们迷失方向；有那么多我们的说明是源于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而当它们被推广应用于今天，就变得颇为笨拙，不合时宜，难以令人信服。我还想说，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
要梳理任何问题，都要求我们说清楚将涉及哪些价值，这些价值又会遭到怎样的威胁。这是因为，正是这些对备受珍视的价值——如自由和理性这样的价值——所构成的显著威胁，才是社会探究的一切重要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要旨，也是一切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的道德要旨。
我们正处在一个可被称为“现代”的时期的终点。正如“古代”之后是数百年的东方优势时代，西方人出于自己的偏狭，称之为“黑暗时代”一样，“现代”如今又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接替。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纪元”。
“文艺复兴风格的人”的理念的所有蕴意，贴切地体现了个体性这一文化问题中涉及的价值。而对于这一理念的威胁，就是“快活的机器人”在我们当中愈益占据上风。
无论何处，人们眼下都在努力获知自己正身居何处，又将去往何方，而对于在当下创造历史，为未来担当责任，他们如果可以有所作为，又该如何行事。对于此类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一劳永逸的回答。每个时期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我们眼下就面临一个难题。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而我们不得不找出自己的答案。
人类塑造历史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理念，体现出历史塑造这一政治问题中涉及的价值。对于这一理念的威胁是双重的：一方面，历史塑造过程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人们可以继续放弃自愿去塑造的努力，如此便只是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历史也确实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但只是出自狭小的精英圈子之手，而对于那些必须努力从他们的决策和疏失的后果中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却不承担实质性的责任。
一
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们时代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问题，或是“快活的机器人”这一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问题。但是，人们必须至少敢于直面这些问题，否则将找不到任何答案，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相比于其他人，最应该直面这些问题的就是富裕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家，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现在并没有这么做。可以肯定，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权人士所犯下的最大的人为疏失。
所有经典社会科学家都很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如何在其中被塑造出来的问题；他们都关注“人性的本质”，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开始盛行的个体多样性。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凡勃伦、曼海姆、熊彼特、米歇尔斯，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这些问题。但到了我们当下，许多社会科学家却未能如此。不过，也恰恰是在当下，在20世纪下半叶，这些关注开始成为亟待解决的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困扰，在我们有关人的研究的文化取向中占据重要地位。
[1]参见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40，p.54.
社会科学家对于历史的关注的极致体现，就是他如何把握自己生活其间的那个时代。而他对于人生的关注的极致体现，就是他如何把握基本人性，把握历史进程对于人的改造可能设置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