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认为，这种状况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有可能获得可观的声望，但说实话却不曾有多少产出。对于这种人，一位在意身后之事的同事最近以颇为客气的口吻谈道：“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所在领域最显赫的人，而死后半个月，就没人会记得他了。”这种说法如此尖刻，或许也证明，活动家们在其学院派系倾轧的世界里必然常常深陷焦虑，困苦不堪。
然而，新式的学术活动家就像工商经理和军事首领，借助其声望特权而获得展示能力的手段，而这样的能力必须与其个人能力相区别，可在其声望笼罩之下，两者却又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常任专业秘书，来往图书馆跑腿的文书，电动打字机，听写设备，油印机，或许还有每年三四千美元的用来买书订杂志的小笔经费，如此等等——就连这些不起眼的办公设备和职员配备都会大大增进任何学人的能力外观。这些人事财物配备在任何工商经理看来，都会觉得微不足道，一笑置之，但学院教授们却不会这么看。很少有教授，哪怕是高产的教授，能够高枕无虞地拥有这类便利。但这些配备却是充实资格能力、增进职业生涯的手段，而安定的派系成员有资格得到这些的机会，远胜于保持无所依附的学人身份的人。派系的声望增加了获得这些配备的机会，而拥有这些配备又会增加制造声望的机会。
如果在某个研究领域，几个派系之间相互竞争，那么几位竞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往往会决定派系策略。居首的派系自然会期望规模较小、不被重视的派系玩一阵就该退出江湖了。后者的成员会被忽视、击败或拒弃，最终淡出舞台，没能培养出接班人。我们始终要记住，派系的一项重要功用，就是培养学术上的接班人。说一个派系无关紧要，等于是说它在这种培养方面不会有多少声音。但假如说有两个领头的学派，各自的领军人物都很有权力，也都得享尊荣，那么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变成合并的问题，会变成打造一个更大的联盟的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学派遭到外人或其他派系的有力攻击，最先采取的防御策略之一就是否认真的有什么派系乃至学派。正是在这类场合下，活动家们回归了他们政客的本色。
曾几何时，人们一般预期学术声望乃是基于著作、研究、专论的发表，总之是基于观念和学术作品的发表，基于学术同行和头脑清楚的票友对于这些作品的评判。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情况为何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学术界里在能力方面并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位置，一个人是否具备能力，可以接受核查。对于像公司老总这样的人，他声称的能力究竟是来自其个人才干，还是源于他借助其位置而能获得的权力和便利，却很难搞清楚。但由于老派的教授们像工匠那样进行研究，这种对于学者研究的怀疑毫无立足之地。
对派系来说重要的任务，往往会与对于学派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性的任务混淆一处。在新进后学当中，这一点会影响到他们职业生涯的机会；而对资历较老的人来说，派系会额外奖赏管理、推销、政治和交际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尤其是这些前辈，他们的声望基础因此可能变得非常暧昧。外人或许会问，这个人声望这么高，究竟是因为实际完成的工作的学术价值，还是出于他在派系中的位置？
学院派系的功用不单在于调控竞争，还在于确立竞争规则，并随时依照这些规则为所做的工作分配酬报。派系在思想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据以评判人物、批评工作的那些标准。我前文已经谈了科层式社会科学的“技术专家气质”，谈了它们的心智品质，谈了它们如何影响到声望的打造，以及由此影响到社会科学中的主导时尚，影响到通行的评判标准，这里只需要再补充谈谈派系通过哪些手段完成内部任务，包括给予新进后学以善意指点，提供工作岗位，推荐晋升机会，把著作呈交给受人敬仰的评论人，乐意接受文章发表和著作出版，分拨研究经费，在专业协会和专业期刊编委会里安排或游说体面的职位。这些手段等于是在分派学者个人的声望，而这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他的学术生涯，就此而言，它们既影响到他在职业上的声望，又影响到他在经济上的前景。
我们一旦考察派系之间的关系，立刻就会遇到有些特别的人，他们不是哪一个派系的代言人，而是整个“领域”的代言人。他们并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经理，而是整个行业的代言人。如果某人很想扮演代表整个领域的活动家的角色，通常就必须切实否认，在比如说某领域的两个领头派系之间，学术上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差异。实际上，他作为它们的联合代言人，学术上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出“它们的工作其实是致力于同一目标”。他开始充当每个派系都宣称自己所特有的声望的象征，也充当它们“实际上”或至少是最终会达成的统一性的象征。他从每个派系那里借取声望，又将声望转授予它们。他就像是个经纪人，处理各方的声望调配。
我们要想搞明白某个思想文化工作领域的发展现状，就必须弄懂它直接所处的社会背景。因此，现在我必须岔开去，简单谈谈学院派系。当然，如果一个观念生机强韧，意义显著，那么任何特定的大佬或者派系都无非是其风靡一时的符号，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派系”、“大佬”、“学派”的整体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它们对于塑造社会科学发展态势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警醒。任何文化活动都要求得到某种资金支持，同时，也得有某种公众通过批评来帮助该活动，就冲这个原因，我们就必须直面它们。无论是提供金钱还是提出批评，都不是仅仅基于客观的价值的评判，更何况对于评判本身的客观性也好，对于价值也好，通常都存有争议。
比如，假定在某个研究领域里，有两个领头的学派，一个叫“理论”，一个叫“经验研究”。成功的活动家在两端之间忙碌穿梭。他在人们眼里，既像是兼在两者之中，又像是居于两者之间。他靠着自己的声望，似乎承诺“理论”和“经验研究”不仅可以相容，而且同属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中某个整合一体的研究模式。而他自己就是这一承诺的象征。该承诺并非基于他实际写的什么书或做的什么研究，实情乃是：在所有为人称道的“经验研究”工作中，活动家寻求“理论”，其方式是完全碰运气的，而结果无一例外都能找到。而在任何值得称道的“理论”工作中，活动家也会寻求“经验研究”，同样，他们也以完全碰运气的方式，找到了它。这些“发现”相当于长篇书评，与其说是考察研究本身，不如说是在把声望分派给各人。这样完成的研究，真正把“理论”和“经验研究”展示为一体，如我前文所言，相当于一项承诺，一种象征。与此同时，活动家的声望也不依赖于任何这种研究，事实上，它几乎根本不依赖于任何研究。
二
我认为，所有这类活动家角色中，都含有一桩不幸的事实。扮演这类角色的人常常有着一流的心智，事实上，平庸之辈没有能力真正扮演这样的角色，虽说当然也有不少人竞相仿效，但只是徒具其名。活动家逐渐习惯扮演这样的角色，而这会使其远离实际工作。他所积攒的声望较之实际的成就是如此不相称，他所宣扬的承诺是如此宏大，往往会非常限制他具体从事“研究”。而当他真的在某项研究或著作中承担重要角色，他又会迟迟疑疑，不想完成或公开发表，哪怕别人都觉得其实他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就会抱怨自己肩负了好多委员会及其他活动负担，却同时大量接受了更多的此类负担，事实上，他往往还主动寻求这类负担。他作为活动家的角色本身既是他不从事具体工作的原因，也是他为此开脱的借口。他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深陷罗网，但其实又一定会继续作茧自缚，否则他作为活动家的角色就会被别人和他自己视为无非是借口而已。
争议的焦点似乎一目了然：如果社会科学并不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成为一项对公众负责的事业。由于研究的手段变得越来越规模庞大、耗资不菲，研究也就往往被“征用”了。有鉴于此，只有当社会科学家以某种集体性的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施完整的控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只要社会科学家个体的研究依赖于科层机构，就会逐渐丧失其个体自主；只要社会科学由科层式研究组成，就会逐渐丧失其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自主性。我的确是想强调“只要”，因为显然我这里讨论的并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全部事态，而是一种趋势，尽管是一种主要的趋势。
派系的世界并不是学术界的全貌。学术界也有无所依附的人，他们其实形形色色，其研究也是丰富多样。从居首派系的角度来看，不妨认为无所依附者对派系的学派是友善的，或至少持中立态度。也许他们在研究中“博采众长”，或者只是不表现出“社会倾向”。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受人青睐，或被评判为有长处、有用场或有价值，就此而言，派系的成员可能会力求吸引他们，为他们指点方向，最终招他们入伙。称颂如果只是相互称颂——出于派系成员，属于派系成员，为了派系成员——那是不够的。
抽象经验主义的做派，它所维持的方法论上的约束，它的实用取向关注的焦点，它的机构倾向于选择和培训的心智品质——这些发展趋势都使得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政策的问题愈发紧迫。这种科层风格及其机构体现都符合现代社会结构及其特有的思维类型所呈现出的主流趋势。我认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说明其原因，甚至不能充分理解它。事实上，这些社会趋势，影响的不仅是社会科学，也是美国整个的思想生活，实际上还影响到了理性在今日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身。
但在无所依附者当中，也可能有些人并不参与游戏，不想通过宣扬声望捞好处。当然，有些人只是对此不感兴趣，醉心于自己的工作，而有的人则是对这类行径深恶痛绝。他们是学派工作的批评者。如果可能的话，派系会对这些人及其工作都忽略不见。但只有在派系本身享有真正崇高的声望的时候，这种简单的策略才是合适且安全的。不仅如此，只有当派系的范围几乎相当于整块研究领域，并近乎铁板一块地控制着该领域时，这种策略实施起来才是真正不失体面的。当然，情况通常并非如此。在同一块领域中，一般会有许多中立人士，会有些博采众长的实际研究者，以及其他派系。其他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也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学界之外的受众和公众群体，它们的兴趣或赞许搅乱了派系对于声望、名誉、生涯的铁板一块的控制，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在这类学生中，有些人身上的智力本身往往与人格相脱离，而这在他们看来，正是一种训练有素的小把戏，他们希望能成功推销开去。他们属于人文素养贫乏的人，生活中参照的价值排斥了任何源自对于人类理性的尊重的东西。他们属于充满干劲、野心勃勃的技术专家，教育成规有缺陷，所怀需求也令人败坏，这些都使得他们无法养成社会学的想象力。你只能指望，当这些年轻人中有足够多的人爬到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副教授层级时，会出于某种思想转变，意识到其实他们再也不依赖那些没穿衣服的皇帝了。
有鉴于此，如果不能对批评者视而不见，就必须采取其他策略。用来对学派成员进行内部管理的各种手段，当然也都可以用来对付敌对的外人。我只需要简单讨论一下其中之一：书评。这是调配声望最常见的手段。假设有一位无所依附的学人出了一本书，引起了足够的关注，再要视而不见就不合适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是将写书评的任务交给派系的某位大佬，尤其是大家知道的与作者观点相互竞争甚或针锋相对的人，或者至少是与对立观点有关联的人。比较高明的办法是将写书评的任务派给派系中某位人微言轻但正崭露头角的成员，他自己还没怎么发表作品，因此其观点尚未广为人知。这样做有不少好处。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对他的忠诚的回报，也是一次机遇，使他可以通过批评比他更有资历且更有名的人来赢得认可。而相比于将写书评的任务派给一位杰出学人，如此发落这本书也间接意味着它不那么重要。年轻人扮演这个角色也很安全：更有名的人出于某种势利心理，可能不愿“回应”评论。书的作者对专业评论者的批评做出回应并不是什么惯例，事实上，有些学术杂志的政策是不鼓励甚或不允许这么做。不过，就算评论得到了回应，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所有既写评论也写书的人都知道，一切学术任务中最容易的就是用一两页纸“批驳”一本书，不管是什么书，而要以同等篇幅“回应”这样的评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参与争论的所有读者都还算仔细地读过书本身，这倒也不是不可能，但我们无法假定如此，这就使评论者占尽优势。
科层式社会科学在宣传上的力量大多源于它在哲学上诉求的是所谓“科学方法”；而它吸纳新人的力量则大多在于，对个体进行培训，并送他们步入一段有未来的职业生涯开始工作，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两种情况下，有编码明晰的方法，有方便接触的技术专家，就是获得成功的主要诀窍。在有些奠基者那里，经验研究技术是为想象力服务的，诚然，想象力往往奇怪地遭到抑制，但你总会觉得它在那里。当你和一位奠基者交谈时，你总是在和一个独立的心智打交道。而一旦一位年轻人在这种事情上耗了三四年光景，你其实无法和他讨论有关如何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的立场和职业生涯、他的野心和那份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基于这一种视角，这一组词汇，这一套技术。说实话，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
如果说，无论被讨论的书高下如何，都会在所属领域内部或/和外部赢得大量关注，那么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写书评的任务派给派系的某位大佬，最好是活动家，他会给出尺度合适的称赞，但不会多着墨于其内容，而是指出该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对整个领域中富有前景的主导趋势做出了贡献。任何不做事轻忽、心思散漫的派系，都必须努力避免让这书落到另一位无所依附的学人手中，他首先会清晰准确地阐述书的内容，然后会从完全独立于学派、派系和时尚的角度来做出评论。
他们选择社会研究作为职业生涯，早早进入非常狭隘的专业分工，并对所谓“社会哲学”养成了一种漠然乃至蔑视，认为它意味着“从其他书本里攒出书来”，或“无非是些玄想思辨”。听听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试试掂量一下他们那份好奇的品质，你会发现其心智的局限简直要命。社会世界让如此众多的学人感到奥妙难解，却不会让这些人生发困惑。
三
一旦仔细打量这些年轻人，我很少看到其中有哪一位处在真真切切的思想困惑境况中。我也从未看到有谁对某个重大问题抱有由衷的好奇，而正是这种好奇推动着心智任意驰骋，千方百计在有必要的时候重塑自身，以求有所发现。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条不紊多过焦虑不安，沉稳耐心多过富于想象，最关键的是，他们都很教条，无论从这个词的哪一种历史意涵和神学意涵来说都是如此。当然，其中某些只不过是如今美国大专院校里众多学生令人遗憾的思想境况的局部表现，但我的确相信，在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技术专家里面，这种状况尤其显著。
社会科学各类学派所使用的口号中，最常见的莫过于“社会科学的宗旨就在于预测并控制人的行为”。现如今，在某些圈子里，我们还能听到许多有关“人类工程”的讨论，这个没有明确定义的用语经常被误当作一项清晰显见的目标。人们相信它清晰显见，因为它依赖于“主宰自然”和“主宰社会”之间不被质疑的类比。有些人非常热衷于“把社会研究打造成真正的科学”，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道德上无所挂怀，那些习惯于使用上述用语的人，很可能就属于这类人。他们的基本观念通常都会被阐述为社会科学“滞后”于自然科学，从而需要缩小差距。对于我前文所描述的许多“科学家”来说，这些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等于充当着某种政治哲学的角色。他们以为自己正像设想中自然科学家处置自然那样处置社会。他们的政治哲学就蕴含于一个简单的观点中：只要人们现在用来控制原子的那些“科学方法”被用来“控制社会行为”，人类面临的诸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人都能安定和平，尽享丰足。
但要说到第二代，那些年轻人来自美国高中这种思想贫乏的背景，使他们在阅历上无法与奠基者比拟，我想大家会同意这么说。他们在大学里的功课多半有所欠缺，虽说我并不能确定，但至少有理由怀疑，这类研究机构能选到的学生算不上特别聪明。
这些用语的背后隐含着一些有关权力、理性和历史的奇特观念，它们都不清不楚，混淆一团，可悲可叹。这类用语的用法暴露出一种只追求合理性的空洞无物的乐观主义，究其根基，是对理性在世间人事中可能承担的几种角色，对权力的性质及其与知识的关系，对道德行动的意涵，对知识在道德行动中的位置，对历史的性质一概浑然无知，不知道事实上，人不仅是历史的被造物，而且有时会是历史中的创造者，甚至是历史本身的创造者。这些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的政治意涵，因此我得来讨论一番。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简要考察一下持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哲学家们的核心口号，即有关预测和控制的这一条。
寻常追随者与创新者、奠基者各自特有的心智品质往往会有差别。在这一点上，思想流派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深层的。这些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流派的研究风格允许或鼓励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至少我们这里考察的风格的一些创新者和管理者的心智都是非常有教养的。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这种风格尚未繁荣的时候，就吸收了西方社会数一数二的那些思维模式。这样的人有着多年的思想文化阅历。他们都是货真价实受过教育的人，富有想象力，清楚自己的感受，有能力不断增进自我修养。
要想像许多人那样轻松平常地谈论预测和控制，就要接受科层官僚的视角。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些人眼里，世界就是一个有待操控的客体对象。要说清楚这一点，不妨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有个人拥有一套精妙而强大的装置，能够控制一股驻扎在一个没有任何敌人的孤岛上的军队，你必然会同意说，此人处在控制的地位上。如果他充分使用其权力，也制订了明确的计划，他就能够在相当小的误差范围内预测出，在某年的某一天的某个时辰，每个人都会做什么。他甚至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出这群人里各色人等的情绪，因为他就像操控无生命的客体对象那样操控他们。他有权力推翻他们自己可能有的许多计划，有时还可能蛮有道理地自视为全能的专制君主。如果他能控制，他就能预测。他掌控了“规律性”。
其二，还有一批比较年轻的新入行者，与其说他们是社会科学家，不如将他们描述成研究技术专家。我也明白，这个讲法有些横扫一片，但我会谨慎使用。要理解一种思想风格的社会意涵，我们必须始终分清领导者与追随者，分清锐意创新的人和墨守成规的人，分清创建它的“第一代”和贯彻它的第二代、第三代。所有的流派，如果取得了成功，都会包括这两类人，因为这恰恰是判断一个流派的“成功”的标准之一。它还是把握成功在学术上的后果的一条重要线索。
但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或许不会觉得自己的研究对象可操控性这么高，或许不会自视为开明专制君主，傲视芸芸众生。至少可以说，要做出上述任何一种设定，就等于采取了某种对教授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的政治立场。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是被紧密包裹在我假设的军队的那种严格框架下构造出来的。社会科学家也不是历史上的将军，我们不妨为此感到欣慰。但要像许多人那样将“预测与控制”相提并论，通常就得假定某种单向控制，就像我想象出来的那位将军，我为了说清楚观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他的权力。
其一是学术管理者和研究推销者，对于他们，我感觉自己已经说不出什么学术圈里还不熟悉的事情了。他们的学术声望有赖于他们的学术权力，他们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跻身“董事会”，他们能给你工作岗位、旅费报销、研究资助。他们是一群奇特的新型官僚。他们是心智经理人，是专司基金会的公关人员。对他们和任何地方的推销者与经理人来说，备忘录正在取代书本。他们可以极富效率地创立另一项研究规划或机构，也能管理“书本”的生产。他们谈论起自己的研究来，时间单位是“天文数字一般的技术劳动工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指望会有多少实质性的知识：首先必然会有许多方法论探究，它们探究方法，探究探究本身，因此整个探究必然都是“前导性研究”。许多基金会管理者喜欢把钱拨给某些类型的规划：相比于数量更多的个体手艺型规划，那些规划规模较大，从而也较好“管理”；那些规划的“科学性”带有大写的“S”，往往只是意味着由于只处理琐碎话题从而比较“安全”，因为它们并不希望被弄成政治关注的对象。有鉴于此，大型基金会往往会鼓励对小规模问题进行大规模的科层式研究，并寻找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学术管理者。
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以便揭示科层制气质的政治意涵。它主要的应用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社会中的非民主领域，如军营、公司、营销机构、政府管理部门。许多社会科学家受邀去工作的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这类科层组织，而他们在那里所操心的问题，也就是这类管理机器中更具效率的成员所操心的问题。
研究机构也很像是一种培训中心。它和其他机构一样，挑选某些类型的心智，并通过提供酬报，对某些心智品质的培育发展给予鼓励。在这些机构中，除了比较老派的学者和研究者外，还出现了两类对于学术舞台来说颇为新鲜的人。
我看不出人们如何才能有理有据地反驳罗伯特·S. 林德教授对《美国士兵》一书的评论：
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治学者和第一流的研究之间，除了他自己的个体局限，并没有多少别的阻碍。但这样一种无所依附的人并没有能力去做规模相称的抽象经验研究，因为要想实施那类研究，必须有某个研究部门充分发展起来，提供相应的材料，或许我应当说是相应的工作流程。要践行抽象经验主义，就要求有一家研究机构，从学术角度上讲，还需要有大笔的资金支持。随着研究成本的增长，随着研究团队的形成，随着研究风格本身变得耗资庞大，对于分工的企业化控制也就随之而来。过去认为，大学就是一群职业同侪的圈子，他们各授其徒，各行其艺。这种旧观念慢慢被新的观念所取代，即认为大学是一套从事研究的科层组织，各自包含一组精详的分工，因此也就各自容纳一群知识技术专家。即便没有别的理由，就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专家，也越来越有必要系统地编撰程序步骤，以便人们学习掌握。
这几卷书刻画了人们如何以娴熟的技能运用科学，来对人进行筛选和控制，使其服务于非出己愿的目的。这是衡量自由民主体制的无能程度的重要标尺，它在运用其社会科学来应对民主自身的问题时，不得不越来越采取迂回间接的方式，而不能直接面对。它不得不捡拾零碎，借鉴纠缠于如何测量受众反应以综合规划影视广播节目之类问题的私人工商研究，或者就像眼下这个例子一样，借鉴讨论如何将胆小的新兵训练成坚强的战士，使他们能为自己并不理解其宗旨的战争去战斗的军队研究。诸如此类无关社会核心痛痒的宗旨控制着社会科学的应用，使得其应用的点滴推进都倾向于让它愈发成为大众控制的工具，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民主体制。[2]
对于学院人士的职业生涯来说，任何“思想流派”都是有意义的。要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就是看它如何契合于特定的流派，因此学术上的成功往往有赖于主动接受占据支配地位的流派的信条。只要还存在许多个或至少几个各持异见的“流派”，这种要求就并不需要强加给任何人，在一个不断扩张的职业市场上就更是这样。
人类工程师的口号有助于推动科层制气质超出这种思维风格和探究方法的实际应用。运用这些口号来阐述“所欲何为”，就等于接受了科层角色，即使此刻并不在扮演该角色也是如此。简言之，承担这种角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仿佛以为的。采取了技术专家至上论的视角，并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努力循此行事，就等于仿佛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位人类工程师而行事。人们现在往往就是在这种技术专家至上论的视角下，来理解社会科学家的公共角色。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的理性得到了广泛而民主的确立，那么以这种“仿佛以为我是一位人类工程师”的做派行事，或许只会让人一笑了之，但美国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不管美国在其他方面如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社会里，秉持功能合理性的科层机构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世间人事和塑造历史的决策。在各个历史时期里，其间的历史变迁是如何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控制，背着所有人发生的，情况并不一样。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似乎委身科层建制中的精英们是否做出关键决策越来越成为历史变迁的源泉。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这个社会，控制的手段、权力的手段，都在不断扩大和集中化，现在已经包括相当广泛地应用社会科学，以实现控制这些手段的人可能指派给社会科学的任何目的。一个学者谈论“预测与控制”，却不直面这类发展趋势所引发的问题，等于是放弃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主。
从事应用性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通常不会以“公众”作为自己的受众。他有自己特定的客户，后者各自有其利益和难局。从公众转向客户，显然破坏了漠然超然的客观性这一理念，该理念或许有赖于对缺乏焦点的模糊压力做出回应，所以更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而后者可能不经意间分散多处，因此难以操纵。
有没有可能用科层视角之外的什么视角来谈“控制”？是的，当然有可能。人们已经构想出各式各样的“集体性自我控制”。要想充分阐述任何这类观念，就得全面讨论有关自由和理性的话题，既把它们看成观念，也将它们视为价值。它还包括“民主”的观念，既是作为一类社会结构的民主，也是作为一套政治期待的民主。民主意味着那些受法律控制的人拥有权力和自由，可以遵照协商同意的规则，改变法律，甚或改变这些规则。但还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对于历史本身的结构性机制具备某种集体性自我控制。这个观念比较复杂棘手，我稍后再来详细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如果社会科学家置身一个蕴含民主渴求的社会，希望严肃地讨论有关“预测与控制”的话题，就必须仔细考察这类问题。
这些所费不赀的技术颇具形式主义，这倒使它们特别有助于为那些有能力并乐意掏钱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那类信息。新的应用研究的焦点一般会落在具体的问题上，旨在针对实际的举措，也就是资金和管理方面的举措，搞清楚存在哪些可行方案。都说只有发现了“一般原则”，社会科学才能提供“可靠的实践指导”，但事实绝非如此。管理者往往需要了解某些细节性事实和关系，但他需要了解或想要了解的也就只限于此。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往往不太在意要设定自己的实质问题，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改变自己对于具体问题的选择。
那么，有没有可能用科层视角之外的什么视角来谈“预测”呢？是的，当然也有可能。预测可能有赖于“非意图的规律性”，而不是预先规定的控制。没有控制，我们也能够非常好地预测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其中没有任何人会受到多少控制，而“自愿的”、非例行性的活动也降到了最低限度。比如，语言用法的变与不变就是“背着人”发生的。或许这类规律的产生也与历史的结构性机制有关联。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称的社会的“中介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其主导趋势，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转型，或许就有了“预测的根据”。
恰恰是这些最急切地想要摸索出道德上冷静客观的方法的人，却最深入地参与了“应用性社会科学”和“人类工程”，这似乎颇为讽刺。既然抽象经验主义做派的研究耗资不菲，那就只有大型机构才能轻松负担，其中包括企业、军队、政府，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尤其是广告、推销和公关部门。基金会同样也能负担，但是掌管基金会的人员做起事情来，往往倾向于遵照实用取向的新典范，也就是说，从科层角度来看是适宜的新典范。其结果是，这种风格就已经逐步体现在确定的机构核心中：20年代以后的广告和市场部门，30年代开始进入企业和综合民调机构，40年代以后蔓延到学术生活，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研究部门。机构模式目前还在不断扩张，但上述这些依然是其坚强堡垒。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具体的情境下，人们的确常常控制着自己行事的方式，而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如此，正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我们应当记住，除了假设的将军，也有真实的将军，公司经理和政府首脑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人们也常常指出，事实上，人并非无生机的客体对象，这意味着他们会意识到对其活动而做出的预测，因此能够并常常真的做出调整。他们可以使预测实现，也可以使预测落空。迄今为止，他们会怎么做还不曾得到非常好的预测。只要人还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他们会怎么做就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
一
但我的观点在于：要说“人类工程”或“社会科学”的“实际的、最终的目标”就在于“预测”，就等于用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替代了本应合乎情理的道德选择，也等于接受了科层视角。只要充分采纳这种视角，里面可以采取的道德选择就少得多了。
就目前人们践行的抽象经验主义而言，其存在本身及影响的方方面面特征都呈现出一种“科层式”的发展。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学术操作努力要把社会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变得标准化、合理化，就此越来越变得“科层式”。这些操作如此做派，使得有关人的研究往往变得集体化、系统化。只要抽象经验主义被妥当贯彻了，那些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就会发展出各种惯例，和任何企业的财务部门一样讲求合理性，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这两种发展趋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在学校教职员工中筛选和塑造新型心智品质，这些品质既有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当“新社会科学”被用于工商业，尤其是广告业的沟通部门，被用于军队，以及愈益增多地被用于大学，也就开始服务于其科层主顾可能持有的任何目标。那些倡导并践行这种研究风格的人，很容易从其科层主顾和头领的政治视角看问题。而采取这样的视角，往往也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它。诸如此类的研究努力确实能卓有成效地达成它们所宣称的实践目标，因此有助于提高现代社会中科层形式的支配的效率，增进其声名，到一定程度也会促进这类支配的流行。但无论是否有效地达成了这些公开宣示的目标，这些研究努力的确有助于将科层制气质传播到文化生活、道德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其他领域。
社会研究的科层化是一股相当普遍的趋势；假以时日，或许任何科层惯例逐渐君临一切的社会里都将出现这种状况。随之而来的自然还有一种颇具诡辩色彩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它与行政管理性的研究倒是没有什么关联。那些专门的研究一般是统计性的，注定用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并不影响对“概念”详加阐释。而这样的阐释又与专门研究的结果毫无关系，倒是关系到政权及其变动中的特性的合法化。在科层官僚看来，世界就是一个由事实组成的世界，需要遵照稳固的规则加以处理。而在理论家眼中，世界就是一个由观念组成的世界，操弄起来往往不需要任何明晰可辨的规则。理论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为权威的意识形态正当化提供辩护。为着科层目的的经验研究为权威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从而有助于让权威更有效果，更富效率。
近些年来人们所称的“新社会科学”，不仅指抽象经验主义，也包括非自由主义的新型实用取向。这一说法兼指方法和用途，并且完全可以成立：因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及其科层用途如今一般都融为一体。我认为，如此融为一体，就会导致科层式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们以科层的方式应用抽象经验主义，尽管它当然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意涵，有时人们也直接应用这些意涵。如前所示，宏大理论并不具备任何直接的科层功用。它的政治意涵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可能的用途不难想见。要是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甚或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造成巨大威胁，也深深威胁到有关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诺，因为依循古典传统，人们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中始终具备这样的角色。
他可能会担忧世界局势。战端重启的危险、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还有迅猛的社会变迁，他在自己国家观察到的这一切或许让他觉得，有关社会事务的研究可谓当务之急。危险在于，他可能指望自己就钻研社会学那么几年，然后就有能力解决所有现行问题。不幸的是，实情并非如此。他将学习更好地理解周遭事态。偶尔他也会找到展开成功的社会行动的指引。但社会学尚未发展到如许阶段，能为社会工程提供安稳的基础。……从伽利略到工业革命开始，自然科学花了大约250年，才能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而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历史只有三四十年。指望从后者那里求取快捷答案以解决重大世界问题，一味要求它给出直接实用的结论，只会破坏它的自然发展进程。[1]
[1]Paul Lazarsfeld, op.cit., pp.19-20.黑体为引者所加。
在过去25年间，社会科学的管理用途和政治意涵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社会问题”在早前的那种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依然还在起作用，但已经在更新近的管理型、操控型保守主义用途面前相形见绌。这种非自由主义的新型实用取向形式多样，但称得上是一种影响整个人文学科的总体趋势。要讨论它的气质，不妨首先以反映其显著合理化的例证作为导引。“对于那些计划成为一位社会学家的学生，最后需要告诫一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如此写道：
[2]“The Science of Inhuman Relations”, The New Republic，27 August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