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滞后”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就属于这种“乌托邦式”的和进步主义的思想风格。这个观念意味着需要改变某种东西，以“适应”日益进步的技术状况。不管被视为“滞后”的东西是什么，它存在于当下，但形成的原因却被视为存在于过去。评判就这样被装扮成了有关某种时序的陈述。文化滞后作为对失衡“进步”的评估性断言，对秉持自由主义和祈愿情怀的人非常有用。它告诉他们该“吁求”哪些变迁，又有哪些变迁“应该”发生却尚未发生。它告诉他们哪些地方已经取得进步，又有哪些地方他们还做得不够好。当然，对于某种病态“滞后”的审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呈现出的历史伪装、被十分粗鲁地塞入“吁求”之类貌似客观的用语的小规划弄得更加复杂。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特别适合某些人，他们借助自己的社会位置，处理一系列的个案，通常还具备一定程度的权威。法官、社会工作者、精神卫生专家、教师和地方改革家往往会从“情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的视野往往囿于既存的标准，而他们的专业工作又倾向于培养他们养成某种职业无能，使他们无法超越一系列的“个案”层面。他们的个人阅历，还有他们各自看待社会的视角，都太类似，太同质化，无法促成观念的竞争和意见的争执，担心会带来试图建构整体的结果。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就是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
从文化滞后的角度来陈述问题，等于在掩饰评价，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实用派更容易采用哪些类型的评价？整体而言的“制度”滞后于整体而言的“科技”，这是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它对“科学”，对循序进步的变迁，抱持积极正面的评价。简言之，这是启蒙运动在自由主义角度上的延续，它满怀理性主义；对于自然科学抱持弥赛亚性质的、如今在政治上看来天真幼稚的崇拜，不仅把自然科学看作思考的典范，而且视之为行动的榜样，还将其尊奉为进步的时间观。把这种进步观带进美国的院校的，是曾经风行的苏格兰道德哲学。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直到仅仅约莫一代人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说，构成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还是生意日益扩张中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生产工具，还获得了政治权力，也赢取了社会声望。老一代社会学家中，许多学院人士要么来自这些上升阶层，要么积极与之融合。而他们的学生，也就是他们思想的受众，则是这类阶层的产物。屡屡有人指出，有关进步的观念通常适合那些正在收入和位置的层级上节节攀升的人们。
在先前研究情境的实践社会学中，对于政治方面问题的考察很少会是持激进立场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往往回避政治性，或者渴求某种民主机会主义。它的奉行者触及某些政治性的东西时，通常会以“反社会”或“腐败”之类的术语来陈述其“病态”特性。在其他场合，“政治性”似乎被视同为政治现状的功能的恰当运作，也很容易被视同为法律或行政管理。政治秩序本身却很少得到考察，而只是被设定为一套颇为固定、与己无关的框架。
那些运用文化滞后观念的人，一般不会考察某些利益群体和决策者的位置，而他们可能正是造成一个社会的不同领域“变迁速率”各不相同的背后因素。你也可以说，就文化各部分可能运动的变迁速率而言，往往倒是技术在“滞后”。30年代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时至今日，在家用技术和人员交通之类的领域，情况依然大抵如此。
但是，作为撰写这些书的对象的学生又是哪些人呢？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其中有许多出身农场主或小商人家庭，中西部院校尤其如此。他们努力拼搏，要成为专业人士和低级主管。为他们写作，也就是为一群颇为特别的人写作：不断向上爬的中产阶级公众。作者和公众，教师与学生，社会经验其实是相似的。他们来源相仿，去向类似，可能遇到的阻碍也差不多。
与许多社会学家对于“滞后”的用法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用语是“滞后、裂缝和摩擦”，并由此通向有关“工业与商业之对比”的结构性分析。他问道：“滞后”在什么地方产生了不适？他试图揭示商人们是如何恪守企业规范而行事，培养起消极无为的习性，从而导致有效地侵害了生产和生产力。他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利润创造在私有制体系内的作用，但并不特别关心“去工匠化的结果”。不过，重要的是他揭示了“滞后”的结构机制。但许多社会科学家在使用“文化滞后”这个观念时，洗白了它的政治意涵，从而也丧失了任何具体的、结构性的附着。他们将这个观念给一般化了，以求用于一切，但始终是散碎凌乱的。
我们不妨来看看作为众多社会学书籍写作对象的公众：这门学科中绝大多数的“系统性”或“理论性”研究，都是由教师们出于课堂教学目的而在教科书里展开的。请记住，社会学往往要对抗其他系科而赢得其在学院中的生存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使教科书变得更有必要。如今的教科书是要组织编排各种事实，以便年轻人可以接触利用，而不是以研究和发现的增长点为核心。有鉴于此，教科书很容易变成颇为机械地搜集事实，以描绘多少已是定论的观念。而在将不断积累的细节纳入某种教科书秩序时，新观念在研究上的可能性、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不会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旧的观念与新的事实往往比新的观念重要得多，人们经常觉得后者很危险，因而会限制一本教材被“采纳”用于课堂教学的销量。教授们是否采用一个文本，就对其做出了评判，因此也就决定了是什么意味着它的成功。说到底，我们别忘了，要撰写新教案，确实需要花些时间。
四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这种片段零碎的特点的原因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研究零散情境的社会学？学院系科的奇怪分割或许帮助社会科学家把自己的问题搞得四分五裂。尤其是社会学家，他们似乎往往觉得，那些更老旧的社会科学的代表不愿意承认社会学应有其一席之地。就像奥古斯特·孔德、塔尔科特·帕森斯那样的宏大理论家一样，社会学家或许想要某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与经济学和政治学泾渭分明。但我认为，学院争斗中对于各门系科的限制，或者是总体能力不够，并不能完全充分地说明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为何抽象层次低，及与此相伴的其追随者无法考虑社会结构的相关问题。
要探究实践中的问题，势必会做出评价。被自由主义实用派当成“问题”的，往往属于以下情况：偏离中产阶级和小城镇习惯的生活方式；不遵从追求稳定和秩序的乡村原则；与“文化滞后”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口号不合拍；不切合适当的“社会进步”。不过，“调适”及其对立面“失调”的观念也从许多方面揭示了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有机”形而上学里，只要是倾向于和谐平衡的因素，就有可能得到强调。如果把一切都看成是“持续的过程”，就看不到作为我们时代鲜明特征的节奏的突变、定位的颠覆，即使它们未被忽略，也只是被当作“病态”“调适不良”的迹象。“民德”或“社会”这类看似简单无害的用语，蕴含着形式性和据称的统合性，降低了我们看清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
这个观念往往很空洞，没什么具体内容；但一般来说，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宣传要遵从理念上与小城镇中产阶级相维系的那些规范与特性。但“适应”这个术语所蕴含的生物学比喻却遮掩了这些社会道德内涵。事实上，与这个术语相伴而来的，是“存在”和“维存”这类在社会维度上殊无意义的术语。“调适”这一“概念”借助生物学比喻，变得形式化、普遍化。但这个术语的实际运用却往往表明，用者接受了所处小共同体情境的那些目的和手段。许多论者建议使用据信比其他选择较少引起干扰的技术，以求实现既定目标。但他们通常并不会考虑，如果不对作为整体的制度框架做些调整，那些困于不利情境的特定群体或个体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首先，“有原则的多元主义”也可能像“有原则的一元主义”一样教条化，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其次，难道不可能既研究各种原因又不完全湮没其中吗？事实上，这难道不是社会科学家在考察社会结构时应当做的吗？通过这类研究，我们当然是在力求找出某样事情的充分原因，一旦找到，又要讲清楚怎样看待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政治行动和管理行动的目标，让人们有机会在塑造世间人事时用上理性。
调适的观念似乎可以径直用于这样一种社会舞台，台上一方面有“社会”，另一方面有“个体移民”。然后移民必须针对社会做出“调适”。“移民问题”很早就属于社会学家的关注核心，用来陈述这个问题的那些观念也很可能融入梳理一切“问题”的一般模型。
让我们且慢展开，想必有人曾经说过，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分解成许多微小的“因素”，接下来自然就需要其中大量的因素来阐述一样事情，而我们永远无法确知自己是否已经全面把握了它们。单纯从形式上强调“有机整体”，加上未能考虑到往往是结构性的充分的原因，再加上被迫只能一次考察一个情境，诸如此类的观念的确使人们难以理解现状的结构。为了平衡起见，或许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别忘了还有其他的观点：
如果细致考察有关失调的具体描述，我们不难推出，都是什么类型的人会被评判为已经实现了理想意义上的“调适”：
如果说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中蕴含有什么取向脉络的话，显然是偏向于细碎散落的研究，偏向于事实性的调查，以及与此相伴的信条：多元主义立场下的多因混融观。这些就是作为一种社会研究风格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基本特征。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由难以计数的“因素”导致的，那么我们不管从事什么实际行动，最好都要非常小心。我们必须处理许多细节，因此建议先改革某个细微部分，看看后果如何，再改革下一个细微部分。86当然，我们最好不要如此教条，也不要好高骛远，行动计划过于庞大。我们在进入一切皆流变不居、彼此关联的潮流之前，必须放宽心态，清楚知道自己对于所有发挥作用的多重原因，很可能尚不知晓，也或许永远不会知晓。作为研究情境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察觉到许多微小的原因；而作为投身实践的人，要想行事明智，我们必须对情境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循序积微。
对于上一代的社会学家，乃至整体上的自由主义实用派而言，理想的人就是“社会化了的”人。这种理念往往意味着他在伦理上是“自私”的对立面。作为社会化的人，他考虑着别人并友善待之。他不会兀自冥想或闷闷不乐，相反，他颇为外向，渴望“参与”所在共同体的日常活动，帮助这个共同体以可调适的匀整节奏“进步”。他参加许多共同体组织，并以它们为归属和目标。就算不是一个毫无保留的“成员”，他肯定也十分积极。他乐于遵从传统道德，顺应传统动机。他还乐于参与可敬制度的不断进步。他的父母从未离婚，他的家庭从未遭受无情破裂。他是“成功的”，至少是低调的成功，因为他满怀抱负却保持低调。可他不会琢磨太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以免自己变成“空想家”。作为一名正经妥当的小人物，他并不奢望发大财。他的有些品质过于寻常，乃至于我们无法说出个中的意味。但他也有些品质颇为特别，我们由此可知，这个人身处局地情境，已经求得调适，他的品质符合某些人所期待的规范，这些人一般是住在美国小城镇里的中产阶级，眼界局促，独立自处，亦步亦趋地活出新教徒的理念。
自由主义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只是方式更为弥散。美国社会学家与其欧洲前辈截然不同，强烈倾向于一次研究一个经验性细节、一种情境问题。一句话，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细碎散落的。他们遵循“民主的知识理论”，设定所有事实生而平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任何一项社会现象，都必然存在大量细微的原因。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因果关系”，非常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自由主义政治。事实上，认为社会事件的原因必然是为数众多，细碎散落，这样的观念很容易陷入不妨称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视角。[5]
我倒是乐意接受这种令人安逸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小世界，它想必存在于某个地方，否则也一定会被创造出来。而就创造它来讲，似乎没有什么人群在理念上比上一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寻常成员更合适，也没有什么观念比自由主义实用取向更有助于这项任务。
在美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几乎一切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条件，或许首先是由于缺乏封建制，因此也就缺乏反资本主义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贵族制基础。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依然塑造着工商精英中的重要群体的视野，仍有其政治上的用途。即便是在最老辣精妙的经济学描述中，平衡或均衡观念的地位也依然坚不可摧。
五
因此，早先中产阶层有关改革的社会学就出现了分裂，一方面发展成为学院里的专业，另一方面发展成为更具体化、制度化的福利活动。不过，这样的分裂并不意味着学院专业变得在道德角度上保持中立，在科学角度上客观漠然。
过去数十年来，除了旧有的实用取向，又冒出来新的一种，事实上，是好几种新类型。自由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再是一种改良思潮，而是福利国家中对于各项社会服务的管理。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它的改良动力，愈益偏重于支离破碎的问题，趋向于零散的因果关系，从而转向保守主义，为企业、军队和国家所用。随着这类科层机构日益主宰了经济、政治和军事诸秩序，“实用的”意思也发生了转换。人们认为，只有服务于这些大制度大机构的宗旨才能称得上“实用的”宗旨。[6]
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科学与改革思潮和改良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人们所知的“社会科学运动”——在1865年组建成“美国社会科学学会”——就属于19世纪晚期的这类尝试，它们要“运用科学”来研究社会问题，而不求助于直露的政治策略。简单来说，这股运动的成员寻求将下层民众的困扰转变成中产阶层公众的议题。到了20世纪的头几十年，这场运动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它已经不再承载着什么有关改革的中产阶层激进意识形态。它对于整体福祉的格局宽广的迫切要求，已经变成对于社会工作、合作慈善、儿童福利、狱政改革之类问题的范围有限的关注。不过，除了“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社会科学中还兴起了几个专业学会，并适时出现了几种学院里的系科。
或许我们能够用“工厂人际关系”学派来便捷地示例新型的非自由主义实用取向。[7]如果我们看看这种风格的“文献”中指涉管理者和工人的所有用语，就会发现，谈论管理者时，基本都是沿循“聪明—不聪明”“合理—不合理”“有见识—没见识”这样的路数，而提到工人时，基本都是沿循“快活—不快活”“有效率—没效率”“士气高—士气低”这样的路数。
三
这些学者提出的建议，无论是直截了当还是间接默含，大多可以精确概括为如下简单公式：要让工人快活、高效、合作，我们只需要让管理者聪明、合理、有见识。这就是有关工厂人际关系的政治公式吗？如果不是，那还包括什么？如果是，结合实际地讲，这个公式难道不是把工厂关系的有关问题给“心理学化”了吗？它所依赖的基础，难道不就是有关各种利益之间的自然和谐的古典公式吗？只是现在这些公式令人遗憾地掺杂了人际关系的脆弱性，体现为管理者的不聪明，工人的不快活、不理性。基于这些研究而概括出的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人事管理者通过增进对于雇员的理解，抵消他们针对管理方的非正式团结，放松自己自恃权威的做派，放宽对于雇员的操控，以此确保更为宽松、顺畅、有效的管理？上述种种，在士气这个“概念”中凸显无遗。
我提及这几种实际用途和连带意涵，既不是为了批评，也不是试图证明存在偏见。我之所以如此，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社会科学必然牵涉到科层惯例和意识形态话题，而今日社会科学之所以纷繁多样，混乱一团，也与这种相关性有关。所以，对于它们的政治意涵，清楚阐明总好过遮遮掩掩。
在现代工厂工作，就是在等级制下工作：这其中有一条权威的脉络，因此自下观之，就存在一条服从的脉络。大量的工作是准例行化的，这意味着为了提高产出，每一位工人的操作都是条块细分，模式固定。如果我们把工厂结构的等级制性质和大部分工作的准例行化特征这两桩事实结合起来，就会清楚看到，现代工厂中的工作包含着纪律：迅速地、相当模式化地服从权威。所以，人际关系专家如此遮遮掩掩地处理的权力因素，其实对于充分理解士气问题可谓至关重要。
我们肯定不能指责政治学家，特别是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的政治学家，他们满怀某种对抗的心气考察美国政策。尼尔·霍顿教授甚至断言：“一向被错当作政治学学术的许多东西，其实不过是为这些政策做些合理化注脚并叫卖推销。”[3]或许他的话失之偏颇，但对于他揭露出来的状况，却必须详尽考察，而不能弃置一旁。无独有偶，要回答阿诺德·罗戈夫教授的提问，即“那些重大话题究竟出了什么问题”[4]，就必须认识到，晚近的政治学大多已经无关乎理解重要的政治现实，却和从科学的角度对官方政策和疏失的鼓吹脱不开干系。
说到底，工厂既是实施工作的场所，也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场所。有鉴于此，要界定士气何谓，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从主观角度上说，士气似乎意味着愿意去做手头的工作，高高兴兴去做，甚至享受做的过程。而从客观角度上讲，士气好像是说工作做得富有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麻烦、最小的开支，完成最多的工作。因此，现代美国工厂中的士气必然涉及工人这一方的乐于服从，其结果是工人富有效率地执行手头工作，而这当然是由管理方来评判。
有些历史学家似乎热衷于重写过去，但只能被视为服务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宗旨。眼下就有一例，美国要“重估”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企业生活和其他工商生活。仔细检视最近几十年的大部分美国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历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它都很容易变成不堪其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随着社会科学的新型科层管理用途渐渐成势，也出现了新的尝试，即要倡扬“美国的历史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而在这股倡扬之风中，有些历史学家已经使历史有益于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并被这种倾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受益者所用。
任何有关“士气”的观念要想明晰，都要求阐明用作标准的价值。似乎存在着两种相关价值，一种是工人的快活或满足，另一种是他有何等权力决定自己工作生活的进程。如果我们稍稍扩展一下思维，就会记起，有一种“士气”是自我管理的工匠所特有的，他参与决定自己的工作，也乐于这样做。这是亚当·斯密和杰斐逊式的未被异化的人，或惠特曼笔下“自然生长的人”。我们还会想起，由于引入了大规模等级制的工作组织，要设想这样一种人所需要的全部预设都已经变得十分荒谬。事实上，单单引入这一项因素，就可以基于颇为严格的逻辑，从经典自由主义中演绎出经典社会主义。如此一来，从所谓“工人控制”的经典观念中，就可以构想出第二类“士气”，事实上这类士气也已经构想出来了。而想象这种形式时，针对的就是处在大规模集体工作的客观条件下未被异化的人。
即使是人口学这样颇具统计学意味的专业，也已经被深深卷入了由托马斯·马尔萨斯最初挑起的事实争议和政策冲突。这些议题中有许多现在聚焦于前殖民地区，我们在那些地方发现，文化人类学从几个方面入手，深入关注殖民主义的相关事实与精神。从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大体界定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尤其是工业化及其全部相关发展的需要。而人类学家在参与讨论时，一般都会带有几分谨慎，就像老殖民强权的那些担忧，似乎是要回避今天在不发达地区几乎必然伴随变迁而来的那些动荡和张力。文化人类学的内容与历史当然不是靠什么殖民主义的事实来“说明”的，尽管诸如此类的事实也不能说与之毫无关系。文化人类学还服务于自由主义乃至激进主义的宗旨，尤其是它坚持认为简单社会的人民淳朴正直，主张人的性格具有社会相对性，并在西方人当中展开反本位偏狭立场的宣传。
与人际关系专家眼中的这两类“士气”相反的是无权无势却还乐呵呵的工人的士气。当然，被归入这一类的人也是五花八门，但关键在于，如果不改变权力结构，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性的工匠之道或自我指导。“人际关系”专家所构想出的士气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已经被异化，但服从于被管理的或合惯例的对于“士气”的期待。“人际关系”专家设定现存的工厂框架不可变异，设定管理者的目标就是所有人的目标，就不会考察现代工厂的权威结构，不会考察工人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他们对于士气问题的界定非常狭隘，并通过运用其技术，力求向他们的管理方客户揭示，该如何在现存的权力框架内提升雇员士气。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操控性的。他们会允许雇员“宣泄减压”，而不改变他在其中活过自己工作生涯的那个结构。他们业已获得的“发现”如下：在现代工厂的权威结构内部，存在地位组合；这些地位组合会抵抗权威，发挥作用，保护工人对权威的对抗；因此，管理方要想提高效率，防御“不合作”趋势，就不应该试图拆散这些组合，而应当设法为己所用；承认并研究这些组合，就有可能实现上述任务，以便操控其中涉及的工人，而不是保持一味发号施令的权威做派。换言之，人际关系专家已经延伸了现代社会的整体趋向，即以明智的方式将其合理化，服务于管理精英。[8]
经济学目前这种混淆一团的状况，既涉及有关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有关政策的问题。同样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公开发表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比如，加迪纳·C. 米恩斯就抨击他的同行们抱守原子化企业这种“18世纪”的意象，并呼吁建立新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巨型企业可以制定并控制价格。另一方面，瓦西里·列昂惕夫则批评同行们分裂成纯粹理论玩家和只管攫取事实的人，呼吁探索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复杂图式。但科林·克拉克却认为，这类图式属于“巨细靡遗、漫无重点、徒耗时间的分析”，号召经济学家们思考如何增进“人类的物质福祉”，并要求减税。而约翰·K. 加尔布雷思则断言，经济学家应当停止一味关注增加物质福祉，美国已经富得流油，还要进一步增加产出是很愚蠢的。他呼吁同行们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以及增加税收。[2]
六
古典经济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权力体制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就此而言，它往往遭到“富有成果的误解”，甚至像今天苏联政论作者使用马克思的作品一样。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已经对古典主义学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发起了批判，清楚揭示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抱守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但要理解这些学派本身，只能诉诸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社会哲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顾问，提出各种管理技术，为政策公开声言，并确立了细节性经济报告的规矩。上述种种都同时涉及科层管理的用途和意识形态的用途，尽管并不始终直白表露，却是非常积极主动。
新的实用取向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新形象，也带来了社会科学家的新形象。新的机构出现了，包括工业关系中心，大学的研究部门，企业、空军和政府中的新设研发分支，安置了这种非自由主义的实用取向。它们并不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饱尝打击的人们，如惹是生非的坏小子、有失检点的烂女人、居无定所的流动工、尚未归化的移民。恰恰相反，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幻想中，它们都关联着社会的顶层，尤其是那些通晓事理的工商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军队将领。社会科学家们和远超福利机构和县府农业家政顾问[9]的高层级公私权力结成了专业上的关系，这在其各自的学科发展史上都是头一遭。
回观历史，人们运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方式多过科层管理方式。即便现在，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双方均势似乎经常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运用乃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科学其实都是其与马克思的研究之间往往不被承认的论争，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挑战的反思。
他们自己的定位从学院转向科层，他们面向的公众从改良运动转到决策集团，他们研究的问题从自己的选择转为新主顾的要求。学者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对抗往往趋于和缓，更加迎合行政管理的实用考虑。他们大体接受了体制现状，倾向于从管理者相信自己面对的那些困扰和议题中梳理出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研究的是不安现状、缺乏士气的工人，考察的是“不理解”管理人际关系艺术的管理者。他们还兢兢业业地服务于传媒广告业的商企目的。
但无论社会科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单凭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展开工作这一点，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科层制度或意识形态性质的角色。不仅如此，任何一端的角色都很容易滑向另一端。运用出于科层目的的极为形式化的研究技术，也很容易滑向为可能基于这类研究而做出的决策提供正当化辩护。反之，带有意识形态意味地运用社会科学的发现，也很容易成为科层制运作的组成部分。今天人们诸般尝试，将权力合法化，让特定的政策受人欢迎，其实这些尝试往往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人事管理”和“公共关系”。
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管理技术专家，和给作为权力体制的工商企业提供的新的正当性辩护而言，需求都大大增加了，而新型实用取向就是学院对此趋势的回应。对于人员和意识形态的这些新需求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社会里的一些具体变迁，如工会兴起成为竞夺效忠的核心，以及萧条期间公众对于工商业的厌憎；也因为现代企业权力的规模庞大，高度集中；还因为福利国家愈益扩张，得到公众接受，并加强了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诸如此类的发展趋势也都体现在商界高层的转化中，他们从所谓经济上讲求实用的保守主义，转向了政治上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
对于明确的意识形态正当化辩护的需求已经大大增长，哪怕只是因为把持大权的新型制度/机构虽然已经兴起，却尚未获得合法化，而旧有的权力曾经的保障已经过时失效。比如，现代企业的权力并不是由18世纪传承下来的自由主义学说自动给出正当化辩护的，而在美国，这样的学说正是合法权威的主线。所有利益及权力、全部激情和偏见、一切憎恨与希望，都倾向于获得某种意识形态机制，赖以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口号、符号、学说和诉求一竞高下。随着公共沟通日益扩张，不断加速，其效力也在不断重复之下变得愈益减损。因此，对于新的口号、信念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是持续不懈的。置身这等大众传播和深度公关的情境，社会研究要是还能免于为意识形态提供装备的需求，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而社会研究者如果不能提供这种装备，那就更奇怪了。
实用保守主义者还带有乌托邦式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意象，从未真正接受工会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必要属性或有用属性。一俟可能，他们就会敦促解散工会或对工会加以限制。在这里，就现在，实用保守主义者的公开目标一向是争取私人获利的自由。这种直言不讳的观点依然盛行于许多小型企业圈，尤其是零售商，但在大型企业那里也是如此。其中最大的几家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相较于其他大企业而言，往往更明显地体现出它们所称的保守主义的那种“实用取向”。纵观历史，实用保守主义有赖于一点：事实上，商人从未觉得需要有什么新创的或更老于世故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广泛流传、不受质疑的公共观念的内容可谓水乳交融。
诸如此类的应用并不一定是社会科学家有意为之。事实或许就是这样，但社会科学家一般也都会意识到自己所做研究的政治意涵。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就算他们当中的这一位不清楚，那一位也很可能清楚。
当新的权力核心尚未合法化，尚无能力用既有的权威符号来掩饰自己，却已逐渐兴起时，就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来给出正当化辩护。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就在于用着自由主义的符号，却是为了保守主义的目的。他们的源起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工商业正受到专注揭露丑闻的调查人员和一意清除积弊的新闻记者的攻击。在大萧条的氛围之下，加之通过了《瓦格纳法案》[10]，他们再度得到发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们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它们转移对于权力和权威话题的关注，就此转移对于社会本身结构性现实的关注。
与右翼实用主义者的普通成员截然相反，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赢取利润所面临的新的政治条件：在当下的经济体系里，强有力的工会与强有力的工商联盟针锋相对，共处于不断膨胀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管理框架中。他们迅速看出，在这个时代，当工会和政府彼此竞夺工人和公民们的忠诚时，就需要有新的符号来为自己的权力提供正当化辩护。
它们批评或揭露通行的安排和统治者，就此剥夺其权威。
在新型实用取向下，工商业者的关注点通常显得一目了然。但教授们呢？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呢？与工商业代言人不同，他们首要关注的并不在于实用取向的赢利性、管理性或政治性等方面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诸如此类的结果基本只是通向其他目的的手段。我认为，其他目的最终汇聚在他们自己的“生涯”上。诚然，有了新的研究活动、新的咨询业务，自己的薪酬也可能有些许增长，教授们肯定也会欢迎的。他们不一定满足于帮助管理者在管理其工厂的时候，挣的钱更多，惹的麻烦更少。他们帮着为既存的工商权力打造更可接受的新型意识形态，自己的权力也不一定会大幅提升。只要他们还是学者，那些学术之外的目标就不一定聚焦在这样的满足感上。
这些意象和观念为权力的安排和有权势者的支配地位提供正当化辩护，就此将权力转换成权威。
工商业和政府总体规模得到扩张，也愈显科层特征，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制度关系，这两点趋势都促生了新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学者们的参与就是对此做出的回应。这些发展趋势意味着对专家的需求不断增长，与此相应，职业生涯不仅在大学内部，也在大学外部开启了。为了回应这些外部需求，高等学术中心愈益倾向于生产看似不涉足政治的技术专家。
凡此种种，本身并不会让人烦乱。它就算不被直面，也已是广为人知。今日的社会研究往往会直接服务于军队将领、社会工作者、公司经理和监狱管理者等。诸如此类的科层应用还在与日俱增，并且无疑还将持续下去。而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其他人等，也都在以具备意识形态意味的方式在使用这些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也是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就此而言，它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关性是内在固有的。每个社会都持有标明其自身属性的意象，尤其是那些为其权力体制和有权势者的做派提供正当性辩护的意象和口号。社会科学家搞出来的意象和观念与这些通行意象可能契合，也可能抵触，但总会与后者产生连带意涵。一旦这些连带意涵为人所知晓，往往会陷入争论，并被付诸应用：
即使那些留在学院中的人，也已经可以选取一种新式的职业生涯，不同于旧式的教授。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式企业家”的生涯。这类雄心勃勃的顾问，通过确保大学外部的声望乃至小规模的权力，也能推动其在大学内部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在校园内设立一所财源可观的研究与教学机构，将学术共同体带入与现世人事的鲜活接触。这群新式企业家置身自己那些更固守书斋的同事中，往往可能成为大学校务的领导者。
二
我想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学术职业常常不能够使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满足于单纯的学术生涯。这门职业的声望尚不能抵消往往连带着的经济上的牺牲。许多学者所得的薪酬以及由此铸就的生活方式常常颇为凄惨，再加上他们意识到，相比于已经赢得其他领域里可以获取的权力与声望的那些人，自己往往聪明得多，这就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在这些闷闷不乐的教授看来，社会科学的管理应用方面的新发展提供了能让人满足的机会，这么说吧，可以不必当上院系老大，去当经理好了。
像肯尼思·博尔丁那样乐观是很难的，他写道：“尽管我们的实证主义者千方百计要使研究人的科学去人性化，它也依然是一门道德科学。”但要对莱昂内尔·罗宾斯提出异议甚至更加困难，他写道：“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今天文明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就是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心智没有能力洞察经济范畴与技术范畴之间的差异。”[1]
不过，即使在愈发急切的年青一代里面，也时不时有证据表明，这些新式的职业生涯能把教授们拖出学院陈规，也完全可以把他们丢进至少同样令人不快的某种境地。无论如何，这一切令人担忧，新式学院企业家常常显得并不清楚自己的新目标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就连可以从哪些方面界定成功实现了这些模糊目的，他们也往往显得心里没谱。这不正是导致他们深陷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心境的根源所在吗？
还有教学，顺便说一句，我不觉得它和写作是一回事。当你出版了一本书，它就成了公共财产。作者对其读者公众即使有责任，唯一的责任就在于尽可能把书写好，他是最终评判者。但教师还有进一步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是被俘获的听众，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其教师，后者在他们眼里成了某种榜样。教师的首要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充分地向学生揭示，一个据说充满自律的头脑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教学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声说出来而可以被理解的思考艺术。在书里，作者常常试图说服别人接受其思考的结论；而在教室里，教师则应当努力向别人展示一个人是怎样思考的，同时也展示出，当他思考颇有所得时，感觉有多美妙。因此，在我看来，教师应当把各种预设、事实、方法和判断都说得非常明确，不应当有任何隐瞒，而应当循序渐进，随时反复揭启所有可能的道德方案，然后才给出他自己的选择。但如果是这么写作，会非常枯燥乏味，也不可能保持自我清醒。精彩的讲课之所以成书后往往不会大卖，原因之一正在于此。
美国的学术共同体作为整体，在道德上是对自己已然涉足其间的新型实用取向开放的。无论大学内外，处在学术中心的人们都成了行政管理机器里的专家。这无疑使他们的关注，使他们原本可能有的政治思考格局趋于狭隘。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大规模地参与政治，这种事情就算曾有，也是相当罕见的。而转向技术专家角色的趋势更加固了他们与政治无涉的姿态，减少了他们的政治涉入，由于弃之不用，他们就连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往往弱化了。你经常会碰到一些新闻记者，相比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我要遗憾地说，相比起政治学家，他们在政治上都要更为敏感，更有见识。之所以如此，上述趋势也是原因之一。美国的大学体制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非常少见的，它很少教学生如何评估现代社会中整体权力斗争的事态。对于共同体中叛逆反抗的这些部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很少甚或毫无持久接触。不存在一家左翼出版社，能让一位普通的学术从业者在其职业生涯当中，与之结成相互教育的关系。不存在一股运动，能为政治知识分子提供支持，赋予声望，更不要说给份工作了。而在劳工团体中，学术共同体即使有什么根基，也是微乎其微的。
任何人只要献身于研究社会并公开发表成果，无论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就都带着道德的意味，往往也带着政治的意味。问题在于他是直面这一境况并明确心意，还是自欺欺人，在道德上放任自流。在今日的美国，许多社会科学家，不妨说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是或坦然或不安的自由派。他们顺从于普遍蔓延的对于任何深切担当的恐惧。当这类人抱怨要“做出价值判断”时，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这种顺从，而不是什么“科学的客观性”。
凡此种种，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切换，不背负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纳新型实用取向。因此，要是说什么人在“出卖自己”，未免既欠妥当，也太天真。要知道，只有当真有什么东西在出卖的时候，使用这类尖刻的言辞才是恰如其分的。
有些社会科学家的治学虽然用力于小范围情境的细节，但也没有把他们的研究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冲突和力量之外，而是“接受了”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框架，至少间接地、在实质效果上“接受了”。但是，任何人只要接受社会科学全面的学术任务，就不能单纯设定这种结构。事实上，他的工作就是要阐明这一结构，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着手做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他的一项重要判断。由于美国社会有那么多的可证伪之处，单纯以中立的方式描述它，往往会被视为“野蛮的自然主义”。当然，要隐藏社会科学家可能设定、接受或蕴含的这些价值，其实并不很难。我们都明白，手头就有一个做这种事情的不太上得了台面的机制：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的许多行话，就是因为对毫无实质担当而片面追求精致形式抱有奇怪的热情。
[1]这两段引文转引自Barzun and Graff, The Modern Researcher，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7，p.217.
顺便说一句，某些类型的论家在评价社会科学里的研究时，看的是它的结论属于悲观还是乐观，是否定性的还是建设性的。这些乐天的道德家要的是激情燃烧，至少最后他们能如此；研究如果能坚执一份热诚的乐观主义小情调，并使我们由此走向生机灿烂，就会让他们很开心。但我们力求理解的世界并不总能让我们所有人都在政治上满怀期望，在道德上饱含自信，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有时会发现难以扮演傻乐白痴的角色。就我个人而言，我碰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但我必须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能力依据一样东西是否能让人欢天喜地来下定论。首先，你要力求澄清事实，充分陈述。如果悲观阴郁，那很糟糕；如果引向希望，那很不错。但与此同时，吁求“建设性方案”和“满怀希望的调子”，往往意味着没有能力直面事实，哪怕这些事实无疑令人不快，那也与是真理还是谬误无关，与评判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无关。
[2]比较《商业周刊》上有关经济学家的报道，见Business Week，2 August 1958，p.48。
我们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涉及价值；我们使用哪些核心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涉及价值；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受到价值的影响。就观念而言，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多地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自觉意识到残存的价值意涵，并主动加以阐明。而就问题来说，目标同样应当是清楚了解选择问题时秉持的价值，然后尽可能避免在解答问题时怀有评价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方，也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道德意涵或政治意涵。
[3]1958年4月12日在美西政治学会上的讲演。
休谟的名言说得好，我们不能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出我们该如何作为。我们也不能从我们相信自己应当如何作为中推出其他人应当如何作为。最终，如果要拼到最后，我们只好与不同意我们的人大斗一场。且让我们期望这样的结局不常发生吧。与此同时，要想尽可能通情达理，我们无论怎样也应该以理相争。
[4]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1957.
但是，如果真正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如此顽固地抱持某些价值，乃至于无法通过逻辑分析和事实考察来解决这样的冲突，那么理性在这等世间人事中扮演的角色就似乎宣告终结了。诚然，我们可以阐明各种价值的意义和后果，可以使它们彼此协调，可以确定它们实际的优劣缓急，可以用事实来支撑它们，但到最后，我们也可能被降格为单纯的断言与反断言，只能进行辩护或说服。最终，如果能坚持到最后，道德问题就成了权力问题；最后一招如果用得上的话，权力的终极形式就是强制。
[5]参见Mills,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Social Patholog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eptember，1943.
要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冲突，并在冲突存在时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当然是社会科学家经常承担的一项首要任务。这样的分解有时容易导致用特别的方式重新陈述议题，以开放求解，因为它可能揭示出同样的利益集团所持的价值却不一致。如果陈旧的价值不被牺牲，新兴的价值就不能落实，因此，利益相关方要想有所行事，就必须明确最珍视的是哪一种价值。
[6]“社会问题”原本是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在学院里的主要落脚点，但就连这个专业方向也已经体现出实用取向的新旧类型的转换。“社会解组”课程已不再维持原状。到了1958年，践行这类价值的人对于自己秉持的价值有了更为成熟的自觉意识。从政治上说，这块领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整体意识形态，成为福利国家中的关键压力群体和行政辅助中的一员。
现在人们已经有了足够广泛的共识，从而让以下观念成为常识之见：不能从事实陈述或观念界定中推出价值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诸如此类的陈述和界定与判断毫不相关。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社会议题牵涉到的一大堆扯不清的乱麻里面，都是既有事实方面的谬误和观念方面的模糊，也有评估方面的偏见。只有从逻辑角度解开这团乱麻，才有可能了解这些议题是否真的牵涉到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7]有关“梅奥学派”的详细描述，参见Mills, “The Contributions of Sociology to Studie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in Proceedings of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 Cleveland, Ohio，1948.
社会科学研究始终面临评估问题。这些科学的传统包含了一长串往往带有教条意味的问题解法，煞费苦心的两面骑墙，以及一批推理缜密、合乎情理的观点。人们往往根本没有直接面对问题，只是假定或采纳了零散细碎的答案，可供雇用的技术专家型研究人员所做的应用社会学就是如此。这样的实践者并不会依据他的技术所称的中立性来摆脱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会让其他类型的人替他来解决问题。但学术巧匠肯定会在努力做自己研究的同时，意识到个中的预设和意涵，尤其是对于其研究所在的社会，对于他在那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什么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
[8]当然，也不能就设定，社会科学家在这块研究领域里的表现丝毫不比研究工厂人际关系的这个学派高明。正相反，已经有了许多出色的研究作品问世，而更多的研究目前还在进行，如下列学者的作品：查尔斯·E. 林德布罗姆、约翰·T. 邓拉普、威廉·福姆、德尔伯特·米勒、V. L. 艾伦、西摩·李普塞特、罗斯·斯塔格纳、阿瑟·科恩豪泽、威廉·H. 怀特、罗伯特·迪宾、阿瑟·M. 罗斯……就聊举数例吧。19世纪社会科学的重大论题之一，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人们被结构性变迁推动着，陷入缺权少力的境况，同时又在心理维度上变得躁动不安，索求过度。据此可以构想出历史发展的核心脉络：随着理性自觉和知识的扩散，工人们会以新的集体联合的方式觉醒，摆脱异化，发展成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士气。卡尔·马克思有关结构性变迁的讨论大多非常正确，只是对于变迁的心理后果，他看走了眼，也不够充分。在士气这个观念中，工厂社会学的理论问题达到了学术上和政治上的极致，同时也成了要去探讨异化和士气的几种类型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考察权力的结构，考察其对于工人的个体生活具有的意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它要求我们考察心理性转换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伴结构性转换而来，两者各自的起因又何在。正是在这类方向上，蕴含着有关现代人的工作生涯的社会科学的承诺。
一
[9]“county agent”，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聘用，为各县农民提供农业和家政方面的咨询指导的人。——译注
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科学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既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试图对这一事实视若不见，正是这种混乱挥之不去的原因之一。要想对社会科学中各式各样流派的问题与方法做出评判，不仅需要对大量学术议题做出判断，还必须对众多政治价值做出取舍，因为我们要是不知道问题对谁而言是问题，也就无法很好地阐述任何问题。对于某人来说是问题，对于另一个人而言可能根本不算问题，这取决于两个人关注的分别是什么，也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兴趣有多了解。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项棘手的伦理议题：人们并不总是对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感兴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社会科学家往往自认的那么理性。凡此种种，意味着所有研究人与社会的学者都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假设和暗示一些道德与政治上的决策。
[10]《瓦格纳法案》，正式名称是《国家劳工关系法案》，为美国在20世纪通过的最重要的劳工立法。来自纽约的参议员、民主党人罗伯特·瓦格纳提出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是劳资关系的管理者，也是最终仲裁者。法案设立常设的全国劳工关系局，保护工人组织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并鼓励集体谈判，禁止雇主推动建立内部独立工会和解雇或歧视组织或参加工会的工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