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抽象经验主义，目前流行两种辩护。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辩护，就意味着这种风格的结果的单薄贫乏，与其归咎于“方法”本身的内在特性，不如怪罪到“次要的”原因，也就是资金缺少、时间不够。
四
首先，人们可能会说，由于这类研究通常耗费巨资，要对提供经费的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必然会受此影响；不仅如此，这些利益集团拢在一起，问题可谓零散细碎。因此，研究者在选择问题时，还不能够实现结果的真正积累，也就是说，以更具显著意义的方式汇总结果。他们已经尽力而为，只是无法关注能够带来成果的一系列实质问题，这样就不得不专注于发展方法，无论实质议题是什么，都可以付诸研究。
有关研究的整体风格和社会学家，我所知最清晰的陈述就是：社会学家就该作为科学制造者、工具制造者、解释监管者，安居于研究机构。这就牵扯出我马上要更系统地讨论的几个问题。
简言之，求取真理的经济学，即研究的成本，与求取真理的政治学，即通过研究来阐明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并使政治论争更贴近现实，两者之间似乎相互抵触。结论是：只要社会研究机构在国家科学基金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如四分之一，只要它们可以如其所愿地自由支配这笔钱，那情况就会大有好转。必须承认，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合理的期待。但其他人也不知道，虽说对于我们当中那些行政管理型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坦然地为了造势上位，放弃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想必持有上述的信念。不过，如果单单揪住这个话题，会使思想批判无法切中要害。不仅如此，还有一样事情是非常清楚的：由于“方法”耗费昂贵，其践行者往往会涉足自己研究的商业性和科层性运用，这的确会影响研究的风格。
或许，它就是对于技术哲学的宣传，就是对于管理效能的崇拜，只是乔装成有关科学的自然史的组成部分。
其次，人们可能会想，批评者只是缺乏耐心，但我明白，所谓“科学的要求”的管理话语可不是最近几十年来才有的，而是存在了数百年。你可以说，只要“循序渐进”，这类研究自然会积累起来，使我们有可能概括出有关社会的具有显著意义的结果。在我看来，从这种思路来给出正当化辩护，等于假定把社会科学的发展看作一项奇特的筑砖成墙的努力。它假定，究其本质而言，诸如此类的研究能够作为“基本单元”，在未来的某个时节被“加总”或“接合”，从而“构筑”有关某个整体的可信赖并可验证的形象。但这并不单纯是一种预设，而是一项明确的政策。拉扎斯菲尔德断言：“经验科学必须研究具体的问题，将众多琐碎、细致、耗时的调查的结果汇总起来，构筑更为广泛的知识。有更多的学人转向社会科学，这当然值得赞赏，但并不是因为这种趋势会在一夜之间拯救世界，而是因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快最终发展出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的艰难任务的进程，而这样的科学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控制社会事务。”[15]
必须顺带提醒一句，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段陈述整体观之，究竟是属于有关社会学家实际已经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理论，还是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提议，建议社会学家应当成为助产士式的技术专家，成为万事万物的解释的监管人。如果是前者，它肯定是有欠缺的。而如果是后者，当然，任何社会学家都有自由侧重自己考虑的实质问题的利益而拒绝这样的邀请。但它到底是事实还是规诫，是陈述还是规划？
这里提出的规划在政治上的含混暂且按下不表，它是要假设，研究的结果能够被“汇总”，并进而成为“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从而将研究局限在“琐碎”的调查上。要说明这种看法为何有欠缺，我不能只谈这些研究者所获的结果为何如此单薄贫乏的外部原因，而必须转向他们的风格和规划所内在固有的某些原因。
我们确实称这些概念是社会学性质的概念，因为它们适用于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我们指派给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搜集并分析这些概念，它们都有助于解释特定领域中发现的经验结果，如分析价格、犯罪、自杀或投票统计数据。有时候，社会理论这个术语也用来指系统地呈现这类概念及其相互关联。[14]
我的第一个观点必须探讨理论和研究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科学家考虑问题时应当采取的策略：较为宏大的观念与可以细致阐发的领域，孰先孰后？
而所谓“社会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了诸如此类的概念的系统辑录，也就是系统地搜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变量：
当然，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流派里，所谓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数据就是茫然无绪，而没有数据支撑的理论就是空谈无物，当然都是泛泛之论。但我们还要比哲学层面上的花样文章更进一步，要考察研究实践及其结果。这正是我在此的努力所在。在像拉扎斯菲尔德之类的比较直白的陈述里，“理论”和“经验数据”这样的操作观念意思非常明确：“理论”成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那些变量；而被强烈建议并在实践中被清楚表明的所谓“经验数据”，仅限于那些能够在统计上确定的事实与关系，也就是为数众多的、可以重复的、可以测量的事实与关系。鉴于理论和数据都是十分有局限的，再看有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的那种豪气，似乎就削减成了单纯的口惠，事实上，根本就没什么可认可的了。如前所示，这样严格限定这些术语，并没有任何哲学理据，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当然也没有任何理据。
社会学家似乎突然摆出一副真正无所不涉的姿态：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都包括解释和理论，但我们在此被告知，“解释”和“理论”本身就是社会学家的领地。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那些解释都还不是科学性的，这里的意味也就明了了。社会学家在将哲学转换成科学时所使用的那些“解释”，其实属于统计调查中很有用的“解释变量”。不仅如此，请注意在上述引文的紧接下来的一段中，倾向于将社会学的现实化减为心理变量：“我们必须假定，在人们的人格、经验和态度中存在某些东西，使他们会在由外观之一般无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行事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检验的说明性的观点和观念……”
要核查和重塑一个宽泛的观念，就必须给出细致的阐发，但细致的阐发并不一定就能汇总一处，构成一个宽泛的观念。你应当挑选哪些内容来进行细致的阐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汇总”又是什么意思？人们认为，用语轻松寻常，使任务也显得机械照办就好，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谈宽泛的观念与具体的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我们还必须谈问题。在陈述社会科学的问题时所诉诸的观念，通常关联着社会历史结构。如果我们认为这类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对小范围领域进行任何细致研究，就确实显得不明智，除非我们事先有充分理由相信，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研究都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有用的推断，便于解决或澄清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预设一种视角，把所有的问题都看作针对零散细碎的个体及其零散细碎的情境，以统计方式或其他方式，产生零散细碎的信息，进行零散细碎的探寻，这可算不上“转译”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
要找出诸如此类的说明，基本的技术就是统计性的。我们必须比较多子家庭与少子家庭，比较常不上班的工人与按时到班的工人。但我们应当比较他们的哪些方面呢？[13]
就观念而言，你从任何真正细节性的研究中得出的观念，在极少情况下能多过你融入这些研究中的观念。你从经验研究本身中得到的就是信息，而你能用这样的信息做些什么，在相当程度上要看你在研究过程中，是否选择了你手头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更大的理论构筑的暂停检验节点。当科学制造者忙着将社会哲学转变成经验科学，并建立起研究机构以容身其中，也就炮制出了大量的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原则或理论在指导他们如何选择这些研究的主题。我们已经看到，“幸福”可能是一个主题，市场行为也可能算一个。人们径直假设，只要使用了“方法”，零散地分布在埃尔迈拉、萨格勒布[16]和上海的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加总，最终汇成有关人和社会的“充分发展、组织有序的”科学。与此同时，实践活动又推进到下一项研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有第三项职能，即作为解释者……有必要区分对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在解释的层面上，我们主要会提日常语言用“为什么”来涵盖的那些问题。人们现在生孩子为什么比以前少了？他们为什么想从乡下迁到城里？选举为什么会赢或会输？……
我主张，这些研究或许不能以“加总”的方式得出更具重要意义的结果。我这么说，是考虑到了抽象经验主义实质上偏向的那种有关社会的理论。任何风格的经验主义都涉及某种形而上学的选择，选择什么是最真切实在的。现在我们必须来看看，这种特定的风格究竟要求怎样的选择。我认为，有一点颇具说服力，可以用来声言，这些研究往往例证了人们所知的那种心理主义。[17]这个主张可能基于以下事实：它们的根本信息来源乃是对个体的抽样。这些研究中所问的问题是从个体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提出的。这就要求我们预设，社会的制度性结构，至少就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的制度性结构而言，是能够经由有关个体的这类数据得到理解的。
……社会学研究还要把科学步骤应用于新的领域。它们的设计宗旨就在于大致概括从社会哲学到经验性社会研究的转变中可能盛行的基调。……如果一位社会学家着手研究世间人事的新的领域，他必须自行搜集自己所需的所有数据。……社会学家的第二项主要职能就是结合这样的情境发展出来的。当此之时，他成了为其他社会科学制造工具的人。社会科学家不得不搜集自己所需数据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我不妨提醒你们注意其中几点。他必须经常去探问人们，他们做了什么，看到什么，想要什么。而被问的人往往不太容易都记得起来，或者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们，又或者搞不太清楚我们想要知道些什么。如此便发展出重要而难以精通的访谈技艺。……
要想弄清楚有关结构的问题，弄清楚它们对于说明即便是个体行为的重要意义，就需要有一种视野远为开阔的经验主义风格。比如，在哪怕是美国社会的结构中，尤其是某一时间的某个美国城镇，也会存在如此众多的社会维度和心理维度上的共同特性，以至于社会科学家必须纳入考虑的行为多样性完全无法获得。只有当我们拓宽视野，涵盖比较性、历史性的多种社会结构时，才能获得那种多样性，并由此正确地梳理问题。但抽象经验主义者由于抱守认识论上的教条，系统性地采取了非历史、非比较的视野。他们探讨小范围的区域，偏向于心理主义。他们无论是界定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明自己的微观发现，都不会对历史性社会结构的基本观念有任何切实的运用。
在深入探讨这些观点之前，我必须完整引述有关社会学的这段陈述，据说它还有另外两项任务：
即便是作为对于周遭情境的研究，也不能指望这类研究具有深刻的洞察。根据定义，也基于自己的研究，我们知道，处在特定情境中的人们对于所处情境中的许多变迁的原因往往是不知晓的，只有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才能理解这些变迁。当然，这种总体视野与心理主义正好构成两极对立。它对于我们的方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似乎是一目了然的：细节性研究所选择的情境，应当切合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问题。在情境中被分离出来并被加以观测的“变量”，应当是我们考察结构后已经发现的很重要的那些类型。当然，针对情境的研究和针对结构的研究之间，应该有双向互动。如果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像是分散自处的一群妇女，各自缀补一床大被的一小部分，可不是什么高明的想法。这些小碎片无论多么精确设定，都不会如此机械、外在地关联一体。
“最后，越来越强调当代的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这种非历史性的强调源于认识论上的偏好：“……社会学家因此倾向于主要探讨同时代的事件，因为他较有可能获得自己所需的那种数据……”这样的认识论偏向，相较于以梳理实质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取向，可谓截然相反。[12]
但在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多少标准化的统计分析，“拿到数据”，“跑一下数据”，通常由那些半熟练的分析员来做，这根本不算什么稀奇之事。然后一位社会学家，甚至是一组社会学家就会被雇用，“真的来分析它”。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论点。
“再次，是偏重于研究那些反复重现而非昙花一现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我们不妨认为这是试图指向结构性考虑，因为社会生活的“重现”或“规律”当然会附着于既定的结构。正因为这样，比如，你要想理解美国的政治选战，就需要理解政党的结构、政党在经济中的角色，等等。但这并不是拉扎斯菲尔德的本意。他是想说，选举需要有许多人投入一桩相仿的事情，而选举本身则反复再现，故此，可以用统计的方式对个体的投票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再研究。
在抽象经验主义者当中，晚近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经验研究之前，先来上那么一两章为序，概述“问题的相关文献”。这当然是个好兆头，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既有社会的研究学科的批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工作几乎都是在数据已经收集并“成文”后再来做的。不仅如此，既然这项工作耗时颇费，又磨人耐性，在有一堆事儿的研究机构里，就往往转交给同样有一堆事儿的助手来做。然后，他搞出来的备忘摘录会被重新打磨，努力使经验研究披上“理论”的包装，并“赋予其意义”，或者，如同人们常说的，“从经验研究中攒出个更好的故事”。即便只是这样，或许也聊胜于无。但这的确会经常误导局外人，后者可能贸然认定，这项具体的经验研究经过了谨慎选择、细致设计、精心实施，在经验上足以检验更为宽广的观念或假设。
拉扎斯菲尔德继续写道：“其次，不是趋向于单单研究世间人事的某一领域，而是将其关联到其他领域。”这一点我以为并不属实。你只需要比较一下马克思、斯宾塞或韦伯的著述与任何一位抽象经验主义者的成果，就能看出并非如此。话说回来，这句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就看“关联”的特定意义：它仅限于统计学角度。
我不相信通常做法就该这样。事实上，那些认真对待社会科学的“文献”的人，会基于“文献”本身的角度，花费足够的时间，去把握其所包含的观念、理论和问题，只有经过这些人的手，才能确定什么是通常做法。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领会，可以不用丢弃这些研究的问题和观念，而把它们的意义转译到适宜于“方法”的更为具体、范围更小的问题上。当然，所有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做的就是这类转译，尽管按照他们的理解，“经验的”这个术语并不局限在有关一系列同时代个体的抽象的统计信息，而“理论”也不只是汇集“解释变量”。
“首先，是从注重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向注重人的具体行为。”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将会在第六章看到，抽象经验主义并不是日常经验主义。“人的具体行为”可不是它的研究单位。这里我只点明，实践当中，牵涉到的选择往往会暴露出其明显偏向于所谓“心理主义”，不仅如此，还暴露出其始终在回避有关结构的问题，而偏好有关情境的问题。
在这样的讨论中，颇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把戏。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我所考察的这类研究揭示出，用来解释和说明“数据”的那些“耐人寻味的概念”，几乎总是指向：高于访谈所利用的层面的结构性、历史性“因素”；低于访谈者所能了解的深度的心理“因素”。但是关键在于，无论是结构的概念，还是心理深度的概念，一般都不是用来梳理研究、搜集“数据”的用语。这些用语也许会约略指向其中某个方向，但并不属于这种研究风格通常确认的那些特指的、“清洁的”变量。
“这场转变通常的标志是有关学人的工作中的四种转向”：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作为基本信息源，多少是被框定的访谈通常需要有一种奇怪的社会行为主义。鉴于研究在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实情，这种状况几乎无法避免。这是因为，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员，通过短短20分钟，甚或是持续一整天的访谈，也是无法获取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深度材料的，那得靠训练够多、耗时够长的访谈才能得到，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18]而我们所知的适当从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可以获取的那种有关结构的信息，也是不可能从寻常的抽样调查中得到的。
如此一来，一边是充分发展的经验社会科学家组织有序的团队，另一边是缺乏组织的个体社会哲学家。作为“方法论专家”，社会学家将后者转换成了前者。简言之，他是科学缔造者，学术与管理双肩挑，更准确地说，是“科学”与管理双肩挑。
然而，有关结构和深度心理的观念还是被生硬地搬用到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中。它们诉诸一般性的观念来说明特定的观察。一般性观念被用来阐述结构或心理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项研究的“成文”的“起首”。
如果社会学被指派了负责将哲学转换成科学的任务，等于是假定或暗指“方法”的天赋才力如斯，并不需要对有待转换的领域具备什么传统学术知识。当然，掌握这类知识所需要的时间会比这个陈述中暗示的多一些。或许有关政治科学的一句不经意评论能点明个中况味：“……希腊人有一门叫政治学的科学，德国人谈国家学说，英美人则说政治科学。[10]直到现在，也没人做过出色的内容分析，让人能真的搞明白该领域的书都在说些什么……”[11]
在有些研究行话里，当细节性的事实或关系被宽泛的假设颇具说服力地“说明”时，有时会使用“聪明”这个词。当细碎的变量的意义被拓展，用来说明宽泛的问题时，结果就可能被指为“漂亮”。我之所以提这个，是要表明，正在兴起一套“行话”，来遮掩我说的这些步骤。
所以，社会学作为一系列专门化的“社会科学”的助产士，处在两方之间：一方是尚未成为“方法”的研究对象的任何话题领域，另一方则是“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什么叫“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不过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只有人口学和经济学够格：“没有人会再怀疑有必要也有可能以科学的方式处理世间人事。百余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像经济学和人口学这样充分发展的科学，它们处理了人类行为的多个领域。”在这篇长达20页的文章里，我没有发现其他有关“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的具体陈述。
凡此种种，等于是用统计结果来刻画一般性论点，又用一般性论点来刻画统计结果。一般性论点既没有得到检验，也没有变得具体。它们只是被调整以适应数据，就像数据被安排调整以适应它们。一般性论点和说明可以结合其他数据使用，而数据也可以结合其他一般性论点使用。借助运用这些逻辑把戏，研究被赋予了结构性、历史性和心理性的意义，而那些研究就其抽象处理的风格本身而言，恰恰消除了诸如此类的意义。照着以上所示的方式，以及其他一些方式，就有可能既抱守“方法”，又试图掩盖其结果的琐屑。
请注意，这里“个体观察者”被奇怪地与“社会哲学家”并举。还要注意，这个陈述讲的不单单是某项学术规划，而且是一套行政计划：“人类行为的某些领域已经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其专门的名称、机构、预算、数据、职员等。其他领域在这方面尚未开发。”任何领域都可以被开发或“社会学化”。比如，“事实上，对于一门会关注人口总体的幸福的社会科学，我们甚至还无以名之。但没有什么能阻挡这样一种科学成为可能。相比于搜集有关收入、储蓄和价格的数据，搜集幸福等级得分并不更困难，甚至不会更费钱”。
在给定章节的起首段落，在所谓“概述”章节，有时在某个“承上启下”的“解释性”章节，诸如此类的步骤的运用实例比比皆是。在此我并不打算细致考察给定的研究，只希望提醒读者，便于他自己更敏锐地审察这些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这是社会学家的首要职能。当世间人事中一块崭新的领域即将成为经验科学的调查对象，他也将成为社会科学家的先遣军中的探路者。迈出最初步伐的正是社会学家。一方是社会哲学家、个体观察者和评论家，另一方是经验调查者和分析者的有组织的团队工作，而社会学家就是架通两方的桥梁。……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区分出看待社会研究主题的三种主要方式：个体观察者践行的社会分析，组织完备的经验科学，以及一个过渡阶段，我们称之为有关社会行为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学。……行文至此，似有必要插叙几句，谈谈从社会哲学到经验社会学的这种过渡期间正在发生些什么。”[9]
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都是靠观念推进的，事实对它只起到了约束作用。无论是对于有关“人们为何像这样投票”的抽象经验主义的调查，还是对于历史学家有关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所处位置与所持立场的阐述，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前者遵循严格步骤，往往更加精致烦琐，当然也更加矫揉造作。但两者的结果在逻辑上的地位并无二致。
拉扎斯菲尔德把“社会学”界定为一块专门领域，但不是基于什么独具的方法，而是出于它在方法论上的专门性。由此观之，社会学家就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专家。
最后，对于抽象经验主义所获结果为何通常显得单薄贫乏，还有一种说明，或许最好表述成一个问题：那些真实但并不重要的东西，与那些重要但并不一定真实的东西，两者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张力？这个问题更好的问法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工作者应当乐于解决哪一个层次上的证明？我们当然有可能变得如此一丝不苟，乃至于必然只剩下巨细靡遗的阐发，除此无他；我们也有可能变得非常模糊含混，最终只剩下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
有关抽象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研究风格，以及抽象经验主义者在社会科学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迄今最直白的陈述出自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他也属于该学派较有资历的代言人。[8]
那些囿于方法论上的约束的人，往往不愿意谈论任何有关现代社会的事情，除非经过“统计仪式”的精致打磨。常听有人说，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就算无足轻重，至少真实无误。我对此不能苟同，更愈益怀疑其究竟有多么真实。我好奇的是，这里面有多少精确甚或是伪精确与“真实”混为一谈，而抽象经验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当成唯一“经验性”的研究方式。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么一两年认真研究过千把小时的访谈，做过仔细的编码和打孔，就会逐渐看到，“事实”的领域其实可塑性非常强。不仅如此，就“重要性”而言，当我们当中某些充满能量的头脑殚精竭虑地研究细节时，只因为他们奉为圭臬的那个“方法”不允许他们研究别的，那当然它会是重要的。现在我确信，这类研究中的大多数已经沦为单纯的遵循仪式，这仪式刚好能获得商业价值和基金价值，而不是像其代言人声称的那样，“坚守科学的强硬要求”。
方法方面的专家也往往会成为某一类社会哲学领域的专家。有关这些人的重要之处，就今日的社会学而言，并不在于他们是专家，而在于其专业性的一项后果，就是推进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内部的专业化过程。不仅如此，他们在推进时，还配合着方法论上的约束以及可能体现这种约束的研究机构。他们的专业化设想，并不是依据“可以理解的研究领域”，或对于社会结构相关问题的某种观念而制订出的什么论题专业化方案。他们提出的专业化，单纯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管内容、问题或领域。这些并不是我的零碎印象，而很容易找到文档为证。
精确并不是方法选择的唯一标准；诚然，精确不应当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被与“经验的”或“真实的”混为一谈。我们在研究与切身相关的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精确。但不存在任何方法凭其本身就应当被用来限定我们要着手研究什么问题，哪怕我这么说的唯一理由就在于，那些最耐人寻味、最棘手的有关方法的议题，常常起于既定技术无法应用之处。
三
如果当切实的问题从历史中浮现出来时，我们能对其有所感受，那么有关何为真实和重要意义的追问也就往往不言而喻了：我们应当尽可能细致而精确地研究这类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要研究通常都是精心阐发的假设，在关键论点上凭借更翔实的信息详加论述。事实上，要应对那些被广泛认可为重要的话题和主题，并无他法，至少迄今尚未出现。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利卡普·库什已经公开表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叫这个名字的那些方法都可以用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概括。[6]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的立场甚至更进一步：“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科学家的操作步骤的关键特征无非是最大限度地调用头脑，不受任何拘限。”威廉·S. 贝克则指出：“发现的机制尚不清楚……我认为，创造的过程与一个人的情绪结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要谈概括实在是个糟糕的话题。”[7]
我们的研究必须关注重要的问题，或者更常见的讲法是，要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样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什么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行文至此，必须指出，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它们必须具备政治上、实践上或道德上的含义，无论这类术语可能被赋予什么样的意思。我们首先应当表明的意思在于：它们应当与我们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与这套社会结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具备真正的相关性。所谓“真正的相关性”，我指的是我们的研究应当与这类观念具备逻辑上的关联，而所谓“逻辑上的关联”，我说的是在我们研究的设问阶段和说明阶段，在更为宽泛的阐发与更具细节性的信息之间，应当有公开而清晰的相互融贯。关于“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含义，我稍后会来谈。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像抽象经验主义这样谨慎和刻板的一种经验主义，却在探究中清除了我们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性话题。所以，想要理解这些问题、探索这些议题的人，就会转向其他阐述信念的方式以获得启蒙。
我们被告知，物理学已经发展到如此状况，可以从严密的、数学化的理论中，推演出严密的、精准的实验问题。而它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认识论学者在自己建构的探究模式中设置了这样的相互作用。次序似乎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物理学家——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五
所谓方法，就是人们试图理解或说明某事时所使用的程序。而所谓方法论，就是对方法的研究。至于方法论所提供的理论，说的就是人们在自己实际研究时都做了些什么。既然可能存在许多种方法，那么方法论也往往需要具备相当的一般性，因此通常也不会提供具体的程序供人们进行实际研究，虽说它当然可以提供这些程序。而认识论比方法论的一般性程度还要高，因为做认识论的人操心的就是“知识”的理据和限制，简言之，就是“知识”的性质。当代认识论学者往往奉他们所认为的现代物理学方法为圭臬。他们往往会从自己对于这门科学的理解的角度出发，就有关知识的一般性问题做出问答。实际上，他们成了物理哲学家。有些自然科学家看起来对这种哲学工作抱有兴趣，但有些就似乎只是看个乐子。有些自然科学家赞成绝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的当前的模型，而有些则持有异议，但我们怀疑，其实有很多从事一线工作的科学家对此一片茫然。
在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中，与哲学截然有别的经验主义的特定方法显然是方便合用的。我也看不出任何人能够合乎情理地反对这样来使用这些方法。当然，通过适当的抽象，我们能够精确地谈论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本质上是排斥测量的。
大体而言，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括两类努力。第一类努力中，哲学家们可以尝试考察社会研究过程的实况，然后对那些看上去最富前景的探究步骤进行概括，并使之统贯一体。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很可能会一无所获。但如果每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都对此有所努力，就会容易得多。而人人均应如此，也确实不无道理。迄今为止，这样的工作还少得可怜，并且也只是用于少数几种方法。第二类努力，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的风格，往往像是在努力以特定的方式重述和搬用自然科学的哲学，由此为社会科学工作打造一套规划和典范。
如果你所研究的那些问题很适宜于统计程序，那就应当坚持尝试使用。比如，要摸索一套有关精英的理论，我们需要知道一群将军的社会出身，自然会努力找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比例。如果我们需要了解白领人群的实际收入从1900年以来上涨或下降的程度，就会做个按行业区分的收入的时间序列，并以某种价格指数作为控制。不过，一旦一般化，谁都不需要接受这样的程序作为唯一可用的程序。当然，也没有人需要接受这个模式作为总体上的典范。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经验方式。
在研究实践当中，抽象经验主义者往往显得更关注科学哲学，而不是社会研究本身。简言之，他们已经做的无非是倡导一套科学哲学，只是他们现在认为这就是所谓“科学方法”。这样的研究模式基本上属于一种认识论建构；在社会科学里，其最具决定性的结果就是方法论上的约束。我所说的方法论上的约束，指的是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梳理这些问题，都会受到“科学方法”相当严格的限制。一言以蔽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不过，说到底，这种状况可谓正合预期。此处所设想的“科学方法”，并不源于通常的也是恰当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经典路数，也不是对于这样的路数的概括。它基本上借鉴的是一种自然科学哲学，只是做了些为了方便起见的调整。
我们应当依照对于整体的不那么精确的看法，选择特定的、细碎的特性，进行深入而精确的研究，以便解决与结构性整体相关的问题。这种选择的做出依据的是我们的问题的要求，而不是遵照某种认识论教条得出的“必要性”。
把这一点搞清楚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原本可能以为，既然一项事业如此高调地宣称要成为“科学”，哲学信条就不会在打造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占据核心位置；也因为践行这种风格的研究者通常似乎不会意识到，他们据以立足的是一种哲学。或许没有哪位熟悉践行这种风格的研究者的人会介意否认，这些研究者中有许多人满脑子想着他们自己的科学地位，最受他们尊崇的职业上的自我形象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社会科学方面各式各样的哲学议题自有主张，而其中有一点始终如一：他们都是“自然科学家”，或者至少“代表着自然科学的观点”。而在更加精深的讨论中，或者在某个坦然微笑、备受称道的自然科学家面前，自我形象更有可能被简化成单纯的“科学家”。[5]
我并不假定什么人有权利反对就微小问题进行细节性研究。这类研究所要求的局部聚焦或许属于可敬的对于精确与确定的追求，可能也算学术分工的一部分，同样属于任何人都不该反对的专业化的一部分。但我们当然也有权问一句：如果这些研究属于某种分工，而作为整体的劳动构成了社会科学事业，那么这些研究所属的整体中其他分工在哪里？将诸如此类的研究纳入某个更大图景的那个“分工”又在哪里？
不过，抽象经验主义的思想特征当中最有必要把握的一点，还是其践行者所持的科学哲学，以及他们奉行和应用这种哲学的方式。正是这样的哲学，既支撑了其所实施的那类实质研究，也支撑了它的行政机制和人事机制。无论是实际研究在实质内容上的单薄贫乏，还是这些机制表面上的需要，都能在这种特定的科学哲学中找到学术上重要的正当化辩护。
应当指出，几乎所有研究风格的践行者都往往使用类似的口号。今天每个点算屋外附属设施的人都非常清楚自己这么做在概念上的含义；而每个详尽阐发区分特性的人也都对“经验验证范式”一清二楚。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系统性的理解尝试，都涉及吸收与吸收之间的某种相互轮替，也就是说，应当用概念和观念来指导事实调查，而细节性调查又应当被用来核查及重塑观念。
但是，上述种种发展趋势，对于未来大学的品格，对于自由人文传统，对于或许已经在美国学术生活中占据主流的那些心智品质尽管可能非常重要，却并不构成据以评判这种社会研究风格的充足基础。这些发展趋势的确有助于说明，抽象经验主义这种风格为何会魅力十足、声势日盛，其助益远超许多倡导该风格的人可能会承认的程度。就算没有别的作用，它们至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式，为半熟练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它们为这些人提供的职业生涯既享有老派学院生活的安定，却又不要求老派的个人成就。简言之，这种研究风格还伴生了一种行政大佬，对社会研究的未来及其可能的科层化都有重要影响。
在方法论的约束之下，人们束手束脚，与其说被困于经验吸收，不如说囿于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方法问题。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并不很熟悉认识论，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对支配他们的那套典范抱持相当教条的态度。
它最明显的特征，必然牵涉到它已经开始采用的行政管理机制，涉及它所征召和训练的学术工作者的类型。这套机制现在已经变得规模庞大，有许多迹象表明，它已愈益扩散，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学术管理人员和研究技术专家都是崭新的职业人士类型，他们现在与更寻常的教授、学者展开了竞争。
而在对“概念”的盲目崇拜之下，人们则被困于相当高的概括层次上，后者通常具有句法性质，人们因此无法触及事实。在社会科学的操作过程中，这两种趋向或学派在本该消停的地方依然存在并且十分兴盛。但我不妨直言，本该消停不做讨论的地方，却被这两方搞成了通向徒劳无获的入口。
不过，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学派的实质结果的性质若如此，尚不足以构成据以评判的基础。作为一门学派，它是新的；作为一种方法，它的确有待时日检验；而作为一种研究风格，它现在还在逐步扩散到更全面的“问题领域”。
从学术上来看，这些学派代表着放弃经典社会科学。而承载它们的放弃的载体，却是矫揉造作、过度精细地阐发“方法”和“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们都缺乏与实质问题的牢固关联。如果各种教义和方法的盛衰起落完全出于彼此之间的某种纯粹学术性的竞争，那么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就都不会获得它们享有的如许优势地位了。宏大理论将只是哲学家当中的一股次要趋势，或许只是年轻学人需要通读的东西；而抽象经验主义将会是科学哲学家当中的一种理论，同时是社会研究的几种方法里面一种有用的附属。
抽象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风格，其特征并不在于什么实质性的命题或理论。它并不是基于什么有关社会或人的本质的新观念，也不是基于有关这些方面的什么具体事实。诚然，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一般都会选择研究某些类型的问题，也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研究，这都是可以辨识出来的特点。但这些研究肯定不是这种社会研究风格会享有如许赞赏的原因所在。
假如别无他物，只有这两种东西高高在上，比肩而立，我们的境况就实在是很惨。不妨把作为实践的它们理解为确保我们对人和社会不会了解太多，前者靠的是讲究形式但云山雾罩的隐晦艰涩，而后者靠的则是讲究形式但空洞无物的天真精巧。
二
[1]霍勒里思是美国发明家，在人口普查实践中感受到制表自动化的需求，并发明了记录统计资料的装置，即在卡片上用穿孔位置进行数字编码，并用电学方法判读和分检穿孔卡片。他成立的制表格机公司后来通过合并发展成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译注
上文简短地勾勒了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的特征。我并不只是说，“这些人没有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那些实质问题”，或是“他们没有研究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说的是：他们研究了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但对于那些问题和回答的陈述都只是囿于任意武断的认识论中那些奇怪地自行强加的限制。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用词不慎：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方法论上的约束。凡此种种，意味着就结果而言，这些研究中堆砌着细节，却对形式关注不够。事实上，除了排字工和装订工提供的形式，往往也就别无其他形式了。而细节无论多么众多，也不会说服我们相信任何值得相信的东西。
[2]鉴于下文将分析具体概念界定，为方便起见，我们也把“public opinion”拆分为“舆”和“论”，对应译为“公共意见”，“公共”有时也变成名词形式的“公众”。——译注
综上所述，这些差异呈现出舆论研究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这块领域已经变得技术化、定量化、非理论化、条块化、特殊化、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和“群体化”，简言之，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行为科学，这块领域已经美国化了。25年前乃至更早前，作为对社会的性质和功能运行的总体关注的一部分，杰出的论家们以渊博的学识研究舆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置身于宽广的历史、理论和哲学角度，并撰写著述。而今天，技术专家团队针对特定主题实施研究方案并报告结果。20年前，舆论研究属于学术。而今天，它属于科学。[4]
[3]Bernard Berelson,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Leonard D. White,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299.
伯纳德·贝雷尔森在探讨舆论研究领域的变化时，给出了一段特别的陈述，我觉得适用于抽象经验主义路线的绝大多数研究：
[4]Bernard Berelson,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Leonard D. White,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p.304-305.
根据新风格进行的分层研究迄今尚未提出任何新的概念。事实上，其他研究风格中可资利用的核心观念还没得到“转译”，“社会经济地位”方面那些相当笼统的“指标”通常也就够用了。“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与阶级相对的地位的观念，以及在统计上颇具挑战性的韦伯的“社会阶层”概念，这些相当棘手的问题在这种风格的研究者手下都没有什么进展。不仅如此，选择比较小型的城市作为研究的“抽样区”的做法仍然强有力地存在，许多方面极其糟糕，罔顾显而易见的事实：你不能把这类研究聚合加总，然后得出有关国家范围内阶级、地位和权力的结构的充分认识。
[5]下文所举乃手头现成实例。乔治·A. 伦德伯格在讨论各种哲学议题，尤其是“心智”现象的性质，以及他这方面的观点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意义时如此写道：“由于‘学派’的定义不好确定，更具体地说，由于‘实证主义’这个词在许多人脑子里会产生许多奇怪的联想，我始终更愿意把自己的立场概括为自然科学的立场，而不是试图归于传统哲学那些约定俗成的学派中的哪一个，实证主义就是其中一个，至少从孔德开始是这样。”他同时称：“我觉得多德与我都和其他所有自然科学家一样，确实是基于一定的预设：经验科学的素材在于以人类感觉为媒介而获得的符号化回应。”他还写道：“我们与所有自然科学家一样，会明确反对以下观念……”见“The Natural Science Trend in Sociolog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LXI，No. 3，November，1955，pp.191 and 192.
阿尔弗雷德·瓦格特的一卷本的《军国主义史》，以及S. L. A. 马歇尔在其《浴血男儿》中为贴近战场男儿所使用的令人赞叹的报道技术，要比斯托弗的四大卷著作有更大的实质价值。
[6]波利卡普·库什，美国物理学家，因为精确测定电子磁矩，对量子电动力学做出重大修正，195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珀西·布里奇曼，美国实验物理学家，以高温高压下的物质研究著称，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研究过程中自己发明了许多实验装置。因对科学概念定义固有的含混不清深有感触，他在1927年出版的《现代物理学的逻辑》一书中论述了“操作”的哲学思路来接近概念的科学含义。——译注
过去20年左右的关键事件或许要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它的历史后果和心理后果限定了过去10年我们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的框架。我们目前尚未拥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的权威定论性研究，我觉得这一点有些奇怪；不过我们还是努力要把它概括成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战争形式，确定为左右我们时代的核心，这样的尝试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除了官方编撰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史录，最详尽的研究或许要算是萨缪尔·斯托弗指导下对美军做的为期七年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证明，社会研究是有可能不关注社会科学的相关问题而具备行政管理上的用途的。当然，如果你希望理解美军士兵的有些战时表现，特别是要追问，怎么可能打了那么多胜仗的人却如此“士气低落”，那么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必定会感到失望。但要尝试解答这样的追问，会远远超出已获认可的那种风格的格局，而进入不足为据的“臆测”领域。
[7]参见William S. Beck, Modern Science and the Nature of Lif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7.
合法化是政治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当这门学科处理意见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议题时，合法化就更是核心问题。如果认真思量“意见”这个词，美国的选举政治就是一种没有意见的政治；如果认真思量“政治意义”这个短语，美国的选举政治就是一种多少没有具备任何心理深度上的政治意义的投票行为。基于这样的怀疑，有关“政治意见”的研究就显得愈发怪异。但是，针对诸如此类的“政治研究”，我们无法提出任何这样的问题，我希望上述评论也只是作为问题。这种政治研究应当是怎样的？它们需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需要有某种心理反思的风格，而这些都没有赢得抽象经验主义者的适当重视。事实上，绝大多数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也都接触不到这些。
[8]参见“What Is Sociology?”，Universitets Studentkontor, Skrivemaskinstua, Oslo, September，1948。撰写并宣读该文的目标人群正为了创立一家研究机构而寻求总体指导。因此，它非常适合我此处的宗旨，简洁清晰，颇具权威。当然，我们还能找到更为精详雅致的陈述，如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edited by Lazarsfeld and Rosenberg,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1955.
在这个学派有关政治生活的研究中，“选举行为”已经成为首要的主题。之所以选择这个，我想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容易用作统计调查。所得结果直白单调，与研究方法的精致、实施过程的精心相映成趣。搞一项全面彻底的投票研究，却毫不提及“拉选票”的政党机器，甚或干脆不提任何政治制度，看着这样的研究，政治学家们想来一定很感兴趣。而这正是《人民的选择》的境遇，这部赢得适当声名的著名研究著作考察了俄亥俄州伊利县1940年的选情。我们从书中得知，富人、农村居民、新教徒更愿意投票给共和党，而相反类型的选民则倾向于民主党，诸如此类。但对于美国政治的动力机制，我们所得甚少。
[9]“What Is Sociology?”, Universitets Studentkontor, Skrivemaskinstua, Oslo, September，1948，pp.4-5.
如果不结合某种结构背景，就无法充分陈述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的确在努力探讨的许多问题，如大众传媒的效果问题。如果你研究的人口/总体“浸淫于”这些传媒只有差不多一代人的光景，那么无论研究有多么精确，又怎么能指望去理解这些传媒的效果？更不要说理解它们组合起来对于大众社会的发展的意义了。企图将“较多”和“较少”受到这种或那种传媒影响的个体筛分开来，可能是广告业非常关注的问题，但要发展一套有关大众传媒的社会意义的理论，却构不成充分的基础。
[10]全书除此处外，基本都使用的是“political science”，但为了行文方便并照顾通译，还是把“政治科学”译成了“政治学”。——译注
西方社会里的“公众”问题，是伴随着中世纪社会里传统的、习俗的共识发生转型而出现的。而在大众社会的观念里，它达到了今日的高潮。18、19世纪的所谓“公众”，现在正逐步转型为一个“大众”的社会。不仅如此，随着大多数人变成“大众人”，深陷相当无力的情境，公众在结构上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诸如此类的情状或许暗示着，在针对公众、公共意见和大众沟通的研究的选择和设计方面，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框架。这还要求我们充分陈述民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被称为“民主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民主”的社会。简言之，在这个领域，囿于目前践行的抽象经验主义的格局和术语，是无法陈述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的。
[11]“What Is Sociology?”, Universitets Studentkontor, Skrivemaskinstua, Oslo, September，1948，p.5.“要对一套材料进行内容分析，本质上就在于依循某些预设的范畴，将文献的小单元逐一归类。”见Peter H. Rossi,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1945-55”，in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ited by Hans L. Zetterberg, Paris, France, UNESCO，1956，p.33.
绝大多数舆论研究是在美国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里做出来的，当然，也只关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段。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既没有更准确地说明“公共意见”的意涵，也没有重新梳理该领域的重大问题。囿于为它们选出的历史范围和结构范围，它们无法很好地完成任务，哪怕只是初步的探讨。
[12]上文诸段皆引自Lazarsfeld, op.cit.，pp.5-6.
这些断言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把有待研究的无论什么对象与建议用来研究它的一套方法混为一谈。可能的意思大体如下：我打算使用的“公共”这个词指的是任何具有相当规模的总体，因此可以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既然“意见”是由人所持有的，要了解这些你就必须和人交谈；但有时候他们不想或不能告诉你，那你就可能得试试“投射法和量表法”。
[13]Lazarsfeld, op.cit.，pp.7-8，12-13.
……所谓“公共”，我指的是牵涉的广度，即大数量人群的非私己、非个人化的情感与反应。公共意见的这一特征使我们有必要运用抽样调查。而我的所谓“意见”，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有关时事性、即时性、一般具政治性的议题的意见，还包括各种态度、感情、价值、信息乃至相关行动。要想以恰切的方式捕捉到这些东西，不仅需要运用问卷和访谈，而且需要运用投射法和量表法。[3]
[14]Lazarsfeld, op.cit.，p.17.
除了广告和传媒研究，这种风格的研究的绝大部分主题或许就是“舆论”[2]，虽说根本没想过重新阐述舆论和沟通的相关问题，视之为一块可明确理解的研究领域。这类研究的框架就是对于各种提问的简单分类：什么人在什么媒体上对什么人说了什么内容，有什么结果？对于核心术语的通行定义如下：
[15]Lazarsfeld, op.cit.，p.20.
当然，我并不打算全盘概括抽象经验主义者所有的研究结果，而只是想揭示他们研究风格的总体特征及它的某些预设。公认的以这种风格进行的研究现在往往会陷入多少有些标准化的模式。新的学派在实际研究中，通常会对经过抽样程序选出的一系列个人进行多少属于固定套路的访谈，以作为其“数据”的基本来源。这些人的回答被逐一归类，并出于方便起见，被转制成霍勒里思代码卡片[1]，然后研究者用这些卡片进行统计，由此寻求变量关系。这样的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任何一个才智平平者也能学会程序的那种轻松，无疑就是其魅力的主要原因。依照规范，结果会表现为统计判断：在最简单的层次上，这些具体的结果属于定比判断；而在较为复杂的层次上，对于多个问题的回答会被组合成往往很繁复的交叉分类，然后又以多种方式分解以形成等级量表。要摆弄这类数据有好几种复杂的方式，但我们在此无须操心，因为无论复杂程度如何，它们也依然是对于已显示的那种资料的摆弄。
[16]埃尔迈拉位于美国纽约州，萨格勒布位于欧洲克罗地亚。——译注
一
[17]“心理主义”指的是试图从有关个体的性格的事实与理论出发，来说明社会现象。从历史上看，心理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其基础在于从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明确否认社会结构的实在性。另一些时候，倡导这种学说的人可能会提出一种结构观，就给出的说明而言，将结构化减为一套情境。而在更一般性的意义上，与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现行研究政策的关注有更直接关联的是，心理主义的理据在于，如果我们研究一系列的个体及其所处情境，研究的结果能以某种方式加总为有关社会结构的知识。
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一样，也是抓住研究过程中的某个关节不放，任其支配头脑。两者都是在社会科学的任务面前的退缩。要完成我们的任务，有关方法和理论的考虑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这两种风格下，这些考虑却成了障碍。相比于对于“概念”的盲目崇拜，方法论上的约束可谓不遑多让。
[18]必须顺带指出：这些堆砌事实的研究之所以徒具形式，单薄贫乏，甚至空洞无物，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中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来自负责研究的人的直接观察。所谓“经验事实”，就是科层机构指导下组织的一群通常只受过半吊子训练的人搜集的事实。人们已经忘记了社会观察要求高超的训练和敏锐的感受，而发现往往就出现在具备想象力的心智融入社会现实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