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再吃我的饼干了！”
埃琳迷人、有才、聪明，但她和一个完全没救了的男人约会，这个男人连火鸡三明治都需要埃琳帮他做。表面上看，埃琳在这段关系中占了上风，但假装无助的男人——欧柏林盛产这种男人——可以和大男子主义者一样有控制欲，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无能摆脱琐碎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就只能落到女人肩上。一天到晚，杰克把自己埋在埃琳的被子里，埃琳像照顾结核病人一样照顾他。她耐心地听他讲了好几个小时，关于他感受不到足够多的情感。“写下这些感受。”埃琳劝慰道。有一天，海伦闯进埃琳的房间，把一盒饼干扔到杰克的头上。
“海伦，我没有……”
在讽刺剧《龙飞天堂之歌》（Songs of the Dragons Flying to Heaven）中，剧作家扬·琼·李（Young Jean Lee）说：“很多白人男性和亚洲女性约会是因为，相比白人女性，他们能得到更好看的亚洲女性，因为我们自尊心较低，更容易约到。就好像你买一个差点儿的牌子，这样你就能拥有更多的豪华功能。而且，亚洲女性会和那种没有白人女性会碰的白人男性约会。”
“只有你会吃一半，然后把它放回盒子里！”
大三那年，海伦的状态糟透了。她开始吸食海洛因，除了彩虹糖之外，什么也不吃。她尤其嫉妒埃琳，因为埃琳又有了一个新男友。埃琳有陷入依赖关系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她和海伦如此亲密又紧张，但埃琳的生活中依旧要有男人。她的新男友杰克特别苍白，散发着异味，除了收集唱片，什么都不会做。海伦一有机会就提醒他，他配不上埃琳。她是对的。
杰克与一个全是白人酷小孩的团体有些肤浅的联系，学校里的人都称他们为波莫男孩（PoMo boys）。实际上，海伦和他们中的一个约会过，那是一个容易受人影响的有抱负的作家，后来在35岁的时候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抄袭丑闻。他把海伦甩了，换了一个拉斐尔前派笔下的那种柔弱而独立的女孩，这让海伦陷入了羞耻的旋涡，认为自己不够白，不够瘦。无论是因为他，还是因为她多年来逐渐增加的对男人的不信任，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活该，海伦对这些男孩深恶痛绝。他们会坐在校园餐厅里，抽着威豪香烟，谈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海伦在扭伤了腿之后拄着木拐杖一瘸一拐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对他们大喊“自以为是的混蛋”。那根拐杖给了她一种邪恶而庄严的气质。当他们看到她蹒跚着走向他们时，他们像鸽子一样四散开来。
回来让我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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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欧柏林时，我缩在图书馆顶层的一间自习室里写论文或写诗。有时候，我在校外肮脏的房子里喝得烂醉。在有个房子里，我的朋友懒得买厕纸，于是在厕所旁放了件毛衣和一把剪刀。
有一天，海伦来到我们家。我们好多天没见到她了，因为她和她的朋友希瑟去了个狂欢节。海伦跌坐在扶手椅上。她焦躁不安，脸上粘着头发。傍晚时分，在灰蒙蒙的夜色中，埃琳和我坐在花朵印花的棕色沙发上，拎着塑料把手喝便宜的龙舌兰酒。当时是2月，外面阴风呼号。看到海伦如此沮丧地坐在椅子上，我怀念起在伦敦的日子，那时我和室友用剃须膏给彼此按摩脚。当室友索尼娅发现我从没有用过振动器，她在我面前晃动着她的豪华兔子，要求我冲回自己的房间去试一试：“然后把它给卡拉，但记得先洗一下。”她们如此温暖和无忧无虑。她们是如此爱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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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上衣脱了吧。”我说。
我在大学里第一次有了男朋友。他是个来自尤蒂卡的爵士钢琴家，书呆子气而且不幽默，但他是项目里仅有的两个直男之一，实际上我为能够得到他而感到自豪。我住在马里波恩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公寓里，离杜莎夫人蜡像馆只有一个街区，有三个白人室友，她们狂野、有趣、公开做爱。她们非常大胆，想到什么都会放纵去做。室友索尼娅是我们中最崇尚享乐主义的，但也是最守规矩的。索尼娅发誓不在伦敦做爱，就好像性是她吃了太多的浓郁的巧克力一样，但这仍然不能阻止她把在地铁上遇到的陌生人带回来，除了做爱什么都做。每当我们喝酒时，室友们都会脱掉上衣，漫不经心地和对方亲热，就像她们在演出。我是最拘谨的一个。“凯茜像平时一样穿着上衣，”她们说，“来嘛，让我们看看你的乳房。”
“为什么？”埃琳怀疑地问道。
此前一个学期，我在伦敦参加了欧柏林的一个海外学习项目。那个学期是我渴望的大学经历，因为它很有趣，没什么戏剧性事件。我们有一个轻松的时间表。我们看了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戏剧，并在课上讨论。除此之外，我自由地在伦敦闲逛，享受英国人平庸的习俗，比如在酒吧里喝苦酒，或在泰晤士河畔逛露天书市，在那里我买了一本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抑或漫步在到处是飞燕草、郁金香和菊花的哥伦比亚路花卉市场。每件物品都充满文化气息，甚至我午餐吃的罐头扁豆都是如此。
“为什么不呢？”我强颜欢笑地说。我喝下一大口龙舌兰酒，甩掉了我的上衣。埃琳不情愿地解开了上衣的扣子，而令我吃惊的是，海伦沉默地脱掉了她的高领衫。在我脱下上衣的那一刻，我感到局促不安。我的皮肤皱出了鸡皮疙瘩，我可以感觉到每一个鸡皮疙瘩挨着沙发的织布。我们坐在2月的幽暗中，缩在文胸里，沉默不语。海伦是如此紧张，她都没有注意到在脱黑色高领衫的时候脸上的眼镜被挤歪了。
大三的时候，埃琳和我花150美元月租，住在一个凹陷的木瓦屋顶的房子里，墙板是铝制的。塌陷的地板上铺着乱糟糟的地毯。厨房的油毡地板也在塌陷。我的床架也塌陷了，所以每天早上我都在凹成玉米饼的床垫里醒来。我们和保罗住在一起，他是个有才华的、轻声细语的非裔艺术生，不喝酒也不抽烟，唯一的缺点是他必须不停地做东西。当他坐下聊他的一天时，他必须同时用细绳和废弃板搭个杂志架，或是用黄麻织个网。客厅成了他的工作室：木头、纸板、波纹钢，到处都是锯末。埃琳的房间在楼上，我房间的对面。她会把舒适的护墙板拆下来，把房间弄得像1990年左右东柏林被擅自占用的废弃屋子。那是个修道院式的房间，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地上有个铺着黑色床单的床垫，暖气片旁边有成堆的书。我们遭受过一场巨型蚂蚁的入侵，埃琳用她那本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的《外在教学机上》[8]砸死从她房间楼板里爬出来的蚂蚁。砰！砰！砰！我一天里定期会听到这种声音。
“腹肌不错啊，凯茜，”埃琳终于开口，“你在锻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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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动了动。她换了换坐在椅子上的姿势，调整了眼镜。当她告诉我们她感到害怕时，我开始心跳加速。她幻听。她身处一个永不停止的噩梦。那些声音告诉她，她令人厌恶，不应该活着。然后，她看了看自己，就好像她第一次意识到她没穿上衣。她说：“我很胖。”
海伦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她想给我看的书。我不记得那是什么了。当我觉得时间合适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说我必须走了，即使我无处可去。
“海伦，”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你很瘦。”
“我知道这很难，”她说，“怪我自己。她甚至在学会骑车前就在照顾我了。”
“我很胖。”她不停地重复。然后瞪了我一眼。我很熟悉这个眼神。
“噢，”我淡淡地说，“我很幸运能成为她的朋友。”
“你骗我。”
“做海伦的朋友。”她妈妈说。
“什么意思？”
“感谢什么？”
“你让我脱光，好嘲笑我肥胖的身体。你骗我。”
海伦耸耸肩。她看起来很脆弱，让我想起了一头受伤的母狮。在海伦脆弱的时候，我最喜欢她，因为她如此闷闷不乐，让我有机会为她变得坚强。之后，我们走到她父母的公寓，那是个干净而现代的两居室，有一面书墙。她的母亲在家，听着无线电里的布道。遇见她之前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惊讶地发现，她看起来很年轻，有着修长的脖子以及衬托着她白皙优雅脸庞的鬈发。她最明显的特征是浓密的黑色眉毛，文成一条永恒的充满忧戚的线条。海伦在她房里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表达感谢。
“凯茜喝醉了，”埃琳平静地说道，“她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我的天呐，”我说，“难怪这里每个人都想自杀。”
“我没醉！”我醉醺醺地说，“你很美！你怎么意识不到这一点！我想要你知道这点！你的身体很美！你的身体很性感！我只希望你能爱你自己！”
她告诉我，她的父母在首尔给她找了位心理学家，和她父亲年纪相当。她说，父母选中他是因为他是西式的分析师。她每周去三次。就像讽刺画中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师一样，他一句话都没说。她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应答，也没有提问，只是用笔在他的写字夹板上画几下。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周，直到海伦要求他说些什么。令她惊讶的是，分析师答应了。他给她足足讲了40分钟，仿佛他打开了话匣子，道出了前几次诊疗后的想法。根据分析师的说法，海伦是一个不思悔改的自恋者。这主要是她父母的错，因为她是独生女，他们又生活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因此忽略了给她定下纪律的边界。结果就是海伦被宠坏了、变得自私，她尝试自杀是她试图博取关注的可悲噱头，这份关注给她的母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海伦冲向我，开始打我，我用胳膊挡住脸。她大喊着说我是个怪物。当埃琳把她从我身上拉开的时候，海伦开始用尽力气对埃琳又打又踢。我记得客厅里很黑，海伦和埃琳就是两团扭打在一起的阴影。最后，埃琳在海伦身下扭打时抱住了她。海伦在她暴力发作时力大无比，但埃琳更强壮。埃琳抱了她很久，一遍又一遍叫她的名字。她们喘着粗气。
我们转入一条小巷，里面有卡拉OK酒吧、锁匠摊和卖炸鱿鱼的路边小推车，然后退回到一个地下咖啡馆里。我们点了茶和蛋糕，虽然只有我吃了松软无味的蛋糕。海伦什么都没吃。她摘下眼镜，我看到她眼底熟悉的黑眼圈。海伦大二后的夏天回到了首尔，在她父母家中休养。我碰巧因为探亲也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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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吞下那些药片后的夏天，我在首尔一个地铁站外见到了她。海伦比她周围的韩国女星高出五英寸，这意味着她鹤立鸡群，看起来就像她在欧柏林学院的样子。她理了个男孩的发型，戴着黑色眼镜，背心露出文胸肩带。尽管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规定，女性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她仍抽着烟。我拥抱了她，然后试图把她的肩带塞到背心下面。我对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对她的样子感到羞耻。在亲戚们的威吓下，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女性化。“看看你，韩国小姐。”海伦吹着口哨说道。
大三那年，我开始认真对待诗歌，对艺术失去了兴趣。在上了雅典娜的课之后，我对自己的艺术才华产生了怀疑。埃琳和海伦比我优秀太多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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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喝酒的时候，也许是为了看埃琳的反应，我告诉她，我停止艺术创作是因为她和海伦。
在海伦试图自杀后，她的室友和她疏远了，这是个糟糕的做法，因为如果海伦感觉到你在疏远她，那你就是她的死敌。一天晚上，当埃琳和我在楼下等她，我们听到她们在争论。她室友离开房间时嘟囔着说：“去你妈的，海伦。”然后我们听到海伦在楼上怒吼：“不，去你妈的！”分贝震动了整座房子。海伦猛地冲出房间，把她室友推下了剩下的最后三级台阶。我的心脏在喉咙里跳动。我明白那种愤怒。我是如何在俄亥俄州发现它的？
“让我承认这点依然很难，”我说，“但事实上我很嫉妒。你太棒了，而我不够好。我总是在和你们比较。而现在，我很感谢我的嫉妒，否则我不可能发现诗歌。”
我确实爱她。我们第一次深夜谈话中，有一段是关于我们的母亲。在海伦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海伦的母亲一直进出精神病院，海伦不仅在国家之间来回穿梭，也在亲戚之间来回。海伦很可能是躁郁症，但是这个词并不能完全体现她的痛苦。她的性格对我来说很明显是有家族共性的。如果我能张开我的皮肤并释放我所有的愤怒，她可能就是我。如果说埃琳激发了我的才智（和我耐心的小嫉妒），海伦则激发了我的原始本性。但我不相信我对她的记忆。因为我记不起当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所以很容易把她变成反派或浪漫化。我很容易把她变成一个想法。她有一张自己5岁时的照片，坐在四个实物大小、跳着舞的机械动画粉红豹中间的长凳上。她失去了平衡，好像豹子是在她坐上长凳之后才开始猛然晃动的。她看上去既害怕又愤怒。这张照片捕捉到了她。我在这儿做什么？这种生活是什么？现在让我下来。
埃琳怀疑地看着我：“你也很好啊？”
这种威胁在海伦和我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我怕惹她生气，说错话。我的个性弱化，直到我像《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中眼睛水汪汪的史蒂夫·布西密（Steve Buscemi）一样，成了一个软弱的随从。另一方面，海伦的喜怒无常也被放大了。她勃然大怒，而这愤怒不该存在于大学里。医生们不断改变他们的诊断：躁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不论是什么，我都对学校让她回来感到非常生气，因为现在是我和埃琳来照看她。我怯懦而自私。当海伦变得偏执，像她经常做的那样，指责我想要抛弃我们的友谊时，我想大喊：你是对的！你他妈是个疯子，我要你从我生活中消失。但相反，我低声说我是多么爱她，她的友谊对我来说是怎样一种幸事。
“虽然我觉得明美也更喜欢你的诗。”我想了一会儿说，那是我们之前的诗歌教授。
海伦从医院回来后，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让她活着的契约，但这个责任尤其沉重地落在了埃琳身上。她成了海伦的知己、合作者和姐姐。但埃琳对海伦的态度也是最听天由命的。在第一次事件之后，海伦多次威胁要自杀，以至于埃琳和我表现得就像她身患了绝症。有一次，当我告诉埃琳，海伦必须回到医院时，埃琳沉默了，然后说道：“反正她总会死的。”
“那不是真的，”埃琳说，“我俩的诗她都喜欢。你的诗歌感情多丰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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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来自埃琳的赞扬。
她的雕塑总是白色、明亮而纯净的，你对美的感知取决于你站在哪里、离作品有多近，她的作品玩弄着这一点。在互相点评时，每个人都喜欢她最后的装置艺术。这些雕塑看起来像一排排白色的轮床，但近看，白色丝线的细节错综复杂，仿佛小蜘蛛们穿起了每一根细丝。完成以后，她筋疲力尽。现在快去睡吧，我们催促她。海伦说她会的。她回到宿舍，吞下了一整瓶药片。
每当她察觉到一件作品里任何的软弱情绪，她都会兴致勃勃地攻击。
在大二雕塑课的期终项目中，海伦焊接了铜管，在铜管中间编织了一码又一码的顶级白色丝线。她织了几天几夜，根本没有睡觉。
“不管怎样，我要让海伦看起来更立体，”我说着拿出笔记本和笔，“你记得她大学里说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我只记得疯狂的部分了。”
海伦的灵感来源于安·汉密尔顿（Ann Hamilton），一位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艺术家。汉密尔顿把数千个铜质标签钉在地板上，或者把屠宰场捐赠的细流般的马毛编织成8000平方英尺的地毯，让画廊的地板看起来像是一片狂野的大海。“暗指了童话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者兼诗人苏珊·斯图尔特（Susan Stewart）谈到汉密尔顿奢华到近乎骇人听闻的装置艺术时说。当然，汉密尔顿有一大群帮手，而海伦只有她自己。
“那是因为她确实很疯。”埃琳说。
在一个崇拜丑陋的校园里，海伦认为美是最高的赞美。她坚定地站在了康德和济慈的阵营。美不加掩饰，也不是某些更高的哲学真相的侍女。美不言而喻，是价值的最高标准，因为它能够暂停思考、冻结时间，这是她所渴望的，让时间在她的存在中暂停。
“嗯，确实，”我说，“但你只要醒着就和她在一起。你肯定有你俩单独在一起的回忆。或者你们有过关于艺术的深刻对话？如果有就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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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的记忆力很差，”埃琳说，“我们在那个海德格尔独立学习小组。记得吗？”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艺术创作的主观波折。我后来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拼字比赛》（Spellbound）是一部2002年制作的关于全美拼字比赛的纪录片，其中许多参赛者是移民或工薪阶层的孩子，他们凭借勇气和努力成为入围决赛的选手。那多么酸楚、多么充满希望！当一个南亚男孩被“大吉岭”这个词难住时，我眼里噙着泪水笑了。这一切多么讽刺！如果有一部纪录片宣扬美国在实行精英制度，那一定就是这部电影。我相信才华和老派的汗水付出与艺术作品的成功成正比，并不知道不论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做出好的作品。他人必须认定它的好坏，而他们认定的依据和艺术品本身并没有关系，而是综合了展出、时机、运气和我作为艺术家如何表现自我这些因素。最终，我学会了显得冷漠和无聊。我的发绳越来越脏，我不再洗头。出于冷漠而非真正的技术，我放飞了我的线条，让它在廉价的新闻纸张上行进，而雅典娜终于肯定了我的画作。
“那太糟糕了。”我抱怨着。
在相互点评时，我的同学都是粗鲁的大三大四学生，他们用牛皮胶带把自己糟糕的人物绘画贴起来，因为没人费心使用固定剂，纸上沾满了指纹。一个大四的学生把她的斗牛犬带到课上，总是画它。虽然我很害羞并且在批评时从不说话，但我很挑剔。我认为他们的画作是懒惰且不熟练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画总是不被理会。我尝试了，但没办法掌握这种有损技艺的丑陋美学，并继续毫不在意地创作女性化的作品。有一次，雅典娜让我们画一个内脏。我画了一个柔软的卵巢，然后意识到它太漂亮了，我剪下复印好的卵子并粘在画上。在相互点评时，所有人都沉默了。雅典娜看着我的画说道：“颜色很漂亮。但是为什么它被这些卵子挡住了？这很愚蠢，不是吗？”一个之前是金发而现在是旧硬币发色的大三学生哼了一声。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认真地想要提升智识，那很美。”
“从技术上讲，你是高级的。但在审美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雅典娜用高亢的希腊口音说。然后她撕下一张课程注册号贴纸，让我去交给注册员，但她没有把它递给我，而是紧紧地贴在了我那张颜色柔和、高更风格的自画像幻灯片上。
我想起海伦、埃琳和我坐在校园餐厅里，挣扎着阅读《存在和时间》。那时候我感觉焦虑和窒息。在海伦和埃琳大谈特谈“此在”的时候，我想，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大一的时候，我认为入门绘画课程对我来说太基础了，所以我通过展示高中作品集的幻灯片，说服小巧的、长得像猫头鹰、儒雅严肃的希腊教授雅典娜·塔哈（Athena Tacha），让我进入了中级绘画课。我为我在高中的大学预修艺术课上的作品集感到自豪。她把我的幻灯片放在灯光下。当我告诉她我得了5分时，她把片子放了回去。
“你还记得其他什么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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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埃琳说，“你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和我一样多。”
“我现在就去删掉！”
“不，我没有。我一直是多余的人。”
“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的友谊岌岌可危。”
“我不相信。海伦被你吓到了。”
“埃琳，你还没有读过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的关心和体谅。作为一名作家，不从别人生活中汲取灵感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不是某个没有朋友的孤儿。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重叠在一起，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取，这就是为什么作家都非常关心他人，但——如果它们是完全真实的——也有点残忍。”
“拜托。”
“这是要考虑的事情。如果是你呢？她会怎么想？文章哪里体现了关心？为什么从他人生活中获取素材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埃琳说，“而她不知道她是谁。”
“我想不再和海伦做朋友是件好事。”
“真的，她确实经常搬家。”
“这不重要。”埃琳说。
“她没有文化，”埃琳说，“所以她从其他人的文化里挪用。”
“你知道我没有用你的真名。”
“你知道，我认为她从没在她的白人朋友那里失控过。”
“那你对亚洲人的评论不是吗？我说的是真的，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位有色女性艺术家。不论你透露了什么东西，他们都会让你的艺术和你的生活一起坍塌——我不希望我的自传劫持我的艺术。也许那件事发生时，我失去的是我内心深处的一部分，但我真的非常努力把我的工作和我的身份与那个失去的部分区分开，我不会被击倒。”
“是的，嗯，”埃琳苦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
“这是一个宽泛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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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艺术家都对自己的生活保密。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职业生涯。”
事实上，我太神经质了，搞不了艺术。我为自己无法把脑海中的画面转化成艺术品而气馁。写诗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这画面转化成纸页上的想法，不需要把它弄成别的什么。实际上，我开始写诗是把它作为我所有不可复制的艺术的书面描述。如果我有无限的资源，不仅仅是建造一件艺术品，而是创造一个世界，抒情诗就是我的艺术可能成为什么样子的纯粹可能性。
“这关艺术家什么事呢？”
埃琳和我曾经参加过金明美（Myung Mi Kim）的诗歌坊。她是30多岁的访问教授，打扮极简，头发剪得很短，穿一条黑色长裙。第一天，她做了一个关于沉默的演讲，对我来说，这次演讲把文学史的页面撕成了两半。她讲到为诗歌形式注入动力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保持缄默之处。诗歌是一张网，捕捉到那些结巴、迟疑的话，而不是完美的词句。对沉默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拷问。关于保罗·策兰，一位在大屠杀期间失去家人的德国犹太裔诗人，金说道：“他在言说的不可能性和寻找言说的方式之间游走。”
“我对隐私的需求不是亚洲人的事——而是艺术家的事。”
金明美是第一个这样对我说的诗人，她说我不需要听起来像一个白人诗人，也不需要为了便于白人观众理解而去“翻译”我的经验。此后，没有其他的老师像她一样强调这一点。晦涩难读是一种政治行为。过去，我被鼓励去写我的亚洲经验，但依然需要用白人诗人会用的方式去写，因此，我不是直接照抄白人诗人，而是在照抄一个白人诗人对亚裔诗人的理解。当金第一次读我的诗时，她说：“你为什么在模仿另一个人的语言模式呢？”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对语言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根据那段记忆写首诗。”
“我会删掉——我发誓我不是在为了留下这部分内容而找理由——但我认为，亚洲人对自己的创伤讳莫如深是有问题的，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从来没人认为我们遭受过任何不公。他们认为我们只是些——机器人。”
我的一位朋友、诗人尤金·奥斯塔舍夫斯基（Eugene Ostashevsky）说：“如果你敲够了英语，它就会成为通向另一种语言的大门。”这就是金明美首先教给我的：敲击英语，用我认为的不熟练的语言——我的双语，我童年时与英语的斗争——把它融合到我自己最靠近矛盾意识的语义集合里。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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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
我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学教育的受益者，当时多元文化主义正在上演衰亡前的绝唱。我最杰出的朋友和教授都是有色人种。一门课应该有一个多样化的阅读清单，这在我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当然，我在工作室艺术课上了解了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以及像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这样的黑人概念艺术家。当然，在诗歌课上，我读到了特雷莎·车学敬（Theresa Hak Kyung Cha）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作品。我研究吉耶尔莫·戈麦斯-培尼亚的表演，不是因为我需要像维生素补充剂一样的“奇卡诺经验”样本[9]。我研究这些作家和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是最有趣的思想家。
“谢谢。”
埃琳、海伦和我交换意见，然后把它们应用到我们正在做的任何媒介上。无论我们在工作室、图书馆、笔记本、舞台，还是街道上——无论何处——做的任何东西，都是艺术。我们不认为学科必须是孤立的。受金明美课程的启发，埃琳制作了自己的书，她重新利用旧的工程课本的封面，并将她的极简主义诗歌填入其中。受到埃琳和海伦作品的启发，我决定以“特定场地”的方式进行诗歌表演。我在一栋宿舍楼下找到一个曾经在雨后被淹没的闲置的旧篮球场。那里散发着霉味，半英尺的绿色雨水映着篮网。我认为我是在作弊，因为我什么都不用做；这个空间本身是如此神秘，充满了缺席。我计划好了我的表演，包括人们将穿上塑料袋涉入雨水，然后，在表演的前一天，有一个巨大的抽水机抽出了所有的水，让我惊恐不已。在我吓坏了的时候，海伦说：“我们把水再灌回去。”那天晚上，她用水管帮我把那片凹地重新灌满了。
“好，我会删掉这部分。”
我们是艺术史学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所说的“扩大领域”中的制造者。这包括我们谈论艺术和诗歌的方式。只谈论技术是无聊的。我们将艺术和诗歌与种族、性别和阶级联系起来讨论。我们的身份影响我们的审美，但我们的审美并不完全是关于身份的。我们很幸运能上艺术家约翰尼·科尔曼（Johnny Coleman）和南妮特·扬努兹·马恰斯（Nanette Yannuzzi Macias）的课，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过度简化自己，要细心阅读种族；如果我们要做关于种族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艰难的，因为种族是一个艰难的主题。
“不是，我是说，我们不在中国。你不能求得原谅。我不会原谅你。这关乎我们的友谊。”
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战争的时代，因为安德烈斯·塞拉诺的《尿浸基督》[10]这样的艺术作品，布什砍掉了全国教育协会的视觉艺术资助。目睹这么多朋友在艾滋病危机中因为政府的疏忽渎职而死亡后，艺术家们变得激进起来。1993年的惠特尼双年展是最有争议性的展览之一，因为它毫不掩饰的政治性。由艺术家丹尼尔·J.马丁内斯（Daniel J. Martinez）设计的入场徽章上写着：“我无法想象曾经想要成为白人。”艺术家佩波·奥索里奥（Pepón Osorio）的装置重建了一个南布朗克斯区波多黎各人家庭的犯罪现场。科科·富斯科（Coco Fusco）和吉耶尔莫·戈麦斯-培尼亚穿着部落服装，出现在一个镀金笼子里。雅尼娜·安东尼（Janine Antoni）啃噬着一个巧克力和猪油组成的六百磅的立方体，作为对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和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 Beuys）作品的女权主义诠释。
“你是说我可以写，之后再求得原谅？”
大部分评论家攻击了这次双年展。比如，彼得·普拉根斯（Peter Plagens）认为该展览有着“文化赔偿的气味”。霍兰·科特（Holland Cotter）是少数同情展览的评论家之一，他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衰退、艺术市场崩溃时，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撞门事件。长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艺术家，其中很多是非裔、亚裔和拉丁裔美国人，获得了入场券并改变了全景。”
“听我说。今年夏天我在上海的时候，那里有很多规则。每次我要求用某个场地或设备，负责人都会拒绝。他们甚至不知道规定是什么，但他们不想找麻烦，所以对所有事情说‘不’更简单。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成事的，直到一位艺术家告诉我，中国文化是原谅的文化，而不是允许的文化。你打破规则，之后再寻求谅解。”
在我写作的时候，这种充沛的政治能量又回到艺术领域。我希望这一次的“撞门”有持久的影响。在我大学毕业时，白人男性批评家、出版商和专家已经敲响多元文化主义的丧钟，宣告了它的失败，并为后种族时代的美国剪彩。我甚至可以说，在埃琳、海伦和我上大学时，文化上的剧变已经结束。但因为我们被隔离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校园里，我们得益于它滞后的影响。海伦、埃琳和我不仅自信，还很自负。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曾以为它将永远如此。
“它是你大学艺术作品的核心部分。我不知道怎么能完全不提它，因为我会写到你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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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种乐观的解读。”
我有段时间没有把我的诗给海伦看。我非常注重隐私，想把这些诗放在自我评价的私人殿堂里。我知道我从自信骤降到自我怀疑，我的诗从一个振动的光盘褪色成喷在纸上的屎的速度有多快。
“你说过我可以提，但不能讲细节！”
“我想读你的诗。”海伦说。
“不行。我们讨论过的。”
“它们不怎么样。”
“我提到了发生的事情，”我说，“就一句话。”
“它们很棒，”埃琳说，“别听她的。”
“顺便问一句，你没写我家的事，对吧？”埃琳问道。
“你认为我不够聪明，不能理解它们。”海伦威胁说道。
我在艺术营遇见埃琳的夏天和我在欧柏林再次看到她之间的这一年里，她经历了一场家庭悲剧，至今她依然不太愿意提及。写这本书时最初我提到了那件事，直到最后一次修订时，我们在下东区吃饭，埃琳提出了异议。我告诉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海伦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很高兴看到海伦，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告诉她我一直在写她。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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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我不能读你的诗？”
埃琳受到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等大地艺术家[7]的影响，但她的风格是自己忧郁的极简主义。她做了地景作品，做了完美的微型泥土立方体，用解剖针在每个立方体上做标记，并在画廊的地板上把它们排列成图案。还有一次，埃琳把一把旧椅子拖进植物园，坐在椅子上，用她的鞋在土里挖了一晚上。当时，我取笑她那件作品（就这？一个洞？），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想象它的美丽，在沿着沼泽地散步的早晨，从白雾中看到金色的榆树围绕着一把被遗弃的孤独椅子和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凹陷。
我不确定我为什么不给她看。当然，我害怕她的评判。如果她不喜欢我的诗，我会死的！海伦在我的生活里是如此重要的存在，我希望我的诗不要有她的印记。诗歌是我的领土，我的东西。但我没这么说，我告诉她我没有安全感。然后她强迫我坐在厨房餐桌旁，就我的不安全感和我聊了几个小时。第二天，当我最终把我的小册子给她的时候，我用纸巾包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罕见的南美蝴蝶标本，海伦开心地笑了，说她会立刻读。
埃琳和海伦是艺术系的入侵者，这个系以前是由白人男孩主导的，他们玩讽刺性死亡金属乐队，为校外聚会做丝网印刷海报，并为了接近音乐圈搬到芝加哥。艺术是一种姿态，是学业不佳者的生活方式。而埃琳和海伦则毫不避讳她们的野心。艺术必须得有利害关系。
然后，我有一周没见到她。
我曾经教过一个诗歌工作坊，班上有三个波斯裔女学生。当我第一天考勤叫出其中一个的名字时，这个学生用一种既尴尬又挑衅的声音说道：“没错，嗨，我是另一个波斯人。”班上有一半学生是白人，但没有白人孩子意识到那里有太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但我懂得那个波斯学生的感受。当一个地方有太多像我一样的人时，我总是知道的，因为那意味着餐厅不再酷了，学校不再全面了。当亚洲人太多时，一个空间就被占满了，而只有三个也可能意味着“太多”。与埃琳和海伦在一起时，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自我和她们连在一起，但埃琳和海伦并不在乎。她们的打扮就是为了咄咄逼人地存在。她们穿掷地有声的鞋子。她们想要让人感到畏惧。
她又消失了，我冷漠地想。
最终，她俩都成了艺术系里的中坚力量。在艺术评论期间，她们打闪电战一般，以令人生畏的敏锐性拆除了同学们的丑陋雕塑。著名的客座艺术家也未能幸免。一位客座摄影师展示了他怀孕妻子裸体的温馨照片，埃琳和海伦对他严厉批评，因为他把女性主体物化为由生理决定的对象。教授都喜欢她们。同学害怕她们，也憎恨她们。他们每个人都展开被动攻击，把埃琳认作海伦，或把海伦认作埃琳，而不在乎这种做法在种族问题上的敏感性。她俩有了个绰号：双胞胎。
她怎么能这么对我？
到了大二，埃琳已经是艺术系的明星了。她的雕塑和装置作品总是最有想象力、最有创意的。海伦是个艺术新手，开始的时候她模仿埃琳的一切。埃琳在装置作品中用土壤，她就用土壤；埃琳制作了艺术家书籍，她就跟着制作——但埃琳从来不介意，她觉得这是对她的恭维。
在一个无处可藏的小文理学院校园里，一周是很长的时间，更何况，那一年大四，埃琳、海伦和我住在一起。但海伦就是会那样——当她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妄想埃琳和我要害她的时候，就会消失好几天，挤在希瑟那里或者和让她感到“安全”的朋友帕姆、杰茜卡在一起。我整个人都很焦虑。那一周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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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见海伦了吗？”我问埃琳。
海伦开心的时候既像个小孩子又像个妈妈。早上，她会和我一起跳到床上，用小孩子一样的声音说：“我们去吃早饭吧。”有时她会闻闻我的毯子，猛地把它掀起，卷起来扔进洗衣机。依然昏昏沉沉的我总会屈服，和她一起去吃早饭。后来，我注意到她更常和埃琳这样做。叫醒她。和她一起出去，感受这一天。
“嗯……”埃琳说，“在工作室。”
她从不睡觉。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她整晚干什么呢？她没法在自己床上睡觉，于是定期去朋友家挤。有天晚上，一个朋友在半夜醒来，发现海伦在她的房间，坐在椅子上，在黑暗中抽着她的薄荷烟，她吓坏了。
“关于我的诗，她有没有说什么？”
海伦让你觉得，没有你的艺术，世界就会毁灭。但她在赞美你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恭维，她也在向你学习，直到超过你。海伦对诗歌很好奇，所以我借给了她我那电话簿一般大的20世纪诗歌选集，以为她会很无聊地翻一翻，然后我很气恼地在她屋里发现，这本书每隔一页就折了角，画了线。另一次，我带她去健身房，教她怎么用跑步机。在我慢跑了两英里时，海伦都快把跑步机踩塌了，逃命似的冲刺着。“悠着点！你身上会酸的。”我跑完的时候说她，但是，大汗淋漓的海伦呼哧呼哧地又跑了十英里。
“没有。”
埃琳、海伦和我常常去J. R. Valentine’s，这是一家独立餐厅，总在周二做炸鲈鱼的特价广告。这家餐厅有个森林绿的屋顶，停车场里棕色的雪堆比汽车还多。我们总是那里仅有的大学生，因为它离校园有几英里。我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停地给难喝的咖啡续杯，或者从菜单上点奇怪的菜。我希望能有个速记员跟着我，这样我就能记录下这些日常的时刻，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时刻比失去童贞或心碎更能改变我的生活。弗洛伊德在和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的通信中说：“创造力在激烈的男性谈话中得到最强有力的释放。”我们友谊的基础就是激烈的谈话，它被吸收到我们的艺术和诗歌中。当我独自进行艺术创作时，艺术是一种幻想，而与埃琳和海伦分享时，艺术成了一种使命。
婊子！她读了我的诗，她决定不喜欢它们。她现在憎恨我，或者不，更糟糕的是，她对我没了尊重。但她为什么不能诚实地告诉我呢？她不知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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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会让我更痛苦吗？她为什么不能诚实地告诉我，因为她厌恶我的诗，所以她恨我，不尊重我？然后我就能知道真相了！但是她不知道我多么敏感吗？我们不是有一次聊了三个小时，关于我对我的诗有多么脆弱吗？我是多么充满防备，多么注重隐私，我们不是聊到了我们的母亲，以及我们如何因为她们而不知道如何信任他人吗？我们不是聊到了我们体内如何缺少一个重要的器官，那个叫作自我的重要器官？我们的自我就像巨大的空池子，永远填不满，海伦！你在哪里？你这个疯女人，跟我说说我的诗！
那时候，我的脑子里是个拨号音。我躲着母亲，也躲着高中里那些可怕的富家子弟。我躲在艺术里，如果我不在学校的艺术工作室，就希望自己能在校车上隐身，那个密闭空间里有一个残酷的霸凌者，他每天提醒我和我的朋友们，说我们像狗一样丑陋。无论我们的收入有多少，我的家人都无法咳出胸口的那根刺。那种暴力的印痕如影随行。我以为搬到俄亥俄州就能逃离它，但它也跟着我到了那里。
我冲到她的工作室。她不在那里。我问杰茜卡，海伦是不是挤在她们的公寓里。是的，她在她们的公寓里露营，那里永远有一股刚出炉的布朗尼的味道。关于我的诗，她说过什么吗？“我觉得，没有？”杰茜卡说。我搜寻了图书馆，检查了咖啡店，探寻了俱乐部，她也许会在那儿打台球，查看了木工房，又回到她的工作室。终于有一天，我在威尔德碗草坪对面看到了海伦，穿着她的蓝色皮夹克，抽着万宝路薄荷醇，和一个叫阿什莉的红头发女孩说说笑笑。我快步走到海伦面前，说：“嗨。”
我必须推迟谈论我的母亲，至少现在先不谈。我宁愿先写写我和亚裔女性的友谊。我的母亲会占据主导，冲破这些文章的围墙，直到所有文章里都只有她。我有些账要先算算——和这个国家，和我们被书写的方式。我只能说，母亲当时已经崩溃了，尽管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崩溃的。当疾病没有名字的时候，它就会被归咎到孩子身上，就像我曾经觉得自己有错一样，就因为当时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而母亲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让车冲上了另一条车道，差点儿撞上另一辆车，同时她威胁说要杀了我们俩。
“嗨，是你，”她热情地说，“我正在找你。”
“你有一位亚裔母亲，”她说，“她肯定很有意思。”
“你知道我们住哪儿。”我赌气说。
“好吧，”我说，“那真是个活跃气氛的好问题。”
她说：“我们去找个地方坐坐。”那是一个异常温暖的日子，所以我们坐在威尔德碗草坪上，就在欧柏林那混凝土飞船形状的图书馆前面。她眼里闪着泪光谈论起我的诗，用了所有我认为在课堂上太过智性的词汇，但当她说出来的时候，它们听起来很可信，很深刻。她以前从没这样感动过。我在我的诗里抓住了一些非常精髓的东西。我抓住了那个灵魂。在我的诗里，我在跳舞。这激发她去创作艺术。她一晚上就读完了我的诗，然后不得不又读一遍，品味每一个词。
要回到母亲身上？当我遇到越南裔诗人阮华（Hoa Nguyen）时，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跟我讲讲你的母亲。”
我感到高兴。我觉得如释重负。我想，这就是写作最重要的东西，像这样去感动谁。去感动海伦。我又变得真实了。我们是真实的。我在这里和海伦坐在草地上。
父亲的生意做得非常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一片白人郊区里带游泳池的房子里。我过去常常透过窗户看麻雀俯冲下来，嘬一口氯水，再飞上去。我家的不快乐并没有因为搬家而消失，反而因为我们的隔绝于世变得更加突出。要探究我青春期不快乐的根源，就要写写我的母亲，而我一直在这本书中挣扎：在不谈论母亲的情况下，我能对自己进行多深刻的挖掘？一个亚裔美国人的故事是不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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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给予我的最大礼物就是让我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教育和职业，我在韩国城认识的孩子们可不一定有这样的可能，他们觉得必须帮父母摆脱债务和一周七天都工作的艰辛日子。较为富裕的韩国父母没有这样的借口，他们无情地操控孩子的事业和婚姻，结果是毁了孩子的生活，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想要炫耀权力。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父亲也想成为一名诗人，他从未跟我说过，直到我开始在欧柏林上诗歌课。
然后，在海伦举行毕业展的两个月前，她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消失了。“消失”的意思是被扔了。一个文书错误。行政部门以为她已经提前毕业了，于是下令清理她的工作室。她为展览准备的绘画、拼贴画和油画，装置作品的文件，所有的艺术用品——所有艺术创作的痕迹都没了。就好像她从没在大学里创作过一样。就好像她从来不存在。工作室被清扫干净，重新刷成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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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海伦剃光了头发。
什么都不能在她那里停留，只有上帝和艺术可以。还有她的身体，她试图把它饿到什么都不剩。她停止服用锂盐，因为它会让体重增加。复活节的一周，在一个寒冷、明亮、闪闪发光的日子里，她开着她父亲的粉蓝色林肯车在校园里转悠，把粉色的棉花糖兔子砸向她喜欢的朋友，把锂盐药丸砸在她讨厌的人身上。
当我听说海伦喝下一瓶威士忌并剃光了头发，我想，这就是了。她要自杀了。但当然，我低估了海伦。比她的死亡意志更强烈的是她的忍耐意志，尤其是当她觉得在接受考验的时候。这是她身上最具有韩国特色的一点，对死亡和生存的强烈渴望这两种冲动并不互相抵消，而是汇合在一起，这让她难以相处，她朝埃琳和我发泄，说这是上帝的设计，意在告诉她不应该做一名艺术家。但是，她要证明所有人都错了，“包括你。”在我无辜地来到她的工作室并提供帮助的时候，她大喊着用手指戳我。从某种程度上讲，海伦是对的。因为我不仅低估了她，也许我想要她失败。也许当我听说她所有艺术品都消失了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想到她将如何在我身上发泄，以及这将给她的朋友带来多操蛋的负担。海伦总是指控我这么想，虽然我否认了，但她是对的：我确实有那些想法。我感觉我被我们的友谊埋葬了，也许，只是也许，如果她真的自杀了，就不会这么糟糕。我会感觉重见天日。我会感觉自由。
我想不起来海伦是如何进入我和埃琳的生活的了，只记得我们一遇到她，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一辈子。我们相处以来，她开始变得像埃琳，有了黑色的衣柜、厚底鞋和带有侵略性的黑色边框眼镜，直到大三，海伦找到了自己迷人的男性风形象。因为她父亲出于职业要求一直在海外工作，在来到欧柏林音乐学院接受古典小提琴训练前，她在六个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后来，因为演出的压力筋疲力尽，她转到欧柏林学院来学宗教学和美术。她满怀热情地投入每一门学科，然后再彻底抛弃它。她对朋友和恋人也是这样，对生活过的国家也是如此。海伦会说五种语言，对口音也很敏感。在伦敦生活后，她们家搬到了巴尔的摩，而海伦在一周内就换成了美国口音。
她证明我错了。她做了她最擅长的事情。她拼命地工作。她不睡觉，对自己的疲惫进行戏剧化的展现，到处踉踉跄跄，每天晚上喝半打啤酒，在木工房度过凌晨，架起画布框架，直到她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一年的画作。她把这作为一个考验，彻底重塑她的风格。海伦当时着迷于艺术家伊娃·黑塞（Eva Hesse），在黑塞的激励下，她制作了抽象的雕塑画，用油、树脂和石膏将包框的画布重构为柔韧的身体表面。她的一幅画上有网球大小的皮肤状突起；另一幅画是用厚涂的石膏做成细流，一根金属钢筋从中凸起；还有一幅画，编织成一股股的珍珠和画布垂在袒露的担架上。海伦将画廊的地板涂成了明亮的橙色，这让空间和所有的画协调起来。看到这个展览时，我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学生和老师们都被这个展览所震撼了。当时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再认识像海伦这样的天才。
海伦说，她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在大二，在一门叫作“化学与犯罪”的简单课程上，教授没完没了地讲着辛普森案件。她观察到，“你是那个每天早上偷跑出去嗑药的女生”。我在课上感到无聊时就会去厕所隔间坐上五分钟，这真是对我这个习惯的奇怪解读。虽然我知道她在那堂课上，但我对她说我不知道。她留着一头染黄的长头发，戴着一条米色的巴宝莉围巾，那是所有韩国留学生证明身份的必备饰品。她看上去很困惑。一个装作很有艺术气息的音乐学院预科学生。
但是，在一个月内筹办一场精彩的画展，对海伦来说还不够。此外，她还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组装了一个装置作品，在接下来的周末首次亮相。埃琳告诉我，海伦实际上还为这个装置写了首诗。我很感兴趣，决定在展览之前去看看。我走上楼梯来到她的工作室，向她和杰茜卡打招呼，杰茜卡正在帮她布置灯光。墙上贴满了一排排整齐的白纸。当我走近时，我注意到海伦在每一页上都打了两三行诗。在角落里，一个小电扇发出嗡嗡声，吹得纸页沙沙作响，听起来像枯叶。读每一行，我都听到了我借给她的诗集中的诗人对她产生的影响：艾米莉·狄金森、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保罗·策兰。许多句子都影射死亡。我惊慌地想着：这是不是某种精心设计的遗书？我开始读我熟知的句子，那些属于我自己的句子。那是一整排直接从我的小册子里偷来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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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她推下工作室的阳台。
我以为她的被动和她男朋友有关，我怀疑她男朋友控制欲很强，可能有精神疾病。也许我对她有点占有欲。埃琳会在她的朋友们那里，尤其是后来在海伦那里，引起这种忌妒、这种所有权意识。然而，虽然她男朋友可以说是个混蛋，但她如此嗜睡和被动并不是因为他。实际上，在她悲伤的时候，她男朋友是唯一陪在她身边的人。
我感到恶心。我想撕下所有的纸张。接着我感到无法动弹，因为如果我和她对峙，谁知道她能做出什么来？于是，在海伦和杰茜卡说说笑笑打扫工作室的时候，我等待着，直到我用紧绷的声音问她，为什么她的装置作品里有我的诗。海伦停下手里的事。她并不显得惊慌或愧疚，而是瞪了我一眼。她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这个男朋友成天待在他们只有衣柜大小的宿舍里。我觉得，因为他，埃琳变得反社会了，她不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在食堂吃饭，而是和他在狭小的宿舍厨房里用微波炉热素咖喱。当她不进行艺术创作或学习的时候，她就一直睡觉，盖着她那条看起来和防尘罩一样舒服的黑丝绒毯子。回想起来，我很难把那个昏昏欲睡、轻声细语的埃琳和现在我认识的这个大嗓门、有主见的埃琳想到一起。
仿佛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拿走了我的诗。她吸收了那些诗，就像她吸收所有其他东西一样。“你保证过不会把我的诗给任何人看！”我哀怨地大喊，“你要告诉所有人你写了它们吗？”
偶然地，埃琳和我一起进了欧柏林学院，但我们直到第二年才亲近起来，因为在开学典礼上，埃琳和她那个从长岛来的文身师男朋友在一起，这让我很失望。当我在校园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巴洛克哥特风更浓了，下巴和鼻子有了新的穿刺，手臂上多了一大片带刺的文身。她男朋友也有同样的穿刺和文身。他也一样白，编着白色的辫子。
海伦打断我，说我在诋毁她。“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她大喊着，“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喊了回去。但这没用。她声音比我还大，指控我自私。我怎么能在她的展览开始前的一小时里给她压力呢？难道我没有意识到她是多么脆弱，她是如何在勉强支撑？她一直都知道我想要她失败，她在生闷气。在整个过程中，杰茜卡都在看着，随着海伦的愤怒不断升级，她变得惊恐不安。我害怕海伦会变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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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步了。我说：“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当我们都平静些的时候。”我离开了她的工作室，走下楼梯，离开艺术楼。我过了马路。我走出校园。那时我有个男朋友。也许我去了他那儿。我没有去开幕式。我听埃琳说她把那些诗拿下来了。我没再和她对峙。我甚至继续和她做朋友。除了和她做朋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当我读到凯利、肖和麦卡锡[5]之间的友谊，或德库宁和波洛克[6]，或魏尔伦和兰波，或布勒东和艾吕雅，我渴望读到女性间——并且更紧急的是，有色人种女性间——作为艺术家和作家成长过程中的友谊。在过去几十年里，女权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基于她们美学标准的女性友谊依然比较少能读到。我在文学史和艺术史年鉴里挖得越深，就越感到孤独。但在生活中，我并不孤独。我意识到，通过我和埃琳、和海伦的友谊，我已经体验到了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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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运动一直建立在白人坏男孩的兄弟情谊之上。他们的英勇行为被详尽地记录下来：“热衷于合作”的男孩，“十年间不停狂欢”的男孩，那些酒吧现在都已经变成神圣的地标。从年轻时起，这些男孩就在他们的遗产上搞投机，评论家在他们成熟前就急切地购买他们的股票。但女性的重要性很晚才能得到认可。女性艺术家只能得到回顾性的“验尸”。考古学家必须打开墓穴，宣布他们发现了另一个未获认可的天才。
我以前只打算写写埃琳，因为我们之间体现了女性艺术家间更有力量、更清爽的友谊模式。我们一起搬到了纽约，一起去酒吧、聚会和展览；我无数次去她的工作室，而她总是我的第一批读者之一。我们为了争论而争论，互相写很长的邮件。我们分开后，我在艾奥瓦城漂泊，而她去了加州艺术学院，埃琳是我的木筏。在艾奥瓦大学图书馆的荧光下，我缩在糖果色的苹果电脑旁，旁边是一些兄弟会男孩，他们对着鹰眼牌毛衣的袖子打喷嚏。我在给她写信，就好像我是一个流亡的罗马尼亚诗人，在苏黎世的公寓里写信。“诗人有什么用呢？一小窝低吼的猫，但我们必须创造，就像革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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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海伦和我分道扬镳。她离开了这个国家。她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坦率地说，我很高兴她离开了。我一点也不想念她。事实上，我还做过一些梦，梦见她回来了，对我很生气，当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身边，我松了口气。但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仿佛在召唤她回到我的生活中来，召唤她对我感到愤怒，因为虽然她拿了我的诗，背叛了我，但我从她的生活中夺走了更多东西而背叛了她。
我们可以通过坏男孩白人艺术家“逃脱”的故事来追溯先锋派艺术的谱系，从杜尚在一个小便池上签名并称之为艺术开始。它关乎蔑视标准和开创先例，最终把艺术从自身中解放出来。艺术家把艺术作品从掌握的规则中解放出来，接着从内容中解放出来，然后从海德格尔所说的它自身的物性中解放出来，直到它被包裹在生活本身之中。在艺术作品被剥夺之后，我们就只剩下艺术家的活动。问题在于，历史必须承认艺术家的越界是“艺术”，而这又取决于艺术家对权力的获取。一个女性艺术家很少能“逃脱”。一个黑人艺术家很少能“逃脱”。就像有钱的寄宿学校的孩子肇事逃逸一样，逃脱并不意味着你不受法律控制，而是意味着你凌驾于法律之上。坏男孩艺术家可以为所欲为是因为他的身份。越界的坏男孩艺术实际上是最规避风险的，是为银行家、收藏家这种观众循环表演的陈腐特技。
如果我没有遇到海伦，我的大学四年会过得更快乐。但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作家。海伦验证了我们，巩固了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未来的必然性。我们将定义美国文化。我将为她们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个展写文章。当我没有被不安全感折磨的时候，我是狂妄自大的。我们三个人都是。我们有白人男子的自信，但这种自信在我们毕业分开后迅速削弱，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因为我们在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被低估了。但我不会以任何其他的方式生活。那样的挣扎使我忠实于我们的友谊所培养的创造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由活力和深度凿成，反映了我们不满意识的完整性。没有人关心。没有人认真对待我们。我们是唯一要求自己首先成为艺术家的人。
他的个展大获成功。乔后来被称为这一代的“坏男孩先锋艺术家，有着额外的男子气概，反抗着审美传统、社会规范，或两者都有”。他的画被称为“原始主义”，但不知道为什么，依然抓住了“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超时空性”。评论家惊叹于他做了这么少，却“逃脱了”那么多。最近，我问埃琳的伴侣，一个画家和布展人，那天他做了什么，他说：“我搬了一幅乔·布拉德利（Joe Bradley）。”“你什么时候起把乔称作一件物品了？”我问。他答道：“自从我搬了一幅乔·布拉德利到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的顶层公寓。”
在我20多岁时，我认识一个叫乔的人。他是个艺术家，也在一个叫“芝士汉堡”的乐队里唱歌。他矮墩墩的，像莫里斯·森达克[3]画笔下的人物，但是在台上，他像罗伯特·普兰特[4]一样抽搐和号叫，牛仔裤松松垮垮，露出巴掌长的臀沟。他适合聚光灯。2008年，我在“加拿大”看了他的个人展览，那是一个位于纽约下东城的画廊，就在以前中国城大巴以15美元一位的价格开往波士顿的地方。当我走进冷飕飕的展厅时，我以为展览还没有布置好。墙上基本是空的，只有几幅脏兮兮的、没上油的画布。一张画布上淡淡地涂鸦了一张快乐的脸。另一张画布上有个代表超人的幼稚的“S”标志。即使是他的乐队成员也对这个展览感到恼火。“乔完全是在最后一刻搞出来的。”
[1] lan Curtis(1956-1980)，英国摇滚乐队“欢乐分队”的主唱，患有癫痫病，后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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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x Ernst(1891-1976)，德国画家、雕塑家，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
埃琳为自己的画感到难为情。她说，这幅画很不成熟，完全不重要，就是垃圾。我想到所有著名艺术家，他们最差劲的早期画作现在都价值连城。每一幅涂鸦都被供奉起来存档，因为它解锁了艺术家早期阶段的风格。我催促埃琳告诉吉姆·肖这是她的画，但她反对这个想法。2013年的那个时候，埃琳已经在欧洲办过展览，但还没有在纽约露面。当我喋喋不休的时候，埃琳让我闭嘴。她说：“我可不打算以这种方式在切尔西首次亮相。”
[3]Maurice Sendak(1928-2012)，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
然后我们看到一幅眼熟的带着超现实风格的作品，上面是用丙烯厚涂的鸟形图案。那正是数年前埃琳在我们参加的艺术营里未完成的那幅画。在这个充满媚俗的野生动物园里，埃琳的画看着天真而不刻意，透出的怪异是未被教化的心灵产生的意外，而不是为了特意的效果而发展出的风格。肖一定是在长岛的二手店发现了这幅画，埃琳的母亲把她高中的作品集扔去了那里。如今，被他发现后，这幅被抛弃的画成了有价值的收藏品。
[4]Robert Plant(1948-)，英国摇滚歌手，曾是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艇”的主唱
2013年，埃琳和我参加了艺术家吉姆·肖（Jim Shaw）在切尔西的开展仪式，他是洛杉矶的一位概念艺术家，从二手店收集了数百幅业余画作，把它们放在一流画廊里，以沙龙的形式展出。他把这些画按主题整理：小丑，猫，飞碟以及其他在业余画家笔下很流行的俗气题材。和其他观众一样，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画像，它们像小报一样淫秽。这个展览获得了热烈的评论。一位评论家写道，肖“通过肯定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的主体性和碎片化的日常，打乱了传记或签名风格的概念”。
[5]Michael Kelley(1954-2012),Jim Shaw(1952-)及Paul McCarthy(1945-)均为美国当代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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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illem de Kooning(1904-1997)和Jackson Pollock(1912-1956)均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
[7]大地艺术亦称地景艺术，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源于美国的艺术运动，创作材料多直接取材于自然环境，如泥土、岩石等。
我们说着话，埃琳那令人畏惧的光环就消失了。她不是来自纽约市，而是来自长岛郊区，她上了当地的公立学校。她父母是计算机程序员。我很惊讶地得知她父母和我父母一样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因为埃琳看上去就像从伊恩·柯蒂斯[1]的额头跳出来的仙女。并不是说埃琳不食人间烟火。她一度还放了个屁。当看到我震惊的表情时，她笑了：“为什么我们要夹紧屁股走路呢？憋着屁可不健康。”大多数时候我们安静地工作。埃琳受到马克斯·恩斯特[2]的影响，画了个人形鸟状物，吓到了我。我照着她的作品，开始画我自己的人形图案。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疯狂地画着，没了平时的小心翼翼。随着宿舍楼的每个人都睡去，背景里低沉的聊天声和笑声逐渐消失。当磁带放完后，我们只能听到蟋蟀的叫声和着牛蛙的低鸣，牛蛙的歌声越来越响亮，直到我们的房间仿佛脱离了宿舍楼，漂浮起来——就像玩具屋里没有第四面墙的房间一样——漂进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中心。
[8]Gayati Chakravorty Spivak(1942- )，印裔美国学者，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后殖民学者之-。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是其1993年出版的文集。
有一次，一个周六晚上，埃琳问我想不想去画画。她解释道，助教说她可以用这个空房间，她希望我能陪她。我立刻答应了，尽管我从没和谁在课堂外一起画画。艺术创作是一件完全私人的事情。周末晚上我独自在家画画，以此来逃避我的生活。在一个空房间里，只有夹灯发出点点光亮，和一个朋友在墙上并排钉起卷着的画布，磁带录音机里播放着“新秩序”乐队，这感觉太亲密了，尤其是因为我们并不是画什么实物，而是靠想象力作画。私下里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打草稿和退后凝视我的画，现在都感觉像是我专门为埃琳表演出来的充满自我意识的行为。我干脆再戴个贝雷帽，穿件罩衫得了。但是，正因为我如此强烈地意识到我正在扮演艺术家的角色，我作为艺术家的身份第一次变得真实了。
[9]Guillermo Gómez-Peña(1955- )，墨西哥裔美籍表演艺术家。奇卡诺(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
但在绘画课上，我们产生了一种迟疑的友情，因为她喜欢我的艺术。我们把画板支在一起。我们夸奖彼此的作品。她会借我的画笔，我会借她的遮蔽胶带。但是一下课，她就会和她更酷的朋友一起走，而我则回到我那阴暗的地下宿舍，和南方白人室友一起玩，室友在房间里挂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来对抗她周围所有来自东海岸的装腔作势。
[10]Andres Serrano(1950- )，美国艺术家，《尿浸基督》是将一张红色的耶稣受难照片浸入盛有尿液的玻璃容器中。
我第一次见到埃琳是在缅因州的一个高中艺术营。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洛杉矶的家，我以为可以摆脱自己古怪的形象，成为我一直想成为的坏女孩。在我的武器库里，有我的军靴、“弗格齐”乐队、路面胶带，还有一包万宝路淡香烟。但一到那里，我立刻就知道我比不了，因为纽约的孩子们有种虚无的时尚感，就像20世纪90年代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的电影《半熟少年》（Kids）里的那样。埃琳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高挑的台湾哥特风女孩，留着不对称的波波头，穿着一件炭灰色的长款古着睡衣，一双和雪地靴一样宽大的及膝军靴。我被她吓到了，于是躲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