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过去常常定期观看老旧的约会节目《爱情连线》。她根本不懂英语，但看着两人在沙发上互相交谈，她依然觉得极其有趣。她跟着电视里的笑声一起笑，还会转向我，看我是否也在笑，然后转向电视再笑一会儿。那些预先录制好的声效是一个空洞的声音洞穴，附和着外婆的笑声，加剧了我们家平淡无奇的紧张氛围。当她看电视时，我保持警惕地坐着，竖起耳朵，对于笑声音效烦扰地要求我一起加入而愈发感到焦躁。我的家是一个临时空间，当下总是浪费在对未来恐惧的期盼中。我总是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心情不好，虽然我从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所以我等啊等，直到我听到她用最大声尖叫出我的名字，这是暗示我跳起来关上所有窗户，这样家里的声音就不会泄露到外面。
自从我开始认真写诗以来，我一直不恰当地使用英语。我像专业管弦乐队的业余音乐家一样使用词汇，在错误的时间敲响我的钹或者过早地吹奏我的长笛。我在重要的场合用随意的语言，在随意的场合用正式的演说。我用推销员的语调写了一首诗回应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又用自己发明的混杂语言写了一首史诗。我想把所有被排除在外的英语都拉到里面，把里面的英语拖到外面。我想削掉诗歌的支柱。不仅仅是削掉，我想撕咬它。但是当我凶猛地攻击时，我期望找到什么？这些举动是否足以破坏英语，从而指出它有多不合适？
作为诗人，我一直把英语当作权力斗争的武器，用它来对付比我更强大的那些人。但是当我用英语表达爱时，我犹豫了。我一直非常保护家人，确保家里内部的声音不会泄露到外面，但我不知道如何让外面的进来。我在一种与痛苦密不可分的爱中长大，我害怕一旦我宣扬那种爱，它就会氧化成背叛，就好像我用英语来反对我的家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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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电视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亚洲口音，除了银幕上的亚裔美国演员外，没有亚洲人使用过这种口音：这种口音温和、适合情景喜剧、容易听懂。这部罕见的亚裔美国情景喜剧我很难看下去，因为他们是如此投其所好并充满了可爱的玩笑。但是，我的极端观点是，一部关于韩国家庭的真实节目——至少我长大的那种家庭——是不可能在电视上播出的。美国人会感到无聊且震惊。天呐，为什么没人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机构！他们会对着屏幕大喊大叫。
在我被称为冒犯者之前，我能走多远去采集糟糕的英语？虽然我以前借用夏威夷英语和西班牙英语，但现在在使用这些语言前我会再思考一番。当电影《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首映时，推特圈称演员奥卡菲娜（Awkwafina）的口音为“涂黑脸”，这种口音和我在洛杉矶长大时听到的韩国城口音相差不远。我从未想过那些韩国城女孩是在“涂黑脸”[9]。我以为她们只是像周围其他青少年那样说话。
可怜可怜亚洲口音吧。这是一种如此受到贬低的口音，是最后可以被嘲笑的口音之一。通过它来说话、让自己被聆听是多么困难。我很尴尬地说，我有时表现得像那个白人女人。当我打电话给一家中餐馆点餐时，收银员听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当我打电话给时代华纳并联系到一名印度口音的接线员时，我已经很恼怒了，因为我听说印度呼叫中心几乎不培训他们的员工。我有一个猜想，无缝外卖[8]的发明就是为了让美国人不必为移民口音而烦恼。出于这个原因，自动化将取代印度呼叫中心。机器会摧毁已经被英语摧毁的各国口音。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这个国家无论左右翼的所有政治派别都在固化种族身份。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许多非白人通过愤怒和自豪感来捍卫自己的身份，以及要求针对几个世纪来白人从非西方文化中的掠夺行为采取补救行动。但这种正当愤怒的副作用是出现了“留在你的车道上”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艺术家和作家被要求仅依靠他们个人的种族经历来发声。这样的政治不仅假设种族身份是纯净的，忽略了种族群体互相重叠的混乱现实，而且把种族身份归为一种知识产权。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学会了尽可能权威地为母亲说话。我不仅想消除我在那个女人眼中看到的嘲笑，还想让她知道我猜透了她的想法，用我令人警醒的流利程度让她感到羞愧。我意识到，我喜欢写作，部分是为了评判那些不公平地评判我家人的人；为了证明，这些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当我们受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的启发时，我们作为人类的冲动是去分享它，正如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所写的那样，它会“在其后留下一串相互联系的痕迹”。但在市场经济中，艺术是一种从流通中移出并保存下来的商品。如果艺术品在流通，它流通就是为了利润，而白人作者已经从中大肆获利。说起这个话题，阿米里·巴拉卡提供了一句无价名言：“所有文化都互相学习。问题是，如果‘披头士’乐队告诉我，他们从盲人威利[10]那里学到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想知道为什么盲人威利还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开电梯。”
我母亲在美国生活了40多年，她的英语一直处于初级水平。说韩语时，母亲在说她的想法，她敏锐、诙谐、有判断力，虽然有些扬扬自得。但她的英语就是钢琴键的碎音，每当她和白人说话时，我总是感到难堪。当母亲说话时，我看着那个白人，通常对方是女性，戴上一张恐惧的面具，不安地忍受着：大眼睛因为不得不耐心而变得凝固，咧开的笑容居高临下。当她开始用专给蹒跚学步的婴孩讲话的声音回应母亲时，我插手了。
我们必须纠正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但我们必须在这样做的同时不忘海德所说的礼物经济中文化交流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应对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内化了市场逻辑，文化被囤积储藏起来，好像文化是一旦和他人分享就会贬值的产品；我们不是在去殖民化英语，而是把英语分割成敌对的民族国家。创新的灵魂源于跨文化的灵感。如果我们被限制在自己的车道上，文化就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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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美好的写作的日子里，我就是那只章鱼。
电影制作人郑明河（Trinh T. Minh-ha）建议我们“在附近谈论”，而不是“谈论关于”一个你经验之外的文化。在接受《艺术论坛》采访时，郑说：
麦基从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那里借用了标题，后者恰如其分地把白人音乐家从黑人音乐中获利的历史定义为把“动词变为名词”。比如，swing这个动词，意思是对音乐做出反应，是黑人的创新，直到白人音乐家窃取并把它包装成商业品牌Swing。麦基要求我们夺回白人的名词，通过“闯入”殖民者的英语并从当地方言中炼出新词的方式，把它恢复为动词。我自己将英语他者化的方法是在它吃掉我之前先把它给吃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像朴赞郁（Park Chan-wook）的电影《老男孩》（Old boy）中的场景一样互相把对方吃了。电影里，一个男人走进寿司店，点了一只活章鱼，整只章鱼在盘子里滑行。他试图把整只章鱼塞进嘴里，但是它太大了。这只头足类动物盖住了他整张脸，同时把触须紧紧缠绕在他的头上，让他无法呼吸。最终，他晕倒了。
当你决定在附近谈论，而不是谈论关于什么时，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你和电影中的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换句话说，保持所要展现的空间的开放，这样，尽管你非常接近你的主题，你也承诺不代表他们、代替他们或者在他们之上发言。你只能在附近谈论，在邻近区域（无论对方是否在场），这需要你故意不表明意义，防止它只是把空间关上，从而在言论形成的过程中留下空隙。这允许其他人进入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填充这个空间。这种方法给双方提供了自由，这可能是电影制作人接受它并认可其中强烈的道德立场的原因。通过不试图占有有关他人的权威地位，你实际上把自己从这种无所不知的主张和知识等级所产生的无止境的标准中解脱了出来。
艺术性的他者化与创新、发明和变化有关，文化健康和多样性依赖于此并因此茁壮成长。社会性的他者化和权力、排斥、特权有关，把名词中心化，据此，他者性被衡量、不公正对待、边缘化。我关注的是受制于后者的人们对前者的实践。
我转向片段化散文，因为我只能“在附近谈论”亚裔美国人的状况，这种情况过于错综复杂，让我无法跨过它。我越是想把它钉住，它就越逃脱我的掌控。我试图把它写成一首抒情诗，但抒情诗是一个舞台、一个基座，我从那里发声来指出我不是什么（对于任何非白人的诅咒是：你太忙于争论你不是什么，而永远达不到你是什么）。我承认，有时我依然觉得亚裔美国人这个主题如此可耻地不温不火，让我渴望改变它——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片段化的形式，它的出口通道允许我偏离原路。但我总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回归，这是我自己接近它的方式。
在《他者化：从名词到动词》（Other: From Noun to Verb）一文中，诗人纳撒内尔·麦基（Nathaniel Mackey）区分了名词的他者和动词的他者，前者具有社会性，而后者具有艺术性：
然而，如果我要在附近写下我的亚裔美国人经验，我觉得有必要写下附近其他种族的经历。学生问我：“我如何在不总是对白人做出反应的情况下书写种族身份？”机械的回答是“讲述你的故事”。但这也可以是给白人的回答，因为白人出版商想要“穆斯林体验”或者“黑人体验”。他们希望种族被孤立，因为这样更易理解、更易品牌化。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我不仅对讲述我的故事感兴趣，而且也有兴趣去找到一种形式——一种言语的方式——来对白人进行去中心化。我选择糟糕的英语，就像艺术家格雷格·波多韦茨（Gregg Bordowitz）在论及激进艺术时所说的那样，它绕过社交媒体的算法和消费者人口统计数据，把通常不在同一个房间里的群体聚在一起。
糟糕的英语曾经是一种耻辱的来源，但现在我自豪地说：它是我的传统。我和那些以不熟练掌握英语为口号的作家有着共同的文学血统——他们把英语变得怪异，扭曲它、破解它、把它变得丑陋凶残，并且通过劫持英语、把它扭曲为难民语言来将其他者化。他者化英语是为了让人听到编织在英语中的帝国主义权力，把英语切开，让它黑暗的历史滑落出来。
你不能用糟糕的英语发推特。如果我在推特上发一行我的诗歌，那会是一场灾难。糟糕的英语最好是线下分享，在书中或现场表演。这是一个互动式的用语，必须大声朗读出来才能被理解，但不管文化来源如何，即使我不十分理解，那些难嚼的音节对我来说也像是家常便饭，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将白人以外的种族群体聚在一起。但糟糕的英语是一门正在消亡的艺术，因为网络要求我们写出清晰、简洁的诗歌，让我们在翻页的过程中停下。如果你想要真正理解某人有口音的英语，你必须放慢速度，用身体倾听。你必须训练你的耳朵并让它们全神贯注。网络不会给出这样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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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它还尚存，我想写下附近的罗德里戈·托斯卡诺（Rodrigo Toscano），他把他的西班牙英语的语音音节像太妃糖一样拉开（“tha'vahnahnah go-een to keel joo”）或者拉塔莎·N.内华达·迪格斯（LaTasha N.Nevada Diggs），她重组了黑人俚语、日语、西语、查莫罗语和他加禄语，改编制作了一首非洲未来主义歌曲（“……泡泡糖打结／部落首领的闯入者。/自1979年来的激进分子。/魔法师[11]。汤米冲锋枪。狼人。”）。我不能代表拉丁裔的经历，但我可以在托斯卡诺糟糕的英语附近写下我糟糕的英语，同时在段落之间留出空隙，让读者在我们之间缝合出一条线索。
我想，我找到了我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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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亚洲孩子天真地穿着带有脏话的T恤在某个时候成了网络梗。我发现了一个年轻女孩穿着竖中指的米老鼠毛衣，一个幼儿园学生穿着带有“希望你是啤酒”字样的无袖衫，一个孤独的男孩坐在看台上穿着“谁他妈是耶稣”的毛衣。
曾吴（Wu Tsang）是一位有一半华裔血统的跨性别艺术家，长着一张女性化的长脸和棕色的、温暖的、善解人意的眼睛。她像现代舞者一样把头发盘成一个顶髻，穿着宽松超大号背心，露出结实有力的肩膀。她看起来既超凡脱俗又很接地气，就像她既可以是林地中的精灵，也可以是真诚地谈论安全空间重要性的研究员。
英语是我们不断扩大的新自由主义下的通用语，是品牌辨识度和外包劳动力的消费者语言。国家越发展，这个国家就越需要一个文案编辑。2005年我在首尔住了一年，我也拍下了像糟糕的墙纸一样贴满店面的错误英语的照片。但我也对全球化导致英语蚕食韩语的程度感到不安。看着一个韩文的牌子，我慢慢读出了一个陌生的单词，这才发现这个单词是lipo-suk-shen[7]。一个朋友和我说，青年夫妇更喜欢用英语说“我爱你”，而不是用韩语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爱情更真实的表达。
2012年，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野性》（Wildness），影片开头是一组追踪洛杉矶黄昏时分这最为神奇的时刻的镜头。阴影被解放出来，增加了这座城市的深度，不然城市会被压迫性的太阳变得单调无味。在天空粉色磷光的光辉下，街灯醒来，一开始很柔和，但随着夜幕降临，它们白色的光束变得异常明亮，空荡荡的街道看起来像是飞碟着陆的简易机场。商业街逐渐消失于黑夜，从赫尔维提卡体[12]到酒店顶层装饰艺术风格的象形文字，霓虹灯信号苏醒过来。我看到就在韩国城外，标志性的布洛克威尔希尔百货公司楼顶铜绿色阶梯状的皇冠被点亮。我母亲有个朋友在里面的珠宝柜台工作，所以她经常光顾，有时还拉着我去。我记得母亲在一个开放式的更衣室试穿裤子时，我被零零落落褪下衣衫的白人女性包围着。之后在1992年，抢劫者闯入大楼，在石灰华地板上留下了一地五彩的碎玻璃，百货公司永久关闭。
有一天，我正在浏览T恤类别时，偶然看到一个中国小男孩天真地穿着印有“Poontang”[6]字样的衬衫的照片。这张照片引发了我自己穿花花公子兔女郎标志T恤上小学的回忆。我已然完全忘了这事。想起那段记忆，我敏锐地意识到拍摄这些照片的人是在韩国、日本和中国旅行的背包客——白人和亚裔美国游客。回到家乡的外来人士对当地人就像后者是外来人士一样。
吴最近搬到洛杉矶，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艺术学校。她几乎立刻在一家名为“银盘”的酒吧里找到了一个团体，这个酒吧在西湖村[13]第七街街角闪烁着冰蓝色的霓虹灯。几十年来，当地的拉丁裔跨性别团体聚在银盘酒吧，举办才艺表演，和戴着牛仔帽的墨西哥顺性别男子共舞，喝4美元的香槟。酒吧本身非常普通，有着磨损的格子地板和塑料椅子。但到了晚上，当女士们穿着最好的塔夫绸唱歌时，酒吧就发生了变化。她们中的一些人面孔上显露出悲伤的童年，却用睫毛膏和枝形吊灯耳环掩盖着神情。接受采访的埃丽卡说，她在墨西哥的父亲因为她过于女性化而用靴子殴打她，但真正的伤害，她说，是在公共场合被殴打的耻辱。最终，她逃跑了，坐在一辆绰号为“野兽”的货运火车顶上往北逃去，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无数偷渡者曾经从这辆火车上掉下来，要么伤残，要么死亡。然后她越过边境，到了洛杉矶和银盘酒吧，在这里她找到了避难所，远离暴力家庭、边境警察和仇恨。
我偷了这些句子并用在我的诗里。举例来说，“吃他的时候我感到一个幸福”，它具备令人惊讶的诗意。一种熟悉的观点现在变得陌生，因为错误意外地变成了爱神。那个没有必要的“一个”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把口吻调整为略带邪恶的电子动画的语调，同时表明爱人并没有沉浸在幸福中，而是在清除时感到幸福。当她考虑她的幸福时，那个“一个”就像一颗额外的牙齿，强迫打开了一种不确定性或冷漠的反思。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快乐，但是她愉悦，因为她吃了他。
吴和埃丽卡尤其亲密，虽然埃丽卡不会说英语而吴也不说西语。吴声称，她们仍然相互理解。“我爸爸没有教我怎么说中文，但那种缺失是我和人亲近的方式。”吴说。她的意思是她从小就知道爱无需语言，而是可以通过触摸、食物或共享的夜生活来表达，就像《天鹅湖》里的奥杰塔一样，她和埃丽卡可以向彼此真正地展示自己。
我现在有收集糟糕英语的习惯。我浏览一个恶作剧网站Engrish.com，上面上传了来自东亚国家误译英语的照片。这些图片分为标志［“请没有交谈，没有流口水”（Please No Conversation, No Saliva）］、T恤［“吃他的时候我感到一个幸福”（I feel a happiness when I eat Him）］和菜单［“烤老公”（roasted husband）］。浏览次数最多的图片是流行的珍珠奶茶的卡通广告，标题是“我是珍珠奶茶！吸我的蛋！”（I’m Bubble Tea! Suck my Balls!）。
银盘酒吧太特别了，让吴想要与人分享。她问酒吧老板，是否可以在每周二晚上举办派对。她们同意并欢迎吴的其他朋友，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和棕色人种，尽管对当地跨性别女性来说，她们受过教育、被同化，也因此是“各种肤色的外国佬”[14]。周二的派对被称为“野性”，吸引了来自洛杉矶各处的酷儿和艺术家。吴和她的朋友阿什兰主持着荒诞的现场变装秀，就像一位女高音一边唱着咏叹调，一边从别人的屁股里拨出肛珠一样。当地女性起初觉得格格不入，这些酷酷的酷儿的想法是前卫的，而非老派的魅力，她们觉得难以承受，可后来她们爱上了“野性”。正如吴所希望的那样，新的家庭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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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张又一张纸上画了一次又一次，浪费大量的纸，想捕捉到那个完美的鼻子。我曾经梦到过动漫女孩，她们在原地跳动，她们的辫子是一圈鬈发，格子裙像旋涡一样，巨大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我及时抬起头，看到一个女孩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然后径直朝我飞来——把我的鼻子摁成一个按钮。
自2016年选举以来，我已经忘了玩耍也可以成为一种抵抗的形式。我必须揭露跨性别生活的不稳定性，但也必须曝光它颠覆性的狂欢。在《巡航游览乌托邦：酷儿未来的此时和彼时》（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一书中，若泽·埃斯特班·穆尼奥斯（José Esteban Muñoz）写道：“我们必须实践新的、更棒的乐事，在这个世界上通过其他的方式生存。酷儿是一种推动我们前进的渴望，超越了当前的消极和辛劳的浪漫关系。”艺术就是去梦想，不论多么短暂，去梦想尚未存在的梦。但是我们现在对艺术和诗歌的分享正处于科技公司算法之眼的监控之下，当社交媒体几乎瞬间把这些秘密的乌托邦连根拔起，抛到外面时，我们该如何去创造这些隐藏的世界呢？
“大鼻子。”
“野性”变得过于拥挤，被愚蠢的时髦人士入侵。《洛杉矶周报》对酒吧进行了充满跨性别恐惧和居高临下的报道。吴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让酒吧变得贵族化而感到内疚，这一情感凌驾于电影的基调之上，也污染了她所有的善意。最终，吴为了保护酒吧脆弱的生态系统，停止了聚会。最后一个镜头是当地的跨性别女性和吴在野餐，来证明她们的友谊仍在继续，尽管吴的派对几乎摧毁了酒吧这个避难所。但我一旦嗅到艺术家的内疚，就会变得非常挑剔。我承认我的过分挑剔源于一个自私的点，因为艺术家的内疚是一种我想要用力击打的传染病，这样它就不会感染我。埃丽卡和吴的友谊在拍摄这部电影后是否还在继续？吴是否给拉丁裔跨性别团体建立了一个免费的法律诊所，真正带来改变或消除自己的内疚？由于电影《野性》的成功，吴的事业一飞冲天，并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她应该和这些女性分享这笔钱吗？
“你鼻子怎么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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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画眼睛，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迷恋动漫人物的眼睛，那些迷人的球体覆满了雪花蓝宝石般的虹膜，上面覆盖着最为浓密的睫毛。那些动漫人物的眼睛多么巨大且单纯，而我自己的眯眯眼多么细小。但是鼻子难倒了我。不论我怎样练习画它，我都没法把那个塌鼻梁画得挺直。我不幸继承了我父亲的大鼻子，侧脸看起来像个6。当我抱怨它的时候，我母亲抗议说这是王室的鼻子，但是教堂里的孩子们用他们基本的英语道出了真相。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孩子偶尔会是种族主义者。韩国孩子偶尔会是种族主义者。当一个非白人孩子称我是斜眼时，并不会令我太受伤，因为我有种族外号可以回击他们。我想不出我们中间有一个无可指摘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我说我们都是平等的，那就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在你糟糕的英语旁书写我糟糕的英语。当我努力在附近谈论时，我也不得不面对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具有挑战性，因为一旦我把自己牵扯进去，我就要永远牵扯下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阶层。在韩国城，韩国人在前端工作，墨西哥人在后端工作。我交了一个朋友，而我母亲说我不能和她玩，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她是墨西哥人。骇人的是我把这个告诉了我朋友。我说：“我不能和你玩，因为你是墨西哥人。”而她说：“但我是波多黎各人。”
最终，我屈服了。我咔嗒一声折断了活动铅笔的尖端，一小段笔芯露了出来。年轻的时候我对于写作没有兴趣，所以我画画。我画和我截然不同的女孩。起初我画得不好，勾勒出脸的U形，用倾斜的露珠形状填补眼睛，之后用像床架弹簧一样粗糙的卷发盖住脸。但这些年来我的技术愈加精进，我可以把我喜欢的动漫女孩画得有模有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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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际上并没有怎么使用我的自动铅笔，而是把它们排成一排来欣赏。我的自动铅笔，开心果色、李子色、棉花糖粉色，是具有崇高女性气质的魔杖，必须留到以后使用。我保存它们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忍受去使用它们的需要。但我还是没去满足自己，因为美妙的愉悦感是对它们越来越强烈的渴望，而不是对那种渴望的满足。倪茜安写道，人们对于吃可爱的东西有着极为强烈的欲望，因此，可爱是大众商品的理想选择，因为它具有消费性。可爱的东西是女性化的、没有防备的、小巧的，激发我们母性的渴望，就像我对于没有嘴的三丽鸥橡皮擦那样，攥在手里，用鼻子爱抚它们。但它们也可以释放我们掌控和侵犯它们的施虐狂的欲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推迟使用我的文具，从而来抵御我更黑暗的本能。
作家杰斯·罗（Jess Row）在他的《白人迁徙》（White Flights）一书中说道：“美国最大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失败，是它无法想象共同生活意味着什么。”罗通过反思战后白人小说家，把这一洞见在语境中呈现出来，这些白人小说家消除了“令人不快的不同面孔”的设定，让他们的白人角色可以轻易地实现自己“想象的自我”。在思考自己的亚洲身份时，我不认为我可以封锁我想象的世界，确保只有和我相似的人，因为这样会延续而不是打破这种种族隔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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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在没有太多先例的情况下，我怎样才能写下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呢？我能否在不诉诸多元文化的统一性这一未经深思熟虑的愿景的情况下，或者不使用会释放美德信号的无菌语言去书写呢？我能诚实地书写吗？不仅关于我受到了多少伤害，而且关于我如何伤害了别人？我能在不自己陷入内疚的情况下做到这些吗？因为内疚需要宽恕，所以内疚也是自私的吗？换句话说，我能否表示道歉而不要求你的原谅？我该从哪里开始？
英语总是借来的，从嘻哈到西班牙式英语再到《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很早以前，父亲就知道，在美国想要成功，就必须把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养成了对女儿、对员工、对空乘人员不加区别地说“我爱你”的习惯。他一定是看到过一个销售亲热地拍着另一个销售的后背说道：“爱你，伙计，很高兴见到你！”但因为他没有兄弟般的伙计，也没有拍背，他的用法有种无礼的亲密感，尤其是当他把表示爱意的词作为一种炙热的告白悄悄吐露出来的时候：“谢谢你把这些订单送来。”他在挂断电话前会说，“噢，还有，柯比，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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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nrio，一家日本公司，设计及生产凯蒂猫等卡通形象。
舅舅：服兵役。得阴虱太容易了。没有浴室，地上只有一个洞。我们必须剃毛，所以我们那里没有毛发。那时候很可怕。有次我们把一个人绑在树上，然后就把他留在那里。
[2]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诗人、小说家，她长期患抑郁症，后自杀身亡，代表作有《钟形罩》等。
外甥女：那你是怎么得的？
[3]Juicy Couture，美国加州的时尚品牌。
舅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从妓女那里得的。
[4]原文为Chola，一般指墨西哥黑帮分子的女友或姐妹，，她们穿露脐装、宽松牛仔裤或卡其裤，化粗眼线，戴金链子，是典型的“不良少女"扮相。
外甥女：……
[5]原文为Lesbo，有蔑视的含义。
舅舅：啊对！阴虱。我学会了一个新英语单词——阴虱！这我以前得过一次。
[6]对阴道的粗俗称呼。
外甥女：阴虱？
[7]对应的英语单词是“liposuction”(抽脂)
舅舅：什么词来着？当你那下面有虱子时的那个词。
[8]Seamless,一家外卖平台，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纽约，业务覆盖全美600多个城市。
移民第一次学习在英语环境中生存是通过脏话。当我的表兄弟们来到美国时，我立刻把一大堆咒骂的话教给他们，为上学做准备。我舅舅说他以前每句话开头和结尾都是“操他妈的”，因为他的英语是在纽约做服装批发生意时从黑人顾客那里学来的。我的舅舅，一个粗俗而吵闹的人，后来回到首尔，通过和我对话来保持英语水平。
[9]特指白人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黑人，而将自己涂黑的化妆术。
我是在英语不好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的英语很差。我出生于洛杉矶，但是一直到令人尴尬的6岁甚至可能是7岁，我的英语才变得流利。在学校上学就像搬到了另一个国家。在那之前我的周围都是韩国人。教堂里、韩国城的朋友和家人间听到的英语总是短促、带刺、支离破碎：主语和宾语名词在奇怪的结合中连在一起，动词永远和主语不一致，定冠词无处可寻。青少年通过插入韩语和永恒的“操”来发泄：“操他！欧巴是混蛋。”
[10]Wilie Johnson(1897-1945)，美国布鲁斯歌手、吉他手和传教士。他影响了几代音乐家，但一生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
我认识的韩国女孩喜怒无常，相比之下，西尔维娅·普拉斯[2]看起来也像公共事务电视频道一样无聊。一些人来自洛杉矶的韩国城，穿着冒牌的橘滋[3]，像墨西哥坏女孩[4]一样化妆，说着新移民、黑帮和山区女孩的地方性克里奥尔口音。“贱人，看什么看？你是拉拉[5]吗？”一个叫格雷丝的女孩发现我盯着她用黑色唇笔勾勒出的白色幽灵般的双唇时问道。后来，我试着在字典里查“拉拉”而没有找到，于是松了口气。
[11]“魔法师”原文为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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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种无衬线字体，广泛使用于拉丁字母。由瑞士设计师马克斯·米丁格(Max Miedinger)和爱德华·霍夫曼(Eduard Hoffmann)于1957年设计。
[13]Westlake Viage，洛杉矶下属的一座城市。
不知怎的，我在教会营成了被针对的目标，同龄的韩国女孩把我赶出她们的房间，占了所有床位，即使空着也说有人，所以我被迫和更年幼的女孩一起睡在隔壁房间。一天清晨，我被心爱的文具出卖了。我打开没有锁上的凯蒂猫日记本，看到有人在第一页用整齐的连笔——一定是活动铅笔——写下了：凯茜，回家吧。
[14]“外国佬"原文为gringo，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对只会说英语的人的称呼。
年少的时候，我和我的文具有着一种特别的，几乎是色情的关系。我收集文具用品的方式就像其他孩子收集娃娃或手办一样。“真的，我必须买一支铅笔。”弗吉尼亚·伍尔夫毫无征兆地说道，然后冲出门，在寒冷的伦敦街道上开始她的游历。我应该能体会她的迫切感。我对铅笔也同样充满热情，只要它是一支纤细的淡紫色自动铅笔，末端用一条精致的银链扣着凯蒂猫的小挂件。还有橡皮擦，散发着覆盆子或者香草的气味，做成浅色胖乎乎的斜眼三丽鸥[1]小动物。我非常喜欢我的橡皮擦，以至于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咬掉它们的头的冲动。一开始我很小心，用它们圆圆的脚在我的笔记本上轻轻地擦。但一旦橡皮擦被石墨弄脏，我就无情地擦掉我的错误，直到只剩下一小块灰蒙蒙的脸挂着一个悲伤眼睛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