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的时候和外婆一起遛弯儿。她已经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加州的人行道又空旷又干净。我们的社区很安静，只有街上给草坪浇水的喷头有点声音。外婆刚从别人家的前院折下一枝柠檬准备带回家，我们就遇到一群在死胡同里闲逛的白人小孩。外婆决定打个招呼，我吓了一跳。她贸然闯进那堆孩子中间，开始和他们握手，因为在美国大家都会这么做。孩子们很惊讶，但随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和她握手。我能看出来，他们把她的手摇得太过用力。“你好。”她说。“腻好。”他们答道。其中一个孩子在她眼前胡乱比画着手语。接着，一个瘦瘦的、有着柔软棕色头发的高个子女孩偷偷走到外婆身后，用尽力气踢了她的屁股。我的外婆摔倒在地上。所有孩子都笑了。
她和我们住在崭新的白色城郊社区里，很孤独。于是她去遛弯儿，走很长时间，偶尔带回来一个她在别人家垃圾桶里找到的咖啡壶或坏台灯。那些年里，我的母亲每天吸尘，有时候甚至一天三次，仿佛她能看到家人的死皮细胞覆盖每一处表面。当母亲开始发疯打扫时，我就陪外婆去遛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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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一直是个坚定、顽强、爱交际的女人。在外公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家是仁川少数几个拥有室内水管的家庭。战后，她把家里弄得像救济站一样，邀请所有人来家里吃饭：流浪汉、孤儿、寡妇和鳏夫，任何需要食物的人。
外婆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然后我们一起坐车的时候，他特别留意那个女孩。有一次，我们在“停止”标志处停下的时候看到了她。那就是她，我们告诉父亲。父亲摇下车窗，开始对她大吼大叫。我从没见过他对一个白人如此生气，更不用说对一个孩子。他坚持要她道歉，但那个女孩拒绝了。她否认见过我们。
在母亲需要有人帮忙照顾我和妹妹的时候，外婆从首尔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朝鲜战争时期，她带着孩子从朝鲜逃离，和先到达韩国的外公团聚。外婆背着我两岁的母亲，在潮退的时候沿着海岸冒险前进。母亲差点就被留在朝鲜了。外婆本来计划把母亲留给她的姨妈，以后再回来接她，后来才改变了主意。外婆一点都不知道，南北的边境将会一直封锁；她再也不会听到她在朝鲜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消息；就那样，她的世界将要消失。
“如果我踢你，你会怎么样？”父亲大喊着，“你会怎么样？”他解开安全带，蹿出车门。那个女孩轻松地大步跑上山，消失了。他踉跄着跟了几步，然后意识到自己在白费力气，停了下来。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引擎还在运转，驾驶座的车门开得很大。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父亲。我害怕他，同时我也为他感到害怕。我看到父亲试图保卫他的家庭，而我们的邻居可能看到他的方式——一种发泄，一种过度反应——而我非常害怕他会因为自己的愤怒被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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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巴努·卡皮尔写道：“如果要我思考极右翼上台后的局面，我只要闭上眼睛，记起我的童年就行了。”我的朋友们也有同感：特朗普的当选触发了对童年的回忆。孩子是残忍的。他们会用你能想象的最直截了当的方式鹦鹉学舌，重复家长私下跟他们说的任何种族主义的屁话。相比在孩子们之间“公开”的程度，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种族主义更为“公开”。但这种触发，不一定意味着回想起某个具体的种族事件，而是想到了某种感受：一种嗡嗡作响的恐惧和羞耻感，一种紧张的动物般的警觉。童年是一种心理状态，无论是对天真的怀旧，还是对不安和恐惧的突然闪回。如果童年的天真是被保护和安慰的，童年的危险则是一个人感到最不被保护和最不舒服的时候。
还有一次，妹妹9岁，我13岁，我们正要离开商场。我们要出去的时候，一对白人夫妇正好打开玻璃门进来。我以为那个男人是给我们开门，所以在他不情愿地把着门的时候，我们赶紧跑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前，他大吼道：“我不给中国佬开门！”
大多数美国人只能把种族创伤当作奇观来理解。特朗普一当选，媒体就报道了仇恨犯罪的上升，倾向于把关注点放在明显异常的仇恨表现：白人高中生披着联邦旗在走廊游行和涂鸦的万字符。更难从报道中显现出来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预感它到来的紧张感。白人的恐怖统治可能是隐形的、逐渐积累的，它一点点蚕食掉一个人的价值，直到只剩下自我厌恶。
妹妹大哭起来。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刻薄。“我从没遇过这样的事。”她哭着说道。
在这个国家，身为亚裔的屈辱的报道远远不够。我们被“我们生活得很好”的谎言吓到了。我们低着头努力工作，相信勤奋会让我们获得尊严，然而我们的勤奋只会让我们消失。我们的沉默延续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羞耻是我们压抑的文化和我们所逃离的国家导致的，而美国给我们的只有机会。亚裔生活得很好，这个谎言是如此阴险，即使现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我依然被怀疑的阴影笼罩，跟别人比，我过得不算差。但种族创伤不是项竞技运动。问题不在于我的童年有多严重的创伤，而在于实际上它非常典型。
我想跑回商场，杀了他。我没能保护我的妹妹，在我那想要杀人的愤怒中，我很无助，我愤怒的目标是一个成年男人，他是如此充满仇恨，没有能力认识到我们是孩子。
种族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孩子被当作大人对待，而大人被当作孩子对待。看着家长像个孩子一样被贬低是种最深的耻辱。我都数不清有多少次看见我的父母被成年白人俯视或嘲弄。这件事如此常见，以至于每当母亲遇到一个成年白人，我都会超级警觉，准备干预或把她拉走。亚洲人在美国长大，就意味着目睹像你父母一样的权威人士被羞辱，并学会不要依靠他们：他们不能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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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起后面这件事只是为了拿它和我后来的一次经历做比较。当时我20多岁，住在布鲁克林。那是7月里炎热无比的一天，纽约的混蛋都出来了。我和我朋友还有她男朋友走进第二大道地铁站。我正沿着楼梯往下走向地铁站台，一个男人经过我们身边，他看着我，哼唱着“ching chong ding dong”[4]。他是个没脖子的白人，戴着一顶棒球帽，看起来像是个典型的斯塔顿岛[5]的体育迷。然后，我注意到，他和他的黑人妻子以及混血婴儿在一起。
羞耻感让我得以分裂成第一和第三人称。就像萨特写的，认识自己，就像“他人看到我一样”。现在，我看到了我无心的叛逆背后的幽默。老师给一群全神贯注、盘腿围坐着的6岁小朋友读书，然后，毫无预兆地，这个安静的亚洲小女孩在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平静地站起来，走出了教室。第二年，这个安静的亚洲小女孩穿着一件色情T恤出现在学校里。/書 集分-享-公-號 绿 悠 书 舍
我的朋友们是白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想让他们感到难堪，所以我就算了。我们上了F线地铁，我意识到他和我们在同一个车厢。地铁一站一站缓慢前进，我盯着他，越来越愤怒。我想着，曾经有多少次，我让这样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在学英语的时候，我也酝酿着这种身体反应。因为我在上学后才开始学这门语言，所以我把英语和所有困难的事情联系起来：写满图解句子的黑板，我嘴里如坚硬滑石般的音节。英语不是能表达我的语言，而是一种要刁难我的语言，布满了无形的绊网，我踏错一步就会被暴露。一年级的老师给专注的全班同学读了一本书，然后转向我，用她混乱的语言微笑着说了些什么，我以为这意味着“出去”。我站起来，走出教室。突然，老师也走到外面，脸涨得通红，骂了我几句，把我拉回了教室。
“我要跟他说点什么。”我告诉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鼓励我去对峙。在拥挤的车厢里，我缓慢地绕过每个人，直到我站在他旁边。我平静地斥责了他。我不仅称他为种族主义者，而且生气地指出，他给他的孩子做了糟糕的榜样。当我回到朋友身边时，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回头看到他站起来，向我们走来。当他走近时，他指向我室友的男朋友，威胁道：“他很幸运，不是你的男朋友，因为如果他是你男朋友，我会把他暴打一顿。”然后他走回去，坐了下来。我很震惊，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件事没有以暴力或更多的种族咒骂结束。我室友的男朋友不停地说：“真希望我说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到站了。我们下车时，那个男人透过拥挤的车厢冲我大叫：“他妈的中国佬！”
学校操场围着一圈链条相连的围栏，铺着灰色的柏油。像德·基里科[3]的画一样，操场是个朴素的开放空间，没有树，只有手球板和绳球杆投下的刺眼的日晷影子横亘其中，我避开了绳球杆，因为高个的孩子把摸不到的球挥到了高空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兔子不好。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它是坏的。就这样，小兔子模糊成了一个六角形的加密光圈。我的体温上升，身体散发着热气，把污染物，也就是我，冲了出去。
“混蛋白人垃圾！”我喊了回去。
我想起母亲在烘干机里翻找，捞出一件红色的大T恤，上面印着一个白色兔子的剪影。回想起来，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有那件T恤。我猜它是有人送给父亲的礼物。不管怎样，我那移民过来的母亲不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第二天，她让7岁的我穿上那件T恤，把我送到了学校。课间休息后我排队回课堂时，一个四年级学生指着我T恤的前面，问我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当我说不知道的时候，我看到她傻笑着跑向她的朋友，我又一次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但我不知道是哪里不对。血涌上我的脸。是这件T恤，但为什么呢？
我们站在站台上，我那在地铁上没能说什么的朋友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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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她哀号道。
羞耻感常常和亚洲性、和儒家的荣誉体系及其令人费解的羞耻仪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我在说的羞耻感。我说的羞耻感不是文化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它是痛心疾首地意识到操纵社会互动杠杆的权力动态，以及意识到我作为受害者——或作为加害者——在其中的位置后那令人难堪的屈辱感。我是个锥形狗项圈。我是个羞耻的小便池蛋糕。这种感觉侵蚀着我的身份，直到我的身体被掏空，我成了纯粹的焚烧着的耻辱。
就这样，我又被晾在了一旁。我正要去安慰她，然后克制住了这一荒谬的冲动。我所有的愤怒和伤害都转移到了她身上，即使到现在，在我写下这件事的时候，我都更生她的气。她一边哭着，我们一边沉默地走回公寓。
天真的另一面是羞耻。当亚当和夏娃失去天真时，“他们的眼睛睁开了，突然为自己的赤裸感到羞耻”。羞耻是当我像狒狒通红的屁股一样被暴露在外时，那种尖锐而刺痛的意识。它是一种神经质的、自我折磨式的伤口。即使引起我羞耻的侵犯者已经离开了我的生活，我也会想象他还在这里。我把自己的影子误以为是他，闪躲开来。羞耻感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反应，没有任何其他原因，我仅仅是踏出房门，焦躁的感应器也会响起。它不是丢脸。羞耻感就蹲坐在我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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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充满白人眼泪的一年。网上流传着这样的表情：一个黑人、棕皮肤人或亚裔女性从印有“白人的眼泪”字样的马克杯里悠闲地啜了一口。这样的表情暗示着有色人种对白人的眼泪完全冷漠。不仅如此，他们对白人的眼泪感到某种甜蜜的幸灾乐祸。当然，“白人的眼泪”指的不是他们所有的痛苦，而是白人经历的某种特殊的脆弱情感：当他们发现种族方面的压力如此难以忍受时，他们会变得过度敏感和充满戒心，把压力重新聚集到他们那受伤的自我上。
如伯恩斯坦所写，天真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缺乏”，而且是“一种主动排斥知识的状态”。在“嗯，我看不到种族问题”的说法中，我主动回避了看这个动作。天真既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认知障碍，一种被庇护的未察觉状态，一旦这种天真延续到成年，就硬化成了权利。天真不仅是性的偏离，还是一个人在社会经济等级中位置的偏离，基于一个人“没有被标记”和“自由成为你和我”的信心。学者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写道，这种天真的讽刺性结果是，白人“无法理解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然后，当孩子们被不断提醒着他们在种族等级中的地位，并且因此被定罪时，他们就失去了天真的资格。正如理查德·普赖尔开玩笑所说：“在8岁之前，我一直是个孩子。然后我就成了一个黑鬼。”
2011年，学者塞缪尔·R.萨默斯（Samuel R.Sommers）和迈克尔·I.诺顿（Michael I. Norton）做了项调查，发现每当白人报道中针对黑人的偏见在减少时，他们就会报道针对白人的偏见在增加，仿佛他们认为种族主义是一场零和游戏，用美国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评论概括起来就是：针对你少一点就意味着针对我多一点。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美国白人实际上认为，针对白人的偏见比针对黑人的偏见是更大的社会问题。他们相信这一点，即便事实上，只有一任总统不是白人，历史上90%的议员也是白人，而白人的平均净资产比非白人要高10到13倍。事实上，种族间的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30年前，一个黑人家庭的资产中位数有6800美元，但现在，只有1700美元，而一个白人家庭的中位数从之前的10.2万美元上升到了现在的11.68万美元。学者琳达·马丁·阿尔科夫（Linda Martín Alcoff）写道，资源的囤积如此不平衡，以至于白人的种族课题实际上是一种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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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关迫害的错觉变得更严重了，就像阿比盖尔·费希尔（Abigail Fisher）一案[6]（她被称为“成绩不好的贝基”）。她在2016年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告上了美国最高法院，声称她没被录取是因为她的种族，而事实上是因为她的分数。他们的错觉还体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防御性反驳中，即“所有人的命都重要”。“所有人”与其说是包容，不如说是一个隔离的代名词，是“不让它涉及种族”的防御性措施，因为这样一来，白人的无形霸权就可以不受挑战地延续下去。
如果说小伊娃是被理想化的孩子，那么托普西则代表对黑人小孩的终极刻板印象，“少年的体格，深色皮肤，以及最重要的，对痛苦没有感知的状态”。斯托夫人想要证明，托普西有感情，但需要小伊娃的触摸才能变成一个孩子。白人孩子常常被拿来和奴隶女孩做对比，用来强调“只有白人孩子是孩子”。黑人小孩并不天真，既野蛮又迟钝，不需要保护或母亲的照顾，奴隶主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把黑人小孩从她们的母亲怀里夺走，当作私人财产贩卖。这种观念到今天依然存在。白人男孩永远都是孩子，而黑人男孩却有高出十倍的可能性被当作成年人审判，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且没有保释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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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伯恩斯坦（Robin Bernstein）在她的《种族天真：从奴隶制到民权的美式表演童年》（Racial Innocence: Performing American Childhood from Slavery to Civil Rights）一书中说道，黑人小孩在历史上是“被定义在童年之外的”。她以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伊娃为例，称其为白人天真的标志。由于有着金色鬈发的光晕和蓝色的眼睛，她在汤姆叔叔的眼里是善良的，而奴隶女孩托普西则是邪恶的、任性的、没妈的孩子。直到伊娃拥抱且对她表达了爱意，托普西才得以重生，成了一个天真的孩子。
2018年，我看到了艺术家卡门·怀南特（Carmen Winant）的一件装置作品，她用2000张女人分娩过程的照片贴满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两面墙。她把30年来从书和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粘贴起来，里面的女人都处在分娩的极度阵痛中，她们或蹲着，或四肢着地，或在分娩浴盆里，或在脚踏上撇开双腿。有些照片里新生儿露出了头，深色的脑壳撕开了母亲的阴道。其中一张里，一个四肢着地的母亲背对着镜头，她的长袍撩到腋下，新生儿扭曲的脸在她的肛门附近探出来。种种情感暴露在它们原始的荣耀中：喜悦、痛苦、崇拜和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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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照片里几乎都是白人女性。当我一张一张单独看的时候，我被母亲们的疲惫和喜悦所感动，但当我退后时，我没法忽视满墙的白色。怀南特把她在旧书店里能找到的每一张真实的分娩照片都粘贴了起来，这个详尽的过程不过是强调了这些图像的同一性。评论家们把这个装置作品描述为“具有普遍性”，“让人印象深刻”。然而，相比对分娩过程中肉体的“激进暴露”，我看到的全是它的白人性。在怀南特想要唤起“所有人”的执着努力下，我感到被隔离了。
单独来看的话，《月升王国》是部相对无害的电影。但对于我们这些震惊于“媒体上随处可见的……纯粹的白人种族主义”的人来说，我们也许可以问问自己，是什么助长了我们国家制造出这种怀旧的“屏幕记忆”。安德森的《月升王国》只是无数当代电影、文学和音乐作品以及生活方式选择中的一例，它们对纯真时代的渴望意味着对过去那个时代的迷恋，在那个时代里，国家激烈地敌视有任何不同的人。好莱坞不仅塑造了我们的国家记忆，也塑造了全球记忆的产业，其向来是最反动的文化掠夺者，充满了白人怀旧情绪。它停滞不前，拒绝承认美国的种族人口自1965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好莱坞电影里，这个国家仿佛依旧受到白人至上主义法律的“保护”，保证电影里出现的唯一一类美国人是精心挑拣的欧洲后裔。
我可以辩解说，我和那些白人评论家相反，他们无法察觉到作为种族类别的白色，而我却可以。但最近，我在怀疑，我那总注意到白色空间的习惯是否妨碍了我享受其他的事物。显然，我成了一个不停指出现状是怎样而它应该是怎样的泼妇。在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小说《失明症漫记》（Blindness）中，当角色失明，人们的视线并不是变暗，而是变白，仿佛他们“睁着眼睛坠入了乳白色的海洋”。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看到白色。我感觉到它的阴谋。我知道我的大脑都被白色沾染，仿佛它被医用X射线墨水染过。这个污渍让我不停地用自己的生活和其他生活做对比。我不再觉得我的生活有什么不足，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把我的生活和白人联系在一起。
尽管那一年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动荡，出生于1969年的安德森却在他的电影中注入了一种人为制造的、狭隘的、虚伪的怀旧之情，理论家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称之为“一种小镇式的怀旧之情，把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生活视为珍宝，提供一种屏幕记忆，用它来掩盖早期的不平等掠夺”。安德森把他的电影设定在白人占据总人口85%的最后一年，这很有启示意义，就好像新彭赞斯这个梦幻之岛是少数族裔涌入前最后陷落的小岛。
最近，我读到诗人纳塔莉·迪亚斯（Natalie Diaz）的一条推文，她问道，为什么有色人种作家总是要谈论白人性？白人性在哪里都是中心，为什么在我们的作品中还要以它为中心？从博物馆回家的火车上，我想到我的外婆，她的三个孩子都在18岁前去世。如果我讲述她的故事，它会不会改变性质，成为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被贴在墙上以强调其白人性的故事？
1965年，约翰逊还通过了《哈特-塞勒法案》，取消了禁止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移民的种族主义移民法案。美国基于国籍禁止移民的耻辱历史始于1882年的《排华法案》；而后发展到1917年的《移民法案》，禁止所有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岛屿的移民；最后，在1924年，美国政府利用丑陋的优生学做挡箭牌，把禁令扩展到除了西欧和北欧的小部分国家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其他移民被禁止是因为那些人来自劣等种群，会“腐蚀”美国民众。为了淡化《哈特-塞勒法案》地震级别的重要性，约翰逊说道：“今天我们将要签署的这个法案不是革命性的。”他完全没想到，这项法案将不可逆转地改变美国的面貌。从1965年起，90%的美国移民从欧洲以外的地方涌来。据皮尤研究中心预测，到2050年，美国白人将成为少数群体。
我不得不应对白人性，因为亚裔美国人还没有真正考虑过我们在这个国家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里的位置。我们离考虑这件事如此遥远，以至于有些亚裔认为种族和他们的生活无关，它不会“出现”，这就像白人对他们自己说同样的话一样具有误导性，不仅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歧视，也因为我们由于自身的种族身份而被准予的权利。这些亚洲人是我的表亲、我的前男友，是我自己，窝在布鲁克林，在一个美好温暖的日子里，出其不意地想道，我不需要被种族影响；我只选择去想这件事。我可以只为自己、为我的近亲而活，按照父母的期待而活。他们生存的本能和这个国家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牺牲别人，出人头地，把束缚我们的羞耻感深埋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所有在美国长大的亚裔都清楚地知道我所描述的这种羞耻感，都曾感受过它油上的烈火。
在那一年，种族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要求基本公民权利的非裔美国人那里感受到了威胁。艺术家苏西·罗托洛（Suze Rotolo）说：“随着针对民权工作者的暴力升级，纯粹的白人种族主义在媒体上随处可见。白人看着自己和他们的历史造成的现状，就像家畜的头被塞进自己的尿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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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权运动来说，1965年是激烈的、标志性的一年。黑人抗议者两次试图从塞尔马游行到蒙哥马利，被亚拉巴马警察的毒打逼退，没能进行第三次尝试。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最终通过了《选举法案》，禁止投票过程中的歧视举动。马尔科姆·X[2]在曼哈顿奥杜邦舞厅的一场集会中发表演讲，遭到暗杀。8月，洛杉矶瓦茨社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骚乱，在此之前，这里的公民年复一年饱受失业、住房歧视和警察暴力的摧残。
2016年是白人性显现的一年，因为这么几个因素：近在眼前的人口结构变化，美国白人即将成为少数族群；固定就业岗位的萎缩让一些白人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们把不满发泄在移民身上；自弗格森（Ferguson）案以来，黑人和棕色人种活动家抗议着司法、教育和文化系统内的种族不平等，媒体对他们给予了关注。如果说美国白人以前从没感受到这一点的话，现在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因为肤色被标记，而他们对如此被曝光的反应是，感受到了——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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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是一种向内的、难以忍受的感觉，但由于羞耻感需要自我审视，它可能指向富有成效的结果。白人进步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评估特权是如何统治着他们的生活。多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急切地聆听并消化种族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在其中的角色，这曾经给我希望。阿尔科夫把这种自我审视称为“白人双重意识”，这涉及“通过主导和非主导的视角看自己，并意识到后者是关键的纠正性真理”。
电影设定在1965年一个叫作“新彭赞斯”（原型是新英格兰）的虚构小岛上，在那里，两个12岁的孩子相爱后私奔。男孩角色山姆是一个孤儿，古怪、暴躁、淘气，就像随便一本童书里描述的那样。他成功劝说他那大理石般冰冷的恋人苏西和他一起逃到一个叫作月升王国的遥远水湾。在这个天堂般的水湾，他们过家家似的扮演自给自足的大人：支起帐篷，自己钓鱼吃，练习接吻。苏西和山姆的父母和监护人在找他们，一旦被找到，他们就又逃跑，因为社会服务部门想把山姆送到少年收容所。同时，一场即将到来的飓风威胁着两人的生命，但在关键时刻，他们再次被找到。电影圆满结束：苏西和山姆依然在一起。山姆被一名当地警察收养后，和他那善良而强壮的监护人一样，成了一名初级警察。
然而，虽然羞耻感可以导向富有成效的自我审视，它也可能导向蔑视。在《影响图像意识》（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一书中，精神分析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澄清了在一个社会里蔑视和羞耻的区别：
韦斯·安德森曾被归为“新真诚”派电影制作人。最近我重新看了《月升王国》（Moonrise Kingdom），就像一位博主所说，它像块马卡龙一样轻巧和令人愉悦。在陈旧明信片似的滤镜下，这部电影不仅讲了一个故事，更是一个怀旧纪念品的展览，展出令人难忘的新奇物品，从天蓝色的便携唱片机到装满5美分硬币的威尔逊网球存钱罐。安德森充满易集[1]趣味的考究风格令人敬佩，但他是个收藏家，而一个收藏家的品位要看他遗漏了什么。有时，非白人角色——通常是安静的印度演员，作为配角，穿着精心设计的服装——会出现在安德森的其他电影中。但在《月升王国》安全复古的色调里，没有他者存在的痕迹。所有角色都是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白人，像《生活》杂志广告里那种擦洗干净的白人。
在一个民主社会，轻蔑很少被用到，以免它破坏团结，而在一个等级社会里，它会被频繁使用，且得到赞许，以保持个人、阶级和国家间的距离。在民主社会里，蔑视通常被同理心导致的羞耻感取代，评论者因为对方的所作所为而羞耻地低下了头；或者被痛苦取代，评论者表达因为对方的行为而遭受的折磨；或者被愤怒取代，评论者为对方犯下的罪行寻求补救措施。
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电影到乔纳森·萨夫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小说，霍尔顿·考菲尔德式被追捕的成长故事的遗产已经主导了美国的文化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运动，叫作“新真诚”（New Sincerity），艺术家和作家们认为，感受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去感受”意味着回归自己的童年，那时没有网络，生活更加纯粹和真实。虽然他们把真实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营造出一种隐约令人生厌的假天真美学，出于只关注自我的利己主义而抛弃了政治。
通过惩罚羞耻感的源头和拒绝与之持续交缠来驱逐羞耻感也是人性使然。大多数美国白人生活在隔离的环境里，就像阿尔科夫写的，这“让他们得到保护和隔绝，免受基于种族的压力”。于是，任何靠近少数族裔的行为——看到拉丁裔家庭搬进他们的城镇，看到黑人抗议者在中央车站喊着“我无法呼吸”的新闻片段——都会引起难以忍受的不适。突然间，美国人为他们的白人身份感到不自在，而这种不自在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的身份遭到了威胁。在感到不对劲时，他们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把童年和天真并列是英美的发明，直到19世纪才流行起来。在那之前的西方国家，孩子被当作小大人对待，如果他们在加尔文教家庭长大，除非他们找到救赎，否则是会被诅咒下地狱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我们今天将童年感性化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在他的诗《不朽颂》（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中，华兹华斯觉得孩子充满了好奇心，比大人更有智慧，因为在未受腐蚀的状态下，孩子更接近上帝。“我看到，在你们的庆典上诸神也一同欢笑。”华兹华斯可能也是怀旧主义的主要建筑师之一。他从成人的角度来写这首诗，把男孩看作是一个替代的容器，成人因为失败而惊慌失措，就把自己的空想倾注在这个容器中。
在他们被要求去了解种族压迫时，他们感觉自己遭到了压迫。当我们嘲笑白人的眼泪时，白人的眼泪可能变得危险。就像戴蒙·扬（Damon Young）在《根》（The Root）中解释的那样，白人的眼泪是战败的南方人拒绝接受黑奴的自由而成立三K党的原因。白人的眼泪也解释了为什么63%的白人男性和53%的白人女性选出了一个邪恶的男婴做他们的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旦了解历史，他们就会被迫担责，相比直面羞耻，他们宁愿不择手段地保持他们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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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他的特权之外，我觉得霍尔顿对童年的执念更为陌生。我曾希望我的童年越快过去越好。但为什么霍尔顿不想长大？那些纯洁而早熟、穿着老式轮滑鞋的孩子是谁？什么样的青春期男孩会幻想在麦田里抓孩子，以免他们碰巧从悬崖上掉下来，变成成年人？
2017年2月1日，一名5岁的伊朗儿童被铐住，在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被拘留了5个小时，虽然他是未成年人，但依然被“认定为可能的威胁”。这件事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旅行者入境。这个男孩是来自马里兰的美国公民，但这不要紧。新闻秘书说：“仅仅因为某人的年龄和性别就断定他们不构成威胁，这具有误导性，是错误的。”现在看来，那天民众对政府的愤怒依旧新鲜而明亮。数以千计的纽约人冲进肯尼迪机场，抗议这一政令。当男孩终于和他的母亲团聚时，一群抗议者欢呼着和他们拥抱。看着新闻片段，我为他们的团聚感到欣慰。然而，在小男孩的成长过程中，这一天将会如何塑造他呢？
我九年级的老师告诉我们，我们都会爱上《麦田里的守望者》。难以描述的褐红色封面增加了它的神秘感。我一直在等着自己有一天能爱上塞林格那狭窄而绝望的写作，直到我感到厌烦。霍尔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只是一个有钱的大学预科生，他像个老头子一样骂人，花钱如流水，去任何地方都坐出租车。他是一个有权势的混蛋，和被他称作“虚伪”的同学一样傲慢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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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眼看还有另一种含义：“斜眼”意味着怀疑、猜疑，甚至是蔑视。我是在学校里被成长小说轰炸长大的。与威廉·莎士比亚或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那些像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一样被老师强加给我们的作品不同，成长小说被认为是一顿大餐，因为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和主角产生共鸣。这意味着我不仅必须把自己和有权利的白人主人公归为一类，而且还要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被高估的经典作品中，为主人公失去的宝贵童年而哀悼，就好像那是我自己的童年一样。
无论我们的家族来自危地马拉、阿富汗还是韩国，1965年以来的移民有着共同的历史，它超越了这个国家，延伸到我们出身的国度，在那里，我们的血统被西方帝国主义、战争和美国策划或支持的独裁统治所残害。在美国，我们为了归属感做出努力，表现出感激之情，在我们努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中，我们仿佛被给予了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但我们共同的根不是这个国家给我们的机会，而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积累是如何从我们国家的血液中攫取营养的。我们无法忘记这点。
学者凯瑟琳·邦德·斯托克顿（Kathryn Bond Stockton）写道，同性恋者的孩子是“横向成长”的，因为同性恋者的生活通常违背了有关婚姻和孩子的线性年表。斯托克顿将有色人种的孩子也描述为横向成长，因为他们的青春也同样脱离了被奉为圭臬的白人孩子的成长模式。但对我自己来说，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在童年时是横着看的。即使是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时，那个女孩也躲在我的视线里，把我的记忆转移到她闪烁的充满幻想的影子游戏中。
作为一名作家，我决心帮助推翻白人天真的唯我论，这样我们的国家意识才能更接近孩子们的想法，就像那个伊朗裔美国男孩那样。他的想法是不受保护的意识，甚至在识字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个国家能够犯下的暴行，正是这种意识必将让白人的想象力黯然失色，因为在历史的阴影下，他的意识有一天必将成为大多数人的意识。
与其说我在回首童年，不如说我通常都斜眼看它。如果说回首往事是染上了怀旧情绪的甜蜜电影胶片，那么斜眼看童年则是染上了嫉妒的病态阴霾。当我和白人朋友的家人共进晚餐，或者观看那些让人明白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在什么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广告和电视节目时，这种嫉妒就会侵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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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tsy，美国一家大型电商平台，主要为设计师、手工制品工匠和古董收藏家等和顾客搭建桥梁。
给女儿读书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青春在飘走，而她的青春和这个国家紧紧相连。与其说我在把自己的快乐回忆传递下去，不如说我在为她上演快乐的回忆。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对我的，但他们关于供给的想法就基本得多：食物、住所、学校。他们移民到这里的时候，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旅行，也是时间上的，穿越到了未来三代之后。我并非粗浅地把西方等同于进步，但在战后，韩国变得像月球般坑洼，而西方有资源，比如韩国缺少更好的医疗机构。母亲家这边，男孩们都活不长。我的外婆失去了她的儿子们，姨妈们也失去了她们的儿子，而在我出生前，我的哥哥在母亲给他洗澡时，死于心脏衰竭，那时他六个月大。
[2] Malcolm X(1925-1965)，非裔美籍民权运动家。
我现在是个4岁女孩的妈妈。在我给女儿梳头或晚上帮她洗澡的时候，我自己儿时的回忆会在瞬间闪现。更奇怪的是，记忆并不在我期待它们被召唤的时刻到来。因为我的父母从不读书给我听，当我在女儿睡前开始给她读书时，我首先感受到的是重量的缺失，而不是被怀旧的记忆所淹没。应该有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神经上的感觉，这种难以解释的失重感，一种大家都喜欢的仪式诱使你的神经突触闪回到过去，却没找到任何记忆的储备，你的大脑茫然地搜索着，就像软体动物的触角摸索着空旷的海底。
[3]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希腊超现实主义画派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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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族主义用语，通常是英语使用者故意模仿汉语发音来嘲弄汉语使用者或外貌类似华裔的东亚人。
[5]纽约市下辖的行政区之一，是位置较遥远、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
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在学校时柔和的阳光和11月结满果实的石榴树。我坐在那里吃午饭，远处传来同学的笑声，我那因为睡眠不足而塞住的耳朵里湿漉漉的。如果现实是一道檐壁饰带，那么其他人就是上面的浮雕，而我觉得自己是凹陷的，用来给其他人提供斜坡，凸显他们的形状。我对青春时代的所有感情都隔绝在那些在首尔度过的夏天：祖母用凤仙花瓣包住我的指甲，把它们染成橘色；我的姑姑、叔叔、表亲和我都睡在客厅的地板上，风扇在湿热中懒洋洋地转动；姑姑给我洗澡时，我被第一股冷水吓到，蹲在硬邦邦的橡胶拖鞋里。
[6]费希尔是白人，她在此案中认为自己受到了种族歧视。
我的大部分青春时光都在观看白人小孩组成的野生动物园。有时去朋友家做客，他们允许我进屋，然后我会惊诧于里面秩序和游戏的和谐平衡：父母用理性的语气交谈，不守规矩的小猎犬闯进来，得到了一块饼干。这跟我家一点都不一样，我的家里没有宠物，充满紧张感，有着刺鼻怪异的气味，母亲把我们所有的衣服挂在外面，外婆用她储存在速溶咖啡罐里的尿液给花园里的葱施肥。偶尔在深夜，我被喊我名字的声音吵醒，开始很微弱，后来声音变大，我知道那是母亲在喊。我冲下床，跑到父母的卧室去制止又一场失控的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