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车没有和她的朋友苏珊·沃尔夫与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碰面，于是她们改去圣马可书店对面一家名叫“道场”的廉价素食餐厅一起共进晚餐。吃饭的时候弗利特曼-刘易斯和沃尔夫看到《口授者》在书店拱形窗户上的聚光灯下展出，非常兴奋，想要告诉车她的书正在这家传奇书店陈列，她们为车的成功而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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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切尔西和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一起喝过茶。她是一位60多岁、小巧活泼的犹太女性，现在是罗格斯大学女权主义电影研究的教授。她在伯克利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车，一直很欣赏她的作品，把她的作品同电影制片人尚塔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作品相比较，因为它们超越了类别。她急切地谈论发生了什么，“人们只说她英年早逝，”她说，“他们从不指出其中的恐怖之处。”
1983年的第一次审判中，检察官从佛罗里达带来了三名桑扎的受害者。一名妇女作证说，桑扎闯进她的屋子并用枪指着她的头对她进行性侵。之后，他试图偷走她的婚戒。桑扎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定罪，但这个决定在1985年被推翻，因为上诉法院认为车的案件和其他三名作证的强奸受害者之间没有足够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个骇人的原因是：同他对车恶毒的攻击相比，他在佛罗里达强奸其他女性时非常“礼貌”。1987年秋天的第二次审判以失败告终，当时检察官杰夫·施兰格（Jeff Schlanger）依据了纽约法院系统不接受的测谎仪测试。最后，1987年12月的第三次审判中，侦探找到了关键证人，桑扎的前女友洛乌（Lou）。她作证说，在桑扎逃往佛罗里达之前，他在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用公用电话和她联系，承认他“搞砸了”并“杀了人”。陪审团一个小时不到就做出了决定，桑扎被判一级强奸罪和二级谋杀罪。
弗利特曼-刘易斯参加了最后一次审判。她记得施兰格展示了一张包含22条间接证据的图表，来向陪审团明确表示所有证据都指向桑扎。在所有证据中，最令她不安的是那些抓痕。注意到车的戒指在桑扎身上的朋友也说，桑扎的前臂和脸上都有很深的抓痕。多年后，弗利特曼-刘易斯参加了一场诗学会议，一名研究生在会上发表了一些令人困惑、自命不凡的说法，声称车作为强奸受害者的被动是一种表演艺术。弗利特曼-刘易斯在问答环节站了起来，告诉她那些抓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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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不是被动的，”她坚持说，“她反击了。”
我通过谷歌聊天采访了约翰两次，并和他互通邮件。现在很难想象穿着T恤和戴着双光眼镜的他是那个固执的年轻男孩。他有一张善良、圆润的脸，以及在加州度过大部分时光的人那样轻松、随和的态度。在和他交谈之前，我对联系车的在世亲戚感到不安。不少学者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没有提及她的谋杀案是因为他们不想给她的家人带来麻烦。但是约翰非常乐意和我交谈，我也因此松了一口气，尽管他关于如何找到犯罪现场的故事使我想弄清车遇害事实的意图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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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口授者》中写到约翰。在《墨尔波墨涅／悲剧》一章中，车戏剧性地描述了1960年4月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当时韩国人起义反对独裁领导人李承晚，他是在日本失去对韩国控制后由美国任命的官员。每个人，包括中学生都在街上，直到民兵开始公然向群众开枪。车写道，当时还是高中生的约翰渴望参加游行，但是他们的母亲拒绝让他出门：“你不想失去他，我的哥哥，像现在其他已经遇害的人一样被杀，你说你明白了，你依然主张不论怎样他们都在杀害所有人。”
当弗利特曼-刘易斯告诉我在圣马可书店看到《口授者》时，那一天在我面前展开。在我和她交谈之前，我只能把车的纽约想象成一座鲜为人知的抽象城市，一个由没有照明的钢铁大楼和被风吹过的空旷大道组成的哥谭市。但弗利特曼-刘易斯的细节给这座城市注入了生命力，为我熟知的城市注入了活力。我曾经在附近的《乡村之声》工作，圣马可书店后来搬到了阿斯托广场，它是我辗转于不同活动间的联结点，用来打发喝酒、阅读、聚会和与朋友共进晚餐之间奇怪的十分钟。它是市中心的世界主义的灯塔。当他们陈列我的第二本诗集《舞蹈革命》（Dance Dance Revolution）时，我欣喜若狂。那时我30岁，比1982年他们陈列《口授者》时的车小1岁。把自己和一位年轻作家去世时的年龄比较一下，就会清晰地明白她的生命多早就被切断，因为你可能在想，但是我才刚刚开始！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现年70多岁的约翰写了一本关于车被杀害的回忆录，名为《真理的仪式：讲述及重述》（The Rite of Truth:telling/retelling），最初以韩文出版，他现在正把它翻成英文。这本书我读过的大部分记录了谋杀的审判，他、他的兄弟姐妹、他母亲和车的朋友都在场。约翰现在住在湾区，从事写作和翻译。
写作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是家族行业；如果你的祖先已经开起了店，你就更有资格从事这个职业。通过让我认识车，我的金教授在车、她自己和我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即便是微小的文学联系。她们不仅和我有着共同的历史，还为我提供了一种我可以从中得到成长的美学。然而，有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超越了车。我会引用詹姆斯·乔伊斯和华莱士·史蒂文斯这样的现代主义重量级人物作为影响我的作家而不是她。我把她视作理所应当的存在。现在，在写到她的去世时，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表达适当的敬意。但是有一次，当我在公众场合朗读了这篇文章的段落时，有人问，车是否会像我正在写的这样，以直截了当的叙述方式写她的强奸杀人案。“根本不会，”我说道，“但我只是想写下发生了什么事。我发现形式上的试验阻碍了事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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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我会对这种观点感到震惊，并且认为传记叙事和其他任何形式一样，都是人为构建的。年轻时的我也会很恼火，因为我现在把一种传记解读强加于《口授者》，好像她的生活是对一本拒绝答案的书的解答。不仅如此，我还把自己强加到她身上，用我自己填满她，就好像我是一种棉质褥套。如果她的肖像有褪色的危险，那我可以插话，但是至少，我在这里是为了做出补偿！
派克大厦以前主要是纸媒的办公地，车去世时大厦正在斥资800万美元进行翻修工作，希望将内部更新为商用公寓。大楼翻修期间，警察花了数周时间搜查大楼，寻找案发现场。他们甚至在现场动用了一条名为曼德拉的警犬。但令警方震惊和尴尬的是，实际上是车的两个兄弟，约翰和詹姆斯，以及她的丈夫理查德，在他们决定自己进行搜索后，在大楼未使用的地下二层发现了犯罪现场。
韩国是一个如此小的国家，它的战争和暴乱颠覆了所有来自那里的人的生活。当车作为难民生活在釜山时，我8岁的父亲也是釜山的难民，试图从美军食堂里寻觅吃剩一半的午餐肉罐头。当车的哥哥约翰和他母亲一起参与反对独裁者李承晚的抗议活动时，我青年时期的舅舅也在同一个示威活动里。外公极度担心，前往首尔寻找他，但因为民兵封锁了城市而被拒之门外。舅舅还好，但是第二天，外公死于心脏病。“跑。努力跑。”车写她自己，她跑去找老师，这样老师就可以阻止她的哥哥参与抗议活动。这让我想起母亲的记忆，她看到外公倒下后跑去找药剂师。如果她跑得足够拼命，或许可以救他。但当母亲带着药剂师赶到时，白布已经盖在外公的身上了。
所有的法医证据——血迹、头发——都没有提供定论，因此检察官不得不依靠间接证据。例如，她的婚戒不见了。桑扎的一个朋友作证说，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他注意到桑扎在他的小指上戴了一枚女性戒指，“看起来有点像同性恋”。第二天，桑扎从他姐姐那里偷走1000美元，坐灰狗巴士回到了佛罗里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在那里强奸了另外两名女性，还试图偷走其中一个的婚戒。正是桑扎偷走受害者婚戒这一可怕的标志帮助侦探把车的案件同佛罗里达的案子联系起来。当侦探追上桑扎的时候，他已经因为在佛罗里达的性侵案被捕并拘留。
也许我只是厌倦了车的幽灵。如果她为人所知，那人们也会认为她就是这个悲剧性的、不可知的从属对象。为什么没有人早点联系车的亲戚？为什么没有人查看法院记录？这些并不是很难做到。事实上，这些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但是为什么我不早点费些功夫去查明她的凶案？当我写评论时提到车，我不也是输入，然后删除了谋杀前面的强奸这个词吗？强奸在文章中烧了一个洞，推翻了所有论点。没有办法继续你的分析，在这之后什么都没办法说得通。你只能看着它或者移开视线——而我以前就移开了视线。但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死亡如此令人忧愁。当受害者是亚洲人时，我有时会避免阅读新闻报道，因为我不想关注没有其他人关心的事实。我不想在乎没有人在乎，因为我不想被困在我的愤怒中。
具体性是优秀作品的标志，除非当太多细节变得耸人听闻、毫无必要，然后经过她的评论家和策展人多年的辛勤努力，又把车变回了“东方的无名氏”。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怀疑悄悄浮起。我要增添什么？我要省略什么？我要不要提把她的身体卷起来的地毯，她头发上的稻草和面包车上的相匹配？她身上的擦伤和电梯地板上的擦伤图案相匹配？在这个案件中，细节也是证据。没有余地留给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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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尸体在距离派克大厦几个街区远的伊丽莎白街的一个停车场被发现，就在她家旁边。约瑟夫·桑扎用从另一名保安那里借来的面包车把她的尸体扔在那里。桑扎在派克大厦的地下二层强奸她，用警棍殴打她，然后把她勒死。她脖子上断掉的舌骨周围有一条勒紧的腰带，头上有非常深的伤口，足以暴露头骨。她的裤子和内衣垂到膝盖周围。她的帽子、手套和一只靴子不见了。7点多，当警察在停车场找到她时，她的身体还是温的。
当你用谷歌搜索车，第一张出现的照片是她妹妹贝尔纳黛特在视频《排列》中的影视剧照。贝尔纳黛特的剧照常被误认为是车本人。我能理解有人是如何想要认为这张照片是车的。贝尔纳黛特有着隐忍而对称的美，看起来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忧郁气质，观众可以把任何他们想要的悲惨故事投射到她身上。
车是桑扎众多强奸受害者之一，但也是他唯一已知的凶杀案受害者。和普遍看法相反，桑扎对车并不陌生。因为她丈夫在派克大厦工作，而桑扎在那里担任保安，所以他非常了解这对夫妇，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甚至还有一张和他们友好的合影。不像桑扎其他那些陌生的强奸受害者，车可以认出他，这无疑是他谋杀她并将她的尸体从犯罪现场移走的动机。
只有一张车的真实照片在网上流传。车留着长发，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和紧身牛仔裤。她侧着身子，有意摆出这个姿势，凝视着她伯克利公寓的窗外。她的手肘靠在窗台上，而另一只手则插在胯部的牛仔裤口袋里。
约瑟夫·桑扎，29岁，意大利裔，是一名连环强奸犯，在佛罗里达州已因九项性侵罪被通缉。他逃到纽约市，和他姐姐住在一起，同时担任保安人员。派克大厦管理部门雇佣他的原因仅仅是“他懂英语”。
她的表情，和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在意识到自己被拍时一样小心谨慎。虽然这张照片被用作她的官方照，但大多数读者认为自己在想象车的时候还是会想象贝尔纳黛特。甚至我也以为贝尔纳黛特的照片是车的，直到一个朋友纠正了我。我很气恼。亚洲人总是被误认为是其他亚洲人，但是为了纪念死者，我们至少能做的是确保他们不再被误认为是其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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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车在活着的时候对于被误认为是其他亚洲女性抱有一份幽默感。她写了一首名为《多余的小说》的诗，后来也把它表演了出来。
我应该指出，车从沉默中发展出一种美学，通过她的省略来表明英语太过贫乏，并且通过一种媒介来捕捉她的人民所忍受的历史暴行。恐怖的事只说一部分会更真实，就像萨福的诗歌碎片那样，让读者想象那些无法形容的东西。某种程度上，那位学者反映了车自己的沉默的修辞。通过以最节制的方式披露她的死因（“1982年11月5日，车被杀害”），学者表明她被谋杀太过可怕，无法通过传记摘要来传达，只能让读者去想象发生了什么。但是忽视她的沉默从哪里结束？尊重她的沉默又从哪里开始？沉默的问题在于它不能发声并说出它为什么沉默。因此，沉默聚集起来，被放大，背离了我们本来的意图，因为沉默可能被误读为冷漠、回避，甚至是羞耻，最终沉默变成了遗忘。
他们叫我
这些都是正当的意图。必须尽早突出《口授者》的重要性，捍卫她的创新，同时转移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以免公众因为她骇人听闻的死亡而转移注意力。就好像她的保镖必须保护她的艺术遗产免受强奸和凶杀肮脏力量的影响。但我想知道他们的保护是不是太过有效了。就在她被杀害之后，除了《乡村之声》（The Village Voice）中的简短讣告外，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我怀疑缺乏报道是因为她——正如警方所描述的——“是一个东方的无名氏”。从那时起，尽管法庭记录向公众公开，却没有任何关于她被强奸和杀害的故事，这让她笼罩在神秘而异常安静的传闻里。
他们追着我喊
当我发邮件给伯克利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康斯坦丝·M.勒瓦伦（Constance M. Lewallen），询问她可否谈论车的强奸和凶杀案时，她用简短的回答拒绝道：“我们一直试图专注于车惊人的作品，而不去炒作她的故事。”另一位学者回应了我的询问，说她没有提及她的死是“出于对她家人的尊重，不给作品蒙上阴影，而且我试图用不同于传统传记解读的方式看待她作品中的个人部分”。
嘿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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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小野·洋子
后结构主义虔诚地认为文本和作者应该分开，受此教育的评论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强调，《口授者》是对自传的拒绝，是被冲到岸边、让人对她进行解剖的信函手稿。她的家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车在去世前几天给她的父母寄了一本全新的《口授者》，并在她葬礼的那天寄到了。约翰打开包裹，翻开书看到第一张照片，是被困在日本煤矿工地的韩国矿工的涂鸦照，重印的质量十分粗劣。涂鸦是孩子气的手写体“妈妈，我想你了。我饿了。我想回家”。约翰在脑海中听到车的声音，非常不安，他把书藏起来不让母亲看到。两个月后，她的母亲读了《口授者》，中途不得不停下好几次，因为她觉得车是在直接同她说话。
小野·洋子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韩国人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甚至不得不为了日本的姓氏放弃他们的名字。独立后不久，半岛被一分为二，由美军和苏军分别占领。因为国家的殖民史，车把语言视作伤口和产生伤害的工具；她的语言是隐藏而不是揭示身份。在她的艺术项目里，不论是英语、法语还是韩语，她都把文字视为有质感的物体，像橡皮图章那样僵硬，像石刻一样神秘，不是她的一部分，而是在她之外。
小野洋子
车对句号的使用是如此激进，以至于她的声音变得平淡，变成了一个坚硬的机器人钻头。这些点刻的圆形句点让我们无法真正沉浸在故事中。如果车是司机，她在刹车，然后接着刹车，行文向前一抽又停下，向前一抽再停下。我发现她的风格虽然不是很讨人喜欢，却是一种解放，因为车——她实际上精通法、英、韩语——把移民对英语的不适变成了一种可能的表达形式。
我不是你的
第一个星期五。弥撒前一小时。每个第一个星期五的弥撒。先听写。弥撒前。听写之前。每周五。弥撒前。听写之前。回到自习室。是时候了。厉声说一次。就在办公桌前一步。单个文件。
我不是不我不是
在教《口授者》时，我告诉学生要像学习一门新语言那样读这本书，所以那种语言不是他们直接的表达，而是任由他们在口中摆布来形成元音。我这样说是因为车写得好像她仍然是天主教高中的女生，用蹩脚的英语口述她的故事：
你的小野洋子
车死后，《口授者》很快就绝版了。沉寂了十年之后，批评界开始逐渐关注这本书，首先是先锋电影评论家，然后是最初忽视《口授者》的亚裔美国学者，因为它在形式上太难以接近。现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再版的《口授者》被认为是亚裔美国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在大学里广泛教授，而她的影像艺术、雕塑和摄影作品均被保存在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和太平洋电影档案馆，已在世界各地大型博物馆里展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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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每个长发东亚女性都被戏称或打发为小野洋子。在我14岁上吉他课的时候，我老师有一个婴儿潮一代的朋友，说我拿着吉他看起来很像小野洋子。我很困惑（小野洋子不会弹吉他，她是吉他手的妻子），同时也感觉受到了侮辱（小野洋子很老）。那是在90年代，当时小野洋子已经褪去了拆散“披头士”乐队的凶悍女人的恶名。
在伯克利，她相继获得比较文学和视觉艺术的双学士和双硕士学位，师从贝特朗·奥格斯特（Bertrand Augst），一位精力充沛、话说个不停的学者，他向她介绍了法语和电影理论。同时，在艺术家吉姆·梅尔彻特（Jim Melchert）的指导下，车潜心于表演和多媒体艺术。那时它们都是新兴领域，车全身心投入其中。她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斯特凡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克里斯·马克、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卡尔·德莱耶，德莱耶的《圣女贞德蒙难记》对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他对“白嗓”[4]的使用启发了她在视频表演和《口授者》中的平淡叙事。她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当时的视频和表演艺术、先锋诗歌和戏剧、电影、文学理论的形式前沿不断实践。奥格斯特说：“特雷莎吸收了许多想法，创造出了截然不同的、原创且崭新的东西。”
从不被看见的少女时代开始，亚裔美国女性就成长为恋物癖的对象。当她终于被看见——终于被渴望时——她很懊恼地意识到，这份对她的渴望被视为一种变态。这在色情片中最为明显，我们幽暗的欲望被冷冷地分门别类，白色是默认的类别，其他种族都是性变态。但亚洲女性每天都会收到提醒，她的吸引力是一种变态，从恶心的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聊天信息（“我想试一试我的第一个亚洲女性”）到来自白人朋友的不易察觉的种族歧视。我记得一个白人朋友向我指出，犹太男人只和亚洲女人约会，因为他们想找到和他们咄咄逼人的母亲相反的女人。这种不辨是非的抱怨隐含着她的预设，即亚洲女性是温顺和服从的。好心的朋友总是警告我，如果一个白人男性被我吸引，那很可能是因为他有恋亚癖。结果是：我不信任自己的欲望。我的性欲是一种病态。如果有任何非亚洲人喜欢我，那他一定有问题。
车和父亲的关系更为紧张，父亲曾有过成为画家的抱负，因为知道其中的艰辛而反对车追求艺术的愿望。读研的时候，车经常和父亲吵架，他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在学校待这么久。在她的诗《我有时间》里，有一句未标明出处的引用，约翰猜测可能来自她的父亲：“你在这里度过的所有时光你学习的所有文学课都是他们教给你的我什么都不懂我的字典没有它的翻译。”
在巴努·卡皮尔的《陌生人的垂直审讯》（The Vertical Interrogation of Strangers）一书中，她问了随机遇到的南亚女性一系列问题。除了诸如“谁对你母亲的痛苦负责？”这样尖锐的问题以外，还有“你的体态怎么样？”。我自己无法既回答这个问题，又不暴露我年轻时留下的砒霜般的畸形痕迹。在一个胜利的女性主义叙事中，一个女人重新夺回了她的身体，但我仍然和我的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小心翼翼地看待我的身体：头大，身体极小，也许曾经有一种男孩子气的、雌雄同体的气质而很有吸引力；现在，我的身体因为疏忽而松弛；我趴在沙发上滚动着，胸前放着笔记本电脑架。
1963年车12岁时，她的家人离开首尔，移民旧金山，车在那里发现了她对艺术和诗歌的渴望。刚学英语两年，车14岁时便在学校的诗歌比赛中获胜。车不再是内向的老三，她敞开心扉。她关心他人，慷慨大方，很容易与人交往。她就读于圣心修道院，那是一所位于湾区的天主教法国女子学校，她后来把它作为了《口授者》和研究生期间系列摄影的主题。
车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她在天主教环境以及在韩国长大，所以压抑是双倍的。在她表演的视频中，她总是穿着白色，这种颜色在韩国文化中意味着死亡，但在萨满文化中意味着和平。她母亲怀上车八个月时，和家人一起逃到了釜山。那天下雪了，大片的毛茸茸的白色雪花，像安哥拉兔一样，她的母亲体验了难得的平静时刻。车对于身体的感性存在不是那么感兴趣，而对它的抹除更有兴致。她对那些将自己献身的女性很着迷。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她对那些投身于革命的女性很着迷。
约翰说车和她母亲非常亲。她母亲也想成为一名作家，给车和她的兄弟姐妹讲述了在《口授者》里重述的故事。她用牛皮纸包书，教他们爱书、珍惜书，《口授者》主要是一本关于她母亲的书。在《卡利奥佩》一章中，车写了她母亲的经历，把她描写成一个身在中国东北、想家的18岁老师。其余部分，车重述了她母亲讲的巫术故事，比如公主因为自己不是儿子而被父亲断绝关系，公主到阴间为父亲取药治病而挽回了他的感情。但在车的版本里，生病的是母亲，公主是为母亲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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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一家人在釜山以西一个叫松岛的小渔村过得很平静，朝鲜战争期间，他们住在海边的一间小屋里。不像在首尔，远处没有炸弹落下，没有尖叫声，也没有士兵命令他们举起沙袋。约翰深情地忆起那段时光，想着海浪的拍打、弯曲的松树以及父母在木制阳台上剥着黄色香瓜时的轻声交谈。他对车最初的记忆是在松岛。3岁时，车是一个内向的孩子，总是紧锁眉头，比起玩耍更喜欢观察。她过去常坐在栅栏上，看着赤裸的男孩们潜入灰色的海浪，抑或是在沙滩上打闹。她哼着一首兔子童谣的调调，改成了关于他们的歌词：“嘿，赤裸男孩，你要去哪里，跳啊跳——然后跑走了。”
我问弗利特曼-刘易斯，为什么当时没有媒体报道车被强奸和谋杀的案件，她毫不犹豫地说：“她只是另一个亚洲女性。如果她是来自上西区的年轻白人艺术家，那新闻报道肯定到处都是。”
车于1951年3月4日出生于韩国釜山，那时正值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她是五个孩子里排行中间的女儿。她的家人同其他数千民众为了躲避战乱，从首尔往南逃到釜山。她的大哥约翰说，他们一家“一直在逃亡”。他们的父母先是为了躲避日本的占领去了中国东北，然后为了逃避苏联军队去了首尔，接着为了躲避朝鲜人去了釜山，最后为了逃避韩国独裁来了美国。她的父母希望最终能在美国找到安宁。
当我搜索新闻档案，除了《乡村之声》的简短讣告一无所获时，我自己立刻得出了结论。但我不愿大声检验这个猜想，因为我知道，我作为一个亚洲女性说出这话，会被认为是阴谋论而不被重视。人们很容易辩驳说，由于20世纪80年代纽约的高犯罪率，数百起谋杀案没有被报道。然而，缺乏关于车死亡的新闻报道非同寻常，以至于检察官杰夫·施兰格在和我们交流时提及了这件事。我问这是否和高犯罪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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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理应臭名昭著，因为它发生在地标性建筑帕克大厦。”施兰格说，“即使在那些日子里，那里也没有发生过强奸杀人案。”
贝尔纳黛特“趋于抽象”，因为她的头像照有些不明确的地方。她的表情难以辨认；没有任何饰品能让她变得现代；她可以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在首尔作为战争难民，或者在美国作为湾区的嬉皮士。我读到一则报道，讲一个男人在博物馆看了《排列》后，误认为她妹妹就是艺术家本人而坠入爱河。他买了《口授者》，但是之后爱意又全然消失，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没法读。我自己在蓬皮杜中心和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看了《排列》，它是女性主义展览的一部分。在其他艺术家的陪伴下看到车的视频总是令人吃惊，仿佛我在明亮的公共场所看到了多年未见的亲戚。但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想问，你去哪儿了？
“那你认为为什么没有报道？”
看了六分钟贝尔纳黛特不变的表情，我有点无聊。时间在视频上让人难以忍受，比它在绘画或摄影上更快地过时。随着技术变得陈旧，媒介变得厚重，继而接管了主题。我注意到环绕的白噪声，光学纹理的颗粒感。艺术家希托·史德耶尔（Hito Steyerl）把“糟糕的图像”描述为“运动中的复制品。质量差，分辨率不合格。是图像的幽灵……糟糕的图像趋于抽象：它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种视觉概念……它经常藐视遗产、民族文化，甚至版权”。
施兰格停下来想了想。
我设法在网上找到了另一个车的视频《排列》（Permutations），这是她1976年制作的一系列关于她妹妹贝尔纳黛特（Bernadette）的闪烁的黑白头像照。她妹妹的每一帧画面持续几秒。她妹妹不化妆，长而密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松散地垂在脸上。她庄重的表情始终不变。她的五官是典型的韩国人：浓眉细眼，漂亮的鼻子，噘起的嘴巴丰满而性感。
“这是个好问题，”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车的朋友和家人表示，她的声音是她最显著的特点：就如同呼吸，空灵而宁静，仿佛要告诉他们秘密一样吸引着他们。车在她的诗歌和影像艺术中将她的声音作为主题和乐器。在她1976年的视频作品《视频》（Vid éo ème）中，她的画外音翻译了屏幕上出现的法语文本。“看。”她用一种脆弱而令人恐惧、宁静而诡异的高亢长笛般的女性声音说——就像弄湿水杯的边缘，摩擦，直到你听到玻璃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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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约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找到犯罪现场的。车去世后不久，她的母亲一直梦到她，在一个梦里，车是一个小女孩，把她带到一个数字那里，710。她一直指着这个数字，但她的母亲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葬礼那天，她的妹妹贝尔纳黛特也看到了三个7。车的母亲经常做奇怪的梦，其中一些在《口授者》里也有重述。在《卡利奥佩》一章中，她18岁的母亲重病高烧，梦见自己下到冥界，在那里，她像珀耳塞福涅[5]一样被幽灵提供的食物所诱惑，然后她拒绝了。在《口授者》的最后一段中，车写了一幅疗愈的场景，那是她母亲把她抱在窗前：
我想起了西尔维娅·普拉斯，最引人注目的悲剧女诗人。围绕她的传记层出不穷。从普通读者到最忠实的学者，为了发现关于她生活的一块尚未翻开的石头，每个人都是侦探，交换八卦，仔细研究信件和日记条目。她的遗产和学者之间的法律争斗旷日持久。泛泛之交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提供中伤的视角。但是车的大部分个人生活仍然是密封着的。学者们用大量篇幅争辩车是如何恢复因历史暴行而沉默的韩国女性的生活，却对夺去车自己生命的暴行保持沉默，这一点匪夷所思。关于《口授者》的重要学术成果，有比如批评集《书写自我，书写国家》（Writing Self, Writing Nation），以及程安琳（Anne Anlin Cheng）和蒂莫西·于（Timothy Yu）等学者的散文。但更多情况下，《口授者》是被用作对学者正好所处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冗长验证。我对她了解得越多，我知道得就越少。而我知道得越少，我越是忍不住把车也当作一个没有缘由就消失了的女性。
妈妈把我举到窗户上在她视线上方看出去太高了……把我举到窗户上看到图像松开绑在重物上的绳子首先是绳子然后是它刮擦木头打破寂静随着钟声隆隆随着绑着重物的绳子刮擦木头打破寂静的声音隆隆钟声坠向天空。
在成长过程中，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些女性失踪或发疯的故事。发生了什么？我会问。没事，母亲会说，然后就让我闭嘴。在每一种亚洲文化中，女性失踪或发疯的故事比比皆是，没有任何解释。最多可以透露的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精神分析学认为，当你在谈论触动你神经的痛苦时，它就会从你的身体里分离出来。命名痛苦可以把刺痛从事件中消除，让它变得有限、可控，甚至消失。但在我长大的文化里，谈论痛苦不仅会重新给我创伤，也给我爱的每一个人创伤，好像言语不是解药，而是会感染他人的毒药。多少亚洲女性会胆大妄为到在她们隐秘和羞耻的文化中举报性侵？否认总是令人宽慰的药膏，尽管它只是局部的，因为事件会在梦境和其他更致命的慢性形式中迅速蔓延。我问一个亚裔美国学者朋友，他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写过车的死亡。“他们可能不想让这个家庭再次受到创伤。”他说。听他这么说了以后，我不禁把车的评论家，包括我自己，也视为她故事的一部分。
警方花了数百小时在帕克大厦搜寻车失踪的钱包、靴子、贝雷帽和婚戒，但什么也没找到。12月，她被谋杀的一个月后，约翰、詹姆斯和理查德受够了警察的缓慢行动，决定自己进行搜查。警方报告说，警犬在泵房附近像“疯子”一样吠叫，所以他们从那里开始。地下室是一个黑暗的迷宫般的巨大洞窟，全是挤满了旧机器和生锈下水管道的房间。他们打着手电，用脚扫着泥土，仿佛能像找到一块零散的鹅卵石一样发现那枚丢失的戒指。他们来到一段通往三根标有数字710、711和713的白色砖头柱子的楼梯前，约翰停下了脚步。他回想起母亲和贝尔纳黛特的梦，说他们应该在那里四处找找。直到他们来到了一扇旧的双扇门前，推开门，他们打开了密闭的房间。约翰首先看到的是她的手套。
很难找到关于亚裔美国女性遭受性侵犯的可靠统计数据。亚太性别暴力研究所发现，21%到55%的亚洲女性遭受过身体虐待和性暴力，范围相当广泛。另一项调查发现，在所有种族背景中，亚裔美国女性报告的性侵比例最低，还有一项调查完全排除了亚洲女性，因为“样本数量太小”。我很难相信任何一个调查。当我约会时，我母亲经常问：“你没有做坏事，对吗？”那是她对于性的委婉说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除此以外性从未被提及。
“它们看起来还活着。”约翰告诉我。
几年前，当我在评论中写到车的时候，我决定查一查她被强奸和谋杀的日期。深入了解关于车的参考书目之后，我很惊讶没有任何人写过关于这项罪行的文章。如果有学者提到她的凶杀案，也是把它看作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承认这一点，然后马上写下关于《口授者》叙事的“不确定性”。更令人不安的是，没有人承认车也被强奸了，这种遗漏是如此顽固，让我不得不查阅法庭记录来确认她也遭到了性侵。他们不知道吗？他们是胆怯吗？谋杀已经成为一个犯罪统计数据而不那么敏感了，但把它和强奸这个词结合起来，就会逼着你去面对她的身体。
当我让约翰说得更清楚一些时，约翰说手套看起来鼓着，好像里面有一双无形的手，撑着地面。还有她的帽子，沾满了血，还有她的另一只靴子。他十分震惊。警方到达时，那里打满了光，手套泄了气，变回原来的扁平样子。之后的许多年，那副手套的记忆一直困扰着他，驱使他写下回忆录。“它们是她最后一件艺术品。”约翰说。
我第一次听说车在纽约市被一名保安强奸并谋杀是在金的课上。我不记得金是如何述说的。我只是模糊地记得事实。从那时起，这些年我重读《口授者》、讲授它、在演讲时介绍它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去弄明白发生了什么。然而，车的死亡渗透了我对《口授者》的阅读，给这本书带来了一种被幽灵困扰般的预言光环——《口授者》毕竟是关于死于非命的年轻女性——尽管我永远不会在课堂上或演讲中承认这种解读。
当他向我叙述时，我被迷住了。但后来，我纠结是否要把约翰的故事放进来，因为它把车又藏到了寿衣后面。当然，他的故事是说得通的。悲伤可以欺骗眼睛，改变我们的感知，让我们确信失去的亲人就在身边。当然，他们的大脑会坚持认为她依然在场，把他们带到了那个房间，她双手的能量仍然在手套里，在他们的梦中，在《口授者》中，从冥界发出呼唤。当然，他们必须确信她仍在创作艺术，她的精神必须在她骇人的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就在他们找到手套的同一天，“艺术家空间”开展了，车关于手的照片在死后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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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的语言，英语永远不可能是她意识的真实反映，它既是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种强加于她意识的东西。正因如此，《口授者》很真实。
有一张只有五个孩子的全家福，是他们住在首尔时拍摄的。约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我没法理解我读到的一些亚裔美国小说和诗歌。它们看上去——我没有更好的词了——不真实，好像是由白人演员表演的。我以为也许英语是问题所在。对我来说这肯定是个问题。英语把应该是小调的体验调成了大调；当我用英语写作时，韩语中的亲密和忧郁就消失了。英语这种语言，我自小就把它和海关官员、吓唬人的老师和霍尔马克[3]卡片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学了这么多年英语，我仍然无法摆脱写东西就是填空或者背诵原文的感觉。车用我的语言表明英语不
照片里我12岁，伊丽莎白9岁，你7岁，詹姆斯4岁，我腿上的贝尔纳黛特刚过百日。你剪了头发，是每个韩国女孩都剪过的发型，只是个简单的理发，没有造型的痕迹，头发末端笔直垂下，方方正正。你微微皱眉。
车避免了传统的讲故事手法，转而采用了我只能称之为“结构主义电影剧本”的结构。她将场景描述为舞台指示。诗歌散布其间，宛如插入的字幕。电影剧照中穿插着想要看起来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白色电影屏幕的空白页。车从来不会指导你阅读《口授者》。她拒绝翻译书中使用的法语，不会给韩国前总统李承晚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补充背景信息，也拒绝给卡尔·德莱耶（Carl Dreyer）导演的《圣女贞德蒙难记》（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中法国女演员勒妮·让娜·法尔科内蒂（Renée Jeanne Falconetti）的照片添加说明。读者是一名侦探，需要从她自己搭建的联系中苦苦思索，解开谜团。
成年后很久，我们有几次一起看照片，我有次问过你为什么那天有点暴躁。你笑着说：“天呐，那头发，顶着那样的发型难道你不会暴躁吗？”
1982年,《口授者》由现已不复存在的塔纳姆出版社出版，讲述母亲、烈士、革命和起义。《口授者》分为九章，以希腊女神的名字命名，通过车的母亲和17岁烈士柳宽顺（Yu Guan Soon）的个人故事，记录了那段暴力的历史。柳宽顺领导了反对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斗争，然后饱受日军折磨，死于监狱。在其他章节里，车写到了圣女贞德，但这是一个由其他女性重塑的人物，比如法国修女利雪的德兰（Saint Therese of Lisi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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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发现车的《口授者》是1996年在欧柏林读大二的时候。我在上我的第一个诗歌工作坊，授课者是客座教授、诗人金明美，我欣赏她的智慧，也试图模仿她的诗歌。金布置了《口授者》，我对这本书的形式比对它的内容更感兴趣。虽然它被归为自传，但《口授者》更像是回忆录、诗歌、散文、图表和摄影的拼装。
在《排列》中，九分钟的贝尔纳黛特大头照后——她的脸朝前，她的脸朝后，她的眼睛闭上，她的眼睛睁开，有几帧里她的头发拨到后面，露出一只戴着简单圆形耳钉的耳朵——主体发生了变化。车塞进了一张自己的大头照。姐姐的单帧画面在屏幕上闪烁了一秒钟，然后又切换回了妹妹。一眨眼，你就会错过艺术家的肖像。我倒回去并暂停了画面。同样的长发，但是下巴更方，皮肤不完美，鼻子略宽。她的眼睛处在当下，机警，毫无忧郁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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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纸带游行，一种欢庆形式，人们从街边两侧高楼向外抛撒纸屑，以此向游行队伍中取得成就的人表达敬意。
但在和朋友看电影之前，车必须在5点和丈夫在拉斐特街的帕克大厦[2]碰面，他在那里担任摄影师，负责记录大楼的翻新工作。帕克大厦是一个巨大的标志性红砖建筑，覆盖了苏豪区的整个街区。这栋楼有九层之高，有拱形窗户和明亮的蓝绿色装饰。在大楼正门入口，有一座金色帕克小精灵雕像，它头戴礼帽，身着男式礼服，解开扣子露出他的大肚腩。帕克一手握住钢笔作为他的手杖，一手拿着面镜子，懒洋洋地凝视着自己的镜像。就在日落之后，车走进位于摩比利街上的帕克大厦后门，并看到了保安约瑟夫·桑扎（Joseph Sanza）。
[2]Puck是美国第一本成功的幽默杂志，以漫画和政治讽刺为特色。杂志名称来源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小精灵帕克。帕克大厦门口的雕像也使用了这个形象。
那晚，车打算和她的挚友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和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Sandy Flitterman-Lewis）见面，在公共剧院观看斯特劳布-于耶（Straub-Huillet）的电影。尽管她对这座城市不满意，但她的职业正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她参加了将于12月开幕的群展，而她近些年一直在努力写的书《口授者》刚刚出版。在给约翰的同一封信中，她写道：“很难说清我感受到了什么，我感觉怎样，除了感到自由，我也感到赤身裸体；即使没有时间写作，手稿也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我去哪里都带着它，几乎睡在上面，现在，它完成了……看到我已经做成的完整作品时我总是感到惊讶，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在睡觉的时候，在和理查德吵架的间隙，在所有这些工作、失业、贫困的疯狂挫折中，所有一切都在一点一滴地完成。”
[3]Hallmark，美国最大的贺卡制造商。
车已经厌倦了纽约。两年前，也就是1980年，她和丈夫理查德搬到了这座城市，成为概念艺术圈的一分子。但是地下艺术世界已死，取而代之的是画家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和大卫·萨尔（David Salle）这样镀金时代的艺术明星。在1982年6月25日写给她大哥约翰的一封信里，车写道，要成功，就必须接受“道德、金钱、寄生般存在的残渣”，她觉得“说实话，这非常恶心”。
[4]白嗓(voix blanche)原为歌唱术语，指原生态的歌唱方式，这里指贝克特突破规矩限制的写作风格。
从这里，我在脑海里看到她，就像在看一部16毫米的老电影。她匆匆经过废弃的、用木板封起来的铸铁建筑和在钢制路板上拖行的老雪佛兰随想曲型出租车，肩膀被风吹得弓起来。她红色的皮大衣在电影暗淡的颗粒状光线里褪色。我想象她经过她位于怀特街的塔纳姆出版社的办公室，在那里她花了数小时修订她的书《口授者》（Dictee）。然后她在百老汇街左转，那里有一栋白色铸铁建筑，曾给船帆制造纺织品。25年后，我会和丈夫住在那栋楼租金稳定的转租屋里。在那里，我会拖着两大袋我负责为一个比赛筛选的诗歌，把它们拿出去回收，一夜之间，袋子就会裂开。诗歌像纸带游行[1]一样在我的街区随处可见，诗歌将贴在汽车挡风玻璃和牛仔裤商店的店面上，诗歌在自行车架上皱成一团，在树上搭帐篷，散落到在我大楼对面公寓前练太极的中国老太太脚边。但是那一天，没有诗歌——只有垃圾聚集在空空如也的装卸码头下。
[5]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农业之神德墨忒耳的女儿，她被冥界之神哈迪斯劫走，被骗吃了四颗石榴籽，因此每年有四个月必须重返冥界，其间大地上万物枯竭，陷入寒冬。
1982年11月5日，在秋天第一个真正寒冷的日子里，31岁的艺术家、诗人特雷莎·车学敬辞去了大都会博物馆纺织品部的工作。她身着白色安哥拉毛衣、红色皮大衣，头戴栗红色贝雷帽。她还戴着皮手套，穿着双层短袜。她坐上通往下城的地铁，到哈德逊街一家名为“艺术家空间”的非营利画廊，给策展人瓦莱丽·史密斯（Valerie Smith）送去一个大马尼拉信封，里面装着她即将参加群展的照片作品。车的照片是各种姿势的手，是从古代中国版画到现代法国绘画等多个来源剪裁复制而来的。史密斯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作证时回忆说，车看起来疲惫而紧张。她待了15分钟，在展出的宣传材料上签字。她说车大约4点左右离开了艺术家空间，从画廊向东北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