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莎·车学敬写道：“阻止宣称要采用民主却导致民主不停地改变方向的机器。”西方最具破坏性的传统是它拥有决定谁是我们敌人的权力，不仅让我们敌视我们自己的人民，比如朝鲜和韩国人，而且让我敌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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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要感激你住在这里。
我在首尔举办了我28岁的生日派对，在妹妹的小公寓里同四个新认识的韩国朋友一起庆祝，他们是噪声音乐家。妹妹和我在一个深巷里的小俱乐部看了他们的演出。台上，他们中的一个会坐在折叠椅上点击笔记本电脑，同时音响系统会发出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伴有偶尔的哔哔声、尖叫、军鼓声。在妹妹家，在我们已经喝醉的时候，他们提议玩点游戏，我建议玩“我从来没有过”。游戏规则是每个人轮流宣布以前从未做过的行为，任何做过这事的人都必须喝酒。这个游戏通常从轻微的尴尬开始（比如“我从来没有在淋浴的时候撒尿”），然后才从悬崖跌落，提到糗事和性。我想我应该从一个愚蠢的问题开始，这样他们就会掌握这个游戏的窍门，而其中一个自称为“鱼”、梳着20世纪初时髦的鲻鱼头、耳垂上挂着黑色耳塞的音乐家宣布他要来打头。他举起小杯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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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自杀。”他宣布，然后放下酒杯。
我不能住在首尔。这里对女性来说不是个好地方。许多女性通过整容手术把她们天生宽阔的方脸缩小成白皙的、宛如倒置泪珠形状的瓜子脸。教育系统是无情的。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580亿美元贷款帮助韩国应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条件是韩国同意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进行放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让雇用和解雇工人更加容易，并降低碳排放标准，从而让美国汽车得以进入韩国市场。现在，实际的工资停滞不前，失业状况非常严峻。大学毕业生以实施阶级压迫制度的封建王朝“地狱李朝”[7]来称呼他们的国家。首尔上空笼罩着一层浑浊的雾霾，看不见尘埃，但可以在喉咙后部感受到，它们会导致长期的健康问题，比如癌症。在某些月份，如果韩国人不得不外出，他们会戴上外科口罩，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保护他们。
其他音乐家碰了碰酒杯，喝下了他们的酒。自那之后游戏进行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不玩了。
自从2008年去探望祖母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她100岁了，在一家糟透了的疗养院里慢慢等着死去。说起疗养院，我依然无法不对我的家人感到不满。那个疗养院的日常护理简直就像来自地狱，粉色的墙壁，每时每刻都在播放孩子们吟唱令人毛骨悚然的教堂曲目的录音。老年人，十个打包进一个房间，呜咽着让他们的孩子来看他们。我妹妹在那里待了一年，照顾我们的祖母，因为其他亲戚都太老了，没有办法应付她严重的痴呆症。“我想在家人抛弃我之前死去。”祖母经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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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每次白人对着非白人嚷嚷让他们返回（某个国家或大陆），他们的愿望会立刻得到满足，那会怎么样？混乱会比比皆是。厄瓜多尔人会发现自己在墨西哥，或者我发现自己在中国。但如果他们弄对了，我发现自己突然被带到了首尔又怎么办？
我提及朝鲜[8]是为了打破这里和那里之间的临近。或者像活动家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我在这里是因为你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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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是因为你把我的祖籍国活生生剖成了两份。1945年，两名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的笨拙的美国中级军官将《国家地理》上的一张地图作为参考，任意划分了朝鲜和韩国的边界，这一分割最终导致数百万家庭分离，包括我自己的外婆和她的家庭。之后，在解放的名义下，美国在我们这个小国投下了比“二战”期间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抗日战役中还要多的炸弹和汽油弹。一个关于朝鲜战争鲜为人知的“有趣”事实是，驻扎在那里治疗烧伤受害者的美国外科医生大卫·拉尔夫·米勒（David Ralph Millard）发明了一种双眼皮手术，让亚洲人的眼睛看起来像西方人，最后他在韩国性工作者身上进行了测试，让她们可以对美国大兵更有吸引力。现在，这是韩国女性最流行的外科手术。你们通过永无止息的战争和跨国资本主义从菲律宾、柬埔寨、洪都拉斯、墨西哥、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萨尔瓦多和许许多多国家那里吸取不计其数的生命和资源来让美国股东致富，我的祖籍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罢了。不要和我谈感恩。
我没有做功课就接受了所有这些不成熟的评论。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想，它们现在都过时了。当我听到了足够多的“专家”对身份政治无价值的、不负责任的评论之后，我这么快就贬低了我的激进主义前辈的辛勤工作，这点让我感到担忧，河内山在国际和种族政治事务上的作为绝非没有价值。这也让我担心未来，担心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遗忘能力，担心那些赢得胜利而接管叙事的权力。“醒来”在当下已然是被嘲笑的标签，因为清醒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启示，而是需要不断重新评估的长期投入。行文至本书的末尾，在众多警告末日的拥挤的专家阵营里，我在想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预测。我能说的是，回看那遗失的历史利刃，像河内山这样的活动家提供了互助和联盟的另一种范例。他们提供了我们的另一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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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河内山百合宣称：“人民有权使用暴力、反抗、反击。考虑到美国和西方大国对第三世界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应该反击。”紧接着，采访者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贬低了她的话，说河内山“坚持如今被置于政治边缘的观点”。
我对那些关于“没有归属感”和“中间感”的移民话题从来都不满意。它看起来生硬且粗浅，就像我只需要正确的GPS坐标就能找到自己。不过我也理解寻找某种自我起源神话的冲动，即便它是由那些讲给我们听的故事所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记忆里不断回到首尔，回到对大多数人晦涩难懂、对极少数人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试图以此找到更好的观点来解释我在这里的感受。在首尔，我发现自己仍然是分裂的，但至少它没有被简化为宽泛的美国话题。至少弗朗茨·法农所说的“情结库”[9]是暴露无遗的。
大学期间，比起激进主义，我对艺术更感兴趣，所以我很晚才发现我们激进的历史。我在学校里唯一接触的机会是扫视图书馆里那排关于亚裔美国人社会运动的褪色书籍，我们的社会运动已经死亡，埋在这些从未被借阅过的枯燥乏味的教科书里。但我也记得六七十年代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是如何被认为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奇卡诺人、亚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争取权利的斗争是失败的，过分的细分让左派无法思考阶级的核心问题，而主流中心认为它过度激进，不仅白人，连少数族裔自己也同样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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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空气变稀薄了；我的呼吸变浅了。正如学者褚徐扬（Seo-Young Chu）所说，我被流放到恐怖谷[10]，在这里我回到了硅胶模具里，从单眼皮眼睛向外看。因此，成为一名作家，就是用内容把自己填满。让自己——同时代表其他亚裔美国人——更有人性，更贴近美国文化。但这对我来说还不够。
“一样一样，越南人。”这个农民自信地反复说道。
对于任何和英语关系紧张的人来说，诗歌都是一种宽容的媒介。就像口吃的人通过歌曲完美地发音一样，移民通过诗歌写出优美的英语。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称抒情诗是废墟。作为废墟的抒情诗是探索种族状况的最佳形式，因为基于抒情诗碎片的沉默可以捕捉到我们无法言说的失去。我依赖那些沉默，也许依赖得太多了，给原本会被文字削弱的悲伤留下了空白。“在资本里有形是可怕的。”诗人乔斯·查尔斯（Jos Charles）说。我曾以为我宁愿给自己的痛苦留下一片空白，也不愿它轻易地被总结、被消费。但通过转向散文，我正在打乱这种沉默，试图以此剖析自己对于种族身份的感受。作为作家，我仍然无法在审视种族身份的同时，忽略我已经屈服于我身上的限制这一事实。
“菲律宾人。呃，菲律宾。”安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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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菲律宾、日本和中国，工人阶级背景，从移民农民到餐厅服务员，不仅为国内反种族主义而奋斗，也在海外反对美帝国主义。许多人对主流的白人反战运动不再抱有幻想，因为他们不仅关心“把军队带回家”，也关心每天在海外被杀害的数以万计的东南亚人。历史学家卡伦·石冢（Karen Ishizuka）写道，那段时期出现“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邪恶联盟，史无前例、绝无仅有——不论我们的族群[6]是什么，这场奋战把美国的亚洲人团结起来，我们看起来更像是美国的敌人，而非美国人”。根据学者达里尔·J.前田（Daryl J. Maeda）的说法，亚裔美国退伍军人报告说，他们的大兵同胞羞辱他们，不把他们当人看，称他们是“越南鬼子”，而他们原本的敌人越南人则经常把他们视为自己人。在梅尔文·埃斯库塔（Melvyn Escueta）1977年的戏剧《粪桶》（Honey Bucket）中，一个越南老妇摸着一个名叫安迪（Andy）的美国士兵的黑发，问道：“你也是越南人？”
我们各自的种族隔离使我们彼此孤立，强化了我们的想法：认为我们的斗争过于细分，除了我们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以外，和其他人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让我自己和其他亚裔美国人更有人性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想要摧毁普世性。我想把它撕下来，普遍的不是白人，而是我们自身的限制条件，因为我们是全球的大多数。我们指的是非白人，即以前被殖民的人；是幸存者，比如美洲原住民，他们的祖先已经度过了末世；是目前生活在末世的移民和难民，他们正在逃离西方帝国造成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干旱、洪水和帮派暴力。
196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明了“亚裔美国人”这个词，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身份。学生受到黑人权利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鼓舞而变得激进，发明这个词是为了表明，他们拒绝为自己的身份道歉。难以想象“亚裔美国人”起源于这么一个激进的地方，因为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变得扁平，没有任何激烈的政治意涵。但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亚洲人要么被以他们的祖籍国来识别身份，要么被称为东方人。活动家克里斯·饭岛（Chris Iijima）说：“它不是一个人是什么的标志，而是一个人信仰的标志。”一些活动家深受黑豹党的激励，纽约市的“义和拳”和旧金山的“红卫兵”等团体完全复制了黑豹党的标志性风格——他们的臂章和贝雷帽——同时发起了自己的十点计划，给当地贫穷的华裔美国儿童提供免费早餐。
在好莱坞，白人把他们自己想象成未来的奴隶和难民，从而批量制造反乌托邦的幻想。在《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中，霓虹灯广告牌交替闪烁着日语和韩语，反派穿着解构的和服，但除了美甲师，屏幕上没有一个亚洲人。我们终于消失了。奴隶们和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一样，都是美丽的白色复制人。孤儿院里满是年轻的白人男孩，他们在拆毁废弃的电路板，这一场景直接取自今天的德里，印度童工在分解着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时，正在被汞毒素毒害。《银翼杀手2049》是科幻小说神奇思维的一个例子：白人害怕他们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犯下的罪行会十倍返还，所以他们将幻想自己的坠落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来保证白人种族永不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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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山乐于助人，也坚持避免让自己成为关注的焦点，这点令人钦佩，同时也让我停下来仔细思考；让我怀疑她的无私是否具有亚洲和女性的某种内在特质，这也许暴露了我自己内在的沙文主义，以及我对忧郁的诗人或救世主般的英雄意料之中的偏好，而不是像河内山这样不知疲倦地在幕后工作的组织者。事实上，在身份可以被隔离的年代，提升对河内山一生的认识至关重要，她对“我们”的认知是包容且宽广的，她的使命是放大他人的声音，同时也放大自己的声音。她不知疲倦地为监狱权利改革而奋斗，她的家被黑人民权活动家称为“大中央车站”，她是1977年通过占领自由女神像来支持波多黎各独立的七名活动家之一。1988年，她协助领导了日裔美国活动家参与的运动，这项运动要求对拘留营人员进行正式道歉和赔偿，最终获得成功。
在肯·伯恩斯（Ken Burns）和林恩·诺维克（Lynn Novick）长达18个小时的系列纪录片《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中，他们采访了担任排长的日裔美国老兵文森特·H.冈本（Vincent H. Okamoto）。像河内山一样，冈本年轻的时候也被关押在日本的拘留营。由于他的六个兄弟都在军队服役，其中两个经历了“二战”，一个经历了朝鲜战争，他跟随家人的步伐应征入伍去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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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本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寻据称隐藏在西贡14英里外的乡村的越共士兵。数小时搜寻无果后，他下令手下在附近村庄里休息吃午饭。他找到一间小屋，闻到了熟悉的热气腾腾的米饭香味。他突然想家了，想他妈妈做的饭菜。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吃米饭了。冈本告诉翻译，问问正在做饭的老妇人，他能不能用香烟和火鸡罐头的C口粮[11]换一碗米饭。她用米饭、鱼和蔬菜为他做了顿饭。他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要了第二碗。
河内山的乐观也让她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活动家。她自小就有一种把群众聚在一起的超自然天赋。和她的黑人邻居、同事成为朋友之后，她成了一名热心的民权活动家。她后来在一次抗议建筑公司歧视性招聘的示威活动中遇到了马尔科姆·X。他被粉丝团团包围，但当他看到这个孤独的亚裔女人站在后面时，他伸出手臂同她握手。令他惊讶的是，河内山向他发起挑战，问他为什么不主张取消种族隔离。X被她的勇气打动，邀请她到非裔美国人联合组织[5]参加每周一次的会议，在那里她变得更加激进，不仅成了反种族主义者，而且成了反资本主义者。
“他们已经够穷了，你还吃光了他们所有的食物！”一个士兵责备他。
获释后，河内山返回圣佩德罗。在任何地方，她连服务员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人想雇用日本人。直到她和丈夫搬到哈莱姆区，她才开始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在那之前，没有什么能阻止她的爱国主义，联邦调查局无缘无故把她父亲突然送进监狱不能，她父亲的死不能，甚至她家人被拘禁也不能。她仍然坚信在白人教堂和学校里学到的神话：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在她信仰体系断层线之上的只有恐惧。河内山在纽约找到了一份服务员工作，她的黑人同事是第一个向她介绍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人。终于，河内山有了一套词汇，一个历史背景。发生在她身上的不是噩梦般的失常，而是常态。
“他们有足够的大米养活十几个人。”冈本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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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停了下来。为什么一个老妇人和她的孙子们有这么多米饭？他问女人：“这些大米是给谁吃的？”“我不知道。”她通过翻译不断重复道。他下令他的小分队在她家周围搜查。他们在一个稻草棚下发现了一条秘密隧道。冈本向隧道里扔了一枚磷光手榴弹。爆炸发生后，他们拖出了七八具烧焦的、无法辨认的尸体。“好样的。”指挥官对他说。给他饭吃的女人瘫倒在地，开始号啕大哭。
其余的家人撤离到了杰罗姆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在阿肯色州的沼泽地里关了8500名日本被拘留者。日本家庭被迫放弃了所有的财产和生活积蓄，现在估计总计有60亿美元。他们挤在漏风的、建得就像战俘营生活区的营房里。每个人都只分到一张草垫和一条军毯。严冬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室内管道，如果有人不得不在夜晚上厕所，他必须在泥泞中费尽力气来到茅坑，而守卫塔的探照灯会一路照着他。然而，即便在拘留期间，河内山几乎也是妄想一般地乐观，她组织活动给应征入伍的日本二代移民士兵写信，证明他们是美国的爱国者，直到信中开始涌现出“去世”这个词。根据她的传记作者黛安娜·藤野（Diane Fujino）的说法，日裔美国士兵帮助释放了达豪集中营[4]的三万幸存者，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家人仍然困在美国的铁丝网后面，这真是相当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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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河内山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一个中产阶级的日裔美国人家庭。她是个快乐而虔诚的基督徒少女，在城镇的白人区长大，她的生活平淡无奇——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不久，她虚弱的父亲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错误指控并被关进监狱，在那里被拘留、审问了五个星期。他刚出狱就死在了医院，死前的幻觉里，他以为河内山那在战争中入伍的兄弟是他的审讯者，穿着美军制服出现在他的床边。生病的父亲把目光投向河内山，惊恐地问道：“谁打了你？”但是没人碰过她。
叛徒，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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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我对他感到厌恶，尤其是他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平淡而中立的无动于衷。但是我错了。他不是叛徒。他正为美国而战。他正做着他的工作。事实上，他知道数百万观众会看到这部纪录片，他可能借讲述这个故事来表达他的悔恨。
我第一次看到著名的河内山百合（Yuri Kochiyama）的照片是几年前的事了。这张黑白照片是在马尔科姆·X于1965年2月21日在曼哈顿奥杜邦舞厅被枪杀后立刻照下的。他瘫倒在地，周围人试图帮他恢复意识。她是唯一在照料他而没有被裁掉脸的人。她穿着黑色外套跪在地上，把马尔科姆·X的头支在腿上。仔细看，我注意到她用两只手撑着他的头，而另一个女人正解开他的领带，以便更好地看清子弹造成的伤口。她看起来40多岁，猫眼眼镜衬托出她瘦削而棱角分明的五官。这个亚洲女人是谁？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一个亚洲女性为什么会让我感到惊讶？
最终，我对这部纪录片感到不满。导演称他们的系列将展示战争的双方，但仍然集中于美国退伍军人的创伤。没有越南平民的伤亡故事。我很想知道的越共女兵的故事也没有。我读过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亚裔美国活动家把这些女兵视为抗争的楷模。这个系列也没有太多关于帮助美国的外国盟友的内容，并不是我预期的那样。我特别想到了韩国，它在九年中向越南调配了超过30万士兵。当时，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尚且需要援助资金来促进经济发展。他们也感激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施以援手。那时，独裁者朴正熙（Park Chung Hee）说：“我们正在道义上偿还我们对这个自由世界的历史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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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反叛了这一切。到头来我发展出了人类最糟糕的特质：忘恩负义。这本书也是忘恩负义的。不过我认为，一个有负债之感的作家经常会写一些讨人喜欢的故事。负债，也就是有负于这个国家，而同时，我对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心存感激。
我可以开始写关于从街角熟食店买花的文章，但给我足够的页数——两页、二十页或一百页——不论写什么，暴力都会充斥我的想象。我试图写停留在日常生活的诗歌和散文，一遍又一遍打磨波澜不惊的一天，让它们像抛光的鹅卵石那样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变成对时间的银色的形而上学的探究。现在是晚春。我从幼儿园接到女儿，走回家的路上，我们欣赏着完美盛开的紫色球状大花葱。丈夫做晚餐，我们有时候会上楼去屋顶吃，一边看着火车，以及太阳把血橙色融进云朵。
负债就是紧盯未来。当好运像一袋小巧而兴奋的哈巴狗一样落在我的腿上，我感到紧张。这些是谁的？肯定不是我的！好运不是礼物，而是一笔贷款，我必须通过每周的坏运气来分期偿还。我敢打赌，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成长的方式不对——被吓到不得不表现出感激。谢谢你为我付出生命！作为回报，我会为你献出生命！
我写下我的日常生活，它是如此寻常，让我可以自由地思考。我用什么代价拥有这一生？我用什么代价获得了这份安全感？日本的占领，朝鲜战争，独裁者用从日本和战争中学到的手段折磨异见者。我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个，但我依然是那些来不及恢复的人的后代，他们没有时间，也不被允许去反思。年轻的韩国士兵还没从朝鲜战争中恢复过来，就被派到越南偿还对美国的债务。他们是被派去“平定乡村”的地面部队，他们肆意强奸和杀害平民。他们对报复有偏执狂般的狂热，如果有一名士兵死在了某个村庄不知名狙击手的枪下，他们就会回去烧毁那个村庄。在河美村，韩国军队杀死了包括婴儿和老人在内的135名平民。在平和，有430人死亡。在平安，有超过1000名平民死亡。有8000名平民死于韩国人之手，但就像战争期间所有平民伤亡一样，这个数字也并不准确。
负债不等于感恩。罗斯·盖伊（Ross Gay）在诗歌中感谢生命中的细微时光：品尝无花果“天鹅绒般的心脏”，喝着生锈的红色水泵摇出的冷水，他甚至感谢他丑陋的双脚，尽管光脚的时候，它们让他非常难为情，以至于“他的脚趾像二十只小鸵鸟一样扎进沙子里”。真正的心存感激是在当下的光芒中舒展开来。我认为，这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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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完全放弃有所亏欠的状态。我亏欠在我之前奋斗的活动家们，我亏欠车学敬。我宁愿负债累累，也不愿成为那种认为世界亏欠他的白人，因为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就是要对历史负责。我也亏欠我的父母。但我不能通过让我的生活保持私密，或者追寻那个取得自己应得的东西的私有梦想来回报他们。几乎每天，我母亲都要求我感恩。几乎每周，她都说我们搬到这里以后，我就不用受苦了。然后她问：“为什么你要让自己受苦？”
如果说负债累累的亚裔移民认为他们的生活多亏了美国，孩子们则认为，他们的生计多亏了父母所受的苦难。因此，负债的亚裔美国人是理想的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我承认历史的重担只在我的肩上；我有责任为父母遭受的损失赚回我的补偿，为此，我必须毫无怨言地在工作中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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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我都感受到负债的沉重。我生来就是亏空，因为我是女儿，而不是儿子，不能代替父母那个死去的儿子。我所做的每一个人生决定都没有遵从父母的期望，从而让我继续贬值。负债就要谨慎、克制，绝不乱说话。它意味着过一种被永远不属于你自己的选择所束缚的生活。在晚宴上自在地引起众人注意的男女会说长句，并伴有特别戏剧性的停顿，确保没人在他们思考的时候插嘴，而我，非常感激受到邀请，在密集急促的爆发中飞快地说话，这样我就可以在被打断前说完一句。
“未来，白人至上主义将不再需要白人。”艺术家洛兰·奥格雷迪（Lorraine O’Grady）在2018年说道，这个预测至少从表面看起来和50年前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所说的相反，即“白人的太阳已经下山了”。那么到底是哪个？哪个预测会成立？作为亚裔美国人，我被鲍德温所鼓舞，而奥格雷迪让我困扰纠结。从她的评论中我听到了真实的声音，这给了我完成这本书的紧迫感。白人性已经招募我们成为他们在种族灭绝战争中的初级伙伴；征召我们去反黑人和歧视深色人种；去为那些像收割麦穗一样收割移民工作的公司服务，甚至领导这些公司。征兵每天都在无意识地进行。这是我们这些生活相对舒适的人默认的生活方式，除非我们努力选择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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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美国人很幸运，没有生活在严格的监视之下——除非被认为是穆斯林或者跨性别者——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更柔和的圆形监狱里，太微妙了，以至于它被内化，因为我们监视自己，这是我们有限制的存在的特征。即便我们已在这里生活了四代，我们在这里的地位依然是有限制的；归属
用糖果在坑坑洼洼的土地上播种，糖纸上将升起资本主义和基督教。诗人埃米莉·贞敏·尹（Emily Jungmin Yoon）在关于家乡的诗中写道，“我们今天的城市就像墓地一样闪耀着十字架”。
总是被承诺，只是刚刚够不到，因此不论是在对物质归属永不知足的占有上，还是在我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心灵归属上，我们都遵守规矩。如果必须解放亚裔美国人的意识，我们就必须把自己从有限制的存在中解放出来。
但是它们赢得了韩国人的心。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让自己受苦来继续保持斗争？这是否意味着只是对我们的痛苦保持清醒？我只能通过别人的行动来回答。此刻，我正在写作，历史正在被我们的数字档案所吞噬，所以我们永远不必记得。政府计划在俄克拉何马州重新开放一个日本拘留营，来收容拉丁美洲儿童。一小群日本拘留营幸存者每天都在抗议重新开放。我曾经漫不经心地想知道所有拘留营的幸存者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们消失了？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出来？在示威活动中，抗议者汤姆·池田（Tom Ikeda）说：“1942年的日裔美国人没有盟友，而今天我们需要成为那些脆弱群体的盟友。”
地球上的可怜人知道这种糖果。好时巧克力在交火后发放，玛氏巧克力豆在突袭前分发。美国人从一架战斗直升机上撒下达姆达姆棒棒糖，阿富汗的孩子举起双臂追赶直升机。有时候糖果可以骗人。在越南，无聊的警卫把糖果埋在带刺的铁丝网下，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街边的孩子们在试图抓起糖果时割伤自己。最近，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向四名伊拉克儿童分发糖果时，全部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身亡。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扔掉了他们野战口粮中附带的魔力糖，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诅咒：柠檬魔力糖意味着车辆故障，覆盆子魔力糖意味着死亡。丢弃的魔力糖包散落在伊拉克南部的道路上。没有人会触碰它们。
我们一直都在这里。
我从未写完父亲关于战争的故事。译员认出我叔叔是学校的老朋友之后，他转向美国士兵，用他们陌生的语言和他们交谈。就像魔术一样，大兵们松开了枪。父亲对英语的力量感到震惊。这些巨人先是试图在祖父家中射杀他，然后从背包里挖出一个装着魔力酸糖球的蓝色圆罐，把它给了父亲。父亲往嘴里塞了颗裹着糖衣的小球，樱桃、柠檬、酸橙，味道像烟火一样炸开，父亲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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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d Hook，位于美国纽约州达奇斯县的一个小镇。
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对自己的挑战。我仍然坚持着一种偏见，即书写关于自己种族身份的文章是次要且不急迫的。而我不得不撬开这层防御，看一看是什么在它背后跳动。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像是把我的大脑分成两半平放到解剖台上，用镊子拔出抑制我的神经。而且，我不得不应对我们。我希望我有信心同我们一起，像一千个喇叭对抗他们一样来抨击大众，但我担心自身经历的分量——作为东亚人、顺性别女性、无神论者、唱反调的，还有我的职业阶层——会影响到一个仍然不那么具体的种族群体。这么一个不明确的群体，我都怀疑我们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于是，就像受到触动的蜗牛触角一样，我收回了第一人称复数。
[2]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时建立的政府机构，是当时兴办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政府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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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range County，位于洛杉矶以南的港湾城镇，很多美国白人中产或富裕家庭居住在那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你不让我们进的豪华酒店。把资本主义作为对种族主义的报复。可这不正是白人招纳我们的方式吗？无论是通过报复还是负债，当我们在一个摧毁我们的体系里变得比他们更好时，我们又是谁？
[4]该集中营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达豪镇，是纳粹德国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
我们现在无处不在。我们已经接管了橘子郡。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橘子郡富有的家庭主妇。小说和电影《摘金奇缘》那令众人愉悦的开场要义如下：如果你歧视我们，我们会比你赚更多的钱，买下
[5]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马尔科姆·X于1964年创立的民权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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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族群(ethnicity)通常以文化认同来区分，而种族(race)则以外表来区分。
[7]朝鲜封建王朝(Joseon或Chosun，1392-1910)，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公共泳池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说明这个国家竭尽全力把黑人和白人的身体分开，这让我变得不确定是否要重述我的历史。我对泳池的兴趣是儿时的一次机缘巧合所激发的，但把我的经历和历史联系起来，紧挨着已刻入美国根基的黑白种族隔离，我的经历感觉就像是逸事，这让我感到不安。那时我13岁。在水池深处，我像一个海底捕食者一样游泳，直到无法再屏住呼吸。当我浮出水面时，我听到一个成年人怒吼“滚出去！”，我踩着水，眯着眼睛看向声音的来源，那个背光的男人严厉地说，泳池仅供居民使用。那是我姑姑在橙郡[3]的公寓大楼泳池。我告诉那个男人我姑姑和我的小表妹住在这里，她们和我妹妹在浅水区，而我是在这儿照看孩子的。他不由我说完就命令我们离开。当我打开身后的大门时，我听到他说：“他们现在无处不在。”
[8]原文为Korea，并非指现在的国家朝鲜，而是指1945年之前未被划分为两个国家的朝鲜半岛地区。
然而历史上，公共泳池是废除种族隔离之争最为激烈的空间之一。在东海岸，城市规划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把公共事业振兴署[2]的泳池主要建在了纽约的白人一侧，防止黑人进入。南部城镇用混凝土灌满泳池，因为他们宁愿毁掉泳池，也不愿意和黑人共享。我看过一张混凝土填充的泳池照片，现在那里是公交停车场的一部分。照片上有一个废弃的4½英尺的深度标记，划定了游泳者曾经在水里拍打的范围，这是它曾是个泳池的唯一证据，现在它看起来则像个墓穴。在匹兹堡，当黑人游泳者进到一个新建的泳池时，一群白人游泳者朝他们扔石头并试图淹死他们。当废除种族隔离已在所难免时，美国白人则逃到城郊建造自己的私人泳池。
[9]出自弗朗茨·法农所著《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法农分析了黑人作为被殖民者的种种心理情结，这些情结是他们身份迷失的根源。
在我第一次成为母亲的时候，我为自己被困在周遭的环境里而感到怨恨。不能再独自旅行。不能再说走就走。困在陆地上的我尽可能偷偷地溜到雷德胡克[1]的公共泳池，自己游上几圈，因为在水下是自由的。我尝试写一篇关于这个泳池的文章，从雷德胡克公共泳池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场所开始，它像足球场一样大，为各类孩子提供空间，免费开放，令人赞不绝口，从自动售货机里可以拿到免费的防晒霜。
[10]1970年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提出的理论，形容人类对和他们相似到特定程度的机器人的排斥反应。
黄昏时分，街灯亮起了白光，我正照看着女儿，看到一架飞机闪烁着划过天空。我想要进入那架飞机，进入昏暗机舱的白色寂静中，把白色的耳塞塞进我的耳朵，让纽约的天际线从视野里消失，直到它变成一小撮亮光。
[11]C-ration，一种罐装预制的湿式口粮，最早由美国陆军采用，在新鲜食物A口粮和包装好的非熟食B口粮难以取得或紧急口粮(K口粮或D口粮)短缺时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