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女士对此愤怒不已，以至于很难去跟她解释，其实像巴赫、达芬奇、拿破仑以及爱因斯坦这些男人，也并非从科学家的试管中诞生，是他们的母亲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顺着她那疯狂而一发不可收的逻辑，休斯女士接着说：“创造历史的人总是男性，而女性却从未涉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从青春期到初成年的那段人生，男人们都是用这段来完成处理重大事务，而反观女性，她们却被自己的身体特征限制在大脑和身体都欠佳的状态里，无法施展拳脚。我们要让女性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愿意，她们可以继续做生育工具；而不愿意的那部分人，可以选择‘中性’作为自己的性别表述，这部分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上战场厮杀，去登顶珠穆朗玛峰，登上月球。在我的书《被束缚的女人》中，结论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冰冷，嘴角浮现一丝邪恶的苦笑。听着她的诉说，我也不由得感到背脊发凉。“女权主义者在我看来是一群可笑的存在，当然还有她们提出的那些倡议和需求。事实上，她们最应该去寻求科学家的帮助，像我一样。实现妇女自由的第一步必须是在医学领域。要将女性从她们的生物职能中解放出来，去掉性别的枷锁，让她们能够用同等于男性的身体标准来衡量自己。您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女性在艺术、科学、政治方面不能出人头地？因为她们被自己作为女人的职能所干扰，她们忙着去搭配衣服，挑选香水，打理头发，忙着去服从、去奉献自己的身体。您能想象拿破仑穿裙子的样子吗？或是巴赫、莱昂纳多、爱因斯坦护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的画面？”
当然，在维奥莱特·休斯的书里，还阐述了其他很多东西，毕竟在报刊上被反复提起的书籍里面，不会全部是失礼和冒犯的内容。但最令人惊讶的并非她得出的结论，毕竟在英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任何人都可以独立地思考，甚至是在生命起源这样的问题上。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出版商、报社对她的观点抱有敌意，她却如此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了如此多的人，并使他们信服。而《被束缚的女人》这本书出版并流传的历险具有某种自相矛盾的特征。最初，在1957年，维奥莱特这本书刚刚完成的草稿至少被五家出版商拒绝，他们都认为其中的内容很不理性，也很容易惹来麻烦。碰壁的经历并没有让维奥莱特放弃战斗，她带着手稿去找了查尔斯·斯基顿，她最后的希望。当时三十五岁的查尔斯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喜欢美丽的女人，爱看脱衣舞。但他有着一本正经的外貌和异常严谨的处事态度，对于自己工作的领域，他也有着异于常人的理解。他作为编辑署名的书籍只有诸如《陶瓷和瓷器的历史》《蝴蝶的一生》《英国教育》以及《邮票的历史》这类单纯无害的读物。他自己也是作家，写过一本题为《英国的风车和水车》的纯洁小书。
“后来我认识了阿尔伯特：他当时也是老师。他对我说，一个好丈夫是必需的，于是他和我结婚了。而结婚这件事情让我的精神又一次濒临崩溃，那是一段绝望的时光。而阿尔伯特很快明白了我的痛苦，我们一起离开了学校，来到乡下，扔掉了婚戒。我们主动抛弃了社会的惯例。事实上，女性的真正的不幸并非来源于男人，也不怪社会强加的惯例，而是在于她们自己的身体特征。是否有人去思考过这一点，比如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女性要承受身体的痛苦，而男性却不需要承受这些。”阿尔伯特忍不住评论：“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而她却并不领情地说：“亲爱的，我知道你懂，但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断我的话？”休斯女士叹了一口气。“显然有些女人会对我的观点表示愤怒。她们从小就被教导着围着灶台做任劳任怨的田螺姑娘，像生物界其他所有的飞禽走兽一样，用自己的身体去孕育小生命……这些事情是多么高尚、唯美。世上几乎所有的教育基本上都沦为对性爱的颂扬。美丽的衣服、香水、帽子，甚至男人看似有风度的弯腰致意，都只是为了掩盖一个可悲的现实：女人天生就是一种低等动物；而只要她们不拒绝延续物种这一有辱人格的愚蠢任务，那就任由她们胡闹。”
而在托齐斯特姆出版社（名义上，查尔斯·斯基顿与这家出版社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出版性爱书籍，其中大部分甚至有些淫秽下流，从这些书籍的题目就能看出来：《卖淫的历史》《性与婚姻的习性》《性福的女人》。他的苏格兰太太对这些书嗤之以鼻，但查尔斯·斯基顿靠这些书盈利：这些书卖得很贵，有时能卖出几十万册，特别是在乡下。查尔斯说：“行吧，反正关于性的书籍我是一定会出版的，这是一笔赚钱的生意。但当维奥莱特·休斯的稿子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犹豫了。这本书的确太不一样了，说不定会给我惹来大麻烦。”于是他将这本书的手稿放进抽屉里，忘得一干二净。一天，他的苏格兰太太在打扫房间时，偶然翻出了这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敦促自己的丈夫一定要将这本书编辑出版。为了让太太开心，更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查尔斯不得不将这本手稿印刷了出来。“然而，我始终不认为这会是一笔便宜的买卖。”他说，“没有任何一家印刷社愿意揽下这个活儿。在看了这本书的前几页之后，印刷商们都愤愤不平地闹罢工。没办法，我只能四处求人用钱打点，最后在苏格兰找到一家愿意接下这本书印刷工作的工厂，但印刷真正完成之后，我仍然没有勇气将它装订成册，编辑出版。于是我找到了报社，先放出风声试探公众的反应。担心这本书会引起争议和丑闻，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全盘皆输的心理准备。”
空气尴尬地凝固了，小狗莎莉摇了摇尾巴：它已经有十二岁了，却一直没能知道世界上其他的狗狗都明白的一些事情。它刚刚断奶就被女主人买回家，从那以后一直被主人固执地保存着童贞。“我举小狗莎莉的例子，是为了证明：世界上的爱情并不需要所谓的‘物质交换’来实现，”维奥莱特一边说着，一边给自己点了一支烟（阿尔伯特没有抽，因为她曾经跟他说过吸烟有害身体），“莎莉没有和其他狗交配过，所以它比其他狗都聪明。我对它怀有深深的敬意，就像对阿尔伯特一样。有时候比起阿尔伯特，莎莉甚至更能吸引我的关注。阿尔伯特是男性，也就是说他的性别给他带来了一些特权。而莎莉作为一个雌性生物，却是一个不快乐的生物。”她说着，跷起了二郎腿斜倚在椅子靠背上，像是一个准备描述自己旅程的水手一样，“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作为一名女性会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我的身体开始变得圆润，我不能再像同龄的男孩那样奔跑，也不能爬树，不能跟他们一起洗澡。但是我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这都是正常的，而我也试着让自己平静地去接受这些变化。十八岁时，我也穿丝袜，涂口红，去理发店洗头发，跟同龄的男孩子挤眉弄眼。但最终这一切让我筋疲力尽，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被束缚的女人》的草稿在去年的一月初被寄往了浮利特大街上的各家报社，但只有《妇女星期日镜报》——也就是《每日镜报》专门为女性出版的周末副刊——敢对此有所报道。英国的报刊都十分自由开放；同时英国也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渴望大尺度新闻报道的一群读者；最近的一项调查说明，去年有六十多万读者写信给报社，要求他们增加性爱和情感方面的内容；但维奥莱特·休斯所涉及的主题却远远超过了他们能想象的尺度。这本书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冒犯德高望重的威斯敏斯特大主教，或者是被安上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妇女星期日镜报》的编辑安·布坎南(Ann Buchanan)怀着沉重的心情出发前往博德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做坏事。”她毫无顾忌地坦白自己的心情。
“阿尔伯特，你能帮我们准备点早午餐吗？”维奥莱特理所当然地对丈夫说道，而阿尔伯特便也十分温柔地跑进了厨房。“阿尔伯特总是保有一些浪漫的幻想。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完美的伴侣。”维奥莱特接着介绍，“在我写书的时候，都是他来操持家务。”环顾四周，他们简朴的屋子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厨房外面是餐厅，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科学书籍，再往里是维奥莱特的卧室，不出所料他们俩并不分享同一间卧室，她的卧室旁边是阿尔伯特的卧室。“跟他同居这件事并不是在欺骗自己。事实上，我们在一起非常单纯地起居生活。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避免可怕的相互背叛。亲爱的阿尔伯特，你同意吗？”他烧好了泡茶的水，再把面包片烤好，像家庭主妇一样，娴熟地摆好了桌子。阿尔伯特摆好杯盘和刀叉，看了他妻子一眼，他的眼神就像是一个不敢说谎的孩子一样，说：“完全同意，肉体的爱是一件庸俗的事情。我甚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在我们家，就算小狗莎莉也不会迷失在那种丑陋的感情中。”
安·布坎南是个中规中矩的女人，而她自己也非常在意这一点：她先后结过两次婚，生了四个孩子。第一次与维奥莱特·休斯见面之后，她满脸通红。“她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不合逻辑的，她的主张也很可笑。我和主编详细讨论了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这篇文章的可行性。《妇女星期日镜报》至少有一千万读者，我打赌其中九百九十九万人都会在看到这篇文章后破口大骂。而主编的意见是，报纸有责任告诉民众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正在诞生的想法，无论编辑喜欢与否。”文章最终于2月2日见报，尽管文章的内容很客观，但是老实本分的安心中仍然充满了羞愧与不安。“我们相信，大部分的英国妇女将拒绝维奥莱特·休斯这些偏激的观点，因为生而为女性的意义就在于结婚生子。我们也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商在书稿付梓之前最好三思而后行。”文章后的一排斜体字如此愤怒地评论。
事实上，他们中比较高大健壮的才是维奥莱特，她十分宽容地表示，自己不介意被误认为是阿尔伯特，但我们应该称她为“休斯女士”，而不应该是“帕洛特夫人”。她一边伸出右手致意，一边解释道：“我的姓氏，是‘休斯’，使用夫姓等于默认了不同性别间存在等级差异。”她手劲儿很大，像拳击手一样，握手时她对我说：“您看，我不戴婚戒，因为那也是等级与专制的象征。”一旁的阿尔伯特点点头，看起来温和而谦逊，对妻子的话心服口服。他一直站在她的身后，也许是为了显出她才是主角。休斯女士接着说：“阿尔伯特也不戴婚戒。”她的声音清脆，声线像小女孩儿一样高亢。“在决定向现实中的性别差异宣战的那天，我们就将婚戒扔进了河里。”而她领我们进她家门的时候也非常体贴，像小女孩儿一般的温和，尽管她现在已经四十二岁了，她也非常在意我们确实知道她的真实年纪：“因为隐藏年龄也是女性特有的弱点。而没有人能从我身上找到这样的弱点，如您所见，我从不化妆。”她一边给我看她脸上的晒伤痕迹，一边补充道：“您有没有想过，女人们为何要化妆？”提问的同时，她盯着我嘴唇上的唇彩和脸上的底妆，神情如同是在审问一样。她自问自答道：“为了变得漂亮。为什么需要变得漂亮？因为想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男性。而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男性？因为她们是性别观念的奴隶。”阿尔伯特认同地点头，说：“但这都与维奥莱特生而为女人的事实不矛盾。”他的脸旁闪过一个凌厉的眼神。
然而，真实的反应却和想象中完全相反。这篇文章确实在《每日镜报》的女性读者中反响巨大：但是没有任何人去谴责休斯女士，而是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她的敬佩。八天之后，安·布坎南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自读者们成千上万的信件，而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同意斜体字评论里对休斯的观点的负面评价。贝尔法斯特的一位家庭主妇、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写道：“维奥莱特的观点十分积极而健康，像她一样，我也希望能选择放弃自己的性别。”另一位来自格拉斯哥的女士也在信中诚恳地写道：“我同意维奥莱特的意见，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性别的划分会更好，请让我们有机会选择性别中立。”“请让我们向解放我们的维奥莱特致敬，”一位来自基尔顿的即将迈入婚姻的准新娘在信中写道：“是时候结束对我们身体的束缚和奴役了。如今已经是1958年，而女性仍然要面临如此不合逻辑的不公平待遇，这太令人沮丧了。”安·布坎南说：“于是在2月8日，我们不得不刊登了第二篇关于这本书的报道，其中承认了本刊对于休斯女士的评价失之偏颇。”
维奥莱特·休斯当然知道，有很多英国男人视自己为眼中钉，就像有同样多的英国女人想要为她立碑一样。我到达的时候，维奥莱特带着小狗莎莉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帕罗特一起站在门口等候着我的到来：十三年前，为了纠正她令人不安的主张，他挽着她的手走上婚礼的红毯；而十三年后，他却深深认可了她的主张。“我们俩的婚姻是一场精神的交流，无关其他俗事。”他们总是这样来回应那些质疑他们的婚姻为何一直没有破裂的声音。而这对夫妻之间的“精神交流”从他们俩的服饰就可见一斑：两人都穿着绒布长裤，也都是衬衫上套着格子布夹克，而两人的衬衫上都不约而同不见领带的踪影。他们穿着同款的休闲靴，就连姿势也别无二致：两人时时手放在口袋里，摆出随和而自然的姿态。因此，很难在第一时间分辨出这两个人中哪个是维奥莱特，哪个又是阿尔伯特。我的摄影师同事一眼认定，两个人中比较矮小、瘦弱的是维奥莱特，对她鞠躬：“早上好，帕洛特夫人。”不巧的是，他认错了人。
接着，其他报刊也纷纷刊发关于维奥莱特与《被束缚的女人》的相关文章：在伦敦、伯明翰、格拉斯哥、曼彻斯特，这本书都是当地最畅销的书籍，引爆了社会舆论。科学家们也介入了这场争论，他们亲自下场来回答维奥莱特那些忠实的粉丝的各种问题：“性别中立”到底是文学世界中的乌托邦，还是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事情？科学家们对此回应道：“事实上，任何医生都可以做到对女性的生理机能进行干预，或是通过药物注射、手术干预等措施使其变为中性的生物。”其后，工会领袖们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在英国，有接近七百万名职业女性，如今的性别差异和以此而来的分配不均，严重地侵害了这些女性职工的经济权益。如果维奥莱特·休斯的理想能够实现，这些现实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在英国，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女性会毫不犹豫地赞同休斯的观点，而还有另外百分之二十的女性会大方地表示自己认为休斯的观点“多少有些在理”。无论如何，休斯都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伦敦我下榻的酒店，当前台女孩听我说要打电话给维奥莱特·休斯时，便猛地抬起头对我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好想认识她，亲口告诉她我是多么崇拜她。”在火车站，我向问询处的女孩要了去博德明的火车时刻表，她羡慕地看着我，难以置信地说：“您真的要去找‘她’？请代我向她问好，读完她的书后，我下定决心离开了我那不如意的前男友。”在博德明车站出口处，在我问她是否知道维奥莱特·休斯家怎么去时，查票的女孩用几乎被冒犯到的语气回答我：“我当然知道啦，她是一个至少应该在上议院工作的伟人。”只有到了出租车上，我才听到了反对休斯的声音。对给我开出租的男司机师傅来说，维奥莱特·休斯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个没有性生活的夜晚，还有一场场夫妻间激烈的争吵，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恶狠狠地说：“该死的女人，我真想把她扔进绞肉机绞碎。我真想有人能帮我解决掉这个臭女人，也许她的丈夫能帮我，如果她真的有丈夫的话。”（最引人入胜的细节是：维奥莱特·休斯的确有丈夫）。
谈到这些阶段性的胜利，维奥莱特兴奋不已，她说：“我们女人将会占领议会，去领兵作战，去月球上探索。我们也能够在运动场上与男人一决高下。我们的天地将不仅限于家里的方寸之间，我们也将不仅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点，男人们也需要去寻求科学家的帮助。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面描述的那样。”艾尔伯特连连点头，尽管他黯淡的眼神还是流露出些许的失望与不甘。小狗莎莉听不懂我们的对话，在一旁打起了鼾。维奥莱特·休斯不禁把它抱在怀里，像抱起了一个小婴儿，开始哼唱：“睡吧，我亲爱的宝贝。”而当她意识到我正在用一种获胜的得意眼神看着她时，她的声音在喉咙里消失了，她的脸红了。她也并非如此坚定，怀疑的种子在她心中发芽：或许造物主的安排才是正确的。
自从造物主创造了夏娃、把她安排在亚当身边陪伴着他的那一天起，没有一个女人（据我们所知）敢于公开抗议自己身体的构成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不便和或多或少的滞碍。因此，我带着惊喜又忐忑的心情，采访了几千年来第一位敢于直面这个问题的女性：维奥莱特·休斯(Violet Hughes)。她曾经是一名教师，现在她住在康沃尔郡的博德明，成为了一名作家。现如今她的理论已然广为流传，而起初我听来却有些尴尬。在畅销书《被束缚的女人》中，她提出了这样前所未有的激进观点：女性作为一种性别应当被废除，她们应被视为无关性别的中性生物，然后才能将其与男性衡量对比，以此来避免她们对于自身种种不如男性的生理条件的过度抱怨。跟她的访谈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而在这趟冒险旅程的终点，我怀着万分惊讶的心情记录下了一个有意义的结论：那就是，在英国这个女权主义的发源地，维奥莱特·休斯可以被看作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