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然可以不用回答，或者，您可以像很多俄罗斯人一样，回答说，反正他也是个糟糕的舞者。
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这不是真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者。我只看他跳过一次舞，在列宁格勒，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者。至于他做了什么选择……无可奉告，都是美国人的议论罢了。评判他人，了解一个人做了某种选择而非另一种选择的原因是十分困难的。总之，我永远不会离开俄罗斯，虽然每次离开莫斯科我都很开心，但每次回来我都会觉得更开心。他离开了俄罗斯，但这是他的事。
所以我想问您，您是如何评价您的同胞努里耶夫的，普利塞茨卡娅夫人。他似乎屈服于某些诱惑了。
普利塞茨卡娅夫人，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苏联人。对了，您是党员吗？
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总是给我合同让我签约——相信我，那是一大笔钱。但我总是拒绝。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美国，我真的很喜欢美国，当你看到了美国的时候，整个世界看起来都变得更小了；而当你见识了纽约，所有其他的城市看起来都像一个小镇。我拒绝（签约），因为在那里，我会让自己被卷入他人的节奏。我知道，我会被对金钱的追求所吸引；我会失去对别人的爱，而那是我内心的一部分。那种一个月挣五百卢布就能让你心甘情愿奉献自我的，对他人的爱。我在自己的祖国，也就是在俄罗斯，能够去精心地呵护这份爱，因为在那里我没有受到诱惑。
不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一个舞者与政治的关系太小了。
一点都不好笑。您让我满心钦佩。请继续。
加琳娜·乌兰诺娃，苏联的传奇舞者乌兰诺娃，她的位置如今被您所取代。她就是一个党员。您与乌兰诺娃很像，不是吗。
这当然不是脏话。之所以说资产阶级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我的祖父是著名的牙医，其他家人都是演员，画家或舞蹈家。例如，我母亲是一位伟大的电影演员，我母亲的姐妹们也都是戏剧演员或大剧院的独唱演员，我叔叔是一位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家，我们从来不缺钱，也从来不缺舒适的生活，从来不缺一个好的居住环境。所以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就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成长。我还不到八岁，就被波斯奥剧院的舞蹈学校录取了。舞蹈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十六岁的时候，我在《天鹅湖》中首次亮相，毫不费力地就获得了成功。成功几乎立刻就向我袭来，它就像是一种应得、正常的东西，我没有大费周折地去得到它，也没有过痛苦、挣扎。我为什么要挣扎，为什么要受苦？如果我做不到，我甚至都不用挨饿了。我会继续做普利塞茨卡娅小姐，我有自己想要的一切：舒适的居所、蔽体的衣服和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这样的成功，像我这一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我很晚才成熟。然后，有一天，我不记得是怎么做到的，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做到的，我只意识到，我得到了成功，就需要回馈给他人。这些话说起来有点浮夸：对我来说，跳舞已经成为一种为他人服务的方式。帮他们忘掉烦恼，少一点悲伤，在我看来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很伤心，或者遇到麻烦，我会听一张好唱片，看一场电影，我会感觉好些。所以我想，当我跳舞的时候，我可以帮助人们感觉好一点，让他们明白，除了他们的麻烦之外，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许我的这个想法，会被您嘲笑吧。
我不像任何人。乌拉诺娃比我矮小得多，她的个头只到我的鼻子，而且她的腿更细。她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风格，也有着非常不同的性格。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您知道是什么吗？这世上最美的事物，就是那些不可以模仿、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看上去像另一个人。而如果这个世界夺走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地方，与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只会剩下无尽的无聊。
为什么不呢？这又不是什么脏话。
您刚才说这一席话的时候，心中应该是有具体的听者吧。如今，和而不同的权利已经变得如此难以实现。而且我想您也知道一些事情。
对啊，当然不是了！我跳舞是因为……哦，说这些事情太尴尬了。说这种话会让人听起来很夸张，但是……你看……也许我应该从头开始说。可以吗？首先，我并不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比如说工人或农民家庭。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谈起苏联女性，人们都会想到一个出生在工人或农民家庭的女孩，好像每个俄罗斯人都是工人或农民。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庭，我的家人是资产阶级：如果我可以说这个词的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明白，对您来说足够了。您一定不是为了赚这些钱才跳舞的。
没什么。让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普利塞茨卡娅夫人：您是否信教？今天下午，我们去了大教堂，在我看来，您走在其中，带着与普通游客不同的尊重与敬意。
但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我刚才跟您说过。
我唯一的信仰就是我的工作，而我唯一的宗教就是舞蹈。我带着尊重走进大教堂，我觉得当看着美丽的东西、艺术作品时，我必须要有这种尊重：仅此而已。我对艺术非常敏感。如果我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残酷的职业中消耗自己呢？我的工作是一个人只有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才能做的工作，这很现实。肌肉能坚持多久，心脏能坚持多久，我的事业就能持续多久。当肌肉下垂，心脏松弛时，一切就会结束。如果你非常幸运或非常有名，你可以成为一名舞蹈编导，舞蹈学校的一名老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别无选择，或许只能在剧院的衣帽间帮忙整理衣物。令人惊讶的是，剧院有许多管理衣物的人从前都是舞者。但你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舞蹈，你什么都没学过，除了跳舞，你什么都没做过；除了舞蹈，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你的大脑就像你的肌肉组织和你的心一样处于休眠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作家的文字会越来越优美，一个鞋匠的手艺会越来越娴熟，一个律师的能力会越来越精湛，一个农民的收成会越来越丰硕；只有舞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动作会越来越吃力。年龄于舞者而言只是一个累赘。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也非常明白这一点。然而，在太阳升起的每个早晨，我都在练功房里、在镜子前不断练习，直至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我已经跳了三十年的舞，从来没有一个早晨不做三个半小时的运动。从来没有间断。甚至在我度假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在我生病的时候也没有。我已经为这份工作付出了一切。
我们还是别聊这个话题了吧，普利塞茨卡娅夫人：否则读者们会觉得这个采访是我编的。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让我们来聊聊您吧：普利塞茨卡娅，世界上最伟大的舞蹈家，每月只赚取三十五万里拉。
至于儿女也是如此，我想。您好像还没有生孩子，对吧，普利塞茨卡娅夫人？
当然啦。保姆和司机，没有他们，我怎么能生活下去？像我这样的职业女性不可能有时间去开车或打扫房子。在意大利难道没有保姆吗？或者，也许在意大利就像在美国一样？在美国时，我感到很惊讶：就算你哭着哀求，你都找不到一个保姆。或者你有幸找到一个，她会开着凯迪拉克来，充满了矫情和不屑，把你当敌人。如果你家没有自动洗衣机，如果你没有电视机，那就糟糕了，那么她就会直接转身离开。又坐上自己的凯迪拉克，开车离开。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吗？
对，甚至是生孩子这件事，也为这份工作让步了。我已经结婚六年了，我认识我丈夫十一年了。我们本来可以有孩子，但我没有生。而我没有生小孩，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我的工作。您看，在这一点上，我似乎也是一个信徒。你要么是一个母亲，要么是一个舞者：你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那些被称之为观众的陌生人，为他们跳舞；要么全心全意爱你的孩子。这两件事情不可能同时完成，如果是真正的爱，就是不能被分割的。我的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他为电影和芭蕾舞剧创作音乐，我们的婚姻之所以持续，只是因为它没有分裂和削弱我的爱。我知道做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的丈夫并不容易：我要不断担心发胖的问题，睡眠不足，总是被绊倒，也不生孩子，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在家。这些我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爱我的丈夫。但如果他要求我放弃我现在的生活，我就不得不放弃他。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难想象？
那您很幸运啊，您还有保姆。
不会。我认为这很不容易，普利塞茨卡娅夫人。也有一点英雄气概。但抱歉，除了跳舞之外，您难道什么都不感兴趣？
他们凭什么赚这么多！？哦，不：我不相信。我认为这很荒唐。你看：在我看来，五百卢布是一个艺术家能挣到的最多的钱，也是你在俄罗斯能得到的最高工资。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不是一个很重视金钱的女人，我不沉迷于赚钱。您知道吗？在俄罗斯也有一些人痴迷于赚钱，哦，是的，有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就像这里，差不多一样。但我不理解这件事，相信我：我跳舞不是为了钱。有了这么多钱，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想买衣服，我买得起，如果我想买香水，我也买得起，再加上我在乡下拥有一栋房子，周围有一片漂亮的林地，我拥有一辆汽车，我在莫斯科市中心拥有一套公寓，现在我的存款差不多有七千五百卢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资本家。请注意，这套公寓并不大，只有三个房间带卫生间。卧室、我丈夫的书房、我的练功房。保姆一会儿就能把整个屋子打扫干净。但是，呃……
当然有：一切不妨碍跳舞的东西。例如，我喜欢去电影院，滑雪，旅行，读书，我又不是生活在波斯奥大剧院里面的修女。剧院的工作并非我生活中的全部内容。相反，我深信，人必须有许多兴趣，充满好奇心，才能通过舞蹈来表达生活。如果我告诉您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您会立即明白，对我来说，世界并非波斯奥大剧院的方寸之间。
是的，普利塞茨卡娅夫人，比这高很多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比方说，几百万里拉。
所以您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呢？
为什么？艺术家在意大利的收入要高得多吗？
海明威。
我想，大约三十五万里拉。不多。我认为您应该赚得更多，普利塞茨卡娅夫人。
海明威？
太多了。五百五十万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不是吗？您想想看，如果我一个月赚五百卢布，换成意大利里拉是多少钱？
没错，海明威。既不是托尔斯泰，也不是埃伦堡，也不是契诃夫，也不是帕斯捷尔纳克。而是他，海明威。我还喜欢斯坦贝克和福克纳，我喜欢所有的美国文学，但我最喜欢海明威。如果您问我因为没有认识哪个人而感到遗憾，我不会说列宁或任何其他俄罗斯人。我会告诉您，我后悔没能认识海明威。
这看情况：从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不等。
谁知道一些憎恨美国的意大利人会怎么想呢，他们为了见列宁，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诺贝尔奖有多少奖金呢？
他们如果真的渴望，那就让他们这么想吧。我非常喜欢美国。我去过美国两次，每次都在那里待上三个半月。我去过十二个美国城市，尽管我每天晚上都要跳舞，但我还是去深度探访了这些地方。结果是我喜欢这些美国人。我指的是美国人民，而不是那些到处都一样的政客。人民。您看，只有在纽约，我才能够赢得像在莫斯科时那么热烈的掌声。也许我在莫斯科所感受到的热情都赶不上纽约：一天晚上，他们不得不二十七次重新拉开帷幕。另一天晚上，我不得不再给他们返场两次：此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他们尖叫着，呐喊着，近乎疯狂。我发现美国人很像俄罗斯人：同样的热情，同样的亲切，同样的对于精益求精之人的认可，同样的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他们甚至对登月也有着相同的狂热。
我想，大约有五百五十万里拉。
什么？！难道您对于登月没有狂热吗？但在俄罗斯……
玛雅·普利塞茨卡娅：然而，我非常开心，有这次机会与您交谈。你们意大利人对文艺界明星的想法如此特别，这样的好奇心有点让人愤慨。我的意思是，我们国家也存在一些明星崇拜：当你离开剧院时，他们会等在那里；在街上，他们也会认出你并拦住你；他们还会向你要签名、骚扰你，这些都是一样的。但他们从不问你与你个人直接相关的事情，而且……让我们举一个今天早上的例子。我正在睡觉，电话把我吵醒了。“普利塞茨卡娅夫人，”一个声音说，“我们有消息要告诉你。”“嗯。”我回答。“好消息。”“好的。”我回答。“您获得了列宁奖。”“谢谢你。”“您想说点什么吗，普利塞茨卡娅夫人？”“谢谢你。”说着我便放下了听筒。也许他期待着我再做个演讲，再给他爆料一个独家秘密：但我只说了“谢谢”，就是这样。然后我才想到了：天哪，你得奖了，玛雅，天哪。您知道吗？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列宁奖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就像诺贝尔奖和奥斯卡奖加起来一样，而且也意味着七千五百卢布的奖金。以意大利里拉为单位，那是多少钱？
只有一点点吧。即使俄罗斯人已经将女性宇航员瓦伦蒂娜送上了太空，但这件事并没有对我带来太多的触动。是的，她是个女人，没错，但就像一部舞剧被搬上舞台，首演已经由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完成，而在首演之后，所有的惊喜都消失了。至于加加林，我见过他：他如你们所想象的那样，英俊，勇敢，很有吸引力。但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个体，他其实并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但愿人们也能把奖章颁发给那些无人问津的科学家。倒是他们让我感兴趣，我想和他们谈谈。我想要问他们：先生们，真的值得为去月球做这些努力吗？我们已经知道，那里没有生命，而生活唯一的意义就是生命本身啊。与其去月球，我们为何不留在这熟悉的星球上，一起跳一支双人舞？
奥里亚娜·法拉奇：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位伟大的舞蹈家，或者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舞蹈家，普利塞茨卡娅女士。这也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位苏联女性。首先，我们对您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对您个人的了解如此之少，真是不可思议。另外，我可能像其他人一样，被许多陈词滥调所困扰。一想到这些，我觉得有点尴尬，普利塞茨卡娅夫人，所以……
一起跳双人舞？您在开玩笑吗，夫人？
我们的采访在斯卡拉大剧院进行，在舞台布景导演尼古拉·贝诺瓦(Nicola Benois)的办公室里，他出生于俄罗斯，但是是米兰人，所以充当了我们的翻译。采访持续了将近两小时，尽管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带来了些许不便，但这场访谈是由她主导的，就像她在下午所表现出的那样随意、轻松。她的用词就像用她的腿一样：无所畏惧，毫不费力。也许这并不是一次耸人听闻的采访，在某些时刻听起来更像是两个朋友喝茶时的聊天。但这无疑是一幅真实的画像，一幅艺术家的肖像，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像热爱自己的生活一样，一幅最天真最坦率的女人的肖像。一个在各方面都令人困惑的女人，一位不寻常的女人。
我没开玩笑啊：您不是看到我买的那些光盘了吗？
她会在每一个祭坛、每一尊雕像、每一扇彩色玻璃窗前停下来，嘴里经常重复“布拉格”和“华沙”这两个名字，也许她的意思是，她在布拉格和华沙也见过如此美丽的教堂：事实上，我后来才知道，参观教堂是她的爱好。在大教堂里，许多人转过身来看她：也许是被她火焰一般的长发所吸引，也许是被她不寻常的气质所吸引，就像不常闻到的香水一样。参观完大教堂后，她又开始行走：她跳了整整一个上午的舞，看起来却很精神，就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一样；吉林盖利和我已经被累垮了，法德利察夫也听天由命地跟着她。她白皙的脸上带着微笑，重复着“像原来一样，像原来一样”，这是她唯一知道的法语。她买了香水、肥皂，还有蜜饯，最后还说她打算买一些意大利唱片，那些在莫斯科找不到的唱片。于是我们走进一家唱片店，“这个行吗？”吉林盖利问她，拿了一张朱塞佩·迪·斯蒂法诺的唱片。“不错。没有。非常特别的漂亮。但不，不要。”玛雅一边说着含糊不清的意大利语，一边摇着头。“这个？”吉林盖利又问，这次拿了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的唱片。“不错。没有。非常漂亮。不，不要。”玛雅又一次摇头。威尔第？不，不要。普契尼？不，不要。马斯卡尼？不，不要。圣雷莫？对啊！买它！莫杜尼奥？对啊！买它！米娜？对啊！买它！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玛雅所说的意大利唱片并不是指威尔第或普契尼，而是指米娜和莫杜尼奥。威尔第和普契尼的唱片已经把她莫斯科的公寓、乡村的别墅都塞满了，“世界上有伏特加，也有咖啡；有可口可乐，也有威士忌，我喜欢都尝试一遍”。那日与我们同行的斯卡拉剧院的舞台主管对此绝望不已，在感到文化受到玷污的同时，花白的头发也被风吹乱，他愤慨万分：“你们让她买的这些玩意儿太可耻了”，“这让我们看起来多么愚蠢”，这位柴可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的演奏者带着一身的雨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是的，我还以为那是给别人的礼物。
我们的会面就发生在舞台边，当时她正在排练《天鹅湖》，就在她被授予列宁奖的那一天，列宁奖“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相当于诺贝尔奖和奥斯卡奖的总和”。无论我在这行里遇到了多少人，我都不会忘记这位既漂亮又丑陋的女士，她用机智、笑意盈盈的眼睛盯着我，自然地伸出她的手，给予怜悯，又寻求同情。对一个对自己的荣耀有着充分认识的天后来说，给予怜悯与寻求同情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让相处变得容易的是赫鲁晓夫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一期《欧洲人》杂志上，我正要给她看。这张照片是非常近距离的特写，这位苏联总理的丑陋因此被凸显，令人心惊胆战，就像是一只海豹被错误地剃掉了胡子的尴尬：任何其他的俄罗斯人都可能会被冒犯。但是普利塞茨卡娅发出了一声滑稽而欢乐的尖叫，叫来了她的舞伴，她的舞伴也高兴地咯咯笑了起来。一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吃饭：我、她、法德利察夫，还有舞台主管吉林盖利(Ghiringhelli)。玛雅不会说意大利语，也不会法语或英语，我同样不会说俄语。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竟然不需要口译员：也许那天下午的相处比晚上的谈话更使我们能够理解对方。我们用手势和笑声交流着。在手势和笑声中，她吃光了自己眼前所能吞下的一切，食量完全不输给最健壮的那种女人：尽管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但她的体重只有五十公斤，而且她不节食。饭后，她说她想去走走，用她那优雅、不可捉摸的步伐，那种只有舞者才有的步伐，穿过市中心的街道，把我们拖到大教堂前，在那里，她踮起脚尖，神情恍惚。
给俄罗斯朋友的礼物？在俄罗斯，谁会跳双人舞啊？不是说它被禁止，只是人们不喜欢它，它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俄罗斯人总是如此执着于保持严肃。不过，我非常喜欢双人舞。我没有保持严肃的执念。虽然，的确，我对工作很认真，而且我似乎表现得过于认真。然而，在那之后，有点轻浮的感觉也不错。看看美国人吧。我为什么要感到疲劳，为什么要在晚餐后就着急地上床睡觉，我为何不去夜总会呢？在美国的时候，我总是和我丈夫一起去。我还记得在芝加哥度过的那个难忘的夜晚……
从各个方面来说，她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女人，非常不寻常。例如，你看着她，会觉得她很丑陋：她那干枯又干瘪的脸上隐约可见地刻着早衰的皱纹；那红色的鬈发沿着肩膀散开，让人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时尚；那肌肉发达的小腿，还有那不成比例的躯干，让人觉得这似乎是男人才会有的样子。然而，你再仔细端详她，就发现她真的很美：她那透明、天使般的脸；那火焰般的头发，让人想起十九世纪童话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和谐、活泼的双腿支撑着她那瘦弱而又柔韧的身体。你听她说两句话，你会认定，她是典型的苏联公民：像那些总是推崇职责，不脱离政党正统观念的无聊的人一样。但你再仔细地听听她的话，你又会觉得，她是一个精致的资产阶级，就像沙皇时代晚期的女人。简单地定义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她爱俄罗斯，也喜欢美国。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她以一种近乎修女般的严谨来崇拜舞蹈艺术，然而又为那些浮华的轻歌曼舞辩护，也经常光顾演奏爵士乐的夜总会。了解她，就是了解一个你不习惯的苏联：一个不再拒绝西方异端邪说，从美国采购粮食，并逐渐确信那不会让人中毒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她象征着这个更善良、更资产阶级化的苏联。她就是玛雅·米哈伊洛夫娜·普利塞茨卡娅(Maia Michailovna Plissetskaja)，波斯奥大剧院的首席舞蹈家，或许也是全世界的首席舞蹈家：三十六年前出生于莫斯科，嫁给了音乐家斯德林。她来到了意大利，在这里她和舞伴尼古拉·法德利察夫(Nikolai Fadeiecev)为斯卡拉大剧院献上了两个晚上的舞蹈。下面的采访就是在这个机会下完成的。
我记得她在米兰首演《天鹅湖》的那个晚上，当时在场的人都会记得。掌声如雷鸣般响起，人们在热情和浓烈的爱意中，沉醉入迷。幕布降下来，又升上去，再一次降下来，又再一次升上去。她在台上谢幕，就像一个为别人完成了一件事而高兴的小女孩。能够有机会说“我亲眼见过普利塞茨卡娅跳舞”，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