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在一些国家，这是可能的。卖淫者会被开枪打死。但我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包括自由地卖淫。
中国，据中国人说。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他们是诚实的。
您知道吗，她们并不会被开枪打死。他们对她们进行再教育，有时还让她们结婚。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在那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娶妓女的人会成为英雄，国家颁给他一枚金质奖章。很可爱，不是吗？
简直疯了！您真的什么都不懂！谁说过要废除卖淫？我吗？！？我的法令只是为了阻止卖淫成为政权的帮凶。请重读标题：《废除打击利用他人卖淫的条例》。就这样。我还对此有所补充：“……以及对抗性病的危险”，但这后面一部分从法案的题目中被删减，因为已经有了相关立法。我真的很惊讶您也说出这样的话。事实上，卖淫不是犯罪，而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让我们承认吧，对一些人来说，这就是一种犯罪：就像非法入境者和受管制者之间的区别，就像被授权偷窃的小偷和在世界各地秘密行窃的小偷之间的区别一样。抱歉，所以您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一个就好，是完全没有卖淫行为的国家。
呃！像诺亚一样古老的规矩。以前，在修女住的修道院里，也有类似的事情，然而，娶修女的人不会被颁发奖章，他们会得到一千里拉，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农民们会用那些钱去买奶牛，说：“我花一千里拉可以买两头牛，我家里还有了老婆。”至于再教育，我去过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妓女众多的天主教国家，他们执行俄罗斯的法律。她们被归入档案，接受再教育，但她们什么也学不到，充其量只能在火车和有轨电车上打票。在那里，一个非法妓女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会受到警告（和她一起被发现的男人一起），第二次就会被定罪（和她一起被发现的男人一起被定罪），第三次则会被送进劳改营（和她一起被发现的男人也是如此）。结果如何？有一天，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家旅馆里，我看到两位年轻的女士坐在一张桌子上。我拉着我的同伴的袖子说：“先生，你看到了吗？”“哦，是的，”他回答，“她们住在我附近，在家里接待私人客户。”所以，你打算怎么做？真的开枪打她们？我不相信惩罚有什么意义。难道小偷变少，是因为几千年来法律一直在惩罚偷窃吗？在阿拉伯国家，他们会砍断盗贼的手，但阿拉伯国家充满了盗贼。
第四条指控，卖淫根本没有被废除，它仍然像以前一样，在同样残酷的道德羞辱、同样的剥削和同样的混乱中继续下去。别生气，梅林参员，这是真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告诉我，参议员，您认识什么妓女从良了吗？
才怪！性自由一点也不好，我认为。我想起了列宁在革命后所说的话，当时性习俗放松了：“你不能在每个人都喝过的杯子里喝酒，也不能在泥坑里解渴。”因为相爱而做爱是好的，但仅为了活动筋骨或者出于好奇，那么性爱就成了一种罪过，是不好的。我们所说的传统道德并不总是传统的，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别急着打断我。我是说……
如果您发誓不写出来，我就告诉您。例如……
我很想知道您对性自由的看法，梅林议员。我希望，您对此的态度是衷心的支持。
真的吗？！
安静！您会说，她们太贵了。怎么会不贵呢？欧芹都涨价了，以前不要钱的，而现在他们要收你一百里拉一包呢。我也关心军队问题，但我会以尽可能让他们避免上战场的方式表达关切，而不是通过给他们提供合法嫖娼的妓院。我想问问那些因为《梅林法案》废除妓院而抱怨的将军，难道不是因为士兵们流连花柳之地，才让这么多生命在战场上白白牺牲吗？我也想问那些母亲同样的问题。您知道谁最让我恶心吗？那些说“现在谁来对我的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母亲们。啊，是吧？她们该问问自己，难道不知道，以前为了国家统一，而后为了墨索里尼，今后还会为了抢夺石油，她们的孩子无一幸免会被送去战死沙场吗？那么，这些年轻人该是什么样的年轻人：为了得到一个女人，要把她放在盛放烤鸡的托盘上？！还不如让他们像那些大学生一样对我说：“女士，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我们男女同学之间相处得很好（有性生活）。”
当然了。她们很多人都结婚了。在威尼斯有一个疗养院，我们在那里一个月内举行了三次婚礼。结婚了，她们都很好，您明白的：这是一个艰难的教训，她们会是忠实的妻子。
我什么都说不了。
据您所知，她们中有没有人成为修女？
您真的对此一无所知，您什么都相信。看那头飞驴，看：你看见它了吗？它就是性犯罪！就像它以前不存在一样！泰迪男孩！也许他们只有十四五岁，以前在那个年纪，他们都可以进入只有十八岁才能进入的场所里了！调戏妇女！就像它以前不存在一样！再说到军队的问题，如果她不想谈，我就谈。安静！不要说话，认真想一想：一个大城市里有多少军人？数以万计。一个大城市有多少妓院？最多十六个，总共有二百五十余名妓女。难道就够了吗？嗯？显然，我们的军队在别处找到了安乐窝，那就让他们继续“自力更生”吧。现在的非法妓女价格太贵了，您可能会说……
有的，但很少。她们中选择成为修女的，都去了科托伦戈，去照顾那些可怜的人。在我看来，她们是因为见识了社会的黑暗面而从良的，因此，她们准备接受光明。我这么说是没有恶意的。我不反对修女。我和我的母亲和祖母一样，在一所修女办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第三项指控，性犯罪、泰迪男孩、调戏妇女的案例增加。另外，我不是故意想要谈论军队的问题，因为这会让我有点想笑，在某些人看来，意大利军人因此变成了精虫上脑的流氓，会对那些贤惠的少妇、毫无防备的阿姨、纯洁的处女下手。
参议员，您不喜欢妓女吗？
您太天真了。谁给出的数据？和什么时候相比？您知道1937年的时候就有几十万病例了吗？随着抗生素的发现，病例数急剧下降。但在1953年，当妓院合法开放的时候，数量又开始增长：1958年，妓院关闭。事实上，抗生素会在使用者身上产生抗药性，一旦开始大量地使用，就不再有同样的效果了，难道这也是因为法令？所有的疾病都有周期，难道这也是因为法令？这些年来，患小儿麻痹症和癌症的人数急剧增加，难道这也是梅林参议员的错吗？如果有什么不同的声音，是否提到过如何对抗这种疾病的死灰复燃呢？重新开放妓院，这些疾病盛行的场所吗？听我说，您之前对此一无所知，您知道那些可怜的女人在妓院里提供过多少次的性服务吗？一周两次难道就够了吗？每天都有几十个顾客！那么，放着外面超过五万名非法卖淫的妇女不做检查，仅仅对妓院里的两千五百个所谓合法卖淫的女性检查，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有那些对医生说“医生，别说我们罗塞塔病了，她可是我们这里最积极工作的人”的女老鸨，医生是不是会让她们满意呢？所以请您闭嘴吧！
谈不上不喜欢。相反，我可以说，她们总是令我有一种悲哀的感觉。通常她们都不漂亮，通常也都不聪明，甚至可以说几乎都不太聪明……有时，这种悲哀几乎让人觉得恶心。您想一想，我曾经是一个丈夫的妻子，我是他的女人。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您知道吗？我有很多追求者，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美国亿万富翁。但我对他说：“我不卖。”
第二个指控是梅毒病例的增加。不过，这一条是权威人士说的。这是他们给出的数据。
您有没有受到她们的辱骂？我是说，您有没有在街上被人认出来，而发生什么意外？
也许吧。数量可能会增加，不幸的女人也可能真的越来越多。那么，前后数量比较的依据是什么呢？有人真的去数过她们的数量吗？以前有人计算过吗？她们到底有多少人？她们让人看见了吗？她们以前没让人看见吗？还是说，之前她们让人看到的机会没那么多？拜托，您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不想见对方的时候，就不会让人看见。但我一直都看到她们出没。我记得当我十八岁的时候，纯洁得像个小天使，和我叔叔一起在柱廊下散步，她们会用自己的包拍一拍他的膝盖，或者拽着他的上衣。我会问：“叔叔，她们想要干什么？她们是谁？”他回答说：“施舍”。所以，在我的法案通过之前，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有一次在米兰，凌晨四点，我有意识地观察寻找着，果然，到处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
她们经常都能认出我，并温柔地问候我，叫我梅林妈妈。我也有收到过辱骂、威胁，都是来自那些妓院老板的。我收到过将近七千封信，有时他们甚至给我写信说：“你还记得你做妓女的时候吗？”然而，那些可怜的女人却对我充满了感激。我至少与她们中的两千个人交谈过，没有一个人反对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炎热的七月，她们中的一小群人来到蒙特西托里奥，哭着说：“夫人，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在一个房间里待了十四个小时，每天与一百二十个人性交……夫人，您能不能将那些妓院都给关了，您会是我们的圣人。”在监狱里时——我曾在七个监狱当过政治犯，她们也还是梦想着有人能把那些喝人血食人肉的妓院关掉。前几天晚上我发现了一个妓院，非法的！而她们告诉我，这仍然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现在她们想和谁约会就和谁约会，也不允许每晚有两三个以上的顾客。真是如释重负。然后，因为她们已经不在档案里了，所以她们也能够全身而退。
我知道，梅林议员，但从来没有人为此感谢过您。他们侮辱您，嘲笑您，中伤您。我们都知道大恩即大仇的道理，人们有时会反过来憎恨恩人，没有一丝感恩之心。所以请您回答我的问题。第一个对您的指控是，自从你的法令实施以来，妓女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所以您从来没有因为卷入这场混乱而感到愤怒、感到遗憾？参与这场乱局花费了您生命中至少十年的时光。
指控？什么指控？我从没做错什么。我做了件好事。
不，不，不！我并没有从那些贩卖皮肉的人那里得到过真正的痛苦，我只从那些贩卖良心的人那里得到过痛苦：真正的痛苦，我是从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那里得到的。您会明白的——当你在一个政党注册四十二年后，你却发现自己被送进审判所，就像那些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处死的圣保罗，简而言之，他们简直就像是前法西斯主义者！我在1919年加入了社会党，这并不是出于特殊利益，我的家庭并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阶层。我那时很年轻，我反对战争，社会党的主张给了我反对战争的保证，起初我担心他们不会接受我，因为我家里有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血统：我的祖父是煤工的儿子，在弗拉塔·波列辛被枪杀，成为复兴运动的英雄；我的曾祖父是拿破仑的炮兵上尉；我的哥哥是奥运金牌获得者，1917年死在贝恩西扎；我的弟弟在战争结束的前两天因为肺部被窒息性气体烧坏死去，年仅二十岁。我那时候还没学会爱世界的前提之一就是要爱自己的国家，我差点为我家里的那点历史而道歉。相反，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我；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意味着真正的绅士，也意味着聪明。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叛徒。有些人是善良的，有些人带着心中的信念，讲着笑话乐观地继续前进：从来没有叛徒。然而，当像我这样的人，被监禁过，被禁闭过，秘密地斗争过，却发现自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为被电死的前法西斯主义者殉道！战争结束后，我说：不要吸纳法西斯主义者，原谅他们是可以的，但接受他们是不行的。然后，我说：不要接纳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打着现代生产力和政治发展的幌子，一点一点地夺取了党的权力，那些不是斯大林主义者的人就是被出卖的国王，那些不和他们站在统一战线的人就是没有读过马克思。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1926年起就知道他是真理，并一直研究着他！
梅林议员，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所以请不要生气。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表现得好像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请不要更生气，我会问您几个问题，其中总结了别人对您的指控。
制度发生了变化，政治也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当今政坛也是如此。今天对权力的征服是冷酷的、科学的，曾经的人道主义美德不再适用于今日。年轻人变得更加刻薄，这是真的，但是……今天的政治不再是一项使命，而是一项职业。
您什么都不明白。让一切有相关疾病的公民，注意，是生病的、不健康的人都接受检查，是一项已经存在的法案，但尚未得到执行，我已经为这条法案的通过奔走呼吁多年，但尚未成功。至于对街边可疑女行人的调查，也行不通。如果没有证据，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她们是非法站街，如果她们没有登记，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再给她们登记一次，这可行吗？我们把被墨索里尼虚伪地称之为“健康证明”的卡颁给她们，那张比终身监禁更糟糕、比奴隶额头上的烙印更可怕的证明，可行吗？但是，您知道吗，当一个女人不想或不能再做妓女的那一天，她会去警察局，扔回那张卡片，说“这是你们颁给我的营业许可证”，接着她会拿着通行证回到家乡，然后一直生活在当地警局的特别监视之下。嗯？她就这样恢复正常的生活吗？您知道吗，如果她有一个孩子，他这辈子都会是一个妓女的孩子。大多数不幸的女人都有孩子，即使这样，对于她们的孩子来说，她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即使她们能够把小孩抚养得很好，让他学习，但总有一天，这个小孩会需要一张有身份证明的文件，或是填报参加比赛的信息。而因为他是一个有前科的女人的儿子，他将不可能成为一个外交官，甚至连警察都不能做。给她们登记，就是把妓女的身份还给她们。您想明白了吗？为什么只给那些因为贫困而成为妓女的女人登记，而不去登记那些住在高级公寓里的妓女、不去登记那些为了一件皮大衣或一件珠宝而出卖自己的妓女？有钱人的情妇不也是妓女吗？此外，不要忘记，意大利接受了联合国公约，在那条公约中明确规定了，禁止以任何理由，包括公共卫生为由进行任何合法的卖淫者身份登记。我们等了这么久才加入联合国，别让我们再被踢出局。
那不是真的，代际之间并没有如此大的区别，人们总是平等的，人类没有变，他们之间总是平等的。我一直深爱着年轻人，请别忘了，我曾经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对他们，我总是尝试着扮演母亲一样的角色，真心地对待他们。事实是他们的恶意不是针对老年人，而是针对他们自己：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另外，政治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所有创建意大利社会党的伟人，都有另一份工作：图拉蒂是律师，我丈夫加拉尼是医生，我是老师，马特奥蒂是商人。所以他们并没有偏见，从政的人不能有偏见，但必须有想法，尊重别人的想法。例如，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允许自己违背群众的宗教意识，冒犯别人的思想和感情。我一直宣扬自由，反抗强加的纪律。
国家可以像接种天花疫苗一样，让每个人都接受检查，无论男女，无论健康还是疾病。警察可以从街边信得过的女性路人入手，从那些蹲点的女人开始调查……
参议员，除了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以外，我不知道您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当然，在一个党派中，这一定很令人不舒服。
嗯。您知道，您的一个同行遇到过什么事吗？凌晨一点半，她从报社出来，一边点上一支烟，一边找出租车。她却被人拦住，说：“您到警察局来一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您必须来警察局接受调查。请出示身份证。”“我没带。但我在这里上班，那就是我工作的报社。”“我们不管这个。刚刚看到您在街上抽烟。所以随我们去警察局吧。”但好在她运气不错，最终解除了误会，拦住她的只是一个死脑筋的警官，他自认为在以她们应得的方式对待她。但是，如果她真的倒霉，被嫖客硬牵着走，就像其他良家妇女行使她们独自在街上行走的权利时不幸被人拽走一样，那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把她关起来，第二天他们会强迫她发生关系。而我会在梅毒检验室里找到她，就像我发现那个没有证件、被迫穿着女仆装的可怜卖淫女，和骑在她的身上那个扮成士兵的嫖客一起被抓时那样，她会哭得很可怜，不得不在那里等上八天：等待答复。为什么要整整八天才能得到答复。我们继续看吧。以什么标准来拦住一个女行人：看她有没有挑逗的神情？嗯？今天有多少女人看起来不性感？这并不是说我想成为一个老巫婆，也不是因为女人化妆太浓、头发梳得太过精致让我感到震惊。相反，我认为这就是时尚，如果明天的时尚告诉她们要穿着“一战”时期的睡袋去海滩，而不是穿着比基尼，她们真的会这样做。但如今的事实仍然是，她们画着精致的妆容，看上去非常撩人。那我们该怎么办？警察会因此拦下她们吗？“您为什么要拦下我，警官？”“因为您是个妓女。”“您是怎么判断出来的，警官？”“从您的外表看出来的。”“啊，是吗？您，一名警察，就可以貌取人了吗？”“你可能病了，亲爱的。”“哦，是吗？警官，您难道是医生吗？用眼睛就能判断一个女人是否生病了吗？”“不许说话，跟我们去医院。”到了医院，他们给她做了检查，也许会发现她真的病了。所以您说，她就一定是个妓女了吗？所以，当警察扮成医生的时候，医生就是警察？让我们继续看。还有什么标准可以拦下一个女人呢？他们说，那种家里有很多男人的女人就很可疑。二十年来，我家里接待了很多年轻男人：我以教意大利语和法语为生，法西斯夺走了我的终身教职。如果一个坏心眼的门房说，我上课只是个借口呢？我年轻的时候长得不算难看，您知道吗？我也有追求者，我丈夫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如果我的门房真的举报呢？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独居女人身上，她们都是正经的良家妇女，但她们被起诉、被驱逐。我是个文明人，即便我尊重我的邻居和他们的自由，但我容忍不了这一点！
不舒服？简直太不舒服了！无政府主义者，你知道，我不认为这是在侮辱我，恰恰相反。自由主义者，嗯！也许吧。我是社会主义者，我真的是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命令我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开始让我疲于奔命让我筋疲力尽。发生了洪水，他们派我去；堤坝倾泻了，他们派我去；不得不连续访问十二个村庄，他们仍然派我去：去吧，可怜的老妇人去淋湿生病了也没关系。直到我辞职并决定不再参加选举。
有的，有时候。
你不遗憾离开蒙特西托里奥吧？
哦，是的。我早就料到，您是带着坏消息来惹我生气的。我重申：我的法案是最符合宪法的，如果最高法院只考虑法官的意志，那么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国家不配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国家是野蛮的国家，我们国家的法官甚至不知道法律的精神和意义。但愿他们能稍微去读一下孟德斯鸠！我是参与制定意大利宪法的七十个人中的一个，您知道，我懂宪法，您也知道，我清楚其中关于公共卫生的条款，因为国民的健康正是我的诉求。这一条款是怎么规定的？“共和国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健康，只要这不侵犯其他人的尊严。”只要不冒犯他人的人格尊严，明白吗？那么，允许那些可怜的女人被迫卖淫，难道就不是对她们人格的侮辱吗？尤其是，她们如今已经没有了合法的身份，那他们是怎么在人群中将她们识别出来的呢？他们在她们之间做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就像他们以前选择那些非法的站街女一样？只要看到一个女人独自走在街上，也没有身份证，或者抽着烟，难道就可以确认了吗？您有没有在晚上一个人走在街上，抽着烟？
遗憾？！我简直想吐！我没有野心，我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我有我的教师养老金，一个月十八万里拉，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不是来拿薪水的，就像有些人做的那样。
梅林参议员，佛罗伦萨法院对卖淫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审判，法官接受了律师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即您的法案是违宪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宪法中关于国家承诺保护公民健康的条款。法官的命令目前正在接受最高法院审核，而且……
您会不会厌倦生活在这种无工作的状态中，您一生都在工作和冒险。您如今过得怎么样？
呵！这个国家里的“大男人”们，他们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求偶天赋的男人，他们却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一个女人的心！如果他们不能赢得女人的心，这些混蛋就穷途末路了。他们为什么不像我在海边认识的朋友那样做呢？有一天，我来到亚得里亚海这边度假，跟他们说：“同志们，你们似乎从来没让我给你们讲解过法令，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不在乎，丽娜。”他们回答。现在我想给您讲另一个故事。一天，我去米兰社会党的研究所讲课，一进去就有人把一只黄色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打开它，上面写着：“同志，想想你用你的法令所做的恶事：一个又老又驼背的鳏夫，除了那些‘窑子’，还能去哪里呢？”我走到讲台前，对大家说，我收到了一封信，我希望这位写信的同志和我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同志，那么，一个驼背的老寡妇，又怎会知道去哪里找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呢？对不起，同志们，谁告诉你们，女人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这与我在众议院的演讲内容大致相同：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一项社会服务，而男性公民有权享受这项社会服务，那么就应该为二十岁及以上的女性公民同样设置这一项服务。对女性公民来说，这是一种社会公平的体现。一些记者评论，我的逻辑是不体面的。的确是不体面，但我从没有说过一个粗俗的词，我总是用“那些不幸的人”来代替“妓女”这个词。而他们竟说我粗俗，我简直像伦敦的牧师一样说话了：“不要称她们妓女，她们只是不会去爱、也没有被爱的可怜女人”。呵，法律！《梅林法案》现在又还有什么新鲜的呢？
我从不觉得无聊，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每天八点起床，打扫房子，我从来没用过女佣，我会自己去买菜做饭，做些简单的菜肴：因为我得过结肠炎，所以我会做些黄油米饭、牛排或牛肝。饭后我自己洗碗，下午我读书写字，或整理我收藏的书籍。但我不去地窖，那里有很多书，因为我害怕老鼠。是的，我对老鼠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恐惧：正如堂·阿邦迪奥(don Abbondio)所说，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就只能感受到恐惧。我一个人住。我丈夫1936年去世，我和他没有孩子。他有三个儿子：两个死于流亡，一个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有时我的侄女会来看我，和我一起去海边，她还会带着她的儿子保利诺。孤独并不像苦涩那样困扰我。我已然适应了不幸，所以从不被压垮：带着超然的心态。
当然，参议员。您的法案再次成为了意大利人如今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他们认为这条法令是一种羞辱。他们抱怨、哀嚎，惊惶不安；他们如此难以释怀，仿佛离这条法案的通过仅仅过去了两天，而不是两年。
在这种孤独中，宗教对你没有帮助吗？
丽娜·梅林：首先，我没病，我很好，有病的人或许是您。我有一颗您这种年轻人做梦也无法拥有的心，我不是来海边养病，而是因为我每年都有来海边的习惯。然后，我并没有满腹苦水，此刻我的状态是平静安详的。如今我退休了，那是因为我不想在退休前就死去；每个人都有权尽可能晚地死去。我苍老的皮肤对我来说是珍贵的，如果我在政坛多待一天，我就会更早地被埋进墓地里。如果您愿意听，我会告诉您一切。我从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同时，要知道，当不诚实的人获胜时，诚实的人就会离开。至于我那条关于妓院的法令……他们难道还在谈论它吗？！
不，不。我是不可知论者。我学的是实证主义哲学。上帝，我既不能否认，也不能承认。然而，人世的感情对我很有帮助。保利诺，过来，让我看看你。保利诺六岁了，他很棒，会弹钢琴……他总是想让我给他讲童话故事……我给他讲《疯狂的罗兰》《神曲》《圣经》里的故事……他在学校得了一百分……我给您看他的成绩单……
奥里亚娜·法拉奇：在蒙特西托里奥，我碰巧去那里的时候，当时您还是国会议员，也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成员。我常常充满幻想地仰视着您，梅林参议员，并不是因为您的名字让人联想到了关于那条关闭妓院的法令，而是因为您的一切，都让人想起了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一个属于古老的社会主义者的、浪漫的、有点无政府主义的绅士而纯洁的世界。我看着您花白的头发，看着您明亮的眼睛，让我回到了那个我从未见过的时代：自由的，世俗的。我觉得自己很想与您谈谈，或者更确切地说，听您说话。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我看来，现在您不再是参议员，也不是议员，更不再是社会党的党员，您满腹苦水（据说），甚至生病（据说），坐在亚得里亚海边一栋布尔乔亚风格的房子的小客厅里，窗外是一片遮阳伞和游客的海滩，来打扰您似乎是不礼貌的。但您关于禁止卖淫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