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婚礼在新港的圣玛丽教堂举行：杰克不情愿地穿着西装和马甲，到场的宾客还被赠予了一把雨伞作为纪念。只能容纳三百个人的小教堂里挤进了七百多人，教堂外面还有四千人。“请大家可怜我吧，”杰克说，“我是不得不屈服于她，因为这个女孩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从而威胁到我的政治生涯。”“请大家可怜我吧，”杰奎琳回答说，“这个男人连一束玫瑰花都没给我买过。”他们俩性格开朗，风度翩翩，不墨守成规，不走寻常路。所以他们彼此相配，不仅仅是体现在审美上：他们都很喜欢书，喜欢聪明人的陪伴，喜欢认真的事情。有传言说，他们本打算在选举前离婚，老肯尼迪曾在灾难发生之前警告过自己的儿媳，没有人出来否认这些传言，但他们并没有分居，当肯尼迪获胜时，美国和世界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联盟，这是之前的美国总统任期内从未有过的事。他们两个看着对方的眼神是如此愉快，如此热情，以至于没有一对明星夫妇能够与他们相提并论。至于她，几个世纪以来，白宫不乏值得敬佩的中年女性，但是她们却带着深深的皱纹，在洗手间布置可疑的装置，习惯有点像乡下人。看到她代替了之前的那些女士，对民众来说似乎是一个奇迹、一个出乎意料的礼物。在年轻人代替老人的近乎令人恼火的寓言中，他们是从天而降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
没有人会梦见自己为一个寡妇哭泣，仅仅因为她是一个有名的女人，而一场刺杀使她更加有名。所有人也都有衡量轻重的能力，即使是有权势的人、著名的人，也有权得到基督教的怜悯，因为怜悯教导我们要公平，正义要求我们为她感动。她无疑是个名女人，总是被奉承、褒奖、批评、模仿，她的任何冒险，都那么轻易地到达终点，包括爱情。我们知道肯尼迪和杰奎琳结婚不是为了算计，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他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他们相遇时，她是一名记者，他是一名参议员，她并没有在找丈夫，她那时候已经订婚了；他也不是在找妻子，他说自己不想结婚。也许他自认为不会成为总统，而她也根本没想过他会成为总统。一位记者朋友查尔斯·巴特勒想让他们互相认识，最终他成功了。他组织了一次情侣之夜，带着自己的妻子，邀请肯尼迪和杰奎琳一同见面，而杰克（肯尼迪总统的另外一个名字）和洁姬（杰奎琳的昵称）都不情愿地接受了，他们或许都是出于礼貌。而见面之后，两人之间立即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和吸引力使他们害怕。“我之前并不想的，”洁姬对她的一个朋友说，“但是，事实违背了我的意愿，也许也违背了他的意愿，从那天晚上开始，杰克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所以从那之后，他们开始经常见面。我们不介意想到，二十二岁的杰奎琳·布维尔——这个在奢侈、富贵与雍容中成长起来的女人，继续从事一项她并不重视、也不需要的工作（“我挣的钱只够坐出租车”，她说），只是为了遇见肯尼迪。事实上，她被任命为驻华盛顿的记者兼摄影师，负责一个叫《女孩调查》的小专栏。在国会大厅里，那时还是布维耶小姐的她采访了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而肯尼迪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当他开始因为一轮选举而缺席时，布维耶小姐和参议员杰克已经非常了解对方，经常互通电话来填补了这一距离。“他每天给我打电话，一天打几次电话，总是在酒吧里，听筒那边还会传来觥筹交错的声音。”她说，杰克是个糟糕的追求者。在婚宴上，洁姬向众人展示了她在订婚期间从他那里收到的唯一一封信，上面写着：“真可惜你没有和我在一起。”
然而，杰奎琳并不满足于仅仅是一个装饰性的角色。她的确是一个完美总统的完美妻子。他是美国人所说的“超自然男孩”，每分钟能够读一千二百个字。而当他陷入这种状态的时候，或许是在早餐的餐桌上，或许是在社交聚会上，只有她知道不去打扰他，如何谅解他。他过去常常全神贯注于读一些他非常感兴趣的报纸，或者研读一本书，而忘记了他周围的人。因此，也只有她——一个在好学校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才能够把注意力从她那古怪的丈夫身上移开，把他的注意力带回自己身边，这时他会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对她喊道：“哦，听听这个！”因此，尽管发生了个人风波，但在重要的事情上，这对夫妇基本上达成了一致，建立了一种人们在白宫从未见过的东西，一种被所有人接受，甚至尊重的“复杂”。不久，波兰华沙的《世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洁姬的优雅外表，不仅表现在衣着的时尚中，还表现在她从不对任何种族抱有偏见的优秀品格，她开放的心态，她对艺术、文学、戏剧的兴趣，以及通常被忽视的高智商。”在被称为政治的战争中，尊重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东西：肯尼迪的敌人对肯尼迪的非凡尊重不仅归功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也归功于她的婚姻智慧。和杰克·肯尼迪这样一个非凡的人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在物质上与之比肩，也需要在思想上与之平等。但是，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她知道如何适应这些，她所做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了体面和优雅。有了杰克，有了杰姬，白宫才不仅仅是一个家，而是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一个阶级的榜样。他们却没有在那里住第二个四年，这是多么可惜。多么可惜，多么罪恶，他们没有能在那里多住四年，一切都在本该结束之前仓促结束了：从仓库里射出的一枪，那里甚至是用来装书的仓库。他生前是那么喜爱看书，而如今，他冰冷的身体却被放在了棺材里。
从世界这台戏中，杰奎琳·肯尼迪的个人戏开始被勾勒出来：她是一个被人幻想出来的幸运儿。事实上，她总是被死亡所困扰：第一个儿子死于1954年，第二个儿子死于1956年，第三个儿子死于1963年，现在她丈夫也去世了。除了死亡，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比如，她的丈夫付出过多少努力与辛劳，她也付出了同等的努力和辛劳；比如，她丈夫肩负着多么大的责任与负担，她的身上也就肩负了同等的责任与负担。1960年，埃利奥诺·罗斯福对她说：“亲爱的，你很快就会知道，当你的男人成为总统时，你就至少失去了四分之三个丈夫。”埃利奥诺·罗斯福所说的留给她的那最后四分之一个丈夫，也被一枪打中了喉咙。她那个太年轻、太英俊、太聪明、也太重要的丈夫，从来不做任何事来避免自己喉咙中枪的可能性，而且他总是坐着敞篷车旅行，总是和人群混在一起，总是避开保镖的身影，有时甚至一个人走进电影院看彩色电影，就像一些赌徒总是喜欢把一切都押在一切上，生命本身也是他们的赌注；或者像一些空中飞人从一个平台飞到另一个平台，从不屑于用安全网接住他们的坠落。是的，杰奎琳当然喜欢当总统夫人，但有理由怀疑，她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乎。她会欣然放弃荣誉，她也会欣然满足于一个富有女人的角色，她夏天在比亚里茨度假，冬天会去百慕大游玩，秋天一定是在纽约或巴黎，只要她能负担得起。或许，在第一次竞选时，她所说的那句话是因为害怕，而不是轻率；也是因为本能，而不是突然想起，她说：“现在是好好玩耍、旅行、独处的时候了，哦，政治！”她也为这场古老的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名为政治的斗争，对那些参加这场战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场战争里牺牲的往往都不是热血青年，而是耄耋老者，留下白头寡妇。但他的头发还是棕色的，直到11月22日星期五凌晨一点，他一根白发都没有。
在华盛顿的大圆形大厅里，杰奎琳穿着血迹斑斑的袍子，回到屋子里准备告别，收拾属于他的东西：他的摇椅，他沉思的时候挠过鼻子或脑袋的铅笔，他徒劳地用来收拾他那头桀骜不驯的头发的梳子，他深色的双排扣外套，每一件的价值都没有超过一百四十美元，却使他成为为数不多的衣着优雅的美国人之一。此外，还有一个在筹备中但不会再举办的派对，以及它带来的深深的遗憾。三天后是他们的儿子约翰的生日，七天后是女儿卡罗琳的生日；他们为他筹划了一个生日聚会，在公寓里摆满了蜡烛、装饰品、花饰和礼物。没有人想过要把这些藏起来或者扔掉，也没有人思考过洁姬看到这一切时会不会心烦意乱。而她看着自己眼前的一切，就好像一巴掌打在了深深的伤口上。远离外面的纷纷议论，我们不难想象她回来时的感受，她一定会回忆起那一段不同寻常的共同生活，温柔又令人心碎：春天的阿卡普尔科，他们在那里度蜜月，他穿着水手的衣服，他黝黑的脸庞总是少年模样；还有那年夏天的梅里伍德，他拄着拐杖微笑着，同时忍受着脊椎手术带来的病痛（某次踢足球时的意外受伤让他在战场上的伤口恶化了）；还有秋天的乔治敦，她报名参加了关于美国历史的课程，因为她说与丈夫相比，自己还是太无知了：“当我听到他在国会发言时，谈论劳伦斯河问题，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比那些苦难的人更讨厌苦难，比那些受到冤屈的人更讨厌不公，比那些受到压迫的人更讨厌奴役。
人们贪婪地从报童的包裹里面扯出一张张报纸，她那张破碎的、精疲力竭的脸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那一刻被无情地拍了下来。她和她姐夫鲍勃站在一起，他甚至都没有搀扶她，因为她不需要。他们站在新总统约翰逊身旁，在那架刚刚运回他那故去好友的棺材的飞机的见证下，后者戏剧性地宣誓就职。她俯身在棺材上，脸颊上不再流泪，嘴唇上还涂着口红，头发梳得干干净净。但是这场悲剧改变了那干枯的脸颊，改变了涂着口红的嘴唇，还有那双镇定的眼睛，通通变成心碎的样子。突然间，每个人都发现了，几乎同时感觉到了自己爱她、钦佩她：这种感觉在那些总是嫉妒羡慕她的民众心里，似乎是第一次涌现。虽然许多人都爱肯尼迪，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爱杰奎琳。虽然许多人尊敬肯尼迪，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尊敬杰奎琳。通常，对她的恭维和奉承都是出于权宜之计，出于势利、世俗或政治上的礼尚往来，并不总是出于真心。她不输女演员的体形和容貌，她的优雅和她的衣品总是被人瞩目；她的发型、外套、妆容，以及骄傲的法国口音总是被人模仿；人们为她写传记，用最甜美的名字来命名，却充斥着冰冷的言辞。他们刻薄地描述她：“这个女人的一生，就是为了到达她想达到的那种地位而不断准备着。”他们谴责她：“她在巴黎买衣服，在意大利度假，使用正确而无用的措辞，只为了在外交场上，能不惜一切代价炫耀自己的优雅。”也许他们说得对，直到得克萨斯州那条街上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她真的是这样：一个极致的天后，对扮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夫人的角色有着过分的追求，一个比明星更耀眼的人物的配偶。她是一个领袖，一个神话，一个未来。我们自己的未来，不仅仅是帽子、法国口音和意大利假期这么简单。
就像他的同胞们沉迷威士忌一样，杰克对于书籍也是同样痴迷。在那个几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的国家里，杰克总是不知疲倦。他的工作决定着全世界的命运，但下班之后，他还有时间画画，做运动，和孩子们一起玩，给他们细致地解释核动力系统，守护着他们长大后去火星一探究竟的梦想。杰克拥有少年般的精力，也有着老人般的智慧，这使他能够去面对所有最危险的情况。他就是那个无所畏惧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把他那健壮却毫无盔甲保护着的身躯展示给三百六十五个可能的杀手。他是那个被所有人需要的人，本应该会在华盛顿这座宫殿一般的房子的二楼再住上四年。也许只是那该死的自动步枪瞄准错了目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相信杰奎琳说的话：她宁愿当时被瞄准的人是她自己，最后也是她中弹。作为一个女人，即使在最发人深省的灾难面前，她也能面容优雅、举止体面，也能说明这一点。而她的那一声呐喊“哦，不！”也许她是唯一意识到他要死了的人。当汽车沿着拥挤的街道行驶时，人行道上的人都在鼓掌，人们甚至没有听到枪声，有那么一瞬间，也许他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自己快死了的人。
在纽约，天很冷，街道上的灯都熄灭了，酒吧空无一人，扬声器也寂然无声。在纽约，就像在美国的任何其他城市或村庄一样。在纽约，就像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成千上万沉默地站在人行道上的人，在他们的喉咙里，呼吸变得冰冷。人们的眼睛在潮湿的眼皮下变得模糊，闪闪发光。在那样加倍的寒冷中，空气是沉默的。但任何一个沉默的人都不会只想到华盛顿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下面那具长长的尸体，也不仅会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它可能会发生，它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现在肯尼迪去世了，就像一百年前亚伯拉罕·林肯去世一样。有那么一瞬间，至少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会想起她：在那一声尖叫和泪水之后，她振作起来，把他的头抱在怀里，温暖他，亲吻他，紧紧地抱着他。汽车向公园医院疾驰而去，到达，刹车，有人出来拿着担架跑出来，用担架将他抬进去；人群跟着担架沿着通往外科手术室的走廊移动；急诊室里至少十个医生等在那里，在他的喉咙附近打开一个洞，试着让他呼吸，再呼吸，然后打开他的胸腔，揭开他的心房，试着让他的心脏跳动，再跳动；接着，听到有人的声音说：“他死了。无能为力。”那一刻，离人们听见她的一声大喊“哦，不！”的那一刻，只过去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纽约，整个美国，整个世界都仿佛都冷却、僵硬了，就像那具长长的尸体。十个绝望的外科医生将它拆开，试图把他活着还给我们，但只是徒劳。
他走了，她不是不存在了吗？这个世界将会永远记得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他在四十六岁六个月零六天的时候，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被谋杀。但是，这个世界将一点一点地不再去谈论她，她将一点一点地被遗忘——被爱她的人，也被恨她的人所遗忘。而此时的白宫即将迎来一位新的女主人：一位四十九岁的女士，有一头棕色的头发，敏捷的身体，羞涩的脸庞，总是有点胆怯的样子。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二岁，一条叫小比格·约翰逊的狗。她拥有一家广播电台，是一个穿着高跟鞋和套头毛衣的女商人，她喜欢学习俄语，说得也很好。她的朋友们都叫她伯德夫人，她叫伯德·约翰逊，是美国新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妻子。和她丈夫一样，伯德夫人也来自得克萨斯，她在得克萨斯州出生长大。这一切如同命运的玩笑，同样在那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自己夫人的眼皮底下，在一次游行中，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开枪打死，就像在西部片中一样。一场杀死了我们所有人的谋杀，一次深入美国人灵魂中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纽约，为什么整个美国，即使在夏日里也寒冷如冬。所以，为了他，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在纽约，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未来，从未见过如此的黑暗。但杰奎琳不会落泪。
她看着他，在枪响之后向后倒着，慢慢地滑下汽车座椅，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就在她旁边。在车内，前一分钟他还活着，对人群挥手致意，笑着，而现在他就快死了，就在她旁边，他的喉咙和后脑勺被自动步枪的子弹刺穿，他的眼睛因惊讶和怀疑而睁得大大的，鲜血浸透了他的胸部，背部和整个身体，现在几乎是冰凉的。然后，她扑向他，遮住他的身体，但一切为时已晚。他们看见她跳了起来，大叫：“哦，不！”她身上也沾满了鲜血。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十二点三十分，太阳照耀着达拉斯，这座得克萨斯州的城市因目睹了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遇害而被载入史册，就是这位总统，曾向我们承诺将和平维持至今。汽车在拥挤的街道上行驶，人行道上的人们欢呼雀跃，许多人甚至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伴随着游行队伍的混乱，喧闹和欢快，只有那么一瞬间，也许只有她一个人意识到，意识到自己身边这个男人正在死去：因为谋杀，年仅四十六岁六个月又六天。即使不是杰奎琳·肯尼迪，即使不是美国的第一夫人，美国的前第一夫人，都完全有理由惊恐万分。看到他在自己眼前被害，而他就在她旁边，坐在同一辆车里，抚摸她的手臂，对她说些什么，好好呼吸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年轻，健康，幸运，充满活力，充满热情，嘴唇微张，唇边带着笑。而现在，他已经死去，离开她了，就在她嫁给他十年之后。她失去了他，即使他不再有当年的魅力，即使习惯、尊重、情感、常规和钦佩在他们之间已经织成了一道不同于当初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温柔纽带。她的丈夫，那个与她生了两个孩子的男人，她的伴侣，那个她指望着和他一起共度余生的人，在她眼前逝去。就在三个多月前，当她刚出生的儿子去世时，孩子的父亲，就是这个男人，还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哭泣。即使他不是杰克·肯尼迪，即使他不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最有权势、最受爱戴、最令人畏惧的人之一，也有理由保持沉默和沮丧。也有人为她的行为感到震撼，这位受人尊敬、万众敬仰的著名女士，这位野心勃勃、饱受争议却一直被效仿的女士，这位亿万富翁的女人，这位享有特权的女性。她的每一次冒险都一帆风顺，就像她嫁的那个男人一样，她同样也拥有一切：美貌，财富，威望，荣耀，孩子，爱情，尊重。的确，我们很清楚，故去的人是最悲惨的。但更悲惨的是留下来的人。现在他被杀了，剩下的不仅仅是我们；我们带着各种怀疑、恐惧、无助和不安，还有她，她也留下了。他曾经的妻子，一位备受瞩目，也遭无数人妒忌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