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明确的授权，并且你知道只要在既定政策框架下你的上级都会支持你的决定，那么你就能够做很多事情去管控问题、经营关系。里根总统就非常善于向下属提供这些便利。
而在克林顿总统手下工作的官员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位自行其是的总统。他明天的想法与昨天的想法就可能不一样。如果你从积极面来看，那么克林顿就是睿智的，很快能适应全新的政治环境，只要他认为合适，就会从善如流，毫不犹豫。如果你从消极面来看，那么他手下的人往往没有明确的工作方针。他们很难驾驭政策，因为如果政治环境有变，他们就不晓得自己的决策是否仍能得到总统的支持。
老布什总统是一位有明确想法的专业人士。在担任总统前，他已经有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当遇到高明的顾问时，他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能够从他自己的经验出发，知道如何利用从他下属和顾问那儿获得的信息。
尽管我没有资格去评价更早期的总统们，但我听说卡特总统喜欢参与政策细节制定的工作。里根总统的政策非常稳定，但对细枝末节的问题并没有兴趣。虽然我不同意里根的很多政策，但我必须说有一个作风稳定的领导人对国家来说是一个优势。里根的下属们明白他们肩负的期待是什么，他们就可以相应地作出决策，因为他们知道高层会采纳这些决策。
一般而言，任何一位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华盛顿特区工作的人，都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才能适应这个政治主导的环境。由此我能明白任命一个有在政府高层工作经验者的价值所在。
一个人从当选总统到正式上任，总有一段过渡期。基辛格认为里根和克林顿在当选前对中国都非常强硬。但一旦进入白宫，他们就意识到他们不得不与中国共事，最终都与中国领导人紧密合作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反过来，他们注定要承受外部人士的新批评，认为他们过于迁就对中国的主张。
“奈—傅高义倡议”
在华盛顿特区时，我注意到政府高官时常遵循下属的建议行事，只要建议本身并不违反现行的政治判断，或是不会对其立场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
当我回顾我的政府工作生涯（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时，在我所参与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我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4)以及其他人共同参与起草的协议。起草工作始于一九九四年的夏天，完成于一九九六年四月，旨在使美日在宏观的国家安全关系上达成协议。有些人称其为“奈倡议”，也有些人称为“奈—傅高义倡议”。
虽然我之后回到了私营机构，但多亏我在政府的工作经验，让我对政府的运作方式有了更好的理解，也认识了更多政府机构和决策圈的人。我希望自己年轻时就能知道这一些，这样可以在教师岗位上干得更好。
约瑟夫·奈常让我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是哈佛大学青年教师的日子。自从他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后，他更关注欧洲与非洲问题，而每次遇到他时，我都会提醒他也应该多关注亚洲。奈总是对世界各地的情况充满好奇，并且喜欢对比各类国际关系专家们的观点。他一直明白，对国际关系专家来说，深刻了解他所研究的区域是多么的重要。多年来，我从奈那儿学到与国际关系有关的知识，但他自从向我请教日本、中国的问题后，他就会叫我“先生（せんせい）”。我比他年长，但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与我平等的同事，而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过，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间我在美国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时，则是在他手下工作。我们都是在一九九三年去华盛顿特区的，也都在一九九五年回到了哈佛。他成了肯尼迪学院的院长，而我则成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时我也曾是该中心的主任），之后又成为亚洲中心（人文与科学）的主任。这个中心是在槙原稔(5)等日本人士赞助下，于一九九七年成立的。奈和我回到哈佛后，就一直在亚洲问题研究上进行着合作。
我先前提到过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就是理查德·阿米蒂奇(3)（Richard Armitage），当时他是助理国防部长。他告诫我，在很多灰色地带，没人知道究竟是谁负责，而你只要踏入这些灰色地带就自然而然能让事情起变化。他说，如果你占据这些地带，那么就会以为你是管事的，听你话来行事。我听取了他的建议，开始进入一些情报与政策之间的灰色地带，因为我觉得这能让我手头工作干得更好。
一九八九年根据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要求，我组织了一个关于日本政治的学术研讨会，约瑟夫·奈参与了这次研讨会。
第六，有门路是很重要的。那些有门路接触拥有决策权的政府高层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力，而“看门人”同样非常重要。我花了一段时间后才慢慢意识到这点的重要性。早些时候，我非常天真地为自己认识很多日本领导人而感到自豪。但这种洋洋得意吓到了我认识的两三位有门路接触最高决策层的人。结果他们并没有把我介绍给更高层的人，因为他们担心会因此丧失“看门人”的资格，而我只能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去拜见那些高官。
我们都认为这个研讨会非常有趣。奈是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第二年他问我是否能在国际事务中心也办一次一样的研讨会。于是，我就和约瑟夫·奈、苏珊·法尔（Susan Pharr）共同成为了组织者。一九九二年夏，奈作为阿斯彭战略研究所（Aspen Strategy Institute）(6)的成员问我，能否帮他组织一个为期一周左右的日本研究项目。所以可以说，在我们为政府服务前，就已经围绕亚洲安全问题做了很多思考。
第五，应对官僚体系中的人保持足够多的尊重。在情报界和诸如国防部这样的地方，我见识到不少睿智、敬业的官员。批判官僚们是容易的，但我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理应从现行官僚体系中获得更多的尊重与关注。
一九九三年，约瑟夫·奈受邀去了华盛顿，成了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于是，他邀请我作为负责东亚的东亚情报官员加入国家情报委员会。奈的副手格雷戈里·特里弗顿（Gregory Treverton）和我是离开哈佛、加入奈团队的仅有的两个人。一九九四年初夏时，我开始意识到日本方面正在着手起草新的防卫大纲，这是近二十年来的头一遭。同时，我们也完全不清楚在这份未来五年的中期规划中，他们究竟对美国有何期待。
第四，与国会打交道时总让人感觉非常沮丧。国会议员非常忙碌，当我们在国会委员会的会议上通报情况时，委员会的成员们可能在简报会开始时出现，但中途就离开了。跟其他委员会成员进行通报时，我必须反复重复不少之前的发言内容后才能继续。国会议员很少有时间来深究讨论中的各类线索。与我们共事的工作人员大都很聪明，但他们有时会陷入那些获取信息更多的官僚们的猜疑中。
若无法妥善管控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导致不稳定性和重大错误。于是，在一九九四年约瑟夫·奈从国家情报委员会被调往国防部前，我向他提议，应就美日两国在后冷战时期在安全关系领域缔结新的协议进行考虑，我们围绕这项考虑展开了宏观层面的讨论。我觉得没有比我们预先考虑这类大方针更能让日本方面感到欣慰的了。
我发现准备一场简报会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操练。令人沮丧的事情总是不断出现，很多时候我甚至都轮不到呈报自己的简报。我必须准备有关各种问题的资料，但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人会问我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太忙了又或是更关心其他不同的议题。有时候为了第二天的情报报告不得不熬夜加班，但又被临时通知情况有变，会议取消。
奈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即便是他去国防部后，我们仍就这个问题保持密切合作。当时他的职位是助理国防部长，这个职位有助于我们从国防政策角度去考虑与日本的关系。奈一去国防部，他负责日本事务的助手保罗·贾拉（Paul Giarra，往往与我所见略同）和我就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起草给奈的建议，这份建议也为之后的倡议定下了基调。靠着我在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职权，我找了相当多官员咨询意见，例如东京的蒙代尔大使、拉斯特·戴明（Rust Deming）等，国务院的汤姆·哈伯德（Tom Hubbard），白宫的斯坦利·罗斯（Stanley Roth）以及其他一批精通防务政策的华盛顿退休官员，例如道格·帕尔（Doug Paal）、理查德·阿米蒂奇、迈克·阿马科斯特（Mike Armacost）。我也跟在华盛顿的日本外交官进行了沟通，尤其是栗山大使、饭村（Iimura）、石井（Ishii）、桥本（Hashimoto）、高见泽（Takamizawa）。此外，我还向包括前首相在内的几位日本政治家征询过意见，他们都是我之前所结识的。另一位在华盛顿、经常见面的老朋友是船桥洋一。在如何跟日本官员打交道方面，他总能给出很多优秀的建议。我意识到会打日本麻将在日本究竟有多重要，在华盛顿肩负重任后我想要多练习。我相信这对我帮助很大。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我们都能与各类优秀的官员、退休的官员合作愉快。
第三，贯彻提交“一页报告”的规矩对智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最高层政府领导人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因此只有有限的时间来处理你的报告。“一页报告”迫使我在思考问题时更简单扼要。我必须考虑究竟哪个问题才是政府领导人应该知道的，而我又如何用尽可能精简而合乎道理的语句呈现。
当围绕这个日后被称为“一九九四年夏季倡议”的建议开始大范围磋商后，我们得知一九九五年九月美国国防部长将和他的日本同行举行会谈。而克林顿总统也计划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东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与日本首相举行会谈。
此外，高层外访也是向政府高层通报某地区情况的良机。例如在我任内，总统曾计划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政府最高层领导人时间宝贵，不能只是递交一份一页纸的情况简报，还应该在他们真心愿意聆听时向他们提供信息。于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召开前的这段时间就被视为帮助我们高级官员了解相关议题的最佳时机。在准备简报时，可以将各方有关这个国家的重要信息整合起来并提交高层领导。我们自然会想到：“这是一个为他们科普印度尼西亚的好时机。”
我们一开始就计划这一系列大规模磋商的成果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的部长级会议上体现出来，并在克林顿访日时最终形成一份双边协议。奈与时任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关系紧密，所以能够保证我们的努力能与最高决策态度保持一致。一切尽在掌握般完美，直到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于政府预算危机，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取消了访问。(7)克林顿总统认为眼前的预算危机使他不可能离开华盛顿，去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第二，外国国家领导人与高官的外事访问，会引发一系列事件。较之过往，我更乐意看到有高层访问。正因为有高层访问，才会迫使官僚系统不得不在你向总统做简报、在你有立场报告之前，先达成内部共识。
于是，一九九六年春，克林顿总统另行安排了一次赴日访问，在东京签署了重新定义双方安全领域合作关系的防务协议。而这份协议正是我们之前倡议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个协议对稳定双方关系助益极大，因为它明确了双方各自的需求。协议也是美日双方合作达到新高度并产生实质成果的一个标志。
轮到我报告时，我会做一个两三分钟的简报，介绍亚洲眼下的最新动态。接着在某个时间点，会有人开口问道：“我们如何跟国会处理这件事？”接着，大家会讨论上二十至二十五分钟。然后，又有会有人问：“我们如何跟媒体处理这件事？”然后就又会讨论二十至二十五分钟。这会儿离会议结束大概还有五分钟。主持会议的官员会交代下属去起草一份会上讨论具体问题的政策文件并向所有参会者通报。实际上，在我看来，那些围绕具体问题、不同观点的讨论以及这些讨论对行政系统的影响，往往比外交政策本身还要重要。
奈和我都认为四十年来的美日同盟取得了成功，两国今后的同盟关系对保持区域稳定意义重大。无论是奈，还是我，也都不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间，我曾与一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保持经常性会面，让他知道我们的想法。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奈与我都坚信美日安全协议为区域稳定提供了保障。这既符合美国、日本的利益，同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令人遗憾的是，华盛顿最高层的官员们没有与中国最高领导层充分讨论、沟通，导致中国政府认为美日协议就是针对他们的。奈和我都认为美日安全同盟日趋稳固后，美国下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围绕双方的公共利益，与中国开展紧密合作。我们也认为日本能更积极地与中国开展合作，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第一，我认识到政治的力量有多强大。许多人只是理论上有了解，我则在实际行动中见识过政治的力量，因此印象也更深。在我看来，白宫副部长层级会议上有关东亚的讨论就足以显示政治力量可以强大到什么地步。这类会议的参会者包括国务院、商务部等各部副部长层级的官员。我则代表情报界负责东亚事务者出席。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可以列举一个典型例子：
一九九六年春天后，美国与日本继续发展出了一个总协议。令人欣慰的是，双方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树立了“政策指针”。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另一个哈佛人，奈在国防部时负责东亚事务的副手，在奈和我离开华盛顿后，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才有了这些成果。一九九六年春季中国台湾海峡危机后，中美关系虽有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台湾海峡的紧张状态以及一九九九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双方关系的发展并不算顺利。尽管如此，如跟日本那样，与中国进行紧密合作，仍旧符合美国利益。
在国家情报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学到了以下几条有关美国政府的经验教训。
(1) 国家情报办公室即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2005年前，中央情报总监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兼任。“9·11”后美国对其情报系统进行了改造，新设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统筹包括中情局在内的16个情报机构，由国家情报总监统一领导。
我的工作并不是制定政策。相反，主要是研究亚洲的局势动态，整合分析来自例如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各类情报机构的信息。我深感自己有责任让身处决策层的领导人能实事求是地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
(2) 1994年1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召开了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
在卡特总统执政时期，我就曾婉拒了为美国政府工作的机会。不过，一九九三年，我又有了一次在华盛顿特区为美国政府效劳两年的机会，职位是在国家情报办公室(1)，负责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工作。这给了我一个获取美国外交政策决策、制定过程第一手资料的良机。
(3) 理查德·阿米蒂奇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早年参加过越战。里根政府时期曾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小布什政府时期，出任副国务卿。他是美国政界、学界首屈一指的东亚问题专家。
在哈佛时，我也为本科生设计了东亚研究项目，并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九〇年间亲自指导，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我们有很多好学生。我出身于一个具有强烈社区联系意识的俄亥俄小镇，因此也努力希望在哈佛的这些项目中培养社区意识。
(4) 作为国际政治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先后担任过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及助理国防部长。他所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巧实力”（Smart Power）等概念已成为各国所推崇的国际政治理念。他曾与阿米蒂奇一道为布什政府起草过对日战略的分析报告即《阿米蒂奇报告》，2009年奥巴马进入白宫。他曾获提名担任美国驻日大使。
为了准备这门课，我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研究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并时常造访这些地方。
(5) 槙原稔，历任三菱商事社长、会长、特别顾问以及东洋文库理事长。
早在我的研究生时代，就记得当年的老师们如何将“西方工业社会”作为一个意涵单一的术语来使用，相信所有工业社会都理应是西方式的。当我开始教这门课的时候，日本已完成工业化，而韩国与中国台湾则在高速工业化的进程中。有趣的是：东亚的工业化进程与西方有什么不同？是否有两种工业化的基本模式？这些正是我希望探讨的问题。
(6) 阿斯彭战略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是全美乃至全世界范围拥有极高知名度的非营利学术研究机构。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政治领导人培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我研究亚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哈佛大学度过的。期间，我深深感到哈佛大学在拓展知识前沿、提升全世界才智的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第一》出版时，哈佛大学开始建设所谓“核心课程”计划，并要求教师们去设计与之相适应的通识课程，而我被要求负责设计与外国文化有关的课程。我想制定一个符合“核心”要求的课程，因此就开设了一门有关东亚工业化的课程。
(7) 1995年11月，由于时任总统克林顿否决国会预算案，白宫与国会互不妥协，导致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首次关门。在双方对峙五天后，克林顿同意今后七年平衡联邦预算的计划后，联邦政府才重新运作。然而，12月后白宫与国会冲突再起，联邦政府再次关门直至次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