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速度非常迅速。电视已几乎普及到农村一级。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超过一亿人口从农村迁到村镇、城市和沿海地区，当他们回到农村探亲或生活时，农村人就会问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西式快餐、化妆品和服装款式的更新传播速度非常惊人。这些新观念遍及中国各地。传统乡村生活正在经历快速变化。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在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城市广州有一家书店，名为“广州购书中心”。这家书店的规模大概是哈佛广场上最大书店的六至八倍，与东京八重洲图书中心或纪伊国屋书店规模相当。在忙碌的一天中，无论什么时候，广州购书中心里肯定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名顾客。书店有很多外文书籍或从其他不同语言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我觉得，任何一个想要向中国说教开放的美国国会议员都应该先到这家书店来看看人们如何兴奋地面对新观念和新知识。有人会说他们只是翻翻而已，但收银台前就像超市一样大概有十个人排队，大量的书被卖掉，就像浏览过的书那样多。这是广州最大的书店，在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的书店。在中国能广泛讨论的观点非常有限。我们西方人还不能很好地理解当很多中国人看到国外思想以及思考如何将之应用于中国时的那种兴奋。政治气氛的偶尔收紧并不能阻止这种趋势。
幸运的是，在华盛顿，行政部门的头脑比一些报社评论员、国会成员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头脑要冷静得多。一九九八年六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这是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总统的第一次对华国事访问。克林顿总统概述了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他希望自己的访问能激励中国变成一个“稳定、开放、繁荣的国家”，这显然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所在。
美国媒体应该采用更平衡的方式来对中国做新闻报道。中国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中国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革，这些改革远远超过了一个阅读西方媒体的读者所能想象的。不仅仅是中国有了更多的农村选举以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出现的更多不同声音，还包括可获取的信息量大幅增加、意见更多样化、法治扩张和更广泛参与国际组织。我曾撰文说：“自一九七九年起，我每年至少访问中国一次并经常返回相同的大学、乡村和工厂。我见识到了所有其他有经验的观察家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运行良好，也体现在表达意见的自由上。”
财政部长鲁宾曾强调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如果一切按照大部分人预想的那样发展，中国将在下世纪前五十年的某个时候，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很多美国政府和政治舆论人士将中国力量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一个潜在“威胁”。题为《即将到来的对抗》和《文明冲突》的两本书在美国引发了关注。媒体在头条位置对“中国的贸易失衡”、所谓的“侵犯知识产权”、“逐步增加的军事开支”进行批评。
三角陷阱
美国vs中国综合征
诚然，有些日本人像美国人一样，担心中国增长经济的同时会在全亚洲“扩张其霸权”。一个成长中的强国经常会导致不确定性并引起恐惧。修昔底德的结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斯巴达将雅典视为一个成长中的强邦并将对自己造成威胁。
所以，中国有发展世界级科学研究的巨大潜能。中国尚未对工业效率和质量控制做出区分，但是中国的一流大学正在努力攀升成为世界级的大学。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前，中国很有可能会在一些基础科学领域奋力赶到日本前面。
探究二战的原因，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日本和德国两个正在成长中的强国使其他国家产生了忧虑，彼此间恐惧的恶性循环导致了战争爆发的紧张局势。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强国没有很好地被其他国家或强国制衡。苏联的崛起也导致了冷战，并参与在朝鲜、越南等地区的战争。
很多有能力的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大学或研究中心工作。有些人会回到中国，但他们和中国国内科学家的关系并不亲密。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告诉我，几年前有位华裔美国人在休斯敦宣布他在超导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的有着共同中华民族背景的物理学家们一整天都在相互打电话奔走相告。
我不认为中国应该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威胁”。阻止新冷战是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所在。我相信中国想要以积极的方式伸出双手，这样才能使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中国以建设性的方式共事。如果其他强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其敌人，但我们将其视作朋友的话，中国就能成为可靠的朋友。
中国确实拥有一个优势，即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驾驭多样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本就是一个拥有一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陆强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海外有大量华侨。这使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比日本更有优势。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单一文化为主。在国际会议上，中国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显得更加自如。他们看待问题的视野更宽阔，世界主义观念也令他们在全球化舞台上拥有巨大潜力。
三角关系的危险之处在于，一方力量可以拉拢另一方以对抗第三方。另外一个危险是当其中一方觉得另一方忽视自己的感受时，就可能会觉得被冷落了。克林顿一九九八年六月去中国时没有提到日本，就在日本造成了紧张，因为有些日本人担心美国可能会以牺牲日本为代价而和中国站在同一边。虽然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克林顿未提及日本一事在日本官员中制造了不必要的焦虑。
从世界范围内获取的信息来看，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保证了相当比例的日本人能与全球发展处于同一个频率。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间很难达到这个水平。
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间，美国和中国努力改善双边关系。然而，当北约战机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美中关系开始进入紧张时期。美国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中国人的反应自然是非常愤怒。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示威者发泄对美国的愤怒。示威人群包围了北京的美国使馆并向使馆大楼投掷石头。
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与在国内的中国人在中小型企业经营上已非常成功。不过，在全球市场真正成功的中国大企业、大公司并不算多。日本人已经学会如何高效运营大型乃至超大型企业。中国有句谚语，“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对中国人来说，要培养出能使大型企业高效运营的组织忠诚度和纪律并不容易。
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国事访问期间，中日两国仍未能达成和谐关系。两国高层之间缺乏理解，因此中日关系仍然紧张。在中美之间平衡好自己的位置，将是日本面临的艰巨任务。为此，日本必须更加有力地在亚洲地区规划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议程。
尽管中国在四十年内有可能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并且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将经济实力投射到全世界。只要日本继续与美国结盟，那么中国的军事力量对日本来说就不会是威胁。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在全世界购置资产的能力以及掌握的高技术都将帮助日本在今后数十年间继续维持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
朝鲜半岛
在工业制造和商业管理领域，我看不到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有赶超日本的可能性。
朝鲜是个封闭的国家，有一百万人手握武器，还有三分之二的军事力量部署在长达一百公里的朝韩边境线上。自冷战结束后，苏联援助终止，朝鲜经济下滑。改善经济需要改革开放，但朝鲜领导人仍担心开放会威胁其政治制度。朝韩两国都希望统一，但是巨大的差异导致两国分裂长达半个世纪，实现统一变得极其困难。在东西两德统一后，很多韩国人逐渐意识到统一的代价会有多大。他们明白和联邦德国相比，自己没有统一所必需的财力，因此很多韩国人对统一变得冷淡。经济统一问题比韩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更大。
由于这些难题，中国在未来五十年内不太可能成为第一。如果中国能处理好这些转型期的问题并提高效率，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取代日本成为主要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将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已经快速崛起为区域内的重要力量，也在快速与其他国家建立和深化关系。但这与为该地区提供领导力和发展方向是两回事。中国的经济无法与日本高技术相提并论，但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它高速的发展预示这个区域未来的发展前景。
无论如何，朝韩两国想要重新合并的愿望在韩国仍很强烈。朝鲜人和韩国人之间的个人仇恨迹象十分罕见。朝韩两国之间也不像南斯拉夫那样存在地区仇恨。
在不少地区公共投入削减后，人们开始为还房屋贷款、医疗、退休养老以及孩子教育储蓄。
历史上朝鲜半岛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因此重新统一的愿望仍很强烈。深思熟虑的韩国人知道若为重新统一创造一个机会，韩国有可能会迅速行动并愿意支付统一所必需的高昂成本。除非两国走在统一的进程中，否则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
社保福利也部分被私人化了，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优渥的社保体系。或许要花上好几十年才能建成一套妥善的社保财政体系。
有迹象显示，朝鲜人开始回应韩国的“阳光政策”以及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与韩国、中国、日本共同合作所做的努力。朝鲜似乎对于在不给韩国过多权力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缺乏信心。
农村地区住房基本上都已经是私有的，中国城镇也会快速开始房屋私有化的进程。许多工作单位，包括政府机构，都在根据工龄长短、职位高低向本单位员工打折出售原来的公家住房。因为有大量住房供应给新婚夫妇，结婚率会上升到顶峰。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情况，那些单位效益比较好的人可能会获得更多、更好的房子，而没有什么资源的单位的职工则可能什么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那些通过单位帮助而拿到房子的人在五年内不能再次出售，但之后可以出售，那时他们就比其他人富有了。这种不公平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不可能建立一套举国一致的标准体系。唯一的现实做法就是在宏观层面调控住房私有化的进程，而交由各地方去处理具体问题。各个家庭会在各自单位争夺自己的利益，并努力使之最大化。早在十年、十五年前就分到房子的高层管理人员，经常能够再搬去条件更好的新房，而将旧房子留给低级员工或年轻的新婚夫妇。
如果朝鲜有和平红利，军队中一百万身穿制服的军人，将面临削减国家预算中的巨额军费储备的巨大压力。享有巨大特权的军队领袖会支持威胁自己特权的开放吗？
中国领导人将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并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
享有特殊津贴的朝鲜军队高级官员可能会抵制。面对国家开放，公共安全官员会作何感想呢？
中国人也在压缩他们的政府规模。一九九八年，中央政府压缩了规模，地方政府亦效仿。全中国的人都在学习邓小平理论，以迎接下一步改革的需要。一位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学者曾指出，如果政府不精兵简政，那么在具体领域就很难有批评建议之声。只要不反对基本政策，对一些错误的批评是应被允许的。因此政府的精兵简政将会继续。
在朝鲜公开表达观点是不安全的，但我怀疑朝鲜表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关于“开国”或“锁国”的辩论。朝鲜领导人必须要应对开放问题，因为从长远来看，通过发展核武器或导弹威胁来获得其他国家巨大的援助，并不能拯救国家。
国企员工的大量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下岗的情况很难轻易改善。而下岗职工往往又不愿意如农民工那样拿着低薪去干艰苦的工作。这些人被从舒服的温饱小天地里赶了出来，却仍指望还能得到照顾。
如果平壤能以某种方式安全地处理开放问题，我相信朝韩之间可以启动一个增加双方非常有限接触机会的政策。韩国企业可以在朝鲜的特区进行投资，来自韩国的游客人数也能迅速增长。
在中国的国企改革过程中，不同于许多大型企业倒闭或者破产，很多企业其实等着被卖掉。许多中小型企业已经被卖掉，因为地方政府发现关闭或让其破产会损失更多的钱。然而很多设备过于老旧，以至于无人愿意收购。这个问题在中国东北地区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尤其严重，这都是大型国企扎堆的地方。
韩国总统金大中不仅在自己国家被证明是一个强大的、受欢迎的领导者，在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当日本民众被问及哪个亚洲领导者是他们最崇拜的，金大中在他们心目中是名列前茅的。
中国总理朱镕基的首要政策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用三四年时间在其他领域推动一系列经济改革。不少身处事外者批评朱镕基所承诺改革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当我为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写《亚洲更新换代》时，就指出：“我的印象是朱镕基直面那些批评，也非单打独斗。他拥有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并努力将中国带出困境。他拥有中国所需要的优秀才干。如果他不幸失败，那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问题的难度。”
我很多年前在哈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金总统，也为第一次邀请他到哈佛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我对他在过去十年中作为一名领导者所取得的巨大成长印象深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大中来到哈佛时，仍处于曾被韩国中央情报部缉捕的压力中，正在从几乎丧命的状况中恢复。当时，他的情绪仍与这些斗争相关联。但我相信他仍有卓越的知识和本事。在哈佛这一年，他研习了国际政策。金大中很有历史感，相信民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他的“在野经历”给了他思考政策的时间。
我们必须从不同维度来审视和考虑中国与日本的相对实力和弱点。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正如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就曾说过：中国有潜力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过，最快也要等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现在的中国依旧是一个欠发达国家，而面对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难题可能比日本的更棘手。比起日本，中国还不富裕，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低效系统束缚着其发展，还有十三亿人需要解决吃饭问题。
人们可以想到二战前的那几年，当丘吉尔离开政府并明确自身立场，或者以毛泽东以及他身边的人为例，当他们在延安时就有机会思考一旦获取政权该怎么做。纳尔逊·曼德拉是另一个好例子。
在演讲的提问环节上，经常有人问我：“如果日本不再是第一，那么中国会成为第一吗？”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什么领域的第一？军事力量、经济影响力还是教育成就？
金大中是这些除了有智慧，还经历了艰难时期并有时间思考这些问题的特殊人物中的一员。他希望采取足够大胆的措施来达成自己的愿景，而且非常自信。由于随时有可能被杀害，他曾在很长时间内直面死亡。在这些问题上，他会采取强硬立场。我认为金大中努力打破朝韩僵局将会带来长期影响，正如金大中大胆改善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那样。
中国
很多日本人意识到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符合自身利益。我不同意有些西方政策分析人士所假设的那样，即日本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分裂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些在日本的人士从战略立场来看待这些问题时，可能会说继续分裂符合日本利益，但是日本领导人明白试图减缓朝鲜半岛人民想要重新统一的进程是不明智的。朝鲜半岛的稳定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领导人也知道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