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日本人中经常出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对民族主义直言不讳，很多日本人也同意他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根本没必要公开宣扬。当石原号召关闭东京的美军基地时，他们也根本没必要围绕在石原周围。我认为石原能当选知事是因为他的坦率，我在东京都选举不久前，问一个出租车司机会把票投给谁，司机回答说会投给石原，因为他敢于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家们公开对抗。
我认为未来亚洲几乎不会对日本民族主义感到担忧。日本人已彻底摒弃二战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我也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想要恢复那种只会令他们难以与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共处的民族主义。
问题在于如何对民族主义进行正面宣传，撇开那些褊狭的看法、歧视、敌意的负面因素。日本人对他们在传统艺术、音乐、园艺、宗教和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感到骄傲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愿望是可以将这些论文作为一个基础来激发今后几年开展真正的研究。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不带私人责难、允许学术讨论的氛围，从中发现某些能被各国学者接受的事实。此外，我们应该明确定义因原始资料争议需要商榷而不被认同的领域。
日本人对过去从外界快速吸取新观点、新概念有一种长期而复杂的怀旧之情。我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日本最后一辆蒸汽机车被替换成电气机车时，很多媒体都做了大量关于蒸汽机车的怀旧报道。尽管日本人对旧时光的缅怀和回忆是非常强烈的，但他们往前走的速度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快得多。
东京国际文化会馆的加藤干雄已经同意在二〇〇〇年初主办一场会议，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启动这场会议。一些日本学者对参加这场会议持谨慎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在会议中遭到中国和美国学者的抨击。我希望能打造一个真正的学术会议，避免诸如此类的抨击。第一次开会时，我们要求来自每个国家的学者准备一篇书面综述论文和一份自己国家的原始资料参考指南，另外还要准备一篇关于各个图书馆及馆藏档案资料的论文供研究人员探讨。
日本人珍惜自己的历史，也有极少数人想要回到汽车和电气设备出现之前的生活。日本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他们对外来者极其仁慈慷慨，但也让很多外国人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更善于举办交流项目，但很多外国学生在离开日本时对日本的友善要比他们刚抵达时少得多。目前，日本的对外援助超过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有时候，援助是以帮助日本企业的方式进行。当一个外国政府向日本申请援助时，日本贸易公司会协助他们准备援助申请，这样日本公司就能从中获得基金。令人意外的是，有一定数额的基金被指定用于有利于该贸易公司的项目。其实这很正常，任何一个国家在获得援助时，向日本宣扬不从自己本身的利益出发，这是不现实的。其他国家也有办法帮助他们的企业。
我们三个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两个项目。一是关于中日美三国自二战至今的外交关系研究；另一个是在我极力推动下才开始的，即来自中日美三国的学者审视二战的中国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换言之，我们希望将每件事都摊在桌上，由不同的团体来分析讨论。我相信这是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更深入关系的重要基础。
我认为援助项目仍然需要反思和重新调整。一九九一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观察了日本在不同国家的角色。在肯尼亚，很多来自不同国际援助项目的人第一次去的时候会说：“你的工作是把自己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在接下来几年中，你要教会他们负责任。”所有援助项目继续保留，但当地人却没有接管项目的责任感。援助计划成为了一个共生实体，而不是真正的当地社区发展的促进者。这不是为了诋毁众多援助者的工作。我从很多年轻能干的日本国际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这是日本版的海外美国“和平队”。很多项目非常有创造力，很多工作者也有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
今天，我相信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有机会能坦诚客观地讨论二战。我曾和来自日本、中国、美国的学者共同举办了一个论坛展开类似讨论，因为我认为这个项目能允许进行客观研究，对相互关系的治愈有所帮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负责人袁明女士，在国际关系领域有真正独到见解的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以及当时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任职的我，作为该项目的联合负责人。
在反思如何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上，日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的成功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有巨大刺激作用，也可以激励其他国家。比如，几年前日本在让世界银行重新定义援助项目上付出的努力令人敬佩，无论在亚洲或其他地方，它们希望利用援助来发展需要保护的新兴产业，相关的产业战略和政策能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因此，日本认为世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该采取更多办法。美国的天性和对世界经济制度的支配不可避免地强调尽快开放市场。然而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尽管我们推动亚洲国家迅速开放金融市场，但市场开放后，我们没有为它们提供足够的基础机制来自我保护。
我知道有很多日本人甚至希望不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人们就会忘记所有的事情。这种策略可能在日本国内有用，但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毫无用处。我确信，想要一劳永逸了结过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公开审视过去。德国人所做的事已远远超过公开历史事件和客观审视自己的过去。因此，相较于亚洲国家对日本，欧洲人已进一步克服了对二战中德国人的感受。
日本有潜力凭借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出一个全新的国际援助模式，尽管目前仍然缺乏运作得足够娴熟的官员。
日本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首相对那些曾遭日本以非正义方式侵占的国家发出措辞严谨的道歉。然而，这些道歉本身并没有给亚洲国家信心，真正相信日本未来不会恢复军国主义。我认为，只有超越措辞严谨的道歉，才能超脱二战议题。应开放历史档案来让人们自由地审视过去。在某些情况下，这会揭露前所未知的暴行，将导致新的负面反应。但是这些事件若没有得到公开处理，日本就不可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只有公开审视过去才是治愈的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超越二战的记忆。
日本依旧能够通过亚洲开发银行这个渠道展现美好的发展愿景，也可以提供绝大部分的基金并占据高层职位。简而言之，在如何利用援助促进发展、描绘一幅更新的蓝图方面，日本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也许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发展的最大绊脚石来自未能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更公开地处理其在亚洲的角色。有些日本人天真地以为，随着时间流逝、记忆褪色，紧张态势就会逐渐减弱。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会自动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实际上，部分日本人希望能为他们的父亲、叔父和祖父在二战中的战斗和牺牲感到骄傲，也希望对靖国神社表达敬意，却对日本军队的暴行视而不见。还有以前的军人和右翼人士中的既得利益者希望他们在战争的所作所为不被声张。很多日本人在面对右翼的压力时很胆怯，保持沉默。
我个人认为日本模式比很多脑中只想着开放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更有用。现行的国际金融常识是所有的市场必须开放，效仿西方制度。但现实是市场压力需要调节，日本人会有恻隐之心，努力做好平衡。他们关心员工的这种价值观也让其在国外的竞争能像国内一样有效。
一九七四年的暴乱促使日本人对亚洲邻国的想法更加敏感，并投注更多精力来改善关系，包括增加援助、文化交流和紧密协商。
在日本人能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议程前，必须坦诚地讲述二战中所发生的事情，如果能做到这点，其他亚洲人会对他们的地位给予更大的肯定。不过，日本也必须超越只在其他国家选择一部分人建立社交网络的方式，而是必须能够吸引更多可能对日本心怀疑虑的人。想要吸引其他地方的人，日本需要对他人传达一种积极信号，而不只是保护日本以免受批评。
在一九七四年前，日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经常未能顾虑普通人的态度和敏感性。一九七四年，很多东南亚国家刚刚摆脱掉殖民主义的枷锁。他们对之前的军事霸权非常警惕，认为这些霸权有统治自己国家的潜在危险。他们想起了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民众不得不为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利益而劳作。有人谴责日本的工商业是在他们的经济殖民之下经营起来的。谴责者认为，日本工商业带来了利润，但是对当地的经济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1) 1974年1月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出访东盟五国。期间，一度引发马来西亚、印尼及泰国当地民众的反日抗议游行，甚至出现抵制“日货”的风潮。
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在政府和商业领域建立了有效关系，但仍然没有和近邻拥有令人满意的亲密信任关系。一九七四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有抗议者上街抗议田中角荣，高喊反对日本的口号。(1)很多老一辈抗议者回想起了二战期间日本占领自己国家的痛苦记忆。日本打败了前一个殖民统治者，但强加的统治在当地人看来和上一任殖民者同样苛刻，甚至更加苛刻。一九七四年，日本首相和随行人员的到访加剧了曾经的不满情绪，并引发了新的恐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仍有不少人担心日本可能试图在亚洲其他地方重建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