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六月，我将正式结束教师生涯。退休后，我会继续致力于将中国、日本及美国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为了二十一世纪亚洲的繁荣，三大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美国，必须团结协作。我深感幸运，在中日两国都拥有广泛的人脉。对于提升三国之间的关系，我总感到有一份特殊的责任。自从开始研究中国和日本，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试图教育美国人如何认识亚洲。我希望能在中国、美国都进行更多研究，如此我才能为美国贡献更多对于亚洲问题的洞见。我也想利用我们亚洲中心的“视野二十一计划”与亚洲研究者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同推动新一轮工作。
退休后的项目与计划
我感到“时间不够用”。我手头上有太多正在做的事情。例如哈佛博士、来自高丽大学的金炳局(1)（Kim Byung Kook），他是他那一代韩国政治学者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正致力于编纂一套一九四五年后的韩国政治史。为此，他邀请了很多有为的韩国政治学者参与各章撰写。他告诉我这个庞大的研究计划会用军事统治时期后新发现的史料，因此可以写出有关战后韩国政治史更有趣、更有说服力、更复杂的故事。他邀请我作为主编之一加入这项丛书编写。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二〇〇〇年八月时也会去韩国开始第一阶段的工作：三卷本的《朴正熙时代》。
为了宣传提升我们中心的对外形象，我频繁旅行参加各类活动。四个月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去亚洲。相比高频度，我更喜欢每次待的时间能更长些。最近这些年，我在亚洲最长的一次旅行有一个月之久。
金炳局的家族很有名。他的祖父创建了高丽大学和韩国最主流的报纸之一的《东亚日报》。我的任务是找到一定数量的外国学者来参与相关主题的学术会议，保证外国学者的研究质量。
一九九七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哈佛大学时，为了防止有抗议者打断活动，我们在准备时大费周章。我们确实是希望提升智识层面的讨论水准。
由于我既会说中文，也能讲日语，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邀请来找我，根本无法一一应允。我希望每年能计划去这些地区三四次，每次能待上几个礼拜。
费正清中心的诸多前任更关注学术，对与国家领导人、政治领袖、商界领袖一同合作的兴趣不大。我觉得哈佛作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学府，在教导公众方面也有着巨大的责任。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加强我们与中国各机构之间的联系，资助各类令人兴奋的智识活动。
新的研究课题
一九九五年，我从华盛顿回来后，诺尔斯校长请我去当费正清中心的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新的亚洲中心的主任。我非常认真地去履行这些职责，因为我对我们中心和伟大的潜力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能善加利用自己的才智。一九八九年后我们与一些中国大学、研究中心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我希望重建这些关系。因为中国刚刚对外开放，这总让我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批日本人跑来美国，第一次见识到西方世界。
一般来说，我需要花费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发展并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项目。目前我在考虑进行研究的题目有：思考日本，导致日本目前在转型期所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么？采取哪些战略措施能让日本摆脱困境？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需要比现在更多的知识。我试着计划将研究重点聚焦在日本的某几个区域，观察它们如何迎接全球化。思考中国，我非常希望研究邓小平时代。除了他，没人能重塑中国。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充满偏见。由于研究的关系，我与好几位中国高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哈佛的中国人也关系亲密。这应该归功于江泽民主席的哈佛之行非常顺利。
行政管理者的目标
孩子们在他们各自生活中取得了进步
在哈佛，教职员选聘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整个过程非常缜密。做出聘用决定时，必须确保此人足够优秀。希望看到他出一本非常棒的学术著作，这并不是出于个人考虑，而是评判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
我的大儿子戴维是一位心理学家。你可以说他是追随了我早年的研究兴趣和他母亲目前在心理卫生领域的成就。我们在日本第一年时，他去了日本保育园，但之后他没有机会在日本待很长时间。尽管如此，他对日本的种种仍抱有浓厚的兴趣。目前他在认知与发展心理学领域进行研究，为诊断患者的心理问题提供协助。他已经有了两个讨人喜欢的儿子，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我经常去看他们并享受天伦之乐。
波士顿地区多贤达学者，如日本研究界的梅里·怀特（Merry White），无论是中国研究，还是日本研究，都给予我们很大助益。
我的次子斯蒂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了研究日本政治的教授。罗伯特·斯卡拉皮诺(2)（Robert Scalapino）和查默斯·约翰逊(3)（Chalmers Johnson）都曾在伯克利教过书。斯蒂文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充实伯克利日本方面的研究力量。他在昭岛的启明学院学习过两年半，毕业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他曾为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工作过一年半，还在伊藤宗一郎(4)（也就是现在的众议院议长）的办公室实习过。由于他的日语足够好，所以《日本时报》允许他用日语采访，然后直接用英文写报道。之后，他去法国，在欧亚中心担任编辑助理，又学了法语。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以及哈佛大学先后教了两年和四年书。最终在伯克利得到了终身教职。他和他的妻子苏珊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一岁的女儿。
提到当代日本研究领域，不同的大学在不同领域各有优势。斯坦福大学有非常好的研究项目，历史学有彼得·杜斯（Peter Duus），政治学有冲本丹（Dan Okimoto），人类学有汤姆·罗伦（Tom Rohlen）。哥伦比亚大学有著名的“铁三角”：杰里·柯蒂斯（Jerry Curtis）、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和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在哈佛，安迪·戈登、入江昭与哈罗德·博莱索（Harold Bolitho）都是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苏珊·法尔建立了优秀的美日关系研究项目，并在相应的政治学研究领域贡献良多。我们还有两位被寄予厚望的历史学副教授丹尼尔·博茨曼（Daniel Botsman）、米卡埃尔·阿道夫松（Mikael Adolphson）。我们在其他专业领域也有一流的人才：宗教研究有海伦·哈达克（Helen Hardacre）、商学院的迈克·吉野（Mike Yoshino）、公共卫生学院的迈克尔·赖克（Michael Reich）。
我的女儿伊娃致力于环保事业。她曾去日本的西町国际学校待了一年，从耶鲁毕业后跟着“和平队”去了拉美地区。在一篇论文中她曾写道：她希望帮助日本民众为环保做更多贡献，但她又指出应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现状需要有敏感性，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推动。她现在是俄勒冈大学地理与环境方向的研究生，在环保领域有非常出色的研究项目。
我属于中间世代的学人，如今哈佛新一代亚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大多是四十岁至五十岁的年纪。这也不再是当年的小团体。十五年前，不少学者认为密歇根大学才是研究当代中国最好的地方，而哈佛如今有五位资深的政治学者从不同角度在研究当代中国（麦克法考尔、裴宜理、托尼·赛奇、江忆恩和黄亚生），而其他大学至多也就两位。我们有四位历史学教授专攻中国（杜维明、包弼德、孔飞力以及柯伟林），三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李欧梵、宇文所安（Steve Owens）以及伊维德（Wilt Idema）。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研究经济，萧庆伦关注公共卫生，法学有安守廉（Bill Alford），人类学有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而怀默霆（Martin Whyte）将接替我在中国社会研究方面的职位。
通勤婚姻
从这个小故事中，不难看出一个世代以前两大亚洲研究领军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所造就的伟大导师和沟通者，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希望美国公众能理解亚洲。费正清缔造了研究机构，而赖世和承接了它。哈佛燕京学社与东亚中心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疏远。
一九七九年，我再婚了，夫人是艾秀慈，一位研究中国粤语文化的人类学教授。比我小十三岁。她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成为夏威夷大学攻读人类学的研究生。我们结婚后，由于她一时无法在波士顿地区找到一份全职的教职，所以去了俄亥俄州的凯斯西储大学。她所从事的比较人类学领域在那里研究力量是不错的。有趣的是，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如今却去了俄亥俄州教书；而我出生在俄亥俄州，如今却在剑桥教书。不过，我们的“通勤婚姻”比外人想象的要好。
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老师约翰·佩尔泽尔（John Pelzel）教授跟我说过的小故事。一九六一年某天，佩尔泽尔教授走在街上，迎面遇到了费正清。佩尔泽尔教授打了个招呼，开口问道：“有什么关于埃迪的好消息吗？”他问的是赖世和。“出什么事情了？”费正清反问道。“哦？他刚被提名为驻日大使了啊。”佩尔泽尔教授回答道。结果，费正清脸色足足铁青了三十秒。他坦承这个消息让他很震惊。最后，费正清讲道：“这可不太妙。”
今年她休了学术假。二〇〇〇年我退休后，还会继续待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当然我也会常去俄亥俄。我的住处离办公室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办公室也还是会如常去。我希望继续去见各国来的访问学者，我也打算花大量时间去日本、中国和韩国。
增进亚洲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关系
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我在华盛顿特区工作时，在国家情报办公室负责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工作。因而我必须去了解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而过去仅是知晓而已。也许我成了一个“亚洲主义者”。我从研究家庭和社会起步，然后专注日本的政治、经济研究，接着又开始研究中国广东省。尽管我主要的研究聚焦于日本、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但仍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哈佛大学在亚洲研究领域现在有一批很棒的教师、学生以及研究人员，而且势头良好。我认为我们现在是目前最好、最大的中国研究的团队。我们倒是需要有更多人加入日本研究的团队，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很好的研究者。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安迪·戈登（Andy Gordon），现在是赖世和学院的杰出领导者。柯伟林（William Kirby），已在哈佛历史系任主任多年，刚接替我成为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当然，还有裴宜理（Liz Perry）执掌的费正清中心，现在已经专注在中国研究上。二战刚结束时，裴宜理在上海出生。她父母之后去了日本，她父亲生前在上智大学教了很多年书。尽管她在日本待了很久，主要的研究领域还是集中在中国。卡特·埃克特（Carter Eckert）与戴维·麦卡恩（David McCann）都是优秀的韩国研究者。中心的领军人物都是优秀的学者、好领导与暖心的伙伴。我们的行政主管夏滴翠（Deirdre Chetham）是我四十年来在哈佛亚洲研究领域遇到过最好的行政管理者，她非常清楚要如何在大学里经营一个中心，而且做得非常棒。我们的职员：乔恩·米尔斯（Jon Mills）、斯蒂芬妮·范佩尔特（Stefanie Van Pelt）、田文浩（Wen-hao Tien）、霍莉·安吉尔（Holly Angell），Cuong Huang、欧娜·帕特里克（Oona Patrick）以及我的特别助理安娜·劳拉·罗索（Anna Laura Rosaw），都是优秀、有天赋与敬业的。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馆员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与亚洲中心的编辑约翰·齐默（John Ziemer）堪称“国宝”。我感到非常幸运还能继续与他们共事，还有研究者、访问学者们。我们研究人员之间洋溢着友谊。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在上一代的学者中关系并没有这样融洽。
我的夫人希望我退休后可以更清闲些，我也会试着这样做。不过，她对此并无信心，因为她明白我还有太多感兴趣的课题希望去研究，太多的朋友想去拜访，还有太多亚洲的地方想去造访。
哈佛关于日本和中国的研究
(1) 金炳局的祖父是韩国著名报纸《东亚日报》创始人金性洙。金炳局自高中起就在美国留学，哈佛大学毕业后，在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任教授。曾担任过李明博政府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后出任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理事长。
退休后，我会继续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那儿离我的办公室很近。我还会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但不必再担负正式的职责。
(2)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一译“施乐伯”，擅长日本问题与中国问题研究。曾为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吉米·卡特三位美国总统担任过东亚政策顾问。
过去几年里，我总是忙于行政事务：在政府工作两年，之后四年则在管理费正清中心和组建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我热爱我的工作、同事以及员工们。现在是时候把指挥棒交给有天赋的年轻一代了。我期待着二〇〇〇年七月从哈佛大学退休后，能有更多精力做研究。
(3) 查默斯·约翰逊，美国日本政策研究所前所长、日本经济政策专家，著有名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
回顾与展望
(4) 伊藤宗一郎，新闻记者出身的日本政治家，先后13次当选众议员。历任防卫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众议院议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