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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上而下的改革

如今日本人民认识到果断行动的必要。小渊惠三在刚结束选举后的最初几个月便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他和很多人维持着良好关系以保持自己主张的可操作性。例如,当需要在议会通过国防方案时,他召回了小泽一郎(4)。小渊惠三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足够长,并有能力得到足够的合作来采取一些重要的行动。但到了一九九九年秋天的第二次选举时,他变得更加自信,描绘的方案更尖锐,但也失去了支持。这导致了大量的附加变化。

日本领导人已经被证明有能力去果断地处理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时,日本被环境污染问题所困扰,他们意识到国家面临最糟糕的污染问题。一旦日本领导人准备面对问题,便大胆推行措施来减少污染。他们设立联合研究项目开发新技术,用以减少污染量并提高能源效益。只要技术被开发出来,就可以适用于工业界,企业主可以将其安装于自己的工厂,政府补助或低息贷款可用于支付安装费用。换句话说,环境清理的进展主要是靠技术驱动,而不是靠法律。日本领导人能在这个领域快速行动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拥有一个受教育程度高的公众社会,公众意识到环境整治的必要性并愿意为此施行相关措施。

日本政府的各部门仍在继续推动很多重要工作。金融部门正在进行重新调整,比如有迹象显示政府官员和商业领袖正在进行幕后商讨,以设计出新政策。很多日本领导人了解日本金融机构必须进行改革,从而变得更具全球竞争力。

增量式领导

一些类似美国这样的外国,其领导人向日本采取施压行动,但往往对日本状况没有足够的了解,而且经常过于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在贸易领域,一些美国人长期依赖于向日本过度施压从而获得对方让步的方式。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努力中,他们高估了日本人对发展数字目标的压力的反应程度。

我不希望仅有一个单一的委员会,而是想要各种不同的委员会来提出规划。我还希望以大胆的眼光来为一些有智慧的人所提的建议保驾护航,但他们必须是真正经过通盘考虑的。可能我还是试着平衡不同的竞争团体,每个团体都有提出创造性意见的任务。总之,我会努力获得最好最明确的观点,并试着围绕这些观点尽可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当然,日本人必须有自己的信息和分析能力来决定国家政策,以及如何平衡这一点以保持外国的善意。

如果我是首相,如果我试图为二十一世纪规划愿景,那么我会招募一批能提出有力观点的人,他们会更有意愿去超越令人振奋的共识。我会尝试让一些国内的智库做学术分析和计划,也会邀请国外顾问一起讨论高等教育体系改革的各种方法,并就各项机构改革提出建议。

教育改革的需要

这就是只要自己被选为日本首相后,第一周就会开始着手的事情。在日本,除非你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否则无法真正采取行动。

一些日本领导人明白进行彻底改革的重要性,不仅对金融界,也要包括其他领域。在我看来,最亟需改革的一个领域是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

我曾问通产省的一位官员:“假设你在美国,你被命令为国家起草一项工业政策,你抵达华盛顿后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位官员回答称,他会先和各类人会面,观察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只有见过足够多不同类别的群体后,你才能为大家找到共事的基础。

我在《日本第一》中写道,日本人推动教育,就像他们提高国民生产总值那样努力。我赞赏他们在义务教育取得的成就,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一九五五年,大约只有一半的日本年轻人进入高中,中学毕业人数不到10%。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超过90%的日本男女青年完成高中学业,相比之下大约只有80%的美国年轻人高中毕业。”

有人问我,如果当选日本首相,上任第一周需要做些什么。就这一点,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

进入一流大学的竞争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激烈。从幼年开始,孩子们就被谆谆教导进入一流学校和著名四年制大学的重要性。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第一》中这样写:“学生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自己将来的前途,至关重要的是在升学考试中尽可能取得最好的分数。这是源自内在的动力,当学生们意识到对父母、母校的责任以及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学生们会努力准备升学考试。一项在十九个国家开展的科学成就测试问卷结果显示,日本儿童热爱学校的比率比其他国家高。教师也和学生并肩作战,帮助准备升学考试的学生。日本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课余时间也愿意向学生提供帮助,即使在暑假中,教师们也愿意腾出很多时间到学校里去。”

共识与可操作性

针对教育系统的批评者们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日本学校招聘稳定的合作型、实用型的员工,这些人往往缺乏想象力。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校教授学生基础知识和在企业团队工作中必要的社交技能。批评者认为,公司雇用员工时太过于看重他们就读的学校。

美国也同样缺少拥有宏伟愿景的高层政治领导人。很多高级官员可能有强大的法律或宏观经济学背景,但是缺少对世界历史和比较政治学的广泛了解,从而不能够提出一个一致且清晰的方向。

毕业于四年制大学的求职者在一家公司所有的求职者中会享有较高的优先权。就公司而言,求职者在大学课堂学了什么根本不重要。公司会对新职员进行培训,并教会他们一些在今后公司职场生涯中所需要的特殊知识。

日本的领导人需要构建更广泛的共识,才能更积极地向前迈进。小渊惠三首相努力推动的“二十一世纪计划”是往正确方向迈出了令人满意的一步。然而,日本究竟能否构建出一个全新的视野,仍有待观察。

二十多年过去了,仍有迹象显示日本教育体系能培养出训练有素的高中生,他们在国际比赛中表现突出。然而,问题仍变得越来越棘手。

在我看来,曾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就是能提供强有力领导的一个好例子。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目标,并能有效推动之。他也能和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因此也不会像有些政治家那样受制于特殊团体。一个领导人如果过于喜欢或过于亲近其他人,可能会使自己更加拘泥,当必须有所行动时,也会导致大刀阔斧的改革更加困难。

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培养学生们有更好的创造力并为全球事务做好准备。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准远逊于日本,但在许多方面,美国的教育系统较日本更适应全球事务。美国人应对不同文化更有经验,因为美国本土有如此之多的不同文化在展现。美国的大学系统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这使得美国人更容易适应全球社会。

在政府中,想要抵达高位的政治领导人必须有能力和不同团体的人合作并从不同的环境中获得合作。领导能取得多少成就取决于达成社会共识的范围。当目标明确时,协商式进程会运行得很好,而当目标不明确时,机构在引入必要改革时的速度会很慢。这时候,日本就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推动各方协商向前发展,共识不够彻底时甚至需要采取行动。

直到现在,日本取得进步仍依靠其同质性优势,以及在保持社会结构的同时融入新概念和新技术。它的教育系统非常好地回应制造业的需求。现在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与服务业相比正在下降。在这个新阶段,为了能继续保持世界竞争力,日本需要适应服务业的发展。这需要国家提供一个允许更加个性化、主动性、创造力和多元文化交流的环境以及更高水平的英语能力。很多日本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进展速度仍远远落后于满足全球化的需要和服务业的发展。

频繁的首相更迭让日本没法有持续而长期的政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政治家、政府官僚集团和商业领袖没有一个清晰的共同目标,意见分歧很大。

推动教育改革

一九九四年,我在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员,我问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日本的情况如何。他回答我:“好吧,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已经和第五任首相共事了。所以我能说什么?”(3)

推动教育改革的一种方式是关注政府或商界的雇用过程,因为了解他们需要寻找什么样的员工能促使学校和家长进行变革,从而让自己的学生和孩子获得最好的工作。公司应该更加重视个人主动性、创造力和文化交流,而更少关注他们现在所就读大学的名气。

需要果敢的领导力

在美国,公司招聘时更加关注大学中的学术成果。因此,美国大学生比他们的日本同行在大学学习更加努力。

总之,为了将来考虑,今天的日本需要第三次改革浪潮,如同明治时期和战后早期启动的改革那样综合广泛。他们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太慢了。快速的进程需要政府和商界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和强大的领导力。

即便在美国,一个毕业于百里挑一的大学的有潜力雇员或许更有可能被翻看简历的公司管理者注意到。然而,人事在招聘时会观察除了就读学校之外的很多其他方面。

但是由于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国家需要另一轮深入改革。如果国家想为未来平衡预算奠定坚实基础,那么政府开支需要大幅减少。

日本的大学也需要根本性的改革。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大学的管控太多了,过于死板,导致在追求质量方面的灵活性太小。

一个问题是国家预算还远未达到平衡。我承认当我在写《日本第一》时稍微有点过于乐观,因为那时的官员努力让福利负担不至于增长过快。这个国家刚刚按照土光敏夫制定的政策经历了第一轮行政改革。这次改革证明了遏制预算开支成效显著。

东京大学吸引了出类拔萃的学生以及杰出的教师队伍,但是太官僚化了。针对教授聘用的参数非常狭隘,日本想要聘请最好的教授的竞争力非常有限,在大学里面大量简单的文书工作实在太琐碎。

在农村,有机会继续工作的老年农民都很健康。一般而言,保持活力的人比缺乏活力的人活得更长。很多情况是,当年轻农民家庭自己建造房屋时,会为退休的父母保留一个独立住宅;也有可能是年轻一代上下班工作,而他们的父母则继续在农田劳作。

在我看来,东京大学的课程设置需要做出改革,要向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赶上象牙塔外的世界快速变化的步伐。能考上东京大学的学生都非常聪明,但他们在大学读书时对自己的拓展教育做得还不够。学校在让课程和讨论变得真正激励人心这一点上还远远不够。

日本人对照顾老年人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城市和郊区,很多人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如果年迈的父母其中一方去世后,剩下的一方仍愿意与其孩子中的一个住在一起,也有一些年迈的父母可能住在自己家里但离孩子不远。老人和小辈们住在一起远比周围都是其他老人要好得多,他们会更向前看。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很多东京大学教授过于自我满足,根本没有意识到学校正处于潜在的麻烦之中。很多日本企业在全世界排名前列,但是日本公立大学没有在全球大学排名中靠前。如果有人想问世界各地的校长是如何给大学排名的,东京大学不会出现在前五十。为了维持企业和官员的顶端地位,日本需要更多的一流大学。

不过,考虑到日本人拥有的大量储蓄以及他们提早做出规划,我很乐观地认为他们相比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更有效地处理老龄化问题。虽然中国老龄化比例没有日本这么高,但也正在面临这个问题。但由于国家还不富裕,中国人还没有能力像日本人那样为养老积累那么多的资金。

日本私立大学在依据自己的教育理念确定方针政策上有更大的余地。庆应义塾大学正取得显著进展,已经成为日本一流大学。校长石川忠雄对学校有卓越领导力,之后的校长石井沿着相同方向继续开展工作。学校决定从国外挑选大量学生,并对他们取消入学考试标准,对学生团体国际化做了大量工作。湘南藤泽新校区非常具有创造力,且尽力争取最好的师资。(5)完成高中学业的外国学生涌入校园,为学校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他们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有着强烈认知。课堂上,学生和教授之间也有更好的交流互动。

但现在医生的人工费正在增长,医疗器械和药品成本更高,医院费用也更贵。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医疗保健成本不断上涨。随着年龄增长,慢性病逐渐高发。日本政策规划者们知道他们必须为医疗保健留出更多的财政费用。

教授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备课和批阅学生论文。来自国外学生、教师的公开竞争营造了一种刺激力,就像当日本汽车企业将他们的制造工厂搬到美国,给美国汽车企业所带来的冲击那样。当然,鲜有国外经历的保守的日本教授感受到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威胁。

我做《日本第一》的基础调查时,检查了医疗保健的开支。当时,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美国低得多。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和义务体系。日本人看医生的频率很高,但人均支出远比美国病人低得多。

但是日本如此强大,它值得有、也需要有一流大学。美国的一流大学已经有了繁荣发展,得益于来自全世界最好的师资和最好的学生的强大竞争,得益于来自私人的慷慨支持,也得益于适应新全球化需要的灵活性。

日本规划者们担心,经济依赖的人口比例越高,就业人口比例就越低,这需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用于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的福利负担已在不断增长。

日本需要能在国际环境中感到自在,并能阐明日本立场的人士。眼下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绊脚石是,无法在这些国家的大众传媒上良好地表述观点。

日本人确实非常担心日本成为全世界老龄化最快的地方之一。预计到二〇一〇年,日本人口的五分之一都将达到六十五岁及以上。(2)

日本人还没有学会应对新媒体时代,向外界传递自己的信息。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才有能力参与国际会议和国外电视节目,且能在其中表达令人信服的日本观点,就像《朝日新闻》的船桥洋一能在美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那样。

老龄化

根据国际测试的结果,日本高中老师在教授学生数学原理技能上表现卓著。日本学生不仅有良好的算术能力,也能做数学原理。但是日本教育者在基础科学、社会和政策分析上教会个人创造力方面似乎并没有取得相似的成就。

我回想起自己在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去参观农村家庭。农民想要妻子和自己一起住在农村,而农村女性则向往搬到城市,因为在那里她们可以有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最终的结果便是,在农村结婚,夫妇需要定下契约,和婆婆分开住,而且婆婆也要保持缄默,给儿媳妇更多的自由,这样她们的儿子才能找到一个年轻姑娘成为农村的家庭主妇。

平均而言,在利用互联网研究和学习方面,日本学生仍落后于美国学生。美国教育已经因为互联网而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学院和大学需要学生购买电脑,每个学生都通过电子邮件相互联系。作为论文资料的来源之一,电脑已经部分代替了图书馆的作用。不管喜欢与否,英语是全球性语言,未来日本的大学毕业生需要适应在互联网上用英语搜索资料。

从长远来看,日本必须对母亲这个角色重新定义,从而让结婚和生孩子对女性有更大吸引力。

反思应试教育

另一个导致低生育率的因素是女性选择更晚结婚甚至不婚。有些女性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她们工作挣钱,并将工资收入用于个人开销。她们不想被传统的妻子—母亲的角色所束缚,而是想要更加自由地按自己的步伐追求个人兴趣的生活。有些人享受工作并不想被养育孩子束缚。

升学考试是教育改革另一个着手处理的领域。升学考试是高中生学什么、怎么学的指挥棒,它强调死记硬背、注重细节,学生们知道考试不会过多鼓励其他技能。

如果经济增长率能达到2%—3%,日本人能感觉到经济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模式,那么父母们可能会想要更多的孩子。

我知道其他人也提过很多次,但是英语考试应该把重点放在口语上,而不是复杂的语法上。

另一方面,一九九五年,在房价暴跌后购房的人,可能不会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买房的人那样拮据。这些更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在抚养家庭方面没那么勉强,尤其是,随着经济恢复,人们开始感到自信,家庭规模也在增长。日本人的储蓄率仍比美国人高得多。

有些教育者反对花费太多时间教英语,担心导致日语水平下降。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看看欧洲人,经常有人能同时说两到三门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和德语。新加坡学生也是如此。

今天,日本人的结婚年龄是世界上最大的,而生育率却是最低的。(1)有些家庭由于资产价值突然下降而受损严重。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买房的家庭为例,当时相当于五十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可能只值三十万美元,但是贷款利率仍和之前一样,因此他们几乎成了银行的契约工。按理来讲,这些八十年代末结婚的人现在应该是主要的育儿群体之一,他们却被房贷所困。这些家庭的父母可能会说:“我们无法负担起两个孩子,学校和大学入学补习班的开支都很高,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存钱。”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家庭预算。

我也从大学组织的考试中看到了更多问题,他们用母语日语来测试申请者的分析能力。我知道评定等级非常困难,但仍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有日本商人朋友告诉我,大学新生的日语写作水平下降了,他们本应该能够写出连贯的、组织架构良好的日语句子。

出生率下降

我还认为,考试组织者应通过引进创新举措来注入新内容,比如:“这里有一个新问题,你如何对此进行分析?”我相信,针对测试申请者的推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也将对初中、高中以及补习班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时产生影响。

然而,日本人还没有感到更迫切地需要做出巨大改变的一个原因是,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可以继续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也比西方人存下更多的钱。与美国人相比,尽管日本人拥有的平均居住空间更小,当下却享受着最新的电子产品、更现代的厨房用具和更高质量的服装。

消耗太多时间的公立学校和补习班

对于一些发觉自己失去工作的日本人而言,曾被承诺终身雇用、但在工作时突然被解雇所带来的震惊,是难以忍受的。

尽管日本高中生可以在国际测试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但是高中生在正规学校和补习班的双倍学习导致他们花在学校的时间非常长,学习效率低下,缺乏时间拓展社会实践。

有人被迫提前退休但只能拿到微薄的待遇。目前仍留在企业的员工的工作时间变得更长,这样企业才能降低成本和保持竞争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家庭收入得到增长,越来越多的父母能够负担起给孩子请最好的补习老师的费用。他们愿意花费额外的钱,给孩子请家庭教师或送去补习班。父母的动机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学校和补习班双重的体制并不能对日本年轻人和日本社会起到积极效果。

尚未步入职场的日本年轻人担忧经济泡沫破裂会影响自己和朋友。很多企业雇员也很想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安稳。

现在根据文部省统计,有一百五十万小学生和接近二百万初高中学生参加私人教师培训学校。通常,私立学校只是在与普通学校课程重叠时,提供略高层次的学术课程而已。

然而,经济泡沫破裂、长期经济衰退动摇了日本人的信心,他们开始对未来感到不安:“日本将发生什么?”“我和我的家庭会发生什么变化?”

虽然大部分学生看起来能够承受学习压力,因为他们醒着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学习,但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显示竞争已经造成了损失。文部省表示,旷课三十天以上的“学校拒绝者”数量正在上升,小学“教室崩溃”事件数量也在增加,这些都是文部省正在研究的现象。校园欺凌问题仍然在初高中校园内存在。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透支自己或者选择辞职,以避免每天都要在课堂上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所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日本人都成长于社会和平稳定、经济繁荣带来的利好中。物质上,他们已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日本人。一旦通过了这个检验,他们更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很满意。

这需要有大刀阔斧的领导力来减少正规学校和课外补习班的重复学习,同时将日本的大学转变为动态制度,为新的全球化社会准备青年人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饱尝战争艰苦的日本人常常会感谢他们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切,甚至拿他们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生活与父辈们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生活相比,他们仍认为自己非常幸运。经过五十多年的时间,他们有能力让自己过上一种没有政治冲突和重大社会混乱的生活,努力工作提高生活水平。今天,依旧积极活跃、充满活力。他们担忧自己的儿孙辈是否能够继续享受繁荣,甚至担心日本是否会维持强大的经济力量。

(1) 2018年日本全国新生婴儿仅为91.8万人,创下历史新低。

日本人高度自律且富有奉献精神,他们准备好了进行自我牺牲,为了经济建设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而持续提高的生活水平,让日本人看到了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2) 根据统计,2014年时日本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已达3300万,占总人口的26%。与之相对,14岁以下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8%。

政府和企业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二年间一直在占领盟军的指导方针下运营,但他们仍坚持不懈埋头苦干。幸运的是,很多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有足够远见,坚定不移引导日本度过经济复苏和发展时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高级官员整肃后,被作为“第三等”对待的较低层官员便得到升迁,这一做法也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他们为发展繁荣做出指导并打好基础。

(3) 1993年至1996年间,沃尔特·蒙代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他在任期间,日本先后出现了多达五位首相: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与桥本龙太郎。

战后初期,很多日本人居住在简易过渡房中,或者搬去乡下亲戚家里。结核病流传,到一九四八年开始出现食物恐慌。老一辈的日本人还能回想起他们的父母如何变卖地产来换得食物,但即使吃完饭还会觉得饿。他们过着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也恳求有能力的朋友能为自己觅得一份差事。

(4) 1989年,时年仅47岁的小泽一郎成为了自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长,一度成为自民党内最重要的实权派人物。1992年因党内权力斗争而失势后,小泽一郎拉拢分化了自民党,直接导致在1993年大选中自民党从1955年以来第一次败北,丢失政权。2003年小泽一郎加入当时的在野党民主党。因涉嫌经济丑闻,2010年身为民主党党首的小泽一郎宣布辞职。两年后,他又成立新党—国民生活第一党。

战后初期,日本处于一片废墟之中。城市里的人在废墟中翻找东西,用废弃金属做成锅碗瓢盆。这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借由殖民地和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已相距甚远。

(5) 庆应义塾大学湘南藤泽校区开设于1990年,内设有三个学部,分别是总体政策、环境情报和看护医疗,另有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和附属中学。

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是在动荡年代中长大的。那时绝大部分日本人不是在农田干活就是在家族企业上班,而且也像其他国家遭遇大萧条的人那样为生存而挣扎。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发起战争时,很多日本家庭的父亲被征兵,在陆军或海军服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日本家庭,孩子们要帮助母亲和祖母在日常生活中存活下来。一九四五年,当他们听到天皇发表战败广播时,感到不可置信,并向老一辈日本人表示担忧:“日本将会发生什么?”“我和我的家人将面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