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市场上的这些来自外国银行的竞争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竞争环境，让日本企业有了必须达到国际标准的压力。相比于没有外国竞争刺激的情况，这些最好的日本金融机构将变得更加成功。但是，重组金融业以提高效率并达到国际标准需要时间。
日本金融机构更加不得不适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日本的银行规模都很大，也没有被迫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以至于和国际市场间渐有隔绝。日本的制造企业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才能在国外卖出产品，但是日本的金融企业没有类似的压力。最近几年，随着日本金融市场逐渐开放，像高盛、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外国金融机构扩大了在日本的市场。他们提供很多日本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的服务。一位高盛的高管告诉我，当日本企业和公司想在全球范围内重组时，日本的银行不能给他们某些必需的建议，因为银行本身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日本客户必须向有经验的外国金融机构寻求建议。
不过，日本银行业已经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步骤。自一九九一财年起，他们在八年内处理了共五十六万亿日元的坏账。国际性企业如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兴业银行也将加快金融业的全面调整。(8)
与此同时，通过海外集资和建立海外公司，日企放松了自己与大藏省之间的相互束缚。大藏省无法轻易控制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因此，这些公司不愿再像过去经济复苏成长时期那样遵循大藏省的指导方针。
这三家银行的行动展现了日本人想要攻克目前摆在眼前的问题的决心和意愿。大藏省和日本企业可能会被批评改革速度太慢，甚至裹足不前。但是那些批评的人应该牢记，在一个大企业对雇员负有重大责任的民主文化中，所面临问题的艰巨性和打破既得利益的难度将会更大。
这对日本国内制度产生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比如，当公司在海外筹措资金时，他们不得不进行调整使得投资回报率更高，从而吸引国际投资者。日本的回报率通常比国际上的回报率要低得多。像日产汽车公司这样的日企将不得不向国内外股东展示自己的营利能力。依靠国际资本的日企将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调整以达到全球盈利标准。
在明治时代，一旦寡头们意识到自己想要引领日本的方向，就可以制定决策和改革体制，因为他们大权在握。今天，在民主制度下，日本领导人必须与不同的利益集团抗争，每个利益集团都有特殊的议事流程，面面俱到才能最终建立起共识。
资本全球化让日本国内金融体系变得过时。庞大的资金流动和金融交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储蓄的人可以在海外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企业现在也可以在海外市场筹措资金。
在日本国内或海外，有些新闻媒体和评论员试图“唱衰”日本，他们认为日本没有光明的未来。确实，日本的很多经济指标很糟糕，但是我认为很多媒体和评论员过分强调了当今日本所面临的问题，却往往忽略日本仍保持着巨大实力的事实。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金融业仍主要面向国内。日本的银行将持有土地视为信用价值的基础。他们不介意将巨额钱款借给那些资产组合中包括大量房地产、且在上面建造了办公楼和工厂的公司。在泡沫经济时期，土地价格戏剧性增长，有些银行开始基于通胀的土地价格向外贷款。当市场萧条来临，土地价格却提前下跌，日本银行也因此遭遇巨额坏账损失。
日本社会是开放与民主的，民众识字率高，言论自由，实行多党制政治体制，拥有普选权并进行公开选举。它也有一个高度发展自由市场的工业经济。尽管这是战后历史上时间最长、最糟糕的衰退期，但是日本仍保持着世界第二大工业经济体的体量。
在明治时代，政府鼓励民众将钱存在邮局或银行中。银行和邮局转而将钱借给不同经济领域的企业。因为储蓄利息很低，所以银行能以很低的利率贷款给企业。
日本依旧维持着非常高的储蓄率。一九九八年的《日本统计年鉴》显示，仅一九九六年，日本人在邮政储蓄账户中的存储超过213万亿日元，过去五十年中日本人存下了他们收入的23.9%。
关于各机构在金融全球化新时代如何适应赶超的需要，日本银行体系改革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在私营领域，很多日本制造企业显示出了应付成本上涨的强大能力，并在世界市场保持竞争力。由于日元升值，国内成本自一九八五年开始翻了一番，不过很多出口商还能获利并获得一个巨大的国家出口顺差。这时候美国企业的国内成本是日本的一半，但仍旧面临着来自日本的强大竞争。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时，没有针对企业为了适应汇率变化而必须有所行动一事给予充分考虑。
要变革官僚体制，就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官僚体制是无法自我革新的。在民主制度下，顽固的既得利益很难克服。日本需要有知识和远见的政治领导人来进行改革，并减少既得利益的阻碍。
关于终身雇佣制的终结，就像过去二十五年中每一个《纽约时报》驻日记者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终身雇佣制终将消亡。当然，这个制度现正处于压力之下，但我相信公司对骨干员工承诺的基本制度仍将持续。公司今后只会雇用若干新员工，并更多地利用派遣员工和外包。但这个制度给日本带来很大好处，帮助日本维持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很多时候已经证明了当这个社会遭遇衰退时也会比美国社会更坚强。
智库囊括了一批四十岁左右、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青年男女。他们有能力在改革和重建官僚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有能力为日本带去更宽广的视角，以应对日本面临的问题。
另一个积极信号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创业者开始自己开办公司。日本人意识到需要风险投资，但是发展进度仍落后于需求。
Hideyaka Tanaka几年前离开大藏省后组建了一个智库，为重组官僚体制提供有才能的领导人。
二十年前官僚机构在策划企业路线时发挥着很大作用，有进取心的日本年轻人一般就加入了已成立的公司。在《回应》中，我讨论了当时像东芝、日立和日本电气公司这些企业都在内部成立了很多独立团体，其中囊括了有才华的创新人才。
另一个能影响官僚体制改革的人是Hideyaka Tanaka(7)，通过婚姻关系，他和日本前首相及现任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建立了联系。
这些人提出革新性的想法以改进现有产品并开发新产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些公司在引进新生产设施上投资巨大，因此当经济萧条时，他们没有意愿针对下一轮的发展和创新进行投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产能过剩，一些日本企业投资新模型的力度已经远远落后，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持续投入新研发。
与美国的很多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照顾自己员工的准则和责任意识仍旧很强。例如，一九九九年底，日本电气公司提议如果五十岁及以上的员工愿意退休的话，将向他们提供长达两年的部分带薪假。该提议是日本电气公司针对十五万员工裁员10%的调整方案的一部分，这为中年员工提供了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同时也能获得他们70%的固定工资。
我相信日本也因此需要培养更多的、有见识且对官僚体制迄今为止所处理问题有深入了解的政治家。他们必须有能力在国际会议中有积极的作为。我认为已经有不少符合要求的人。一位是盐崎恭久(4)，曾任大藏省副大臣，他的父亲曾经是大藏省官员和日本经济企划厅的负责人。他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英语流利；还曾在日本央行工作过很多年，对财政问题颇有研究，现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工作。
当今的时代对于一个企业想要通过开发新产品来跟上日新月异变化的做法并不算友好。在高科技企业，我们就以XYZ公司来代称，当它提出一个新产品或一个新系统，并准备投资以备生产之用时，突然，一个叫ABC的人或企业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XYZ公司已经在产品制造上投入巨大并且没有改变产品性能以跟上ABC的创新。在美国，创立一家全新的公司可能是为了制造并销售一个全新的产品。
很多有远见的日本人意识到，官僚集团必须改革才足以应对由全社会和全世界的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问题是，没有人明确知道该如何做。我记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很多由政府官员和商人组成的学习会，对特定的议题和问题进行反省；当他们看似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也会感到兴奋。这类组织经常开会，但他们鲜少清楚该做什么。一个有能力的官员能在稳定的制度中提出有效的指导和明确的指示，但是由于现在的问题非常复杂，远远超过了单一的管辖范围，只有政治家能颁布得到公众支持和广泛配合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政治家能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下协调官僚机构和决策层。
日本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这些崭新有活力的企业。风险投资是非常冒险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可能投资十个有前途的企业，前景是有些人会失败有些人会赢。如果有一个投资最终实现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风险投资家就会变得富有。
然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机构需要针对全球市场的快速变化做出更有弹性的回应。很多规章制度在当今市场看来显得不合时宜。面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创新，你要么保持在竞争行列的顶端，要么就退出比赛。
很多日本人对风险投资的概念感到不舒服。索尼总裁盛田昭夫曾在二十年前告诉我，日本人不是赌徒。他们不介意谈风险，但不喜欢赌博。在很多日本人的想法中，风险投资很像赌博。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在追赶时期的那些运行良好的系统需要改变了。其中一个便是官僚集团和政治家的关系。就像我在《日本第一》中提到的那样：“日本官僚的权限比美国官员大得多，但政府的其他部门，如司法部门和地方自治与美国相比，权限就小得多。虽然内阁高级官员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比起美国国会，日本国会的权力较弱。而且，日本许多行政法规是由官僚而不是由国会议员起草的。”官僚体系变成了为经济提供指导和保护的“护航机构”，让企业在他们的指导下在经济复苏早期能良好运行，并按确定的目标来发展。
有人说日本缺乏创造力，但事实上日本人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像世嘉、索尼和任天堂这样的公司创造并制造出了领先世界的电子游戏。很多创新能量进入游戏编写和设计环节。
即使在日本进入衰退期后，政府预算继续增加，政府开支仍超过收入。很多经合组织（OECD）国家要求日本将政府账目处理得井然有序，做到收支平衡。来自经合组织国家的压力以及平衡预算的责任感促使大藏省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3)
大家可以看看“精灵宝可梦”(9)。这款游戏的很多创作人高中辍学，在很多保守的日本人眼中，他们是典型的叛逆形象。再比如由日本人支配的动漫产业。
日本政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处理不良贷款问题上速度放缓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准备使用公共基金来为投机行为带来的损失埋单。绝大多数日本人工作勤勉、谨慎、节俭，不喜欢投机。他们相信很多投机分子是黑社会人员，为了获取暴利那些人甚至铤而走险，但他们失败了。他们应该为这些后果埋单。“为什么我们要为房贷公司解套，是谁试图从投机行为中赚取巨大利润？”
问题不在于没有创新或没有崭露头角的企业家，而是在于如何好好利用日本现有的创新力，因此需要更多诸如此类的独立公司。
一九九〇年经济泡沫破裂，日本人面对低谷感到十分懊恼。据《华尔街日报》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日本资产总值损失将近十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在二战后预估的经济损失总和。日本的银行和房贷公司被不良贷款束缚，有人估计总量大约在八十万亿日元左右。
正是由于在日本观察到的上述这些积极因素，我对日本有能力让自己从目前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感到非常有信心。但是过去的十到十五年，世界一直在快速变化，日本需要更多的体制改革。这些摆在日本面前的任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感觉日本正在着手解决。
很多人还记得我在日版《日本第一》序言中曾对自负的日本读者提出警告。最近有人问我是否认为日本最大的问题是“傲慢”。我在序言中用了希腊词“hubris”（傲慢）和“nemesis”（报应）来解释那些有着戏剧性缺陷又不可一世的英雄们是如何遭遇戏剧性失败的。我确信过度的自信让日本人无视按部就班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美国经济正蓬勃发展，与日本有着悬殊的收入差距。美国公司是为金融界经营的，不一定是为了公司、管理层和雇员的利益。
几年后经济衰退时，野村再次接近他并邀请他加入公司。这次，他们想要进行他建议的改革，于是我的这个学生就答应加入公司。
未来很明显的一点是，美国企业对经济衰退的反应太快了。因为他们依赖于金融指标，而没有对社会因子做充分考虑。当企业调整裁员时，股市反应良好；但就社会层面而言，影响并不好。看看美国底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对脱离主流社会感到无助。再看看大量遭到美国企业解雇的员工正在经历创伤调节。美国的领导者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当这些人因为企业重组而失去收入后，家庭必须付出的心理成本。
泡沫经济时期，野村证券邀请我的一位往届学生加入他们，该学生曾在中国香港的银行信托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他答应会考虑这个职位，只要他能进行他认为必要的改革。但野村证券拒绝了他的条件，所以他没有加入。
很多美国公司已经变成了“数据处理器”。他们过度依赖会计分析来衡量盈利增长。有时候会计分析不只会影响企业从整体角度去关注局部问题，哪怕只涉及小部分或单独的部门。如果其中有四分之一没做好，个人可能会被裁，还有可能这种情况本身会导致个人人际关系的改变，因为各部门的员工可自行决定是否留任，从而以牺牲同事作为代价。当他们失去工作时，这种情况便会制造焦虑感和挫败感。和过去相比，现在这样更容易造成自私，员工之间的关系更脆弱，工作上的信赖也更少。部门员工可能不会对自己部门之外的事情更加投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会不得不与其他每个部门竞争。
日本人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逐渐从自信变得自负。我记得和野村证券的一位高层官员谈话时，他自信满满地表示在野村联盟中没有美国公司的位置。他认为，甚至美国政府也仰赖日本购买美国国债才能度日。我紧紧地闭上嘴，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听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很不舒服。
之前提到过的一位我的学生里克·戴克，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领导着泰瑞达(10)日本公司。他过去经常讨论一个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的问题，现在的美国公司过于受基金经理的影响。基金经理想要看到公司以某种方式运行，从而可以给他们的投资者带来回报。如果公司中的某个部分做得糟糕，基金经理就会卖掉股票，这会导致公司市值下降。如果股票价格下跌，CEO将陷入巨大麻烦，并极有可能处于位子不保的危险中。这也会导致频繁的人事重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些日本官员意识到日元价格太高了。日本大藏省的一位要员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认为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使经济降温。但是在泡沫时期从公众积极性中获利的政治家们没有给予他们必要的政治支持以抑制通货膨胀。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低谷，而美国人又经历经济停滞，企业仍严格遵守会计分析方法，可能会对企业产生毁灭性影响并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会计分析这一流程是有用的，但需要和社会因素相平衡。
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人无论何时出国旅游都能以合理价格购买商品。于是，日本人开始疯狂消费，他们一口气买下大量美国和欧洲的商品、房产和企业。其中一些购买者在美国引发了怨恨，比如当他们买下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和两个重要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和环球影城的时候。
在这点上，我相信美国和其他的工业国家仍应该学习日本经验。
物价、服务业价格和股票飞涨，房地产价格随之飙升。每个人看起来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当时很多日本人都认为他们强大的购买力直接反映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当时日本的投机买卖行为也十分兴盛，这推高了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很多人期待通货膨胀螺旋将价格推得更高。
简而言之，就我个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观察到的日本长处—愿意从全世界搜集新信息和新想法，尽管教育界存在发展问题但仍有能力为每个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全社会低犯罪率，企业忠诚度，以及哪怕是它的官僚体制—在全世界都称得上是优越的。
为了帮助由于日元升值而陷入出口困难的日本企业，日本政府推行货币宽松政策。该政策及同时汇率高涨的日元一同导致了经济泡沫，最终的结果远比人们预期的更糟。
同时，日本必须要着手解决问题，它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既会思考基本政策，也能更好地克服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如果日本不能足够迅速地处理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那将会跌入更深的衰退期。不过，日本仍可以很好地为世界市场造福并解决国内社会问题。
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日本同意通过日元升值来减少美国保护主义的危险。日本担心如果日元不升值的话，美国国会将通过法案来限制进口日本商品。因此，日本大藏(2)大臣竹下登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达成了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协议。
尽管日本需要对自身的机构和制度做出巨大修正，我相信他们过去取得的成就仍旧可以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指导工业发展和运营生产设备方面。我仍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质量、效率和新产品开发上超过日本。
美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尤其是日本，意识到必须要做些事情。这就有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由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财政部长之间达成的“广场协议”。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帮助美元贬值，希望校正人为推高美元价值的趋势。
日本还是第一吗？根据我在书中的解释，不得不说，不是。但它仍远比很多外国经济学家和评论家想象的强大得多。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总统很好地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减税并削减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不久后，通货膨胀使得美国经济升温。美国不得不向国外贷款人借钱。这导致美国国内市场利率上涨，大量货币流入美国以利用高利率赚取好处；美元开始升值，进而引发了美国出口问题。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五年，美元升值60%。里根总统声称：“强大的美元是美国经济强劲的反映。”但由于美国出口商受到伤害，加大了美国抵御国外商品的压力。
(1)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同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引导美元对其他主要国际货币进行可控、有序的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在六年内升值近4倍。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开始在海外大量收购资产。日本国内的经济泡沫亦迎来最高峰。
日本真正的经济问题开始于一九八五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掀起了经济泡沫，也是由美国里根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削减预算造成的。(1)
(2) 大藏省原为日本最高的财政机关，统管政府财政与金融体系监管。2001年日本开始实施中央省厅改编，大藏省的权力被分解，重新改组为财务省与金融厅。
现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由金融领域引发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没有涉及金融货币市场，只写到了基本的社会制度。我提到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今天依旧存在并将继续帮助日本强大。
(3) 1989年，日本首次开征消费税，税率为3%，同时废止了“物品税”。1997年，消费税上调至5%。2014年上调为8%。2019年10月后上调至10%。
我从来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也不主张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能超过美国。我定义“第一”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日本是工业国家中应对自己面临的变革和挑战最成功的一个。日本成功地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垄断了造船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汽车制造和电子商品的竞争定下基调，而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确立了半导体领域的支配地位。以上只是日本在相对很短时期内取得的众多成就中的一部分。
(4) 盐崎恭久出生于1950年，曾在东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学习。1993年当选众议员，2005年担任过小泉纯一郎内阁的外务副大臣，之后曾出任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2014年出任过厚生劳动大臣。
这些观点和结论基于研究和观察。在写书的时候，我对日本的各种机构和制度作了仔细研究，也对促成日本跻身世界级竞争者的因素进行探讨。此外，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我每年都会访问日本，以个人角度观察已经发生的实际变化。我可以看到日本人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他们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日益增长。这些变化和改善都得到了很好的管理。
(5) 武见敬三的父亲是原世界医师协会会长、日本医师协会会长武见太郎。2006年曾担任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厚生劳动副大臣，现为参议员。根据2017年调查，个人资产达到4.7亿日元，成为日本最富有的国会议员。
直到今天，我对自己提出的观点仍然很自信，也认为《日本第一》得出的结论在其出版时代背景下是正确和有效的。
(6) 作为前北海道知事之子，町村信孝自1983年起共12次当选为众议员，历任文部大臣、外务大臣、内阁官房长官以及众议院议长。2015年六月病逝，享年70岁。
现在，不管我什么时候给团体或组织做讲座，尤其在日本，在问答环节时我都会被频繁问到这些与《日本第一》有关的问题。往往，这些问题含蓄地批判了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和结论。
(7) 疑为作者笔误。可能是指加藤秀树，大藏省出身，宫泽喜一弟弟的女婿，退官后经营智库，后为日本最重要智库东京财团的理事长。
“傅高义，你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错误？你说日本第一，日本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你认为现在哪个国家是第一？中国？美国？”
(8) 2000年9月，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兴业银行通过股份转移的方式联合成立了瑞穗金融控股集团，其中以第一劝业银行为主体成立瑞穗银行。2005年，瑞穗银行成功处理了经济泡沫破裂后遗留下来的高达2800亿日元的不良债务。次年，瑞穗银行在纽约证交所成功上市。
失业率则创下了5%的新历史纪录，银行仍无法解决未偿的巨额坏账，大公司破产数量空前高涨。日本家庭必须想方设法来扩大每个月的家庭收入。老龄化问题威胁到了日本的生产力。日本面临的问题看起来异常复杂，也难以找到解决办法。
(9) 精灵宝可梦（Pokémon）是日本著名电子游戏公司任天堂的“看家游戏”。初代发布于1996年，历代系列总销量超过3亿份，也是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电子游戏作品之一。
日本正在经历长期的衰退。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真实增长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4%下降到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间的每年1.25%，这让日本成为主要工业国家中增长率最低的国家。而一九九九财年，日本政府预测增长率仅为0.5%。
(10) 泰瑞达是当时全球范围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半导体测试机台及相关系统芯片生产企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