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F.琼斯分析了过去100年中300项最伟大的发明，其中72%是由年龄在30～49岁的发明家发明的（见图2-10）。在这72%中，更有42%的发明是由30多岁的发明人发明的（Jones，2010）。
资料来源：Trey Hedden and John D.E.Gabrieli，Insights into the ageing mind：a view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Nat Rev Neurosci5：87-96.
图2-9不同认知能力的年龄变化
图2-10发明家年龄与伟大的发明
资料来源：Benjamin F.Jones，Age and Great Invention，NBER Working Paper No.11359，2005.
人的认知能力只是生产力的因素之一。除了认知能力，经验也是形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一般来说，一个人在30岁和40岁时是最有创造力的，因为他们已经有10～20年的经验，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够迅速地思考和学习。
学者还分析了过去100年中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各学科获奖者的年龄分布，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大多数科学家在他们30多岁的时候，实现了自己研究生涯中的革命性突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更是只有26岁。当然，诺贝尔奖获得者并非普通的科学家或发明家。因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专利持有人的年龄分布。图2-11显示了美国专利持有人的年龄分布。如图所示，在45岁以后，专利申请的数量出现下降。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在其30多岁甚至20多岁时，最有生产力和创造力。
如图2-9所示，一些认知能力在人们年老的时候依然能够很好地保持。例如语言能力，在50多岁时达到顶峰，一直到70多岁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得很好。大多数种类的认知能力，比如数学能力，在一个人30～40岁的时候达到峰值，但在60岁以后会有大幅度的下降。知觉速度是一种反映一个人吸收新信息的能力，在过了20岁以后，就会迅速下降。这与“人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习能力通常最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体能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然而，在现代经济中，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是人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的变化，人的认知能力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动呢？人的不同认知能力随年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如图2-9所示。
图2-11美国专利持有人的年龄分布
1.年龄与认知能力
资料来源：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atent Database, 2006.
老龄化效应
人口因素影响创新的第三个渠道是老龄化效应。
2.创新与创业
最近，北京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担心人口会过于稠密。然而，过度限制大城市的规模，不仅会损害创新，而且也无必要，因为良好的城市规划可以解决拥堵和环境问题等所谓的“城市病”。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修建高铁，是解决特大城市拥堵问题的途径之一。硅谷目前就非常拥挤。扩大城市以容纳更多人的唯一途径，是像东京那样建立高速公共交通系统。东京虽然有超过3700万居民，但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人口与城市规划这一主题。
仅有工程师和科学家还是不够的，企业家是让颠覆性发明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在经济学中，创业始终是一个很难分析的主题，连创业的定义都难以确定。其中一个定义是企业的注册，创业就是企业家注册了一个新的法律实体。然而，按照这一定义，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创新型的。咖啡店的老板可以被称为企业家，但他们只是小企业主而非创新者。
资料来源：Demographia and World Bank，2013.
无论定义如何，只有创新型的企业家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创新型的企业家可能不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因为很可能还有其他的财务投资者，比如天使投资者或风险资本家等。但不同于研究人员或教授的是，企业家可以分享更多创新的回报。
注：作者使用的数据来自Demographia2013年对世界主要都市群人口的分析。这里的大都市群，是指一个连续的城市区域，并不依据行政管辖的限制。该机构根据一个统一的分类规则，使用卫星照片来定义一个大都会区，然后利用该区域的总人口数减去农业人口的数量，得到该城市群的人口数据。在所有的城市人口数据来源中，该机构的数据是与从经济学意义上定义的都市圈的含义最接近的，并且其会对全世界进行持续的测算。
不可预测的、颠覆性的创新常出现在初创企业中。成熟的大型公司善于进行改进型的创新，而颠覆性的创新则通常来自新创立的公司。例如，亚马逊是一家创业公司，它的出现颠覆了零售行业，而优步（Uber）则是一家颠覆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创新型公司。
图2-8各国总人口数量与最大城市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传统大公司不善于进行颠覆性创新？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大公司通常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说，它们从现有的生态系统中获益，而颠覆性的创新将会破坏现状，危及它们的既得利益。例如，巴诺书店的高级管理者没有要做“最好的网上书店”这一远见。只有当他们面临亚马逊的激烈竞争时，才创建了一家网上书店作为应对。此外，传统大公司的官僚机构和平均化的激励制度，绑住了它们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步伐。与此相反，创业者承担了更多的风险，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并最终能够获得更大的回报。
创新型的企业家能够得到更大的回报是非常重要的。当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回报在召唤时，大多数创新者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只有当创新者的经济利益与企业主一致时，创新者才会进行适当的冒险，去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如果是微创新，因为其结果相对容易预测，大公司也能设计有效的激励制度去鼓励创新。但颠覆性创新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也就不可能预设有效的激励制度。最好的激励制度就是利润分成，实际上就是创新者变成了企业家。这就是颠覆性创新只能在初创企业而不是在大型企业中获得蓬勃发展的原因。
按照这种逻辑，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规模应该要比目前的规模还大。就人口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有3700万居民；首尔有2300万居民，而且还在增长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韩国的25倍。然而，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都只有2300万居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创新中心来说，这样的规模实在太小了，很可能会在未来得到显著增长。未来在上海和北京中心地带的房地产价格，将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与曼哈顿和伦敦中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不相上下。
在全球10家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中，除了IBM，都是在过去40年里，由年轻企业家在他们40岁之前创建的。这些公司很快把最新的技术发明变成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些公司在发展壮大之后，在研究和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反过来又加速了他们所在产业中创新的步伐。
图2-8显示了各国的总人口和最大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横轴是一国的人口规模（对数刻度），而纵轴是该国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该图表明，一国人口规模与其最大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越多，则该国居住在最大城市中的人口就越多。
3.年龄和创业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要比其他城市的发展快得多。在中国排名前30位的城市的住房价格一路飙升，而小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中国现在一线城市和小城市的房价之间已经相差10倍以上。有不少人担忧一线城市中存在着房地产泡沫，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地的房价与收入比已经居世界前列。而我认为，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其房价与收入比就应该居世界前列。图2-8将会证明这一观点。
我与其他三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创办携程旅行网时是29岁，另外三位中，有两位是33岁，一位是36岁。我有很多进行创业的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30多岁时开始创业的。看起来，40岁是一个拐点：40多岁比30多岁开始创业的人少多了。
既然这些大城市更有效率和创新，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让我们假设：如果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都将搬到另一个不同的星球上，那么人口会在那个星球上均匀地分布吗？也许不会，我们更可能在一个大城市里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世界人口的当前分布可以用历史来解释：在经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时候，人类需要分散耕作；在工业革命期间，人类需要接近矿源和港口。今天，高科技和服务公司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更多的人将会集中在作为创新中心的大城市。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内部，人们可以自由地流动，然而在国与国之间却不可以，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该国最大城市人口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我对于身边规律的有趣总结，得到了来自“全球创业监测”的数据支持。这项研究在调查了许多国家中成千上万名企业家之后发现，25～34岁是高产的创业年龄，而在45岁以后进行创业的人数迅速下降（见图2-12）。
集聚效应是一种人才的网络马太效应。如果一个区域成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集聚效应将会趋向于自我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会越来越大，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在硅谷以外，比如波士顿也拥有顶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然而，尽管房价高昂，硅谷作为创新中心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40多年。由于人才的集中，硅谷仍然是创办高科技公司的最佳地点。一旦一个地方变成创新的中心，其他地方就很难再超越。基于这种逻辑，每个国家的每种产业都应该只有一个中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的每一种行业都可能只有一个中心。
此外，大城市不仅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一起工作的机会。近年来，在互联网和软件技术领域的创新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合作，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大城市的优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夫妇来说，大城市特别具有吸引力，哪怕生活成本高，但是夫妻双方都可能找到好的职业。近年来，随着聚集效应的增强，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地价越来越高，而小城市却在萎缩。
图2-12各年龄段创业指数走势
许多高科技公司的地址如此接近，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流动。在硅谷企业中，员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一位工程师有创造性的想法，却不能得到自己公司的资金支持，他就可以带着想法加入其他公司，甚至可以在风险投资资金的支持下，自己创办一家新的公司。员工的高流动性，不仅加强了思想和创新的交流，而且还使得创业公司快速找到人才。高流动性也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在创业失败后找到新的工作。高流动性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地区能够聚集众多高科技企业。
资料来源：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2.
在制造业中，聚集效应是相关企业互相靠近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则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果。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出化学反应。在硅谷的夜晚，餐馆和咖啡馆里坐满了身穿休闲装的工程师，他们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
创业的年龄分布可以用经济学的逻辑来解释：创业是一项长期的、高风险的投资，企业家通常会牺牲大量的个人储蓄和闲暇时间，而失败的概率非常高。正因为如此，年轻人更愿意承担如此高风险的投资，因为年轻人有更长的时间去享受成功的果实。一个55岁的人一般不会去开公司，因为哪怕他辛苦创业15年后取得了成功，也不会有很多年的时间去享受成果，毕竟那时他已经70岁左右了。此外，在35岁及以上的人由于需要担负更多的责任，比如孩子和家庭，因此也不敢承受过大的财务风险。此外，如前所述，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在30～50岁时达到顶峰，学习能力在20多岁时最强，因此年轻人在学习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方面表现更好。而提出创造性经营理念和经营创业公司所必需的行业知识和业务技能，通常需要从经验中获得。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学习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低于年轻人。综上所述，最好的创业年龄在25～35岁。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已经积累了一些知识和经验，也仍然保有开放的心态，并且愿意去冒风险。
高新技术企业的分布比制造企业更加不平衡。在美国，大量的创新公司集中在硅谷。在谷歌、思科、惠普、苹果、甲骨文和脸书等十大高科技公司中，有六家都在硅谷。美国几乎一半的风险投资都投到了硅谷。硅谷，一个从旧金山到圣何塞的小小区域，却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创造出一大批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
4.创业、老龄化与阻挡效应
人才集聚效应
有天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力。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是世界最低的，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其劳动力成本已经比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许多东南亚国家高出了几倍。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考虑，许多跨国企业理论上应该离开中国。但是，许多公司发现，复杂的产品需要强大的配套供应链做保障，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暂时还无法被动摇。这就是今天大多数高科技产品仍然在中国制造的原因。在高端制造业中，许多技术、部件和生产工艺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领域的优势可以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中国还是利用其集聚优势，主导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在太阳能、风能等方面的新型制造业，以及高端电子产业。毫无疑问，中国企业从生产简单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升级到生产高端制造品，其在供应链方面的集聚效应将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阻碍年轻人的活力。一个员工获得高级和有影响力职位的概率，取决于相关领域内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的平均年龄很高，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高级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占据了。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整体结构趋于年轻的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来获得创业所必需的技能。相反，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规模不断缩小，年轻的员工晋升很慢，拥有的影响力较小，技能也较差，因此不能够成为潜在的企业家。结论就是，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里，不仅是年轻人的数量减少了，而且由于他们的发展被一个人数更多的老年人群体所阻挡，导致他们很难进行创业。
中国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很多制造公司，因而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任何新产品的发明人，都能找到成百上千的配套公司，快速且廉价地制造出成品来。
我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了企业家精神与老龄化之间的联系。在研究日本创新数据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这种联系。总体而言，日本的创新表现并不差。日本的大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获得了很多项专利。然而，这些发明大多是微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发明。例如，日本公司不断改进数码相机，使其体积更小、质量更好，并且具有更多的功能。但是，它们没有能够产生颠覆性的发明，如iPhone。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这些大型日本企业获得了大量的专利，但已经无法跟上美国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
聚集效应
除了人口规模，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很重要。现代工业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区。美国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在底特律，而日本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于名古屋。中国的电子工业聚集于广东和江苏南部地区。在地理上靠近上游和下游环节，一家公司可以降低许多成本，比如运输成本、采购成本以及沟通成本。
日本公司并非一直都是这种表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非常具有创造力，并产生了革命性的发明，如随身听、数码相机和游戏机控制台。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了急剧发展。当时有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其人均GDP将很快超过美国。然而，在1991年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直停滞不前，而美国经济则得益于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走在世界前列。导致日本出现“失落的几十年”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一些经济学家将停滞现象归因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然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超过10年，而日本的经济停滞已经超过25年。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真正导致这一停滞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创业精神的缺失。
此外，尽管美国人口较少，但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方面，美国占有优势。因此，在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国之间开展的人力资本比赛，将会出现有趣的看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日本经济比不上美国的原因是缺乏初创企业使得其IT产业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活力远不及美国。如表2-2所示，在美国排名前10位的高科技公司中，有5家是在1985年以后成立的，创始人在成立公司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8岁。相比之下，日本排名前10位的高科技公司没有一家是在近40年之内成立的。
从长期来看，印度很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低生育率将显著降低年轻人口的规模。到2040年，18～22岁的人口数量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将小于40%，低于印度。到那个时候，假使中国的大学生入学率可以达到60%，而只要印度的大学入学率超过35%，印度就将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大学生。
表2-2日本和美国排名前10位的高技术公司及其创始人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学入学率将增长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201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了3300万，而与之相比，美国只有1900万。在印度，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大学生在校人数将达到2600万。
此外，学术研究并不完全与商业创新相关。英国和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相似，但从经济上来看，英国要弱得多。虽然截至目前，韩国几乎没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甚至也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它仍然能够培育出三星等著名的创新公司。韩国的问题在于，它的市场规模太小，无法支撑数量众多的高科技公司。
日本新企业的注册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7%下降到了90年代的3%（Acht，Thunik，Verheut，2004）。这一数字不到美国的1/3，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Karlin，2014）。根据一项创业调查的数据，日本人的创业倾向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全球创业监测，2012）。在美国，18～64岁的成年人中有4.9%的人正在从事创业的活动，而在日本这个数字只有1.9%。
在表2-1中，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本国出生的科学家的数量。这表明，在美国和英国，有大量出生于外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日本获奖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这显示了美国和英国在吸引外国人才方面的实力。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考察移民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国家，因为它没有经历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婴儿潮。日本的生育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立即迅速下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开始低于更替水平。因此，日本的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迅速老龄化。
资料来源：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Nobel Prize，2013.
由于阻挡效应，当劳动力变得老龄化时，年轻员工的晋升速度就会减慢。如表2-3所示，20世纪70年代，日本大约有32%的经理年龄在35岁以下，而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下降了一半，只有16%。
注：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在本国出生的科学家的数量。
表2-3日本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表2-1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资料来源：Summary of Report，Basic Survey on Wage Structure（Ministry of Health，Labour and Welfare）Various Years.
表2-1显示了在科学界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获得者人数排名前六的国家。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之一，但一直到2000年之后，它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排名的位次才有所上升。我们都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创新实际上有所下降，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实际反映出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科研能力，因为该奖项通常是在获奖者的创新出现几十年以后才予以颁发的。
20世纪70年代，日本大约有1/4的部门负责人年龄在45岁以下，而这一比例到了90年代的时候下降了2/3，仅为员工的8%左右。这是劳动力老龄化的直接结果，因为通常情况下，员工的晋升会基于工龄。当年龄结构呈现岁数大的人多、年轻人少的倒金字塔型时，年轻的员工必须等待更长时间才能晋升到高级职位，无法在年轻时就得到成为企业家所需要的锻炼和积累。当他们最终获得晋升时，即便获得了成为企业家所必需的技能、财务以及社会影响力，但那时他们已是40～50岁的中年人，错过了创业的黄金窗口。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仅就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而言，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许多人怀疑中国大学教育的质量，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差，因为中国没有产生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然而，在一个新兴创新强国的早期阶段，缺乏诺贝尔奖得主并不出奇。通常情况下，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商业创新，而诺贝尔奖通常奖励的是科学家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从事的研究工作。虽然美国的经济在整个20世纪中都是最强的和最具创新性的，但是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才成为学术研究的领导者，才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让我们根据全球创业监测的调查数据，再来比较不同国家年轻人的创业概率。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最严重，创业率最低（见图2-13）。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多数国家中，30岁是最具有创业精神的年龄，然而，日本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日本30岁的人甚至比50岁的人更缺乏创业精神。阻挡效应放大了老龄化的影响，并且极大地损害了年轻人的创业活力。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报告》，the US Census Bureau，2010。
图2-7中国和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
图2-13部分主要国家中按年龄组考察的创业率
资料来源：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2.
人口众多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尽管美国人口数量只是中国的1/4，然而，直到2005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仍然超过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如图2-7所示。大学教育是做研发的基本要求，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反映了创新活动所能吸引的人力资本规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方面，美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不仅没有出现创新型的新企业，而且现存的大公司在颠覆性创新方面也变得非常迟钝。类似的阻挡效应，在大公司内部同样在发挥作用。因为在一家大公司内部，为实现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一般会组建一个“创业项目”，这个创业项目最好由30多岁的年轻人来负责。然而，在典型的日本企业中，30岁的员工通常只有较低的级别和技术能力，在公司中的影响力也不大，因此无法有效领导这些项目。鉴于这种情况，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或老龄化的公司）中，不仅创新型的新公司少，而且现有的大公司往往也会更趋保守，更缺乏创造性。
供给侧：美国能否赢得人力资源竞赛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进一步分析老龄化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在图2-14中，横轴是年轻人口比例，即年轻员工（20～39岁）在总的劳动年龄人口（20～59岁）中的占比，而纵轴表示该国成年人创业的可能性。如图所示，创业和年轻的年龄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国家中，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最严重，创业率最低。与此相反，在美国和韩国，由于人口结构更年轻，也就更具有创业精神。
当我强调人口在创新中的重要性时，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这个国家也能具有非凡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当然，人口规模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因素如文化和能力也非常重要。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中曾涌现出无数优秀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但是换个角度来思考，假如以色列是一个大国，难道它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吗？大约有2000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大约有1/3生活在以色列，1/3生活在美国，另外1/3生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犹太人中，有八个生活在美国，两个生活在俄罗斯，却没有一个生活在以色列。这十个人中包括谷歌、脸书和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在狭小的国内市场上的增长前景有限，许多以色列企业家把他们的公司卖给了大型的跨国公司。与在美国的犹太企业家相比，这些本土的以色列企业家远不如美国或者俄罗斯的犹太人成功。
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模仿已经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创新，并将这些创新融入中国市场。通常情况下，当美国创新者来到中国市场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因为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此时中国企业已经成长为强大的领先者。一位杰出的风险资本家曾这样评论：一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它必须要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登陆中国市场。然而，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试图同时占领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往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图2-14创业率和劳动力的年龄（发达国家）
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美国更为庞大的互联网市场。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巨头没能像征服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征服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美国网络公司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这让不少美国人感到相当惊奇。有人认为，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市场的严格监管。然而，事实上，在谷歌退出中国市场时，它也只占有30%的市场份额，而百度却已占据60%的市场份额。其他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亚马逊败给了京东，艾派迪输给了携程，eBay惨败于阿里巴巴。这些都说明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足够强大，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并不占有规模优势。
资料来源：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2.
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与美国公司一样，中国的企业，比如华为和联想，在达到规模并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后，成长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对手。在服务业领域中，中国也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当前，中国的旅游、金融和医疗行业只是落后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全球服务品牌。在规模上，中国的电影业正在迅速追赶美国。尽管中国的电影可能不会立刻就达到好莱坞电影的水准，但它们的预算肯定会让世界羡慕。
在这幅图中，如果我们把国家分成年轻国家和老龄化国家两类。我们发现，年轻国家的创业率几乎达到了老龄化国家的两倍。这种效应的影响，远远大于年轻人数量上出现的差距本身。这说明阻挡效应（或其他的结构性效应）必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创新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在创新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大。在许多高科技和创意产业中，美国已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纽约是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中心，洛杉矶是世界影视娱乐业的创新中心，而硅谷则是世界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中心。美国的大学也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英语是国际语言。在中国崛起以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压倒性优势已逐渐显现在各个方面。
如果我们不仅仅考察发达国家，而把目光投向所有国家，那么“人口结构越年轻则企业家精神越强烈”这一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见图2-15）。当前中国的年龄结构仍然年轻，中国员工的创业精神也非常强烈。
随着市场的扩大，竞争对手当然也会增多，这将为创新提供更大的动力。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竞争最激烈的，风险资本家有时甚至愿意支持在这两个国家的市场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公司，而在一个小国中，风险资本家通常只是投资于市场的第一名。
这种规模优势在互联网行业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最先吸引大量顾客的公司。举例来说，如果1000万名客户代表一个“临界值”，为了达到这个临界值，在美国市场上（由于其人口总数为3亿人），所必需的渗透率约为3%。对于总人口只有1亿人的日本来说，所必需的渗透率则为10%。而在中国，这一比率就小于1%。正因为如此，相比于日本市场来说，某项创新达到临界值的时机，通常会在美国市场上要更快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亿客行（Expedia）等，在国内市场成功达到临界值以后，就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功占领世界市场。在互联网行业，起步时机的早晚往往足以区分赢家和输家。在手机还只是一个工具的时代，诺基亚公司是成功的，然而当手机成为一种融合了电脑、软件的互联网产品的时候，诺基亚就远非苹果的对手了。
图2-15企业家精神和劳动力年龄（所有国家）
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即使是一个小国也可以进入全球市场。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当今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都很低，一个小国的公司可以将标准化的制造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例如，诺基亚是一家芬兰公司，照样能在全球移动电话市场上占有大量的份额。然而，对于服务业来说，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在服务业中，国内企业远比国外竞争对手更有优势，创新者需要与当地的文化、语言、商业和法律环境进行深层次的互动，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家服务公司通常需要首先在国内市场对其创新进行试验和测试，只有在实现了批量生产并获得良好的盈利能力之后，才能把其创新的产品或服务出口到其他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有大量的顶级制造业品牌，但在服务行业中，美国得益于其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的优势，在连锁餐饮、酒店以及娱乐等服务行业拥有众多的国际品牌。比如星巴克、迪士尼和麦当劳等公司，在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主导地位之前，在美国国内就已经实现了很大规模，而且利润丰厚。
资料来源：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2.
因此，只有大国才会有本土的互联网公司。同理，中国拥有最先进的高铁技术也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和开发的人力与物力要远超小国。日本拥有最好的高端制造技术，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日本不仅无法在高铁技术方面与中国开展竞争，也不能够在商用飞机的建设领域与美国竞争。
最后，让我们把创业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图2-16显示了2000～2009年不同国家的创业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较高的创业率与更快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见表2-4）。
对于创新来说，大国的规模优势更大。例如，投资一部目标为10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可以10倍于一部目标只有1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再例如，在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旅游品牌携程旅行网，可以雇用5000位软件工程师，相比之下，日本只有中国市场的1/10，因此，一家类似的日本公司只能雇用几百个工程师。而在中国台湾地区，一家类似的公司只能雇用不到100位工程师。当然，这些假设的前提是这些公司只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没有打开全球市场。通常在本地取得成功后，才会拥有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所以，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更大的本地市场也会成为重要优势。
规模经济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进行，每家公司就可以专注于一项更加具体的任务，因此更加高效。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福特汽车公司就利用了美国汽车市场的规模优势，第一次普及流水线生产。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人只需要专注于单独一项任务，最终就可以提高整个工厂的效率。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最大市场，这有助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成为世界上最专业、最高效的企业。
图2-16创业与经济增长
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生产100万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通常远远低于生产1000件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中，在大城市中提供服务（例如银行、邮政、电信）的单位成本，远比在小村庄提供类似服务的单位成本要低得多。
资料来源：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2.
（3）老龄化效应。
表2-4年轻人口比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聚集效应；
（1）规模效应；
人口学影响创新的主要渠道有三种：
资料来源：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