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中，创新的回报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大量的资本去追逐成功的创新。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风险投资业发展非常迅速。因此，即使在没有政府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民营资本也可以很好地资助创新活动，尤其是在如何选择最“有前途的”技术方面做得更好。
经济学家曾经发现了一些看起来不起作用的政策，例如政府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扶持的对象是某些在创新方面被认定是“有前途的”领域。
另外，由于官僚机构的阻碍，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通常要落后于风险资本家。例如，某些国家的政府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以支持太阳能产业，但它并不善于选择合适的公司或者正确的技术。虽然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整个行业获得了健康成长，然而，政府在此过程中却浪费了不少资金。
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理解了经济创新所必需的宏观条件，并且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已经可以为创新提供这些条件了。然而，尽管像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这些国家也采取了类似韩国与中国的宏观政策，但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和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的前景都要弱得多。因此，除了以上这些宏观条件，推动创新的因素还有哪些？
由此可见，一个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并不是推出产业政策乃至直接投资，而是提供公平、稳定的竞争环境。政府只需对所有公司提供全面的税收减免优惠，无须自己去投资扶持某些公司或者技术。这也是支持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即主张低税收、小政府、弱监管，并允许市场去认定和奖励赢家。因此，最终结论就是政府不应该对创新和创业指手画脚。
那么，政府在促进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对于成功的经济体来说，有一些共同的标准要素，比如稳定的政治制度、充分的产权保护、运作顺畅的金融业、开放的贸易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例如，我们知道，创新是建立在既有知识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与世界其他地方自由交换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明代的时候，闭关锁国，切断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通道。这一措施最终关闭了中国进行创新的引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严格的贸易壁垒和不稳定的金融体系，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创新。
当然，大多数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结论，因为这使它们脱离了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但对于创新来说，从没有什么捷径或者灵丹妙药，否则，世界上早就该出现更多更富裕的国家。我将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研究“为了促进创新，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这个问题。
在创业成功后，我选择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将创新作为我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我很快就认识到，即使对于“如何促进创新”这个堪称经济学学科圣杯的问题，学术研究也只是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长期的研究只是取得了很少的发现。对于诸如“教育能否促进创新”这类重要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许多人说，在中国靠死记硬背学习的教育方式是不好的，因为学生被要求顺应而不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教育方式对创新可以产生影响。日本和韩国也有与中国类似的教育方式，但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没有阻止它们成为创新大国。由此看来，教育只是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创新者或企业家，似乎纯粹是碰运气的事情。
为了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问一个类似的问题：“一家企业是如何促进创新的？”在过去的30年中，《财富》500强企业的变动率在不断加快。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比如苹果、谷歌和微软等，都是成功的创新者。如果你问这些公司的高管，对于一项创新取得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都会提到一个要素，即吸引最好人才的能力。
前述已经表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政策可以促进创新？从历史上看，世界的创新中心已经转移过好多次。最初，世界的创新中心在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之后转移到了希腊和罗马，再后来转移到了中国；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间，它一直处在欧洲。那么，这些变化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环境可以促进和培育创新，什么样的政府政策才能促进创新？这些都是本书旨在回答的关键问题。
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企业战略成功的五要素，并将公司竞争战略理论应用于国家竞争战略（Porter，1990）。在他的模型中，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能够获得成功，需要具备四种要素：禀赋、需求、零部件产业以及竞争。我对波特这一四要素模型的评论是，所有这四个要素实际上都与人口有关。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即禀赋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场也可以催生更加发达和完整的零部件产业。最后，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可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因此，大量人口似乎是进行创新活动最重要的优势来源。在本书中，我认为，不仅规模，而且包括质量、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的分布，都是创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