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一个人如果想要有所创新，就需要有综合的知识基础。因此，一个人不仅需要接受技术或职业培训，而且需要全面的大学通识教育。例如，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游戏设计师，一个人就需要了解计算机科学、历史、图形艺术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创新和全球化驱动的技能需求，促进了大学教育的普及。发达国家的大学入学率，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便从20%上升到了50%多。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学入学率不到10%，而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增长到了30%。大学已经成为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中心。
其次，是由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带来的全球化。集装箱运输技术和高速公路使得货物以非常低的成本流动，而航空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电信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几乎可以在世界各地瞬间流动。随着商品、人员和信息的全球化，任何创新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要传播得更快、更广。超级明星艺术家在全球市场上能够赚得更多，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超级明星效应。就像这种效应一样，任何创新都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获得更高的回报。然而，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创新的趋势使得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拉大了。这种变化带来的正面效果是，由于回报变得更大，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努力创新。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大学教育，但大学教育的回报仍然很高。大学毕业生（这里指本科生）中的佼佼者和博士毕业生的工资收益更高，这是因为创新的回报更高。例如，硅谷是一个高产创新者的集聚地，这些创新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的人均收入。
首先，是工厂的兴建。在工业革命期间，生产从家庭作坊的小生产转向工厂大规模量化生产。工厂的存在成为必要，是因为生产技术和工艺变得更加复杂，需要许多专业化的技能，比如机械维修、产品测试以及质量控制等。对于单独一个人或几个家庭成员来说，掌握整个生产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随着知识的增长，社会的经济活动需要分工以及专业化，从而需要更多的合作，由此就产生了对工厂和现代企业的需求。这也导致了现代工会的形成，以及席卷了半个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运动。
大学教育普及的另一个影响，是更多的女性进入大学并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许多国家中，女性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赶上了男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男性。这有助于解释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和家庭规模下降的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创新和科技曾经推动过许多社会变革。
最后，世界主要的大都市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创新的过程需要更多拥有不同的技能和属于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参与。大城市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提供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人才储备库。因此，最好的创新公司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变得更庞大并且生活成本更高，在经济上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