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亚洲，通常是在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4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这么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在现代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当属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发现专业化和贸易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Smith，1776）。100多年以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了"创造性颠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创新和创业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熊彼特并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经济模型，但他的这一洞见在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Schumpeter，1942）。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中，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更少了。这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而不是马尔萨斯理论所认为的需要较小的人口规模。
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了一个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模型（Romer，1990）。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我曾研究过这个模型，注意到它包含的一个含义是：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可以使更多人从事研究和创新，从而驱动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模型中有几个假设条件，其中之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确保知识和商品可以被人们用来交易。另一个假设条件是强化商品和知识的产权意识，从而可以使人们有动力去创新科技和创办企业。罗默提出的这一模型揭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恰与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理论相反。通过创新这一渠道，人口的增加将使得经济增长更快，收入更高。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此外，像太阳能这类清洁能源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已经接近化石燃料了。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类似西欧诸国或者美国那样的先进国家呢？关键或许始于600多年前的明代，当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航海技术比同时期的欧洲地区先进得多。但在此次航海活动之后不久，由于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统治者停止了所有的海洋探险活动，并且关闭了中国的沿海贸易。从地理上看，美洲离西欧更近，因此西欧国家能够早于中国发现新大陆，这有助于它们扩张贸易，并在后来引发工业革命。同时期，近代中国遭受了一系列的战争，以及苏联经济模式的实验失败，因此，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落后的。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了。从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但是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工业部门所需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所需的土地强度。
综而述之，在过去的600多年里，中国自给自足的贸易政策切断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使得中国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逐渐趋于落后。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汲取了火药和罗盘等古代中国的发明知识，并利用它们创造了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航海技术。这些发明帮助它们征服了新大陆，并将其经济贸易扩展到了非洲、中东和印度，获取了比中国更为广大的市场。这就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主要原因。
马尔萨斯理论虽然在历史上是准确的，但是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比如中国，2016年农业只贡献了经济总量的8.6%。每一个现代经济体几乎都主要由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组成，因为与农业相比，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更加迅速，并且现代经济体中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比农业社会中的快得多。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史就展示了这种优势。
300年以前，中国的农业技术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因此，与陆地面积大致相等的欧洲相比，中国可以负担比欧洲大得多的人口规模。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只是略高于生存水平而已。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代，占据了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中国人口从8000万增长到了3亿，而人均收入水平却几乎没有增长。过多的人口拖累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尔萨斯理论准确地刻画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
早在1850年的时候，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而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过，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欧的技术，同时吸引了大批移民。不久之后，它的人口就超过了西欧各国，从一个欧洲技术的模仿者，迅速演变为一个技术创新的开拓者。众多发明家和企业家，例如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引领了世界先进技术和商业组织的潮流。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赶上了西欧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1900年之后，美国持续吸引大量的移民，其经济规模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总而言之，利用人口规模庞大这一强大的优势，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创新者和超级经济大国。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与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众多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经济人口学理论（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