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 离开家庭，互相独立
卡罗琳和我最后决定停止治疗，因为她觉得已经好多了。她了解，一个童年时期受到父母强烈攻击的人，终其一生都将陷入沮丧和不断挣扎中。但现在她觉得对问题已经有了更进步的观点，她也能针对问题采取一些措施行动。我们说再见时彼此都有点伤感，因为知道我们会想念对方。就像其他人一样，卡罗琳的治疗并非尽善尽美，她离开时仍带着问题。但她离去时也怀着骄傲，这是她和家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她也知道他们任何一个人随时都可以再回来。
离我和卡罗琳最后一次面谈大约一年，也就是离我们初次和布莱斯家见面约两年半之后，克劳迪娅进了大学，有天她顺路到卡尔办公室来了一趟。卡尔半小时后有约，但时间已绰绰有余。
“你知道，”有一次面谈快结束时她说，“有时候我觉得我挺享受这种沮丧的感觉的。它好像一个季节，如果没有降临，我就很想念。”
刚开始卡尔以为克劳迪娅来是因为有事需要帮忙，甚至可能是再来治疗。她刚度过大学第一个学期，过得不是很顺利。她一直很急着进大学，所以逼自己提早完成了高中学业，但事实证明她对大学生活的梦想不切实际。班级太大，她在里面迷失了。她想家，却又讨厌自己每个周末都待在家里，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天以后卡罗琳似乎不再那么害怕表现悲伤了。那些低沉的情绪还是盘旋不去，但她已经学会允许自己沮丧、哭泣、被这种情绪压倒，最后从另一头解脱出来，这些沮丧的情绪不再经常出现，也不复那么强烈。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上大学。”她说。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什么也不能做，陪伴在一旁，默默、无力，静坐在那里看她哭，只能关心而已。最后，哭声终于停止，她抬起头来，我伸过手拍拍她，说：“总有结束的一天。”
在折腾了一阵子，和家里谈过多次之后，克劳迪娅有了一个计划。大卫由于工作的关系，曾经到过欧洲好几趟，他和巴黎一个生意人一家变得很熟，他们家刚好有个女儿和克劳迪娅年纪相当。克劳迪娅打算到巴黎和这家人一起同住一个学期和一个暑假，而大卫的朋友也答应帮她找一份工作。克劳迪娅兴高采烈地谈着这个计划，还有她努力学法语的事。
卡罗琳哭的样子和以前那种泪水决堤的模样很不相同。那时候她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她对每天的生活似乎都还满意。这种忧伤大约难以平息，她的哭泣深远、温和，却极端痛楚。这些莫名的痛苦，可能是由童年时期遭受到并且已经刻意遗忘的伤害造成。她并没有将这些情绪、一波又一波深沉的哀痛完全流露出来，好像不允许自己去充分体验这个长久压抑的自我。
“太棒了！”卡尔说。“那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这计划听来很令人向往。”
起初她很怕自己会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吞噬。于是步步为营，有连续好几周她都变得非常沮丧，然后有一次她觉得了无生趣，孤独到了极点。她看来好像是被人拖进椅子似的。我记不清到底跟她说了什么，但主要都是些关心的话，像是“你看来真的很悲伤”之类的。
接着他猜想了一下，“不用说，你爸爸很热衷，但你妈却冷冷的！”
卡罗琳选择了和我合作，我和她进行了两个月的治疗。这些谈话大部分都相当随意，几乎越来越琐碎，但还会出现紧张和悲伤落泪的时刻。卡罗琳多年来一直想把周期性的沮丧克服掉，我鼓励她停止挣扎，“让它们出来”，我劝她。
“正是如此。”克劳迪娅说。
20.2 让沮丧出来
“那有什么好稀奇？”卡尔问，“你总是和你爸一起策划。你为什么不干脆做你想做的，让他们两个自己去烦恼？”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或怎么决定的，大卫不必再来参加治疗，并且答应卡罗琳的请求，继续为她进行个人的治疗。大卫看来很好，他们的婚姻看来也维持得不错，孩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一切都感觉很好。
“嗯，事情不光是这样。”克劳迪娅说，“我妈有点担心，但她还是愿意让我去。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我只是觉得害怕。”
最后，大卫对面谈厌烦起来，他对他的生活满意了，而且他还有其他事要做。甚至连卡罗琳对他也没有抱怨，他现在已经从工作中匀出了更多的时间，对她更加关爱。他们两个现在开始在周末单独旅行，这样不带孩子的旅行对他们夫妻的性生活大有帮助。自从大卫和丹发现他们都喜欢摄影时，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更亲密了。
“那是肯定的。”卡尔答道，“换作我也会啊。”
我们一直无法邀请到卡罗琳的家人来参加面谈。她去看过他们几次，试着以个人的立场和他们谈，之后她也继续和母亲书信来往。但我们很遗憾始终未能与她的家人直接接触。大卫的家人后来又来过两次，他们从面谈中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他略带戏弄地看着她，“你对抛弃你可怜的父母有罪恶感是吗？”
我们也开始在治疗中看到一些意义重大的“小事”：他们更常注视对方、坐在一起、偶尔碰触对方的手。任何人都可以想象，他们最亲密的谈话是在非治疗时间吐露的，但确实有种温馨的感觉伴随着他们前来治疗。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戏剧性的改变，但他们就是不一样了。如同太阳升起，房间里渐渐亮堂了起来。
“也许吧。”克劳迪娅怯怯地说。
卡罗琳半埋怨着。他们夫妻这种轻松的态度可以归功于卡尔和我，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嘲弄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太过严肃、太过郑重。
卡尔：“用不着。他们会想你的，但他们说不定会偷偷高兴可以摆脱你哩。”
“如果我们一直忍不住窃笑，那怎么能吵得起来？”
克劳迪娅笑了，笑声洪亮，透露出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她很高兴能独自前往巴黎。
由于旧怨已除，新的怨愤又可以马上处理，因此他们夫妻间的争吵变得简短直接。他们也越来越不能特别激烈地吵上一架。
他们聊了一会关于她家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卡罗琳决定不修社会福利工作方面的课，因为她觉得对她而言当一个治疗师甚至社会工作者，都是不太好受的。她改而投入妇女运动，同时也在大学里修了一些感兴趣的课，艺术史、妇女心理学、现代诗。克劳迪娅提到她母亲，语气里带着欣赏，和治疗之初她对母亲那种尖刻的感觉判若云泥。克劳迪娅冒险远行的做法，显然是在模仿她母亲近来不断探索家庭以外世界的行动。
也因为她不再做什么来帮助大卫，所以可以放松自己，仅仅陪伴。卸下对大卫的责任以后，她更能够了解大卫，也能与他更亲近。她不再扮演母亲（或子女）的角色，而成为丈夫的同行者、伙伴。虽然这些变化出现的时机很复杂，但它们的确都发生在夫妻二人身上。大卫也开始将卡罗琳看成简单的是一个“人”，不再是长久以来他赋予她的具有威胁性的形象。
克劳迪娅觉得父亲已经变得更温和更轻松了，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儿沮丧。他似乎放弃了一些野心，更能够享受人生了。
夫妻两个共同参与面谈有助于巩固他们不再扮演对方治疗师的协议。虽然在大卫与自己的问题苦斗时，会因为下巴颤抖、泪流满面而感到难堪，卡罗琳“无助地”坐在一旁和观察，对她却是很有益处的。她不只发现自己无力协助大卫解决问题，同时也发现她根本不需要这么做。他正在学习做自己的治疗师。
大卫一直都是克劳迪娅的偶像，但此时卡尔感觉得出他们父女间有了新的距离。克劳迪娅显然为她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安：她如果要争取自由，就得和他保持距离，而她怀疑也许那才是她要去巴黎的真正原因。
当然，他们的婚姻问题离结束还很远。我们“个别地但一起地”与大卫和卡罗琳工作几星期后，突然间冲突又会爆发出来。这些激烈的争吵令他们又惊讶又沮丧，但卡尔和我却早就料到会如此。他们在婚姻中变得越独立自主，对彼此关系越是投入，危险意识就会越小，而能自在地点燃战火。在最后“真正的”坦诚变得十分安全时，我相信终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听到他们的坦诚之声。
丹进入高中，参加了摇滚乐队，和往常一样，他的成绩平平，也没惹什么麻烦。
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在大卫和卡罗琳致力于他们“个人”的问题时，为什么我们没有改成与他们分别面谈的方式，一对一的面谈所保障的隐私权岂非更有助于他们坦诚地表露自己吗？事实上，在最后两个月的治疗期间，我的确单独与卡罗琳面谈过几次。但在离婚危机过去后，继续同时与夫妻俩面谈一段时间则颇有助益。
“他挺规矩的，我想我父母对很多事情都放宽了。他们开始明白一些事，所以很少跟他唠叨。”
两个较小的孩子都觉得这个决定让他们大获解脱，来的次数减少了很多，但克劳迪娅有段时间还是会定期参加。当孩子们来的时候，他们带着惯有的机智和幽默，他们也学到了一些对往后人生很重要的东西：如何解决婚姻中的冲突。当然，我们也还一直注意着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丹和他母亲在那个星期里吵过架，那么下个星期的面谈他通常会出席来解决问题。
想到自己高中时代有多烦恼，她的脸上有点悲伤。
在卡罗琳和大卫继续维持婚姻的决定明朗之后，孩子们也对焦点都集中在大人身上感到厌烦，我们建议孩子只要在他们或他们的父母觉得合适的时候来就可以了。我们想把主导治疗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
克劳迪娅说劳拉是“好得有点过分”，她在学校的成绩很好，大家都喜欢她。
当然，焦点并非只限于两个大人身上。他们每个人之间也时有冲突爆发：父母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还有孩子与孩子之间。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任何具有压力的问题上，治疗变得“自在”起来，每个人都很投入，仿佛这是个自然而流畅的过程，最后，我们只需顺势前往。
“劳拉还是太依赖我妈，也有点被我们大家宠坏了。不过我妈在外面的事倒挺有帮助的，劳拉被逼得要独立一点才行。”
渐渐地，治疗成了两项平行的“个别”治疗。虽然我们还是和他们全家人见面，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大卫或卡罗琳身上。有时候整个小时平均分配给他们两个，有时候则全用在其中一人身上。这种工作流程完全是凭直觉，看谁想取得发言权而定，有时大家还会开开有关平等时间分配的玩笑。
婚姻呢？
20.1 交叉使用不同的治疗方式
“他们的关系没有治疗刚停止时那么好，”克劳迪娅说，“可是大致上还好。他们会吵架，但有谁不吵架呢？在治疗以前我们都觉得吵架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几乎都不这么想了，那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和大卫家人的扩大治疗过后，面谈又持续了8个月，那段期间重点大都放在婚姻上。有好几个星期他们夫妻放开一切，享受重聚的快乐。之后一些旧的冲突又冒了出来。但这一回，卡尔和我都坚持大卫和卡罗琳必须直接面对这些存在于两人本身的人际关系中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忽略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我们逼他们去和单独的自我奋斗。他们随后公开了更多的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原先的相互指责不攻自破。他们从争吵的状态走出，变得沮丧起来。
卡尔听到下一个和他约好的家庭已经在门外了。
不管是怎么发生的，卡罗琳和大卫的婚姻确实开始出现生机。仿佛春天，变化是慢慢产生的，一次长出一片叶子。他们需要努力，也遇到了许多令人寒心的挫折，但他们夫妻的成长却不由自主，具有极微妙、极容易扩散生长的特质，就好像季节自然变换的产物，而不是人为努力促成的。
“听你讲这些实在很有意思，”他说，“我得开始工作了。”
卡尔和我从来都没想要影响他们——事实上，我们很努力地不给他们压力。但他们一定受到我们的信念，择偶是基于双方不自觉的共同需求，是一种准确的潜意识决策历程的影响。也许我们对工作的辛勤执着也吸引了这对有责任感的夫妻，当然他们感觉得出，我们在他们的关系里看到了希望。
他经常用这样的话结束晤谈，这话很可能意味着起头很难，结束也同样困难。克劳迪娅站起来，把她的书收拾好。她看起来很满足，她刚从一个“父辈”那里得到许可，可以从家中逃离了。
也许仅仅是为了孩子，他们都反对离婚，而且他们都处在大卫和卡罗琳的热战中。夫妻一致决定，通常不会公开示意：留下来！
卡尔忍不住给她一点忠告：“现在，世界上唯一需要对之忠实的人就是你自己。”
也许两个人都很精明。他们仔细审视在对方身上投入了多少，并且盘算如果重新开始——有可能的话——会有多大困难。
他们相视而笑。
他们双方父母的婚姻都很“持久”，面临这个重大的危机，无疑是使他们婚姻坚持到底的“典范”。但如果他们的父母主要是因为害怕离婚才把婚姻维持下去的话，这样的传承很可能与大卫和卡罗琳的情形相违。无论面临多少问题，双方父母的婚姻一定都是以真正的关爱为基础的。虽然大卫和卡罗琳有一段时间关系冷淡了，但这份关爱确实存在于他们的婚姻中，是一种无可取代的羁绊。
克劳迪娅紧紧抱住卡尔。
他的决定并不只是个人的行动。它反映了父母对他成长的“许可”，同时也是他对卡罗琳坚持成为独立的人的回应，这表示相对地，他也得成为一个自主的人，才能使他们的关系有效运作下去，还有她确实想将婚姻维持下去的意愿。虽然大卫“献身”治疗，象征着夫妻俩维持婚姻的决定，但真正的决定过程却深不可测，事实上遥不可及，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其本质究竟为何。
“再见，卡尔。”然后就离开了。
大卫和卡罗琳对婚姻的决定，似乎与大卫是否愿意真正投入治疗，或做多少改变有关。他经历了很多事才摆脱原先那种僵化而现实的人生观——卡罗琳突然开始成长所造成的震撼；她坚持不肯放弃努力获得的东西；发现父母还想要控制他的幻灭感；最后看到父母的问题在扩大的家庭治疗上公开出来。大卫一直到父母开始进入治疗，才终于允许让自己成为一个“病人”。
听卡尔说她来过，我很遗憾没能见到她。可是我不太知道我是否需要在场，就像我和卡罗琳面谈时卡尔也不在场一样。有过这样的治疗经验，我们到哪里都会带着它——一个可以携带的、内在的家庭，近在眼前。无论我们每个人发生什么事，这些都会使我们感触良多。
经过一年半的奋斗，大卫和卡罗琳的婚姻终于获得了转机。这种生机再现的原因，在于他们学会了对自我的接纳，然后发展成了对彼此的接纳，也渐渐不再依赖与治疗师的面谈。大卫变得更自在、更能享受生活，卡罗琳开始上大学选修课程、接触家庭以外的世界。结束治疗一年以后，克劳迪娅已经是大学生了，有天“顺道”拜访了卡尔，她要远走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