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所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心理分析运动也影响家庭治疗。心理分析导向的家庭治疗以已故的内森·阿克曼为代表，他被许多人认为是家庭治疗的创始人。这种方法主要是帮助家庭深入洞察他们的问题，特别是了解由过去经验所造成的扭曲及其“残余”部分。他开启与家庭成员间一对一对谈的方式，治疗师始终居于枢纽的地位，有时甚至会阻碍家庭成员彼此直接交流的历程。这种心理分析导向的方法在东岸最为盛行，尤其是波士顿、纽约及费城等地。
答：最早的一批家庭治疗师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坚强、极富创造力，而且彻底叛逆。由于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对抗整个精神医学界，因此其间的差异就变得模糊不显。随着家庭治疗逐渐被广泛接受，同时随着各个“开山祖师”开始训练自己的后继门人，我们便终于有了余裕发掘和讨论彼此的差异，全国性的家庭治疗会议上常常争议不断，每个团体都会提出他们自己的方法。这个领域所具有的竞争性和多样性是很有益处的，正是创造力的好素材，但不幸的是，它们有可能会使未来的委托人更加困惑。以下就描述一下家庭治疗的几个重要派别。
大约是想弥补心理分析取向的不足之处，崛起于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心理研究中心的“沟通”（communications）学派，并不重视过往的行为及家庭中象征意义性的问题。此学派的治疗师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目前的互动，特别是沟通的形式。很多杰出的临床工作者都属于这一学派，其中包括已故的唐·杰克逊，另外维吉尼亚·萨提亚、格雷戈里·贝特森、杰伊·哈利、儒勒·里斯金（Juler Riskin）、保罗·瓦兹拉维克以及约翰·贝尔（John Bell）等都在内。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概念，例如“家族体内稳定”（family homeostasis）、“家庭规则”（family rules）及“双重束缚”（double bind）等。虽然这批治疗师中有些在这几年已转向其他治疗法，维吉尼亚·萨提亚仍是沟通治疗学派极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她的“沟通型态”（communication types）——超理智型、指责型、讨好型、打岔型——成为所有治疗师很容易辨认的角色。帮助家庭发展明确、一致、非指控式的沟通技巧确实非常有必要，这个团体的贡献如此卓著，可以说所有的家庭治疗师都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
除了在哪里与家庭面谈的问题外，家庭治疗师之间有无其他不同取向？家庭治疗师有没有派别？
录影机普及后，又给协助家庭学习更有效的沟通带来了新方法。家庭可以倒带重新检视自己在特定的几秒钟内的互动表现，治疗师可以指出其正面交流与负面交流的趋向。运用录影带已逐渐成为家庭治疗师的普遍工具，一些执业者如伊恩·阿尔杰（Ian Alger）、诺曼·保罗（Noman Paul）、弗瑞德·杜尔（Fred Duhl）及邦妮·杜尔（Bunny Duhl）致力于开发使用这种令人振奋的新工具的复杂技巧。
答：一开始当然很困难。但经过一阵子，家庭便会习惯于一种节奏，争吵和冲突会不知不觉配合面谈而组织起来。夫妻会在前往治疗的途中彼此激怒对方，并且把争吵带进面谈中。这种情形不断出现在布莱斯家的案例上，而且这样是很适当的。这使家庭可以有一个演出冲突的安全舞台，同时也让治疗师可以直接接触家庭生活情绪的层面。
有时候语言会阻碍家庭真情的流露和分享，因此有些沟通学派治疗师正使用一种所谓“家庭雕塑”（family sculpting）的新技巧来超越家庭成员的理性化和防御心理。这些治疗师中以佩姬·派普（Peggy Papp）最广为人知，她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通过姿势呈现他们对家庭的体验，为家庭定位。这种非语言的运用可以协助“封闭”的家庭开始开放，并且可以协助过于理性的家庭转向表达情感的新境界。
集中在面谈时间谈，即使有可能办到，难道不会太牵强吗？
“结构治疗法”（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则以费城儿童辅导诊疗中心为代表，此机构是评价最高的家庭治疗中心之一。这些以萨尔瓦多·米纽庆①为主导的治疗师，工作重点在于改变家庭刻板的人际关系“习惯”。举例而言，如果母亲一直反复地与女儿激烈争吵，他们可能就会指导父亲暂时接下管教女儿的工作，或者建议他常与女儿接触。随着母女冲突中止，原先被母亲与子女战争所遮掩的婚姻问题就可以自由显现。母亲开始与父亲吵起来，然后治疗师转而协助夫妻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这个例子很简单，但仍说明了治疗师是有计划地介入家庭，及侧重改变较大的关系模式，特别是三角冲突的治疗取向。此学派在解决儿童问题上有卓著的贡献，尤其在治疗神经性厌食症上，这是一种自我强迫饥饿的病症，如果治疗不当，常会导致死亡。他们使用的技术都是“可教导的”，对新一代的家庭治疗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答：有些治疗师一直都是在病人家中做治疗，对于害怕进入专业办公室的家庭而言有其价值。然而这样的场合有一些缺点：电话铃响、邻居突然顺路进来看看，还有治疗师也可能会对置身家庭势力范围内感到不自在。卡尔和我虽然在绝对必要时也会到家庭中和他们见面，但都比较喜欢在办公室里面谈，在那儿我们比较能控制情势发展，也比较有安全感，家庭拥有很大的威力，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小道具来帮助我们放松，以便执行我们的工作。我们同时也相信，在治疗之初，将治疗与病人日常的社会现实隔绝是很重要的。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治疗才比较可能是一种象征的经验，能够触及潜意识较深的层面。也因此，我们会要求家庭不要在家里谈论有关治疗的事，而将他们对家庭的想法和感觉保留到面谈的时间来表露。基本而言，我希望所有改变家庭的努力都集中在面谈的时刻。
穆雷·鲍文的工作受到普遍推崇。他提出“家庭自我混乱”（family ego mass）概念描述一个家庭具有低自我评价及明显的共生特性。鲍文运用许多不同的技巧协助家庭成员完成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ion），并使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化为个体对个体的本质。如同许多治疗师一样，鲍文的工作也致力于打破三角冲突，将它简化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对话。
是否总是家庭去见你们？你们到病人家中做过治疗吗？
行为学派的特色在于极其强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相对不太关心他们如何感觉和思考。行为学家所关注的是，借由改变一些助长家庭毁灭性关系模式的增强行为，来扭转这些既定的毁灭性关系的模式。例如，母亲可能会因为在孩子生气时对他格外注意，不觉间助长孩子发脾气的行为。如果她能学习注意孩子的正面行为表现，并且在他（她）发脾气时故意忽略，那么孩子就很可能会放弃任性发脾气的行为。行为治疗向来大都用来治疗儿童，但同样的原则现在也可以运用在夫妻身上。例如，丈夫同意停止咆哮以换取妻子停止闹别扭，这两种行为原来都容易使夫妻双方动怒。许多家庭治疗师对行为治疗法都表示批评，认为这方法太机械化，同时这种单纯的概念架构也不足以适应家庭无限的复杂性。
家人实在无法来参加治疗时，卡尔和我会选择与另一种非家庭的系统一起工作：由朋友、同事，甚至是与此有困扰的个人曾定期接触的专业人员所串联的关系网。如果一个大学生可以说服他的室友、女朋友，以及介绍他来此求助的老师一起参加治疗，那么他等于是在一个他已忠诚及投注心血的系统下开始工作的，这个系统对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他可以立即运用这些替代家庭的力量。与这种系统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可以获得额外的治疗资源，同时我们认为，将一个自然生成的社会系统带入治疗，远比尝试通过团体治疗建立的关系更为有利。
在亚特兰大精神病医院时，卡尔和他同事发展出一种个别心理治疗方法，同业称之为“经验性”（experiential）治疗。此方法假设仅仅洞察内在世界是不够的，病人必须在治疗中得到有意义的情绪经验，一种触及内心最深层的经验。治疗被视为有意的回归，治疗师也参与其中，虽然介入的程度不及病人来得深。
答：这两种治疗主要的不同是，家庭所具有的生物性及法律上的束缚，使得家人对治疗的参与投入远比团体治疗来得深，“电压”也更大。特别成立的治疗团体可以在成员间发展出强烈的忠诚感，同时团体中的互动模式也具有实质的意义。但是团体却得花费许多功夫和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开始具有像家庭那样的感觉，何况大部分的团体都达不到这种境界。然而，团体和家庭治疗师在尝试了解病人时，可能都会用到类似的概念。在两种治疗方法中，团体的历程以及无可避免的分裂和扭曲应予以特别注意。团体治疗师必须不断牢记，团体成员间的互动很可能是他们家庭经验的转移。正如以往一贯强调的，家庭的影响无所不在。
卡尔将这种治疗取向扩大运用到家庭，运作时仍保留一些个别治疗形式：强调个别会心接触、允许家庭在治疗时回归到过去的经验中、治疗师直觉地亲身投入“父母抚慰”的历程，并且在治疗结束时，缔造家庭各次级系统间相互关爱及个体对个体的关系。治疗师运用其个人，特别是其自我的直觉，这一点，使得这个方法变得很难。然而几乎一整代治疗师都受到了卡尔在研讨会及座谈会中才气纵横的发言的启发，同时他的治疗工作也驰名国际。我很荣幸能成为他的辅助治疗师，与他一起合作。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包括如何创造自我风格。
将团体治疗用在那些家人无法参加的患者身上，你的看法如何？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到底有何相关？团体中表现的互动难道不是和家庭中表现的互动一样有意义吗？
尽管出现了许多派别的家庭治疗，年轻的家庭治疗师常趋向折中，从各种学派资源中借用有用的技巧和观念。家庭治疗是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我们没法只拘泥一套观念或墨守成规。为了确实对家庭有所帮助，治疗师一定得随着家庭一起成长。
如果你决定让家人参加面谈，通常一定有办法能做到。
家庭治疗的费用有多高？我是特别考虑到你总是与一位辅助治疗师合作这一点，这么一来治疗的费用岂不是贵得吓人？
不要忘了电话，虽然费用很昂贵，但建立一个电话会议让不能出席的家人也可以参加治疗，也是十分值得的，治疗师可以用扩音器让每个人都能听到其他人讲的话。千里外的家人会因此感激能够参与治疗。
答：我们是按时间而非按病人的人数来收费的。虽然每个家庭治疗师收费的情形不同，但平均下来并不比个别治疗的费用高。
逐渐认识原生家庭中的成员就是一般的“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你许多其他关系的模式来源。能够请他们来治疗最好，退而求其次则是你亲自回家探望，现代科技也可以提供一些变通的做法—你可以买一部不太贵的盒式录音机寄回家。将你感兴趣的问题告诉他们，并要求他们谈谈这些问题。你出生前你父母的生活如何？（用这种方式问，他们就无须为你婴儿时期他们对你做的一些事感到愧疚）母亲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父亲的家庭呢？也可以将录音机寄给祖父母，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如果你不持批判的态度问问题，一般人通常都会超乎预料地很乐意谈谈自己，你听的时候，有可能会改变心中盘结多年的、对家人的刻板印象。
布莱斯家的经济情况相当好，而且也有保险，所以卡尔和我便按一般的标准向他们收费，其中有一半由保险公司支付，另一半则由他们自行负担。
不必理会一般的说法，你尽管再回到原生家庭中，这个举动十分重要。对治疗中的夫妻或个人而言，最好不必带你的配偶一起回去，并刻意放松自己，体验重回童年的感觉。冒着再度对家庭感到依赖的危险，你可能会焦虑不安，但这同时也会重燃起与家人亲近的重要意念。如果你是回去与他们同住，那你一定会了解到一些有关你与家人之间的事，尤其在事先与治疗师讨论过回去该寻找什么的情况下，帮助就更大。别担心，你不会一直依赖家人的。
健康保险是否涵盖家庭治疗，各地区的规定都不同。有些保险公司十分保守，保险范围只限定个人住院治疗，而且也只在使用药物治疗及电疗时才付费。有的保险机构会支付充裕的家庭治疗费用，甚至还允许按每个家庭成员的治疗情形付费，这样对家庭比较有利。有些保险公司不愿支付家庭治疗费用给诸如维吉尼亚·萨提亚这样卓越的合格社会工作者，但如果家庭再去看其他未受过家庭治疗训练的普通医生，他们反而会付费。保险公司与整个心理卫生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且时常有冲突发生，但在缺乏全国性保险系统的情形下，近期内改善的希望并不大。
如果你的家人住得很远，那么有几个变通的办法。也许家人可以来看望你一次，看望的时间愈久愈好：大多数的治疗师都愿意为此腾出时间。与家人举行一两天“马拉松”式的面谈常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价值相当于几个月分散的工作。与家族的接触愈早愈好，最好在家庭开始担心被人品头论足，或在治疗师对此家庭产生刻板印象之前。如果家庭在治疗之初就给予“治疗许可证”，那么参加治疗的家人就不会有觉得自己不忠于家庭潜规则的罪恶感。
遇到经济不宽裕的家庭，治疗师可以有几种选择。卡尔和我常常选择与训练中的辅助治疗师、心理实习医师或精神科住院医师一起工作。虽然学者不是理想的辅助治疗师，但他们显然对治疗仍有额外裨益。另一种可以免去双倍费用的方式是顾问咨询。例如，我可能会在卡尔与某个家庭第二次面谈时出现，然后每隔一个月左右他会要求我回来，如此就可以对他介入家庭的情形保持正确的观察。治疗师也可以暂时延缓收费或减少费用，若家庭的治疗情况允许，也可将面谈的间隔拉长。
如果家庭里几位重要的成员都已过世，你和他们相处的经验通常也可以重建——把找得到的家人都带进治疗。如果父亲已经过世，他的兄弟也许可以帮助你用新的角度来看你的家庭。找出剪贴簿、日记以及过世家人的朋友，治疗师通常会协助建构某些重要的场面，或以其他方式“创造”已故的家人。
但即使是单一的治疗师，或已有一些折扣的私人收费，许多家庭仍然负担不起。心理治疗费用的问题已经与其他医疗服务收费问题一样麻烦和复杂，低收入和贫穷的人能得到的照顾十分有限。幸好一些公立服务机构，如心理卫生中心、社会福利部门、药物滥用中心，以及少年法庭都已开始开发出了家庭治疗方面的专门领域。事实上，卡尔和我到全国各地演讲及做各种训练计划的顾问时，看到许多以贫穷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机构都已经有了卓越的工作成效。但在目前，家庭治疗就如其他治疗一样，最能惠及的还是中产阶级家庭。
答：如果你的家庭因分居或离婚而破碎，将他们重新聚集起来以便结束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通常也很重要。已经离婚的夫妻可能会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在治疗中合作无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改善现有的关系，而并非重新恢复旧有的关系。
你和卡尔的合作看起来很顺利。要形成良好的辅助治疗关系需要哪些条件？是你们所受的训练不同更重要，还是个人的特质更重要？你们意见不合时会怎么处理？
万一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或我家的人住得很远呢？
答：我们有时候确实会意见相左，只是替布莱斯家治疗时似乎不常发生。在我们感到彼此的目的不一致时，常会暂时停下对家庭的治疗，转而先解决我们俩的分歧。在家庭面前表现我们意见不一，有时会很紧张。但事实上，家庭观察我们如何沟通协调、解决问题也是很有用的。
如果你的家人断然拒绝参加治疗，那么你就真的陷入了恼人的僵局。家人拒绝协助，足以令你痛苦万分。现在你得衡量一下是否要单独寻求援助这个复杂的抉择。如果你决定单独接受治疗，便可以确定，一旦你开始改变，家人一定会既难过又振奋。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对家人改变的可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如果变成家庭治疗，由于原来的治疗师已经偏向你的观点，故必须再加入一个辅助治疗师，或者你必须找另一位立场中立的治疗师重新开始。这些都是十分有必要的事。
辅助治疗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很像婚姻。两人之间有一种契约般的束缚，即帮助家庭，而且双方必须规划出一片空间，可容纳两个个体既保持原来的自我，同时又能发展出一致的步调。相对而言，两个治疗师的专业训练背景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两个治疗师彼此喜欢对方，同时可以带进互补的人际技巧，例如，其中一个很有幽默感，而另一个比较严肃，擅长逻辑的推论。如果两个治疗师在不同性质的家庭长大，对治疗工作将会很有帮助，这种不同的背景恰好可以防止治疗师过分介入病人家庭。
期望治疗师主动劝导家人参加治疗并不切实际，但是他（她）可以在电话里为心存疑惑的家庭成员解答问题。有时候，光是在电话里听到治疗师的声音，也足以疏解家人的一些焦虑。
谈到治疗师的训练，家庭治疗的发展岂不是在强烈暗示未来心理学和精神科医师训练的趋向？例如，我就看不出家庭系统取向治疗有哪一点需要用到卡尔所有的医疗训练？
将你的问题坦白告诉家人——“我一直很沮丧，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并且要求他们协助你解决问题。他们如果自认为是在帮助你，就不太会那么自我防备。随着时日渐长以及关系的建立，治疗师就可以让这家人扩大他们的计划，将改变整个家庭系统也纳入其中。
答：回顾过往，每一个家庭治疗师都会发现，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很多不是必要的，虽然一些不相干的训练可能会产生“迁移”的学习效果。卡尔并未直接用上医疗训练的素养，但这个训练却使他对身心之间的关系有了正确的判断，一旦情况紧急马上可以采取有力的措施。临床的医疗经验也使医生对死亡有敏锐的感觉，一旦心理治疗出现这类问题，这种认知会使精神科医师难以视而不见。
有些治疗师可能愿意和核心家庭的部分成员展开面谈，但卡尔和我相信，如果家庭成员尚未全部到齐就开始面谈，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第一次面谈时等候并力争全家人都出席是很值得的。举例而言，如果第一次父亲没来，那他就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有防御性，也更猜疑，如此一来治疗师对此家庭的知觉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偏差。
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科医师花费许多时间所学的医疗技巧，在任何心理治疗中都派不上用场。于是他们变得偏向于以疾病和症状学的观点考量事情，这种态度是他（她）想了解社会系统并且要与它工作时必须束之高阁的。我们提到家庭时多半习惯称呼他们为“病人”，但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这种将人类的心理挫败看成生理疾病的偏见，常有害而无益。
如果你的家人拒绝参加治疗，很可能是他们害怕受到责备，或恐惧严密“隐藏”的问题曝光。父亲常是最抗拒的人，因为他对“分享感受”感到不自在，他也可能认为孩子会站在母亲那一边。
成为家庭治疗师的心理学家也发现，他（她）所受的训练有很多都是旁枝末节甚至不相干的。花很多时间学习的统计学、研究设计、神经生理学，以及学习理论等也许偶尔会与家庭有点关系，但我得绞尽脑汁才找得出其中关联。不过，从研究训练培养出来的质疑精神使我得以保持客观。另外花在学习如何对个体进行心理测验上的工夫，使我能够仔细审视思考行为深奥微妙之处。但是与家庭有效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大部分要靠我自己主动去学，而且多半是在“必要的”训练结束之后才摸索出来的。
答：纵使有些家人方面的问题会复杂到需要治疗师加以协助，这也很难说是幸或不幸。以下是一些初步的指引。
社会工作者所受的教育有可能是最适合家庭治疗的训练，因为这一领域直接的重点就是社会系统。然而，目前社会工作训练日益着重教导行政技巧的教学现象实在令人困惑，可能会使未来的社工人员无法像如今的毕业生那样足以胜任治疗的工作。
家庭治疗的方式很吸引我，但万一我的家人不愿参加治疗呢？我是否很不幸？
如果系统治疗取向成为治疗情绪困扰的主要方法，同时国内的研究所也能认真接下训练的工作，那么将会带来治疗训练或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这种转型对精神医学界来说最困难，他们过分依赖医药模式——借以维持医疗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必须有所修正。种种为转型所做的努力目前已有进展，仗已经开打了。
治疗结束的一刻心里常会有一股悲伤的感觉，因为即将失去一种重要的关系。卡尔和我总会将收场完全交到家庭的手里，同时也向他们表示必要时我们很愿意再把他们聚集一起，我们的大门永远敞开。
令我们这些辛苦取得研究所学位的人感到泄气的是，家庭治疗并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学术训练也能做得很有成效。一些出身费城只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成功地被训练成为家庭治疗师。他们在机构里继续接受指导和训练，工作很有效率。家庭治疗师需要适当的训练，但很多训练都是从工作中学习来的。任何能干、肯付出关心、有敏感度的人，只要愿意努力工作、愿意与家庭接触，就有可能成为家庭治疗师，包括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实习工作者、牧师、家庭医师，以及有养育经验，现在自己想有一份工作的家庭主妇。一些极端的情况可能会需要精神科医师的意见或介入，但即使这一点也可以借助其他办法做到。
答：治疗近尾声时，治疗师和家庭的关系会变得不再那么有专业色彩，更像是人对人的。气氛会转为轻松，甚至幽默。治疗师深深投入这个家庭中，并将一些感受公开与大家分享，但有时仍隐隐约约会出现尖锐的时刻，他也可能会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表露出来。最后，那种必须“致力于某件事”的感觉会消失，面谈的间隔也会拉长，或变成不定期举行。
你提到“相信”“信念”“可预期”这些词，但关于家庭治疗效果的事实呢？你可否引用一些研究来比较一下你们的方法与其他治疗方法？
家庭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治疗？又通常会如何收场？
答：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治疗方式可以证明自己一定优于其他治疗法。心理学对人类的研究遭遇了不少困难，而心理治疗结果的研究问题更大，因为有太多的变量必须加以“控制”。我们应该考量行为上的改变还是态度上的改变？是什么构成了成长？我们该如何估量？接着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变量——治疗师本身。家庭治疗研究，以家庭为一个研究单位，所增加的复杂度，更是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答：治疗时间的长短因家庭而异。有些家庭只面谈一次，即因为这唯一的一次接触就会产生显著的改变。其他家庭则会先经过四五次面谈来解决当前的危机。有些家庭有可能会花一年或三四年的时间在治疗上。有很多变量影响家庭治疗时间的长短：问题的严重性、家庭有多大勇气或决心、逼迫他们改变的烦恼有多少、他们前一次治疗的性质、治疗师对他们的问题认同的程度，以及距离问题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我们尽力回应家庭最迫切的需求，并且尽量按其所愿深度探讨他们的问题。卡尔喜欢将他自己比喻成钢琴老师，协助家庭掌握他们所选择的任何程度的“技巧”。很多家庭只求弹奏流行乐曲，有些则希望演奏贝多芬。后者可能得花上一段时间。
虽然现在下断言还太早，但近来有研究指出，家庭治疗确实比个别治疗有效。现有的研究争论有很多，但大多数比较家庭治疗与个别治疗的研究都发现，前者优于后者。目前正刊印的报告中，有一项统计资料指出，米纽庆博士对60个神经性厌食症病例进行长期治疗，最终有94%是成功的，另外6%则在配合个别治疗后取得了成功。在这之前的数据资料显示，这种很容易诊断的系统失常病症，如果没有加以治疗，死亡率则高达60%！
整个家庭的成长过程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听起来好像必须永远持续下去。是否有很多家庭在治疗中途就停止？
有许多研究正在进行，但要对各种治疗法提出具有公信力的比较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这个领域还很新，工程也很浩大，而且目前对这类研究的赞助并不多。一些像卡尔和我这样的临床工作者虽然希望进行这类研究，却不一定有自己来做的冲动；而一些真正认真的研究者一旦面临各种困难，常会转而选择研究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处理的问题。不过，目前家庭治疗已经引起了全球各地心理治疗师的兴趣，或许不久将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而现在想要找治疗师的人，多半得根据主观的判断来做决定。
治疗结束时，家庭应该已经解决了他们主要的人际关系冲突，而个体在心理意识上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个人。此时剩下的冲突是属于心理内在的，是依然困扰个体的过去经验的残余部分。例如丈夫想要解决内心强迫性的自我怀疑，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与他进行单独面谈，如果妻子想一起来，也很好。此时，个别治疗已不具有导致家庭破碎的危险，因为基本的坦诚和信任感已经建立起来，前来治疗的人最后是以一个真正的个体（不再是家庭代理人）的身份而来的。
但是也得承认：家庭治疗师仍有一定比例的治疗案例是失败的。卡尔和我目睹过一些家庭由于觉得我们没有帮助到他们而失望离去，也见过一些家庭认为家庭治疗大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大部分的家庭则在两者之间，觉得家庭治疗的经验挺有帮助，但也不至于震撼人心。我们对自己的失败很在意，希望从中学到东西。对家庭治疗感到振奋，并不是因为它可以解答所有人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创意以及持久的切合性。我们并不期待奇迹。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工作，并且试图改变那经过好几代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形式，无论如何都是很有难度的。
总有那么一刻，整个家庭都已经放弃了强迫别人改变的意图，并且也准备好利用治疗师来改变自我。这个阶段有点像是并行或是轮替的个别治疗，家庭成员此时直觉地轮流“担任病人”。这些病人与治疗师之间“公开的”个别接触，也会深化及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随着逐渐发展出适当的亲密及分离的模式，面谈的气氛也会变得亲切而自由。
虽然家庭以学习用更富创意、更有效率的历程来调适生活，但他们的命运总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受制于许多无法预测的力量。期望任何治疗，尤其像家庭治疗这种规模庞大的工程，能造就出“快乐的结局”，不免过于天真。我们若只在某个时空观察某一个个体的进展，大可忘掉这个基本教训；但如果审视家庭几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便可以仔细透视人性与盘根错节的问题所做的英勇抗争。家庭治疗在这场持续的生命挣扎中，能带来一些重大的突破和改变。我们期望这个工作在十年内会有比目前更有力、更坚实的贡献。
我们想要促进夫妻平衡的成长。我们尝试帮助家庭中的“每一代”成员达到独立自主，借着让个体从他与家人彼此互损的纠缠关系中挣脱出来，我们希望在家庭中创造出“个人意识感”。就如读者所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花上好几个月才能解开某一个特殊的结，而婚姻通常是整个过程中最后且最难的环节。
如果我现在想去看家庭治疗师，要如何就近找到一些足以胜任的人？
我们认为个别治疗如果安排在家庭治疗之前，结果很有可能会支离破碎。例如夫妻有严重的婚姻问题，而其中一方去做个别治疗，那么这个治疗不仅会使另一方起疑，甚至会给这桩婚姻制造更严重的不平衡。婚姻是夫妻刻意平衡的产物，双方任何不对等的成长都将增加疏离感和距离感。
答：目前，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受过完整训练的家庭治疗师网络并未诞生。某些大城市可能有多达三四十位经验丰富的治疗师，很多小的城市却暂付阙如。
答：这是个别治疗师所持的假设。他们假设前来寻求治疗的是一个个体，一个可以自由自在跳入改变历程的人。然而，对于这个被认为应该接受治疗的人，我们家庭治疗师仅视之为表面上独立的个体，骨子里则是家庭系统的代理人兼替罪羊。在一般人在心理上可以做个别治疗之前，首先必须将他从这个高压力的共生系统中解放出来。
下面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找找看。你住的城市里可能有一些提供家庭治疗的私人家庭治疗机构或大学相关院系。通常你可以询问心理系、精神医学系或社会工作系，但其他一些领域如教育心理系或儿童发展系也可能有致力于家庭治疗的教师。负责训练治疗师的院系也可能有治疗中心，让学生在有人督导的情况下酌情替家庭做治疗。这些院系大概都知道社区里有哪些最优秀的治疗师可以引介。
你谈到首先应解决人际冲突，然后才进入个别治疗。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只有先与自己建立关系，才有能力和别人建立关系。
有些团体，比如全国性的心理卫生协会在各地的分会以及一些牧师，常常都可以提供帮助。离你家最近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如果它无法提供家庭治疗，也许可以介绍你到别的机构或私人开业的地方。
在实践中，治疗的过程通常不会如此井然有序。例如，我们常常必须先与核心家庭工作一段时间，直到对我们有所信赖，他们才愿意将原生家庭带进治疗；或直到感到这么做确有益处，他们才肯继续。在布莱斯家的治疗过程中有不同的成员“团体”参加，便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而我们偶尔也会碰到一开始就愿意将庞大的关系网带进来的家庭。我们最近治疗的一对夫妇，第一次面谈时就愿意将双方都相当庞大的原生家庭带进来，总共有二十人之多。
现在国内唯一一个审查婚姻及家庭咨询人员资格的组织是“美国婚姻与家庭咨询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ors），地址在加利福尼亚州。此组织的会员资格需要某一门行为科学的硕士学位，加上在任何认可的机构或某一位上述协会会员督导下两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不过有很多家庭治疗师并非这个组织的成员。
答：理论上，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使其聚在一起，从最大的系统开始，然后再逐渐缩小，与次级系统工作。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发现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正在交战，那最好就从原生家庭这个层次开始。我们希望先与整体的系统建立关系，然后再转向较小的系统。待家庭两个分支之间的战争停止之后，我们便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初与我们联系的核心家庭上。子女从父母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我们便会专门为夫妻进行一段时间的治疗。等到令人喘不过气的人际战争消失，而我们也与整个家庭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之后，接下来就可进行个别治疗了。个别治疗如同博士学位一样，应该是最后阶段的训练。个别治疗是提供给已经学会如何与他人一起生活，而现在想更进一步与自己更好相处的人的治疗方式。
你在寻找家庭治疗师时，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关系或是你信赖的一些人：你的牧师、孩子的老师、医生、曾接受过治疗的朋友等。从不同的渠道去获取信息，并且留心那些颇受好评的名字。口碑可说是一个治疗师最好的推荐信。
治疗开始时，你如何决定家族中谁该参加治疗？决定之后接下来通常有什么样的程序？
如果你无法就近找到家庭治疗师，那么就把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城镇。花一些时间到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治疗师是很值得的。
我们也和同居的人一起工作过。这类问题有很多如婚姻般的特质，包括强烈的情感转移，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法律束缚，这种束缚可以让许多夫妻历经暴风雨般的治疗后仍然能够维持婚姻。由于意识到本身缺乏这种正式契约的“支持”，许多没有结婚的同居者在寻求治疗时会格外谨慎。
除了名声之外，选择治疗师还可以用哪些标准？首先是不要迷信治疗师的学位，因为大学里所能提供给学生的家庭治疗经验很有限。通常家庭治疗师都得在他们受完一般的学院训练后，才能独自寻求个人实践方面的训练。
离婚后的家庭常会使我们面临谁该出席面谈的难题。离婚而有两个孩子监护权的母亲，可能只要求为她和孩子做治疗，但如果她和前夫想终止彼此通过孩子而延续的隐形战争，那就有必要请她前夫也参加治疗。虽然离婚的夫妻一开始会抗拒碰面的提议，但有很多人仍愿意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一起合作。
不过还是要找一个与许多夫妻和家庭有过良好专门经验的治疗师，不要找一个只是偶然从事这种困难工作的人。
另外次要的团体，由对核心家庭的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一群人组成。我们视他们为与核心家庭工作时的顾问，在很多情况下必须衡量何时该让他们参加进来。比如我们知道，在与核心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前，我们不太可能将家族带进治疗；但某些情况下，例如祖父母就住在核心家庭的隔壁，并且一直在经济上支援这个家庭，那我们会坚持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参加治疗。一个家庭没有可以在治疗期间提供重要帮助的“外围”关系的情况，一般而言，是非常罕见的。
够格的治疗师可能有过一些家庭治疗方面的密集训练，这些训练也许是私人家庭治疗机构安排的有组织的课程、学院课程的专业经验，或是曾担任过某位经验丰富的家庭治疗师的助理等。
答：我们并未严格规定家庭应该如何建构，然而关于谁该出席面谈的问题可能会变得很复杂。大致而言，我们初始进行治疗的对象是由一群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所组成。这个团体通常是含有两代人的核心家庭，我们当然把没有小孩的夫妻也看成一个家庭。住在一起的家人也许还包括姑姑或叔叔、年迈的双亲，或者单亲家庭中可能存在的一个同居情人。在确保住在一起的每个成员都会参加治疗之前，卡尔和我均不愿展开治疗。
和其他疗法的情形一样，治疗师经验的时间长短和深浅都是很重要的变量。研究结果不断显示，具有多年经验的个别治疗师比年轻的同行更能胜任工作，这点在家庭治疗领域也毫无疑问。当然，有些年轻的治疗师对工作的热忱和奉献也足以弥补经验上的不足。
家庭一定得由父母和子女组成吗？难道没有其他有效的家庭形式？例如同居一年的男女？或是婚后没有生养子女的夫妻？或离婚后的单亲家庭？家庭治疗与上述情形有何关联？
在考虑家庭治疗师人选时，最重要的是他（她）这个人，而要评估这个人，你很可能得和他（她）工作一段时间才行。尽可能做最好的选择，然后尝试几次面谈，可能得面谈几次才能对治疗师有正确的印象，因为任何人际关系中的第一印象都有可能具误导性！下面有一些问题是你在评估一位治疗师时可以参考的：
卡尔、我与大多数的家庭治疗师都赞成以核心家庭为我们工作的重心。这个团体从一个较大的家族分离出来，成员间彼此强烈互相依赖，组成一个自然的单位。虽然我们发现让家族或其他与此核心家庭接近的人参加治疗极其有用，但核心家庭仍是我们真正的重心。
他（她）是否够坚强能带领家庭度过艰难的时刻？一个常常犹豫不决和自信不足的治疗师，很可能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而让家庭继续混乱下去。
有些治疗师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夫妻身上，认为他们是家庭里最重要的次级系统，甚至某一个子女是病人，他们也只是将他（她）带进治疗短短几次而已。这些治疗师认为，家庭最主要的动力在婚姻关系，如果父母改变，子女就可以得到帮助——有时甚至不必参与治疗。有些治疗师一次会治疗一大群人。佛蒙特州一位精神科医师彼得·拉奎尔（Peter Laqueur）就会同时治疗四五个家庭，将这些家庭组成一个“治疗社区”，彼此继续好几年的面谈。费城的精神科医师罗斯·史佩克（Ross Speck），则将病人周围的人联结成一张“关系网”，有时会因为这些额外的参加者——老师、朋友、邻居、远近的亲戚——而让人很难辨认出核心家庭来。
这位治疗师看起来是否了解家庭所发生的事？他（她）对家庭的评判是否深入？每次面谈结束后，你是否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系统取向的治疗方式并未指定参与治疗的成员。举例来说，穆雷·鲍文在进行治疗时虽不断想到整个家庭系统，但时常轮流与家庭的成员单独面谈。他之所以会成为一名家庭治疗师就是因为他的目标是协助整个家庭改变。
这位治疗师看起来关心别人以及他们的困难吗？治疗师是不是关心他人这一点是评估时最重要的条件，但也是最难评估的地方。
依我们的观点，与家庭系统合作永远是最好的治疗方式，而且参与的家庭成员越多，效果就越好。是何人的问题或何种问题并不重要——孩子尿床、丈夫酗酒、夫妻考虑离婚、妻子沮丧、青春期孩子离家出走，或优等生成绩突然一落千丈，“症状”只不过是家庭巨大压力的冰山一角。治疗最大的力量在于处理家庭这个最亲密的团体人际间的束缚、冲突、误解、不公平及种种渴望，我们相信与其帮助个体洞察他的过去，倒不如协助他重建目前的家庭关系来得有效。
结 语
我们觉得个别治疗取向的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家庭成员之间力量很强大的互相依赖关系。即使这个家很不快乐，家庭成员仍会极度忠于它的世界——它的情绪抑扬、规则、精神，甚至潜意识里对未来拟订的“计划”。如果家庭依然如故，个体要改变并且保持这种改变便很困难。与整个家庭一起工作不仅可以避免挑战家庭成员对彼此的忠诚度，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将全家的参与当作治疗的力量来源。
为一本研究新领域的书做结论，最好的方式也许就是展望这个领域的未来。我们期待随着家庭治疗日益推广，我们的工作能更加积极活跃。预期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某些形式的家庭面谈，能成为治疗所有情绪困扰的例行作业。然而在这样的改变产生之前，我们的社会必须首先逐渐认识到家庭系统有着残害生命和发挥生命潜能的双重强大力量。届时，我们可望投注大规模人力以训练足够数量的合格家庭治疗师。
答：在谈治疗的种类之前，我们应先对治疗师的类型做根本的区分。一名治疗师在面对一个人的问题时，如何将这个问题概念化？这名治疗师对心理因果变化的看法引导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塑造着他使用的每一种特定方法和技巧。事实上，他对问题的看法决定了他想改变的是什么。如果他认为问题主要来自个体本身，他就会着手帮助那个人。如果他认为问题牵涉几种关系网络，他就很可能想对这个关系网络中的很多人有所影响。
治疗情绪困扰的系统取向治疗，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家庭。家庭通常也只是一个高度压力下、竞争激烈的，甚至相当无情的社会的替罪羊。我们不可能在治疗家庭系统时，无视与家庭生活有密切关联的政府系统、学校系统及工作系统的力量。同时，虽然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的专长是和单一的家庭一起工作，但我们都了解，在人类这个更大的家庭里，有很多是必须加以改变的。有些家庭治疗师或将变成政治家或社会改革者。
家庭治疗在何时才是适当的治疗方式？何时则否？现今有太多种“治疗”，要决定哪一种方式切合需要似乎很困难。
治疗永无止境。我们希望看到一个重视家庭情感成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般家庭很乐意寻找顾问来协助他们，以增进创造力、沟通力、亲密度，或适应生活中可预期的危机。这个境界只有在我们都认识到，我们不过是凡人，而且我们都很相像时，才能达到。也许，每个人家庭经验的共通点能给我们上这宝贵的一课。
任何理念一经提出，不论如何周全，都不免会带来一些特别的问题，甚至怀疑。怀疑对任何主张而言都是良性的反应，可因此而建立有意义的对话。在这一章里，我们想要回答一些各方的质问和怀疑，问题来自那些听过我们演讲的专家及一般听众、学生，以及看过本书草稿的人士，其中一些问题可能也在读者心中出现过。
①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 Minuchin，1921— ），美国结构家庭治疗之父。受内森·阿克曼训练成为儿童精神科医生，后加入费城儿童辅导诊疗中心，著有《家庭与家庭治疗》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结构家庭治疗理念。—编者注
走过以布莱斯家为案例的漫长治疗旅程之后，作者以问答对话的方式对全书进行了总结，讨论了家庭治疗的源流发展与未来瞻望。无论如何，期盼系统治疗法能够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甚至在整个世界都产生影响。一旦人与人更懂得彼此善待，生命的潜能就会被不断激发，家庭也会成为人类成长中最富创造力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