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我会变成替罪羊？”丹有些生气，又有些害怕。
“耐心点，小家伙！”卡尔对丹说，“如果你再不小心一点，下一个替罪羊可能就是你了。”他停了一下，又加一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帮助你了。”
“嗯，有些事情你也说不好。”卡尔很神秘地说，“一个家庭为了要解除压力，有时候会选择三四个替罪羊，一直到问题解决为止。谁也说不准啊。也许他们会看在你还只是小毛头的分上而放你一马呢。”
丹的反应恰恰相反，他高兴得大叫：“太棒啦！”接着又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吗？”
丹朝卡尔吐吐舌头。卡尔的话听起来有点像开玩笑，但是声调中却带着严肃的意味。
卡罗琳，原本最抗拒治疗的人此时却脸色发白。显然停止治疗的建议令她非常害怕，但是她一言不发。
大卫也开口了：“其实，我也正在考虑是不是该结束治疗了，可是我想或许你们两位专家比较清楚。”
“我有同感。”卡尔轻轻地说。然后他吸了口烟斗，“我想或许我们该告一个段落了。”
“恐怕正好相反呢。”我说，“只有家庭本身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们治疗师一旦接触一个家庭，就会不断追根究底。你可不能靠我们来决定。”
屋子里一片沉静。
关于该不该结束治疗的问题继续讨论了好几分钟。这家人仍然犹豫不决。因为在以往的治疗工作过程中，我们建立起一种模式，虽然它也带有威胁性的一面，但面谈与面对问题的节奏，已经变成了一家生活的重心。告一段落的可能性使得一家突然静下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早就开始依赖这每周一小时的面谈、我们提供的中立战场，以及我跟卡尔两位治疗师。
“你们知道吗？”我直言不讳，“我觉得我们不像在治疗。我们谈的都不是什么重点，没有完成什么重要的事。”
每个家人的态度也不一致。卡罗琳和克劳迪娅似乎担心会停止治疗，也许她们害怕一旦停止治疗，家里又会恢复以往的争吵。大卫举棋不定，他正忙着用他那种强迫性的态度衡量这中间的利弊得失。丹仍旧坚持停止治疗，而劳拉则无所谓。时间就在抉择当中慢慢流逝。他们找不到任何确切的理由。
看到上面这些情况，我想我该说几句话。
卡尔和我各自拿出记事本。我们坐在那儿看他们一家人，而他们也看着我们。终于到了该下决定的时候。
再接下来的面谈内容也是大同小异，甚至因为看不到任何冲突而显得有些无聊。我不太喜欢“社交性”的谈话，大家光谈些天气时事，偶尔才勉强讨论一些小问题。卡尔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不耐烦。他将劳拉抱在膝上，合画一幅有两只怪物的图画，劳拉管它们叫妈妈和爸爸。卡尔还跟丹开玩笑，说丹缺乏自信正好可以充当我们下一位研究的对象。卡尔跟大卫谈论工作和政治。卡罗琳则谈起将到家里小住几天的双亲。
“好了，”卡尔语气温和地说，“我们该怎么做？”
10.2 治疗告一段落
“我不知道。”大卫回答，习惯性皱起眉。
布莱斯家为了重新分配家事召开了很多次家庭会议，并达成一项协议，包括大卫在内，所有家人都应该分摊一些家务。大卫负责监督并协助孩子饭后清理厨房和房间，这令卡罗琳大为欣慰。截至目前新的家庭系统似乎已经开始有效运作了。
要不要继续面谈在这个时候变得异常重要。
面谈接近尾声，一家人显得轻松多了，虽然有关他们自身的话题并不多，但他们看起来还是很兴奋。接下来的治疗也洋溢着温馨的气氛，多半在开玩笑或聊天。克劳迪娅跟卡罗琳依然维持着“和解”状态。卡罗琳在自我肯定之后，能够放松对克劳迪娅的限制，而克劳迪娅对获得这种自由的反应是愿意多待在家里。听起来非常矛盾，只有在卡罗琳显现做母亲的力量并且放松控制的时候，克劳迪娅才愿意听从母亲。
经过了暗潮汹涌的三十秒沉默之后，卡尔终于如我所料采取行动了。
有一点请读者看清楚，我们并不赞成家庭用激烈争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一旦家庭的怒气积压过多，他们就常需要通过某种场合来发泄，因此他们应学习以安全的方式疏解释放。在治疗中我和卡尔偶尔也会疏忽犯错，但治疗中发生的争执都在我们小心监督之下，比发生在他们自己家里来得更具活力与建设性。我和卡尔并不鼓励一个家庭将一切心事全部掏出来，尤其当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经验的治疗师时。这样的做法往往非常冒险，理由是家庭的问题太复杂了，如果错以为“表达自我”这种简单的处方就能治疗一切，那么他们长期奋战之后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另一种失望，或是另一场未知的冒险。
“或许我们应该先暂停一两周，然后视情况而定。如果一切正常，那再好不过。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也随时可以拿起电话通知我们。”
我们委婉向他们表示，不论孩子的年纪多大，我们都不赞成父母用贬低或摆布的方式对待孩子。这点很重要，卡罗琳确实对克劳迪娅特别严厉。但是我们很欣赏他们夫妻的信念，大人的力量不是靠厉声严斥来表现的。他们可以一种人性化和灵活的方式来表达。做父母的若能如此，则家庭中的权力或许可能民主分配，也就是说孩子可以适时承担一些责任。
“我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大卫高兴地说。
这次的主题是家庭如何才能成为更好的团队。卡尔跟我喜欢用团队这个比喻，因为可以比较生动地表达团体运作时需要的同步性，虽然每个成员有其个体性的角色。我们认为卡罗琳太担忧控制不了孩子，特别是克劳迪娅。晚餐经常性的不愉快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该如何使父母，特别是卡罗琳改变肩负所有责任控制全局的状况，而建立一个全家人共同分担权利及义务的新系统？如何使他们对相互扶持产生不同的看法？如何协助他们更热心参与家务劳动，使家庭更有团体感？
卡罗琳依然沉默，我们必须听听她的意见。这时大家都转向她。
我们还建议他们将冲突均等分配给每位家人。以前所有的争吵似乎都集中在卡罗琳和克劳迪娅之间，为什么卡罗琳不和大卫吵呢？丹和劳拉是不是每次都可以幸运地不挨骂呢？这些都是简单的课题，却非常重要。家庭中所有的压力不该都由母女二人来承担，如果家庭越能把冲突视为“团体的”来处理，对他们来说就会越有意义。
“呃，好吧！”卡罗琳看起来有点担忧。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们还要回来。”
我们解释这种新的语言的时候，全家人都很用心地听着。他们当然都了解我们的意思，可是真正实践起来却不容易。改掉老毛病总是很难很慢的。
“当然可以！”我和卡尔异口同声地说。
她应该说：“我在厨房里感觉好烦好难过，你可以帮我吗？”
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就离开了。丹和劳拉看起来就像学校刚放暑假般高兴。大卫和卡罗琳外表上也很愉快，内心却还有点不释然。克劳迪娅离开的时候，忧虑的眼神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也谈到他们需要发展一种新的语言系统，这也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反复提到的一点。家庭中的每一份子都应该学习谈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偏激地攻击别人。例如卡罗琳不该对克劳迪娅说：“你只会偷懒！”
10.3 尊重和支持家庭的独立自主
后来的谈话是由布莱斯家主动发起的。他们想知道今后该怎么做才可以避免争吵。卡尔和我指出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吵，适时将怒气发泄出来。把小小的意见不合迅速表示出来，才可以避免因怒气积压太久而酿成危险。
他们离开之后，卡尔和我又谈了一会儿，谈到之前发生的事情，想象他们家未来的发展。
10.1 重新发展新的语言多权力系统
我们还不太明白克劳迪娅和卡罗琳之间为什么会爆发那么激烈的争吵。她们似乎是想把焦点从婚姻问题上转移开来，以防止我们太快迫向那个敏感又困扰混乱的领域。备受压力的家庭往往具有精密的生态平衡系统，并依赖那个带给他们很大痛苦的结构而生存。若我们突然将问题转移到大卫与卡罗琳的婚姻关系上，就等于抹杀了克劳迪娅日常扮演的角色，也等于突然加深了卡罗琳和大卫的恐惧。就这么“轰”的一下，这家人很快又会按照他们熟悉的老方式重建起来。
“我想你可能说对了。”卡罗琳说，听起来好像还有点不太适应这种改变。
但是这次争吵却和往常不太一样。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卡罗琳和克劳迪娅一对一的争吵，大卫并未介入其中，这使得克劳迪娅不能像往常一样依靠父亲，因此她变得非常恐慌。这次争吵，性质上也比往常更紧张和持久，反锁的房门虽及时阻止了克劳迪娅惯用的逃离策略，但家里的压力也随之急剧升高。
我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也许你们的语气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听到了对方的关怀。”
争吵另一方面也消除了他们对语言冲突的恐惧，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语言冲突和谋杀没有两样。怒气真正爆发之后，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死掉。事实上，反而还解除了卡罗琳和克劳迪娅之间相互“纠缠”的“共生”关系。当她们互相抨击的时候，她们才明白彼此其实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不是同一个个体。这种分离独立的感觉是她们最需要的。有了分离独立之后，一些该有而她们一直缺乏的代沟和温暖的亲子关系才会随之产生。
经历过上周的危机之后，大家对这种平和的气氛感到有些困惑。
争吵最宝贵的价值或许在于和解时的亲密感。说来也奇怪，人们常常只有把别人气得痛苦哀号后，才会允许自己表现出关怀。人和人攻击与和解的过程非常神秘，但是这种循环确实在人类中由来已久而且威力强大。在怒气累积到口不择言倾泻而出时，会让所有当事人都非常害怕，因为不确定争吵之后是不是有和解的保证。对质可能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使关系完全破裂，另外则是重新开始互相关怀，二者如何平衡大多取决于家庭成员的集体潜意识。
“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克劳迪娅回顾说，“但是跟妈妈分享一些事的感觉很好。”
事实上，布莱斯家力求解决问题的意愿，是他们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心理治疗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回顾这个家庭的进展时，看到他们辛苦挣扎企图突破，也看到他们挣扎的过程中，自行制造出许多有治疗作用的“事端”或“插曲”。例如，第一次治疗将丹留在家里，或后来又让克劳迪娅哭着跑出治疗室，以及在上次争吵中他们试图将焦点从婚姻关系转回母女关系上。家庭集体的、富有创意的、潜意识的生活决定了这所有的一切，这种种直觉的潜意识的集体历程，最终与治疗师的潜意识相结合，成为家庭治疗展示真正效果的载体。治疗最有威力的时候，就是当家庭的潜意识历程与治疗师的潜意识思考碰撞在一起时。如卡罗琳和克劳迪娅冲突快要结束时就制造了这种时机，克劳迪娅忧心忡忡的眼神，使我对整个家庭有了一种新的启示。这些最有启示性的时刻是我们所衷心期盼的，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接下来的回忆证明丹的观察是正确的。爆发上次的争吵后，克劳迪娅和卡罗琳开始尝试亲近对方。她们的“谈话”开始于某天晚上两人一起洗碗的时候，这次特别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小时。谈话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能够交谈。真正的突破则发生在星期天早晨，卡罗琳习惯在这个时候到附近公园散步，这次她主动邀请克劳迪娅一起去，克劳迪娅也答应了。
我们对布莱斯家最近产生的那种既幽默又轻松的谈话方式感到很好奇。他们有可能真的从此结束治疗，因为主要问题都获得了解决。但我们当然怀疑此种可能性。我们称这种改变为“假象的健康突变”，他们害怕改变历程发展得太快，所以就“创造”这种假象，借以逃避治疗。于是，他们用全家一致同意“痊愈”了的方式来处理之前的焦虑。这样有点像孩子打针前看到注射器的时候，常常会跟父母亲说“现在真的全都好了”。
“我刚要说，就被这位冒失的医生给打断了。”丹继续道，“家里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妈妈和姐姐现在互相讲话了。有时候居然还很友善呢！真的，家里变得好安静！”
家庭过早结束治疗，另有一层正面的意义——显示家庭已经逐渐达成坚定的保证决议，他们一致同意：“我们可以自己来。”
“这还差不多。”卡尔说。
不管后来有没有继续治疗，他们现在演习的独立精神，确实是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借由决定中止治疗，一家人自信能够控制治疗的速度和深度。向他们自己，也向我们展现，一旦治疗进行得太令人不舒服，他们随时可以退出。
“哦，我忘了。”丹道歉说，“惠特克医生！”
支持布莱斯家的健全意识与独立感是非常重要的。好比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勇敢独自上学一样，我们不想降低他们的主动性和自信心。我们认为他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我们假定必要时他们一定会回来。他们一旦主动回来，便可以更自由自在地投入治疗，因为他们发现进展太困难时逃开一下也没有坏处。那时，我们的主题将会有所不同，不但要解决危机，更要改变这个家庭的基本组织。
“请叫我惠特克医生，”卡尔笑着回嘴，“你难道还没记住吗？”
卡尔和我讨论完毕，准备回家了。桌上堆了一些用过的咖啡杯，椅子也歪歪扭扭。虽然布莱斯家早就离开，但他们的气味依然萦绕在这里，那些焦虑的笑声、期待的眼神以及我们一起度过的紧张和疲倦的时刻。他们的一切都浮现在眼前，仿佛在喃喃低语，诉说他们的关心、期待和愤怒。我想到克劳迪娅六个月前孤零零地面对个别治疗的情况，又想到这个彼此关系密切却又互相用力攻击的家庭。
我们担心的后遗症——继续爆发争吵——并没有发生。因为一直没有接到布莱斯家任何紧急求助的电话。在隔周例行面谈的时候，一家人谈笑风生地走进了治疗室。克劳迪娅看起来非常愉悦、轻松，微笑看着正跳来跳去引人注意的丹。只是脸上的黑眼圈还依稀可辨。克劳迪娅和母亲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劳拉则小心地夹在她们中间。整个气氛仍然相当友善。我的猜测获得证实，克劳迪娅和母亲交换了那种假装生气却又被丹乱吼乱叫的猴戏逗得很开心的眼神。 “卡尔，你猜我要说什么？”一家人坐下之后，丹脱口而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你能想象该怎样为这家任何一个人单独进行治疗吗？”起身离开的时候，我这样对卡尔说，“现在我们已经看清楚他们如何互相联系干涉了。”
通常，大卫会站在克劳迪娅那边，但是上次他却投靠了卡罗琳，将调停解围的任务留给了我和卡尔。也许我和卡尔为卡罗琳突破以往失败者的姿态而震撼不已，以致低估了她的盛怒对克劳迪娅的影响。至少现在我们开始明白大卫为什么会不断介入妻子和女儿之间的争执，因为在卡罗琳走出沮丧开始战斗的时候，她郁积的怒气会产生一股极为强大的威力。此时克劳迪娅极可能需要适时的保护。
卡尔锁上办公室的门，露出一个特别的笑容：“岂止想象，我做这行已经十五年了。”
卡罗琳跟克劳迪娅争吵后的那几天，卡尔和我都觉得很不安。我们担心她们之间也许还会发生更多的争执，也关心上次在我办公室治疗的情况。治疗师的一个首要原则，就是要尽力预防某位家庭成员被逼成替罪羊。而我和卡尔违反了这个原则。我们竟然坐视争吵扩大，让克劳迪娅委屈万般。炮火漫天之际很难及时抉择，但我们仍难辞其咎，在克劳迪娅难过得想逃离治疗室之前，我们应设法解救她。
然后他的声音变得更低沉，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的疲惫不堪。“回头看过往，总是容易得多。”
卡罗琳和克劳迪娅在冲突过后反而更能够和平相处，卡罗琳和大卫已经知道如何不必大吼大叫就可以保持父母的权威，也知道按照孩子的年龄尊重孩子的独立自主，家里看起来暂时风平浪静。这之后的几次面谈气氛也十分和谐。布莱斯家与治疗师讨论是否继续治疗，最后双方同意暂停，静观发展，一旦他们有需要，随时可以回来。大卫因为治疗师允许随时可以回来而高兴。原本最抗拒治疗的卡罗琳却脸色刷白，似乎为终止治疗而忧心忡忡。克劳迪娅已经摆脱夹在父母之间的压力，不再是替罪羊。劳拉仍低头画画，仿佛无所谓。卡尔则半玩笑半严肃警告丹先别太得意，说不定下一回就会轮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