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开始打量眼前这个几乎比我大十岁的女人，她确实像个刚被责骂而哭泣的小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父爱，进一步在心里盘算：“小女孩、打屁股、是谁打她？大卫吗？她爸爸？她妈妈？对了，就是她！”
在思索该如何解决的时候，我突然有个强烈的冲动想去安慰卡罗琳。她的头发垂在半边脸庞上，看起来十分悲伤无助，可是也有种很奇怪的柔顺动人的特质。我很容易受眼泪欺骗，特别是女人的眼泪。但是这次我并没有立即反应，因为卡罗琳哭泣的原因似乎让人猜不透。前一分钟她还很生气，后一分钟她却崩溃大哭。这种转变实在太突然了。我心想：“她看起来不就像个被打屁股的小女孩吗？”
我对卡罗琳说：“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和你分享吗？”
他的声调充满了怒气，像只无形的手一样将卡罗琳推回了椅子。在此之前她一直为自己辩解，然而大卫的暴怒使她产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突然间她哭了，决堤的泪水从脸上无声地滑落，卡罗琳这方的辩论瞬间崩溃。我们只听到默默抽泣的声音，她竭力不使自己失控号啕。大卫惶恐凝视着他引发的后果，显然觉得糟透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场争论几乎还未开始，便就此结束了。
卡罗琳已停止抽泣，抬起头，眼妆花了掉在脸颊上。
“你到底希望我怎样呢？要我捶胸顿足吗？辞掉工作吗？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啊！”
“好啊。”她说。
两个人的怒气都逐渐提升，争论变得十分紧张。此刻他们正瞪着对方，不知道是否要继续扩大事端。然后大卫爆发了。
“我有个很清晰的想法，就是大卫对你大吼时，他突然变成你那挑剔又喋喋不休的母亲。”我停了几秒之后再继续，“有一刻他是个非常生气的丈夫，而你则是他愤怒的妻子。后来他更加生气，然后转瞬间，仿佛触动了某种开关，他变成你妈妈，而你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卡罗琳：“但你也从来不肯了解我打理这个家和三个孩子的困难。你根本不屑于这些芝麻小事！”
我急着表达我的想法。显然，卡罗琳将大卫当成了情感转移的对象，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这种情感转移经常在婚姻中发生，然而如果有任何一方在原生家庭中曾遭受重大创伤或挫折，这种将配偶当成父母的转移就可能严重影响婚姻。像刚才它就中止了这对夫妇的争吵。
大卫挖苦道：“是呀，也许到时你就会了解我的困难了，你才会知道负担家计是什么滋味！”
卡罗琳直视着我，泪眼婆娑，面容忧戚。她用纸巾沾了一下眼泪。
卡罗琳因大卫的怒气而畏缩了：“好极了！那我们两个最好都各忙各的，然后永远看不到对方。”
“你的说法很有意思。”她出神地说，“我当时觉得非常害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卫发怒反击：“但是你也没花什么心思来改变这种情况啊，比方说找个工作或别的事来做，而不是让你老妈整天烦你！”
我想解释清楚：“我认为当时你回忆起了小时候的母亲。突然之间，大卫不再是大卫。他变成了惩罚、批评和责备的代表。而这类事发生时的确非常恐怖。”
“还有，我认为你那么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取悦你那位伟大的父亲大人。你得按照他的标准过活，赚到一百万美元才够！不错！我可不想像你妈那样自我牺牲、那样有耐心。我不甘愿跟一个男人的事业结婚！”
我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像家长一般。接着又问：“这种情形在家里发生过吗？当你俩争吵时，你是不是会像刚才一样感觉受到了威胁呢？”
她表现得也不错。
卡罗琳仔细回想着家中不常出现的争吵，之后说：“对！我觉得是这样。”
卡罗琳寻思报复：“你光说我妈，那你爸爸妈妈呢？我们为什么要搬到这里？还不就是为了逃离你爸给你的压力，还有你妈整天在你跟前抱怨她和你爸爸之间的问题！”
“我告诉你可以怎么做，”我说，我想提供一些建议。“这种情形再发生时，你应该告诉自己：‘他不是我妈妈，我也不再是个小女孩！’然后你就可以继续争吵了。”
以一个好久没出声的人来说，大卫表现得相当不错，而卡罗琳也着实被他的怒气吓了一跳。
“我想我可以试试看。”卡罗琳半信半疑地说。
“例如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她好像就住在我们那个要命的家里一样，你老是打电话给她。还有像你觉得你没有做任何事，其实你做了很多女人该做的事，但那好像还不够。而这显然也都是我的错，你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
8.3 停止彼此心理治疗的游戏
“例如什么？”卡罗琳问，“你什么时候了解我的问题了？”
卡尔已经沉默多时。直到他开口，我才发觉自己已经完全将焦点放在了卡罗琳身上。
“我真的觉得很不公平，你把你的不快乐都怪罪于我的工作！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得靠工作来维持家计啊！”大卫停顿了一下在找合适的字眼，“就像你和克劳迪娅的争吵一样，只要你和某件事情起冲突，那件事就得背负你所有问题的责任。你知道吗，我看其实是你自己有问题。”
“那可能挺有用的。因为在我看来你们两人似乎都害怕争吵变得激烈，所以就一起合作使它中止。大卫很有默契地将声调提高到你无法忍受的程度，而你也很有默契地崩溃。然后大卫就被你的眼泪弄得不知所措。整个争吵只好瓦解。”
大卫和卡罗琳正蓄势发动一场战争。在前几次治疗中，大卫一直百般回避，但现在他终于有备而来，准备好再度投入了。
卡尔公平分配着双方的责任。
8.2 发怒的丈夫变成母亲
大卫觉得受到了指责，“我可并不想把卡罗琳弄哭。”
再说幽默感。难道它不敏锐吗？我想并非如此，因为幽默感通常很管用。家庭在困境下很容易会变得很冷酷，而且病态地致力于对彼此问题和立场的质疑，局外人听来也许荒唐可笑，对他们而言却是生死攸关，每个人都执拗地死守自己的观点，没有人愿意让步，因为那意味着失败、没面子、难堪。而幽默就是治疗师试图用来打破这种冷酷气氛的方法，企图借此将家庭从绝望和挣扎的逆境中唤醒。我们鼓励他们用自我嘲弄的方式来改变心情，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会很有帮助。此外，这个方式也帮助我们在长期面对紧张、愤怒，而又绝望的家庭时，保持更加清醒。
卡尔的语气更加坚定：“你没听懂我的意思。那不是你一个人制造出来的。你们两个人似乎都感到害怕。所以你们只有合作才能停止争吵。”
请读者们不要被我们的玩笑、介入或过分干预的方式给迷惑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述，治疗师得施加一些压力，才能打破家庭在治疗之初极力维持的“一切都好”的假象。同时我们也尽量尊重他们主动选择自己的话题或按照他们的速度进行下去。我们试着维持“推动”和“等待”二者之间的平衡，但有时我们也不免会出错。
然后卡尔微笑着说：“真可惜，如果你们不那么害怕，也许就有机会在台面上公开讨论一些问题。”
关于性的讨论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方面是他们感到尴尬，另一方面则是卡罗琳说得没错，真正的问题比性更复杂，也更混乱。我们所熟悉的愤怒气氛很快又出现了，而且还会僵持一阵子。不过，刚才简短谈及的性的问题十分有价值，因为借此告诉了布莱斯家我们并不避讳这类话题。性的话题也等于告诉他们，在我们眼中，任何社会禁忌的事都可以畅所欲言：“尽管谈吧！”我们暗示他们：“谈谈看！”当然，我们也发觉必须尊重这个事实，布莱斯家此刻真的无法谈论性的问题。但总有时机成熟的一天。
大卫叹气，转而面向卡尔：“拿到台面上公开讨论？或许吧。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我可不知道。”
他们似乎很快对峙了起来。
卡尔一边在堆积如山的信件里找他的烟斗通条，一边对大卫说：“我和纳皮尔教授一样，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自从大卫的工作成为众矢之的后，他看起来有点怯懦，但是他也发怒了：“其实我也觉得你太关心孩子了，还有，再加上你母亲！”
大卫显然迫切想听卡尔的忠告，“多听点建议总是有用的。不管我是不是真的能照办。”
卡罗琳感到痛苦万分，她一向欣赏卡尔的率直，但现在开始对卡尔的一些问题感到气愤。她试着微笑，但挤出来的却是痛苦的表情，“是的！大卫的工作对我来说当然就像妻子对另一个女人的感觉。而我好像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卡尔回到大家中来，拨弄他的烟斗，开始清理。“其实这是给你们两个人的建议。”他停了一下，“你们最好停止为彼此进行心理治疗的游戏。”
卡尔笑了：“我来告诉你吧，一般常见的模式是，丈夫的外遇是他的工作，太太的外遇则是孩子。而彼此都觉得是对方不忠。”
“我不懂你的意思。”大卫十分茫然。
现在卡罗琳已经学会用更坚定和更复杂的态度来对付卡尔了。她稍微扬起眉毛，说：“据我所知是没有。”
“我的意思是，”卡尔用和蔼、从容不迫的声音说，“你们一直在扮演对方心理治疗师的角色。”
“觉不觉得你们俩可能都有外遇了？”卡尔神秘地问。
“我并不想扮演卡罗琳的心理医生。”大卫愤愤地说。
“是吗？我想是很困难。当然不满意。”卡罗琳害羞地瞥了丈夫一眼，“但我认为问题远比这个严重得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再共同拥有属于两个人的生活。性生活不足只是一切不足的一小部分而已。”
“你当然是，”卡尔立刻回答，“你谈论着卡罗琳和她妈妈之间的问题。又说现在孩子渐渐长大，她找不到自己新角色的问题。你听起来就像个忧心忡忡的母亲。”
她看起来有点窘迫，好像我在请她当着孩子的面赤裸裸表演性行为一样，但她仍鼓起勇气设法回答。
他停下来，微微一笑，“但是先别急着怪你自己。卡罗琳对你也是一样，想帮你从那强迫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及你和父母的问题。”
用开玩笑来解除孩子的武装后，卡尔终于可以将矛头转向父母，可是我抢先了一步：“性在你的婚姻中属于困难的部分吗？”我问卡罗琳。
卡尔停下来，让大卫消化他刚才说的那番话，而大卫也认真回想着之前的争吵。然后大卫冒出一句辩解：“我可感觉不出卡罗琳是在帮我。”
卡尔表面上是和劳拉说话，实际上是借劳拉的爱和天真无邪向大卫传话。也只有用这种方式，卡尔才能温和而自然地带出这些他还无法直接和大卫或卡罗琳对谈的话题。
“那你认为她在做什么呢？”卡尔问。
“我知道他明白许多刻板和无聊的事情，可是他可能不知道一些，像性不是件坏事之类的事，因为他的老古板父母只会告诫他性是一件坏事。如果你问他很多问题，他可能会发现性是人性自然的一部分。你知道吗，长大的过程中性总是个大难题。”
犹豫片刻后，大卫说：“指责。”
“他知道啊。”劳拉腼腆地回答，低头望着地板。
卡尔：“这点我赞同。指责显然对任何一方都毫无益处。但问题在于，你自以为很清楚卡罗琳的问题，大加谈论；而她也如此谈论你。只是虽然你们一直在尝试，却显然帮不上彼此什么忙。”
“很好，”卡尔说，“可是你不能冷落爸爸啊。如果你不问，那他怎么有办法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呢？”
卡尔说话的时候，卡罗琳变得越来越激动，她终于打岔说：“那，婚姻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互相帮助？”
“我可以问妈妈。”劳拉望着她妈妈，母女俩温暖对视。
我情不自禁插嘴：“远比那个复杂多了。”
然后，语调变得严肃，“你可以问爸爸妈妈有关性的问题吗？”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场有关婚姻和互相帮助的冗长辩论。
“你只是在假装自己是个保守的女孩而已。可是我知道现代的女孩懂的可多着呢！”
我们的观点是，刚结婚时，一般人往往会幻想另一半是理想的典范——父母、心理治疗师、伴侣、朋友和伙伴，等等，一个能够满足所有我们对婚姻的渴望和需求的人。甚至会期望另一半能帮助我们解决那些成长过程中一些困难和尚未解决的问题。现代人的恋爱自然少不了“帮助”这两个字，只要听听流行歌曲，到处充斥着“帮助我”“我需要你”或“你无止境的付出”之类的词儿就不难明白。
“哦，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卡尔说。
令人困惑的是婚姻有时的确具有疗效。已婚的人平均说来都比单身的人长寿，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有人在身旁分担生活的担子和压力。同时婚姻还可以帮助人们改变，它使人们变得更灵敏、更关切、更有责任感，也更了解他人的需要。一个人在工作上受到挫折之后回到家里，如果配偶能安慰几句并且体谅地拥抱一下，确实是很有帮助的。能与一个人坦诚谈论自己的问题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因为在和配偶分享生活苦痛和挫败的过程中，往往也会引发一些问题。
“一点也不知道。”劳拉害羞地噘着嘴。
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有安全感的人，相当独立和强韧，拥有基本的自信和自立，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向对方要求过分的帮助。他们接受生命的苦痛、孤单和压力，事情严重时，他们会自己处理这些事。虽然他们知道如果这时和别人分享一些压力，生活将愉快些，但他们通常不会逃避生命基本的要求，不会逼迫另一半替自己承担自己生命中必须担当的责任。
“你对性知道多少呀？”卡尔问。
但卡罗琳和大卫婚姻开始的方式和大多数人一样，即使我和卡尔也是如此，我们都抱着一堆不切实际的期望。当人们感觉害怕并且需要依靠时，便会大力寻求配偶的支持，要求配偶做其生命的“主要”支柱。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另一半可以提供具有魔力般的图腾式的安全感。当然，我们也需要刺激、陪伴和实际的帮助，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要求。我们真是将太多需求带进婚姻中了。
虽然卡尔的这个话题并未获得多大进展，但是他还不想放弃。他狡猾地看着劳拉，而她则避免和他的目光接触。
假如配偶一方成长良好而且很独立、很成熟，而另一半只是稍微有困扰和稍微不成熟，这种帮助的历程也许会运作得比较好。成熟的一方可以帮助不成熟的，然后双方在平等的地位上携手同行。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上述情况很罕见。似乎总有某种神秘的化学反应链将一对有类似心理问题的伴侣联结在一起。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伴。虽然两者的心理问题看起来可能大不相同。例如一位酗酒者的妻子，和她幼稚又依赖性强的鲁莽丈夫相比，可能显得较为成熟。但是一旦剥开那层表皮，她很可能会和丈夫一样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她只是很巧妙地借着扮演照顾丈夫的救星角色来获得安全感。
丹不安地笑了笑。
我们相信已婚夫妇在很多方面都是绝妙搭档，例如他们的成熟度、亲密的能力、对生气的容忍度、性爱的热度，以及他们对粗俗的容忍度、自发性、诚实及其他众多心理特质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双方带进婚姻的问题也都是相当的。
然后卡尔对丹眨眨眼，“想想看，如果你们依照那种风俗去做，对你父母该有多大帮助啊！”
通常是以向对方提出小的要求开始。
“你也没问过吗？我想告诉你一个南太平洋的风俗。那里的孩子每天早上必须问他们的父母前一天晚上性事是否和谐。你知道的，是为了确定每件事都是顺利的。”卡尔微微一笑，“我们这里很落后，有一大堆罪恶感和这个那个束缚着。”
丈夫说：“唉！我今晚觉得糟透了，老板整天都在找我麻烦。”
“他们没告诉过我。”丹面无表情。
妻子说：“哦！真是糟糕。来，坐下来，我替你冲杯咖啡，然后再好好谈谈。”
卡尔转向丹：“你认为呢？你觉得你爸妈的性生活怎么样？难道他们没跟你说？”
情况十分简单，这位丈夫向妻子吐露心事之后，必然感觉好多了。而隔天这位妻子很可能也是一样，她向丈夫抱怨烦重的家事、好管闲事的邻居，或是令她觉得嘈杂不堪的孩子。但这种向对方求助的方式却会滋生出更大的问题。因为假如小小的帮助很受用，为什么不要求更大的？因此向对方的索求也就会愈来愈多，不久双方也将更重的压力带进了婚姻之中。例如“帮我解决我和父母的关系”“帮我看看我在事业上该如何抉择”或“帮我应对自己的不快”，等等。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提出要求，但恳求帮助的愿望无所不在。
虽然大卫努力想表现幽默，但夫妻俩毫无疑问都很震惊，没想到卡尔竟向孩子打听他们的性事。
事情很快变得复杂起来。配偶将开始害怕自己不能满足对方的需求。
大卫勉强挤出一句俏皮话：“你觉得我太‘爱’工作吗？”
“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叫我如何帮助她处理她的情绪呢？”丈夫默默自问，然后开始感觉恐慌。
克劳迪娅笑着说：“我想和他工作过度总有些关联吧。”
妻子也自问：“我自己都不满意我现在做的事，叫我如何帮助我先生解决工作上的不愉快呢？”
“那你爸爸呢？你觉得他也在这方面很受挫吗？”卡尔问，卡尔总是努力让每件事保持着平衡。
她也同样感到恐慌。而每一方都在拉远和对方的距离，因为对方提出的要求变成了压力。事实上他们根本就爱莫能助。
她从容不迫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了一惊，仿佛她等着谈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似的。她也可能喜欢借由谈论这个伟大的禁忌来占点上风。
然后他们又对彼此退缩的态度感到惊慌。开始用各种方式暗示对方：“请不要让我失望！我爸妈就是像你现在这样，我可无法忍受。”但是彼此的距离依然如故，于是恳求很快转变成愤怒的要求和压力。彼此暗示着：“假使我不能说服你满足我的要求，那我将采取强制的手段，看着好了！”于是他们将兴趣转到“替代品”身上——他的工作及她的孩子、她的母亲、他的酒肉朋友、他的外遇、她的情人，等等。他们努力想让对方嫉妒，试图表明自己目前在某人或某事上得到了支持与参与感，这些正是他们想从对方身上获得的，但是他们现在身段摆得很高，不愿直接提出要求。这种交互作用又会变成气愤和纠缠，无边的压力、间接的要求，以及需求不能满足的痛楚。在这场愤怒和责备交加的风暴之下，夫妻其实就像两个寂寞、受伤、孤单、瑟瑟发抖在一旁哭泣的孩子，却摆着一副大人的姿态。虽然彼此都知道对方心里有个要糖吃的小人，却不敢承认他（她）的存在。他们都想放声大哭，承认自己多么害怕和寂寞，但却没有人敢这样做。
克劳迪娅嘲弄地说：“我不知道，但我不觉得他们之间很美满。至少妈妈总是显得不满意。”
在“帮帮我”的历程中，还有一些并发症，其一就是在长期奋战中双方会开始将对方视为父母。这种将对方象征化的过程并非出于自愿，有时甚至不会被意识到。但是这种向对方求助的经验的确开始“诱发”他们对童年时代的回忆。例如卡罗琳原先依赖着大卫，但后来当他开始生气和挑剔时，卡罗琳再次感受到和被她母亲责难一样的伤痛。如果卡罗琳不把大卫当成母亲，那么她还有可能认为大卫只不过是与她对等的、很普通的丈夫，只是发顿脾气而已。可是卡罗琳并不这么想，大卫发怒在她看来极具威胁和危险性，她完全陷入小女孩的状况，就像抬头望见的是震怒的母亲一样。将对方象征化的过程也同样发生在大卫身上，在治疗后期我们将会揭露，卡罗琳又是如何转移成大卫眼中的父母形象。
卡罗琳脸色变得十分苍白，而大卫则倒吸了一口气。
8.4 拒绝对方“帮帮我”的需求
卡尔和往常一样微笑着转向克劳迪娅：“能和我们谈谈你爸妈之间性的问题吗？你认为他们之间的性生活和谐吗？”
夫妻对原生家庭许多记忆的再度唤醒，是造成婚姻中性关系发生问题的一个原因。性成为夫妻寻求安全感下的牺牲品。他们因为缺乏安全感，开始将对方视为父母，生活中的性爱因而很快变成禁忌与不安，这也正是他们从原生家庭中所学到的。事实上，婚姻中成年人甚至有可能因为“父母亲化”的过程，而使得性关系开始沾染乱伦的意味。想同时扮演一个人的伴侣和父母毕竟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我们并没有追问克劳迪娅性方面的事情，她受的压力已经够大了，而且我们也明白真正的症结在她父母身上。但是由于我们揣测到大卫和卡罗琳尚无法坦诚谈论性的问题，所以就得询问克劳迪娅有关父母性生活方面的问题。这真是个紧张时刻！
我们交替使用“父母”“母亲”和“治疗师”这种情感转移的字眼是否会令人混淆呢？老实说我们的确想指出布莱斯夫妇就是在相互扮演这三种角色。“父亲”都到哪儿去了？假如卡罗琳可以将丈夫视为生命中的某个象征，她又为什么不能把他看成父亲呢？实际上，我们将为数不少的象征形象轮流投射在配偶身上，使他或她一下子变成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甚至祖父母。我们在婚姻中再创造各式各样的家庭关系，用以解决过去发生的一些问题。然而我们并未就此罢手，甚至很快将下一代（孩子）也牵扯进来，这些毫不间断的尝试就是为了重新创造我们的原生家庭。
如果克劳迪娅能享受性的乐趣，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糟。她的父母至少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东西，帮助他们改变压抑和焦虑的生活。可是克劳迪娅却和父母一样陷入了相同的罪恶感和压抑之中，她的性生活变成了毫无成就感的自我毁灭。由于父母并没有用健康的心态来帮助她成长，克劳迪娅现在自然也无法以如此不健全的方式来协助他们。但是，克劳迪娅还在尝试，至少她给家里制造了一些焦虑。而焦虑在治疗中往往十分有用，因为可以促使改变。
由于母亲—子女关系是我们亲密生活的最初模式，因此它成了婚姻亲密关系最深层的基础。这个早期的关系模式似乎设定了我们生活中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该在何种范围内信任与关心他人、信任与关心自己；该在何种程度内区别自我和他人这两种貌似分离却又相关联的个体。父亲在孩子幼年期的生活中当然非常重要，其中最大的影响是通过父亲在婚姻中的参与来表现的。如果夫妻间的关系良好，那么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通常也会很好。而不管家庭情况是好是坏，孩子多半是从关系最密切的母亲那里接收到有关家庭的信息的。因此这种母亲—子女关系在孩子长大后便常被强烈转移到孩子的婚姻里。孩子婚后发展出的温暖、关爱和归属感都模仿自幼年时期的母亲—子女关系。母亲和孩子心理上的任何困扰，都将会影响到孩子成年后的婚姻状况。所以配偶间互相请求“帮助”时，他们其实是在要求对方完成“母爱抚慰”的过程。如此，不管配偶生理上的性别为何，帮助和母爱抚慰似乎变成了同义词。当然，“母爱抚慰”亦可能是心理治疗的主要模式。
大卫和卡罗琳有千百个理由在潜意识里鼓励女儿追求奔放的性生活。毕竟，他们自己无法谈论性，但至少克劳迪娅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机会。至于孩子为什么会发现父母隐藏的焦虑和需求，而将它们表现出来，至今仍是个谜，但事实俱在。克劳迪娅在性方面的问题正是她父母之间的性问题，克劳迪娅不过是追随父母微妙的指引而使自己惹上了麻烦而已。
在我们的文化中，父亲的传统角色是联结家庭亲密关系和充满压力及竞争的外在世界的媒介。而传统上加诸父亲身上的坚强和客观等特质也是治疗过程中极为宝贵的要素。一般母亲—子女关系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过度的母爱抚慰，一种共生式的纠缠关系，往后如果被转移到婚姻中，将造成可怕的后果。因此，治疗师必须在心理上采取“双性的”亦父亦母的态度，不但要像传统母亲一般易于亲近，还要像传统父亲一样教导他们如何独立断奶，并且能够面对家庭边界之外的世界。
克劳迪娅的问题也反映出家人对性的焦虑和罪恶感。大卫和卡罗琳含蓄地责备克劳迪娅，但是他们的责备中却隐藏着无形的暗示和鼓励。他们用一种听起来像“做吧”的方式来教训克劳迪娅“别做”，克劳迪娅收到的正是这种鼓励的信息。
卡罗琳和大卫所背负的压力超过了他们自己感觉能处理的范围，他们也都敏锐察觉到对方的要求远超过自己所能给予的。但他们都在尽力应对，虽然不快乐也很勉强。终于，大卫在律师事务所获得重大的晋升，突然之间必须负责最主要的部门。同年劳拉开始入学，只剩卡罗琳一个人在家里，百无聊赖，仿佛失业一般。而此时，处于青春期的克劳迪娅开始极力想摆脱母亲。因此，在大卫工作压力倍增的同时，卡罗琳觉得自己不被需要和不再重要的压力也越来越强烈。她试图拉回大卫的注意力和更多帮助来处理她的沮丧，但是大卫有他自己的问题。克劳迪娅，意识到父母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于是就很有默契地把自己变为焦点，企图缓和家庭中日益变大的压力。
我们认为克劳迪娅的性经历，存在着一个非常隐秘而潜意识的主题，就是为了寻求温柔和支持。这些温柔和支持的特质，一般人称之为“母爱的抚慰”（mothering），实际上包括了父母双方的爱。克劳迪娅一度相当依赖父母，一旦她和父母开始宣战，她的依赖性便不得不转移到别处。所以她开始以性来伪装，在一连串显然是偶发的邂逅中，寻求生活中所缺乏的自由和抚慰。她需要和别人感觉亲密，但又害怕真正的亲近会带来束缚和封闭。所以她逐渐发展出一种随意性的性关系，作为解决她对自由和亲密需求的折中办法。
这次面谈中，卡尔和我的主要工作是提出了婚姻中“帮助”的过程，以及我们对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们采取的是较为低调和理性的态度。谈得越久这对夫妻就越发不安，仿佛我们正在逐渐破坏他们生活中的基本原则。最后，大卫说出了他心中的疑虑：“如果我们不必互相帮助，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难道要彼此伤害吗？”
我们一直到治疗后期才完全了解克劳迪娅的性经验，现在我们和她父母一样只是知道，克劳迪娅经常和不同的男孩过夜。那并不是很健康的经验，而是偶然性、强迫性、几乎没有爱的。这种在青春期过早发生的性自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这个烫手山芋是卡尔的，他很重视他们的顾虑。“当然不是。不过你们必须承认自己想成为对方的治疗师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所以请不要再企图帮助对方。你们甚至大可向前一步，若对方要求帮助的话，可以自由地拒绝对方。”
读者或许会认为，在家庭治疗中当着孩子面谈论性问题是不可行的。但事实上只要能迈出尴尬的第一步，不但可行，反而会相当有趣。你只是需要点胆量去打破一个过时却仍十分普遍的观念——孩子完全不懂性，也不需要懂。布莱斯家的局面如此紧张，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卡罗琳和大卫的性生活并不美好。事实上，家庭危机中十五六岁的克劳迪娅或许比她父母有更丰富的性经验。而那也是卡罗琳对她如此生气的原因之一。
“这是为什么？”卡罗琳问。
8.1 性在家庭中的影响力
“唯有如此你们才可能开始视我们为你们的治疗师，”卡尔强调，“并且也可以减轻一些你们套在对方身上的枷锁。有我们在一旁担任治疗师，你们便可以自由自在成为对方的同侪、爱人、朋友、对手或伴侣。千万别再玩那些老套的游戏了。”
大家都笑了，但并不是真的那么有趣。这是大卫和卡罗琳的伤疤。
大卫很感兴趣，却仍抱着怀疑的态度：“假如我们不再向对方要求帮助，而你们又不会时时在旁边，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情况会一直这么糟吗？”
“如果他在卧室放书桌，那至少你可以坚持让他在办公室也放张沙发床啊！”
“不会。”我说，“我认为不会。我们希望你们家中每个人都可以从治疗中获得足够的指引，必要时将成为自己的治疗师。你们将不再感觉那么需要对方，也不再感觉那么依赖对方。一旦你们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可以独立处理一些生活中的基本压力时，‘帮助’对你们而言将有崭新的、不同的意义。它将代表分享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再因为家人未给予你足够的保护而挫败沮丧，亦不再因为自己未保护家人而感到罪恶愧疚。”
卡罗琳，如我们所知，对大卫整天工作十分不满。即使在家，他不是打电话就是埋首书桌。书桌是放在卧室里的，卡尔没有浪费这个开玩笑的好机会：
“没错！”卡尔附和。卡尔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简直就像一个人的意见。
然后静观其变。刚开始，问出来的东西不多。夫妇俩只是坐在那儿，努力试着回答。
“治疗结束之后，你们彼此帮助的方式将会更有意思、更自然、更自由，也更安全。但是在达到这点之前，你们必须先加强自己的独立分离，来克服以前过分的集体依存感。”
“你们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
丹一直专心倾听，这时他愉快插嘴说：“我喜欢这个主意，我赞成老爸老妈重新变成情侣。想想看！简直就像《星际旅行》里的情节嘛！”
我们开始问一些直接的问题，例如：
卡尔转向丹：“你很喜欢是吧？”
好一个标准的移情（transference）。治疗师即使心知肚明，也得表现得很迟钝，安慰自己病人其实从一开始就做出了反应——像一个真实的、个体的人一样。就某种程度而言，确实如此。但如果治疗师未能察觉，病人正在与自身过去微妙而无形的梦魇和想象奋战挣扎，那治疗师不过是在自我蒙蔽而已。卡罗琳最大的问题就是她预期我们会像她母亲一样，批评她和指责她。而当她发现我们并未如此时，她不禁松了一口气，颇感惊异。突然之间我和卡尔不再那么危险不可靠近，我们给了她一些安全感，因此她决定冒险投入。我们很高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得以更自由地使治疗过程往前推进。
丹：“呃，虽然听起来有点尴尬，但至少是个转变呀。”
接下来的治疗有了一番新气象。卡罗琳全心全意置身于此，而不只是面容忧戚地呆坐，盼时间快点过完。她坐的方式也与从前不同，让人觉得她很想多待一会儿似的。她前次冒险把自己一小部分的痛苦表露出来，而我们也报之以寻常的人性关怀，没有什么夸张矫情。但对卡罗琳来说，这些关怀却非比寻常。如果你认为心理治疗师至少在象征性地（或者在内心里）扮演一个母亲，那么之前卡罗琳对我们持有的态度，必定有几分像她对母亲的感觉——接近他们是很危险的！她下意识地觉得如果她向我们表露真实的情感，也许会重蹈以前受伤害的覆辙，一如她被母亲伤害一样。因此，她在治疗之初会先把自己隐藏起来。
我瞥了克劳迪娅一眼，她在这一个小时里一直保持着沉默。她仿佛陷入了深思和困惑，好像第一次如此严肃地、有意识地开始考虑她父母的婚姻状况，并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忧心忡忡。想到她可能再也不被需要，克劳迪娅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治疗师通过克劳迪娅，终于找到布莱斯家真正的问题所在：大卫和卡罗琳的婚姻。卡尔当着孩子的面谈论了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更想借着讨论性来探索婚姻里更深层更复杂的症结—情感转移。卡罗琳把盛怒的丈夫当作孩提时代好挑剔指责的母亲，仿佛自己还是委委屈屈的小女孩。两人争吵，大卫很有默契地大怒，卡罗琳也很有默契地流泪，双方借此收手，成人世界中平等的讨论永远无法进行，紧张也就永远存在。婚姻中有太多奢望，太多“帮帮我”的非分要求，一旦力竭，双方都会变成受伤、孤单、戴着大人面具瑟瑟发抖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