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二字激起的复杂情绪，准确地体现了妇女的生存困境：我们甚至很难说服自己，堕胎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权利。
这女人家的事情，和刷碗、洗尿布一样，上不得台面。“为堕胎自由而斗争”，开什么玩笑？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斗争？女人总是这样，所经过之处，留下剩饭和屎尿的腌臜气味。
一个人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但女人不行。这听上去天经地义。可别忘了，我们的子宫确实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
堕胎
堕胎自由，远不是妇女斗争的最终目标。恰恰相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不能实现堕胎自由，政治斗争就无从谈起：妇女必将收回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必将重新整合自己的身体。身处现代社会却无权对自己的身体做主，除了过去的奴隶，历史上还有哪一个群体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一个简简单单的词，却表达了女权主义的诉求，圈定了女权主义的边界。做一名女权主义者，就是要为堕胎自由而斗争。
这悲惨的境况仍在持续。每年有150万妇女因意外怀孕生活在羞耻和绝望中，5 000人会因此死亡。但道德秩序依旧纹丝不动。我们不愿再沉默下去了。
堕胎
堕胎自由，意味着以下几点：
正如我们曾经要求节育自由，今日，我们要求堕胎自由。
1.不再以自己的身体为耻，而是自由且自豪地享受它，就像古往今来每一个充分享受自己身体的人一样；
我宣布，我做过人工流产。
2.不再以生而为女人为耻，不再像那些不得不选择非法人流的妇女一样，经历自我破碎的痛楚；
我宣布，我是她们中的一员。
3.无论何时，勇敢做自己，不再有这种无耻的恐慌，害怕被抓住，害怕落入困境，害怕怀孕，害怕自己变得虚弱无力，害怕肚子里长出一个肿瘤；
人们对这数百万妇女保持沉默。
4.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只有赢下来，我才开始真正属于自己，而不再属于国家，不再属于家庭，不再属于一个我不想要的孩子；
她们是在相当危险的条件下实施堕胎的，因为法律断绝了她们光明正大的可能。而在正规的医疗监护下，人工流产本是最简单的手术。
5.向彻底掌控生育迈出重要的一步。妇女和其他所有生产者一样，享有控制自己产出的绝对权利。这种控制意味着彻底重塑妇女的心理机制，同时将深刻地影响社会结构。
在法国，每年有100万妇女堕胎。
（1）可以生，但我想生的时候才生。没有任何道德压力、社会机制或经济需要可以迫使我这样做。这是我的政治权力。作为一个生产者，我有权通过控制我的生产向社会施加压力，以换取我想要的结果。换言之，这是“妈妈们的罢工”。
1971年4月5日， 《新观察家》周刊第334期发表《343宣言》
（2）可以生，但是得我想生，而且我需要确保，我的孩子降生的这个社会对我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这个社会不能让我变成这个小孩的奴隶，变成他的奶妈、他的女仆、他犯错时的替罪羊。
无痛分娩的巧妙策略自然引向了对节育自由的追求。1956年发起“幸福母亲”运动的几位医生，玛丽–安德烈·拉格鲁阿·魏尔–阿莱、皮埃尔·西蒙、让·达尔萨斯，一开始就是拉马兹的忠实支持者，这并非巧合。
（3）可以生，但是得我想生，而且我需要确保，我的孩子降生的这个社会对我和他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需要对这个孩子负责，我不能把他带到一个随时会爆发战争的社会，一个需要没日没夜工作才能糊口的社会。
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一位前所未有的宝贵救兵出现。1956年1月8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在700余名妇科医生前明言道，无痛分娩“不存在道德问题”，给紧抱着《圣经》不放的保守派们来了个釜底抽薪。教皇说，《圣经》中所说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不是命令，而是对事实的描述。真是个重磅炸弹！1956年，共计9课时的分娩准备教育最终被宣布可由社保报销（1956年法案表决通过，1959年正式实施）。
拒绝被管制的虚假“自由”
1953年，法国共产党提交了一项法案，倡议将分娩准备教育纳入社保报销体系，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法国医师协会和右翼保守派立即表示抵制——他们才不在意产妇的痛苦，只是要打击一切与苏联和共产党相关的东西。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只有疼痛能让女人真正“实现自我”……多名医学专家在著作中表示，疼痛让女性“更有价值”，为她们带来了一种“道德美感”——在专业领域他们却守口如瓶。专注技术改良的拉马兹，反倒因所谓的“招摇撞骗”被告上法庭（好在最后他成功脱身）。最终，国民议会否决了这项提案。
关于堕胎的斗争，你来我往吵得异常激烈，最重要的利益相关人士——妇女——却只能在下面看着。法律是否应该放宽、什么情况下才允许堕胎的问题，其实我们并不关心。简而言之，一切“治疗性”堕胎的争议，都和我们没有关系。
无痛分娩掀起的革命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集体运动。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暂且不论，但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妇女，她们怀着简单的心愿：分享她们对于无痛分娩技术的热情，大声说出妇女有权拒绝分娩之苦。只要能掌控自己的身体，每个女性都有权采取行动避免这种痛苦。
依照所谓的“治疗性”堕胎，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获得流产的“许可”。简单来说，女人需要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没有孩子的奖赏。相比从前，我们并没有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这场革命可了不得。除了帮助产妇减少疼痛这一最基础的优点之外，无痛分娩还使剖宫产比例下降，并有效地减少了生产所需的时间，从而降低了孕妇发生静脉血栓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对女性而言，分娩不再意味着一场无法逃脱的酷刑，她可以充分地参与其中。在无痛分娩体系中，产妇不仅不再被医生视作没有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而且可以获得有关分娩的医学知识——这在之前是不会告知她们的。更重要的是，拉马兹认为父亲也应当参与分娩的准备，学习相关的课程，最后在产房帮助妻子生产。这种方法后来被证明能有效地促进夫妻平等。
底层的逻辑一成不变：强迫妇女生孩子是合法的。
1954年，“无人哭叫的产房”成了法国各大报刊的热门话题。被谈论的产房位于矢车菊综合医院。这家医院创办于1937年，是法国总工会在声势浩大的“人民阵线”运动中的成果之一，旨在让工人家庭享受最先进的医疗服务。从1953年起，该医院的主任费尔南德·拉马兹开始向法国推广一种由他改良过的无痛分娩技术。两年前在苏联，拉马兹本人第一次知道了无痛分娩。这种技术受到催眠理论和巴甫洛夫学说的启发，以产妇对自己身体和分娩过程的了解为基础，运用放松和呼吸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产妇的痛苦。拉马兹大为震动，很快雄心勃勃地开始普及无痛分娩技术。
修改法律，补充几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最终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原则。再宽松的法律，也依然在对我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进行监管。我们想怎么使用自己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应受到管制。男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身体的自由——女性也想要完整地获得。大发慈悲甩给我们的“边角料”，我们不要。我们反对现行的法律，同样反对《佩雷法案》[6] 以及国家堕胎研究协会[7] 的提案。任何要管制我们身体的法律——不论是什么形式——我们都不会买账。我们不要求有更好的法律，只要求完全废除它，除此无他。我们不是在要求施舍，而是在要求正义。仅在这一个国家，就有2 700万个女人顶着“女公民”的名号，却被当作牲口一样对待。
我不愿在痛苦中分娩
不论你们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不论你们是否承认自己的卑劣行径，不论你们如何自称——无论是天主教徒、宗教激进主义者、人口学家、医生、专家、律师、“相关负责人”，还是德勃雷[8] 、佩雷、勒热纳、蓬皮杜、肖沙尔、教宗大人——法西斯分子们，听好了，我们已经揭下了你们伪善的面具。
革命尚未成功，面向医院的政策时刻有牺牲流产预算的风险，计划生育中心的补贴也时时面临削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的姐妹依然在为争取堕胎权而奋力斗争。
你们是人民的杀手。从你们口中听到“尊重生命”的说法，真叫人笑掉大牙。我们有2 700万人，我们将战斗到底，只为了我们应得的权利——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斗争仍在继续。五年有效期之后，也就是1979年，上述法案最终表决通过。1982年的《鲁迪法案》，让流产费用进入社保（准确来说，是通过另一项预算修正案实现的）。1992年的《奈尔茨法案》使阻碍堕胎成为犯罪行为，反人工流产组织遭到处罚。2000年，《奥布里–吉古法案》将人工流产的窗口期延长至12周，同时解除了未成年人堕胎必须获得父母许可的限制，堕胎前的约谈也不再强制。2014年，《瓦洛–贝勒卡塞姆法案》最终实现了流产费用社保报销，删除了原法案中有关危急情况的限制，并创建了一个信息公开官网。
资产阶级国家的“十诫”
——阿根廷争取堕胎权运动的口号，2018年
当人生而为女，
Aborto legal ya!（“堕胎合法化！”）
胎儿有得选，女人没得选。
且慢，还没到能放开庆祝的时候。为了能顺利通过，这部法案提前设置了诸多“黄线”：第一，该法案不是永久性的，有效期五年；第二，怀孕十周以内可以合法实施堕胎，十周以上为非法；第三，如果孕妇是未成年人，需要获得父母许可；第四，想要堕胎的孕妇会被约谈，会被劝说打消其想法；第五，依据“良心条款”，医生如果认为有违个人的职业道德信念，可以选择拒绝；第六，一切费用不可以走社保；最重要的一条，一切都要在医生的监管下进行——不准再搞女性“自助”。不过，好吧，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只要德勃雷声称有一亿法国人，
在众议院的会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两天。没人遵守投票纪律和发言时间限制，场面一度失控，状况百出。除了少数几位发言人仍然庄严持重之外，不少议员口出恶言，言辞不忍卒听。波旁宫外也是热闹非凡，挤满了前来示威的女权主义者，而反对派则集聚协和广场，拨着念珠默诵《玫瑰经》。最终，议员们在凌晨3点40分表决，投票结果：284票支持，189票反对，多数通过，胜利了！从今往后，法国女人可以自由终止妊娠了！
妇女就不得堕胎。
——西蒙娜·韦依（1927—2017），法国政治家
一亿法国人亦非难事，
但凡无须你付代价。
民众群情激昂，高层却毫无反应，如同不看、不听、不说的“三不猴”。在乔治·让·蓬皮杜任职总统期间，没有一项支持堕胎的提案能走到国民议会。唯一的例外是一项提议在强奸和乱伦情况下堕胎的特殊法案，结果议会连审都没有审。不过在蓬皮杜之后，权柄到了左翼手中。接下来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竞选期间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对堕胎问题表态，当选后很快任命西蒙娜·韦依为卫生部部长。于是1974年秋天，新任卫生部部长韦依提出了第一部放宽和规范自愿终止妊娠医疗手段的法案。
若贫女不得再去英国，
也正因为如此，反堕胎主义者们大为震撼——妇女们不仅绕过了禁令，还把选择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时任卫生部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严正警告自己的继任者西蒙娜·韦依[4] 要赶快行动：“再等下去，不知哪天你走进部里，就会发现办公室潜进了一队“争取解放堕胎和节育运动”组织的人，正摩拳擦掌准备做人流。”真的吗？我们拭目以待！
事态将不可挽救。
另一项至关重要的改变也始于1972年（“争取解放堕胎和节育运动”组织接下来会发挥主导作用）——“卡曼法”[3] 开始应用。这一点如今很少有人提及，但十分关键。简单来说，“卡曼法”是一种通过抽吸实现人工流产的技术，相比传统的刮宫术，它创伤更小，给孕妇造成的痛苦更少，危险系数也更低。这项技术普及后，有效减少了刮宫流产导致的并发症并降低了死亡率。更重要的是，通过卡曼法堕胎，心态会完全不同。这种堕胎通常在公寓里进行，女人们聚在一起互诉衷肠，互相安慰，然后由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通常是护士或助产士）来辅助完成流产。这使得妇女可以跳过私人医生（大多是男性），在姐妹之间实现“自助”堕胎，从而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换言之，这以超越人工流产本身的方式进一步解放了妇女。
因此，你将失业，
1972年，斗争来到了博比尼审判的阶段。一个名叫玛丽–克莱尔的年轻女孩被强奸后去做了人流。结果强奸犯（她的男朋友）反咬一口，把她和帮助她实施堕胎的母亲一起告上了法庭。吉塞勒·哈利米全身心扑在这个案子上，以此为契机痛斥了1920年禁止避孕法的虚伪和残暴。最终，年轻女孩被无罪释放，其母被从轻发落。博比尼审判再一次体现出司法系统的迟缓。1973年，上文提到的“争取解放堕胎和节育运动”组织诞生。该组织包车带团去荷兰和英国旅行，旅游大巴每周在马路上“招摇过市”：“这不是出国旅游的车，是出国做人流的车。”
以取悦资本家。
这场斗争从头至尾声势浩大。支持方率先发声。1971年4月，《新观察家》周刊登出著名的“343宣言”。343名妇女公开承认做过人工流产，其中包括不少文艺界鼎鼎大名的人士：凯瑟琳·德纳芙、德尔菲娜·塞里格、让娜·莫罗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份宣言影响巨大。检察院选择对其视而不见，没有提出起诉。但不少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尤其是没那么有名的那些人。
你当有道德感，
避孕合法化实现了，下一步就是取得堕胎权。两大阵营泾渭分明。支持堕胎的一方包括“妇女解放运动”组织、“选择”协会，以及稍后加入的计划生育中心、“争取解放堕胎和节育运动”组织。与之相对的反堕胎主义者们，则拒绝使用支持者们常用的“自愿终止妊娠”，比如热罗姆·勒热纳教授牵头的“让他们活下去”协会。
因为“我们的”妻自由后会如何，神均知晓。
1956年，“幸福母亲”运动（1960年改名为“争取计划生育”运动）发起，目标直接而实际——使避孕合法化并加以普及。1961年，第一家计划生育中心在格勒诺布尔建立，提供文件查询和信息咨询服务，换言之，可以在这里找到当地能开出避孕药的医生名单。（对于有阻断排卵效果的激素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直到1957年，由格雷戈里·平卡斯及其团队研发的第一种避孕药才在美国获准上市——作为止痛药，有影响生育的副作用。1961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紧随其后，成了欧洲第一个开放避孕药售卖的国家。）要求避孕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示威请愿的星星之火，最终导致了1967年12月的《诺伊维尔特法案》[2] 。然而由于过程缓慢，这一系列重要的法令直到1973年才开始施行。
你当保留胎儿，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能自主掌控自己的身体，妇女踏上了争取避孕权和堕胎权的崎岖之路。不同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这一轮斗争不再着眼于限制出生率，而是着眼于选择的自由，以及能自主掌控生育和性行为。对女人而言，受孕的风险意味着一种无法驱散的恐惧，她们希望结束这种焦虑，掌握有效的避孕措施，即使避孕失败，也可以安全地堕胎。如此，才能拥有愉快的、没有压力的性生活，才有可能自由选择是否要成为母亲，要生多少小孩。决定权在自己手上。
将其留至成年，参军后再杀。
我的身体，我的权利，我的选择
你当奋力养育，
于是，为了能拥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妇女开始了她们的斗争。
因为你当追随帝国主义。
不过这只是法国本土的情况，殖民地——对不起，说漏嘴了，应该是海外省——又有另一套说辞。弗朗索瓦丝·韦尔热斯的研究表明，在留尼汪和安的列斯群岛，官方口径是鼓励黑人妇女不要有太多小孩——回归马尔萨斯主义论调，把责任都推给生孩子的女人，让她们对“次法国”地区的贫困负责。然而殖民地的马尔萨斯主义不限于官方宣传，20世纪60年代末，医生在指示下开始实施强制堕胎和节育（不管本人是否有要求）。一方面在法国本土禁止妇女堕胎，另一方面又在海外省实行强制堕胎，国家父权制的态度截然相反，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却始终如一。
你自当节育，
维希政权时期，对堕胎的“围猎”达到了顶峰。当时堕胎被定为危害国家和国家安全罪，可判处死刑。到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虽然不再被处以极刑，但严打堕胎的政策方向并没有改变。当英国、荷兰等几个邻国接连实现堕胎合法化，德国从1961年开始允许药店出售避孕药，法国的态度一如既往：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如此方能将寥寥儿女送至巴黎综合理工或者国家行政学院，
只要政府层面不说什么，这都不足为惧。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事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战争造成的严重人口流失，催生了法国人对人口衰减和老龄化的焦虑。法国就此全面转向鼓励生育，惩罚手段和鼓励政策并施。一方面，严禁节育，从1920年起新马尔萨斯主义宣传被禁止，从1924年起堕胎会被告上法庭。由于担心梅毒传播，安全套依然被允许销售，但一切杀精剂都被严令禁止，20世纪50年代新开发的避孕药也未能获准出售。这方面最主要的影响，是造成了无数忧心忡忡的绝望孕妇，她们求助无门，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人流，十分凶险。当因为大出血被送到医院时，她们还要忍受医生的白眼和粗暴对待——这还是没有被举报的情况。另一方面，作为对上述严打措施的补偿，从1939年起，社会补助由《法国家庭法》确立下来，从1945年开始，纳税计算方法更新，家庭人数被考虑在内，产假和生育补助也得到保障，母亲节制作通心粉项链[1] 这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出现的习俗，维希政权时期成为官方活动，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延续下来。
其公寓只设十余屋室。
女人们没能清静多久，大灾变就来了，子宫重新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新的关键词是“可劲儿生”。你没听错，因为归根结底，不管是军队还是工厂，都需要人手才能运转——19世纪初那些奉行马尔萨斯主义的精英，到19世纪末纷纷转型成了人口主义者。不过他们只要求工人多生，自己却不做表率（毕竟家族财产可不是闹着玩的，继承人的数量一定得限制）。于是我们看到，自己只有一个儿子的父亲们义愤填膺，为法国人口的“下降”（事实上最多只是增长率下滑，总人口仍在上升）扼腕叹息，最后得出结论：问题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女人不愿意生孩子！要制定政策禁止避孕、堕胎，严打新马尔萨斯主义宣传！
至于其他，你当辱骂避孕药，
——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法国精神病学家
因为你需要的除此无他。
妇女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愿再只做一个生育者。
[1] 通心粉项链：在法国，制作通心粉项链（用一条线把通心粉串起来制成项链，有时还会涂上颜料），在母亲节时送给妈妈，是小朋友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这个传统习俗正在慢慢消失。
到头来，工人阶级家庭主动减少了生育，因为养孩子越来越花钱：童工在19世纪被逐步取缔，1881—1882年的《费里法案》确立了义务教育，工资水平也相对有了提升。与此同时，工人阶级还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区别于精英们的“马尔萨斯主义”）的理念，以有利于社会发展、世界和平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名义，提倡通过避孕和堕胎来限制生育。不生孩子，不生产“炮灰”，不制造人力资源：玛丽·于奥如此呼吁“子宫大罢工”。不过女权主义者中自称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不多，只有马德莱娜·佩尔蒂埃这样的激进派支持女性掌控自己的身体，希望女人能从“母职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2] 《诺伊维尔特法案》：政治家吕西安·诺伊维尔特提出，1967年12月19日由国民议会通过，解除了对包括口服避孕药在内的节育方法的禁令。
国家信奉马尔萨斯主义的好处之一，是司法系统对民间的堕胎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依照《法国刑法典》，这属于犯罪行为。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出现相关审判，极少数几个被告最后都被无罪释放了。
[3] “卡曼法”：一种不需要麻醉、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人工流产技术，利用真空将子宫内容物吸出，可在怀孕第5周到第8周之间进行。自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各地都有医生尝试应用该技术，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哈维·卡曼是堕胎自由的著名支持者，他对该技术进行了重大改良。
像这样的一大家子，如果能维持温饱倒还好，倘若生活困难，家里的母亲就要被人指指点点。当时，要想拿到（聊胜于无的）社会补助金，需要在市政府登记，确认“贫困户”资格，可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通常就会被从名单中剔除。还有一些地方会给主动控制小孩数量的平民家庭颁发“节制家庭”奖章，以此鼓励控制生育。
[4] 一般译为“西蒙娜·薇依”，但姓氏翻译建议使用无性别色彩的汉字。
不巧的是，工人阶级非常喜欢生孩子。对于当时的工人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工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社会保障政策完全缺位，而童工并不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每多一个劳动力，就多一份收入，制造一个大家庭，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控制子孙的数量是为了避免财产被进一步分割，而赤贫阶级则完全不存在这种顾虑……然而，要反思平民阶层（工人和农民皆然）高生育率的根源，要在政策上寻找解决这一困境的手段，都实在太过麻烦。最轻松的做法，莫过于把责任一股脑推回到工人阶级身上，而女工人就成了最佳替罪羊。哭什么穷，谁让你们生那么多的？不生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此类观点相当典型，不去思考贫困的原因，也不去积极寻找补救措施，而是直接把问题归咎于生育率。到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依然时常要面对这样的论调。
[5] 这是韦依1974年11月26日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的发言。
19世纪，国家禁止卵巢过度工作。当时法国的精英都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他们认为一个富强的国家需要控制生育率，以避免打破人口与资源的平衡。而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粮食。
[6] 《佩雷法案》：议员克洛德–佩雷于1970年向国民议会提交的一项关于强奸条件下可实施“治疗性”堕胎的提案，最终未能获得通过。
从19世纪至今，针对女人子宫的指示一直反反复复。今天的说法是孩子越多越好，明天就变成要限制生育，没过多久，又开始鼓励生孩子。如果当妈妈的是另一种肤色，属于另一种社会阶级，那么指令还会继续变化。为了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能自己做主，妇女们进行了艰苦的奋斗。
[7] 国家堕胎研究协会：让·达尔萨斯创立的组织（拉乌尔·帕尔梅担任主席），隶属于“争取计划生育”运动组织，曾尝试向议会提出一项堕胎部分自由化的法案。
要怎么样你先想好，我管好我的卵巢
[8] 德勃雷：指国民议会议员米歇尔·德勃雷，强烈反对西蒙娜·韦依的堕胎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