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母亲是当时盛行的“交尾”的众多受害者之一。所谓“交尾”，指的是贩奴船船长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把女奴送给醉酒的水手，以此牟利。作为一个混血儿，尽管“孤独”的父亲并不是奴隶，她还是逃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这是因为《黑人法典》如此规定，在此之前，“孤独”这样的小孩并不是生下来就算奴隶的。长大后，“孤独”和当时的许多妇女一样加入了一个“栗子帮”，这类团体的领导者通常也是男性。事实上，绝大多数女性奴隶会被分在家里工作，相比被派去种田的男性奴隶，她们更难逃跑。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举出几个由妇女领导的“栗子帮”。英属牙买加就有一个，首领叫南妮，传说能空手夺子弹。在1802年前后各地反对拿破仑重建奴隶制的大小起义中，妇女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她们当时有“不愿下跪的女人”“勇敢的女人”之称，“孤独”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除了她以外，还有法国海外省留尼汪的埃瓦，法属圭亚那的克莱尔，法属圣多明各（今海地）的萨尼特·贝莱尔、德菲蕾和“快乐的”玛丽–克莱尔。在历史的叙述中，她们常常被男同胞遮蔽，但人们正在一点点回忆起她们的贡献。
“孤独”的一生，是奴隶制戕害女性的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有观点认为，奴隶制下的男女承担一样的劳作，经受同样的暴力，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实现了两性平等。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奴隶制的历史也是一个性别化的故事。
最后，“孤独”的人生也象征着“被奴役的生育”。对种植园主来说，与从奴隶贩子那里重金购买成人奴隶相比，显然是自己养小孩当奴隶更划算，因此女奴成了他们强迫生育的对象。若是试图堕胎，还会遭受更为残酷的惩罚。
“孤独”于1772年左右出生在瓜德罗普岛。她的母亲巴扬古梅在被押送到西印度群岛途中被一名白人水手强奸，生下了她，给她取名叫罗莎莉。小女孩一生下来就成了奴隶，被分去给一个奴隶主当家奴。在出生后20多年的时间里，她没有人身自由，经常挨打受骂，忍受着非人的压迫和性暴力。1793年，出现了一丝转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特派专员来到瓜德罗普，废除了当地的奴隶制，次年2月4日的一项法令又确认了奴隶制的结束。可是由于不存在任何援助或补偿政策，解放了的奴隶依然处境艰难。更糟糕的是，被废除的奴隶制改头换面，以强制劳动的形式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罗莎莉加入了“栗子帮”（在废奴之前就逃出种植园的奴隶被称为“栗子”），在当地称作“莫尔纳”的丘陵生活了一段时间。好景不长，1802年，拿破仑·波拿巴重新建立了奴隶制。在马提尼克废奴主义者路易·德尔格雷斯的号召下，从前的奴隶们联合起来揭竿而起，“向整个宇宙发出纯真和绝望的最后一呼”（1802年5月10日）。罗莎莉就此改名“孤独”，抄起家伙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她当时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战斗异常惨烈，血流成河，“孤独”被敌军俘虏，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由于怀着孕，她没有被立即处决。1802年11月28日，她生下了一个男婴，这孩子和他的母亲一样，生下来就成了奴隶。第二天，“孤独”被处以绞刑。据说当时围观者众，一片寂静。
因此，“孤独”雕像那骄傲的大肚子，也是一种提醒：在男性压迫、种族主义偏见以及殖民统治进程中，女人的子宫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短期内也不会有改观。君不见，“孤独”牺牲170多年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强制堕胎让“女人的肚子”（弗朗索瓦丝·韦尔热斯）再次成为殖民主义关注的核心（详见第九章）。
在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的莱萨比姆十字架环岛中心，骄傲地矗立着一个女人的雕像，她该是快生了，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双手叉腰，目光坚定。这个女人名叫“孤独”，是一个所谓的“黑白混血儿”。
贾米拉·布希雷德
“孤独”，一个不愿下跪的女人
贾米拉，我的朋友贾米拉，
布希雷德和布帕夏的经历清楚地展示出民族解放阵线女兵所遭受的性别压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战争期间大规模的强奸。正如拉斐尔·布朗什所写的：“这个被推搡、被殴打、被强奸的女人是一条通道，借由她，军人们抵达她的家庭、她的村庄，一步步向外，最终抵达她的民族，抵达法属阿尔及利亚人民。”借用格尔达·勒纳在《父权制的形成》一书中打的比方，战争中的强奸，是一种“对男人的象征性阉割”。这也解释了为何法军和民族解放阵线都对此类强奸犯罪视而不见，让犯罪者始终逍遥法外。
我向你致意，不论你人在何方，
——吉塞勒·哈利米，法国律师
哪怕是在监狱，哪怕身受酷刑，不论你人在何方。
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捍卫的一切事业在贾米拉·布帕夏身上都有所体现：女性身体完整不容侵犯、女性地位、女性独立、女性自主、女性的政治介入以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我向你致意，噢，贾米拉，
还有一些妇女加入了抗击殖民者的战斗。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内部，负责恐怖袭击的女兵被称作“菲达耶特”。贾米拉·布希雷德就是一名著名的菲达耶特。她隶属于民族解放阵线的“炸弹网络”，曾亲历阿尔及尔战役。1957年4月，她受伤被俘，遭到酷刑折磨，并于1957年7月15日被判处死刑。听到自己的判决时，她高声大笑，把负责宣读判决书的法官气到说不出话，急道：“严肃一点，小姐！”贾米拉·布希雷德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她对殖民司法系统的蔑视。她最终于1962年被赦免。由她招募的另一名女兵，贾米拉·布帕夏，同样被逮捕，遭受酷刑，还在狱中被强奸，遭受无耻的性暴力。为她辩护的是女律师吉塞勒·哈利米（我们还会在后面争取堕胎权和强奸定罪的章节看到她）。哈利米与西蒙娜·德·波伏瓦联手，将辩护词写成了一本书，并找来热尔梅娜·蒂利翁（曾因参加抵抗运动被关进集中营的民族学家，法属阿尔及利亚问题专家），共同成立了一个支持委员会。和布希雷德一样，布帕夏被判处死刑并在战争结束后获得赦免。然而，大赦也导致诉讼失效，那些侵害布帕夏的罪犯永远不会受到审判。
让身在农场的我，为你唱支歌吧。
此外，也不能忘记成千上万在游击战和武装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无名女性，即便分给她们的依旧是那些老任务：供应物资，照料伤员，传递情报，宣传教育……法国军人对待妇女态度的演变，间接反映出他们对其重要性的认知。观察各部队的行军日志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冲突的最初几年，妇女伤亡只发生在误伤的情况下。从1959—1960年起，杀害妇女成了无可辩驳的战争行动。
在我的房子后面，杏树正在开花，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每一个以男性视角讲述的独立运动故事里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杰出女性和她们的积极贡献。法属马里有助产士奥瓦·凯塔。法属几内亚有女教师让娜·马丁·西塞。法属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有塞莱斯蒂纳·韦津·库利巴利——她在1949年组织几千名妇女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民族主义者。在法属马达加斯加，妇女同样大放异彩。与法属马达加斯加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吉塞勒·拉贝萨哈拉是一名女律师，她为那些被指控参与1947年起义的人辩护，得名“马达加斯加的红处女”。另一位法属马达加斯加共产党员泽勒·罗索阿诺罗于1956年当选市议员，绰号Mitomban-dahy（“女汉子”）。这些女性支持去殖民化，同时捍卫女性解放，并且认为二者必须同时推进。1962年在坦桑尼亚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成立的“全非妇女会议”（今名“泛非妇女组织”），后成为非洲妇女构建自身的重要框架。非洲各国摆脱殖民统治后，在秘书长让娜·马丁·西塞的领导下，“全非妇女会议”成为非洲妇女建设女权主义的重要组织，致力于批判西方女权主义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呼吁女权主义内部去殖民化。
月亮泛着青色，海岸上沙浪哗啦啦。
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两大民族主义政党法属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中，女性成员屈指可数，但相当引人注目。后者的早期成员，助产士马米亚·申图夫后来创立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妇女协会；这个协会不接受欧洲女性加入。创立于1943年，与法属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联盟则接纳欧洲女性加入。在法属摩洛哥，玛莉卡·埃尔·法西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抗议大学不接受女学生而出名，她也是1944年在法属摩洛哥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唯一一位女性。与此同时，妇女也常常会在民族主义政党内部碰壁，遭遇父权制传统的阻碍：在一部分人看来，妇女解放是洋人的玩意儿，与民族特性相违背。
大海在向你致敬，贾米拉啊！
——吉塞勒·拉贝萨哈拉（1929—2011），马达加斯加政治家
你如此美丽，阿尔及利亚的玫瑰，
我过去的观点非常具有革命性，我之前比男人还男人。我之前认为社会的发展足够改变女性的处境。
你的故事，孩子们总也听不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殖民地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妇女组织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参与示威、组织罢工起步，她们策划起义，传递信息，藏匿士兵，从事间谍活动等，甚至拿起武器。妇女民族主义协会往往无法完全脱离其背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她们有自己的一套叙事话语，在谴责殖民主义的统治之外，也会谴责男性的压迫。
太阳的脸，都映照着你的勇敢。
在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以及去殖民进程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常领导着反对殖民化，以及抗击殖民与本土双重父权制的斗争。她们的组织通常也是非混合的，不接受男性成员。英国的殖民地率先出现了这样的妇女反抗组织，其中英属印度尤为典型。英属印度妇女协会创办于1917年，与国大党关系密切，其特别之处在于不偏重英属印度妇女和英国妇女中的任何一方，兼顾双方的女权诉求。妇女选举权是她们争取的重点（英属印度在“一战”后承认了妇女选举的权利，但审查标准极严）。另一个典型是法属突尼斯，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国出现了大量的女权主义运动，法属突尼斯妇女与当地的欧洲妇女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妇女权利（其中占首要地位的依然是选举权）发声。法属突尼斯穆斯林妇女联盟也是当地的重要妇女组织之一，它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明显，与支持独立的新宪政党关系密切。
阿尔及利亚，成排橄榄树之间，
反对殖民，支持女权
一片寂静中，造反者揭竿而起。
继续往下深挖，关于这场“揭巾”仪式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揭下“哈伊克”——法属阿尔及利亚女性佩戴的传统头巾——是殖民主义长久以来的执念，其中混杂了色情幻想、掌控女性身体的欲念以及殖民统治的想象。小小一块头巾，扰乱的是西方正统的视觉秩序。特别是战争之后，佩戴“哈伊克”的宗教意义并不浓厚，更多在于守护传统。殖民时期，这一行为象征的含义进一步加强，有了许多新的用途。在战后尤为明显。对于许多妇女来说，佩戴头巾是她们确认身份、拒绝强制同化的手段。战争期间，头巾更是成了“菲达耶特”得心应手的工具：想要潜入欧洲城市而不引起法国当局的怀疑，就摘下头巾；想要混进卡斯巴，就再把头巾戴上；更不用说利用头巾夹带武器和炸弹。“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进程中，头巾具有的无限可能性非常具体。”弗朗兹·法农曾这样写道，“新攻势遇上了旧防守。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已经很久不用头巾，这回却自发地重新戴上了‘哈伊克’，而且并没有谁命令她们。这足以说明，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的解放，并不是法国和戴高乐将军邀请来的。”（弗朗兹·法农，“法属阿尔及利亚揭下了头巾”，《法属阿尔及利亚革命第五年》，法国马斯佩罗出版社，1959年）
梦想正义，梦想和平与橄榄，
——巴黎标语，2019年11月10日
还有怀旧的心绪
种族主义连遮羞布都没有。
牵念着生之甜蜜，
稍等片刻，让我们深挖一下……实际上，这是位于阿尔及尔的陆军第五办事处精心编排的一出大戏。这个陆军第五办事处又称“心理战办事处”，换言之，就是陆军的宣传部。军事档案中留存的电报表明，仪式当天广场上的绝大多数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来自阿尔及尔周边的棚户区，生活贫苦，是被陆军威逼利诱招来配合演戏的。1958年5月，法属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已僵持至第四年。1957年，阿尔及尔战役中法军对战俘实施酷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5月13日，阿尔及尔的部分法国殖民者联合军方起义，要求拥立当时在野的戴高乐出任共和国总理。事实上，戴高乐早已计划好要在15日复出，但13日的小团体叛乱显得过于赤裸，如果不能一举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画上句号，这种武力政变就有被告上军事法庭的风险。戴高乐需要一些民意方面的表示，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于是第五办事处出场，对战双方把手言欢、团结共进的戏码轮番上演，而大会广场妇女们揭掉头巾的一幕就是其中的重头戏。档案中一封5月20日的电报显示，该办事处还要求阿尔及尔、奥兰、君士坦丁三地的军团原样照搬，各自再搞一次“揭巾”仪式（档案编号：SHAT 1H 2461/1）。
还有一个小角落，留给儿童和阳光。
1958年5月18日，阿尔及尔大会广场。人潮涌动，法属阿尔及利亚女人挨着欧洲女人，周围一圈摄影师。接下来，在场的女人纷纷揭掉了自己的传统头巾，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殖民主义话语中的“穆斯林女性”）和欧洲妇女无一例外。萨兰和马叙（分别是陆军将领和伞兵将领的妻子）也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有人上前点燃了头巾，火光中，女人们高呼：“法属阿尔及利亚万岁！”几天之后，各大媒体都刊载了现场的照片，配文中不约而同地提到“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的解放”，强调“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支持”。
阿尔及利亚，这里大地不再平静，
揭下这层我们看不见的“哈伊克”
新的一天何时到来，征兆何处寻？
最后，必须说明的一点是，绝大多数法国女权主义者几乎从来没有质疑过殖民化的合法性，甚至接受了殖民主义叙事中的“文明”话语。于贝蒂娜·奥克莱尔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待了4年，回国后强烈谴责当地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但她呼吁要同化那里的妇女，本质依旧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用该领域专家帕斯卡莱·巴泰勒米的话来说，奥克莱尔“作为白人女性”，就此“承担起解放她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姐妹的‘重负’”。然而整个20世纪30年代，情况并没有多少改观。1931年殖民博览会上举办的女权主义大会，唯一的目的只是展现殖民地妇女“辉煌而丰富”的工作成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地反殖民的斗争逐步开启，才出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吉塞勒·哈利米和安德烈·米歇尔等少数几位敢于发出不和谐音的女权主义者。殖民地妇女的女权主义是在远离法国本土女权主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总的来说，后者对于她们的要求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贾米拉，我的朋友贾米拉，
此外，女性地位低常常被拿来当作谴责殖民地社会落后的论据。印度的寡妇火葬、童婚、包办婚姻以及叔接嫂制（指寡妇与死者兄弟的强制婚姻）就这样成了“小辫子”，被英国人揪住痛批——这些习俗的确存在，但不是存在于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地方。法国人则抓住了一夫多妻制作为重点攻击对象。结果，女性解放成了一种手段，成了殖民的借口，但千万不要被蒙蔽：殖民者最终的目的还是标榜自己的道德优越性。抓着《法国民法典》不放手，拒绝承认妇女选举权的法国男人，谴责亚非国家妇女地位低下时脸都不红一下。你可能以为，他们这样强调妇女解放的意义，一定会积极为女童开办学校吧？并没有。在为数不多的殖民者有意推广教育的地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女性。在越南，30%的男孩上过学，而女孩只有3%。而等到法国本土的妇女终于获得选举权时，殖民地的女性却被排除在这项权利之外，理由之一：她们不识字。
你小小的身体，搅动起一股飓风，
另一种刻板印象则将殖民地妇女描述为传统的守护者，始作俑者依然是殖民者（常常是医生、官员、士兵，乃至人种学家）。在这样的叙事中，妇女们要守护的传统正是殖民者要嘲弄和“教化”的。于是乎，殖民化摇身一变，转而去驯化妇女，将其视为教化的对象，仿佛她们比男性更“不文明”，不论是维持清洁、照顾孩子，还是操持家务，都需要有人教着从头学起。
你小小的身体，难掩英雄的气概。
此类刻板印象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2017年，爱德华·德吕克导演的电影《高更：爱在他乡》上映，引发丑闻。在这部讲述画家高更1891年初访波利尼西亚的电影中，导演有意隐去了高更在塔希提的妻子只有13岁的事实，对高更其他的恋童关系更是讳莫如深。光看这部电影，观众根本不会意识到画家的行为举止是彻头彻尾的殖民者做派，就连他的性幻想都非常具有殖民主义色彩。2018年出版的《性别、种族与殖民地》面临着类似的争议。五位合著者——帕斯卡尔·布朗夏尔、尼古拉·邦塞尔、吉勒·伯奇、克里斯泰勒·塔罗和多米尼克·托马——在书中分析了少数族裔和殖民地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谴责殖民者的色情凝视，以及他们对数百名殖民地妇女的“性客体化”和侮辱性展示，但这本书揭露罪恶的方式无异于与殖民者共谋：在圣诞树下收到一本装帧精美的书，打开却看到自己外婆的裸照，这谁乐意呀？
每一个遥远的城市，
大量的小说、照片、图画以及明信片，不懈地编织着陈词滥调的“异域风情”，也让这一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刻板印象不断固化。别忘了，1946年的《玛尔特–里夏尔法案》取缔了法国本土的妓院，却不适用于海外殖民地。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联合国就拟定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之公约》，法国直到1960年才加入（详见第三章）。在广大的殖民地，妓院继续苟延残喘……
每一个友好的村庄，
——巴黎标语，2020年5月7日
都听见街上的人潮隆隆作响，
女人不是地母，也不是等待被征服的领地。
都看见田里的斧头闪闪发光，
至于殖民地妇女的形象，更是惨不忍睹。在欧洲男性看来，少数族裔女性本就是殷勤的佳人，殖民地女性更是如此，而殖民帝国就是性冒险的“伊甸园”。殖民主义的幻想从最初就建立在对欧洲以外地区非白人女性“轻松上手”的色情想象之上。到头来，女人和领地的本质没有区别，都需要被征服：法属阿尔及利亚被称为“危险的情妇”，法属老挝则“如一个浪荡的情人一样沉醉”。
旗帜迎风烈烈飘扬！
就这样，殖民者依照性别秩序重新组织了殖民地的经济体系。需要熟练工的关键岗位以及有薪酬的工作，全被殖民者安排给了同为男性的殖民地男人。也就是说，亚非地区妇女在通过创业自给自足的自立之路上，迎面遭遇了男性优势和殖民者利益这一对拦路虎——要把她们赶回乡下种田。两者互相勾结，扼杀妇女想要逃离务农生活的愿望，阻止她们流向城市：殖民势力需要劳动力，而土著酋长则希望把妇女留在村子里，因为她们又能干活又能生孩子，还能对返乡的年轻男子施加压力，拽他们回乡交付彩礼。两边一拍即合，成交！殖民时期的劳动法允许男性自由迁移，却将女性留在原地……
向你致敬！向自由致敬！
——贝尔·胡克斯，美国女性学者、作家
向所有正在奋斗的人致敬！
从古至今，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往往因为种族歧视而分裂，又因为共同的性别歧视而团结在一起。
向每一个渴望生命与和平的人致敬！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要是法国殖民者，其他国家也不会好多少。首先要指出的是，军人也好，民政官员也罢，哪怕是传教士，每一个殖民者踏上亚非大陆时都带着种族主义偏见，除此之外也带去了性别刻板印象。二者相结合，导致殖民地妇女的法律地位从一开始就处于最底层。事实上，按照部分殖民地国家原先的社会体系，妇女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殖民者的到来剥夺了这一切，让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当地的男性对于这番变化，最终竟也表示欢迎……
旗帜在飘扬。
殖民征服与统治，以及殖民地人民经验中的性别维度这一领域，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她们的女性身份，殖民地的妇女相对于当地的男性被边缘化；由于她们的族裔身份，殖民地的妇女待遇也比不上大都市的女性。诚然，由于各殖民地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情况各不相同，女性在各地所属的社会阶级也不一样，女性在各个殖民地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但无论在哪里，男女两性经历殖民的方式都有着重大的区别，他们回应殖民者统治的方式也很不一样。所有研究结果均表明，不论目的是不是掠夺资源，也不论殖民地所推行的政治体制和原先的社会情况，殖民都造成了整体性的女性生存条件恶化，罪名只有一个：她们是女人。
旗帜在飘扬。
性别视角下的殖民
词曲作者拉赫巴尼兄弟，演唱者费鲁兹，法语版歌词译者为M.C.贝拉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