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歌）
空无一人，她们的脚步声回荡在街头。
靴子踢踏，你听见了吗？
暮色正浓，她们在海风中瑟瑟发抖。
来的是罐头厂女工。
“沙丁鱼头”之歌
靴子踢踏，你听见了吗？
就这样，她从当地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不再出现在档案记录里，就这样归于沉寂——就和许许多多妇女一样，被人遗忘。等到终于有人记起她来，已经是她死后的事了。
来的是一群“沙丁鱼头”。
不出所料，约瑟芬·庞加莱的当选于6月16日被省议会宣布无效。她当然不服判决，向最高行政法院提交了上诉——这是头一回有人把此类案件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11月，法院驳回了上诉，不过在档案馆保留的卷宗上还残留着许多涂抹痕迹，多少反映出当时法院左右为难的境地。此外，整件事中特别意味深长，也非常悲哀的一点在于，除了庞加莱本人，没有谁在乎选举结果的有效性。庞加莱当选又被取消的事没有一家当地媒体报道，地方和法国共产党中央里也无人在意。就这样，约瑟芬·庞加莱黯然退场。失去了所在党的支持，她也就变回了普通女工，回到含辛茹苦、命运无法由自己做主的境况。
年方十二，她们只是一群小女孩，
话说回来，约瑟芬·庞加莱在第一轮就成功当选。趁着取消选举结果的流程还在兜兜转转，她一口气加入了6个市议会，还不算学校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当然，依旧是性别色彩相当浓重的岗位）。
小小年纪，工厂大门朝她们敞开。
为了给这场运动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市里组织了欢乐游行和盛大的舞会，参加者有5 000人之多。紧接着，1925年5月举行的市政选举成了一个宝贵的契机，可以将来之不易的工会斗争转化为政治成果。也是在这一年，法国共产党决定提名女性候选人参加市政选举。它抓住了选举法中的一个漏洞：1884年的法律实质上杜绝了妇女当选的可能，但并没有明确阻止她们作为候选人参选。对于法国共产党而言，这也是它能超出妇女参政论者组织的地方，后者相对还是改良派和资产阶级的。就这样，女性的名字出现在了法国共产党的市政选举候选人名单上，几乎遍布全法各地——不过虽然被提名，她们的身影却从来没有在会议主席台上出现过……
从早到晚，沙丁鱼永远刷洗不完，
成功最终来到，虽然姗姗来迟。1925年1月上旬，工厂主们终于做出让步。每小时1法郎的工资标准、加班工资和工会权利，女工们都拿到了！
清理干净，还有大油锅等着煎炸。
一个包含15人的罢工委员会被选举出来，其中有6名女性。约瑟芬·庞加莱得以入选。与此同时，她还担任杜瓦讷内金属行业工会（隶属于法国共产主义中央工会）的助理秘书。庞加莱能获得这两个职位，一定程度上和她寡妇的身份有关。从地方到国家，沙丁鱼厂女工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仅有渔民、工人和工联主义者，还有政治家和被她们的斗争所触动的普通公民。时任市长丹尼尔·勒·弗朗谢克领导的共产主义市政府也对女工们表达了支持，还组织了施粥。对于工厂主而言，这次罢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没有女工就没法及时处理渔获，捕鱼也就没法正常开展，因为捕到的鱼没法保存。没有交易，也就没有进账。杜瓦讷内市的经济以加工渔业资源为生，此时陷入瘫痪。于是，宪兵出动，暴力镇压罢工，市长亦因“妨碍劳动自由”的罪名被停职，然而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止。工厂主们开始找人破坏罢工，其中一个名叫莱昂·雷尼耶的，1925年元旦试图刺杀勒·弗朗谢克，所幸没能成功。刺杀引发骚乱，媒体也被吸引过来，罢工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激起了广泛的同情。
只要还有鱼，活儿就继续干。
1924年11月，又一次大罢工爆发了。要知道，自1919年起，法律就规定每日工作时长不得超过8小时，罐头厂却完全不当回事。每天工作最少10小时，经常加班，有时还要加夜班，而且没有加班费。于是，新一代“沙丁鱼头”走上街头，甩手不干了。她们中有很多是1905年那些罢工积极分子的女儿，其他人也对当年的光辉往事记忆犹新。这回的口号是“Pemp real a vo !”，意思是：每小时1.25法郎！
工作就是命，不要想不开。
就是在这样的沙丁鱼工厂里，重大的社会运动——妇女大罢工——开始孕育。先是1905年，杜瓦讷内和孔卡尔诺两地的罐头厂女工在厄拉利·贝尔伯奥克的带领下发起罢工，目的是争取按小时计算工资。此前她们拿的一直都是计件工资，以处理1 000条为单位计算。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计件工资是典型的妇女劳动者问题，意味着非人的工作时长和工作强度——罐头厂的女工一天往往要工作18个小时。在工会领导安杰利娜·戈尼代克的带领下，女工们不屈不挠，从1月坚持到了8月，最终夺得了胜利。每小时80生丁的工资就是她们光荣斗争的果实。只是等到近20年后，拖着两个孩子的寡妇约瑟芬·庞加莱进厂时，这个工资标准还是完全没变……
累到筋疲力尽，依旧不敢闭眼。
约瑟芬·庞加莱出生于1886年。她的姓氏“庞加莱”在布列塔尼语中是“头铁”的意思。庞加莱家有不少人是渔民，这在杜瓦讷内当地并不罕见。该地区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就是渔业和罐头业，性别分工也相当明确：男的出海捕鱼，女的进厂上班。自从罐头在1820年被发明出来，改变了食物的保存方式，罐头厂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布列塔尼的海岸线上涌现。到19世纪末，整个布列塔尼已经有160家罐头厂，女工近1.4万人。我们故事的主角约瑟芬就在其中一家罐头厂上班，是人们所谓的“沙丁鱼头”。罐头厂的工作非常辛苦。当年在法国共产主义中央工会负责妇女工作的露西·科利亚尔这样描述道：“她们得站着，一刻也不能坐下。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满了沙丁鱼。她们先在小铁丝篮子里排好沙丁鱼，头朝下，浸入翻滚的油锅，然后把过了油的沙丁鱼整整齐齐地塞进罐子里，灌满油，最后放在机器上封口……大量的鱼和滚烫的油散发出一种复杂的气味，让人觉得恶心。从工厂里出来的时候，我头痛欲裂。不知道那些可怜的女工都是怎么熬下去的，连新鲜空气都没有，连续工作那么长时间。”（《一次精彩的妇女罢工》，1925年）她们的工资标准是每小时80生丁[4] ，非常低——作为对比，当年一公斤有盐黄油的价格是15法郎（要工作近19个小时才买得起一公斤黄油）——女工们遭受的是赤裸裸的彻头彻尾的剥削。为了给自己鼓劲，她们这样唱道：“无忧无虑的有钱人/向破衣烂衫的穷光蛋敬礼！/你们的百万家财/都是他们辛辛苦苦挣出来的/向他们敬礼！”因为在厂里哼唱这支“反动”歌曲，多名女工被老板开除。
她们大声合唱，忍耐没有极限。
来，听我讲讲一个布列塔尼女人的故事。她是一名女工，工联主义派，是领导罢工的积极分子，也是在妇女正式取得投票权之前，最早成功当选市议会议员的法国女性之一。她就是约瑟芬·庞加莱，提起她，就不得不提起法国历史上两次精彩的妇女罢工运动。
累得要死要活，工资约等于零。
勇敢的约瑟芬
生活如此艰难，谁能笑脸相迎？
母亲是所有女性劳动者中享有最多权利的一个群体，这是因为就像资方需要女性工作一样，国家也需要女性生孩子。不过19世纪时还不是这样。那时既不存在产假，也不可能因为生孩子就给女工调整岗位，什么保障都没有。但即便如此，出生率还是一度居高不下，因为工人家庭指望养儿防老，在社会保障完全空缺的年代，只能多生小孩，让他们尽早挣钱养家。这一现象随着童工的废除而告终。一夕之间，工人家庭受到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不再积极地生育小孩。不妙啊！这可不是好兆头。生育率一跌再跌，该怎么办？从1909年起，一项法令赋予妇女8周的无薪产假，保障其重回岗位的权利，但仅此而已。落到现实中，只有极少数劳动妇女能真正享受产假（女教师在1910年获得了享受带薪产假的福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既要去工厂劳动，支持战争，也要提高生育率以弥补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孕妇和年轻母亲的劳动保护于是成了一种必然。1917年出台的一项法令要求工厂设置母婴室，并调整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工作时间。1925年，《施特劳斯法案》重新调整了产假的分配，但能享受产假的妇女依旧寥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妈妈们才有权享受产前6周、产后8周的带津贴假期。1968年之前，津贴以半薪为标准按日累积；1968年之后转为全薪。计算妇女的养老金时，生育子女的数量、产假、育儿以及其他因素所导致的职业生涯暂停也逐渐被纳入考量范围。
那一天终于来到，妇女们站了起来。
地铁、工作与摇篮
靴子踢踏，你听见了吗？
在同工不同酬、工作环境恶劣等传统议题之外，女性劳动者的斗争也在不断扩展，容纳新的诉求，比如“一日双班”问题，以及女性因职业生涯不连续，在养老金计算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问题。此外，职业女性常见的“玻璃天花板”问题，护士、助产士等“女性色彩强烈的”职业资格认证和专业化问题，职业名称的性别包容性问题，都值得讨论。最近，“创业型女权主义”成了一股新风潮。可我们不应忘记苏珊·阿斯科埃1979年点破的事实，至今仍旧振聋发聩：“好几代的家庭妇女牺牲了自己，是为了让同时代的其他女性能完成解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怒吼声声，你听见了吗？
——护士罢工口号，1988年
靴子踢踏，你听见了吗？
我们不是修女，不是女仆，不是傻瓜。
“沙丁鱼头”，闹罢工啦！
到了20世纪下半叶，劳动妇女的罢工依旧接连不断。大多数罢工都出于明确的诉求，比如1976年的家纺业大罢工以及1978年下诺曼底大区家电工厂“万能”（Moulinex）的大罢工，都和工资水平过低有关。少数是为了表达对某事的抵制，比如2012年“蕾雅碧”（Lejaby）纺织厂女工抗议工厂搬迁的罢工。部分罢工伴随着女工自治的种种探索。1973年6月，贝桑松的厉溥钟表公司发生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大罢工，提出标志性的口号：“活我们自己干，产品我们自己卖，工钱我们自己付！”同年8月，瑟里宰镇库索工厂也发生了一次罢工，只是没那么出名。起因是一名女性工会代表遭解雇，引发50多名女工决定自治管理，另设一个自己的车间生产“普利牌”（Pil）衬衫，向厉溥钟表公司一同斗争的工人姐妹致敬。服务业的女性劳动者罢工也越发频繁，特别是护士（如1988年）和助产士（如2013年）。近几年，在清洁行业（如新型清洁公司欧奈特）和大型酒店工作的少数族裔妇女组织了多场罢工，很多也取得了胜利。然而，在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史中，上述妇女罢工却常常被隐去不提。与更广义的劳动史一样，工人运动的故事也是从男性角度书写的。
六周之后，每一个“沙丁鱼头”
——《妇女之声》，1848年4月14日
都得到了尊重，工钱也顺利到手。
劳动妇女想要的不再是有组织的施舍，而是工作能得到合理的报酬。
红色城市里，人人团结一致，
1936年5月到6月发生了一连串大罢工，在此期间，妇女们和男性工人一同占领了工厂，虽然她们很快又被打发回家做饭，以免在工厂驻守的男性工友们饿肚子。罢工结果：《马提尼翁协议》和之后的一系列集体协议都没有涉及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3]
斗争胜利了，妇女扬眉吐气。
1848年，女工们在“二月革命”的白热化阶段夺得了和男性工人同等的权利，包括有权加入为失业者提供岗位的国家工厂，有权在卢森堡委员会中拥有代表席。然而从同年6月起，自由主义的全面倒退让她们遭受痛击。妇女罢工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1831年，里昂丝绸工人罢工事件标志着法国工人运动的诞生。劳动妇女的斗争史同样始于里昂的丝绸产业：1869年，当地的捻丝女工坚持了一个月的罢工，要求雇主提高工资，同时缩短工时。最后只有第二个诉求得以实现。1905年，同样是要求涨工资、减工时，维济耶纺织厂的女工在露西·博的领导下发起罢工。这次罢工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露西·博就此留下了一篇精彩的文章，收录在历史学家米歇尔·佩罗的著作《女工的忧伤》一书中，之后又被热拉尔·莫尔迪亚搬上大银幕。类似的斗争还有很多：1905年利摩日瓷器厂女工为抗议工头性侵犯罢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裁缝”和“造军火的小姑娘”接连罢工，最终争取到了周末双休、生活津贴和同工同酬（详见第六章）；还有“沙丁鱼头”[2] 罢工事件，即约瑟芬·庞加莱（顺便一提，她是1925年第一批当选市议会议员的女性之一）领导的杜瓦讷内市沙丁鱼罐头厂女工罢工。
这回以后，再看杜瓦讷内，
妇女想要争取的首先是工作权。历史上，女权主义运动一直将工作视作妇女解放的关键一环来重点争取。相比待在家里，独自面对贫困无法脱身，工作提供了通往经济独立的可能路径。但是要真正实现解放，单参与劳动而不改革劳动是万万行不通的：如果没有应得的工资，女性劳动者仍旧会受困于男权的统治。这是一场耗时良久的斗争。
一切都变样，昨日不会重现。
女性劳动者不是没有斗争过，但绝非易事。毕竟工人运动从来就没打算拉她们入伙，有时甚至和她们对着干。“男主外，女主内”一直是工会等工人组织的叙事模式。这些组织声称男性之所以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是因为这笔钱是给家庭的——哎哟，工会居然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想到一块儿去了，真是难得。它们始终以维护法国男性劳动者的利益为己任，把想要就业的女性及外国人视为不正当的竞争对手（因为这些人的薪资更低），动不动就横加痛斥，甚至给她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她们是罢工运动的内奸。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后来称“第一国际”）法国支部明确表示反对妇女参加劳动。1876年，工人代表大会重申这一观点，认为“女人天生的位置就是待在家里”。少部分人倒是乐于承认男女平等，但总能找到理由无限期推迟实际行动——平等问题的确亟待解决，但还是先集中精力打倒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吧！因此，妇女始终没能像男性劳动者那样组建强有力的工会，导致她们更加孤立无援，面对雇主时难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副歌）
女性劳动者的维权斗争
靴子踢踏，你听见了吗？
——巴黎标语，2011年5月
女工们的愤怒已经熄灭。
需要赶快解决的不是家庭主妇，而是性别歧视！
靴子踢踏，你听见了吗？
女性一直在劳动，但职业上的性别分工一直存在。男人们得到了更为珍贵的原材料（比如木材、金属），以及更为“尊贵”的行当（比如炼钢、冶金）；女人们分到的工作则是农产品加工和纺织——关乎吃的、穿的和女人家的东西。男的当医生，女的做护士；男的当产科医生，女的做助产士。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性别分工和职业等级化，是因为女性的能力被“自然化”，也就是说，女性的能力被认为是“天生的”——女人被认为天生更善于看顾小孩，更善于照料老弱病残，更善于打扫卫生，更善于在酒店整理床铺。这种“自然化”让女性被限制在这些工作当中，同时让她们无法获得职业资格认证（如何评定一种“天生的”技能呢？），因此也就没法拿到更高的薪水。要求最高、报酬最多的工作，都留给了男性。有人说根本原因是男性比女性更强壮、更有体力。这个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有些女性比男性更强壮，而且机械化时代早就不唯体力论了。然而男人可以按日结算工资，妇女长久以来却只能拿计件工资——要知道，按件计酬意味着没有止境的连续工作和非人的工作强度。直到如今，很多大型酒店的女职员工资依然是按房间而非工作日计算的。人事管理岗位上也都是男性：就连女工工厂里的工头都是男的，而且只能是男的，因为培养行业管理者的学校从来不向女性开放。出现经济危机时，首先开掉谁？女人。工资折半，没有养老保险的兼职工作，都是谁在做？女人。直到20世纪初，怀孕的女员工还必须在岗位上坚守到生产为止。孩子生出来，家里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但妈妈能否回归岗位却是未知的。这锅“大杂烩”还少了关键的一味：长久以来，被消声、被默许的各种形式的性暴力。直到1992年，职场性骚扰才被定罪。最后的“点睛之笔”：女人都是“一日双班”[1] ，下班回家之后，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等着她——做饭，收拾家，照顾小孩……
“沙丁鱼头”的胜利已经到来。
——从巴黎公社时期到今天始终如一的口号
2005年，女歌手克洛德·米歇尔为纪念1924—1925年杜瓦讷内市沙丁鱼罐头厂女工罢工运动所作的颂歌。
同工同酬！
[1] “一日双班”：又译“双重负担”或“第二轮班”，指家庭中有成员既要工作赚钱，又要处理家务。若夫妻双方都有工作，花较多时间料理家务及负责照护（包括育儿、照顾生病的家人等）的往往是妻子。
女性的劳动和男性的劳动从来就没有被一视同仁过。就说农民、商人、手艺人的妻子吧，她们从未被算作“女性劳动者”：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人口普查登记表上有一项是“无业”，最多写成“家庭援助”。说到农妇，她们直到1980年才有了“合作耕作者”的身份。更不用提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薪酬不平等了，女人和男人干着一样的活，付出了同等的劳动时间，却一直拿着比男人低的薪水。还记得19世纪初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辞吗？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男人拿到的报酬是一份“家庭薪金”（胡说八道！当时的薪资水平那么低），而女人拿到的只是简单的“补充薪金”。没错，1803年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白纸黑字就是这样写的。当时没有结婚组建家庭的人，拿着可怜的薪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以想见。最后，别忘了《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妻子需要丈夫的许可才能出去找工作，且薪水归丈夫支配——毕竟在1967年之前，妇女都没法独立在银行拥有个人账户。
[2] “沙丁鱼头”：杜瓦讷内市居民的别称之一，可追溯到18世纪，后也指该地区渔妇所戴的传统头饰。杜瓦讷内市是重要渔港，也是沙丁鱼的重要产地。从19世纪中叶起，工业化带来了沙丁鱼罐头业，也使得该市的人口迅速增加，大量涌入的乡村人口使得这种头饰普及开来。
说出来好多了。广泛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迷思，觉得妇女参加劳动是“一战”之后才开始的。根本不是这样。不仅如此，女性并不是一帮大懒虫，等到男人上前线才被逼着去干活。听好了，妇女很久之前就开始劳动了，而且一直在作为劳动者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所有劳动者一样的权利，和男性劳动者平等的权利以及尊重女性特殊性（比如女人会怀孕）的权利。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劳动是一项权利，也是独立和尊严之源。
[3] 1936年6月7日，法国生产总联盟、法国的雇主组织、法国总工会与法国政府签订了《马提尼翁协议》，争取到了合法罢工权，规定消除对工会组织的障碍（未经劳动监察部门批准，雇主不得解雇代表），以及所有工人的工资上涨7%—12%。后续争取到的还包括两周的带薪休假、一周工作40小时、集体协商权等。
好的，准备好听我们再大声说一遍，事实是：女性从来没有闲着，女性一直在劳动！
[4] 生丁：法国原辅助货币。1法郎合100生丁。——编者注
女性从未放弃参与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