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只有一个，
她在家中慢慢死去。
哭泣的却是两颗心。
他的妻子不用离开，
他不得不走，
轻轻滑过嘴角。
他不会再来，
宛如一丝微笑
我那无名的爱人啊，
微风拂过脸庞，
他得到了他的奖章。
他出发赴死，
无用的荣誉，
无名战士的妻子
无声的死亡，
话说回来，女权主义运动的关键日期“三月八日”、标志性形象“铆工罗茜”以及著名口号“我们能做到！”，全都源于两次世界大战，这或许并非巧合！
他得到了十字架，
直到后来，新的转折出现。1982年，《华盛顿邮报》为一期有关爱国主义艺术的专题组稿，把“罗茜”从档案室里翻了出来。女权主义者很快看到了“罗茜”的可贵之处，她迅速从美国走向全世界，成了如今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性形象。“罗茜”的命运还真是一波三折！
我却一无所有。
在此期间，最初版本的“罗茜”，也就是米勒那一版，逐渐被人遗忘。
（副歌）
这张海报制作出来之后，只在1942年2月展出了两个星期，本该很快化作历史的尘烟被人遗忘。可是1943年5月，《星期六晚报》的封面又刊出了诺曼·洛克威尔画的“铆工罗茜”。和之前那幅不完全一样，模特从娜奥米·帕克·弗雷利换成了玛丽·多伊尔·基夫，但都穿着蓝色工装，手臂扣起（区别在于，米勒版的女工坚定地握着拳头，而洛克威尔版的手里拿着一个三明治）。洛克威尔这一版里，画中女工脚踩《我的奋斗》，膝上放着一把巨型铆钉枪。工具旁边，午餐盒暗示了她的名字——罗茜。这个名字的灵感很可能来自“四个流浪者”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叫作《铆工罗茜》。此外——让我们完成对这一形象的考古——《星期六晚报》版“罗茜”的造型也可能受到了西斯廷教堂壁画中以赛亚先知形象的启发。总之，“罗茜”从此成了美国兵工厂女工们共通的名字。她们被大规模动员参加工作，又在战争结束后被迅速遣返回家。1945年，不幸失业的“罗茜”占到了80%。
他死后能上天堂，却无人为我立碑。
当时，西屋公司的老板委托J.霍华德·米勒设计一张海报供公司内部使用。“我们能做到！”的标语原本是资方和政府的号令，没有丝毫女权主义色彩。因为工资标准非常低，女工也都是大规模招募来的，工作条件相当糟糕，领导层担心罢工会威胁到公司。由米勒设计的同系列其他海报也是这种风格，充分体现出西屋公司老板的家长式做派。至于海报上女工的原型，则来自米勒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张照片，拍的是加利福尼亚某航空基地的娜奥米·帕克·弗雷利。弗雷利本人对海报绘制一事一无所知。
我不过是无名战士的妻子。
你肯定见过她，这位铆工罗茜。本书的封面设计师弗雷德·索查德就是在向她致敬。她戴着红底白波点的头巾，穿着蓝色工装，撸起袖子展示她饱满的肱二头肌，拳头紧握（我一度以为她是在做一个很淫秽的手势[5] ），下面有几个大字：“我们能做到！”“铆工罗茜”的形象已经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象征，被无数次重复、模仿和改造。在2019—2020年的抗议养老金改革运动中，许许多多的“罗茜”结队游行，抗议新法案对妇女权益的侵害。谁能想到，如今这么有影响力的罗茜，最早是1942年美国西屋电器公司一张海报上的人物呢？
每年都有人来纪念，
铆工罗茜
纪念他的回忆。
直到1955年，皮埃尔丰镇才立了第一座致敬护士的纪念碑。2000年，凡尔登市建了一座献给妇女的纪念碑。2018年，图尔市死者纪念碑的名单补上了护士玛塞勒·卢瓦的名字。
而我独自一人，
然而，纪念碑上“埃玛·比雅代”几个字惹怒了一个叫费利克斯·迪布勒伊的人。他是克勒兹省退伍军人协会的主席。迪布勒伊给市长写信，很严厉地说：“本该献给那些为了法兰西（这三个字下面画了三条着重线）死去的孩子的纪念碑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在退伍老兵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接下来的话稍微客气一些，但依旧不容置疑：“尽管这位可敬的女士身上可能有着诸多优秀的品质，我依然不认为她配得上这样光荣的称号。”市长没有动摇。
却从未有人造访。
“他死后能上天堂，却无人为我立碑/我不过是无名战士的妻子。”“一战”之后，法国的每个市镇都立起了官方的战争纪念碑以纪念死者。然而在这些纪念碑上，能找到的女性形象只有具象化的祖国母亲、胜利女神，或者象征法兰西的玛丽安娜。唯一一座向法国妇女“真人”致敬的纪念碑位于克勒兹省的拉福雷迪唐普勒，刻着这样的铭文：“埃玛·比雅代，因悲伤过度而死。”这几个字也不是轻易就能有的。比雅代夫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儿子，更重要的是，比雅代先生是一个在巴黎发了财的克勒兹人，是他向市政府提议要出资修建纪念碑的，条件就是要刻上他妻子的名字。这样的提议让人没法拒绝，市议会很快就通过了。
然而我也会死去，
另外，战争导致的高死亡率使得战后的人口焦虑尤为严重。增加人口成了国家的当务之急。来吧，姑娘们，让我们加把劲儿努力造人！1921—1924年，避孕、堕胎一律禁止，倡导限制人口增长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宣传也消失得干干净净。反堕胎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之后。
或许死得突如其来。
1918年11月，时任军备部长卢舍尔向军工厂女工开出条件，以一个月的工资换她们立刻主动离职。工会是没法指望的——1918年，法国总工会在大会上重申妇女应当“回归家庭，那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原话是“这符合妇女解放的理念”。到了1945年6月，情况没有丝毫改善。英国杂志《大西洋月刊》大标题高呼：“让我们摆脱女人吧！”
死亡或许会突然造访，
男性军人的复员也意味着女人的“复员”——回归家庭。对女性劳动者的遣散迅速而残酷，不过妇女对此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早在战争还没结束时，工会就已经对女性参加工作表达过忧虑。“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妇女对工人阶级的就业都已经构成严重的威胁。从前线归来的男人们将不得不面临与女工的新一轮战斗。到那时，她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工作技能，在薪酬方面也有竞争优势。”1916年12月，时任法国总工会冶金部秘书的阿方斯·梅里海姆如是说。
就在果酱罐子中间。
——保罗·艾吕雅（1895—1952），法国诗人
我的战争已经结束，
但在房间里面
在家庭内部，男人的回归意味着一度有希望获得解放的妻子也不得不一同“重回正轨”。《法国民法典》恢复生效，前文提到的赋予女性的民事行为能力再度被撤回。事实上，妇女在战争期间大放异彩，部分造成了男子气概的危机：男人们觉得自己被耍了，觉得女人们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抢走了原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和公共空间。所有相关研究均显示，“一战”结束之后的几个月，家庭暴力现象出现了明显反弹。复员军人因（没有证据支持的）通奸杀害妻子的案件屡见不鲜，反映出当时的普遍焦虑，而他们最后几乎都是无罪释放。同样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度出现。
是另一种战争，
此外，还存在专门针对女性的报复行为。1944年解放后，各地有大量的妇女被当众剃头。法国的情形尤为严重。过去认为约有2万名女性遭此暴行，现在的统计认为应该不止这个数字。他们以清算的名义对女人进行公开的羞辱，不经审判和调查；扒掉她们的衣服，剃掉她们的长发，迫令她们游街示众。她们的罪名是所谓的“通敌”，与德国士兵发生性关系——难道男性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从来不曾以别的方式与敌人“合作”？暗中进行非法买卖、举报，都是男人的拿手好戏。这样的行为，除了确证男人对女人及其身体的掌控，还有什么意义？
需要另一副铠甲。
妇女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遭到了全方位的抹杀，没有一个领域例外。国家记忆只考虑男性军人，对女英雄和女性受害者则一概只字不提。至于阵亡将士纪念碑，就更没有女人的份儿了。“二战”结束后，法国共颁发了1 000多枚解放勋章以表彰抵抗运动中的杰出代表，而在这1 000多名“战友”中，只有6个女人。1944年，一份想要向妇女致敬的报纸这样写道：“她们在大后方守住了她们应有的位置，就是做一个好妈妈、好姐妹、好妻子。”
我的战争
不好意思，好消息到此为止了。
是无时无刻的婴儿车。
我们先从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心翼翼的“进步”说起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对不起，没说清楚，是其他国家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法国女人还需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后，值得注意的是，从1919年起，女孩子可以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了，国家级和学院级的护理文凭也开始向女性开放（让女人去当护士起码还有点用）。最后，1945年6月28日在香榭丽舍大街进行的胜利大游行有女性参加，1944年7月26日的一项法令确认要在法国军队中设置女兵部队。
可以把一颗心撕裂的，
标题出自著名自由派女记者塞韦里娜于1919年说过的一句话。丑话说在前头：接下来这几页纸所记录的，不过是一长串开倒车行为的开端，性别秩序再度固化，对妇女贡献的抹杀愈演愈烈。
不是只有子弹。
女人并非只是战争中的家仆
（副歌）
接下来的这一点与法国女权主义史无关，但值得铭记。1917年3月8日（俄国儒略历2月23日），彼得格勒的妇女们走上街头，要求得到面包和选举权，要求归还她们被派往前线的丈夫。这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引发了一场全面起义，在几天之内掀翻了沙皇的统治。3月8日就这样从共产主义国家走向了全世界，成了国际妇女权利纪念日。始终应当记得，3月8日，是妇女走上街头革命的第一天。
我的战争不夺走生命，
——埃莱娜·布里翁（1882—1962），法国教师、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
只献祭生命。
我的战争里，
尽管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接受了1914年的神圣联盟[2] ，追随政府共同抗击外敌，但她们在和平主义运动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着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克拉拉·蔡特金，法国女社会党人在伯尔尼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呼吁立即实现和平。国际妇女争取永久和平委员会法国分部也在巴黎成立，由加布丽埃勒·迪谢纳领导。1917年11月，工会成员、女权主义教师埃莱娜·布里翁，因撰写和平主义的小册子而被监禁。
死亡从不屈服。
老板们最终让步，同意给女工涨工资（然而和同一职位的男性相比，女性的工资依然要低20%）。政府也通过了一项法律，将“英式周末”确定下来，规定周六和周日都是带薪休假日。1916年4月，妇女劳动委员会在主管炮兵和军需的国务秘书阿尔贝·托马的推动下诞生，颁布了一系列旨在进一步规范妇女工作环境的法规，其中格外限定了孕期妇女和新生儿母亲的工作条件。1917年8月关于母乳喂养室的法令可能最具有代表性，兼顾了工业生产和儿童抚养这两个与国家未来密切相关的目标。
我的战争已经结束，
——“小裁缝”之歌，1917年
我的战争甚至有微笑，
虽然不是每天
关老娘屁事？老娘只想要双休。
都如节日般欢畅。
妇女第一次组织罢工是在1917年5月。当时，巴黎珍妮服装厂的“小裁缝”高呼口号，争取“周六加班全额工资”和“每天一法郎的生活津贴”。一开始，没有人把她们当回事，觉得不过是一群“可爱”的女工在搞一些“和气”的抗议。可没过多久，从打字员到橡胶厂女工，从银行职员到费利克斯·波坦连锁杂货店的女店员，都纷纷加入进来，人们开始慌了神。直到5月29日，罢工蔓延到了军工厂，这场运动出现了转折点。比扬古的女工第一个响应，雷诺工厂的卡车、坦克生产被迫暂停，然后是雪铁龙的炮弹厂宣布停工。当局担心这样下去会危及战争进程，于是召集雇主和女工的双方代表来协商解决方案。
他不得不走，
妇女的斗争之路！
他不会再来，
于是，新一轮的女性斗争开始了。
我那无名的战士啊，
无论如何，战争让女性第一次接触到不少一度由男性垄断的职业，这的确算是一种解放。旧有的性别分工由此打破，因为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岗位相比，这些职业通常要求更高，报酬也更多。
他得到了他的奖章。
妇女在战争中的动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记录。通用的称谓完全没能反映她们的贡献。制造炮弹的女工被称作“造军火的小姑娘”，缝制军装的则被称作“小裁缝”。女人口中的“另一条战线”、“工作的前线”和“大后方的女战士”，从来没有听男人提起过。
无用的荣誉。
然而，不论是军队里的护士和军妓（一天接待的军人数以百计）还是后方的工厂女工，女性的工作条件都糟糕得可怕。女权主义记者玛塞勒·卡皮曾在《妇女之声》上描写军工厂冶金女工的工作环境：“她抓起炮弹，把它搬到上半部分已经抬高的设备上。放好炮弹后再把这部分放下来，多方检查。最后松开钟形罩，拿起炮弹移到左手边。每枚炮弹重达7公斤。正常情况下，一名女工一天要处理2 500枚炮弹。由于每枚炮弹都要搬两次，她一天要搬运的重量重达35 000公斤。”她们都是站着上班，一站就是10到14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劳动法已经不管用，一切为了战争。女工们呼吸着有毒的烟雾，毫无防护地接触腐蚀性物质，操作危险的切割机器。她们拿到的薪水，却只有相同职位男性的一半。
当死亡将我带走，
妇女在战争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动员。总的来说，妇女是“自愿”投入战争的，尽管她们从未主动要求遭受那些深重的苦难。此外，当时也不乏对女性的强烈呼吁。1914年8月，“一战”爆发后，时任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向全国妇女喊话说：“起来！法国女人！让男人上战场，换你们来工作！”女同胞们，到工厂去！到田地里去！
除了一位妻子的荣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参战国都有女性遭到强奸。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清晰地表明绝大多数武装冲突都伴随着对女性的强奸。战争松动了和平时期的禁忌。与此同时，存在着一种罪不当罚的心态，这和军人的身份有关，也和战时强奸大多是团体作案有关。诸如轮奸这种共同经历，能加倍团结此类男性小团体，并在他们内部进一步激发阳刚之气。还有一种常见的心理，就是通过强奸敌人的妻子来达到征服和羞辱的目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战时强奸才被定义为违反人性的罪行。
我一无所有。
绝大多数妇女与战场无缘，却无法免于战争之苦。“大后方”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女人冲在最前面去解决。由于食物和燃料短缺，保证日常用度就成了一项费时又费力的工作，基本都是女人在做。她们需要大清早去煤店门口排队，等上好几个小时，动用手里所有的人脉关系，走投无路的时候，甚至去小偷小摸——大量的女性偷窃案导致战时女囚犯人数激增。生活成本的上涨让妇女的境况雪上加霜。男人都出去打仗（“二战”期间多被俘虏），家里少了一份薪水，收入一落千丈，给军属的津贴只是杯水车薪。顺便一提，由于这时家庭账户不得不交给女人管理，这项被1804年《法国民法典》剥夺的民事行为能力终于交还到妇女手中，她们总算可以自由支配家庭的银行账户了——但要庆祝胜利，还为时过早！
（副歌）
——碧昂斯（1981—），美国音乐人，2011年
《无名战士的妻子》，由马吉德·谢尔菲作词，弗朗索瓦丝·沙皮伊作曲，出自组合Femmouzes T的专辑《三度流行》。感谢马吉德·谢尔菲授权。
谁在统治世界？女孩子！
本章标题灵感部分来自这首歌。
到了抵抗运动时期，妇女的困境与战时相比有了一丝松动。性别化的角色分工依旧存在，妇女们接触到的大多是提供情报，以及藏匿、传送信息、保证供给等后勤工作……人们很快意识到，一个俏丽的女孩子可以比她的男伴更轻松地骑自行车通过关卡，年轻妈妈的婴儿车也是夹带秘密小册子的好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真正的女战士和领导抵抗组织的妇女。比如贝尔蒂·阿尔布雷希特，她与亨利·弗勒奈共同创立了小组“战斗”，最后被德国人折磨至死。再比如玛丽–马德莱娜·富尔卡德，她是抵抗小组“联盟”（又名“挪亚方舟”）的领导者。此外，还有法国共产党人达妮埃尔·卡萨诺瓦（死于奥斯威辛）和历史教师露西·奥布拉克。
[1] 苏：法国原辅助货币。1法郎合20苏。——编者注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队中女性的比例有所提升，不过拥有正式女兵编制的只有法国红军。自由法国的部队中只有430名妇女，仅占全部58 573人中的0.74%。其中就有空军部队的约瑟芬·贝克少尉，为数不多的以军人身份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女性之一。绝大多数女性分到的是救护工作，是护士而不是战士。顺便一提，这400多名女兵最开始被称作“法国志愿军女性部队”，由于法语的corps féminin（“女性部队”）也可以理解为“女人的身体”，这个名字引来了一大批下流笑话，最后只好改叫“法国志愿军部队”。不用说，服役期间不准穿丝袜、涂指甲油。她们的制服也成了争论不休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应该尽可能消除女兵的性别特征，不能让她们看起来太性感。没有一个女兵摸过枪。在海峡的另一边，英国在征募妇女参军方面更为积极，但同样没有让女人上战场。
[2] 神圣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左翼同意不反对政府或不举行任何罢工，以爱国主义名义做出的政治和平承诺。这违背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贯的不参加任何“资产阶级战争”的理念。
诚然，前线是男人的天下，但这是因为妇女从来就没被纳入过考虑范围，尽管有不少女人极力要求上阵杀敌。而且事实上，战场上并非没有女人。除了护士，还有大量的军妓。她们可能没有直接去战壕，但同样顶着枪林弹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战”中在战场上阵亡的护士占10%。战地的医疗强调争分夺秒，截肢等手术需要大量的护士。可笑的是，女医生却没有上战场的资格。著名的玛丽·居里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她获准去往前线时，带上了自己发明的配有透视设备的医疗车，和她的女技师团队一起拯救了众多士兵，使他们免于被截肢。此外，由于总参谋部严令禁止妻子或女友探视，广大士兵还不能“闲着”，官方开办的军妓院应运而生。《当玛德隆……》里那位步伐轻快、善解人意的“女招待”玛德隆，属于少数几个因战争而“出名”的女人。这首歌在军区的剧院广为流传，为它的作者赢来了荣誉军团勋章。与此同时，却没有人记得那些辛苦工作，让将士们好好休息的女人……
[3] 埃莱娜·布里翁在1918年受审时如此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上，牺牲者的名字一眼望不到头，找不到一个女人的名字。胜利大阅兵中，士兵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找不到一个女人。没有什么比战争历史的书写更男性化了。然而，女人也是战争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4] 这句话是诗歌《懂的人自然会明白》（1944）的题词。
战争不是一下子杀死女人的，而是一点点来的
[5] 在法国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前臂上举，拳头朝上，另一只手垂直握住肱二头肌，这个手势叫作“bras d’honneur”，侮辱性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