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想象中，她们像英剧《浴血黑帮》中的人物那样迎面走来。于贝蒂娜·奥克莱尔领头，玛格丽特·迪朗牵着她的狮子（是的，你没看错），马德莱娜·佩尔蒂埃身着男装，口袋里揣着一把手枪。主题曲：“这座城市的主人变了，小子们，还不快重新修路？”
不得不说，1910年那场立法选举真是令人印象深刻：19位女性候选人！
牵头的是于贝蒂娜·奥克莱尔，历史性的妇女参政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第一个把投票权提升为女权运动的主要诉求。她在1881年写道：“女性解放的关键就在于政治权利，这就是男人们对这一点尤为抗拒的原因。实话说，绝大多数男性，即使是最优秀的那些，都会很乐意看到女人给他们再当一个世纪的奴隶。”身为不愁生计的女继承人，奥克莱尔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就全情献身于女权主义的斗争。她组织了“妇女参政协会”，创办了报纸《女公民》，笔耕不辍，持续发声。1881年，她拒绝缴税。1904年，她在众议院门前焚烧《法国民法典》，要求修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1908年，她掀翻了巴黎一个投票站的投票箱，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1910年4月24日和5月8日，冲啊！攻下投票箱！
1910年，她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支持妇女选举权的请愿书，争取到6 000多个签名。同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她又发起倡议，号召巴黎的每个选区都提名女性候选人。
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决策层中极度缺乏女性的问题开始在欧洲很多国家成为热门议题。法国——显然是性别平等方面的“差生”——随后才跟进。1993年4月2日，国民议会一年两度常规会议的第一天，数百名妇女发扬女权运动传统，举行示威，谴责这名副其实的“（男性）国民”议会。同年11月10日，《世界报》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立法规范国家机关人员的构成。“性别均衡”这一运动口号也很快确定下来。经过几年的激烈讨论，1999年7月，第一部规定了男女候选人数量均等原则的法律诞生，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更新和完善。对于遵循比例代表制的名单投票制度[2] 来说，推行男女候选人性别均衡并不困难，毕竟可以在登记阶段就筛掉一切不符合要求的——直截了当的制裁。自然，各政党最开始都想过“耍滑头”，比如把女候选人排到名单末尾以阻止她们最终入选。于是，别名“沙巴哒巴哒”[3] 的轮替原则应运而生，要求政党必须按一个男候选人、一个女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名单。至于立法机构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因为采用的是单一候选人制，选民直接投票给候选人，法律只能规定提名阶段候选人数量的性别均衡，对选举结果鞭长莫及，只能尽全力保证优势选区不会全部留给男候选人，“鸡肋”不会提前丢给女候选人。尽管有种种拦阻，情况还是有了毋庸置疑的改善：到2017年6月，女性已在国民议会中占据38.8%的席位，而即将离任的议员中女性只占四分之一。
然而，女性候选人和当选者的数量自此之后开始逐年回落。伴随着老牌政党的回归，诞生于抵抗运动的新生党派受到打压。从20世纪50年代起，控制女性候选人数量的老毛病又开始发作。到1958年，国民议会中只剩下2.3%的女议员。直到1995年，女性在参议院中的比例仍然只有5%，在国民议会中不到10%，在市议会中也大概只占20%。换句话说，始终只是极少数……
——于贝蒂娜·奥克莱尔，法国政治家、记者
1944年，女性投票权得到承认，被选举权也随之确定下来。1945—1946年的选举几乎成了女性的“主秀场”。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妇女在抵抗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那些诞生于抵抗运动中的政党自认为有义务提名对抗击纳粹主义贡献重大的人参加竞选，而其中有不少女性。比如，法国共产党1946年普选的提名就有五分之一是女性。选举结果：1万名女性当选第一届市政议员，33名（占5.6%）女性入选国民议会，21名（占3.6%）女性进入参议院。
玛格丽特·迪朗，到！迪朗做过一段时间的演员，后来转而从事新闻工作。1897年，她创办了《投石器》，一份完全由女性撰稿、编辑、印制、管理和发行的报纸。[5] 《投石器》的女性撰稿人有长长一串名单，她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杰出人士，篇幅所限，在此只列出如下几位：塞韦里娜，本名卡罗琳·雷米，著名记者、时事评论员；埃莱娜·塞，第一位女性政治记者；让娜·肖万，第一位获得辩护资格的女律师；亚历山德拉·达维德–内尔，自由派记者、杰出探险家；波利娜·凯戈马尔，幼儿托育体系的建立者；勒妮·德韦里安，雕塑家、职业女运动员；多罗西娅·克隆普克，天文学家，等等。
1848年，傅立叶派社会主义者波利娜·罗兰参加了市政选举。这名教师拒绝与自己小孩的父亲结婚，只愿保持同居关系。一年之后，同样是傅立叶派女教师的让娜·德鲁安参加大选，她的选举海报是这样写的：“一个完全由男人组成的议会，怎么有资格为一个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社会制定法律？这就好比把工人的利益交给一个完全由特权阶级组成的委员会讨论，或者让一个资本家的议会维护国家的荣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大胆尝试的女冒险家有长长一串名单：1881年，莱奥妮·鲁扎德在巴黎第十二区参加竞选；1884年，格雷森夫人（名字不详）在谢尔省沃尔奈镇参加竞选；1908年，让娜·拉洛埃在巴黎第十一区参加市政选举；1910年，于贝蒂娜·奥克莱尔、玛格丽特·迪朗、马德莱娜·佩尔蒂埃（详见下文）、勒妮·莫尔捷、卡罗琳·考夫曼和加布丽埃勒·沙皮伊都参加了立法选举。1925年的市政选举，法国共产党强行派出了一批女性候选人竞选。策略奏效了！七名妇女当选：杜瓦讷内市的约瑟芬·庞加莱，博比尼市的玛尔特·泰松，圣德尼市的玛丽·谢，犹太城的玛格丽特·沙蓬，马拉科夫市的奥古斯蒂娜·瓦里尤，以及圣皮埃尔代科尔市的埃米莉·若利和阿黛尔·梅蒂维耶。省议会想要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但取消的程序走得很慢。在此期间，新当选的女性候选人已经在各处走马上任，虽然她们得到的大多是公共卫生或学校事务这类相对“女性化”的差使。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接一个地，选举结果还是被取消了……
她们在《投石器》上讨论女性投票权，也讨论同工同酬和女工权益等议题。迪朗对妇女工会的支持也很出名。1907年，她成立了妇女劳工办公室，组织了一次妇女劳工大会，只向妇女工会或者男女均有的混合工会开放。迪朗是个有趣的人，她养了一头狮子，取名叫“老虎”。她在共和党人的圈子里也混得不错。1910年，她作为候选人参加普选，引发了不小的媒体关注。迪朗还致力于收集和保存妇女斗争这一领域的文件档案，并于1932年创建了巴黎女权主义图书馆（在巴黎第十三区，国家街79号），担任馆长一职，直到1936年离世。该图书馆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和研究中心。
其实早在获得投票权之前，女性就已经设法进入议会了。这要感谢法律中的一处“漏洞”——立法者可能觉得，女人不能当选议员是明摆着的事，用不着白纸黑字写进法律条文。你说他们是不是傻？
接下来是马德莱娜·佩尔蒂埃，三人当中最激进的一个。与另外两个人不同，她出身平民家庭，父亲是马车夫，母亲是卖菜的。她靠刻苦学习脱离底层，先是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接下来又把到医院实习当作目标。参加遴选时却发现，医学实习生不要女孩子。好在她很快获得了一些医生及玛格丽特·迪朗的支持。迪朗在《投石器》上连续发声，抗议这一不公正现象。1903年，佩尔蒂埃终于获准参加选拔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轻松通过。1906年，她成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精神病学家。此外，她打了不少仗，与她的女前辈波利娜·莱昂和路易丝·米歇尔一样，也是选票和火枪两手抓。她认为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服兵役，不是出于军国主义（她是坚定的反军国主义者），而是出于女权主义的自卫。她本人常年腰佩一把左轮手枪以践行这一理念。佩尔蒂埃还支持堕胎和性行为自由，呼吁要为年轻女性提供性教育，她本人则选择守贞以向男权宣战。当同时代的其他妇女参政论者还裹在紧身胸衣里时，她却选择了男装（而且没有申请严格的异装许可）。“我穿这样的衣服，就是在向男性喊话：我和你是平起平坐的。”接下来她又补充道，“要我袒胸露乳也不是不可以，前提是男人的裤子也可以展示他们的……”佩尔蒂埃和无政府主义者走得很近，不排斥采取直接手段。她在日记中写道：“砸玻璃当然不算讲道理。但如果公共舆论对道理充耳不闻，只在意被砸碎的玻璃，那该怎么办？——显而易见，该去砸玻璃。”
能参加投票很好，但要想被选上，就要另花一番功夫了。
以上就是1910年我们的候选人阵容。人们可没少给她们使绊子！巴黎大区的区长拒绝给于贝蒂娜·奥克莱尔发候选资格回执，她只好向最高行政法院申诉。巴黎之外，不少地方的投票站站长拒绝统计投给女性候选人的选票。不过，在玛格丽特·迪朗参选的选区，计票还是顺利完成：她获得了整整400张选票！
对（男性）国民议会说“不”
反对女性投票权和被选举权的恶臭理由一览
——妇女地位提升与权利维护协会海报， “新时代，新选举权：女人应该投票”，1925—1928
“女性因为身体构造而天生容易激动，这对公共事务而言是致命的。她们为辩论的热情所控制，只会向孩子们灌输仇恨，而不是对祖国的爱。”
为了抗击可预防的疾病。
——让–皮埃尔–安德烈·阿马尔，山岳派国民议会议员，1793年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承认女性投票权的话，下一步连牛也要参加选举了。”
为了改革《法国民法典》，
——《费加罗报》，1880年
为了制止不道德，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妇女和其他心智不够成熟的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无法在公共事务的引导中发挥智慧的作用。”
为了消灭贫民窟，
——路易–埃米尔·莫尔洛，激进派社会党，后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884年
为了打击酗酒，
“女人的手是用来亲吻的，不是用来把选票放进投票箱的。”
为了改善卫生条件，
——亚历山大·贝拉尔，激进派社会党参议员，1919年
为了保护儿童，
“好吧，你们要给予妇女政治权利，你们是否也打算满足她们所有的愿望呢？你们以为这会让竞选更安稳太平、更彬彬有礼——别做梦了。这样做只会在家庭中引入争吵、分歧和混乱，造成家庭的分崩离析！小孩子们多可怜啊［听众鼓掌］。永别了，甜蜜的家庭生活！”
为了制止战争，
——埃德蒙·勒菲弗·迪普雷，右翼联盟，众议院副议长，1919年众议院辩论发言
女人应该投票，
“承认女性选举权是一次跃向无知的冒险，我们有责任对这种冒险保持谨慎。”
女人应该投票
——阿尔芒·卡尔梅尔，激进的独立派国民议会议员，1932年
无论如何，1945年4月29日的市政选举，妇女们第一次投出了手中的选票。投票站前，摄影师们蜂拥而至，争先定格这历史性的一刻。不过，性别歧视并没有就此消失。报纸上依旧遍是针对女性选民的嘲讽，贬损她们是信教的傻子、没见识的家庭主妇，说她们轻佻没头脑，把投票站变成忏悔室或试衣间。一个名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抵抗组织在自己的报纸上建议女性选民：“从投票站出来时补补粉，检查一下口红，这样你的丈夫就放心了。”啊，这对热心政治的女人不再“阴柔”的古老恐惧！事实是，妇女在这次史无前例的选举中投票率相当高。让一部分人忧心忡忡，另一部分人暗中期待的反动浪潮并没有出现，但选票的性别差异还是存在的。女性投给基督教民主党以及戴高乐派的比例更高，男性选民则相对更加支持法国共产党。
“可以确定的是，女性的人数在太平年代就比男性多。如果有一天俘虏和流放犯都没法回来呢？不管女人有什么优点，用妇女的选举权取代男性的选举权，合适吗？”
又等了接近20年，又打了一轮世界大战，临时政府才终于在1944年4月21日通过法令，承认法国本土妇女的选举权——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女性还要等到1958年。有观点认为，考虑到妇女在抵抗运动中的巨大贡献，选举权是来自政府的“补偿”。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首先，这种说法抹杀了法国妇女几十年来艰苦斗争的功劳；其次，妇女在抵抗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从来就没有被官方历史承认过，又何来补偿一说！法令是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通过的，当时，临时政府和各政党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正在那里避难。胜利来得并不容易。当时议会中只有一位女议员（妇女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被低估可不是说说而已），而且议长是来自科西嘉岛的激进派，反对教权，又受法国南方厌女文化的影响，因此对妇女选举持双重敌意。最后能成功捍卫女性选举权，是因为基督教民主党人和法国共产党人出人意料地结成了同盟。前者会支持女性选举权并不奇怪，这是他们一贯的立场；他们相信在一个敌视教会的共和国，女性选民会对自己有利。法国共产党人会加入，则是因为他们倡导男女平等，上文已经提到过。有趣的是，很多议员之所以接受妇女选举权，是因为坚信女性选民立场更保守，将有助于限制法国共产党的选举优势——在1918年的德国和1924年的西班牙，也曾出现类似的自相矛盾。
——保罗·贾科比，激进派社会党议员，临时政府国民议会，1944年3月
追随路易丝·魏斯和玛丽亚·韦罗内等新一批领袖，妇女参政论者（不过那时已经没人这样叫她们了）再度开始了她们的示威和动员。这一次，她们得到了新生的法国共产党的支持。自1920年成立以来，法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男女平等，鼓励妇女加入工会，并捍卫她们的选举权。于是，女性法国共产党候选人出现了。在1925年的市政选举中，有十几名妇女当选！然而，这样的选举结果并没有得到宪法委员会的承认，而是转眼就被宣布无效……
“我只提一个简单的要求：哪个女人要想被提名，先要给人肏！”
不少国家在“一战”结束后承认了女性选举权，比如德国、美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土耳其、突尼斯紧随其后，但是法国不在这份名单上。每一次，支持女性选举权的提案都是在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又被参议院——一个混合了反教权共和主义与污糟大男子主义的大染缸——打回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样前功尽弃了六次！而当1919年，教皇发言支持女性选举权之后，不少人一下子找到了担忧妇女“盲目跟随教会”的借口。依照他们的谬论，因为打仗，妇女已经在数量上占据领先地位，因此更不可能允许她们投票了。
——夏尔·帕斯夸，保卫共和联盟党，前内政部部长，1988年
“如果您知道哪个女人能打下一头野猪，随时可以把她送到我这里来。”
创造属于我们的权利，拥有属于我们的法律。
——一名社会党领袖得知自己必须把选区留给一位女性候选人时如是说，1998年
不过，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斗争内部存在着一个矛盾，两种论据彼此不可调和。“普遍主义”的一派从平等出发，认为“女人要有选举权，因为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人”；另一派（本章开头引用的标语即属于此派）则认为，“女人要有选举权，因为女人不同于男人”。后一种观点强调性别差异，认为男女两性的投票可以互补，女性的选票可以改变世界。这种策略在英式的民主体系中行得通，因为英国人正是要承认多样化带来的丰富，然而在“普遍主义”式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种说法无异于给对手递刀子……想要根据性别来投票？想得美！于贝蒂娜·奥克莱尔周围的妇女参政论者越维护女性投票之“不同”，共和党人拒绝起来就越理直气壮：万一这些“不同”的选票投给教会了呢？这样的“鸡同鸭讲”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女性多年来遭受的历史排挤，不应当成为今天在竞选中排斥男性的理由。我们凭什么要为那些不该我们负责的历史错误买单呢？”
女人们行动起来。带头的是于贝蒂娜·奥克莱尔。1881年7月14日，她和40多个身着黑衣的追随者一起组织了“女性权益的葬礼”活动以示抗议。到了1883年，海报、示威、集会、出版、漫画……她们动用了一切法律行动的手段，小到在扇子上写标语，大到像英国的姐妹们那样走激进路线，拒绝缴税，拒绝参加人口普查（“既然在大选里我们的意见不算数，你们就不要在人口普查时把我们算进去”），甚至跑到选举现场掀翻选票箱，干扰投票。
——洛朗·博梅尔、埃马纽埃尔·莫雷尔、让–巴蒂斯特·罗杰和洛朗·布韦，社会党候选人，反对候选人性别均衡时如此表示，2001年
——马德莱娜·佩尔蒂埃（1874—1939），法国精神病学家，1908年
“那谁来看孩子呢？”
妊娠发生在子宫而不是前列腺，所以有子宫的人不能投票或者参与选举？我不认为这个推导能成立。
——洛朗·法比尤斯，前总理，社会党，得知塞戈莱纳·罗亚尔竞选共和国总统时如是说，2006年
因此，女性选举权只能是天方夜谭。
[1] 《马赛曲（衬裙版）》：由路易丝·德·肖蒙创作的一首女权主义诗歌。和当时的不少革命歌曲一样，这首诗歌在《马赛曲》原曲的旋律上重新填词，1848年6月发表于圣西门主义女性团体杂志《女性共和国：衬裙日报》的创刊号。
相比于秉承“功利主义”的英式民主，法式的“普遍主义”更不容易开放女性选举。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性别差异、阶级差异和出身差异等在政治代表制中体现得越充分，民主就越彻底，这是应该努力的方向。在法国则恰恰相反。由于存在着法国大革命“遗产”的前车之鉴，人们认为差异的体现会导致民主的瓦解。按照伟大事业的设想，公民不应超出集体意识的局部。在这样的乌托邦里，特殊群体只好靠边站了。
[2] 名单投票制度：各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供选民投票，最后根据各政党得票的比例分配入选的名额。
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起来时，妇女一度梦想一举夺得选举权。然而，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新一代的共和党人不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拒绝承认女性的选举权，还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女性的宗教信仰过于虔诚。由于教会曾与保王的反动党结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致力于与其划清界限，而相较于男性，妇女的宗教活动热情更高，因此有了会被神父影响的嫌疑。毕竟众所周知，女人的耳根子软，如果让她们参与选举，保不齐会投给共和国的敌人。就这样，在紧闭的大门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又插上一道铁栓。
[3] “沙巴哒巴哒”：克洛德·勒卢什导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主题曲开头的歌词。
这时是19世纪末，女性受教育权和离婚权都已在19世纪80年代取得，选举权于是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首要诉求。取得投票选举的权利，就可以甩掉《法国民法典》这副可怕的枷锁了。相比之下，与社会权益相关的诉求不再显眼（但依旧存在），原因在于妇女参政论者，特别是带头的那些，大多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但在“七月革命”、“二月革命”以及巴黎公社期间投入斗争的女权主义者则大多出身底层。
[4] 这句话摘自1908年5月17日的《小日报》。
十来个女人，聚在一起挥舞标语：“女人要有选举权。为了抗击贫困，为了保卫和平，为了控制酗酒，女人要有选举权。”她们都是妇女参政论者。
[5] 第一份完全由女性运营的报纸应该是一群圣西门主义者于1832年创办的《自由之女报：妇女的事业》，随后是1848年的《妇女之声》。由于对所谓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之前的状况缺乏了解，很多人会错误地将“第一”归于《投石器》。——原书注
妇女参政论者，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