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受教育权是妇女的一项重要斗争，也是最早取得成果的斗争之一。19世纪，许多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性活动家是教师，其中比较知名的几位有让娜·德鲁安、波利娜·凯戈马尔、路易丝·米歇尔、波利娜·罗兰，以及后来的埃莱娜·布里翁。这些女教师没花多长时间就紧密地团结起来，创立了各种联谊会和同好会，又进一步组织起工会和研究小组。比如1903年，由玛丽·介朗创立的女权主义教师社会研究小组，以及1907年诞生的女权主义高校联合会。她们的工作在女权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们中的很多人曾尝试为女孩开办学校或是为尚未接受公共教育的成年女性开设夜校。作为教师，她们都深刻地体会到男女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都意识到妇女的解放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这是一条普遍真理。女教师们还领导了反对职业歧视的斗争，率先获得了带薪产假、养老金、同工同酬等工作权利，在女权斗争中走在前列。这些胜利最初只是惠及这一特定行业的女性，但同时为其他女性的权利斗争打下基础。
受教育的权利
事实上，自17世纪以来，女童的教育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女孩们被教导要做好妻子、好妈妈，要学习如何持家和举办沙龙，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到了启蒙时代，也就是18世纪，终于有人开始对女性缺乏教育的现象发声。第一个表示谴责的是孔多塞，伏尔泰和狄德罗也持同样观点。可是卢梭在他思考教育的皇皇巨著《爱弥儿》中，却只想到了男性的教育。在他看来，作为爱弥儿的未来伴侣，苏菲不需要接受教育，她生来就是“为了服从男人，忍受男人的不公”，只要知道学习ABC的字母书怎么绣就够了。
——安德烈·莱奥（1824—1900），法国记者、小说家
难道说，科学所积聚的理性之光，只能传播给男性，女性就不需要吗？
来讲讲道理：真的有人认为可以不靠女人成功革命吗？80年了，革命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少共和党人是这么想的：国王也好，上帝也罢，把他们打倒，老子自己坐上去才舒服。他们缺的不是别的，是女臣民啊！[3]
——争取妇女解放协会标语，1848年3月16日
玛丽亚·德雷姆斯，首位加入共济会这一厌女大本营的女性。她在1869年创办了杂志《女性权利》，并在其中告诫女性要“教育自我，实现自我。彼此团结，共同奋斗”。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递交的陈情书中，妇女明确提出要获得受教育权。事实上，必须承认，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提出的绝大部分有关基础教育的计划都着眼于两性平等。不幸的是，这些计划最后并没有落实，女孩们依旧被小学和中学拒之门外（1833年的《基佐法案》只规定人口超过500人的市镇必须为男童开设小学）。只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女孩才可以去修道院接受教育，接受陈腐的关于女性角色和义务的灌输。
国际主义者安德烈·莱奥（原名维克图瓦·莱奥迪尔·贝拉），于1866年创建了妇女教育促进协会，1869年又创建了一个旨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协会，同年还发表了《女性与道德：君主制还是自由》，一部被忽视的伟大女权主义著作。
因此，19世纪的女性为女童争取受教育权时，争取的是一种解放的手段，正如她们一并要求为工人阶级提供教育一样。
作家乔治·桑，本名奥罗尔·杜班。她的政治立场较为温和，文学成就极高，却因其女权主义立场而被不公正地忽视。她更为知名的是挑战性别秩序的方式：给自己一个听上去像男性的假名，像男人一样穿长裤，并拥有众多情人。
1850年，《法鲁法案》颁布，规定人口超过800人的市镇必须开设女子学校。1867年，《杜吕法案》进一步将开办学校的人口门槛降低到500人。法制更新起到的效果立竿见影。1875年，有230万名女童入学，仅比男童入学的人数（240万）略低一些。不过，男孩和女孩在学校里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男生学的是度量衡，女生学的则是针线活儿。
克莱尔·巴扎尔、克莱尔·德玛尔（Claire Démar，她的姓氏也可能写作d’Eymard或Desmard，能确定的唯有她自称“街垒之女”）、路易丝·克鲁扎、欧仁妮·尼布瓦耶、波利娜·罗兰、德西蕾·韦雷（夫姓盖伊）和苏珊·瓦尔坎，她们都是圣西门主义者，在七月王朝时期依旧为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写作并请愿。
于是一些女性行动起来，誓要冲破这扇紧闭的大门。1861年8月16日，朱莉–维克图瓦·多比耶在37岁的年纪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成了第一个打破这项特权的女性。在此之前，只有男性才有权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以至于多比耶考试时是在一个专门的考场里写卷子的。两年后，又一位女性，埃玛·舍尼，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很快，舍尼在1868年成了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拿的是理学与数学学位，而多比耶则在1871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据说，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尔·西蒙亲自划掉了学位证书上统一印制的“____先生”，代之以“____女士”。
弗洛拉·特里斯坦，社会主义者，社会调查家，妇女结社和国际主义的先驱，“妇女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这句精辟的名言就出自她之口。
还有一部分女性致力于为女同胞开办学校，她们满腔热忱，感人至深。埃莉萨·勒莫尼耶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1862年5月，她创办了妇女职业教育协会。同年10月1日，她在巴黎珍珠街9号租下一间工坊，为年轻女孩开设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头十个月，只有80名女学生报名上课；两个月之后就翻了近一倍，一年内接收了150人。学生越来越多，只好再开办新的学校。到1890年，“勒莫尼耶学校”的数量达到了8所，培养了大约500名年轻女孩。
因此，每一次革命结束之后都会是一段漫长的女权主义低谷期。女权主义者受到多重压制，因为她们是革命者，是社会主义者，是女人，条条都是罪名。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在重压之下成功保住了斗争的火种，她们的名字不应该被忘记。向这些守住战壕的女斗士致敬！
要么就不搞，要搞，就搞女权主义革命。
向每一个守住战壕的女人致敬！
——巴黎共和国广场的涂鸦，2020年3月7日
很难说法律对女社员是照顾还是歧视。的确，被免于起诉的女性远比男性多，但被定罪的一百多名妇女遭到了更严厉的处罚：被审判的妇女中有13%被判处死刑，而男性的比例只有0.9%；13%的女性被判处强迫劳动，13%被投进大牢，而男性的比例分别只有2.3%和11%。
19世纪晚期，女性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有了显著提高。1870年9月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没多久，两任巴黎市长艾蒂安·阿拉戈和朱尔·费里召集起一个联合委员会，专门对当时的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革。这个委员会混合了男女两方的代表，上文提到的朱莉·多比耶和埃玛·舍尼都是其成员，她们在捍卫女性的受教育权方面非常积极。巴黎公社期间，一个包含几名女性成员的“新教育协会”向公社提出了多项计划，不仅涉及课程设置的全面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也包括男女两性的教育平等。两位持共产主义和女权主义信仰的社员，安德烈·莱奥和安娜·雅克拉德都在教育委员会中任职。很快，巴黎的部分市区出现了为学龄女童开设的学校、为女工开设的工作坊，以及参照勒莫尼耶模式建立的职业学校，而且都不收学费。1871年5月21日，公社颁布了男女教师同酬的法令。
等到革命被镇压下去，反革命势力上台，女权主义又失去了活动空间，因为她们“违反了政治秩序和性别秩序”。……够了，真是够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剧本再度上演。和1793年时一样，1848年，当局一上来就剥夺了妇女的结社权。1848年六月起义之后，当局首先查封了妇女俱乐部，而留着男人们的没管。1848年7月27日的法令回顾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妇女和儿童”（注意到他们是怎么并列的吗？）是不可能参加俱乐部或会议的。到1851年，连请愿权都被剥夺。巴黎公社之后，针对女性的清算达到了巅峰。“纵火女”一词被发明出来，用来专指纵火的女社员——她们被当作巴黎大火的唯一责任人而追究，而真正第一个投出燃烧弹的凡尔赛士兵却因此保全了名誉。
1881—1882年颁布的著名的《费里法案》，在法律上确认男性和女性都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免费就读公立的非教会学校。在此之前，1880年的《卡米耶·塞法案》已经为女孩们打开了中学教育的大门。不过，这时教育的关键还是培养优秀的共和国女性继承人。朱尔·费里这样说：“主教大人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即谁掌握了妇女，谁就掌握了一切。掌握妇女首先意味着掌握她的小孩，其次是掌握她的丈夫。科学需要把妇女争取过来，不然她们就将属于教会了。”这就不难理解，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是分开上学，课程设置也截然不同，女孩所学习的科目，比如家政、育儿法，一如既往地需要紧贴社会分配的角色。女高中生依然不得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也没有哲学课可以上，甚至连每周的课时都比男生少一些，理由是怕“累着青春期的女孩子们”……
更可悲的是，即使在革命如火如荼时，厌女的声音依旧阴魂不散。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就有人公开嘲讽女权主义者，称其为“社会打酱油党”“维苏威火山婆子”“离不了婚的”。奥诺雷·杜米埃就是抹黑者之一。在他的笔下，妇女俱乐部就是一群醉酒的疯婆子出来胡闹，家里乱七八糟，小孩饿肚子没人管，哭闹不休，做老公的则沦为笑柄。法国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所有针对革命妇女的厌女刻板印象，比如歇斯底里、不修边幅、没有母性等，在这一时期都死灰复燃。他们把女权主义者的诉求胡乱改造，说她们要为男人安排一场“圣巴托罗缪惨案”[2] 。此外，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蒲鲁东的厌女症也不轻，曾发表过这样令人倒胃的言论：“一个女人要么是家庭主妇，要么是高等妓女，不存在中间地带。”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波利娜·凯戈马尔创立了幼儿园，倡导以游戏、自由活动结合适当的刺激，以温柔的关怀引导小男孩和小女孩全面发展。凯戈马尔支持男女混合幼儿教育，她认为这是实现两性平等的必要条件——为此，她受到了天主教徒的严厉谴责。从长远来看，凯戈马尔创立的法国式幼托体制也使得妇女解放成为可能，帮助一大批妈妈得以兼顾工作和母职（不过，波利娜·凯戈马尔本人并不支持女性出去工作，她认为妇女的位置属于家庭，而不是工厂）。
从1830年到1848年，再到1871年，“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没能争取到女性选举权，离婚权也始终遥遥无期。其中巴黎公社略有进步，承认了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婚姻自由，承诺照料未成年母亲，打下了同工同酬的基础，并取缔了卖淫——认为那是一种“一部分人对其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形式”。
妇女们不懈奋斗，冲破重重阻碍：1919年，女学生们有了自己的中学毕业会考；1924年，中学课程和毕业会考内容终于不再区分男女。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也相继向女性敞开大门。进入20世纪后，由于校舍和师资资源的广泛短缺以及其他具体的限制，男女混校作为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逐渐普及开来，在人们来得及对男女混校的益处（无论是教学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做充分论证之前，在现实层面成了必然趋势。而国家教育系统真正意识到学校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具体工作要落实下去，还有不少艰难曲折。
——《妇女之声》，1848年
1972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向女性开放的那一年，一位名叫安妮·肖皮内的年轻女子摘得了入学考试的第一名——她同时也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第一名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第二名！你觉得记者会问她些什么问题呢？“你喜欢照镜子吗？”“你喜欢购物吗？”当然少不了要替她担心：“你不怕别人把你当成怪物吗？”肖皮内的回答简洁明了：“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毕竟每年总要有一个第一名。”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高唱《马赛曲》，遍植自由之林，投票选举，在俱乐部高谈阔论，留下老婆管家——这就是男人们的共和国的模样。
可惜好景不长。妇女们大声疾呼了，可没人来听，更糟的是，很快就有人来让她们闭嘴了。
平等
从1830年到1871年，每一场运动都在高声表达19世纪女权主义者的诉求：从公民平等到婚姻平等，从离婚权、受教育权到工作权、同工同酬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以及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组织和社团的要求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权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在流派上有着细微分别：有的是圣西门派，有的是傅立叶派，后来又出现了国际主义者。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毕竟质疑性别不平等、反对婚姻制度、认为婚姻是压迫女性的手段等，本就符合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圣西门曾在19世纪20年代倡导性别平等，并积极实践：在圣西门主义的机构中，妇女能担任领导职务并发表文章。傅立叶则在19世纪30年代设想过一个名为法伦斯泰尔的乌托邦社区，其中男女平等分担工作和家务，都可以自由享受开放式性生活。
女权主义的事业不能与人权斗争的事业主动割裂，而应加入伟大的革命军队，共同抗争。……零星几声怒吼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呼唤的正义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我们要追求的，是全体人民行动起来，解放所有的奴隶。至于这“奴隶”叫无产者还是妇女，则无关紧要。
——法国标语，2020年3月7日
奴隶是无产者，奴隶中的奴隶是无产者的妻子。……在这该死的社会上，到处都有人在受苦，但没有哪一种苦比得上女人的苦……
我们的前辈，是巴黎公社时期纵火的女社员！
女权问题与人权问题不可分割，在当下更是如此：如今女人和牲畜没有任何区别，同样任人宰割，供人营利。我们妇女的地位不是求来的，而应该是夺来的……
她们组织了只向女性开放的俱乐部，全情投入，积极讨论。让娜·德鲁安参加了1849年的普选。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德西蕾·盖伊参加了卢森堡委员会[1] ，这个委员会尽管昙花一现，却对劳工（包括女工）的权益有着深远的意义。此外，她还主持过一个国家级妇女小组，旨在为失业女性提供工作。1849年年底，让娜·德鲁安又参与推动了一个旨在反抗资本家的、名为“博爱联盟会”的劳工自治组织的创立。她是发起人之一，撰写了宣言和章程，还是董事会成员。巴黎公社期间，两位国际主义者娜塔莉·勒梅尔和伊丽莎白·德米特里夫创建了“保卫巴黎和照顾伤员妇女联盟”，致力于追求男女平等，并与劳工委员会合作，推动工人组织的成立。妇女委员会则为自己设定了组织妇女就业与推动妇女受教育的目标。
如果性别平等能得到承认，那将是对人类愚蠢行为的一大修正。在那之前，女人始终是——如老莫里哀所言——男人碗里的浓汤。看看强势的性别是怎么恭维我们以显示自己的尊贵的：女性，美之性。呜呼，我们说要对这种力量伸张正义已经太久了，心怀不满的人只多不少，可我们只是占据了斗争的位置，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这样下去，我们会一直协商到世界末日！就我本人而言，同志们，我一点儿也不想做男人的“浓汤”，所以我离开了，像我这样的“卑鄙小人”不是少数，我们都不愿再做恺撒的奴隶了。
旧制度崩塌了，新世界亟待重建。后革命时代，妇女在这片有无限可能性的政治场上大展身手，为自己争取结社权、游行权、言论自由权，创办专门面向女性的报纸，只刊载与女性相关的内容。1832年夏天，第一份完全由女性供稿的报纸《自由之女报：妇女的事业》诞生。除了女性议题，该报纸也关心社会议题。撰稿人署名不署姓，以此表明对夫姓的拒绝。其中，女工人占了绝大多数，有不少是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苏珊·瓦尔坎、德西蕾·韦雷、玛丽–雷内·甘多尔是纺织女工；让娜·德鲁安曾是洗衣女工，后来转做小学教师。在创刊号中，她们发出疾呼：“我们大声呼唤，呼唤姐妹们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去夺回我们在朝堂、庙宇和家庭中应得的地位。女性团结，就是我们的目标。”一年之后，圣西门主义者欧仁妮·尼布瓦耶在里昂创办了《妇女参考》。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这几份报纸都没能发行太长时间。到了1848年“二月革命”，又有一批女性主义报纸顺势创办。让娜、欧仁妮与当时因结婚而改姓盖伊的德西蕾再度聚首，创办了《妇女之声》。
共和国最顽强的战士们，抗击入侵，守卫祖国，宛如守护自由的曙光，其中不乏大量的妇女。他们想把妇女变成一个卑微的种姓，用事件压迫她们，用强力完成选择。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可从来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也不打算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在明日之世界，每个人都将各得其所，团结在人性的自由之下。
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来解放！
教育
女战士也越来越多。最出名的可能是巴黎公社时期的路易丝·米歇尔。1871年5月，她先后在纳伊、克拉马尔和伊西三处与敌人交火，之后又去巴黎各区守卫街垒。在克里尼昂古尔路一役中，她和两名武装社员孤军奋战，仅凭三人之力守住了街垒。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子弹呼啸，犹如夏日冰雹。”此外，皮加勒广场的街垒也是50多名女社员在装订女工娜塔莉·勒梅尔的领导下守住的。
让小女孩在愚昧中长大，故意解除她们的武装，这样她们才更容易受骗：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个比方，这就像把你扔进水里，事先又不让你学游泳，甚至还要把你的手脚捆起来……
——安杰拉·戴维斯（1944—），美国学者、政治家
英国人培育牲畜，然后屠宰；文明人则让年轻女孩子准备好受骗。真的被骗了，又会被视作一种罪行，而引诱者几乎为此获得荣誉。当羊群中出现害群之马，那该是多么大的丑闻啊！如果羔羊不愿意再任人宰割，你们要怎么办？……
一场革命的成败不难衡量，只要看看女性的地位是否得到了快速提升就能判断。
有时，羔羊也会化身为狮子、老虎、大章鱼。
事实上，妇女群体参与了19世纪的每一场起义和革命。社会习俗不允许女性上战场，但走上前线的女人却一次比一次多。“性别分工”依旧牢固，即便在前线，妇女也只能扮演“奶妈”和“七苦圣母”，不是负责供应军需，就是在伤员的病床前悲泣。稍等一下，这并不是历史的全貌。别忘了，街垒的对峙有两个垂直的维度：一个是起义者与官兵之间的交火；另一个是来自两翼建筑物的辅助攻击——铁锅、夜壶、小摆件等狂风暴雨般投向堵在路障前的军队。那么猜猜看，这些东西是谁从窗口扔出去的呢？我仔细研究过七月王朝历次起义中官兵的伤亡情况，我来告诉你：五楼飞出的平底锅砸开的脑袋比子弹打中的更多。
[1] 卢森堡委员会：1848年“二月革命”后，在工人要求成立劳动部的压力下，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工人和企业家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路易·勃朗主持，职责是对劳工和厂主的争执进行仲裁。这个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即遭临时政府解散。
可惜，妇女群体在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贡献却无人知晓。一方面，书写革命历史的男性不会记得她们；另一方面，女权主义的故事往往避开这段激进流血的前史，只愿追溯到19世纪末的“第一波”妇女参政论者，最多也就追认奥兰普·德古热为遥远的前辈。大概，写文章的女人总比打架的女人更讨人喜欢，相比那些要维护劳工（不论男女）权利的妇女，只说要保护女性权益的女人也更好应付。是时候为这些被遗忘的女性先辈正名了。
[2] 圣巴托罗缪惨案：法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大屠杀事件，因发生于1572年8月23日夜至次日凌晨，24日为圣巴托罗缪节，故名。当时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胡格诺派关系剑拔弩张，8月24日，借波旁家族亨利的婚礼，胡格诺派重要人物集聚巴黎之机，天主教派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胡格诺派信徒3 000多人，从而引发圣巴托罗缪惨案。
看上去，经历了国民议会的重击，又遭遇了复辟期间（1815—1830）王权和教权的联手绞杀，女权主义已经“粉身碎骨”，再无喘息之机。好在，到了1830年“七月革命”，女权主义又重现生机。19世纪的每一场革命都涌现出一大批冲锋陷阵的英勇女性。没什么好惊讶的——要是没有妇女，哪场革命能成事？没有女人，守街垒的时候，谁来供应军需？谁来给火枪上子弹？谁来照顾伤员？说起来，巴黎公社时期，就是女社员们单枪匹马，守护着最后的路障。妇女们抓住每一次革命的契机来推进女权主义事业，然而每当保守的政治秩序重建，性别秩序就会发生倒退。就这样，整个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潮起潮落，反反复复，每一次潮涌都波澜壮阔。
[3] 这段话出自《社会战争》（1871）。
在街头抗议的女人
[4] 摘自路易丝·米歇尔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