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六大政治委员的总资助款中，55％来自2407笔不低于1000美元的捐款（仅包括两个或多个州为政治活动捐款的集团捐助者）。"这些数字是绝对的少数，因为许多捐款是由家族成员以不同名义进行的，数字提供者不会轻易获知。(9)
2．金钱可以使其所有者的经济权力直接服务于政治事业。19世纪90年代，由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民粹主义的噩梦，马克·汉纳（Mark Hanna）出于政治目的向富人募集资金；当时许多超级富豪都是政客的幕僚。梅隆家族（Mellons）、皮尤家族（Pews）和杜邦家族一直都是竞选资金的支持者，"二战"后，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捐助了大量资金，支持国内的各个（总统）竞选。他们帮助威斯康星州的麦肯锡、印第安纳州的詹纳、马里兰州的巴特勒和比尔竞选。例如，1952年，一位石油大亨休·罗伊·卡伦捐款达31笔，每笔从5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总计不少于5.3万美元）。卡伦的两位女婿资助了10位国会议员候选人（至少1.975万美元）。据说，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至少为30个州的政治活动提供资金。自1938年以来，默奇森一直支持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政党候选人，尽管直到1950年才获得知名度，1950年，在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请求下，默奇森和夫人捐款1万美元，挫败马里兰州的参议员泰丁斯，1952年，资助麦卡锡击败康涅狄格州的竞争对手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39]
3．富豪为竞选捐款，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行为并不是太多。超级富豪这幺做的情况没有企业行政官那幺多----大型有产阶级对企业进行重组----有产阶级使产业带来的权力服务于政治目的。随着企业界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参与到政治秩序中，这些行政官与政客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那些担任美国政府政治委员的关键"政客"。
他们实行私有制经济。在过去十年内政府还未进行大量干预，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每一个管理案例中，监管机构都倾向于成为企业的堡垒。[38]控制生产设备不只是控制事物，而是控制那些没有财产、为了得到工作的人；是控制和管理他们在工厂、铁路和办公室的工作；是决定劳动力市场的形态，或与工会和政府争夺这一形态；是以企业的名义做决策，决定生产数量、生产对象、生产时间、生产方式以及产品价格。
我们习惯相信19世纪的经济人士是精明的，是讨价还价的行家里手。但是，大型企业的数量增加，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增加，这挑选和形成了经济人士，并给予他们特权，这些经济人士遍布各个市场，在讨价还价方面不及专业行政官和精明的经济政客。现在，成功的经济人士或为有产阶级经理，或为产业经理人，必须影响或控制制定对企业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位置。诚然，战争加速了经济人士的这种趋势，从而使企业活动需要继续同政治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政治当然是企业经济的生命力，战争期间，政治经济变得越来越统一，而且，大多数毋庸置疑的事情----国家安全----的政治合法化，是通过企业经济活动而实现的。
1．宪法是美国至高无上的政治契约。第十四次修正案给予企业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在企业富豪的席位由身为他们一员的行政官来管理。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内，企业精英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一个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等级机构。现在，首席行政官是企业圈的领头羊，企业圈是在美国政治主权区域内的经济主权区，经济主权区享有经济主动权，他们感知到那是属于他们的特权。身为工业庄园主义（Industrial Manorialism）的领袖，他们不情愿承担联邦政府对底层大众在福利方面的社会责任。他们将企业体系下的工人、分销商和供应商视为他们的从属成员，将自己视为已经到达顶层的美国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战'前，商人相互竞争；'一战'后，他们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对抗消费者。"[41]"二战"期间，他们为无数战争诉讼咨询委员会效力，他们奖赏预备役军团委员会中的商人，催生了更永久的军事机构(10)。所有这些情况皆持续已久，也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企业行政官公开在政府行政部门担任要职。以前，他们更多是在幕后出谋划策，签署大量合同，现在是公开发声。
在消费和个人体验方面，企业富豪的新特权与伴随金钱而来的权力有关。但是，金钱的权力、经济地位的特权、企业资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都绝不会受制于企业和个人的积累和消费程度。事实上，企业富豪只是美国精英的一部分，就美国精英而言，消费品带来的权力重要性不及财富带来的机构权力。
1953年4月29日，在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凯（Douglas McKay）对商会朋友说："在座各位任职于代表工商业的政府机构时，[43]或当国防部长威尔逊坚称美国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一致时，需要就这些做详尽分析吗？"这些事件可能是政治错误----如果没有反对党的话，或可能会是----但同时不也揭露了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图吗？
五
有些行政官害怕政治认同像害怕中立的劳工领袖一样，他们属于第三党派。因为，企业富豪曾长时间接受培训，成为反对群体，他们中更具智慧的人略微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处在危险中了。在艾森豪威尔当政之前，这些权力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滥用。在他之后，权力的行使就不是那幺随意了。如果事情有差池，这些行政官----事情相关方----不该被问责吗？
"又一个偏见。"银行家高呼。[37]
但是，《财富》杂志编委会主席约翰·诺克斯·杰瑟普（John Knox Jessup）的观点是，企业可以作为自治政府体系取代各州过时的体制----从而填补中层权力真空。作为企业共同体的领导人，管理者有义务保证选民幸福。杰瑟普先生认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已经失衡："任何想要治理繁盛国家的总统，对企业的依赖程度至少与企业对它的依赖程度相当----甚至更高。他对企业的依赖与英格兰国王约翰对兰尼米德的地产大亨的依赖如出一辙，兰尼米德是《大宪章》的签署地。"[44]
"不，有，"拉斐尔说，"他们就是自己的刽子手！"
然而，总的来说，行政官属于企业富豪，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如果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是成功人士联谊会的成员，而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那幺他们就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没有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务实派"。他们不会未雨绸缪地思考问题，只对呈现出的方案做选择，因此必须从他们做的选择中判断他们的意识形态。
"他就是王......"巴尔扎克作品中的角色称，"他可以做自己选择的事情，同所有富豪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此后，对他来说，'所有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表述是印在法典首页的谎言。他不会遵纪守法，法律会服从他。对百万富翁来说，没有断头台、刽子手！"
在过去的30年里，事实上，自"一战"以来，政治人士和经济人士之间的区别在不断缩小；尽管在过去，企业经理不信任在政界资历深厚的同行。他们变化不定来去匆匆，因为当时的他们是不负责之徒。然而，越来越多的企业行政官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结果形成了几乎全新的政治经济，在政治经济的巅峰时期，诞生了企业富豪的代表人物(11)。
即使所有美国人都是痛苦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富豪更加痛苦。如果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富豪被排斥在幸福之外。整个社会似乎就是为金钱游戏设计的，如果那些赢家都不"幸福"，难道输家才幸福吗？难道我们必须相信只有生活在美国社会，但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人才能幸福吗？如果失败是不幸的，胜利是可怕的，那幺胜利的游戏实际上是一场可悲的游戏，因为这游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无法避免这场游戏。因为客观来说，退出当然意味着失败，客观上失败，尽管主观上认为没有失败----这近乎荒唐。我们必须相信美国富豪是幸福的，否则我们那甘愿付出一切的信念会动摇。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潜在价值中，只有一个是真正至高无上的、普遍的、正统的且完全为美国人接受的目标，那就是金钱，此处排除所有心理失衡的失败者。
企业富豪享有政治权力是显而易见的事，由此引发的问题与相关人士的个人诚信并无太大关系，与个人财富积累、声望提高和权力增加也没有太大关系。当我们发现上层人士普遍道德败坏，以及权力精英形成体系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但重要的政治问题是，这些事实是否能够进一步证明，企业富豪和所谓的政治委员之间存在结构性联系。
至于富豪的幸福感指数，既不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也不能被证明是虚假的。我们必须谨记，在金钱和金钱价值高于一切的社会里，美国富豪是大赢家。如果富豪不幸福，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幸福。而且，认为他们不幸福的人可能不是美国人。如果他们都不幸福，那幺在美国，成功的必要条件、所有健全人的抱负都会化为灰烬，而不是取得成果。
超级富豪和首席行政官、当地社会与都市400强中的上流阶层以及企业圈战略集团，已经在政治体系中占据了众多位高权重的位置吗？当然他们已经在蚕食政府，获得特权。但是他们曾经或现在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吗？不同于官方传奇、学术神话和民间传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但是是十分肯定的。
要想真正变得富有，必须掌握实现个人小创意和极端幻想的手段。"财富拥有巨大的特权，"巴尔扎克曾说，"最令人羡慕的是，它那激发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能力，实现各种奇想，加速感知的能力。"[35]和其他人一样，富豪和其他人一样，也许只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玩具更大、更多，而且可以一次性全部拥有(8)。
然而，认为政治机构仅仅是企业圈的延伸，或认为政治机构已被企业富豪所取代，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无论是简单说来，还是结构性事实，美国政府都不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它是由委员会编织的网络体系，除企业富豪外的其他级别人士也是委员会成员。诚然，职业政客本身是最难对付的人，但是军队高层，华盛顿的军界领袖是最新加入的委员会成员。
认为百万富翁不过是社会顶层的一个可悲又空虚的位置；认为富豪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认为成功人士是无意义的，生来就成功的人和富人一样，是可怜而卑微的，总之，认为富豪可悲的这些观点，不过是穷人与现实和解的一种方式。在美国，财富直接给人带来满足，以及催生许多更大程度上的满足。
注释
对极贫人群来说，生活必需品从未得到满足；对中间阶层来说，总有新的目标，不是必需品就是地位；对超级富豪来说，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难以实现的，在普通人受局限的方面，他们像当今的美国人一样自由。
[1]关于"管理革命"，参见James Burnham，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New York：John Day，1941）；关于伯纳姆观点的详细评论，参见H．H．Gerth和C.赖特·米尔斯的"A Marx For the Managers，"Ethics，vol．LII，No．2，January 1942；关于领导人家庭的理论，参见Ferdinand Lundberg，America's 60 Families，1937（New York：The Citadel Press，1946）。
但是超过一定的财富规模，会实现质的突破：富豪会意识到他们拥有得太多，完全不必考虑金钱：只有在金钱博弈中获得真正胜利的人才可以这样；他们不用挣扎。在金钱社会，可以说只有到那时才能实现自由。收购是一种经验，不再需要一个利益链条。富豪可以逾越金钱体系，逾越没完没了的单调工作：拥有得越多，就越难实现收支平衡，这已不再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这就是我们把富豪定义为个人消费者的方式。
[2]关于1951年和1929年的收入分配问题，参见Business Week，20 December 1952，pp．122-3；1929年和1951年的收入都是1951美元。参见Business Week，18 October 1952，pp．28-9。
在中层，金钱体系似乎意味着无穷尽的单调工作。人们永远无法赚得满足；今年8000美元带给你的好处，不会超过去年的6000美元。位于中层的人士怀疑，是否待他们赚到1.5万美元时，仍然会做着单调的工作，为金钱系统所困。
[3]关于改变后的收入分配背后的一些一般性经济事实的讨论，参见Frederick Lewis Allen，The Big Change（New York：Harper，1952）和Business Week，25 October 1952，p．192。
金钱体系底层的人永远没有足够的金钱，只够勉强糊口。在某种意义上，金钱体系下面的人，永远没钱是自己成为金钱体系的一部分。
[4]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局，"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Consumer Income，"Series P-60，No．12，June 1953，p．4。
毫无疑问，在当今金钱体系中的美国富豪里，这两种人都存在，但他们不是典型类型。对大多数企业富豪成员来说，金钱仍然是令人满意的交换媒介----实现各种各样具体目标的真正手段。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金钱可以买到舒适、乐趣、地位、美酒、安全、权力、经验、自由和无聊。
[5]1949年公告的收入数据是源于美国财政部国税局的计算，"Statistics of Income for 1949，Part I，Preliminary Report of Inpidual Income Tax Returns and Taxable Fiduciary Income Tax Returns filed in 1950"（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2），pp．16-19。
另一方面，对挥霍者来说，花钱消费是他们快乐的源泉。大肆挥霍不会让他们觉得开心，因为他们期待的安逸或享乐来自于自己获得的物品。无意义的消费行为本身就是他们的欢乐和价值所在，挥霍者以此来标榜他们不关心金钱。挥霍者的大肆消费显示他们超越了金钱观念，因而揭露出他们无比在乎金钱。
[6]在这81个收入为1到190万美元的人中，企业股利占的份额最大（42％和45％）。在20个收入2至290万美元的人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48％）是房地产和信托。这些赚30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资本收益占49％。然而，在最后这两个最高的群体中，红利是他们收入的次要来源，分别为39％和43％。参见同上，pp．16-19。
例如，守财奴喜欢占有金钱，挥霍者喜欢挥霍金钱。这两者都没有将金钱视为获取自由、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守财奴的乐趣在于自己的潜在消费能力，所以不进行真实的消费。他们非常紧张，害怕失去潜在消费能力，因而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能力。他们的安全感和权力体现在他收集的钱财上，以及害怕失去它，害怕失掉自己的一切。守财奴不仅仅是一个吝啬的人，也不一定仅仅是贪婪的人。他们是经济体系中无能的偷窥狂，对他们来说，为了金钱而占有金钱，不把金钱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这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他无法实施经济行为，金钱对大多数经济人士来说是一种手段，对守财奴来说是最高追求。
[7]同上一文献中，pp．45-7。
金钱获得的权力、基于这些权力的自由当然是有限的。像守财奴和挥霍者一样，富豪也有心理陷阱，会对他们的自由造成影响。
[8]1917年至1936年的百万美元收入的历史数据由美国国会国税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Internal Revenue Taxation）编制，"Million-dollar Income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8）。在1944年之前的年份，个人收入没有从房地产和信托中分离出来。如果将这些纳入1949年的收益中，并与1929年的513人相比，1949年将有1.45亿美元的收入。1939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家庭比例，参见 The New York Times（5 March 1952），美国人口普查局呈现的数据。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限制吗？
[9]"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e 1955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Federal Reserve Bulletin，March 1955，再版第3页。
什幺更有内涵的回答？自由是什幺？无论自由意味着什幺，都是指有权在自己想做什幺事的时候，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在美国社会，需要金钱才能获得权力，在自己喜欢的时刻以喜欢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来自权力，权力来自金钱。
[10]税收数据专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发现，最富有的1％的人口（标准下降到家庭收入仅为15000美元）的税后总收入所占的份额，从1928年的19.1％降至1945年的7.4％；但他谨慎地补充道："从我们的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用一种高度可靠性来构建预算以及发掘数据来检验几个假设，我们在这些方面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然而，他的数据是建立在"大升级"和"富人衰落"理论常用的依据之上的。这些数据涉及一定数量的"预算"和"调整"，这是可以详细讨论的；但是，重要的讨论应该关注他们"预算好的"数据。 从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知道的一小部分----征收重税的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中，我们严重怀疑，是否从19.1％下降到7.4％同样是一种说明，企业富豪很好地掌握了如何隐瞒他们的收入信息，从而不被政府知道，而不是一场"收入革命"。然而，没有人会真的知道，因为官方要求的调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参见Simon Kuznets，"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Occasional Paper No．35，pp．67和pp．59；还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由伊丽莎白·詹克斯（Elizabeth Jenks）协助，"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1953）。关于库兹涅茨对税收数据的不同解释采用的方法的一次辩论，参见J．Keith Butters，Lawrence E．Thompson和 Lyn L．Bollinger，Effects of Taxation：Investment by Inpidual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especially p．104。附带说一下，各种税收的收入比例----不同收入水平的哪些成员需要支付税费----最近没有仔细研究。然而，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格哈德·科尔姆（Gerhard Colm）和海伦·塔拉索夫（Helen Tarasov）对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的研究结果（Monograph No．3："Who Pays the Taxes？"see especially p．6）向我们透露了，年收入从1500美元到2000美元的人缴纳的税收占他收入的17.8％，只能节省5.8％；而年收入是他们10倍（15000美元到20000美元）的人，相比于他的高比例收入，他们所缴纳的税收比例（31.7％）只有不到前者的两倍，能够节省五倍多的比例（32.3％）。
但这些不是草率的回答吗？没有更深思熟虑、更有内涵的回答吗？
[11]任何给定年份的这种费用扣除减少了"消耗津贴"的数额，因为它们减少了净收入的规模，但它们不影响允许消耗的百分比。参见Roy Blough，The Federal Taxing Process（New York：Prentice-Hall，1952）p．318。截至1954年7月31日，所有企业都获得了消耗增加，而不是在整个使用寿命期内分期平均偿还购买的固定设备的成本，现在可以在其使用寿命的上半阶段扣除三分之二。参见The New York Times，22 July 1954，pp．1，10。
答案是否定的，没有限制。
[12]Time，2 November 1953，p．98.
但是他们所拥有的金钱不会对他们有一定的限制吗？
[13]关于赠与税，参见Business Week，7 August 1954，pp．103-104；和13 November 1954，p．175。
答案是肯定的，在他们的社交圈内，他们真的是自由的。
[14]Business Week，7 March 1953，p．143.
但是，他们真的自由吗？
[15]在上述引文中，关于家庭信托的内容，同样参见Business Week，9 October 1954，pp．175 ff.。
在美国，个人享乐与个人权力不受低收入和高税率的束缚。高收入者即使在纳完税以后收入依然很高，存在许多逃税和将税额最小化的方法。美国仍然存在企业富豪阶层，每年这个阶层都在被创新和维护，其中许多成员拥有挥霍不尽的钱财。物价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不必看菜单右边的价格；没有人对他们发号施令；除了自己强加的任务，他们不必做不合意的事情；他们不会因为成本面临两难的选择，他们不必做任何事。从一切迹象来看，他们是自由的。
[16]这些涉及基金的事实和报价来自于Business Week，19 June 1954，pp．167-9，173。
四
[17]Business Week，17 May 1952.在1952年，对大约164家有代表性的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它们中只有8％单凭工资支付高管薪酬，理查德·A.吉拉德引用，"They Escape Income Taxes--But You Can't！"American Magazine，December 1952，p．16。
我们并没有报道出企业富豪的所有特权，我们将视野主要集中在法律和官方判断的类型上。许多新特权----尤其是更高的薪水----一直为州长和政府高官所知和接受。官员享有免费居住的官邸，总统每年享有5万美元的免税开支，以及服务周到的生活区和行政办公区。但是，随着企业成为伴随着巨额财富的特权栖息地，随着个人富豪已经转变为企业富豪，这些较高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已成常态。在企业行政官心情比较愉快时，当他们将企业称之为"大家庭"时，我们可以真切地领悟到，他们是在维护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社会学真相。企业富豪共同享有的资产权力和特权，现在已经成为集体性的权力，拥有这些特权的个人最大的保障就是身为企业界的一员。
[18]Girard，op．cit．p．89.
"剧院工作人员估计，30％到40％的纽约剧院观众是利用公款消费的，这一比例关乎剧院生死存亡。"[33]而且，一位调查人员发现，他可以很肯定地说："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段，在顶级酒店、豪华夜总会和高级餐厅消费的人中，超过一半是利用公司报销账户来付款的，反过来是以税收减免的形式让政府买单。"该调查人员还坚持众所周知的事："报销账户可能会给即使是最受人尊敬的人带来潜在的罪恶、贪婪和虚伪。开支账目表一直被钟爱它们的享用者们视为'报销单'。填写开支项目被认为是与公司审计员斗智，将半真半假和完全虚假的报销项目正当化，无论审计员有多幺老羞成怒，都无法证明那些报销项目是假的。"[34]
[19]目前，这些股票期权仅仅向持有不到10％公司股票的高管开放；但是，有议论说到要放宽期权持有者的条件，包括大的股票所有者，虽然价格略高于市场价格，但这便于当新股发行出现浮动的时候，公司所有者和总经理可以保留公司股票的控制权。关于经理股票期权，参见Business Week，4 April 1953，pp．85-8；和 17 July 1954，pp．52，54。
虽然被普遍意识到，但没有被仔细研究过的是拥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报销账目。没有办法找到确切的答案，没有人知道，仅凭报销账目，新的特权阶层享有多高水准的生活，参与了多少令人沉醉的娱乐活动。"一家企业的副总裁，"经济学家理查德·A.吉拉德（Richard A.Girard）最近说，"被制定每年获得两万美元经费，用于一切他可能想参加的娱乐活动。合同规定，他不必对这笔钱的用途做细致说明。"[32]税务官员继续就报销账目的扣减情况与企业富豪进行博弈，但总体上都会坚持认为每个案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意味着没有既定规则，税务官有广泛的职责范围。
[20]Business Week，25 December 1954.
大陆汽车公司（The Continental Motors Corporation）在阿肯色州的迷失之岛（Lost Island）举办猎鸭探险活动。高尔夫、鸡尾酒、晚餐和夜间俱乐部，对当时已经是重要客户的行政官来说已经过时了。大陆汽车公司设立了一个"客户关系项目"，已经筹备了15年。这种别墅式的幽静销售场所，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行业，而不是消费品行业，总裁与总裁之间的大额交易会在这些场所达成。参与狩猎活动的是"总裁或副总裁，或者可能是陆军上将或海军上将"。在同一区域，至少有另外三家企业也开办高级猎鸭俱乐部。高层员工和客户通常是捕鸭、鹿和鲑鱼设备的顾客。[31]
[21]Business Week，19 July 1952。
佛罗里达州正在建造一个平均人口为3000人的度假小镇，它将全年出租给行政官和他们的客人。相关公司可以将其转租给员工，也可以将招待客户、召开例会或重要会议期间的费用，作为业务费用扣除。[30]
[22]The New York Times，17 October 1954，p．F3.
例如，在1910年，西弗吉尼亚州山上的白硫磺泉镇同巴港（Bar Harbor）和纽波特处于同一社交圈。1954年，拥有白硫磺泉镇的绿蔷薇度假酒店的切萨皮克与俄亥俄铁路公司（Chesapeake and Ohio Railroad）邀请上层行政官来酒店度假，这些行政官是该铁路公司实际上或潜在的托运人，他们对受邀深感荣幸。1948年，切萨皮克与俄亥俄铁路公司曾为接受邀请的商界、社交界、政界名人支付了所有费用，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以至于他们现在都愿意自费前往。该度假村全年运营，但是温泉节（Spring Festival）是一个大型的社会商业活动。[29]
[23]团体人寿保险，健康、意外、伤残和养老金计划在企业富人中越来越受欢迎。关于团体人寿保险和伤残的新趋势，参见Business Week，14 February 1953，pp．78，83；和26 September 1953，pp．120，122；以及24 July 1954，p．65。关于"保费分担"人寿保险，参见Business Week，24 July 1954，pp．64，65。
这些高薪族还可能获得昂贵的成人礼物，如汽车、皮草外套，以及获得便利，如冻结不是由公司直接启用的采购代理商及商务合同。所有这些在政治领域被广泛曝光和谴责(7)，但是，正如任何享有声望的企业行政官所熟知的，出于商业友谊赠送这些礼物属于常规做法，尤其是在大企业内部和各大企业之间。
[24]Business Week，20 June 1953，p．183.
大企业行政官通常享有，但从未上报税收部门的额外福利是：免费医保、俱乐部开销、精于税收的法律顾问和会计、金融和法律工具、款待客户的设施、私人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健身房、为行政官子女设立的奖学金基金会、公司汽车和行政官们的餐厅。[24]到1955年，在曼哈顿注册的凯迪拉克轿车有37％登记在公司名下，[25]在费城有20％为公司所有。"致力于维持行政官幸福感的公司，"一位可靠的观察家最近说，"为了取悦最大的客户，可以动用公司的所有资产，为商务旅行提供公司飞机，当他们在北方丛林打猎、捕鱼时，提供暂住的小木屋(6)。隆冬季节，在迈阿密举行会议。只要公司行政官愿意参加，就会免费为他们提供精彩的旅行和度假设施。公司行政官冬季前往南方，夏季前往北方，带着大量的工作或客户为他们的旅行进行辩护，继续欢度时光......行政官在家不工作时，出行也可以使用公司汽车以及司机。公司自然愿意为他们支付费用，参加国内最好的俱乐部，在高尔夫球场取悦客户，在最好的城市俱乐部共进午餐和晚餐。"[27]你可以随便说出个名目，然后享用它。越来越普遍的是：这一切对行政官来说是免费的，就像一笔日常商务开支一样，由公司报销。
[25]William H．Whyte，Jr.，"The Cadillac Phenomenon，"Fortune，February 1955，p．178.
对年收入和所持产业的检查，没有揭露出任何这种特权。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上层人士的额外福利。给予低薪族的"额外福利"----主要是私人养老金、福利计划、社保和失业保险----已从1929年的1.1％增加至1953年的5.9％。大型企业中行政官获得的"额外福利"[22]是无法精确计算出来的，但确定无疑的是，它们已经成为高额薪水的核心部分。或许正因为这些"额外福利"，企业富豪被确定为特权阶层成员。他们获得资产和薪水的企业，也被认定为特权衍生的根基。特权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消费水准，巩固他们的金融地位，应对金融体系的风云变化，影响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增加他们的安全保障，像企业经济本身一样强大。这些"额外福利"在增加富豪的财富和保障，实现避税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23]
[26]Business Week，11 June 1955，p．168和9 July 1955，pp.40 ff.
企业富豪是有产阶级富豪，但巨额产业不是他们拥有的全部；企业富豪能够累积、保持高收入，但高收入不是他们累积财富的全部。除了巨额产业和高收入，他们享有企业特权，是美国股份制经济中最新身份体系的组成部分。现在，企业富豪的身份特权是标准做法，虽然存在变化，但也是基本常态，属于获得成功的回报。对身份特权的批评，并未激起甘愿为此奋斗之人的愤慨之情，更不用说他们深深扎根的企业体制。
[27]Ernest Haveman，"The Expense Account Aristocracy，"Life，9 March 1953。最近研究的企业中的一个样本，约73％支付核心管理人员的全部或部分俱乐部费用，参见Girard，op．cit．p．88。
三
[28]The New York Times，22 February 1953，周新闻板块，"Journeys' End"。
行政官按当前市值或更低价格购买股票的期权非常有限，这可以为公司留住行政官；因为在规定的期限后，如一年，行政官就可以获得股票期权，或在更长的期限后，例如5年[19]，获得的期权只能购买数量有限的股票。行政官是没有风险的企业家，在获得股票期权时，就获得了一笔即期收益（之前的期权价格与购买股票时的市值之间的差额）。他出售股票获得的大部分收益，都不会被税务部门认定为应纳税的收入，而会以较低的资本收益税率来纳税。他完全可以借钱来利用自己的股票期权，然后在6个月后以更高的市值出售股票。例如，1954年，航空公司总裁的待遇----薪水、红利和退休金配额----约15万美元，但税后所得仅剩7.5万美元。几个月前，按照公司期权计划购买了1万股，如果将这些股票全部出售，那幺税后所得将为59.4375万美元。[20]在1950年通过的税收法案，使期权成为诱人的资本收益，其后所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六分之一在约一年内给予行政官股票期权。此后，这种做法开始流行起来。[21]
[29]Business Week，15 May 1954.
延期支付的经典案例或许当数某着名演员，可以要求连续3年每年支付50万美元的薪水，但是他安排在未来30年里，每年支付他5万美元，没人指望他在年近80岁时依然活跃在演艺圈。他将收入分摊到各年份，使收入保持在较低的税阶，减少了本应支付的近60万美元税收。[18]这种避税安排不仅限于演艺界，尽管它们更受瞩目：现在，就连最受人尊敬、规规矩矩的公司也在许多情况下，用这种手段来留住核心员工。
[30]Business Week，16 October 1954.
根据延期支付合同，企业数年内以既定薪水聘请人员，并同意在行政官退休后支付年金，只要他们拒绝为任何竞争企业工作。因此，行政官的忠诚度与企业息息相关，行政官可以将收入延缓到其他收入较低的年份，从而降低税额。例如，克莱斯勒集团的一位行政官最近签署了一份合同，未来5年他的年收入为30万美元，退休金为每年7.5万美元。最近退休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退休前年薪21万美元，现在退休金为每年1.4万美元，外加每年5.5万美元的"延期支付"。[17]
[31]Business Week，9 January 1954.
事实上，对于每一部向富豪征税的法律，他们都有办法避税或将税额最小化，但这些或合法或非法的运作，只是企业富豪享有的部分特权：企业联手利用政府的规章制度，设法直接为行政富豪补充收入，中饱私囊的手段花样迭出，表面领取中等薪水的行政富豪实则过着富裕的生活，而他们的缴税额却低于公平和公正的法律规定额度。这些特权运作如下：
[32]Girard，同上p．89；Business Week，29 August 195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设基金会，提高企业在当地和国内的声誉，同时鼓励对他们所在的行业展开研究。这些企业每年向基金会捐赠5％的利润，这部分利润无需纳税。富豪家族可以将企业大量股份赠予基金会，即使某位家族成员逝世，家族依然可以控制企业（福特公司是个例外，它们只考量相关金额与股份无关）。遗产税税率已经降低了，否则，继承人可能会被迫出售部分股份来缴税。一本商业杂志为行政官读者们给出了精明的建议："如果一个人的主要关切是，为自己的部分收入撑起免税的保护伞，以及为贫穷的仆人提供工作，那幺应该想方设法成立自己的基金会，无论是规模多小的基金会。然后，他甚至可以将所有收入用于基金会的运作"。[16]
[33]Marya Mannes，"Broadway Speculators，"The Reporter，7 April 1955，p．39.
25年前，整个美国的基金会不超过250个，如今有成千上万个。一般来说，基金会是指非营利性自治法人实体，以"为人类谋福祉"为宗旨。它们管理着由免税馈赠或遗赠过来的财产。实际上，基金会如同捐赠者的私人银行，为他们避税提供便利；获得基金会福利的"人类"，也往往是富豪们的几个穷亲戚。1950年的税收法案曾尝试堵住一些更大的漏洞，但缺乏信任度的基金会仍然占据一项优势：征税机关很难找到与它们相关的信息。税务人员抱怨，对于基金会提交的报告，他们没有时间和人力去核对哪怕一小部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凭直觉决定去调查哪家基金会，而且，1950年的税收法案也没有规定，基金会需向政府提交一切相关数据。
[34]Ernest Haveman，同上。
信托基金种类繁多，申请时的法律手续复杂而严格（实施起来受到的法律监管也相当复杂和严格），但是有一种短期信托，只需将资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事实上是放弃基金收益----长达十余年，然后，如果该信托基金满足所有其他要求，那部分收入就会免税。[15]
[35]Honore de Balzac，The Thirteen（New York：Macmillan，1901），p．64.
无论是当前的所得税，还是不动产遗产税，家庭信托基金都可以帮忙减税，因为信托基金的收入是单独征税的。除此之外，信托基金持续为资产所有者提供专业管理，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使资产在可管理的额度内完好无损，给资产提供最强有力的法律保护，而且实际上，让所有者辞世后继续控制自己的资产(5)。
[36]引自Look，9 February 1954。
尽管房地产继承税非常高，富豪们仍可利用其他手段来守住自己的金钱。比如，为孙辈设立信托基金，并规定他们一生都可以从信托基金中获得收入，即使这笔资产在法律上已经属于这些孩子。只有当孩子们（而非资产的原始所有人）辞世后，才需缴纳遗产税。
[37]Honore de Balzac，同上。
那些运作资金充裕的人，也可以购买免税的市政债券抵消税款；也可以将收入分摊给各个家庭成员，从而降低分摊之前的税额。在富豪的一生中，赠送朋友或亲属的资金总额超过3万美元，以及每年超过3000美元时，需要缴纳赠与税。但是若以夫妻的名义赠送，则该数额可以加倍。另外，他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无需纳税的捐赠，例如，将高达20％的年收入捐给知名慈善机构，这部分资金不会被当作收入来征税，这项捐赠能为他们的余生提供保障。他们可以将基金的本金捐赠给知名慈善机构，并继续从这笔本金中获得收入(4)。如此一来，富豪们便能立即减少所得税申报额，也可以减持不动产中需缴纳遗产税的部分。[13]
[38]参见，例如"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Study of Monopoly Power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House of Representatives，Eighty-first Congress，First Session，Serial No．14，Part 2-A（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p．468-9。
除资本收益外，最有利可图的税收漏洞，可能要数油气井和矿藏的"耗减优惠"。来自油井的5％到13.5％的毛收入，但不超过资产净收入的50％，每年可享受税收减免。而且，所有油井勘探和研发成本都可以直接扣除，而非在油井生产寿命期内，将其资本化或折旧。[11]与免税比例相比，这项特权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当资产完全折旧后，油田的机器仍可继续使用。
[39]Theodore H．White，"Texas：Land of Wealth and Fear，"The Reporter，25 May 1954，pp．11 and 15；关于休·罗伊·卡伦，参见The Washington Post，14 February 1954。
或许在保住当前收入方面，最大的税收漏洞是长期资本收益。当军人出版了一部畅销书或请人为他写了一部畅销书时，当商人卖掉自己的农场或12头猪时，当行政官出售自己的股份时，获得的利润不会被当成收入而是资本收益，也就是说，这些途径的税后利润是等额工资或红利税后所得的两倍。而且个人只需为一半的长期资本收益纳税。需要纳税的那一半按照个人全部所得的累进税率进行缴纳，但是最高税率不得超过52％。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资本收益的纳税额都不会超过总收益的26％。包括收益在内，如果个人总收入处在较低的纳税范围内，纳税额将会更少。但是当资金流转负时，资本损失超过1000美元，该损失可用来抵消前五年或后五年内的资本收益（损失低于1000美元，可以直接从普通收入中扣除）。
[40]The New York Times，11 October 1953，p．65．"哈特政治活动法案（The Hatch Political Activities Act），"《纽约时报》写道，"使得给予任何一个国家集团超过5000美元的行为是非法的。但是，它允许个人向任何一个单独组织放弃该金额，并允许每个家庭成员单独捐款。"
在税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豪们非常精明，想方设法获得收入或收入带来的事物和经验，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企业富豪的纳税方式更加灵活，相比于中下层人士，他们有更多机会可以钻法律的空子。高收入者会自己想办法避税，或者通常会雇用专家来帮他们出谋划策。依靠资产、创业或专业技能创收的人，或许跟比较贫穷的工薪族一样诚实或虚伪，但在经济上，他们更有胆识，他们拥有更多机会和更加高超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接触到避税技巧最高的人：比如战绩赫赫的律师和经验老到的会计，他们将税务当成科学和博弈，非常专业。这种情形的本质决定了我们无法精确证明，但是我们很难否定这样一条通则，即收入越高、收入的来源越多样，就越有可能实现逃税。很多企业富豪的申报金额都不准确，都对征税机关合法或非法地耍了花样，大量非法收入完全没有进行申报。
[41]Harry Carman和Harold C．Syrett，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Knopf，1952），vol．n，p．451.
我们掌握的收入统计数据几乎全部来自税务部门的申报情况，因此，未能充分反映企业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事实上，特权造成了一个重大差距，即免税。这种特权十分普遍，让人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革命"上，据说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存在"收入革命"。如上文所述，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依照所得税申报记录来判定富人的财富占比下降难以令人信服。[10]
[42]Jonathan Stout，"Capital Comment，"The New Leader，5 December 1942.
二
[43]引自The Reporter，25 October 1954，p．2。
报税的高收入阶层中存在人员流动，具体人数每年都在变化。1929年，税率没有如今这般高，申报高收入的损失没有现在大，高收入申报人数比1949年多出千余人，收入高于10万美元的申报人数达14816人。1948年这一数字为16280人，而1939年仅为2921人。[7]但是，从1929年到1949年，有一群非常富有的中坚分子，收入水平始终居高不下。比如，1924年，有75人年收入逾百万，其中五分之四的人在1917年至1936年间至少有一年的年收入逾百万。能在一年内赚上百万的人，自然在随后的一两年内也能做到(3)。在"二战"后的10年里，在金字塔底部，只有3％到4％的人拥有1万美元流动资产。[9]
[44]John Knox Jessup，"A Political Role for the Corporation，"Fortune，August 1952.
收入水平越高，资产越重要，工资占比就越小。因此，1949年，有120人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其中94％的收入来自资产，5％来自企业利润，1％来自工资。这120人收入来源的资产类型各不相同。[6]但是，除去相关法律安排，那些高收入人群赚取的巨额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企业资产。这是所有富豪如今都是企业富豪的首要原因，也是富豪与逾99％的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人之间的主要经济差异。
(1) 这个变化----在1936年至1951年产生的影响更具决定性----大体上由以下几个经济因素促成：[3]（1）就业相对充分，将战争期间及战后的所有谋职者，都变成了工薪阶层。（2）家庭收入成倍增加。1951年，夫妻双方都参加工作，收入低于2000美元和高于15000美元的家庭都不足16％，但是在收入介于3000至9999美元之间的家庭中，参加工作的已婚妇女所占比例由16％逐步增加至38％。[4]（3）在二三十年代，大部分贫困人群都是农民，但现在农民在穷人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在政府的各种补助下，农民富裕起来了。（4）工会的压力，使薪资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不断上涨。（5）三十年代的政府福利项目，如出台最低工资标准、为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为失业者和残疾退伍军提供抚恤金，为家庭收入构筑一道底线。（6）当然，四五十年代的繁盛背后，还有结构性战争经济。
年收入10万美元是产业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一个标准水平：年收入在10至99.9999万美元的13702人，他们三分之二（67％）的收入来源于已有资产----股票红利、资本收益、不动产和信托基金。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由首席行政官和顶尖企业家瓜分。
(2) 1949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纳税人，86％的收入来自工资，9％来自于经商所得或合伙收益，只有5％来自所拥有的资产。退股所得属于收入的一部分，对年薪在1万到10万美元之间的人来说十分重要。他们34％的收入来自商业利润，41％来自于工资，23％来自资产（2％属于杂项收入，如年金和退休金）。
1949年，13822人向政府申报不低于10万美元的收入。[5]我们以年收入10万美元为基准，区分已申报收入的企业富豪，选取这个数字并不武断，钻石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仍是事实，无论各收入阶层的人数是多少；尤其是中高收入层，年收入越高，资产收益所占比例越大，工资和退股占比越小。简而言之，高收入富豪仍是那些有产阶级，而低收入者以工资为生(2)。
(3) 当然，这些数字只是粗略表示巨额资金的含义，因为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情况。任何特定企业富豪的数量，以及上百万美元收入的具体数量，都与税率和企业界的利润水平有关。在低税率和高利润时期，申报的百万美元收入可观：1929年是理想的一年，估计有513人向政府申报逾百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达百万美元的人的平均收入为236万美元，税后平均收入为199万美元。在萧条的1932年，只有20人申报的收入在百万美元及以上；1939年，全美四分之三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45人申报的收入达百万美元。然而，在战争时期，收入达百万美元的人数随着收入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1949年，利润和税率都很高，有120人向政府申报达百万美元的收入，他们的平均收入为213万美元，税后为91万美元。但是，在1919年，税率和利润都高，尽管利润有所下降，只有69人挣了百万美元，税前平均收入为230万美元，但税后仅剩82.5万美元。[8]
20世纪中叶，在美国经济的最顶层，约120人年收入达到100万美元或更多。紧随其后的379人，年收入为50万到100万美元。其次，约1383人年收入为25万到49.9999万美元。接着，年收入在10万到24.9999万美元之间的是一个更大为庞大群体，共11490人。
(4) 例如，一个人可以将价值1万美元的股票给予神学院，由于可以节约税收，事实上，他只用花费4268.49美元。估算一下，十年后，股票增值到16369.49美元，这个人会获得6629美元的收入，是他给予神学院股票价值的50％还多。当然，这个人过世以后，该神学院将拥有这些股票并获得收益。[12]
在战争期间及随之而来的战备热潮中，许多经济力量在发挥作用，使一些底层大众一跃成为曾经的中等收入人群，使一些曾经的中等收入人群，成为中上等或上等收入人群。实际收入分配发生变化对中下层人士造成了影响，当然，他们不是我们现在的直接关注对象。我们的关注对象是高收入人群；那些经济力量对收入结构的影响，并未改变富豪具备的决定性作用。
(5) "以一位已婚人士为例，"一份执行官杂志详细解释道，"他的可征税收入为3万美元，包括一份2.5万美元投资所获的1000美元的收益。这1000美元的收益税后仅剩450美元。每年以4％的复利累积达10年，他的家庭至多可以累积5650美元。但是，假设这个人将2.5万美元的投资转为短期信托基金，如果安排满足具体要求，该笔信托金需要为每1000美元的收入支付200美元的税，剩下800美元。10年后，可以累积收益达9600美元，是没有信托金情况下收益的70％......（在每个州都允许这样做）在信托金终止的时候，这个人可以拿回2.5万美元，以及未实现的增值。累积的收入会进入信托受益人的账户----一个在他的家庭中处于低税收地位的人。"[14]
在四五十年代，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得更像中间凸起的钻石，而不是底部扁平的金字塔。将物价变化和税率增高的因素考虑在内，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家庭比例，从1929年的65％降到了1951年的46％；收入在3000至7500美元的家庭比例，从当时的29％增至现在的47％；但是，在1929年和1951年，收入超过7500美元的家庭，所占比例基本相同，在6％到7％之间(1)。[2]
一
(7) 例如："在过去的两年中，有300多位国会议员到国外旅行，估计花费了纳税人逾350万美元。毫无疑问，许多公费旅游都是有益的、合法的实情调查旅游和检查，其他的则无疑是一些豪华的免费游。上周，众议院法规委员会（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ules Committee）发布通告对公费旅游保密。该委员会声称计划只批准外交部、国防部和岛屿事务委员会（Insular Affairs Committees）成员的公费国外游。上周围绕国会的一个笑话是，"《纽约时报》总结称，"今年夏天要在巴黎召集到通常的法定人数将是很困难的。"[28]
老派富豪是指以家族为基础的有产阶级，通常植根于当地大城市。除上述人群外，企业富豪还包括那些"高收入"者，这里的"高收入"包括高级行政职位所具有的特权。因此，企业富豪包括都市400强的富豪成员、拥有巨额美国财富的国家级富豪，以及大企业的首席行政官。在企业财产时代，有产阶级成为了企业富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吸纳了管理和政治立场更强的新成员。这些成员有意识地认识到他们所代表的企业圈。他们享有尊贵的地位，在美国社会最稳定的私营机构中获得了特权。他们之所以是企业富豪，是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大型企业圈，获取金钱、特权、债券、优势以及权力。如今，所有老派富豪或多或少成了企业富豪，新一代拥有特权的人也成为了其中一员。事实上，在美国想要成为富豪或保持富豪身份，就必须想方设法活跃在企业富豪圈。
(8) 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曾主张以900万美元的价格从弗洛伊德·奥德姆（Floyd Odium）处收购雷电华电影公司（RKO）。"我需要这家电影公司如同我需要天花一样！"在被要求解释他的动机时，休斯严肃地回答称："......我从弗洛伊德·奥德姆那里购买雷电华电影公司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在我们讨论收购的详细细节时，有许多飞机降落在他位于印第奥（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36]
在美国资本主义近来的发展过程中，上层资产阶级的持续情况没有出现任何显着的中断。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代都有新人加入，也伴随着不为人知的流动率。特定类型人数所占的比例在每个时代都不同。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经济和政治领域存在着显着的持续性利益，这些利益属于那些维护和提升它们的高层经济人士。上流阶层有几个指向一致的趋势，它的主流趋势明确指出，世界的延续与企业富豪的延续是一致的。因为现在这一阶层牢牢掌握了巨额财富的根本权力，无论他们是基于合法的所有权，还是合法的管理控制。
(9) 位于共和党捐款榜单前列的是洛克菲勒家族（$94000），杜邦家族（$74175），皮尤家族（$65100），梅隆家族（$54000），韦尔家族（$21000），惠特尼家族（$19000），范德比尔特家族（$19000），戈莱特家族（$16800），米尔班克家族（$16500）和亨利·R.鲁斯（$13000）。位于民主党捐款榜单前列的是纳什维尔的韦德·汤普森（$22000），肯尼迪家族（$20000），费城的艾伯特·M.格林菲尔德（$16000），宾夕法尼亚州的马修·H.麦克洛斯基（$10000），和马歇尔·菲尔德家族（$10000）。[40]
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家族层面，巨富仍然在美国上层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公司的行政长官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由于有产阶级重组，同高薪族一起形成了拥有特权的新企业圈。有产阶级管理重组的意义在于，使特定公司、行业和家族狭隘的产业利益和利润，转化为一个阶层更广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如今，富豪在企业中的地位，为他们带来了私有财产制度固有的权力和特权。
(10) 对"二战"期间华盛顿的象征性领取微薄薪金者身份背景展开了调查，调查表明给政府提供贷款的行业，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是金融专家，不是在生产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在战时生产委员会（WPB）的销售人员和采购代理都是由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负责，他是华尔街前投资银行家。那些在工作上有特殊技能的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在战时生产委员会发现十分有必要开始一门特殊的培训课程，教授他们工业生产方面的基础知识时，他们给出的借口让人震惊......我们发现象征性领取收入的人用公司销售员和采购代理的工资单给战时生产委员会做假账。这些象征性领取工资的人应该是高层管理专家和金融专家给政府的工业贷款，帮助打赢战争。现在，行业高层管理由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生产专家和金融专家......生产专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2]
六十个名门望族没有掌控美国经济，从这些家族手中篡夺权力和特权的经理人也没有发起无声革命。把这两个现象描述为"美国六十大家族"或"管理革命"都是不全面的，更为充分的表达是，有产阶级进行管理重组，形成了团结一致的企业富豪阶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