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电视摄像机！”
“全是大众，”另一个人仔细辨认着。走在前头的，是车窗贴膜的黑色大众轿车。后面跟着驶来一辆警用摩托和一辆警用轿车，其后是一辆大卡车，上面的巨大平台可以像机关枪一样随意转动。
领头的两位自行车手呼啸而过，一位是智利人，另一位是玻利维亚人。半分钟之后，车手群一闪而过，围观的人群甚至来不及反应。没有人知道走在前面的是哪国运动员；运动服上没有汉字；车手们的脸模糊不清。刹那间，围观的人群出奇地安静，随后，大家看见一长串保障车开了过来，不禁欢呼雀跃。
“来的是轿车！”
“顶上怎么放着自行车？”
这时，人群朝着路障拥了过去，大街上已经空了好长时间。“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用来维修呗。”
老张下棋的时候，使用扇子的模样活像一位大师。他收拢扇子陷入沉思，每走一步便会得意地展开扇子。下至尾盘，眼看自己大势已去，他手中的扇子仿佛发怒似的不停扇动；不过，老人依旧一言不发。终于，他微笑着认输了。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他们终于撤掉了棋盘。
“每一辆车都插着旗帜——你看！”
离自行车项目开赛还有二十四分钟，在三拨人先后吩咐两位棋手收手之后，小张终于举手认输。他耍起了北京范儿： 把棋子狠狠地扔到地上，然后大声说道：“老张耍赖！”不过，他们随即又开始了第二盘。至此，已经有了十五名观棋者，其中包括四名身着制服的治安志愿者。间或，一个手拿国旗贴近臀部的便衣踱过身来围观上三五分钟。
“那不是大众。”
“我让你捡个便宜！”
“我觉得是斯柯达。”
啪！
“绝对是斯柯达。”
“对，对！这一步走得很对！”
“还有救护车呢！”
“我要突围！突围！”
大家对走在最后的救护车行了好一阵注目礼。一连数分钟，大街上空无一物，随即仿佛开始了另一场比赛。打头的是一辆破旧的人力脚踏车，拉着一大捆碎木片。一辆普通自行车紧随其后，再其后是一辆本田出租车。然后是一辆拉着桶装水的大卡车。一连串单数号牌： 1、7、5、9。围观的人群散开；志愿者们拆除路障；老张迈开脚步去吃午饭。“还不错，”他说的是自行车赛。之前，他向我展示了扇子上印着的题字，那是一首名为“莫生气”的诗歌。
啪！
“它提醒我，下棋要保持心态平和，”他说道。诗句的开篇这样写道：
“我就喂你的马吧！”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
啪！
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
不过，跟官僚体制一样，象棋在中国的出现远早于奖牌举足轻重的时代。中国象棋确实有体育运动的感觉，观棋同样如此。这项运动甚至有固定的角色定位。一般至少有一位观棋者，每走一步他都要给出建议。另一位观棋者则会等着这一步走出后再下评论。这对观棋者而言是一种双人比赛——教练员和评论员——这样的双人比赛有时甚至能让两位棋手诉诸武力。不过，即便有武力，也直冲着棋盘而去。雍和宫前，老张和小张每走一步，都要把木质棋子砸得啪啪直响。
当我告诉魏嘉我有多余的击剑比赛门票时，他问我是哪一类击剑。十一岁的魏嘉是魏子淇的儿子，是三岔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有佩剑、重剑和花剑，”他十分内行地说道。“不同的剑有不同的规格和形状。”
这一次挥动的扇子更带有藐视。年轻的志愿者似乎并不愿意招惹这样的老人，于是棋赛继续进行。至此，棋盘周围聚拢了七个人，其中一个人告诉我，老张是附近一带下得最好的棋手。在中国，象棋也是一个体育项目： 跟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一样，中国象棋协会受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领导和管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管理桥牌、围棋、飞镖和中国拔河协会。也许这样的体育运动观含混不清，但有助于人们把体育总会想象成广义的竞技性娱乐活动的组织单位。在这个伞状组织的领导之下，有些协会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到奥运会上跟外国人较量。所以，中国人在某些非普及项目上的成绩出类拔萃，并于2008年在普通民众很少接触的项目上取得了那么多块金牌： 射箭（一块金牌）、帆船（一块金牌）、射击（五块金牌）、举重（八块金牌）。他们在皮划艇项目得到一块金牌，对于中国人这种水上运输方式如同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战斧。这是官僚体制的胜利，谁都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天安门广场至长城脚下的范围内组织起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并根据其阶层和身份的细微差异用服饰加以区分，那么他们肯定能挑选出一名女子，并培养她夺得RS： X级的帆船帆板冠军。（她名叫殷剑。）
跟全北京市的中小学生一样，魏嘉也领到了一本《小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的课本。课本一开始讲的是奥林匹亚（“草绿花香”），接着是希腊人裸体摔跤的漫画场景，一直到巴伦·顾拜旦。其中一章专述芬兰长跑选手帕沃·鲁米；另一章则讲述约翰·阿赫瓦里，这位坦桑尼亚的马拉松运动员在1968年因为最后一个跑完全程而显现出伟大的体育风范。关于中国著名的跨栏跑选手刘翔的那一章不禁令你希望本书的发行会给他带来好运：
“我们知道，”老张说道。“这一盘马上就下完。”
刘翔身体健康，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很少受伤，这一点对运动员来说很不容易。
他手里有一把印着黄色题字的扇子，他握着扇子打着手势，轻轻一挥表示这盘棋很快就要下完。这位志愿者的等级不高——没穿ClimaLite——只是耸耸肩便走开了。几分钟后，北京奥运会的正规志愿者走了过来。“你们要搬走，”他说道。“这里要举行自行车比赛。”
魏嘉的父亲接受了我请他们观看比赛的提议，儿子感兴趣是原因之一。我们观看的第一场比赛是赛艇，魏子淇在比赛的头一晚给我打电话探讨了雨衣的问题。“他们会不会免费发放？”他问道。
“等我们下完这一盘，”老张说道。
“我想不会吧，”我回答道。“人家为什么要免费发放？”
有两个人在人行道上下着象棋。他们围着一块木板相对坐在小凳子上，对越来越多的围观人群毫不在意。两位棋手即便注意到了便衣也没有表露出任何神情——对此，北京的居民们早就习惯了从容面对。这里是棋手的地盘： 上有大槐树，后有八达岭皮鞋店。其中一位棋手张永林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的对手是一位退休的汽车机械师，名叫张有志。两位棋手并不沾亲，当地人称他们小张和老张。自行车赛开赛前四十分钟，一位志愿者要他们赶快搬走。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说道。“看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披着同样颜色的雨衣。”
开幕式后举行的第一项比赛是公路自行车男子组的比赛，这也是少有的不要入场券的比赛项目。比赛的起点设在城区，蜿蜒向北出城后，一路向长城进发。雍和宫门前的整条街道和人行道之间设置了金属路障。工作人员穿着ClimaLite，相互间隔十余米。还有T恤上印着“首都公共秩序维护者”的本地志愿者。围观的人群里充斥着便衣警察。在中国，便衣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 三四十岁的魁梧男子，穿着纽扣式衬衣、黑色裤子和廉价皮鞋。他们几乎清一色留平头。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溜达，盯着固定的目标。为了敷衍了事的掩饰作用，比赛围观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分到了小国旗，只是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使劲挥舞。他们拿着国旗的手靠近臀部，仿佛握着武器随时准备射击。
尽管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报道，我还是错过了这一细节。我说也许哪里都可以买到雨衣，但魏子淇更敏锐。“不能打雨伞，对吧？”
美国自行车选手就戴口罩行为作出道歉
这倒是真的，因为安全的原因。
普京盛赞奥运准备工作
“那么，既然不让大家打伞，”他说道。“也许他们会发放雨衣。”
京城传递火炬，市民热情高涨
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逻辑，但我们第二天在北京城外三十来公里的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经过安检之后，碰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女子正在派发廉价的塑料雨披。每场比赛都会这样——组织者对自己的观众了若指掌。中国人对免费赠品情有独钟，随时有志愿者免费发放各种物品： 塑料旗、廉价的硬纸板望远镜、印有麦当劳图案的扇子。他们也分发小册子，讲解各个项目的比赛规则和观赛礼仪。（观看排球赛：“提倡在比赛的适当时间鼓掌。不许发出嘘声和倒彩声。”）特许商品的价格便宜得出奇。中国人喜欢干吃的方便面只卖两元钱。一听冰冻啤酒五元。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来到击剑馆，花三十元能买到半打百威啤酒。不过，没有一个中国人购买啤酒。中国人很少花时间观看比赛，也没有在球场喝啤酒的习惯。购买啤酒的似乎多为外国人。
自行车运动员们通过行李检查和海关的时候仍旧戴着口罩。电视工作者们早就守在出口处，他们这番模样一出现就引起了短暂的骚动。不到一天，这帮运动员就通过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表了致歉信。致歉信上写着：“我们并不想侮辱北京奥组委，以及众多竭尽全力改善北京空气质量的其他人士。”我来到三岔村值守路障的那一天，致歉信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头条：
中国人看得很专注。他们一改大街上的松懈和拖沓，毕竟都花钱买了票，而且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大家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往往沉默不语，仿佛在紧张不安地琢磨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随即，尤其如果出场的是中国运动员，他们会高声尖叫。在男子佩剑的预赛阶段，比赛开始了一个小时，在我和魏嘉前三排的地方有人打了一架。一场戏中戏啊： 作为背景的赛场上，巴西选手伦佐·阿格里斯塔正在对着意大利选手路易吉·塔朗迪诺狂劈猛砍，两个中国人站起来互朝对方大打出手。他们看起来都是中产阶级，其中一位还带着孩子。在中国，公共场所发生纷争司空见惯，而且往往伴有不知所云的破口大骂。但击剑馆发生的这一场斗殴没有序曲，也没有重唱，只相互对打了十来秒钟。等到ClimaLite出现的时候，两个人一言不发，志愿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两个人坐在那里，因为怕被赶出去而沉默不语。我从邻座那里知道，两个人的争端是因为视线问题。
运动员们默不作声，全都聚成一堆，活像暴风雨来临前待在空旷地带的牛群。四位自行车运动员戴着口罩，鼻子和嘴巴都被遮了起来，仿佛穿了一副盔甲。迈克尔·弗里德曼说，口罩是运动队发放的，主要是考虑到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有人说我们应该戴口罩，”他说道。他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其他运动队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不过，他们也没穿压缩式紧身衣。“我想，没有必要冒风险吧，”弗里德曼一边耸肩，一边对我说道。
坐我边上的女子名叫王萌，是个农学研究生。她的门票是一个朋友一年前在网上购买的。门票的票面价值是三十元；我问她愿不愿意以两千元的价格把票卖掉，她摇了摇头。“观看奥运会的机会只有这一次，”她说道。前半个小时她几乎都在和邻座耳语，试图弄清楚击剑手的头盔发亮究竟是什么意思。
请注意： 边检人员通常会在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拿走你的护照和奥运会身份与注册卡。
我以往一直不喜欢在中国参加体育活动，因为民族主义有时显得非常狭隘。很少有人关心运动本身；胜负才是关键，运动过程中很少能体会到乐趣。但奥运会让我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魏嘉的妈妈曹春梅说的都是比赛项目带给她的种种感受。“很平和，”这是双人跳水项目给她的感觉，而摔跤项目让她紧张不已。她觉得“鸟巢”，也就是北京国家体育场很“乱”。“就应该是这样，”她说道。“真正的鸟巢也是这么乱。”她最喜欢的还是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我告诉她，水立方整齐划一的外墙装饰酷似水泡，她并不赞同：“没有那么大的水泡。”她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这儿给她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其他的要点性提示略带不祥的语气：
崭新的顺义水上公园开始也让她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她既不会游泳，也不喜欢坐船。（我问魏子淇会不会游泳，他回答说：“一点点。”）突然下了一会儿小雨，一家人穿着免费的雨披坐在那里显得特别高兴。乡下人出门喜欢一身轻——魏家人进城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连计划住在城里陪我多看几个项目的魏嘉也两手空空。观看完比赛，我们跟他的父母亲分手后坐上了出租车。我让驾驶员推荐一下顺义的餐馆。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与各自的代表队或本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走散，因为我们发现，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身着蓝色制服的）志愿者有心帮忙，但却带着部分运动员走散了。
“金百万不错啊，”他说道。顺义离北京三十来公里，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特大城市周边，这样的小城市比比皆是。顺义的居民从前是农民，现在正告别农民身份，即将获得别的身份。当地官员对于主办赛艇、独木舟和皮划艇等奥运项目感到十分自豪。满大街都拉着标语，上面写着“文明顺义/奥运顺义”等词句。位于市中心的金百万餐馆在入口处镶嵌着玻璃，摆放着四百九十三瓶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餐馆中央有一只巨大的水箱，里面养着十多条鲨鱼、两条甲鱼，还有一位穿得像美人鱼的女子。除了一条长长的鱼鳍，这个女子还穿着比基尼上衣，戴着面罩和鼻夹。边上的标语写着：“首都顶级美人鱼秀！”水箱呈圆形，那个女子跟着鲨鱼和甲鱼不停地游动转圈。跟魏嘉一起出门的好处，是他总能够提出我想问而不敢问的各种问题。
飞机飞行了十三个小时，我们在北京机场的第三航站楼受到了身着ClimaLite的志愿者们的欢迎。同时还有美联航的代表向所有的美国运动员分发信息单。除了其他事项，信息单就奥运志愿服务进行了专门提醒：
“那个女的在水里做什么？”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魏嘉十分关切地问道。
自行车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穿着白色压缩式贴身紧身衣，外面套着T恤和热身服，每过一会儿便有人站起身来，到过道上踱几步或者伸伸腿。889航班成了他们的室内自行车赛场： 走到卫生间，在舱门处掉头，低头从垒球队边上走过，再折回伯利兹队座位处。就在这一来一回走动中，迈克尔·弗里德曼与我迎头相遇，他计划参加两星期之后的男子场地自行车赛。他是一个友善的人，二十五岁，蓄着棕红色头发，胸部粗壮。“这样可以防止淤血，”当我问起压缩式紧身衣和来回踱步时，他这样解释道。“我们不可以坐得太久。”
“她在表演啊，”服务员回答道。
一旦登机，团队立马土崩瓦解。电视工作者们跟着委内瑞拉奥委会委员一同消失在头等舱和商务舱。坐在经济舱里的两位伯利兹运动员一言不发。美国运动员绝大多数乘坐的是豪华经济舱。垒球队坐左侧，自行车队和花样游泳队坐右侧；如果这不算是压舱石，至少也很类似。“联合航空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欢迎所有运动员登机，”飞机一起飞，机上广播就传来了飞行员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我在此转达女子垒球队的意思，”他说道。“她们想说的是：‘祝所有穿着紧身衣的男同胞们好运！’”
“鲨鱼怎么不咬她？”
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我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889号航班从旧金山飞到了北京。该航空公司是美国奥运代表队的赞助商，旧金山的登机闸门已经有了赛前氛围： 大家在出发线前挤作一团，随即自然而然地分散成各个小组。美国女子垒球队来了，花样游泳队也来了。美国场地自行车选手集中在了可以俯瞰停机坪的窗子边上。两位伯利兹选手穿着相同的黑绿相间运动服。委内瑞拉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位老者，打着蝴蝶领结，拄着一根拐杖。电视台的人很容易辨认出来——个子高大的金发女子皮肤光洁，手里拿着黑莓手机。著名的体育节目解说员吉姆·格雷将为全美广播公司全程主持奥运节目，此时正在航站楼里来回地踱步，避免跟任何认出他的人进行眼神交流。
“因为它们吃饱了，”她微笑着很有把握地说道。“你只要把它们喂饱了，它们就不会咬人。”
眼看临近午夜，他们还在说天气的事儿，于是我起身回屋子睡了。后来，我听说8月8日凌晨两点钟左右，有第一辆车驶过了路障。车牌尾号是“2”——驾车的北京市民决意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二十四小时。同一天，政府向天空中发射了碘化银弹，以保证开幕式期间绝不下雨。凌晨五点，我因为时差醒了过来，又回到了路障。路障边上，魏子淇正坐在自己的车里呼呼大睡，晨光洒在了军都山上，如此宁静的场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让那一天不同寻常。
魏子淇后来告诉我，我跟魏嘉在水上公园坐上出租车之后，我们身后的出租车拒绝他们两口子上车。当时的出租车排了一长溜，但驾驶员们早就被要求，只能拉外国人： 中国观众只能等着坐公共汽车。魏子淇跟我讲的时候只是笑了笑，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
村民们的闲聊似乎戛然转了方向，颇像老鹰遇到了看不见的气流，不过他们终究会回到某些话题上来： 食物、天气、金钱。高永福跟我们说起了天气——云层很厚，但他说政府不允许明天晚上有雨。“他们可以让其他地方下雨，”他说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是高科技。”
2001年2月，北京正在申请奥运会主办资格，我跟随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对首都进行了最后一次巡察。整整三个小时，我们的车队穿城而过，对可能修建奥运场馆的地方进行了考察，每到一处，交通信号灯犹如神助一般变成了绿色。（中国人在前一天已经演示过，所有交通信号灯都可以在该市的交通控制中心实现远程控制。）考察线路两侧成百栋房屋的立面刚刚被涂成了鲜艳的颜色。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工人们的粉刷面积达到二千六百万平方米，相当于把半个曼哈顿粉刷了一遍。
“我觉得不行。这是在中国！”薛金莲沉默了一会儿。“中国人天生聪明，”她终于又说道。“问题是没有钱。你看人家美国，很多顶尖的科学家都是中国人。我们这里聪明人不少，可如果钱不够，人家终究要走的。”
即便是异议分子在那个时候也支持申奥，以期待奥运会带来政治变革。据报道，国际奥委会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国际奥委会多名委员认为，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推动了韩国的改革步伐。“他们的政府究竟会怎么做？”曾经担任国际奥委会顾问的一个美国人在2001年时这样问我。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告诉我，主办方曾经考虑过，但最终放弃了“伟大长城，伟大奥运”这样的口号。七年后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也能举办奥运会。考虑到现在安排了五千多位农民防止外国人登上长城，当时关于那句口号的决定似乎也是非常明智的。
“对，人家肯定管得了。”
自邓小平上台以来，中国逐渐接受了外部世界，不过仍然存在害怕和担心。奥运会无疑有助于增加开放程度，但举办体育比赛并不会开启任何政治变革，正如它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基本观念。很久以前，中国人便已经学会从容冷静地面对重大事件，所以他们才能在“文革”时代幸免于难，并熬过四川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这种顽强的精神在各个比赛项目中都得到了体现，尽管你得首先弄明白究竟往哪里去看。在安之若素的跳水选手身上，在坚毅顽强的举重选手身上，在步调一致的体操选手身上，你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精神。中国运动员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从小就被录取到体育运动学校。三岔村足够繁荣，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一个孩子就读过体育运动学校，魏子淇告诉我，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子走这条路。不过，其他地方没有选择的余地，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体系完善的体育运动机构已经心满意足。
第三位志愿者是一位名叫薛金莲的女子，她觉得这样的做法很不妥。“中国转播什么它怎么管得了，”她说道。
农民们至少以间接的方式在体育设施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我重读北京奥组委在申奥期间发放的宣传资料时才发现，场馆的规划方案与实际建成效果相比显得非常普通。这与申奥城市的一般情形相反——奥运会申办城市在做出承诺的时候往往说得天花乱坠。中国政府在2001年宣布，将建设六条总长为一百四十公里的地铁线路，后来实际修建了八条总长为二百公里的地铁线路。比赛场馆的规划方案看起来矮小平淡，富于实用。既没有鸟巢，也没有水立方，没有一点有特色的东西。但自此以后，农村人不断地拥进城市，他们不光刺激经济，还为修建各种综合性场馆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可不是刷刷油漆而已。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已经发展到了适合举办奥运会的绝佳时期： 劳动力依然廉价，政治责任依然微不足道，不断崛起的中产和上层人士愿意观看比赛并以此为荣。这些人对于奥运会的反应才最为热烈——主要是年轻人和富裕群体。坐上看台，你很容易就会忽略，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来自农村。
在路障值守的另一位志愿者名叫高永福。“布什总统刚刚到了，”他一边捣鼓着小收音机一边大声说道。“他已经到北京了。普京也到了。”他继续说道：“一家美国公司获得了奥运电视转播权。全世界的转播权哦！就算中国想转播，也得找这家美国公司。”
观看比赛的时候，我喜欢到场馆的偏僻角落闲逛。最次的位置一般作为赠品： 在男子佩剑比赛时，最偏僻的区域坐着一百五十位北京市的林业职工，他们手拿充气棒，露出略显迷茫的眼神。在古典式摔跤的预赛现场，坐着一群来自昌平的中小学生。他们的老师站起身来大声提醒： 参赛者的父亲就坐在他们的身后！
开幕式的前一夜，我跟他和其他几个村民看守路障。魏子淇的值守时间是晚九点至次日清晨六点。一共只过了两辆车，全都是本地村民。之后，两辆车都掉头朝着进城的方向开走了，因为号牌是单号。简直就像是“灰姑娘”——午夜钟声一旦敲响，谁都不愿意还在路上奔忙。
那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他名叫常艾美（音译），五十二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皮肤黝黑，被太阳晃得眯缝着眼睛，随身带着农民常用的白色毛巾。他的大腿上堆放着那一天领到的免费物品： 一面中国国旗、一面印着奥运吉祥物的小旗、一本英文的观赛手册。他还拿着一本小册子，指导大家如何观看古典式摔跤：“当摔跤手表现出高超技艺，或者得到高分时，观众应当热烈鼓掌。”
“没有必要，”他说道。“我们可以看电视。”
常艾美的儿子名叫常永祥，之前刚刚击败了雄霸跤坛的保加利亚籍世界冠军。常艾美正在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跟众多的农村人一样，他一拿起手机就扯开了大嗓门。“老大刚刚比完！”他大声说道。“赢了！什么？我说他赢了！”
我让他放心，持票观赛的人都会受到欢迎。
此后一小时，他的电话铃声不时响起： 家乡的亲戚、朋友和记者。常艾美住在汉霸，这是河北省一个不到三千人的小村子。他们在自己那四亩多的土地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1980年代，常艾美的一个侄子被选中参加摔跤比赛，最终成了全国冠军。之后，常艾美相信，自己天生一副大块头的儿子也应该有机会。十三岁时，他的儿子离开家乡，进入了县体育运动学校。他现在参加的是七十四公斤组别的摔跤比赛。我问常艾美怎么坐在了最后一排。
“我们不能去城里，”他回答道。“他们现在不希望很多人拥到那里去。”
“教练不想让他知道我来这里看比赛，”他说道。“他们不想让他受到任何干扰，所以让我坐在最后面。”
“为什么不？”
他这是第二次观看儿子的摔跤比赛。观看奥运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三天前，当地的干部告诉他，他们有几张票，他可以拿到一张。其他的票分给了村党支部书记和县体育局局长，两个人都拿到了前面的好位置。常艾美的女儿在体育馆的外面等着；她没有拿到票。
我从来没听见魏子淇对奥运会有过任何抱怨，他也没对据认为会对长城形成威胁的抗议分子表现出任何恨意。但对北京的中层或上层居民而言，他们的反应要有感情得多——他们对于奥运会的举办颇感自豪，很多中国人对于破坏火炬传递的行为深感厌恶。不过，农村人深知自己能够掌控的十分有限，尽管这会对村子带来一定的影响。三岔村没有一个成年人计划观看奥运会。我问魏子淇和他的家人是否愿意陪我去看几场比赛，他这样回答道：“我不想去。”
手机又响了。“一个美国记者正在采访我！”他高声说道。“现在！美国人！”
不过，魏子淇并不觉得奥运会代表了意外之财。他和他老婆是村里少有的经营户，开着一家小餐馆和几间客房，目前他们失去了从城里开车到乡下度周末的消费者。自7月20日以来，政府开始限制轿车的使用，目的在于改善首都为人所诟病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一制度通过号牌加以实施： 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只能单日出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只限双日上路。这极为有效地限制了隔夜出行——如果有人开车来村子并停留超过当日午夜，他就得在这里多待二十四个小时。
两年前，他的儿子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参加过摔跤比赛。“他说你们美国人很好，” 常艾美告诉我。“他还说你们那里很干净。”
原来是担心拍照——担心有人在中国最为独特的建筑物上打出政治标语并拍照留念。政府还担心外国人到偏远地方攀爬长城，万一受伤就成了媒体上的负面消息。为此，政府在当地动员了五千多人，当然，中国农村有的是劳动力。这些志愿者都有报酬。这是农村和城市的第二个区别，因为城市里的爱国学生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祖国的奥运工作。农民们对此的态度实际得多；除了免费的T恤，农村的志愿者每个月还能拿到五百元钱。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八千来块的三岔村，这是一大笔钱。
当时正值上午，运动员们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比赛。中国摔跤选手在奥运会上只拿过铜牌；没有一个人闯进过决赛。常永祥那天早上参加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击败秘鲁选手取得了半决赛资格。当轮到他进行下一轮比赛的时候，我来到了看台的最边上。他的父亲还一个人坐在那里。
对中国来说，2008年是自1989年以来最为多事的一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海外的民运人士干扰奥运火炬的传递活动，引发国内爱国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弹。5月，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导致六万多人丧生。最近，新疆的武警又遭到严重袭击。一系列事件加剧了奥运年的紧张气氛，不过我不太明白，长城怎么会引起大家的担心。“他们担心外国人，这些人可能想鼓吹西藏独立，”魏子淇告诉我。“他们不允许外国人拿着标语或其他东西上长城。”
常永祥将对阵名叫奥列格·米哈洛维奇的白俄罗斯选手。整整一个上午，观众们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他们终于齐声呼喊：“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几乎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人把常永祥摔出圈外获得四分，由此赢了第一局。但随后常永祥似乎精神大振。他体格强健，大腿粗壮，方形下巴。他黑发林立，每完成一次抱摔都像野牛一般猛甩头发。第二局，他扳平比分，全体观众站了起来。来自昌平的中小学生高声喊叫，使劲拍打着充气棒。
不过，农村地区的志愿者们也十分勤快。三岔的人口不到两百，但全村挑选了三十位村民到路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守。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魏子淇开车载着我回到村子，一路上经过了另外两个检查站。我们还经过了一处快要风化成齑粉的明长城瞭望塔，一个孤独的哨兵守在这里，手臂上戴着绿色的袖章，上面写着“长城保洁员”。在距离村子十公里远的渤海镇，我去派出所进行了登记。奥运会期间，政府禁止外国人在这里的乡下过夜，不过我是个例外，因为我自2001年起就在村子里租了一套房子。“别去爬长城就行，”警察这样告诫我。他说大型的旅游景点已经全部开放，但其余地区一律不得入内。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警察手册，名叫《恐怖预防手册》。就在闲聊的时候，我随手翻到一个章节：“如果卡拉OK歌厅遇到恐怖袭击怎么办？”
他们身后的常艾美仍旧坐着。他跷着二郎腿，仿佛经过一天的劳动正在藉此放松，那一堆物品依旧整齐地码放在大腿上： 毛巾、旗帜、小册子。自比赛开始以来，他没有挪动过半块肌肉。他的视线集中在远处的垫子上，一句话也不说。但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平稳、平稳、平稳。第三局，白俄罗斯人率先得分。深呼吸，深呼吸。比赛继续，常永祥被压倒在身下；他挣脱出来，得了一分。吸气——差不多是倒抽一口凉气。又得一分，比赛结束，裁判举起了常永祥的手臂。
根据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BOCOG）的说法，该地区一共活跃着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最容易找到志愿者的地方莫过于奥运项目举办场所和机场、城区的十字路口，这些地点的志愿者由会讲英语的大学生担任。城区的志愿者们身着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阿迪达斯提供的服装，该公司提供灰色的裤子、全新的跑鞋和天蓝色T恤衫，全都由一种叫做ClimaLite的高科技材料制作而成。不过，在农村见不到ClimaLite和企业赞助。这是丈量差距的一种方式——首都以北，发展的势头逐渐弱化，志愿者们的行头也随着越显破败。ClimaLite被廉价棉取代，运动鞋不再是标准配置，阿迪达斯商标更是难觅踪影。很多农民只戴了一个红袖章，他们得把那件新衬衫省下来，用到比奥运会更为重要的场合。
之后，常永祥输给格鲁吉亚人，拿到了银牌。不过，他在半决赛那天骄傲地离场，因为他是中国古典摔跤史上成绩最好的选手。人群中一片欢腾——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看台的顶端，常艾美安全地躲在众人的视线之外，依旧表情轻松。他一言不发，直到掏出手机。“喂！”他大声说道。“他刚刚又赢了！”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夜，魏子淇跟另外两个邻居一道在当地设起了路障。路障是一条横跨道路的绳子，村民们还带来两块木板，用中英文写上了“停”和“Stop”。两位村民穿着蓝白条的圆领套头汗衫，胸部印着“Beijing 2008”字样。他们的村子三岔离首都只有九十分钟车程，在此万里长城向华北平原的两端蜿蜒伸展。路障边还有一张纸，上面用英文写着：“请支持我们保护万里长城。本段长城不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