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副主任何学东加入了谈话，他补充道：“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去申请，那你可能得等上很多年。在当时，机会可以说是稍纵即逝。”
“这就像生孩子，”他解释道。“首先你得怀上孩子，然后再去登记注册。我们也是这么个做法： 先把汽车造出来，然后取得生产汽车的许可证。”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开发区新建的投资服务中心，大理石装饰的门厅宽敞得足够并排拉上两张羽毛球网。当我在午间休息前往拜访的时候，很多干部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羽毛球。褚昌俊和何学东递给我一大摞用英语编写的招商材料，其中有“投资者的绿洲”和“投资者是我们的上帝”这样的名言警句。一个句子写道：“芜湖有高质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其后的句子谈到了电力、水资源和下水道。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褚昌俊会见我的时候，我问奇瑞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成立汽车公司。
开发区位于城北的长江边上。继奇瑞这家主力租客之后，芜湖已经吸引到了一百多家制造商，随时都有拔地而起的新建厂房。很多工厂搬迁自南部沿海，过去二十年间强劲有力的经济增长已经使那些地方的成本和工资大幅增加。
不过，这种策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十分普遍： 先触碰底线，再请求谅解。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官员们不断与中央政府协商，最终于2001年拿到许可证，可以把汽车销往全国各地。（据报道，大众汽车接受经济调解方案，并决定不提起诉讼。）他们给这家公司取的中文名字叫“奇瑞”，意即“好运当头”。其英文单词Chery的发音跟具有“欢乐”之意的cheery十分相近，只是省去了中间的一个e,意指奇瑞公司需要不断进取，才能达到幸福快乐的境地。2004年，奇瑞公司一年的汽车销量差不多达到了九万辆。
一天下午，我来到芜湖第二大厂区的保顺路，马路两侧的工厂正处于不同的建设时期。帝国希尔计划于下月开始生产（空调电气部件），顺城电子计划再招聘一百名工人（空调配线工）。世纪厂每天生产四千个空调器塑料外壳。来到芜湖世界硬件公司，我向门卫咨询他们的产品，他打开抽屉，抓起一大把崭新发亮的钉子，像抛骰子一样把玩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走出来，递给我一张印着“国际业务部经理叶美丽”（Merry Yeh）的名片。我们来到楼上的办公室，叶美丽给我倒了茶水，墙上挂着一块牌匾，纪念这家工厂与美国全国钉子集团公司的合作成功（“不仅仅是钉子”）。芜湖世界每天生产六十吨钉子。三百四十名工人。一万八千平方米。还有问题吗？
尹同耀在芜湖悄悄地建起了一条汽车组装线。国家的管控政策禁止新建的汽车制造厂进入销售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给自己的企业取名为“汽车配件”公司。第一台发动机诞生于1999年5月。七个月之后，他们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用的是本应专供大众汽车的捷达零部件。大众汽车大为光火，同样光火的还有中央政府。
“你怎么取了这个英文名字？”
尹同耀离开长春，来到芜湖这家新建的工厂当上了副总经理。拿着当地政府提供的资金，他到英国一家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厂购买生产设备，并运回了芜湖。接着，他来到西班牙买到了一款名叫托莱多的轿车生产图纸，托莱多这款轿车的生产商是正在勉力挣扎的大众子公司西雅特。这款西班牙轿车跟捷达轿车采用的是同一个生产平台。
“我是根据Merry Christmas（圣诞节快乐）取的！”
然而，芜湖的官员们悄无声息地打起了管控制度的擦边球。他们请来了尹同耀，他既是安徽人也是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并且在合资新建的大众汽车公司是冉冉上升的明星人物。尹同耀帮着把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威斯特摩兰一家倒闭的大众汽车制造厂的部分工具和设备搬到了吉林省长春市。位于威斯特摩兰的这家工厂主要生产高尔夫轿车和捷达轿车。搬到长春之后，他们用同样的平台——汽车的框架和主要部件——生产出中国版的捷达轿车，并最终使之成为了全国最畅销的车型。
位于主城区的英国旧领事馆已经被改造成党委所在地，西班牙教会学校被改造成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原来负责鸦片加工的旧海关大楼曾经多年被用作幼儿园，现在已经弃之不用。在这遭人痛恨的英帝国炮舰外交的标志物上，纵向涂写的“文革”标语虽日渐模糊，但依旧能够辨认。不过，小摊贩们围着大楼底部搭建的木质棚架挡住了标语的部分词句：
芜湖市是新经济的后来者，位置相对比较偏僻。当地有价值的特产并不多见。1980年代，芜湖因为生产一种名为“傻子瓜子”的葵花籽闻名过一段时间，但这比“苜蓿园”或“中国第一大蒜”这样的招牌还要糟糕。芜湖的领导人想建立真正的核心产业，他们觉得在管控严格的汽车生产领域，本地的寂寂无名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优势。自1980年代以来，外国汽车生产商已经可以与中国国有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条件是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向外国人学习，但保持控制权的方式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矿企业。（在中国，谁都不会忘记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屈辱。）大众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与中国人展开合作，一方面给生产出来的汽车打上外国品牌，另一方面则把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价格低廉的中国供应商。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策略让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央政府的严格管控有效限制了竞争的存在。
毛主席语录
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建设出口加工区，即指定的地区通过特别税收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早期的出口加工区碰巧多设立在之前的通商口岸，一如从前像潮水般地先后涌现。1992年和1993年，在深圳这样的早期出口加工区已经繁荣十多年之后，中央政府又批准了三十二个城市。芜湖是其中之一。
在斗争中学习
这座城市位于内陆省份安徽，坐落在长江的东岸。1870年代晚期，英国人在俯瞰城市的山坡上修建立柱式领事馆，并在江边建起海关大楼，专门进行鸦片加工。法国耶稣会会士建了一所教堂；西班牙人开了一所天主教学校。美国新教徒传教士建了一所医院。随即，20世纪见证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清王朝的倒台、日本人的入侵、共产党的革命——外国人从此在芜湖消失了踪影。在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间，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
一天下午，一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人开着奇瑞T-11原型车来到了芜湖经济开发区。“幻想汽车”雇用丁克尔担任技术顾问，他的专长是道路测试。“你通过做坏事便能知道一辆汽车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驶出厂房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说。后排坐着三个中国的道路测试工程师。他们谁都没系安全带。
中国的精英阶层一度对经商持鄙夷态度。根据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任何读书人都应该鄙视商人，皇帝们对西方人首次提出通商的建议更是断然拒绝。不过，英国人铁了心也要购买茶叶推销鸦片，并不惜为此打上一仗。1842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五个口岸与英国通商。这成了套路： 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开放市场，人家总能找到借口并诉诸武力。1858年，经过几次战争之后，中国答应向外国人再开放十个口岸。1876年，一位英国领事在中国西部为宗族成员杀害（他当时正在侦察连接缅甸的通商线路），清政府同意再开放四个口岸，芜湖是其中之一。
T-11是一辆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后来被冠名为“瑞虎”投放到中国市场。其外形与丰田RAV4极为相似。丁克尔还打算测试一款计划于当年晚些时候投放中国市场的新型跨界车B-14。奇瑞正在提升其国内生产线，原因之一是为进入更加严苛的国际市场做好准备。计划打进美国市场的车型尚处于设计和研发阶段，最大的阻碍之一是如何满足美国的安全和排放标准。尽管T-11和B-14都不会用于出口，但丁克尔还是计划对两者的质量进行评价，并借机向奇瑞的工程人员展示美国人是如何进行汽车道路测试的。他之前要求我一同前往，并帮着做一些翻译工作。
整整一个早上，布里克林一动不动，这下他头一次把双臂紧紧抱在一起，身体收缩，仿佛挤在了几个乘客中间。随即，他又猛然回过神来：“他们领着我们参观了厂房，我们印象很深。我掏出意向书交给了他们。接着，我们花了七个小时探讨意向书。他们说想跟我们发展关系；我说我可不想飞来飞去地发展关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的总裁一起吃了饭。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家所期待的。于是，我们签订了意向书。这是一份四十八小时搞定的意向书。”
在开发区的一条街道上，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加速、刹车、转向。“一个轮子抬起来了，”他在转一个急弯的时候说道。“这个轮子在空转，需要增加限滑差速器。”我尽最大努力把他的底特律汽车英语翻译成中文。我们沿途经过一辆装满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以及一个在草丛里撒尿的小男孩。丁克尔加速转向；一辆公共汽车正使劲摁着喇叭。坐在后排的三位工程人员用手使劲地撑着车顶棚。其中一位终于通过我表达了请求：“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没有其他车辆的地方？”
“我们去看了他们的工厂，工厂没问题，”布里克林说道。“技术不算最先进。他们只生产一个车型，而且有点吹过了头。我们正琢磨，怎样组合才有意义。我们遇到一个俄国人，来找我们商量把发动机卖到中美洲的事情。他问道，你们干吗不去中国看看？我回答说，我再也不想走下去了。他又说，你应该去那里看看，那儿的人很精明，也有冒险精神。他后来又说，就在上海，你们干吗不去看看呢？于是我们决定来一趟。就在我们出发前，他又说，对了，还得坐一程火车才到。幸亏他撒了个谎。于是，我们坐着火车来到了芜湖，火车真是挤呀；我们就这样坐了整整五个小时。”
那还不简单： 在中国，只要顺着某条路走下去，肯定能找到一片更加崭新的开发区。我们往北驶去，先后经过一辆辆推土机、运土车，以及一处处未来房产的雏形骨架，来到了保顺路。丁克尔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的顿挫感很明显。”
“确实不错，”托尼·西米内拉说道。
丁克尔很敏锐，说话轻言细语，身材十分瘦小。作为1960年代晚期密执安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的毕业生，他是排放实验室唯一适合操作马自达Cosmos车型的人选。我问他为什么原本学习的是工程技术，他回答道：“我遇到的辅导员不怎么聪明。”在那个时候，大家以为数学成绩好的人就应该当工程师。在克莱斯勒短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转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测试》杂志工作了二十年，其中包括两年时间的总编辑。“我测试了三十年的汽车，”他说道。“路上跑的车我几乎都测试过。”他告诉我，芜湖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旧时岁月，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测试车辆的那段时光。
“我们来到了罗马尼亚，大宇在这里建过一家工厂。还是那个问题——你拿那些老雇员怎么办？我们又到了波兰，地方很不错，大宇修建的工厂也很不错。这家厂生产的发动机卖给了乌克兰。别问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老雇员。不过，这家工厂把我们引荐给了罗孚汽车，这家公司有意与波兰方面展开合作。然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我们又来到了印度的塔塔。那些人真的不错。”
在厂区的西头，位于钉子厂和空调外壳厂之间，有一段空荡荡的环形路。在丁克尔的眼里，这很像一个试车场。他把车速提到每小时六十多公里，从一堆支成塔形的竹竿旁一驶而过，这堆竹竿即将被用作下一个建筑工程的脚手架。他持续绕着弯路，轮胎吱吱作响，环形路一次次被甩在身后： 钉子、竹子、空调罩子。钉子、竹子、空调罩子。三位中国工程人员被甩到右侧挤作一团。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三年前，我接到南斯拉夫一个熟人的电话，”他开始讲了起来。“他问我能不能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他们想把工厂卖给我。这家工厂被北约扔了五枚导弹。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年。问题是，那家工厂有那么多工人，你复建厂房的这段时间怎么安置这么多老雇员？随即，他们的总理遭到暗杀，于是我说，我们年纪大了，不适合干这件事儿。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他本可以拎着杂物袋坐上马自达Cosmos汽车的驾驶座。二十二岁的他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上长大成人。他的祖父从陕西省迁到了那里（“要么因为饥荒，要么因为战争”）。齐海波的父亲读到五年级，他的母亲只读过一年级。他们种植小麦、玉米和葵花。
世界各地都散落着汽车零部件生产厂，马尔科姆·布里克林曾经想方设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他到处打听已经破产或位置偏远的汽车厂，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总能找到机会。一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请他详细地说一说来到芜湖的经过。
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他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尽管对于工程技术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还是考入了武汉工业学院。“我想考一所好大学，我还听说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是当今最好就业的两个专业，”他说道。“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填报了这两个专业。”
就在不远处，孔子的墓碑上依然有“文革”破坏形成的裂痕。一个导游说，红卫兵掏空墓穴，结果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带着微笑；我无法断定他的意思是小闯将们扫了兴，还是孔子根本就没有埋在这里。我离开的时候，停车场上依旧看不见任何车辆，高速公路同样如此。一路上唯一的障碍出现在天津以南，车流到此突然减慢，车辆纷纷变道行驶，因为几百本小册子如死鸟一般散落在路上，妨碍了大家的正常驾驶。我停下车来捡了一本。全是英文： 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一家名为伍尔维奇的金融服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申请书。很显然，一辆满载进口回收废料的大卡车忘了闩上车门。表格有数千份之多，飘散在空中，飘落到车轮下，跟那些告示牌一样全是空白。
一年前他还在大学里就读最后一个学期，参加人才招聘会的时候遇到了奇瑞的招聘人员。“他们可以录用我，学校的人都说这是一家新建的公司，发展很迅速。于是我在第二天签订了合同。我觉得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奇瑞的标准来看，他并不算特别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齐海波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个月的收入不到两千元。他跟另外三位工程人员同住一间宿舍。他希望拥有独立的空间，但宿舍的条件比他所知的内蒙古的条件好多了。他希望在奇瑞公司拥有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这一点我很喜欢，”他说道。“它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一个新土堆旁，几个妇女正在一边磕头一边嚎啕大哭。把他们拉到这里来的，是一辆三轮二冲程泰山200型拖拉机。坟头的供品很简单： 橘子、苹果、炖鸡。几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其中一个人给我递了一支烟。这个人告诉我，现在安葬的是一位妇女，生前嫁给了孔家的第七十二代。哀号声又持续了十来分钟，随即仿佛油料耗尽一般戛然而止。两个女人走过来跟我闲聊，向我打听美国人如何举行葬礼，我的薪水有多少，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想生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孩子。我告诉他们，我是美国海斯勒家的第五代子孙。一个人用曲柄发动拖拉机之后，他们突突地绝尘而去。他们留下炖鸡，带走了橘子。
道路测试结束之后，我问齐海波从丁克尔身上学到了什么。齐海波说T-11的传动轴有点小问题，也就是急转弯时其外轮略微打滑。B-14的尾部在高速行驶时容易飘浮。齐海波尤其羡慕丁克尔操纵汽车的能耐。这位中国工程人员的工作既涉及质量控制，又涉及汽车试驾，一个月前他才刚刚拿到驾照。
我漫无目的地一边闲逛，一边察看那些墓碑。我先是看见一块墓碑标着明朝晚期和孔家第六十二代；刚走几步我就看见边上一块墓碑一下穿越了三百年： 2001年，第七十四代。我正要察看边上的墓碑，突然听到了哀号。我顺着哭声穿过一片坟墓。
奇瑞的早期策略，是到全世界遭遇滑铁卢的汽车厂收集有用信息，这在一款名叫QQ的微型车上达到了极致。1990年代，位于韩国的大宇汽车试图在全世界拓展业务，并在越南、印度、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大肆投资建厂。没过多久，大宇汽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度扩张——后来证明，乌兹别克斯坦根本不是建立汽车制造厂的理想之地——于是不得不宣布破产。几家大的美国公司一面看着价格不断下跌，一面抓紧时间在这家破产的公司上挑挑拣拣。2002年，通用汽车公司在经过一年多的研判之后，终于获得对大宇汽车的控股权。通用汽车公司接管了大宇一款名为马蒂兹的微型车的生产平台，重新包装为雪佛兰Spark （乐驰），并打算在中国开始投产。
来到曲阜，我把车开到了孔子家族的墓地。当地政府把这块墓地改成了旅游景点，在高速公路出口设置了告示牌，不过停车场上只有我这一辆车。墓地在一大片林地里延伸出去；两千多年以来，当地凡是姓孔的人都和他们的妻子葬在了这里。数字惊人： 柏树林里一共长眠着十多万人。
2003年6月，距离Spark上市还有半年，奇瑞揭开了QQ的面纱。这款车与通用的车型看上去几乎如出一辙，但售价低了四分之一： 只有五万多元。奇瑞还开发了一款与大宇Magnus十分相近的车型，并取名为东方之子。
卡车司机三两个人一起出行，以便昼夜轮换驾驶。他们遵循固定的线路，大卡车也是他们自己的；稍有延迟都会产生费用，所以他们在路边餐馆吃饭的速度很快。每天晚上，我都要停车吃饭，不管遇上什么人都要交谈一番。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卡车驾驶员——他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我们通常只来得及礼节性地寒暄，紧接着他们便要匆忙地返回停车场。一辆卡车的两个驾驶员告诉我，他们刚卸下满满一车有色金属材料，车上现在装满的是竹枝扫把。另一辆卡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现在装的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小麦。这些人都是新经济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高速公路沿线每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交易现场，这样的炼金术士总是处于核心位置。一组卡车司机刚卸下电脑化的麻将桌，立马又装上了中小学课本。还有一队人马从杭州拉着散热器，来到石家庄换回一车化工原料。温州的鞋子；长春的发电机。大同的煤炭；温州的火车组件。谁都没有开着空车乱跑。
中国消费者一直不喜欢东方之子，但QQ轿车很快大获成功。这款车长度不到三米七，搭载0.8升发动机，甚至比MiniCooper还要小。这款车对于中国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是完美之选，他们以往根本买不起昂贵的合资品牌。2003年，全国的乘用汽车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奇瑞和其他小型汽车生产商在低端市场占据了牢固的地位。2004年，奇瑞QQ轿车的销量是通用Spark轿车销量的五倍。
去芜湖的路上，我开着车从很多崭新的告示牌边一驶而过；这些告示牌犹如拔掉插头的电视机，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正等着广告商们琢磨，什么样的消费者总有一天会从这条路上开车经过。近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买了汽车，但他们很少做长途旅行，一是因为收费高，二是因为驾驶员还欠缺经验。路上的多是货运大卡车。这是中国高速公路的第一个阶段： 先运送物资，随后人才会到达。
2004年12月，通用大宇在上海提起诉讼，状告奇瑞公司“通过抄袭和未经授权使用通用大宇商业机密的方式”研制出QQ轿车。一般的侵权行为在中国比比皆是，而这起案子要复杂得多： 奇瑞公司推出仿制品的时候，原型还没来得及上市。这意味着就在通用汽车公司与那家破产公司进行磋商的那一年，韩国的设计机密已经被泄露。
高速公路的路况好得出奇——四车道、精心打理的隔离带、出口标示清晰明了。有些路段刚刚修好，在我的地图上依然保持着虚线状态。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在过去四年间翻了一番，交通部最近举行新闻发布会，计划再建三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当问及新建道路的目的时，交通部长张春贤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头一年对中国的访问经过。很显然，赖斯跟中国的官员说过自己带着一家人在夏季度假时的美好回忆。“她说那几次度假加深了她对美国的热爱，”张春贤解释道。“修建高速公路可以刺激汽车产业，但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当我前往上海拜访通用中国公司时，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夏尊恩（Timothy P. Stratford）递给我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并排摆放着两辆轿车： 绿色的QQ轿车和原产于韩国的黑色马蒂兹轿车。第二张照片上，两辆轿车的车门做了对调： 绿色轿车装着黑色车门，黑色轿车装着绿色车门。
在布里克林一行抵达芜湖前的好几天，我开着车从北京赶了过来。这趟旅程接近一千三百公里；我租了一辆中国制造的大众捷达轿车，不慌不忙一路走来。我既经过了孔子的故里，也与南皮石金刚、沧州铁狮子、金牛苜蓿园擦肩而过。我还经过了东光铁菩萨和吴桥杂技之乡。一路上都能看见地方名产的大幅广告。金乡县的农村地区竖立着一大块告示牌，上面用英语写着：“中国大蒜数金乡。”
“从来没有两家竞争对手的轿车，车门是可以对调的，”夏尊恩解释说。“这意味着他们不光抄袭车门，还抄袭了车门的门框。车门的门框相当于一辆轿车的指纹。”
布里克林说：“我们不是要引进廉价的中国汽车。我们引进的汽车物有所值，价格低廉。两万美元的汽车我们只卖一万四；三万的我们只卖两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百分之三十的市场份额。”他略显不安地眨了眨眼睛，随即变换了话题。“我发觉跟日本很像，”他说道。“1968年是他们的转折点，人们对日本产品的看法从廉价变成了高质量。”他继续说道：“日本人花了二十年才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只要五年就能完成。”
奇瑞的管理层除了说明QQ轿车已经取得中国专利（如果设计方案的获取途径非法，这将不具有实际意义），并未对这一案件发表过公开声明。当我与奇瑞国际公司的总经理张林谈及此事时，他强调自己进入公司的时候QQ轿车已经上市销售。不过，他否认有什么违规之举，并说像奇瑞这样的年轻公司自然会以合法的手段开发与在其他地方已经证明成功的车型相类似的车型。
跟芜湖的其他事物一样，国信大酒店里的一切都是新的。行政酒廊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书籍，完全可以让一个人白手起家。一共有十二本中文版的《哈佛营销管理》、十本《哈佛商学院MBA管理百科全书》。
“这就是初始阶段的创业模式，随后进入下一个阶段，”他说道。“就像学画画。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画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你只得临摹他人的画作。任何产业都有这样的本质。索尼、现代和丰田都是这样起家的。它们以某样东西起家，很快又弃之不用。”
布里克林说：“通用汽车公司把土星汽车提高到价格更昂贵的细分市场，完全是因为雨果的缘故。质量越来越好。我们卖出了很多辆，也得到了很多赞扬。三年后，我卖掉了自己的股份。随即，战争开始了。现在，大家都说雨果汽车很失败。”
一年前张林进入奇瑞公司。他出生于上海，在密执安大学安娜堡分校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他在位于底特律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工作过九年时间。他有两个孩子，分别为八岁和十岁，在美国的求学时光十分愉快。不过，张林每年回到上海的时候，这里总有他认识的新城区涌现，这让他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在一个朋友——也是一位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中国工程人员——接受奇瑞公司提供的职位之后，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托尼说：“我们就在他们的工厂边上建了一间厂房，调整刚下线的每一辆汽车。这款车在美国卖得很快，经销商每辆车加价三千美元，卖到了三千九百美元。”
“如果留在美国，我可以预见五年或十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这样的生活容易得多，但也会错失很多精彩。我觉得风险和回报往往相伴而行。”
布里克林说：“亨利·基辛格担任我们的顾问。托尼在十四个月里进行了五百二十八处改动，只用了十四个月，我们就把车子交到了经销商的手上。”
风险是奇瑞的文化之一，即便QQ轿车也可能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赌博。多位独立分析家告诉我，他们质疑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否足够完善，能处理好这一案子。再说，奇瑞是国有企业，中国人一直梦想拥有真正的国产品牌。通用大宇希望迎来开庭，但谁都不敢保证这家外国公司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因为奇瑞无意向美国出口QQ轿车，也不存在诉诸美国法律体系的可能性。
托尼·西米内拉接过话头：“一箱箱的卫生纸，还有传真机墨粉。我们都得自己带。为了把车子开起来，我们还得自带无铅汽油。”
奇瑞的规模依然很小——八千名雇员——但在不怎么花钱投入设计和工程技术的情况下，一年竟然可以制造十多万辆汽车。管理层开始转变策略；庞大的研发中心刚刚建成，并雇用了三十来位像张林这样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工程人员。最近该公司开始强调质量控制，其规模和精密程度给每一位到访的专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事汽车生产的美国顾问罗纳德·E·哈勃尔告诉我，奇瑞公司的铝棚厂房十分巨大，目前只利用到十分之一的空间。“在中国，人们喜欢先于需求建设庞大的生产能力，”他说道。“他们似乎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渠道。我不知道这样的资金从何而来。大多数西方公司不可能把钱投到这种对未来的假设上。”
“人们谈论雨果汽车的时候，总把它当成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布里克林说。“托尼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寻找最便宜的汽车。当时的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对西方很友好。我们找到一款已经投产十五年、但从不需要满足各项规定的汽车。这就是菲亚特128。”
作为一家国有公司，奇瑞并不需要对股东们负责，也没有人说得清投入了多少资金。一天，我前往QQ轿车和东方之子轿车庞大的总装厂房。门口立着一块用中文书写的标语牌：
这是“幻想汽车”的第二次中国之旅，他们下榻在国信大酒店。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行政酒廊用早餐，马尔科姆·布里克林开始大谈他的过去和未来。他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一双蓝灰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嗓音低沉而柔和。他从不会安安静静地坐着。他说自己一来芜湖就碰上了这家非常完美的汽车制造厂。跟他一起吃早餐的，通常有“幻想汽车”执行副董事长托尼·西米内拉，以及公司的律师罗纳德·E·沃尼克。沃尼克是布里克林的老朋友，他的专长是破产法。他远在亚利桑那的车库里还停着一辆型号为布里克林SV-1的双翼门车。
我们不仅要努力工作，
2002年，他开始寻求重返汽车制造业之路。他知道，还是要先找国外的汽车制造厂，再把汽车出口到美国。他寻访过英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印度。来到芜湖之后，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还必须勤奋，
1980年代，布里克林把雨果轿车从大西洋对岸搬到美国。之后没多久他便宣布个人破产。后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尝试生产电动自行车，但美国人对自行车的爱好远远不及小轿车。
更要有国家使命感。
马尔科姆·布里克林六十六岁，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汽车生产领域寻求突破。1960年代晚期，他把斯巴鲁汽车介绍给美国消费者，为此小赚了一笔。1970年代初，他把赚到的钱悉数投入，在加拿大新布伦斯维克建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他委托设计了一款前卫的翼型门跑车，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没过多久就亏得血本无归。
边上的电子屏显示，他们当天已经制造出二百五十三辆QQ轿车。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们正在组装线上移动着崭新的轿车。一位名叫胡斌的经理告诉我，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他们在过去几年间逐渐加快了生产步伐。胡斌所在部门的各个装配站一开始需要三分钟才能完成一项任务，现在只要两分零五秒。胡斌说，要不了多久奇瑞就能以汽车数量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标准向工人们支付工资。他问我，美国的汽车制造厂是否也采用同样的策略来增加产量，我说不会，并提到了“工会”这个词。胡斌希望自己的部门到年底时把时间再减少十八秒。
美国人的领队是马尔科姆·布里克林，他之前建立了一家名为“幻想汽车”的公司，并以此与奇瑞展开合作。当我在芜湖见到他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即将成为第一家向美国引进中国制造汽车的公司。他说：“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要把它拍成电影。”他的儿子担任录音师。乔纳森·布里克林二十多岁，父亲走到哪里，他就拿着录音机跟到哪里。
在国信大酒店又一次吃早餐的时候，马尔科姆·布里克林说芜湖需要在长江上再修建一个港口。
“你要调头吗？要调头的话，提醒我一下。”
“港口还要深挖，街道还要铺宽，灯光要更明亮，以确保安全和查看损耗，”他说道。“要能在五个小时内装载五千辆汽车。”
毛石路
布里克林在美国寻找着愿意出资四百万美元获得中国汽车销售权的代理商。“幻想汽车”也需要起一个新名字。“需要符合、但不直接取自‘虎’或‘龙’，”他说道。“我碰巧又喜欢Chery这个名字。”就在这次谈话后没多久，通用汽车公司的律师给布里克林发来警示函，说Chery不仅跟Cheery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跟雪佛兰的英文名称Chevy也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很可能再次引发诉讼。之后没有多久，通用汽车公司和奇瑞最终就Spark—QQ之争达成庭外和解，双方都未公开置评过和解条款。
“我只给林肯大侯爵的怠速打过九分。”
中美公司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十分普遍，双方都在琢磨怎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存。当我在上海和一家名为亚洲汽车资源的咨询公司的总裁迈克尔·邓恩谈起这事的时候，他说自己不认为奇瑞的低价吸引力能让它成为美国市场上的新品牌。历史上的外来汽车制造厂——以现代汽车为例——在美国消费者面前一亮相就走得步履蹒跚，原因通常是质量低劣。丰田汽车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它的谨小慎微——这正是底特律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品质。邓恩相信，中国人跟底特律人具有同样的弱点。“中国人跟美国人很相似，”他说道。“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我们很聪明。”
请保持车距40米
中国人总喜欢这样说：“我们很聪明。”邓恩继续说道：“但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恒心和毅力。这句话的意思更像是：‘我们能够赶超。’”
“那辆车真让人汗颜。”
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每当中国的工程人员与“幻想汽车”的雇员们站在一起，来自更为年轻国家的人们突然之间更显衰老： 时差、头发花白、大腹便便。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老手——布里克林做过百万富翁，也经历过破产潦倒；他因为幻想受过赞扬，也因为仿冒受过谴责。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原因之一正是不想提及这样的往事。
“当然记得。”
2006年年底，布里克林和奇瑞公司的关系戛然破裂。两年后，“幻想汽车”状告奇瑞公司，提出大约四百万美元的赔偿。布里克林转向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奇瑞公司继续发展，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随后几年间，奇瑞公司跟菲亚特和捷豹路虎成为合作伙伴。不过，他们出口的汽车大多针对发展中国家——截至2012年，他们还没有为美国市场生产出一辆汽车。
“你还记得那辆林肯凡尔赛吗？”
在芜湖期间，我会见了曾经身为大众公司雇员、现已升任奇瑞公司总裁的尹同耀。大家都知道他刻意躲避新闻媒体，但他还是答应于傍晚时分在国信大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见我和另外几位记者。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仿佛刚刚离开办公室。他四十出头，面相更显年轻。不过，当我问起他的教育背景时，他的回答仿佛在描述一段远古的历史。
制动检测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他说道。“还没有坐过小轿车。”他解释说，那个年代的好学生都分配到了卡车制造厂，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乘用轿车市场。他属于差生——他一边说一边自嘲地笑了起来——所以被分配到了东北。我问到了公司的优势。
“注意离合器接合。”
“我们拥有的是进取心，”他说道。“我们没有品牌、没有认知度，什么都没有。我们拥有的只是强烈的进取心。”
凹凸路
在芜湖的最后一晚，我无法入睡。返回北京的驾车之旅正等待着我，灯光和噪音也钻进了我的房间。早上四点三十分，我起身看了看窗外。街道对面，海螺工厂因为连夜赶工而轰鸣不已，里面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着PVC窗框。“幻想汽车”的人马已在头一天离去。我是继续住在国信大酒店的最后一名外国人。
“我打六分。”
我走到外面，发动了捷达轿车。开发区笼罩着一层薄雾，车头灯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一扫而过。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很多工厂都在为节日的到来连夜赶工。低矮的厂房透出缕缕光线，宛如一个个纸糊的灯笼。
每天，这几个美国人都要前往位于芜湖的汽车生产厂。一共有二十个： 工程师、公司经理、市场专家、技术顾问。一个律师。汽车生产商名叫奇瑞，是过去两年里蓬勃发展起来的一家新公司。多数在上午，美国工程师们都要到奇瑞组装厂外面的一条小路上试驾原型车。试车道上有中文提示；工程师们讲的是底特律英语。
天刚亮，我驶过新建的长江大桥，进入了高速公路。在芜湖城外十几公里的地方，我驶过了一个标示为“无为”的出口。“无为”是一个远古的道家用语，意思是“什么都不做”。该地区还有一座城市取名为“无锡”。一次，我在四川省乘坐公共汽车时经过了“石棉”。对一座小城市而言，这名字颇有些生硬，不过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