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在大使馆待了近两个小时。他离开之后，人们三五成群地徘徊着，一边聊天一边喝着燕京啤酒。等到深夜，我们见证了中美作风的差异分明——雷厉风行的中国客人们已经离去，美国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逗留着。我不知不觉站到了武官随员陈小工的边上。陈小工眼神呆呆的，不住地抚弄自己的手表。“那么多美国人知道姚明，真是奇了怪了，”他低声咕哝道。
身着灰色西服的姚明弯下腰来将就麦克风。他身后的展示台上摆放着来自唐代的陶马。一盏盏红色的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姚明的讲话不到一分钟，根本没有提及中美关系。“这些红色的灯笼让我想起家乡，”他低声说道。“我从小对中国大使馆的印象就很虚幻，只在电影和电视里才看见过。”大家争着拍照，工作人员簇拥着姚明进入了里间。角落里，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漂亮的欧亚混血儿正在哇哇大哭。她的父母说，姚明就从她身边走过，却没给她的请柬签名。“他是她最喜欢的运动员，”她的母亲告诉我，还说这个收养的女孩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一位工作人员拿过她的请柬，答应给她弄到签名。
第二天晚上，卡·沃高唱着弗朗西斯·司各特·基的歌曲，迈克尔·乔丹显得兴奋不已。第一节四次上篮： 转身，跳投，跳投，转身。十天前，乔丹庆祝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之后他每场平均得分接近三十分。奇才队派出身高二米一三的中锋布兰登·海伍德防守姚明。海伍德今天晚上看上去成了个矮子。姚明第一节拿到六分，火箭队落后对方九分。球票全部卖完： 一共二万多张。亚洲人不少——楼上摇晃着的全是红色旗帜。
姚明伴随着掌声进入了会场。大使馆的兰立俊公使发表了简短讲话。他提到了乒乓外交，以及“体育运动在拉近两国关系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结束的时候，他说道：“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和美国将继续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第二节： 火箭队主教练鲁迪·汤姆贾诺维奇凭直觉启用了很少上场的华金·霍金斯。霍金斯先在六米开外投了一个篮，随后投了一个三分球。他带球往前，避过阻拦。霍金斯急不可耐，仿佛刚从重庆脱身： 他已经连续九天没有得分了。穆奇·诺里斯为火箭队投中一分。穆奇蓄着玉米辫，胸部粗壮，手腕上纹着四个汉字： 患得患失。（“永不满足，”我有一次问他那是何意，他这样回答道，我随即来到了更衣室的另一边。“其实那几个字的意思一点都不好，”姚明用中文对我说道。“大意是说你只会尽自己所能去维护自己。”）姚明在第二节一分未得。乔丹拿到了十八分。火箭队落后二十分。半场表演： 先是中国舞狮表演，接着是关于“黑人历史月”的广播节目。
“真难以想象，他竟然那么高！”
休斯敦火箭队在第三节显得昏昏欲睡。他们一度分差被拉大到二十四分。到了最后一节，火箭队的前锋莫里斯·泰勒开始跳投得分。六分钟之后，休斯敦把分差缩小到十四分，汤姆贾诺维奇换上了姚明，赛况开始逆转。霍金斯灌进一个三分球，随后又把球从泰伦·卢的手里夺了下来。两位球员撞在一起，卢倒了下去，痛苦地扭动着。肩部错位、眼角撞破： 晚安，泰伦。火箭队四次直接上篮。最后三分钟，姚明四次站到罚球线跟前，每投必中。海伍德犯规被罚下。进入加时赛。
“他来了！你拍到照片了吗？”
霍金斯防守乔丹，一开始互有进账。姚明小勾手投篮，火箭队一下领先了两分。乔丹每次一上场，奇才队的队员就会把球传到他手里，打了四十五分钟之后，他仿佛一下子获得了新生。转身，越过霍金斯，跳投。又一次控球： 乔丹斜线运球左路突进；霍金斯僵在那里——扣篮。再次控球： 乔丹强行突破；霍金斯倒地，没有吹哨——跳投。再一次控球： 乔丹突破；霍金斯被摆脱，姚明阻拦——干扰投篮得分。乔丹在加时赛获得十分，全场获三十五分和十一个篮板球。姚明获十六分和十一个篮板球；霍金斯获十分。最后几秒，火箭队落后两分，姚明抢得一个防守篮板球，但未叫暂停，而是一次跨场长传。投篮未中。火箭队失利。
“你知道，安海斯-布希公司拥有青岛啤酒百分之二十七的股份。”
比赛结束，霍金斯一个人坐在火箭队更衣室的凳子上。“真泄气，”他对我说道。“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休斯敦火箭队将继续比赛，汤姆贾诺维奇刚才已经在外面表扬了他的后卫。“霍金斯的到来使我们加强了防御力，”他说道。“今天属于霍金斯和莫·泰勒。”
“实际上，我来自白宫新闻办公室。”
姚明的腰间围着毛巾，正坐在储物柜跟前。中国媒体追得很紧，他告诉他们，他应该叫暂停。
“他在中国当了十五年的增值型球员。”
奇才队的更衣间，我跟一帮记者等待着乔丹。跟其他球员不一样，他从不在沐浴和换衣服的时候跟媒体打照面，而球队通常会给自己的明星安排专门的讲台。乔丹穿着灰色条纹西服，走到了麦克风跟前。有人问，奇才队有没有可能进入季后赛。“肯定会，对此我从未怀疑过，”乔丹回答道。
“谁给签的六十年分销合约呀？不过，你知道，在中国人看来，这不过是产品流转。他们可没有什么品牌概念。”
另一个记者问起了加时赛，乔丹对霍金斯不屑一顾：“我在跟一个还不懂真正比赛的小年轻对抗，他还想假摔骗犯规。”
“燕京啤酒付了六百万美元。他们的分销商是哈布鲁。”
有人问到了姚明。“你可以坐在这里一直谈他今后的球会打得多好，”乔丹说道。“不过他迟早得展现出大家希望看见的东西。他必须越打越好，我相信他肯定会。”
来到中国大使馆，中国美食和燕京啤酒早就摆好了——姚明签约之后，这家位于北京的酿酒厂就成了休斯敦火箭队的赞助商。偌大的会议厅挤满了人： 外交官员和海外移民，亲华人士和市场专家。空气里飘荡着大家的交谈声。
科比·布莱恩特在本赛季的表现相当出色，有记者问处于巅峰时期的乔丹会如何面对湖人队的这位后卫。乔丹把布莱恩特夸奖了一番，但随后笑着说道：“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可以好好展现一番了。”
跟华盛顿奇才队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中国大使馆为姚明安排了专门的招待会。那是一个下雪的夜晚，我坐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大使馆。出租车驾驶员是个七十五岁的黑人男子，名叫威拉德·库珀，问我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我能想到中国人怎么看待他，”我一提到姚明，库珀便接过话头。“多年前，当杰克·罗宾逊还在打球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乔丹说话很直白，他对比赛的看法带有运动员的局限性： 球场上的运动员来自何处和去往何处都不重要。整整五十三分钟的时间内，竞技本身远比周围的一切事物更重要。不过跟其他比赛一样，很快一切就会归于统计数字——分数没有意义，时间也没有意义。最终，奇才队和火箭队都没能打进季后赛。迈克尔·乔丹再没在一场球赛里拿过三十分和十个篮板球，退役之后，他还是在5月份被迫离开了奇才队。华盛顿那场球赛之后不到三个星期，鲁迪·汤姆贾诺维奇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从此结束了教练生涯。姚明也没能获得那一年的“年度最佳新秀”。第二个赛季来临，华金·霍金斯未能进入NBA，又回到了哈林篮球队。
2月底，休斯敦火箭队踏上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海岸比赛之旅。他们此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将对阵华盛顿奇才队；两个队都开了会，力争打进季后赛，姚明有望获得“年度最佳新秀”提名。这是姚明和迈克尔·乔丹最后对阵的机会，因为乔丹即将退役并担任奇才队总管。
尽管中国运动员很难进入美国，但要回到家乡却可能更加困难。马健曾经参加过洛杉矶快船队的选拔赛，但因为某些运动场外的原因，一直未能重返国家队。中锋王治郅，身高二米一四，是1990年代晚期中国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他遇到的麻烦更多。在王治郅作为运动员的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体育机构改制重组成了营利实体。中国篮球协会希望实现自负盈亏，手段是通过职业联盟CBA获取企业赞助和收益。在这种氛围之下，CBA变成了混杂的庞然大物： 其赞助方包括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和管理八一火箭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一队打球的王治郅于1999年被达拉斯小牛队第二轮选中，成为了NBA球员。达拉斯小牛队跟王治郅的老板们举行过数次谈判，试图说服他们放手这名球员。当时，王治郅名义上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级干部。
我总共调查了三所防守型驾驶学校、三家书店、六家银行和十四家美容店——没有一家篮球店。在休斯敦的中国城，找姚明的理发师比篮球还要容易。
2001年春，达拉斯和八一队终于达成一致，王治郅成了进入NBA打球的第一个中国人。那一年他二十三岁。他在季后赛期间回到国内，并履行诺言代表国家队和八一队参加了比赛。王治郅在NBA第二季每场球赛平均得分只有五分，之后，他提出希望推迟回国的申请，以便能够参加NBA的夏季联赛。他答应8月份的时候加入中国国家队，征战世界锦标赛。
接待员又说了一句，不过晚了整整五秒钟：“他会讲中文。”
中国国家队训练日程的苦和累尽人皆知——每天两次，每周六天。整个过程充满了焦虑： 教练们知道，如果代表队因为缺乏大量的训练而输了球，最终受到责怪的是他们自己。任何创新都会受到抵制。比赛前夕，中国男子篮球队的热身方法是进行基本的传球训练，这跟我在上海看到的三年级女孩们的训练方法一模一样。
经理瞪了我一眼。“别跟他说是我们剪的，”他说道。
2002年夏季，中国有关方面拒绝了王治郅的申请，不过他还是留在了美国。达拉斯没有与他签订合同，据说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想影响与中国人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10月，王治郅与洛杉矶快船队签订为期三年、金额六百万美元的合同。之后，快船队的所有比赛都在中国遭到禁播（NBA转播在中国往往能吸引到超过一千万的观众）。这让王治郅变成了拖油瓶——NBA一位总经理告诉我，以后各个队跟他签约时都得倍加谨慎。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她含糊其辞道。过了一会儿，经理走了进来。“这人是个记者，”她对他说道。“他想知道姚明的头发是不是我们剪的。”
王治郅的军人护照已经过期，据说他拿到了美国绿卡。整个夏季，他都在努力地协商回国事宜，以重新办理普通护照，并取得在亚洲锦标赛后还能回到NBA的承诺。一连串的沟通过程非常复杂，王治郅主要通过一位名叫苏群的体育记者跟军队领导和篮协官员进行协调。“我知道，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不应该掺和这件事儿，”供职于北京《体坛周报》的苏群告诉我。“但我碰巧跟王治郅走得很近。我们得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样拯救他。”
我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安娜美容设计’有没有人去姚明的家里给他理发呢？”
王治郅未能回到中国，也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我跟中国篮球协会的秘书长李元伟谈起了王治郅。“王治郅过于强调个人得失，”李元伟告诉我。“我向他保证过，不会有风险。部队也向他保证过。但他就是不相信我们，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必要的条件。非常遗憾。”
她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我。“不，”她说道。“姚明不在我们这里剪头发。”
王治郅遇到的麻烦为姚明加入NBA敲了一记警钟。离开中国之前，姚明承诺在季后赛期间履行其在国家队的义务，据称他还答应向中国篮球协会支付其在NBA打球期间百分之五到八的总收入。他还得付钱给所在的球队上海大鲨鱼，这笔赎身费估计在八百万至一千五百万美元之间，视其广告收入和职业年限而定。姚明与火箭队的四年期合同总价值为一千七百八十万美元，仅一个赛季后，他的广告代言收入就超过了工资。
那并不完全是我要寻找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看他们怎么说。服务台后面坐着一位台湾女子。我问姚明是不是在他们这里剪头发。
不过，即便姚明获得赞助费的可能也受到了中国体育界不规范行为的威胁。5月，可口可乐公司发布一款专门的罐装饮料，上面印着三位国家队队员的头像，其中就有已经与百事可乐公司签约的姚明。在未经运动员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篮球协会把姚明的形象卖给了可口可乐公司，依据的是体委模棱两可的规章，即国家对于国家队队员的各种“无形资产”均享有权利。这一规定跟中国的民法制度明显存在冲突。姚明在上海提出针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诉讼，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元钱。中国的新闻媒体将这一诉讼行为解读为向国家传统的运动员控制模式提出直接挑战。
休斯敦的亚洲社区位于贝莱尔林荫道一带——这是一个长十余公里的中国城购物中心。2月，我花了两个下午沿着贝莱尔林荫道开车闲逛，一些标牌让我想起居于此间的人们正在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全明星防守型驾驶），另一些标牌折射着当地人取得的成功（中文书写的“嘉信理财”），还有一些让人立即联想到中国人（发廊林立——中国人对头发的态度总是一丝不苟）。但我一个篮球也没有看见。尽管大家都很热爱姚明，但他们告诉我，这个社区的孩子很少从事体育运动，他们全都忙于学习。我逛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位于“王朝广场”购物中心，名叫“国际体育网络”——店里却只出售网球用品。“中国人因为身材的关系，对于篮球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店老板戴维·张对我说道。“不过，你如果对姚明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安娜美容设计’的人问。他在那里剪头发。”
当我与中国篮协的李元伟说起这事的时候，他强调可口可乐公司是他们重要的资金来源，他希望姚明和公司能够达成庭外和解。李元伟告诉我，美国人难以理解中国的运动员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这些运动员还是孩子的时候，国家就一直在资助他们。我问他，这一逻辑能否运用于考上北京大学、独自经商成为百万富翁的公立学校的学生。“这有所不同，”李元伟说。“当运动员是一种使命。他们对于普通人和孩子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他们的责任。”
中国人对于体育运动的动机如此具体、有限——民族主义、体校——以至于运动员很难征战海外。对绝大多数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而言，体育显得可有可无，即便他们生活在过去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休斯敦。这座城市估计生活着五万名中国人，加上相当多的越南华裔。休斯敦的中国人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年平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高于该市的平均水平。
我在前往东北的哈尔滨参加亚洲锦标赛之前，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杨立新见了一面。杨立新正在就可口可乐诉讼案准备一场研讨会。“接触美国社会之后，姚明也许获得了一些新的思想，”杨立新告诉我。“这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发展不可能平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权利也就不可能平均。当然，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有的人可能会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另外一个人则不会。这是个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姚明算是开路者。”
即便姚明已经成为大家的偶像，但很少有中国人觉得他跟别的中国运动员有什么不一样。他打球的时候，脸上带着明显的快乐。他能在关键时刻罚篮得分，火箭队也慢慢学会了让他在咬住比分的关键时刻上场发挥作用。他时不时需要巧妙地引开中国媒体的爱国主义问题，仿佛觉得类似问题在球场上显得过于沉重。
离乡背井的人总会来哈尔滨溜达溜达。20世纪，这样的人来了又去： 白俄罗斯人、日本军国分子、苏联军队。即便到了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很多俄式建筑物。哈尔滨的标志便是从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金色的十字架、绿色的洋葱头穹顶、环绕着白色圣像的黄色光晕。这座城市还有全国仅存的一处斯大林公园。
不过，他在跟中国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姚明自加入NBA以来首次被罚下场的洛杉矶之战惜败后，一位中国记者问他被科比在头顶上灌篮的感觉如何。姚明平静地回答道：“不要拿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的事情来问我。”在一次全明星赛的记者招待会上，姚明穿着一件旧的中国国家队运动衫出场亮相，一位中国记者询问原因。“舒服一点，仅此而已，”他说道。另一位记者又问：“如果向所有年轻的中国球员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姚明这样回答：“如果就一句话的话，我说不了什么。”
2003年9月底，十六支代表队前来参加亚洲锦标赛，胜者将获得参加奥运会的入场券。各代表队绝非单一民族或者疆域能够界定。哈萨克斯坦队的大多数队员其实是苏联解体之后仍旧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马来西亚队囊括了整个半岛： 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卡塔尔队里有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有对手私下嘀咕，卡塔尔对卡塔尔人的定义过于宽松。叙利亚队的教练是来自密苏里州的黑人男子，卡塔尔队的教练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男子。伊朗队的教练是个塞尔维亚人，这个人告诉我，他的篮球生涯已经被画上了句号；他挽起袖子让我看了看那道瘆人的伤疤。（“之后没多久，我就当上了教练。”）
姚明在首个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种种迹象表明，他终将成为主力中锋。但火箭队只给他安排了三十场比赛；起初他在美国的声誉主要来自其身高和场外形象。他对于公众的关注总是抱以幽默和优雅，并避开了美国体育界暗流涌动的种族紧张关系。他还满足了国家的说教冲动： 美国人就算无法让中国人信仰上帝和民主，至少也把他们变成了NBA球迷。在美国媒体的描述中，他是一位不带有威胁的、温和的巨人。
除了中国队，所有的球队都下榻在新加坡大酒店。大堂里进进出出的全是穿着汗衫的高个子；二楼的餐厅被改成了清真餐厅。韩国队有一个队员名叫河升镇，十八岁，二米二一，一百四十三公斤，具有篮球家史——他的父亲曾经担任韩国国家队的中锋。大家都希望河升镇参加次年的NBA首轮选秀，由此成为打进NBA联赛的首位韩国人。“我想成为韩国的姚明，”他通过翻译人员（这个人补充道，眼前这个年轻球员的绰号就叫河奎尔·奥尼尔）告诉我。河升镇急于跟姚明同场竞技，但大家都希望中国队和韩国队相逢于决赛。头一年的亚运会上，韩国队让中国队吃了苦头。河升镇指望着姚明犯规。“姚明喜欢右转身，”河升镇说道。“我会守在那个位置，引他犯规。”
成功的运动员无一例外都要离乡背井——一旦表现出色，你就要离家外出——而在迁徙的过程中总会失去某些东西。霍金斯带给球场的很多东西重庆球迷们是看不见的，无论是康普顿还是黑人单亲家庭，他们对此都知之甚少。霍金斯不过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跟那座城市里的其他人迥然相异。我在附近的一座城市生活期间，总会在大街上遭遇二十甚至是更多人的围观。当地的一家夜总会曾经雇用过一位非洲的舞蹈演员，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与众不同能够招徕顾客。
锦标赛上另一位身高二米二一的运动员是伊朗人，名叫贾贝尔·鲁兹邦哈尼·达仁哈萨里。在其父亲靠出售水果和蔬菜为生的伊斯法罕被人发现以来，达仁哈萨里只打了三年的篮球。达仁哈萨里的臂展超过二米四。有一次，当他打完比赛离开球场时，我请他跳起来摸一摸篮筐。他轻轻一跳，随后站着不动： 手指勾着金属架，两个大脚趾稳稳地站在坚硬的地板上。他十七岁，皮肤黝黑，睫毛修长，还没长胡须——仿佛一颗小孩的头颅长在了颀长的身体上，两只长臂前后晃荡。在伊朗队的前两场比赛中，达仁哈萨里只打了几分钟；对方个子矮小的队员毫不留情地推搡他。他在球场上显得非常惊恐。坐在凳子上的他几乎不苟言笑。
霍金斯说，重庆是他曾经居住过的最为崎岖不平的城市。他在中国台湾、日本和菲律宾都打过职业赛。他曾经随哈林篮球队出征各地。（“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受益匪浅。”）他曾经两次参加NBA季前赛训练营，结果都被淘汰出局。2002年夏天，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引起NBA关注，霍金斯买来一架双头录像机，把自己在各地打球的经历制作成一盘集锦。休斯敦火箭队邀他加入训练营，在此他成为一名专司防守的球员，并击败其他球员，从而让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花名册。二十九岁的他成了联盟开幕阵容里年龄最大的新人。得知自己被球队选中的那一天，霍金斯一打通母亲的电话就嚎啕大哭。
中国队下榻在花园村宾馆，这一处高墙环绕的院落专事接待中央领导。整整一个夏天，只要姚明出现在公共场合，无不受到大家的围观。中国媒体在8月的时候报道，姚明在体检中发现患有高血压。他的经纪人说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不过大家还是担心偏高的血压和过度的练习会缩短姚明的职业生涯。他通过个人网站发了一条信息，表达他在国家队的种种无力：“我深感疲倦，比赛的安保不好……国家队安排了太多的公开露面和任务，球迷在球队宾馆的干扰无休无止。”
霍金斯小的时候，他一个叔叔把他引进了篮球世界。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还知道他不想跟我的家庭有任何牵连，”霍金斯说。“这样的经历确实悲惨，但我一直把它看成是动力。”他通过篮球结识了自己的妻子——两个人曾经参加过林伍德中学的篮球队，后来又一同加入“长滩州大”。
中国队跟伊朗队对阵前的几小时，姚明的一个经纪人告诉我，我可以面见他的客户。姚明的团队名叫“姚之队”，由三个美国人、两个中国人和一个美籍华人组成。姚之队一半的人马都来到了哈尔滨——姚明的远亲兼队长章明基、章明基就读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约翰·海金格，以及BDA体育管理公司的负责人比尔·A·达菲。跟他们同行的还有ESPN杂志的高级记者里克·布彻，他已经签下为姚明正式写作传记的合约。一天前，姚明同意与锐步公司签订多年的赞助合同，只是这一消息尚未对外公布。一位接近谈判小组的人士告诉我，双方对这一笔交易的意向都很强烈，合同总额会超过一亿美元——这可能是单个运动员能够拿到的最大一笔运动鞋合同。
重庆很少有外国人，黑人更为少见。我问霍金斯当时如何应对这样的差异。“我一直觉得自己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传统，”他说道。“林伍德很靠近康普顿——我也算是正宗的康普顿人。关于那个地方有很多负面说法，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这些负面说法总是如影随形。不过，我的童年很快乐。我妈妈把我养大成人。我要竭力表现出这一点。”
一位安保人员领着我进入了院落。我穿行在一排排柳树之间，两旁有精心护理的草坪，间或点缀着水泥制作的小鹿。雨下得很大。尽管比头一天又增加了一亿美元的财富，姚明还是没有睡上合体的床铺。这一次，宾馆在他的床尾摆了一只搁脚的木箱子。百叶窗已经拉上；满地都是穿过的衣服。控球后卫刘炜四仰八叉，躺在另一张床的毯子上。
霍金斯对这种外来者角色并不陌生。这位加利福尼亚州林伍德土著在1997年时被NBA拒之门外，他于次年辗转来到中国的内陆地区重庆参加职业篮球赛。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地方，当我提及那里的篮球土话时，霍金斯不禁哈哈大笑。如果某位球员投篮“三不沾”，球迷会用四川方言高喊“阳痿”。如果要鼓励自己的主场球队，他们会齐声高呼“雄起”。
头天晚上，他们以六十一分的成绩击败了中华台北队，姚明在登上随队巴士的时候扭伤了左脚踝。现年四十多岁、曾经打过篮球的达菲正在给他做检查。脚踝轻微红肿。达菲吩咐姚明，今晚的比赛一结束就要用冰块冷敷。姚明说场上没有冰块。
姚明在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友华金·霍金斯对这样的说法深表赞同。“不同于人们原来的想法，支持某个人是因为这个人是黑人，或者是白人，”霍金斯告诉我。“大家之所以支持他，只因为他是个人。”
达菲神情惊诧地抬起头来：“没有冰块？”
那个赛季，我抽出一个月里的大部分时间追随着姚明的比赛，有人不厌其烦地拿奥尼尔的事情老话重提。我采访到的黑人球迷没有一个人说姚明的坏话——很多人觉得他给美国的体育运动注入了新鲜的成分。“跟以往不同，人们总是这样说，啊，那个运动员是黑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步伐，或者那是个白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投篮姿势，”正在亚特兰大全明星赛担任理疗师的达利斯·胡珀对我说。“我们好像多了一种选择。”
比赛场地由多功能体育场内的一块溜冰场改建而成，距离西伯利亚边境只有三百来公里。
奥尼尔和姚明还没来得及在球场上见面，这篇专栏文章已经在媒体中掀起一阵狂怒。不过，姚明平息了这场争议。“两种文化在相互理解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他说道。“中文很难。我自己小的时候就老学不好。”NBA随后发布公告指出，联盟球员来自三十四个不同的国家。等到比赛开始，问题也不再是问题。火箭队凭着加时赛的四分取得胜利；奥尼尔的表现优于姚明，但这位来自中国的中锋一开始便表现出色，不亚于其他人。事后，奥尼尔告诉媒体记者：“姚明是我的兄弟。亚洲人民都是我的兄弟。”
“没有冰块，”姚明回了一句，随后改用中文跟章明基说了一句。“我一直在针灸。”
2002年，姚明以NBA选秀状元的成绩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此后不到一周，联盟里便有人发表了颇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讲话。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NBA的主力中锋沙奎尔·奥尼尔说：“告诉姚明：‘Ching chong yang wah ah so[1]。’”奥尼尔的这句玩笑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在次年的1月被人旧事重提，《亚洲周刊》的一位专栏作者为此对奥尼尔进行了抨击。
几分钟后，姚之队陆续离开了房间。我和姚明用中文先聊了一会儿锦标赛，随后我提到他的第一位教练对我说过，他小的时候并不喜欢篮球。“是真的，”姚明说道。“我长到十八九岁的时候才真正喜欢篮球。”
从中国大陆转到美国高水平篮球队的第一位男子运动员是马健，1990年代他在犹他大学打了两年的前锋。马健发现，犹他大学队举行的赛前会议上，一位助理教练在使用战术板的时候，有时会在对方球员的名字旁写上“W”或“B”。“白人球员都是投手，”我最近跟他在北京见面的时候，马健这样向我解释道。“如果他写的是‘B’，我们就知道那些人是身强力壮的家伙。”马健从未看见板子上写过“C”。1995年，他参加了洛杉矶快船队的选拔赛。“我在季前赛一登上球队的飞机就发现，黑人和白人各坐一边。我看了看自己——我应该坐黑人兄弟这一边，还是白人那一边？终于我下定决心，只管打球。”
我问起姚明1998年第一次前往美国时的情形，当时的耐克公司替他安排了夏季训练和篮球营。“在那之前，我一直跟比我大两三岁的人打球，”他说道。“他们发育得比我好，我一点也感受不到自己的长处。到了美国，我终于可以跟自己的同龄人打球，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很棒。这给了我很多信心。”
有一次我问方凤娣，她是否记得有什么场合，让自己第一次感觉到篮球激发了姚明。只有这次，她在谈论体育运动的过程中露出了笑容。我觉得她是在谈论她自己——这个女人曾经梦想当舞蹈家或演员——而不仅在谈论自己的儿子。她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哈林篮球队来上海表演。票很不好弄——我只找到两张。他们打球既不为竞技，也不为工作。我记得当时这样想过，美国人很善于从中寻找乐趣！那些队员从事的是普通的运动项目，但他们把它变成了别的东西——表演。之后，我看得出来，姚明受到了激励。那一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谈到了刚进火箭队的时候有多么艰难（“周围的环境很陌生”），我问他中国体育和美国体育有什么不同。
姚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始终强调，篮球是一种爱好，而不是一种职业。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地理和考古。“我小时候总想着出名，”姚明曾经告诉我。“我想当科学家，或者政治家。这都没关系，只要出名就行。”到了六年级，他长得比母亲还要高。他读初三的时候身高超过了父亲。此时，他已经跟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签了约。长到十七岁，身高达到二米一九的时候，姚明加入了中国国家篮球队。他的亲戚朋友告诉我，他的父母亲直到此时才认可了他的职业运动员身份。
“在中国，搞体育的目的是为国争光，”姚明回答道。“我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那就是体育运动的全部目的。我打球还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不要爱国主义，但我觉得体育运动的意义应该变一变。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们知道，我打篮球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自己。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我输了，那就是我输了，是我个人的事情。但对中国人而言，如果我输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跟着我一起输了。他们总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
相反，国家体育运动策略的关键在于提前选拔，并集中训练相对具有运动潜能的少数人群。这样的制度在体操和跳水之类群众参与度不高的程序化体育项目上被证明非常有效，但如果说到篮球，那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弱点。美国的社区联盟十分普遍，学校教练非常充足，运动员可以从众多参加者中像金字塔那样层层筛选。以阿伦·艾弗森为例，他凭着超人的热情和创造力一路升至巅峰，可如果阿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人来他的家乡进行选拔，选拔者只会发现他没有父亲，母亲个子矮小，十五岁就生下了他。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培养出伟大的男后卫——这个位置要求的不是身高，而是技巧和热情。目前在NBA打球的三大中国球员都是中锋，其中有两人还属于第二代。中国国家队总是在关键比赛中掉链子，这一点尽人皆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控球很不流畅。球员们似乎很少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其个性也并非是在真正的竞技中形成。哪怕以自由市场为标志的改革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诸多产业，但体育运动这个圈子依旧维持着计划经济： 安排周密，职业稳定。有一次我问姚明，十年后有多少中国人会进入NBA，他说只会有三到四个。
我问到了压力问题。“这就像一把剑，”他说道。“你既可以让剑锋朝外，也可以让剑锋朝向自己。”接着，我问起了王治郅的处境。
两个小时的训练主要是控球练习。陶艳萍看得很仔细，不时向队员们大声地发出指令。（“小燕子，你这是在带球走！谁教你的？”）训练快结束的时候，身材高大的父母们突然出现在了球场边。“我之所以让她参加训练，是为了她的身体好，”身高近一米八三、名叫张建荣的女子告诉我。她说女儿在学校上了一天的课，打打篮球对身体有好处，当然家庭作业更重要。跟我遇到的其他父母一样，张建荣是个中产阶级，他们谁也没表达过让自己的孩子今后从事体育运动的愿望。她们是一群篮球妈妈，生长在凭身高挑选篮球妈妈的国度——中国还没有财力为每一所公立学校都配备教练和体育器材。
“有些问题我没法说，”姚明慢慢地说道。“我还是只说篮球吧。如果王治郅也在，我会感觉好很多。我只知道，他如果来这里打球的话，我就不会感觉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压力。”
我问陶艳萍，她怎么录取学生。“我们一般去学校，首先看孩子们的身高，然后看他父母的身高。”
我问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诉讼案。“我一向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我的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姚明说。“但我也不能就这么忽视自己的利益。就这次官司而言，我觉得它符合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运动员的利益。如果其他运动员在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想听到有人说：‘嗨，人家姚明都没有告状，你为什么要告状啊？’”
“我跟姚明的母亲是队友，”陶艳萍说。“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记得送了他们毛巾和热水瓶——那个时候送新婚夫妇的都是这样的东西。看见那个女孩了吗？”——球场上个子最高的小女孩，满脸通红——“她的母亲也是我的队友。她现在上三年级。她的母亲身高一米八三，进过国家队。”
亚洲锦标赛开赛前没有演奏国歌。今晚的比赛之前，大喇叭里传出了《泰坦尼克》的乐曲声。伊朗人看上去很紧张。票已经全部卖出： 四千多张。观众席里满是充气棒——都是中国生产的——只是好像不大有人会用。没有喧哗声，这让人感觉高度紧张。两个队都拥有观众的欢呼声——中国队得分时热情的欢呼，伊朗队进球时礼貌的欢呼。
姚明上一年级的时候就比自己的老师还高。到三年级的时候，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一米七，上海市徐汇区体育运动学校挑选他参加了课余篮球项目的训练。我最近拜访了姚明的第一任教练李章明，他跟中国传统的教育者一样，说起自己曾经的徒弟时丝毫不带感情。（“他不喜欢篮球。他个子高，但动作慢，不协调。”）交谈结束，我到徐汇区体育运动学校经常进行训练的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的篮球场溜达了一圈。我发现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练习篮球；过了一会儿，我向名叫陶艳萍的高个子教练做了自我介绍。
教练大胆派出了脸上带着惊恐的达仁哈萨里。每次拿到球，这位伊朗人都会避开姚明，沿着边线东绕西拐： 埃斯拉米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马什哈德。马什哈德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埃斯拉米。有六分钟的时间姚明一分未得。终于，他甩掉达仁哈萨里，抢到进攻篮板，来了一记双手扣篮。比分追平。又一次控球： 中国队领先。再一次控球： 领先更多。埃斯拉米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马什哈德。有人从五米外把球传向达仁哈萨里，姚明根本没想去阻挡，达仁哈萨里二米二一的身体仿佛开启了连锁反应： 屈膝、沉腰、弯肘、颀长的双手猛然弹出——嗖。他跑回后场时，尽量憋着脸上的微笑。几次控球之后，他对姚明有一次严重犯规。达仁哈萨里肘膝齐下，不过也第一次在赛场上显示出气势。教练安排他打完了整个半场。他得到四分，为伊朗队抢到四个篮板球。半场哨响，队友们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中国，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属于舶来品。像武术和气功之类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具有运动性的同时，也具有美学性和精神性，因此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现代体育”始于1839年至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此后的数十年间，随着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站稳脚跟，他们建立的学校和慈善机构引进了西式的竞技性体育项目。美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把篮球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人正致力于抗击外国统治，随后他们便把体育项目作为一种反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公正待遇的象征手段。目的就是要用外国人的体育项目战胜外国人。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依据苏联模式建立了全国性的体育运动训练体系。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被录取到专门的“体育运动学校”。
姚明只打了一半的时间： 十五分、十个篮板球。他看起来有些无聊。中国队以二十四分的分差获胜。事后，姚明以外交口吻对我说，达仁哈萨里很有潜力。“这要看环境，”他说道。“教练、队友和训练。”锦标赛的其余场次上，达仁哈萨里上场的时间并不多。那天跟中国队的比赛结束之后，他笑着对我说道：“跟姚明对阵是一种荣幸。”
目前，姚明的父母都已经五十出头，身材修长、满头黑发，举手投足间无不显露出运动员曾经的体魄与自信。不过，他们说起篮球的时候却明显地透出超然和冷静。他们俩小的时候都没打过篮球，体育运动在196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属于次要行业。随后，官员们逐渐恢复国家的体育运动体系，挑选符合身高要求的人来填满篮球运动员的花名册。姚志源十九岁才开始打篮球。方凤娣被发掘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实话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篮球，”我在上海拜会他们的时候，她对我这样说道。“我想当舞蹈家，或者是演员。”到1970年，她跟随国家队满世界地参加比赛。“我从没想过自己想要这样或者不想要这样，”她告诉我。“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这是我的工作。”
决赛前，中国联通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新的商业广告，有一百多位中国记者参加。大屏幕上闪动着各种场景： 篮球、小男孩、巨人、灌篮。小胖子看起来很可爱。中国联通的营销总经理李为冲发表了讲话。“在美国，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明王朝’，”他说道。“意思是什么呢？既然迈克尔·乔丹退役了，那么NBA就需要另一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我们的姚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记者招待会在《泰坦尼克》的乐曲声中画上了句号。
姚明刚出生的时候有九斤多。他的母亲方凤娣身高一米八八；他的父亲姚志源身高二米零八。他们俩都打过中锋： 他为上海市篮球队打球，她则效力于国家队。中国的运动型夫妻并不鲜见——正与姚明约会的叶莉身高一米九零，是国家女子篮球队的前锋。姚明小的时候，他家楼上住着姓沙的一家，父母均是上海市篮球队的控球后卫。“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通过篮球组织介绍认识的，”姚明儿时的朋友沙一峰告诉我。“在过去，组织就是这样来关心你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四周年国庆那天，韩国队和中国队进行了冠军争夺战。十八岁的河升镇一出场就显得兴奋异常： 跳球抢跳之后，他一鼓作气得到了四分、两个篮板球、一次盖帽、一次双手大力灌篮。他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内有四次犯规。之后的比赛，河升镇一直耷拉着肩膀坐在凳子上。
那天晚上，中国人差点就输掉了比赛——他们在最后一节未能抵御住这个美国草台班子的全场紧逼。“我认为中锋应该跑回半场来抵御对方的进攻，”比赛结束之后，姚明在宾馆房间里对我说道。刘炜是中国的控球后卫，也是姚明最好的朋友，此时正四仰八叉地摊倒在床上。姚明坐在另一张床上，床草草地进行了加长： 床头有一个铺着毯子的木柜子。我们都讲英语；他谈起了网上看到的NBA季后赛新闻。回到中国之后，他还一次也没跟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友们通过话。“你听说过罗德曼的事儿吗？”姚明问道。“他可能会回来。我不相信湖人队居然挖来了佩顿和马龙。我不相信他们只拿出了四百万美元。如果科比状态没问题的话，那就有点像梦之队了。”这些名字让我听起来有点怪异而且恍若隔世——马克·库班、大鲨鱼奥尼尔、基里连科。“AK-47，”说起这位在犹他爵士队担任前锋的俄国人安德烈·基里连科，姚明用到了体育资讯中的绰号。一听到这个词语，姚明就像孩子般笑了起来。“AK-47，”他又说了一遍。
中国队的首发控球后卫打到第三节时犯规被罚下，之后后场便开始溃不成军。韩国队采用紧逼防守，迫使对手失误并直接远投三分球： 方成允、梁东根、文弘秀（音译）。方成允三分，方成允三分，直接上篮——比赛还剩下五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的比分优势缩小至一分。
他刚在休斯敦火箭队完成了激动人心的新秀赛季。现在正值夏季，这位二十二岁的中锋队员回到中国只有一个目标： 带领国家队取得奥运会区域资格赛，也就是获得亚洲篮球锦标赛的冠军。中国通常主宰亚洲篮球，但今年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第二号球员王治郅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从美国赶回来。姚明则高调地卷入一起官司，中国新闻界对此的理解是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间的冲突。姚明的世界慢慢地一分为二： 运动固然神圣，但球场外却是旋风一般的干扰，既让人烦恼又难以捉摸。我上一次在7月份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跟中国队一起住在海滨城市青岛的一家宾馆，该市正在主办对阵美国篮球学院球队的一场表演赛。姚明没有参赛——训练的时候，他的眉骨因为被队友撞伤而缝了八针。赛前，中国联通的代表正拿着数码录音机指导姚明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将被作为手机短信的提示音出售给联通的用户们。“起床了，懒虫！”姚明顺从地说道，就在这位女代表要他重复一遍的时候（“再着重一点！”），他包着纱布的眉头渗出了血液。
每次控球后，姚明都会运球进入半场，依靠其身高和双手突破围堵。有一次，他俯身争抢一个自由球——二米二六的身体差不多全展开在地板上。比分优势重回五分，剩下不到两分钟，姚明抢到前场篮板，扣篮得分。三十分、十五个篮板球、六次助攻、五个盖帽。哨声响起，两支球队跑到中场相会，姚明握住河升镇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NBA见。”
小胖子的妈妈急忙跑了过来，姚明耷拉着肩膀无助地站起身来。他大口地喘着气。有人擦了擦小胖子的脸——没有出血，没有犯规。再次重拍的时候，他终于灌篮成功，四周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姚明踱步来到我所站立的场地边上，用英语说道：“举重训练。”
第二天早上，姚明乘坐第一个航班离开哈尔滨。他坐在头等舱的中部，头上戴着耳机。首先鱼贯而过的是穿着深黑色羊毛运动装的印度队，然后是穿着三色运动衫的菲律宾队。最后登机的是伊朗队，达仁哈萨里的头在机舱顶蹭了一下。每个运动员从姚明身边经过的时候，都对着他点头微笑。整个航程期间，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旅客都拿着机票要到了姚明的签名。三天后，姚明将前往美国。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将接受可口可乐公司的道歉，并就诉讼案达成庭外和解。
接连传来几下响声： 篮球轻轻地落下——嘭，嘭，嘭——接着是小孩子嚎啕大哭的声音。
我坐在姚明的后排，边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名叫张国军。他专门飞到哈尔滨观看比赛，那张转手票花了他两千多块。张国军对自己的财富颇为得意——他给我看了他使用的手机，中国联通号码，内置数码相机。张国军告诉我，他在内蒙古修路。他在头枕上勾画着地图：“这是俄罗斯。这是外蒙古。这是内蒙古。这是”——他指着的不知是什么地方——“我的家。”
我们位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姚明正在这里为中国联通拍一部宣传片。脚本很简单： 小胖子遇到身高二米二六的篮球运动员，运动员举起小胖子，小胖子灌篮成功。脚本里没有的是小胖子的行为。他一有机会就四处乱动，有时候直接指着姚明，并以发现新大陆的口吻叫道：“姚明！”整整半个小时，片场里的大人们——摄影师、助理、技术人员——全都心照不宣地动起了针对他的歪点子，在第四次重拍的时候，姚明一个趔趄，不经意地让小胖子的鼻子撞上了篮筐。
我们谈起了篮球。“姚明在我们的心目中很重要，”张国军庄严地说道。“他去了美国，又回到了中国。”飞到半途的时候，这个人举起手机，仔细对焦，拍下了姚明的后脑勺。
小胖子老是够不着。他两次半途把球掉到了地上，第三次，姚明终于把他举过篮筐，但他持球还是过低。他名叫孙浩轩，四岁，体重五十二斤。最近一家广告公司为征集眼睛又大又黑的圆脸小胖墩遍寻北京的各大幼儿园，终于选中了他。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中国的城市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始终执行，不禁让人回想起质量守恒定律： 孩子越少，稚气越多。大人们往往把这样的小孩称作小胖子。“小胖子，准备！”无论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孙浩轩，导演都会大声吆喝。“让小胖子退后两步！”
[1] 此处为奥尼尔以戏谑的语气模仿姚明用中文说话的腔调，并无实际意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