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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奏

269题.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C) 鸣笛提醒人们注意。

A) 鸣笛并加速。

B) 继续正常行驶。

B) 减速并开启车灯。

A) 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C) 鸣笛并保持车速。

353题.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355题.经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汽车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连接着驾驶员的反射系统。人们不停地按喇叭,所有的喇叭一开始听起来大同小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慢慢学会了区分其中的细微差异,并能够加以正确诠释。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复杂性跟汉语不相上下。汉语的读音有声调,一个简单的音节会随着阴、阳、上、去四个声调而表达不同的意思。相应地,汽车喇叭声也能够表达至少十种迥然相异的意思。一下短促的“毕—”意在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特别悠长的“毕——”显示驾驶员受困于交通拥堵,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其他的“毕——”回应,说明大家都已经无路可走。另一种是略带结巴的“毕—毕—毕—”,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没有别的感觉。还有一种马后炮似的“—毕”,这一般是新手驾驶员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而简单的“毕”,相当于在说:“没事儿,只不过我的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这个喇叭是我神经系统的延伸。”试题还涉及其他类型的鸣笛:

A) 正常鸣笛。

C) 鸣笛、加速,并从左侧超车。

B) 比正常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B) 停止超车。

C) 尽量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A) 从右侧超车。

第二起事故也不是我的错。我正驾驶在乡间道路上,一条狗突然从房子后面蹿出来,扑向我的捷达轿车。这种问题很常见——跟人一样,中国的狗对于汽车的出现还不太适应。我急打方向,但还是晚了一步,狗一下子撞到了汽车前方。当我和彤禾把捷达轿车还回去的时候,那三个人正坐在公司的评价表边上一起抽烟。“首都汽车”的每个人工作都非常棒:

80题.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掉头,或者超越前车,你应该:

顾客满意率: 90%

C) 以原速度径直通过水坑。

服务效率: 97%

B) 减速,确保水花不会溅到行人。

服务用语合格率: 98%

A) 加速通过。

服务态度满意率: 99%

354题.驾车经过大水坑,且水坑边上有行人时,驾驶员应该:

验收捷达轿车的时候,王先生乐呵呵地注意到右转向灯的塑料罩子破损了。他问我撞到了什么东西。

C) 两侧均可超车,视情况而定。

“狗,”我回答道。

B) 从右侧超车。

“狗没问题?”他问道。

A) 从左侧超车。

“狗有问题,”我回答道。“死了。”

77题.超车的时候,驾驶员应该:

王先生笑得更欢了:“你吃了?”

我最近弄到了一份备考资料。这份资料一共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和两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其中的任何一道题都可能出现在考卷中。这些练习题准确无误地抓住了道路使用的实质精神(“对或错: 乘坐出租车可以携带少量爆炸物品。”),但我不敢保证这能教会人们正确地驾驶车辆。经过仔细研究后我才明白,这份资料与其说是规定性的,不如说是描述性。它不是教你怎么开车,而是让你知道别人是怎么开车的。

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他自己就养狗,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逗自己的宠物狗。“不是那种狗,”我说道。“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C) 关小灯。

“哦,驾驶员有时撞死大狗之后,直接扔进后备厢拿回家煮了,”他说道。他收了我们两百元,以便买一只新的转向灯罩子——这点钱太少,没必要用保险,也没必要给美中拖拉机协会打电话。

B) 开小灯。

申请驾照的中国人必须自费报读专业认定课程,而且至少要接受五十八个小时的训练。这意味着标准化的程度相当高,但大多其实取决于教练。教练通常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套路,颇像旧时的武术师傅。魏子淇的教练不屑于带前厢的车辆,还强迫学员们每一次操作都从二挡开始。据他说,这更具挑战性;一挡只会把他们训练成懒人。我认识一位女子,她的教练不允许她使用转向灯,因为这会干扰其他驾驶员。我妻子彤禾决定学习驾驶手动挡汽车,便在北京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我对这种做法是否有效深表怀疑,但我知道谁才是明摆着的最佳备选教练,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彤禾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把后视镜调向他自己。

A) 开大灯。

“我怎么看见后面的东西呢?”彤禾问道。

278题.夜间行车,驾驶员应该:

“我会告诉你后面有什么东西,”教练说道。“你不用担心。”他俨然是蒙住徒弟双眼的武术权威: 信任是迈向熟练的第一步。

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中期北京还禁止使用车头灯。当时去过海外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多,欧洲和美国政府鼓励这样的出国访问,他们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窥见西方的民主之后,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各项政策。1983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纽约市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访问。陈希同在与郭德华(Ed Koch)市长会面期间有了一项重要发现: 曼哈顿的司机们一到晚上便会打开车灯。陈希同回国后,规定北京的司机们如法炮制。不知道这位市长在美期间遭遇了什么样的民主理念——他后来因贪腐而锒铛入狱——但至少为交通安全出了一份力。不过,对于车灯的使用仍有不少争议,为此驾驶员笔试考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最近前往南方的丽水市公安驾校观摩驾驶课程。当地的汽车拥有量依然很低——过去六个月每一千户家庭只有二十户购置了汽车。不过,这一水平已经是头一年的两倍多,该市的工业经济已经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这家驾校一派忙碌,驾驶课程分为三个阶段: 停车场、驾训场和上路行驶。

一旦上路,只会更让人毛骨悚然。中国的驾驶员还不太多——我拿到驾照的时候,每一千人中只有二十八个机动车驾驶员,跟美国在1915年时的水平大致相当。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在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尽管中国的机动车数量只占全世界机动车总量的百分之三,其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比例却占到了百分之二十一。这是一个路上新手辈出的国家,其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人们习惯了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成群结队地行动,所以车辆也会扎堆行驶。他们很少使用转向灯。要是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他们会径直把车停在路肩上,然后挂倒挡,回到出口处。排了这么多年的长队,中国人对于插队早已学会了一身狠劲,这样的本能在交通拥堵的时候简直是一种灾难。同样,收费站也是一种危害。驾驶员很少察看后视镜,也许因为他们在走路或骑自行车的时候从未用过这种玩意吧。雨刮器被视为干扰了驾驶员的注意力,还有车头灯。

一天下午,我观察六名学员开始第一天的学习。唐教练首先掀开一辆红色桑塔纳的引擎盖。他一一指出这是发动机、散热器、电池。他给大家演示了如何拧下油箱盖。之后是车门——学员们一一练习开关车门。接着,他教大家识别仪表盘和脚踏板。学员们小心翼翼地围在桑塔纳边上捣鼓着各个零部件,那样子像极了盲人摸象。一小时后,学员们才被允许坐上汽车。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把没有点燃发动机的汽车从一挡拨到五挡。看到这一切,我不禁皱起了眉头。过了一会儿,我问唐教练:“这不是很伤车子吗?”

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是谁教会农民们到工厂找活儿干的?原先的红卫兵是怎么学会做生意的?究竟又有谁知道,如何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一切都在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是急就章的好手。这就是认知的第二个时期,它比第一个更令人胆战心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会让人感觉孤独,可跟周围十三亿人分享这种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半点宽慰。

“不会,”他回答道。“没问题。”

他写了个样板,彤禾照抄了一遍,因为她写的中文字比我好得多。我在拖拉机协会的印章上签了名。我又去租车的时候,王先生说保险公司已经赔付了。他没有就盖章的纸找我的麻烦,我决定到此为止——正如王先生所说,我是他们的老顾客。

“我认为如果不启动发动机的话,对汽车会有损伤,”我说道。

我没明白——他把这样的安排解释了三遍。最后,我恍然大悟,这个被毁的保险杠——既不是我的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魏子淇的错,因为他没想到轿车还有个前厢——要算在美中拖拉机协会的头上。“但你不要说事故的发生地点在乡下,”王先生吩咐我。“那太复杂。就说你在我们停车场出的事儿。”

“完全不会有问题,”唐教练说道。“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在中国,不管哪种类型的教练都应该毫无疑问地受到尊重,这是一种传统,于是我决定不再开口。但这并不容易。学员们的第二步是在固定手刹的情况下练习使用离合器。汽车发动之后,他们挂上一挡,一边踩油门一边松离合。发动机在刹车的牵阻之下发出一阵阵怒吼,引擎盖跟着上下抖动。一天下来,桑塔纳的引擎盖上甚至可以煎鸡蛋,每当一位驾驶员踩一下油门,我的手心禁不住浸湿了汗水。我甚至听见了父亲的声音——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业余机械师,很少有什么事情会像漫不经心地糟蹋汽车那样惹他生气。

“不要紧,”他回答道。“他们出过交通事故,也没带公章,所以就用了别人的。后来,他们拿来这张表格作为替换。你现在就可以把事故报告写在这张纸上,下次找一张纸盖上章再带过来,下一个人还可以用。明白没?”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大家才被允许驾驶车辆。学员一共有四男两女,全都不到四十岁。每个人都交了二千五百元的培训费——在一个最低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的小城市,这可是不小的数字。学员中只有一个人家里买了车。其他人告诉我,他们总有一天可能会买车。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认为,驾照会令自己的求职简历增色不少。“就像游泳,人人都应该学会,”一位名叫王燕珩的学生告诉我。“今后的中国将会有很多人购买汽车。”他是高年级学生,修读的专业是信息技术。唯一家里有车(三辆)的那个人十九岁,主修社会学,她的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厂。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她用手指抚弄了一下桑塔纳轿车的车窗边框。“我家做的就是这种东西,”她回答道。

“这是什么?”我问道。

学员们在停车场待了十天,期间他们纯粹只操练三个动作: 直角弯倒车入库,再反向操作一次,然后顺向停车。每天六个小时,他们就反复练习这三个动作。跟优秀的武术师傅一样,唐教练十分严厉。“怎么搞的?”一位学员撞杆之后,他厉声吼道。“今天脑子进水了吧!”“握排挡的手别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位男学员大声说道。“再这样的话,你父亲不骂你才怪!”他有时候要拍打学员的手。严格禁止回头——哪怕倒车的时候,你也只能靠后视镜。

“没问题!下次带来也行。”他拉开抽屉,抽出一摞表格。除了鲜红的印章,全是空白表格。王先生翻出一张纸,摆在了我面前。上面的公章是: 美中拖拉机协会。

第二阶段是场地驾驶,这一环节的技能要求更加严苛。学员们需要在距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地方停下车,并要在急弯路段通过障碍车道。最后一项技能是“单边桥”——一道高约三十厘米、仅比车胎稍宽的水泥埂子。学员们需要准确地校正车头,让两侧的轮子驶上水泥埂子——先左轮,再右轮。只要有一个车轮掉下,就算失利。十天时间里,学员们大多在练习单边桥,我问教练,这个项目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很难,”他回答道。

我告诉王先生,我所在单位——也就是经过登记的《纽约客》的官方大印放在了家里。

“对,我明白,”我追问道。“可在路上什么时候能用得着呢?”

“没问题!”王先生微笑着说。“没问题!我们有保险!你只需填写一下事故报告。带公章了吗?”

“哦,比如通过有洞的桥面,轮子只能从一个地方通过的时候,那么这种技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不是我弄的,”我回答道。我讲了魏子淇的事儿,说他不熟悉这种带引擎盖的轿车,王先生的表情很是疑惑,我越解释,他的表情越发茫然。最后,我只好不再提轿车前端的事儿——我提出要赔偿一个保险杠。

中国人对于驾驶的想象力异常丰富——驾驶考试笔试题里全是这类情形。这些不太可能的情形显得十分可笑,但其详细程度让我不禁怀疑是否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身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当我把损坏了保险杠的捷达轿车还回去的时候,他好像显得尤其开心。以往,我交还的车辆会带有新的剐蹭痕迹,这在拥有两百多万辆汽车、而且多由新手驾驶的城市在所难免。不过,之前遭遇的损失都不严重,王先生一看见捷达轿车立马瞪圆了双眼。“哇!”他惊叹道。“怎么弄的?”

279题.如果驾驶的车辆在铁路道口发生故障,你应该:

“中国人才不吃这一套!”王先生大笑着说道,其他人跟着点了点头。作为外国人,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丝绸、纸张、火药和地动仪,在15世纪就能航行到非洲,修建万里长城,在过去十年间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能做到在交还租来的车辆时让油箱里还有一小半箱燃油,但却做不到还车时加满油。我们就此问题又进行过几次讨论,不过我到后来只得放弃这一话题。我怎么也不可能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

A) 弃车于此。

“那么你就另外收钱来加油,”我说道。“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如果有人不遵守,那就多收钱,大家总会遵守吧。”

B) 想办法立即移开车辆。

“这种做法可能在美国行得通,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继续说道。“中国人还回来的时候油箱是空的。”

C) 暂时离开车辆,并找人修理。

服务态度满意率: 99%

经过十来天的道路训练之后,驾驶课程即将结束,我在最后一天又陪着他们上了一课。教练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学员们在一条双车道的乡村道路上轮流驾驶汽车。有几项规定动作他们必须要操练: 从一挡换到五挡再换回一挡、原地掉头、红绿灯停车。他们之前已经学会,无论起步,转向,或发现道路上有任何物体,都要摁喇叭。他们看见汽车、拖拉机、驴车要摁喇叭,哪怕看见一个行人也要摁喇叭。有时候,同一驾校的两辆车相对驶过,他们更是欢快地摁着喇叭,仿佛在跟老朋友打招呼。到了中午,全班学员在一家餐馆吃饭,包括教练在内的每个人都喝了啤酒,接着继续开车。一位学员告诉我,他们头一天喝醉了,只好取消当天下午的训练。

服务用语合格率: 98%

整个训练过程中,没有多变的情景,不强调对于各种情况的应变能力。相反,学员们只学习和排练少数几种情景,并随后组合应用到城市道路的实际驾驶过程中。这让我想起中国孩子练习写字的过程: 一开始总是无休无止地反复抄写特定的笔画,然后把这些笔画组合成汉字,再加以无休无止地反复抄写。在中国,重复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技能都在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授。中国人建造流水线工厂远胜于创新,这就是原因之一。

服务效率: 97%

这也解释了中国人在驾驶方面的一些问题。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一位学员恳求我,让我把租来的车交给他开回驾训场地,说是为了多一点练习。经过一番相当愚蠢的思考之后,我答应了,结果证明那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十来公里。我两次大吼大叫,让他顺利通过盲弯;还有一次,我一把抓住方向盘,他才没撞上另一辆小轿车。他从不察看后视镜;只要看见移动的物体,他就摁喇叭。最糟糕的是他根本不使用转向信号灯。他差一点儿撞上一辆停着的拖拉机,又差一点儿撞上一堵水泥墙壁。最后好不容易回到驾训场地,我真想跪下去亲吻那道单边桥。

顾客满意率: 90%

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总是这样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的回答是:“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驾驶的出租车和公交车,你们也敢坐。”一旦上了路,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我们这里做不到,”经常给我办理租车事务的王先生说道。他是个大个子,稀疏的头发耷拉在宽宽的额头上,好像永远都是好心情。“首都汽车”的前台办公室坐着他和另外两个人,大家像是比赛似的抽着烟。房间里烟雾缭绕,我只能依稀辨认出挂在公司墙壁上的评价表:

我跟第三起事故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无法开车——我在长城徒步考察的时候摔伤了膝盖骨,我们经常租用的捷达轿车按照规定办理了移交手续。尽管跟着一位本地汽车教练做了一段时间的蒙眼弟子,彤禾对于自己开车还是底气不足。一天下午,她要我陪她出去办点杂事。我架着伤腿坐在后座,她每熄火一次我就要给一次建议。(“多给油!”)天上下着雪;路上的车很多;我们在各大商店进进出出了两个小时。最后一站,我妻子刚转动钥匙,捷达车径直撞向了一堵砖墙。

“你们租出去的时候应该加满油,然后要求客人还回来的时候也加满油,”我说道。“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我赶紧说道:“踩离合。”

那年夏天,我开始在一家叫做“首都汽车”的公司租车。租车是个新兴产业;早在五年前,北京几乎没有人想过租车外出度周末。可现在这家公司已经购买了五十来辆汽车,大多是中国生产的捷达和桑塔纳。我一般租用捷达车,每天的费用为两百元,外加填写一大堆表格。最为复杂的过程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验视轿车的外观,工作人员需要在一张示意图上标示出剐蹭的部位。整个过程通常需要费一点功夫——捷达轿车只是小型车辆,但作为北京交通的标志,它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记录下损耗情况之后,工作人员转动点火钥匙,让我查看了油量。有时候是半箱,有时候是四分之一箱。有时,他经过一番查看后宣布:“一小半箱。”我有责任在归还轿车的时候让油箱里装着同样多的油。一天,我决定向这个蹒跚起步的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传来了一阵嘎吱声,但我们没有检查车辆;此刻我们都急于回家。来到雍和宫附近,我们正等着进行当天的最后一次左转弯,一辆小轿车撞了上来。小轿车的驾驶员往我们边上倒了一下便开走了。我根本顾不上摸拐杖,靠一条腿跳到了车外。还好,交通完全堵死,我只跳了七步就逮住了他。我使劲地拍打着玻璃:“你把我的车撞了!”

“对,结束了,”那个人回答道。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于是我们闲聊了几句。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开得不错。”

驾驶员抬起头来,满脸诧异: 一个独腿老外一边上蹿下跳,一边使劲地拍打玻璃。他钻出车来一个劲地道歉,说自己没有感觉到撞击。我跟他一起查看了捷达车——左后轮上方有新鲜的剐蹭痕迹。他说道:“我赔一百。”

桑塔纳没有了声音,那个人龙飞凤舞地填写着表格。红塔山只抽了一小点。“结束了吗?”我问道。

在中国,人们遇到小事故的时候,通常在大街上用现金当场解决问题。这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标准程序——我曾经见过两个小孩子玩游戏,他们用自行车相互猛撞,并大声喊道:“赔钱!赔钱!”

我们位于城北,所在的区域已经实行交通封闭——没有轿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行人。那是我在首都见过的最安静的一条街道,我真希望我能够好好地享受一番。然而,我只开了几十米,考官又说话了。“靠边,”他说道。“熄火。”

彤禾用手机拨通了“首都汽车”。听说我们又出了事故,王先生的声音听上去一点儿都不惊讶。他只说了一句话:“要他赔两百。”

“发动车子,”他吩咐道,我转动了钥匙。“往前开,”他又吩咐道。

“太多了,”那个驾驶员说道。“这只是小剐蹭。”

搬到北京之后,我很惊诧自己的密苏里州驾照竟能通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这个国家正处在汽车大发展的初级阶段,北京一地每天要颁发近一千张驾照。所有的中国申请者都要接受体检,参加笔试,修读为期一个月的技术性课程,然后参加两场驾驶技术考试。不过,这一整套程序对于已经在本国取得驾照的外国人都进行了精简,我只需要参加专为外国人设立的道路考试即可。考官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戴着驾驶员专用的白色棉手套,手指部位留着香烟熏烤的颜色。我刚上车他就点了一支红塔山。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是当时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

“这又不是我们定的。”

开车这件事儿我一直认真对待。十六岁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开车是一种荣耀和责任。现在,每当回想起母亲开车送我去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维尔克斯林荫道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参加第一次驾驶考试,我都感到紧张不已。州机动车管理部门在大楼里租用了办公室,考试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教堂的停车场。密苏里州中部的人都知道,机动车管理部门评判十六岁男孩的严格程度甚至超过了卫理公会。如果男孩子不看盲区、冲黄灯、顺向停车时有细微的矫正动作,都会被判为不合格。有谣传说,凡是流露出自信满满的男孩都会被判不合格——如果你自认一定会拿到驾照,维尔克斯林荫道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那帮人就肯定会证明你的想法是错的。我参加考试用的是自家的道奇拖车,之后考官对我讲了一段严厉的话。一开头就是一句断语“你应该感到幸运,我们不会用专业的眼光评判你”,结尾是“我不希望自己某天在医院碰见你”。在话语中间,考官确认我勉强通过了考试,而要紧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机动车管理部门并不是炼狱。要么通过要么不通过,通过考试意味着只要不出纰漏、遵守规定,你就无需再来密苏里州参加驾驶考试。

“那么,我们只有通知交警了,”他说道,但很明显他并不想真的这么做。十几个路人围住了布满积雪的大街上停着的这两辆轿车。就中国的交通事故而言,围观者与其说是观众,不如说是陪审团,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查看了剐蹭的痕迹。她直起身来说道:“一百元够了。”

他找来铁丝,把保险杠系回了车子的前端。他几次提出赔钱,我叫他不用多想;我自己会跟租车公司交涉。第二天,我前去归还车辆。

“这关你什么事儿?”彤禾大声问道。“你会开车吗?”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道。“我之前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我什么也没说。老婆的话肯定是正确的,因为那个女人再也不说话了。不过,那位驾驶员还是不愿赔两百。“要不要一百五算了?”彤禾用英语问我。老子说得对: 一个在雪地里拄拐的人不可能为了租来的捷达车有一点剐痕就长时间地讨价还价。那天晚些时候,彤禾带着钱去还车。王先生发现又破了一只灯罩,那是她在砖墙上撞的。他乐呵呵地问道:“这次又撞到什么了?”撞到小狗那一次,我赔了二百元;这一次他只要了五十。一定是我们在雍和宫附近干得漂亮,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特价。

“你觉得这要花多少钱?”他问道。

第四起事故完全是我的过错。那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驾驶捷达轿车——我已经买好了第二天一早飞往檀香山的单程机票。前去还车的路上,我遇到了交通拥堵,尖利的喇叭声此起彼伏——这样的喇叭声意味着:“让我离开这里吧!”停在我前面的出租车瞅准一个缝隙,径直挤了出去;我跟着挤了过去;他一下停住了;我没停住。

我早先把捷达轿车同一段墙平行停放着,刚才他往后倒车的时候猛打方向盘,根本没意识到车的前端会朝相反的方向猛扫过去。我蹲下来查看了一下保险杠——弯到无可救药。

我们都下了车。我看一眼就皱起了眉: 两辆车都有剐痕。“一百元,”我说道。

“我还不太适应开前面有一截的车子,”他回答道。“我们学车的时候开的是解放牌大客车,前面是平的。”

“开玩笑?”那个人大声吼道。“至少两百!”

“什么意思?”我问道。

突然间,我觉得厌倦透顶。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年,开了六年的车,听到的喇叭声比巴别塔还要多——“让我离开这里吧!”那个人愤怒得口齿都不利索,说修补被剐蹭过的保险杠要花很长时间,但我想不出应该如何回答他。“就一百,”我又说了一遍。

“我忘了前面还有一截,”魏子淇说道。

一群人围了过来,出租车驾驶员充当起了陪审员的角色——剐蹭很明显;他每天开车的时间很长;修车要花时间。接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臂。“收下吧,”她轻声说道。驾驶员低头看了看她——她的身高不超过一米五——然后便不再说话。我把钱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还是一言不发。

已经有几位村民来到空坝子上打量着轿车,也正咧嘴乐呵着。车的前保险杠完全被撞掉,躺在路上,隔栅敞开着,仿佛是小孩子掉了三颗门牙,正在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为什么大家看上去都他妈的这么高兴呢?

来到“首都汽车”的停车场,王先生用手指摸了摸剐痕。“没问题!”他说道。

“我想还是你自己去看看吧。”

“你看,我赔钱没问题的,”我说道。

“什么问题?”我问道。

“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他说道。“算了吧。”我们握了握手,我在前台跟他告了别,他在那幅永恒的告示牌下面抽起了香烟:

“出了点问题,”他慢吞吞地回答道。他的脸上带着笑容,不过是中国人遭遇难堪时那种紧绷的笑容,这样的表情让人心跳加快。

顾客满意率: 90%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来帮你挪车吧,”我的邻居说道。他叫魏子淇,最近刚学完驾驶课程拿到了驾照。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他属于全村最早学开车的一批人。我把钥匙交给他,坐回电脑跟前。半小时后,他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口。我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服务效率: 97%

进村一个小时之后,邻居要我把车挪一下,因为有村民要给那块空地铺水泥。那一天,我和妻子彤禾都带了电脑,想写点什么。

服务用语合格率: 98%

第一起事故不是我的错。我租了一辆大众捷达轿车,前往位于北京北边三岔村的周末度假屋。人们把路的尽头铺成一块空坝子,我就把车停在这里。要在三岔村里面开车完全不可能,跟全国几乎所有的村子一样,建村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汽车,连接每家每户的都是窄窄的步行小道。

服务态度满意率: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