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她不会要了，”我说道。
“如果遇到她，我要还给她，”黄珀回答道。
小男孩俏皮地笑了笑，然后摸了摸衣袋。
“你要它作啥？”我问道。
他的父亲黄宗明做好渔船的时间比自己的预想早了一天。这条渔船长十三米，用香椿树做成，船板手工砍制，用沉沉的铁铆钉固定在一起。这份活儿需要几个家庭成员共同劳动二十多天；最近，他们在缝隙里填进了用石灰、大麻和桐油做成的混合物。今天早上，他们又在外面涂了一层油。桐油是一种天然密封剂，也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涂料稀释剂——早在1930年代，它就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外贸产品。桐油使木料略带红色光泽，船的外形透出一股粗犷而朴素的美。渔船支在木桩上。还没有碰过水。我问黄宗明，渔船打算什么时候启动。
下午二点五十分，我回到了滴翠湖。昨天，我是沿着小路走进去的；今天，我却要坐船才进得去。我带着隔壁打鱼人家九岁的小男孩黄珀回访了周家原来的住处。黄珀一看见躺在瓦砾堆里的62分的数学试卷，立马捡起来，小心折叠好装进了衣袋。
“只要水淹到了这里，”他回答道。黄宗明没有穿上衣，显得精瘦，下巴很宽，一股股的肌肉像麻绳。我后来问他，是否担心水涨上来的时候，渔船还没有来得及测试，他略微不快地看了我一眼，仿佛一个造船人受到了来自报道蓄水的记者的骚扰。黄宗明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船一定浮得起来。
传来一阵可怕的刮擦声，小船颠簸着停了下来；船上的人纷纷抓紧了船舷。发动机熄火了。我们惊惧得一言不发，船老大查看起受损情况。小船往后漂去，水流的声音突然响亮起来，我们看见了巨石，它的尖角就在水面以下半米深的地方熠熠反光。有人说了一句，明天的水深就可以安全通行了。看着那淹没在水下的岩石——又光又圆，仿佛藏在浅水里的一只弓背动物——我想到了石狮子和老人的梦。
我在头一年的9月第一次见到黄家人，当时的地图上还有龙门村。以当地的标准来看，这个地方相当繁华，住户们靠在大宁河（在巫山注入长江）里打鱼为生，同时在肥沃的冲积平地上种植庄稼。大部分村民都被迁到广东的时候，黄宗明和他的两位兄弟，也就是黄宗国和黄宗德留了下来。政府组织了龙门村的移民搬迁，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都如实前往。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要进行正式登记，但铁了心要在某个地方生活的人总能想出自己的办法。
今天早上，我让船夫径直驶向神女溪。小船沿着巫峡向东行驶，我在悬崖上辨识着路径，但它们几乎全被淹到了江底。神女溪的入口宽阔而平静，岸边漂浮着树枝。越往上走，随着水的流动，残枝败叶逐渐稀少，水的颜色产生了变化。先是墨绿，继而蓝绿。长柄蕨类植物直接倒悬进水里——即便激流也无法把它们从悬崖上扯下来。我们转过了一个又一个急弯。这一段峡谷的特征表明，它仍旧由较小的溪流冲刷形成——多急弯的溪水蜿蜒而行——迷人的浪花扑打着飞快行驶的小船。小船不属于这里；溪水也不属于这里： 这是一个刚刚形成才一天的峡谷。溪水的颜色变成了蓝色，滩底有声音传了上来。谁也没有看见岩石，我们一下子撞了上去。
黄宗国在10月份的时候告诉我，搬迁到广东的移民们抱怨农地太少。他还说，因为听不懂广东话，大家过得很不容易。黄宗国对自家得到的安置补偿深感失望，每个人大约只有一万元。我们坐在他家简陋的砖房里交谈着，房里的水和电都已经切断。外面的村子安静得有些可怕。黄宗国说，拆迁队再过两个星期就要来了。
八个月前，我沿着一条条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山间小道走过这条线路。这些小道硬生生地凿进石灰崖壁，高居于江面之上六十多米。我与一个朋友同行，沿路靠帐篷过夜，走到峡谷中段时拐进了神女溪。神女溪发源于南岸的崇山峻岭，因为水浅无法行船。我们沿溪流而上，在卵石上跳跃穿行，我们脚下的峡谷越来越幽深，直至进入深深的大峡谷。悬崖上长满了蕨类植物，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再也没有了红色标记。我们站在一缕阳光下，猜测着上涨的水位将会淹到悬崖的什么位置。
自从那次拜访之后，黄宗国和黄宗明在滴翠湖之上很远的地方修好了一栋二层楼房。楼房就要完工，可黄宗明告诉我，他要晚点才搬进去住；夏天的时候，他喜欢住在靠近水的地方。他现在的住处是用旧的玻璃纤维船罩搭成的棚屋，同住里面的是他的妻子陈嗣荒，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黄珀和十二岁大的女儿黄丹。黄宗明三十五岁，从十岁开始一直在渔船上劳作。跟原来的邻居周家人不一样，黄宗明对水显得自由自在。他对于江水上涨的应对之策是把临时棚屋顺着山坡上移十来米。然而，不到最后一刻，他仍旧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下午五点十五分，水位到了棚屋以下二点五米处。我问黄宗明，江水估计什么时候淹到他新做的渔船。“也许明天中午，”他回答道。
上午九点四十分，河里几乎空无一人。游船已经取消了几个星期——首先是因为“非典”的爆发，同时因为大坝最近已经蓄满了水。今天，江水继续以每小时十五厘米的速度上升。我和几个朋友坐上一艘舷外马达驱动的小船，朝着原来的下游方向开去。这条江现在已经失去了魂，死寂地置身于巫峡壁立的两岸之间。江水在弯道处才能获得新生，天空开朗，江风卷起一阵阵波浪。
在旧址上方山坡上修建的巫山新县城，有两条平行的街道，分别叫做平湖路和广东路。平湖路指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横渡长江、预想修建大坝时写的一句诗：
2003年6月8日
更立西江石壁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这两只狮子扔到了河里，”黄俊说道。“当时很乱，没有人知道石雕的下落。几年之后，一个老头梦到狮子出现在河里。他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在河里找了出来。那是1982年的事情——我还记得。这事儿很奇怪，但也很真实。”
截断巫山云雨
有些散居者的确如此——他们游离于峡谷的发展之外。这些人通常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是农民却又没有多少土地，或者是登记在其他地方的居民，这都意味着他们得不到任何补偿。楼房拆除一多半之后，我在2002年拜访了巫山老城，几家发廊涂成蓝色的玻璃窗后面依旧有按摩女在耐心地等待。我突发奇想，九个月之后，这群妇女依旧坐等洪水淹到她们的脖子。在大溪这个新村子，一位老年人当着我的面抽出了一张张单子——一共有两万元整——那是他在一家煤矿的投资坏账。大昌拥有该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黄俊带着我到各处看看。在老码头，一棵巨大的榕树下，他指了指通往河边的石梯上守着的两只石狮子。狮子的面部斑驳残缺，几十年间行人已经坐平了它的背部。这个地方即将沉入江底。
高峡出平湖
在拆迁的最后一个阶段，商店里出售的东西人们只能用于吃喝及穿戴。老年人随处可见——有的人不愿意离开，有的人没有子女或亲戚帮着搬迁。在周围晃荡的年轻人往往是想在村子里捞取最后的油水。拾荒者从建筑物上撕扯下废旧金属残片，农民们想方设法在即将淹没的土地上侍弄出最后一季庄稼。断垣残壁之间整齐地栽种着一行行蔬菜，宛如一座座战区花园。我抵达大昌村的时候，第一排房子已经被拆倒在地。一个中年男子坐在他家被拆毁房屋的木制窗框上喝着白酒。时间是上午十点钟，他已经醉意朦胧。“我就像一个挂在钉子上的人，”他说道。
沿江的人们对这几句诗词非常熟悉，经常用国家的富强和建设的成就来说明这一宏伟的工程。1997年，长江在坝址处进行分流以为建设工程做准备，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一次我在青石村的一家餐馆看见老板张贴了一幅手写的对联：
破坏的过程却更加捉摸不透。政府于2002年开始旧城拆迁，大多数居民都得到了补偿，再用这笔补偿款到新城镇购买住房。但预计有几十万农村居民被安置到了全国的其他地方。一般而言，是成批安置的；有时候一个村子被装上一条船，送往下游的其他省份，再由政府提供少量的土地补偿。我认识一个警察，他要护送整个村子的人坐火车去广东省。他陪着村民们坐了两天的火车，把他们送出广州火车站坐上早已等在那里的公共汽车，然后转身又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移民荣，离老家，求新生
新城镇的修建分为几个明显的阶段。一开始大多是男人： 建筑工人、推土机操作员、大卡车司机。很快就有了商店，但出售的东西大多不能用于吃喝穿戴。这里的必需品大不一样： 工具、门窗、灯具、浴具。有一次，我在丰都新城沿着即将完工的街道走了一遭，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在出售房门。灯和插座安好之后很长时间才能正常供电。我到访过的地方还是土路，人们只能掘地为茅坑，可用于装饰现代化卫生间的东西商店里一样也不缺。新城镇出现女人通常是一个好迹象——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完毕。只要看见孩子，你就知道新城镇已经具有了活力。
舍小家，为国家，建新家
靠近江岸的地方，老城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即便中国的其他地区处于建筑的热潮，在江水注定要上涨的地段建设任何新东西都不会有意义。有一阵子，这样的居民区让我们罕有地瞥见了过去的情景： 灰砖黑瓦的静物写生图。往上走可见一条狭长的绿色地带，或是空无一物的山坡，或是间或打着红色标记的庄稼地。再往上走，越过未来的水位线，新城镇正在用水泥和瓷砖大搞建设。这些水平状的地带颇像地质学家眼中的岩层，只不过一个看到的是未来，另一个看到的是过去。你一眼就能看出： 黑色线条是滨江居民区、绿色长带是即将被江水淹没的庄稼地，白色长链则展望着未来。
广东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78年实行自由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个得到蓬勃发展的南方省份。来自该地区的资金援助部分地支持了三峡库区的发展，因此新建城镇往往藉道路名向南方致敬。巫山有一所小学名叫深圳宝安希望中学。深圳这个欣欣向荣的经济特区推动了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巫山的校名上看见这两个字宛如在阿巴拉契亚的荒凉小道中看见“硅谷中学”这样的文字。巫山新城本身就像是来自远方的繁华。新城的中心广场有一块巨大的电视屏幕，成群结队的人一到晚间就聚集在它的跟前观看功夫片。广东路的两旁“栽种”着很多塑料棕榈树，天黑之后通体发亮。有一家山寨星巴克。有的店铺写上了英文名： 富裕餐馆、黄金理发店和流行浴室。还有一家精品服装店叫做“心智健康”[1]。
不过，我在涪陵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切。我在1998年夏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建设工程唯一可见的迹象是城市低处的建筑物描上了许多高度标记。标记是用耀眼的红色油漆描出来的“177M”——这就是水库未来的高度。这个高度比白鹤梁上公元1086年那一段题刻正好高出了四十米。之后五年间，我时常回到三峡地区，沿江出现了更多的红色标记。大多标的是“135”或“175”，因为水库需要按计划分阶段蓄水，2003年为第一阶段，2009年达到更高水位。不过，也能看到其他数字： 145、146、172。有些数字的特异性让人摸不着头脑： 141.9、143.2、146.7。这一切让我想起了白鹤梁——整个峡谷全都打上了标记和题刻，只等着洪水的到来。
我在新城很少听到有人对三峡大坝持批评态度。即便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人们享受到的好处少之又少，大家的抱怨也往往比较温和，而且只针对个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拿到的安置费杯水车薪，纷纷怪罪当地的干部太过贪腐。不过，这样的抱怨几乎从未触及三峡大坝的核心问题。我问黄宗明，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干什么，他说懒得管，只要他们用得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不再打鱼就行。他告诉我，修建三峡大坝很好，因为可以为国家多发电。巫山的一位出租车驾驶员告诉我，他的老家一下子就飞越了半个世纪。“要是没有大坝，我们还得再等上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他说道。
在三峡上修筑大坝的构想已经提出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孙中山在1919年就提了出来，这一构想在他去世之后继续为独裁者和革命者、占领者和开发者常谈常新。蒋介石倡导过这一想法，毛泽东同样如此。1940年代的日本人于占领时期对坝址进行过测量。来自美国开垦局的工程师们帮助过国民党；苏联专家向共产党建议过。但等到建设工程在1994年最终开工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早已跨过了修筑大坝的年代。出于对环境的担忧，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均拒绝为工程提供贷款。很多批评大坝的人认为，其主要目的——预防周期性肆虐华东地区的洪水——可以通过在长江支流上修建众多小型水坝的方式予以实现。工程师们担心，江水裹挟的大量泥沙有可能淤积在大坝后方，从而降低功效。社会成本十分高昂： 需要搬迁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水位线以下的众多城镇需要搬到高处重建。建成之后的大坝将是世界之最——高度相当于六十层楼，宽度相当于五个胡佛大坝。官方的报价超过了两百一十亿美元，数额接近全国电力税收的一半。
不过，他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告诉我，那个小镇会由于滑坡而无需再等上五十年了。巫山新城十分拥挤，城区人口达到了五万，它还是一座垂直的城镇： 一直没怎么住人的陡坡挤满了高楼大厦。很多小区都由水泥抗滑桩支撑着。出租车把我拉到金坛路，这里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一栋居民楼疏散了住户；大街上还堆着几大摊淤泥。我问出租车驾驶员是否担心过五十年的期限。“为什么要担心？”他回答道。“那时候我都八十了！”
我教写作课的教室就能看见这条江。政府发行的教科书有一个单元叫做“论说文”，用于佐证的是一篇名为“三峡工程好处多”的文章。文章引述了诸多不利因素——风景消失、百姓安置、文物被淹——但作者接着肯定地指出，这些不利因素很容易因为种种益处——控制洪水、更多发电、改善航运——而相形见绌。考虑到政府严格限制公开批评三峡工程，我们在“论说文”这个单元只能到此为止。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教授学生应该怎样正确地写作美式商业信函。
我在长江边生活的时候，当地人的足智多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任何变化都能做出快速的反应。他们大踏步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革命；只要某种产品有需求，商店里马上就会货源充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安置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正是那样的东西连接着即将消失的村庄和簇新的新城： 总有人想方设法出售大家需要的东西，可能是浴室配件，也可能是方便面。不过，几乎看不见长远的规划。如果江水上涨，顺山往上搬迁就是了；农民们会等到江水漫进地里才来收割庄稼。人们所说的未来，其实就是明天。
我住在涪陵的时候，涪陵还非常偏僻。这座城市没有红绿灯，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城里只有一部自动扶梯，人们往往凝神静气好半天才敢向它迈出一条腿。唯一的快餐店取了个神奇的名字叫做“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这个地方很贫穷，越往下游的巫山越加贫穷。巫山位于三峡的腹心地带，三峡是一道两百余公里的狭长河道，两岸高山耸峙，悬崖壁立，风景绝美，难以农耕，水流湍急。
我曾经跟出生于中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地理学家江红（音译）讨论过这种只顾眼前的现象。她一直在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从事社区研究，历届政府的政策都致力于把上述地区改造成耕地。很多做法对环境的危害非常之大，当地居民坚决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对耕种有利。但是她也注意到，近年来已经很少有针对这些计划的反对声，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改革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动机，以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在过去，政府的种种运动往往要提出一个抽象的目标，比如1950年代末期提出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这样的目标只能激励农民一阵子——但现在大家想要的是电视机、电冰箱。
1996年至1998年，我在涪陵的一所学校给大学生教授英语，这是一座小城，位于长江边上，在巫山上游三百来公里远的地方。每一年冬天，长江的江水也会像其他事物一样随季节而枯竭。雨水稀少，西边的雪水停止了补充，直到长江露出那道被称作“白鹤梁”的砂石梁子。这道石梁狭长，呈白色，跟长江水流的方向平行，仿佛一艘搁浅的狭长平底船。上面覆盖着几千道题刻——数百年来，当地的官员一直用它来记录水位线。我于1998年1月前去参观这道石梁的时候，江水的水位只比最早记录题刻的时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时候低了五十毫米。上面的题刻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地方，长江自身的循环周期远比官家的时刻表更加重要。为纪念北宋神宗元丰九年时的石梁出露，留下了一段完工于公元1086年的题刻。实际上，神宗皇帝已经在头一年驾崩，但他的死讯——以及新帝即位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江流域。
政策缺乏稳定性教会了人们尽量避免长远规划。“自1949年以来，政策经常在变，”江红告诉我。“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1980年代末期，人们觉得改革是一次机遇。大家都要抓住这个机遇，因为那可能又不会长久。”
第二天，午后的烈日下，我回到残存的竹棚屋，查看周家人把哪些东西留给了滴翠湖。一只男士左靴、一个摔坏的金属手电筒、半块摔破的乒乓球拍、一只印着“女士短袜”的空盒子、一张数学试卷（小女孩的字迹，顶端用红笔批着分数： 62）。
每一次沿着长江旅行的时候，我总觉得修建大坝的时机掐算得非常完美。修建大坝的梦想吸引着共产党的领导人，但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前的时代，在毛泽东孤立无援和政治动乱的时代一直无法变成现实。如果经济改革的时间再久一些，让当地人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满足今天的及时之需，那么他们可能会对建设项目提出质疑，甚至加以反对。将来，当人们回顾中国这个特定的过渡时刻——它前所未有地融合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最久远的纪念碑完全有可能就是中国中部这一潭巨大的死水。
七点五十五分，一辆卡车装来了两位搬运工，砖头已经消失了。还有一小段道路是干的，卡车就停在这里。傍晚八点零七分，江水淹到了汽车的左前轮。“快点啊！”欧云珍喊道。“再不赶快的话，车就开不出去了！”周淑荣和她五岁大的妹妹周雅站在一边，好像感受到了大人们的心神不定： 静静地站着，眼睛一眨不眨，双臂下垂。八点二十三分，水淹到了左后轮。电视机最后被装上了车，孤零零地摆放在前座上，紧挨着两个小女孩。八点三十四分，驾驶员发动了引擎。水淹到了轮毂罩上沿，卡车呼啸着开走了。车开走之后，欧云珍继续留下来摸黑收完所有的辣椒。
2003年6月9日
七点二十分，一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赶来，逮了几只从上涨的江水里逃出来的黑蝎子。“平时很难抓到，”他告诉我。“这东西有毒，但可以入药。我在湖南看到有人卖过，一百元钱一斤。”
上午九点三十分，黄宗明喝完了一大杯白酒，滴翠湖的水已经上涨到了渔船木支架的一个角。家里的物品大都还没有搬上山。一条蛇在水里爬行，露出的头部像一只潜望镜。
出门看桃花。
巫山的一位居民委托黄宗明和他的侄子再做一条小划艇，陈嗣荒留在家里收拾行李。她穿了一件印有“2008北京奥运会”字样的T恤，裤子上印着仿Burberry的图案。九点四十六分，江水淹到了支架的另一个角。一家人搬了一些东西装到船上： 一只电钻、一只装着渔具的篮子、一条宏声香烟。备用的木材装到了船尾。原来的房子被淹了二十五毫米；陈嗣荒、她的嫂子，还有几个孩子搬着物品涉水走了出来。只要有可能，黄珀总会溅他姐姐一身水。
春雨绵绵下，
十点四十七分，惹够麻烦的黄珀终于被大人规定不再帮着搬东西。他脱光衣服，玩起了水。
周家人在高处的半山坡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们之所以今天要转移物品，是因为通往山上的唯一道路被几厘米深的水淹了。傍晚七点零八分，砖头已经被淹没了一半。周淑荣搬出了自己的物品——一把雨伞、一只打了气的内胎、一个装着铅笔盒和作业本的流氓兔背包。大人们忙着往上搬家具，最小的女孩坐在南瓜地里的桌子边上静静地抄写着课文：
十点五十九分，一艘小舢板划过，船老大扯着嗓子问：“船卖不卖？”
在南瓜地上面十米左右的地方，一位名叫黄宗明的邻居正在制作一艘打渔船。黄宗明告诉我，再过“两三天”江水就会淹到他的渔船。即便到了现在，江水的上涨比原定计划整整提前了两天半，中国的农民们说到时间时仍然习惯性地只说个大概的数字。政府说，江水总共将会上升六十多米。
陈嗣荒高声回答道：“我们这么忙，你就以为在卖船嗦？”
看着江水上涨如同追循闹钟的时针： 根本无法察觉。看不见水流，也听不见声音——但每过一小时，水位就上升十五厘米。水流的上升仿佛来自深深的江底，向生活在越来越小的堤岸上的每一种生物发出了警告。甲壳虫、蚂蚁、蜈蚣成群结队地从江边四散逃走。江水淹没砖头的时候，一大群昆虫抢在“小岛”被吞没之前急于逃命，在尚未浸水的顶部疯狂爬动。龙门村的村民大多在去年已经搬走，政府把他们安置到了南方的广东省。可有几户周家这样的人家留下来，种了最后一季庄稼。他们知道江水要上涨，但不知道涨得这么快。前天，周家的大女儿周淑荣读完了一年级。昨天，她的母亲欧云珍采摘了最后一茬空心菜。今天，那些地块已经被淹到了江底。剩下的只有南瓜、茄子和红辣椒。
十一点四十分，支架的四个角都淹到了水里。十六分钟后，又一艘小舢板滑了过去；有人在卖煤炭。搬完东西之后，黄宗国跟几个女人一起拆下了旧屋顶。黄珀赤条条地躺在船首晒太阳。
傍晚六点十三分，周家人把一部电视机、一张书桌、两张饭桌和五把椅子搬到了路边的一块南瓜地，我把一块砖头竖直地立在了水边。在巫山县城的最新地图上，这一片水域被称作滴翠湖。但地图印好的时候，这个湖泊还没有出现，它现在的颜色是黄褐色而不是翠绿色。这个湖泊实际是长江边的一个回水湾，位于三峡大坝的上游，水位在过去一周时间里一点点地升了上来。周吉恩又从他家的竹棚屋里背了一个木柜子走上坡来。他个子矮小，笑容灿烂，老婆漂亮，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及至最近，他们还是龙门村的村民。新地图上没有了这个村子。周家的一个朋友又扛了一趟上来，其中有他家的电池闹钟。闹钟跟我的腕表一样，读数接近六点三十五分。水位又上涨了五十毫米。
下午一点三十四分，一艘轮船驶过，尾浪晃动了渔船，渔船咔嚓作响，终于脱离了支架，浮在了水面。
2003年6月7日
[1]这几家店铺的英文名称分别是： Well-Off Restaurant，Gold Haircut，Current Bathroom和Sanity。——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