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她回答道。“就是骷髅。但我没写名字。我写的是‘一个不高兴的工人’。”
“骷髅？”我问道。
我不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反应——我在涪陵教的课程里可没有涵盖死亡威胁信。我过了一会儿才问道：“管用吗？”
“我还画了一个——”她说的是英语，一时想不起来对应的词。她把碗碟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起来——寥寥几笔画出了一个头部，以及窄窄的躯干。
“我想管用，”她说道。“厂里的工人说，老板特别担心。之后，他收敛了一些。”
她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就在这家钱包厂上班，台湾老板常常命令大家加班到深更半夜，工人累了就招来一顿呵斥。一个工人因为告状被开除了。他前去讨要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却被老板叫人把他揍了一顿。艾米莉觉得应该有所行动，于是给老板写了一封信：“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
“很多工厂都这样，”她耸了耸肩说道。“他们都跟政府有关系。”
“没有用的，”她说道。“他们都有关系。在深圳，什么都得靠自己。”
“那可不合法，”我说道。
我们吃完了饭，艾米莉看了看我问道：“想不想看点有趣的事情？”
她提到邻近的镇上一家臭名昭著的台资钱包工厂。这家厂一连六天大门紧闭——只在星期天才开放，其余时间工人根本不能离开厂区半步。
她带着我来到镇中心的一条小街。黑黢黢的道路下面有一条小水沟。几十个人倚着栏杆正在抽烟。街上没有路灯，清一色的男人。我问她究竟有什么可看的。
艾米莉把工资的一部分寄给父母，以帮助弟弟支付学费，这份责任让她多了一种成熟感。二十三岁的她已经是工厂办公室年龄最大的员工，办公室的员工全是女性。吃饭的时候，她讲了几位台湾老板的事情逗我发笑。他们让她摸不着头脑——她不敢相信他们的生活（无论经济抑或道德）竟如此随意，可她却把他们看成了中国大陆以外的生活象征。她讲了老板一个同事的故事，这是一位美籍华人，正好从旧金山来这里出差，刚一到达就在艾米莉的办公室给自己的老婆电传了一封情书，随即就出去找了一位小姐。艾米莉的老板经常跟厂里的女工们打情骂俏；附近一家工厂的台湾老板不堪四川情妇的干扰，竟然关门大吉。在艾米莉看来，他们都一样。“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输家，”她一边取笑，一边解释说自己的老板几年前也在台湾办砸过一家公司。我问她，深圳的政治限制是不是比涪陵少得多，她说的确如此，但又说劳资关系一样限制人。“这里不是政府，而是老板说了算，”她说道。“也许都是一回事儿。”
“他们都是来招妓的，”艾米莉说道。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出现了——步子缓慢，左顾右盼，一个男人走上去搭讪。他们一起走了一会儿，男的走到了暗处，女的继续往前。艾米莉问：“想不想看看我留你一个人在这里会怎么样？”
那天晚上，我们在镇上主路边的一家露天餐馆吃了饭。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我一直偏爱中国的夜色，簇新的城市所具有的瑕疵都隐藏在了夜色之下。深圳的各大卫星城镇更是如此，白天人们大多要在流水线上劳作。白天的街道往往空无一人——仿佛是一座被人遗弃的城市。但当工人们在傍晚时分涌出厂门之后，情况立马有了改变。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但大多数设法另换了衣服。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露天大排档和台球室，往往是同性结伴而行： 一帮帮小伙子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一群群女孩子开怀大笑。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基本上看不见老人。这就是深圳的自由——这里没有陈规，也没有过去，大家都远离家人。
“不用，”我说道。“我们走吧。”
过了围墙便是一连串十分粗糙的、未完工的水泥建筑。巨大的桩孔旁码放着一堆堆泥土，推土机和重载卡车停放在临时搭建供建筑工人居住的棚屋边上。我们继续往北，厂房小镇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宿舍四周围着围墙，高大的烟囱喷吐着黑烟。大门上悬挂的标识说明了里面生产的产品： 鞋子、家具、玩具、计算机零部件。走了三十多公里后，我们进入了龙华，一帮台湾老板在这里开设了五六家饰品厂。厂房小堆小堆地挤在一起，仿佛是城市的扩展把它们挤压得紧挨在了一起。艾米莉的工厂跟隔壁的工厂之间只有几米的距离——所以她才估算着遇到火灾时可以跳到对面去。
那天晚上我住在朱云峰的单人公寓。他最近离开艾米莉所在的工厂另找了一份工作，所以他可以单独住一个房间。他所在的小区贴满了黑体字的性病诊所广告，顺着楼梯间经过了几家这样的诊所之后，我们上四楼来到朱云峰的住处。整栋楼只完成了一半——墙壁还没有粉刷，灰泥斑斑驳驳，连水管都没有装好。他们没有热水可用，估计永远也用不上了。关外的发展都是这样——还未建好便废弃不用。要做的工作太多，要建的工厂和公寓太多，刚打好地基，承建商就拔营而去。在我看来，这地方如果有什么成品的话，多半都立即用来出口了。
她跟我对她学生时代的记忆几无二致。我到的那天早上，她穿了一身朴素的蓝衣服，我们俩在深圳市中心沿街溜达。我们参观了证交所和最高的大楼地王大厦，我在邓小平的巨幅画像前替艾米莉照了一张相。天黑了，我们坐上了北上的公交车： 经过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和住宅小区之后，每远离市中心一步，两旁的楼房便破落一分。驶过几座山丘，我们接近边界到了检查站，随后来到了长长的链环状铁丝网围墙。检查站有一块告示牌：“观澜湖高尔夫球俱乐部： 中国第一家72孔高尔夫球俱乐部。”
朱云峰的公寓里有两张简单的木床，上面铺着藤条席。墙上空无一物，除了一个热水瓶和几本书，他没有任何家当。他目前的工作是给家具配件做模。
我第一次到深圳的时候，艾米莉跟我一讲起这事儿就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有一个动作——用手掩着嘴巴，同时闭上眼睛。很多中国女性都喜欢这样笑，不过不知为什么，艾米莉这样做的时候似乎更自然一些。
我知道朱云峰身上有让艾米莉感到放心的东西。有一次，她对我坦言，他长得不帅，这是真话——他的脸上长满了粉刺。但正是这样的平实吸引了她。她有一套理论，英俊的男人不靠谱。
“以后都会这样的，”朱云峰说道。“你要适应。”
接下来的一年，艾米莉的来信和电话不再那么兴高采烈。她时常抱怨头疼、工作太枯燥、老板叫人无法忍受。她的姐姐在跟一个福建人结婚后就搬走了。艾米莉的同事来了又去，她仍旧是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员工。现在，她承担起了保护任务，保护新来的女雇员免遭老板的染指。圣诞节的时候，她给我寄来了厂里生产的样品： 用红色和紫色塑料珠子串成的手镯。她说，我可以寄给我远在美国的姐妹们。
“有过，”她回答道。“但我还是怕得很。”
我把关于她和她的同学们的一篇故事寄给了她，她是这样反应的：“我不敢确定自己真有你眼中那么令人称许。我的确喜欢独处。原因之一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与人相处，我没法分享他们的酸甜苦辣。尽管我真的很想。”还有一次，她写到了自己的工作：“我时常头疼。经常出错……你知道什么工作既有趣又能造福社会吗？”
“怎么啦？”朱云峰问道。“你以前没这样过？”
我鼓励她找点需要用到英语的事情做一做，但我也知道自己的建议帮不上多大的忙。她的不开心有点令人难以捉摸——在我那些最聪明的学生身上（大多为女生），我曾经瞥见过这样的特征。英语系最聪明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一直远离自己的同学。下了课，她总是找外籍教师操练她本已相当优秀的英语口语。暑假期间，她回到家乡，从一座桥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她的死，我一直没听到任何说法，班上谁都不跟她亲近。在中国，自杀的女性多于男性，女性的自杀率接近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位居全世界之首。自杀的女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她们处于向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有望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深圳这样的地方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其中的转变过程也充满了痛苦。
“我太紧张了，”一走到马路对面，艾米莉就说道。
深圳的经济首创之一是建立了“人才市场”，以取代计划经济下政府安排工作的做法。尽管这些市场鼓励独立，但它们在评价女人的长相时仍旧采用了传统的观念。艾米莉抱怨过，潜在的雇主总觉得她的身材过于矮小。她的身高是一米五三，而人才市场普遍要求女性在一米六以上，尤其是如果想受聘为接待、文秘或高档餐馆的服务员。艾米莉还说，她的小眼睛和厚嘴唇让她找工作有困难，因为这些工作都要求女性求职者“五官端正”。在服饰厂工作一个月之后，她在给我写来的第一封信里对同事们的外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10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云峰在过马路的时候拉住了艾米莉的手。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了。朱云峰紧紧地拉着。他们走到了街上。
李佳最漂亮、最能干、个子最矮，也最受大家的喜欢。华慧是个古典美人，男人打来的私人电话多是找她。但我对她不太了解，因为她有时说话很伤人。还有一个秘书叫丽丽，她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任。所以她在办公室不怎么受欢迎。邢皓最胖，最关心减肥。
艾米莉的宿舍位于一栋六层楼房的顶部第二层。六个工人住一间房。这是一家“三合一”工厂——生产、仓库和生活全都在一栋楼里面。这种布局在中国是违法的，工人们也知道这一点，一如他们知道堆放在底楼的一些原材料是易燃物。他们还知道，楼房的电线线路有问题。一位电工曾经来维修过，他事不关己地告诉艾米莉，这栋大楼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片火海。从此以后，她给自己画了一张逃生路线图。如果夜里发生火灾，她会爬到六楼的阳台，然后跳到隔壁一栋的楼顶。她的逃生计划仅止于此——既没有兴趣向政府投诉违法建筑，也懒得告诉其他工人。大家都远离家乡，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在关外的工厂比比皆是。
尽管深圳的人才市场对于容貌的传统观念让女人们感觉不舒服，但也给她们提供了内地城市无法提供的自由度。在深圳，年轻人婚前同居并不鲜见。对离婚的接受度更高，许多女人并不急于结婚。我在城市里闲逛的时候，捡到了两本名为《特区之窗》的女性杂志，内文的标题有“一夜情”“我不是处女”“一个老头设下的陷阱”和“为什么要流产”。
饰品厂有五十个员工。跟关外经营厂子的很多人一样，老板也是台湾人。他公开对工人们说，他讨厌大陆，之所以来这边办厂，是因为劳动力便宜。工人们很不喜欢自己的台湾老板。有些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仅有一元钱，那意味着为了挣到一份像样的薪水，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劳动。只要说起老板，他们就会跟深圳人一样用到这几个词： 吝啬、好色。不过，饰品厂这位老板没有其他人那么坏，厂里的条件也远超过关外的大多数工厂。工人们星期天放假，每天下班后可以离厂外出，不过务必要在夜里十一点或者午夜回到宿舍，一切全看老板的兴致。
艾米莉只要一说起个人的种种难事儿，就会提到“夜空不寂寞”这档广播谈话节目，和那位已成为深圳年轻女孩们偶像的主持人胡晓梅。1992年，二十岁的胡晓梅离开偏远内地的煤炭小镇来到深圳，在一家矿泉水厂干起了工资五百多元的工作。一天晚上，她给谈话节目打去电话。不同于其他的来电者，她没有寻求建议——她只想告诉听众，自己久已渴望的梦想就是做一名电台主持人。胡晓梅是个健谈的人，她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把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留给了听众。
他们转身回到了工厂。几个月之后他才告诉她，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知道已经有成功的机会了。他看得出来，她没有下定决心拒绝他。
“接下来那一个星期，我收到了大量的信件，一百多个电话，”我在一次深圳之旅时拜访了她，她对我这样说道。“但矿泉水厂把我解雇了，因为我把他们的电话用于私事，所以我就没有了工作。我收拾好所有信件，捆扎在一起，带着它们来到了电台。”
“跟谁走我都不想！”
胡晓梅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卡碧牌薄荷香烟。我们坐在深圳市中心一家餐馆的包间里。她漂亮，娇小，身材修长，一头长发，属于中国吸烟者里那种边吃边能抽烟的类型。她吐出一股薄荷烟雾，继续说道：“他们说我太年轻——我只有二十岁，又没有经验。但其中一个负责人决定给我个机会。我告诉他，我只有二十岁，懂的不多，但很多听众跟我一样，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们。”
“那你想跟谁走？”朱云峰问道。
十年之后，一百多万人每天晚上都要调到胡晓梅的节目，他们大多是在关外打工的年轻女孩。即便深圳电台跟其他媒体一样由官方主办，但胡晓梅经常给出大胆的建议，令观念传统的官员们大伤脑筋——例如，规劝年轻人不必害怕婚前同居。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写了一本书，正在写第二本。她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给人一种老练的架势。当我问她崇拜哪一位作家时，她提到了雷蒙·卡佛的作品。（“从微小的细节中能品味出很多东西。”）跟我在深圳见到的很多女性一样，她也很世故，白手起家，充满自信。她曾经终止了一段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感情，原因之一正如她所说的：“他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胡晓梅的男朋友。”
“我不想跟你走了，”她说道。
艾米莉厂里的所有女人都虔诚地收听胡晓梅的节目，第二天她们会讨论前一晚打进电话的那些人： 有了婚外情的妻子们、想找到出路的情人们、拿不定主意是否搬去跟男友同住的女人们。胡晓梅的解答充满个性，这给艾米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做空泛的评论，”艾米莉告诉我。“她审视每一个致电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加以判断。”
9月的一天，朱云峰和艾米莉跟着几个同事外出，走到附近的一个公园之后，只剩下他们两个。艾米莉不知道是怎么跟大伙儿走散的。突然，她感到很害怕——事情来得太快了。她才二十二岁。他二十六。
不过，即便有了胡晓梅的帮助，艾米莉仍旧无法适应深圳的自由。她说，她觉得年轻人婚前同居的行为可以接受，但不应该告诉任何人。胡晓梅有一次给致电者说过同样的话，艾米莉赞同这样的决定应该绝对保密。“这会影响人们对你的看法，尤其如果后来中断了关系，”她说道。“最好什么也别说。”一天，她说性在深圳比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开放，我问她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她想了想，回答道：“比过去好多了。但不应该越过一定的界线。”
两个月之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开始出现小礼物。她收到了两个玩偶和一只绵羊小雕像。她没有问是谁放进去的。
“什么样的界线？”
1998年3月朱云峰来到厂里，艾米莉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他中等身材，头发浓密，因为干过铸模，所以膀大腰圆。他不算英俊。他喜欢独处，同在厂里工作的其他女子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魅力。可过了些日子，艾米莉发现自己越来越注意他。她喜欢他走路的样子——步态中透着一股自信。
“跟传统道德有关。”
所以，才有了一个名叫朱云峰的年轻人让她大吃一惊。他之前接受过铸模的训练，但进入饰品厂的时候是一位采购代理，因为他想做点非体力的活儿。在之前的岗位上，朱云峰算错了一块金属件的重量，就在他和另外两名工人试图上举的时候，那块金属件滑落了。朱云峰松了手。另外两名工人没有松手，结果断了几根手指。厂里答应赔偿工人损失，朱云峰并没有责任，这在围墙另一边的工厂里是常见事故。然而，他还是决定辞职。看着受伤的工人们成天在厂区晃悠让他感到十分难受。
我问她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她用手托着下巴，认真地想了想。“传统道德，”她重复了一遍。但她没有给出解释。
她的故事从南方一点点地飘来。每两到三个星期，艾米莉会给我打一次电话或写一封信，在我的头脑里一点点地勾勒出这座城市。有些故事戛然而止，比如曾经追求过她的香港商人。有些故事延续得久一点，比如她自己的姐姐，先做旅游销售，最近被一家从事传销的公司录取了。她带艾米莉去过招聘会。“很多销售人员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们学会了如何说话，”艾米莉回忆道。“我并不认为这是挣钱的好门道，但我觉得这是提升自己、增加信心的好法子。”她的姐姐早就知道那是一场骗局——政府当时正在对肆虐于华南的传销活动施以重拳打击——她说自己去参加招聘会只是出于好奇心。随后，她在一家叫做“孤独之心热线”的单位找到了工作，与那些自感失落的深圳人进行电话交流。“有人说深圳没有真爱，”当我问起怎么会有这样的热线电话时，艾米莉如是说道。“人们太忙于挣钱，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一天，我把深圳非常流行的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送给了艾米莉。出版于1998年的这本书以一位外地来深圳的移民作为女主角，讲述了她从最初的文秘到给香港富商做情人并过上奢华生活的命运沉浮。作者缪永是一位二十九岁的女子，出生在偏远的甘肃省，从当地一所师专毕业后来到了深圳。她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因为第一部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火热畅销，她很快就富了起来。图书因为描写毒品、赌博、滥交而被政府列为禁书。跟中国的其他禁书一样，该书被禁反而促进了销售——尽管都是盗版。深圳市中心到处都有小贩兜售盗版书。在证券市场门前，我看见一个人正在兜售《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一同出售的还有《我的奋斗》的中文版。
正是在这里，艾米莉第一次进入工厂找到了工作。在龙华这座卫星城镇，她当上了秘书，工作任务是整理财产清单、跟踪订单，同时做一点英文翻译。她所在的工厂出口服装饰品——一片片的白镴和黄铜合着廉价的塑料珠子被涂画、喷绘或镶嵌在拉链袋上，然后再送往香港、东南亚、旧金山和芝加哥。
“我所说的‘你’指的是整个社会，”当我问起书名的时候，缪永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由我自己掌控，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她承认，物质主义是这本小说的主要驱动力。“一切都跟金钱有关；对每个人而言，这都是首当其冲的东西。在深圳，处处都存在交易——金钱和爱情的交易、金钱和性的交易、金钱和感情的交易。”
这样的担忧终于让政府在城市周围竖起了围墙。这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跟修筑长城是为了牵制外来者一样，深圳的围墙也是为了对市场经济改革有所管控。中国公民进入市区必须经由检查站，并出示身份证和在各自省市办理的边境通行证。但1984年完工的这一道围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区内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纷纷迁至围墙的另一侧，以享受廉价的租金和宽松的管理。后来，深圳被分成了两个天地，当地人称之为“关内”和“关外”。围墙外面的卫星城镇迅速崛起，但大都杂乱无序。在这一片廉价的厂房和宿舍区，薪水偏低，工人们主要靠大量的加班来获取收入。每周工作六天是常态，而深圳市内严格执行五天工作制。在围墙的另一面，工伤事故更多，宿舍火灾事故更多。
我与缪永见面的地点在深圳一个豪华的高层小区，也就是她公寓附近的一家时尚西式咖啡厅。吃饭的过程中，她一个劲地抽着卡碧薄荷香烟，同时说自己的写作受到过亨利·米勒的影响。（“他的书也被禁过。”）尽管被列为禁书，尽管盗版很猖獗，但缪永还是通过写作致富了，因为她把小说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为了通过审查，她剔除了书里面最敏感的部分，还外带取了一个更令人愉悦的剧名。至于今后的打算，她不会再那么直言不讳地突出深圳是故事的发生地。她觉得，政府之所以取缔她的书，是因为它给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抹了黑。
只要政局面临不确定性，深圳就如同一座围城。当地的人都知道自己享受了政府不一般的恩惠，因此总担心深圳的特殊地位会被一笔勾销。1997年人们面对邓小平巨幅画像的种种行为，正反映了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在1980年代中期，当经济特区爆出一连串走私丑闻时，一些保守的官员立刻把矛头对准了深圳。他们抱怨，对外商投资放松限制导致了腐败的发生和新殖民主义的形成。
缪永在作者简介里给出的第一项细节是她的血型。跟其他赶时髦的年轻人一样，她认为血型决定性格。她二十九岁，最近刚买了一部车。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叫做《这里没有冬天》，没有了政治性错误。缪永是O型血。她告诉我，深圳最令她感兴趣的是个人主义。“在过去，中国很讲集体，”她说道。“全都是集体思维。可是现在在深圳这个地方，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
在崛起的过程中，深圳所承受的社会试验远比经济探险更让人印象深刻。其城市人口由1980年的三十万增至2001年的四百万。至此，深圳市民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九岁——在一个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让各大城市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这个数据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因为众多工厂依靠的是缺乏技术的廉价劳动力，所以新来者大多是女性。尽管找不到可靠的官方数据，但当地人说深圳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七。这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种基本趋势。人们有时候把这座城市称为“女人的天堂”，因为它为年轻的女性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不过，这个称谓很难描述这座新兴城市的阴暗面。同样为人所知的，是这里的工厂管理混乱，工人们时常因为工伤事故而造成肢体伤残。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刺激了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但哪里都没有深圳的市中心那样突出，只要在夜晚出行，总会碰到人称“街头天使”的年轻妓女们的搭讪。
自我创造是深圳的核心原则，因为自身的改变创造出很多传奇故事： 来自煤矿小镇的女孩变成了电台明星，来自甘肃的小秘书因为写作而一夜致富。随处可见英语类的培训课程，因为大家都想在这个工厂地区出人头地，捷径也有很多。在沃尔玛超市门前，小贩以八九百元的价格兜售假文凭和假成绩单。有些外来者以其他非法的方式快速捞钱。我采访过一位来自四川的妓女，她把这份工作的期限设定为十八个月；每个月能挣到两千多元，她琢磨着不久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然后回老家做点小生意，这样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做过什么。她刚来深圳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她二十岁，一心想找回逝去的时光。我还采访过一位正在从事“三陪”的年轻女孩，她的工作就是陪男人吃饭、喝酒、到卡拉OK厅唱歌。人人都知道，这是个灰色的职业，许多三陪小姐心甘情愿地提供额外的服务。我遇到的这位姑娘声称自己陪人睡觉从不收钱，但说到原来在鞋厂的工作时显得恋恋不舍，当时的工资只有八九百元，七八个工人挤住一个房间。“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敞亮得多，”她说道。她现在每天能挣一百元，白天睡大觉；她跟原来的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不用上班的夜晚，她喜欢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去夜总会尽情跳舞。
1990年，政府设立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主板市场。（同年的晚些时候，上海开设了第二家。）二十多年来，深圳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百分之三十，其居民享受的是全中国最高的城市生活水平。这座城市出奇的绿——城区里的公园星罗棋布，街道的两旁栽种着大榕树、棕榈和生机盎然的绿化带。城里很少看见自行车，人们大多乘坐公交车或出租车。交通很顺畅。深南路横穿城市的中心区，九车道宽的街道两旁依次并排着深圳颇有名气的建筑物： 证券市场是亮闪闪的绿色玻璃幕墙，带有瘦削双塔的地王大厦高达六十九层，毗连的公寓楼正立面上所开的七层楼高的大孔已经成为深圳市最富创意的建筑物。
读了缪永的小说，艾米莉说她跟书中所描述的世界感觉不到一点联系。女主人公没有内心——她所关注的只有金钱——从一个男人的床上爬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太混乱了，”艾米莉说道。“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控制。”
中国的其他城市都有历史，但深圳的起源是一个神话——奇迹般的诞生，神一样的贵人相助。1978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登上权力宝座，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一创举几乎结束了三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邓小平避免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尝试激进的改革，因为在这些地方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将具有政治风险。于是，他和他的顾问团队在欠发达地区搞起了试验，这些地方后来被称作“经济特区”。通过税收减免和投资优惠，政府鼓励外国公司来这样的特区开设工厂。1980年，他们把这一项荣誉赋予了深圳这座昏睡于南国边陲、经济严重依赖渔业和农业的小城市。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对外开放窗口”的代名词之一。很快，国际大公司纷纷进入这座城市开办工厂，其中就有IBM、康柏、百事可乐和杜邦。
我问她，这些新的道德观念来自何处。她耸了耸肩：“大多数人认为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东西来自西方社会。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你觉得这本书是在说什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它在说深圳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她回答道。“书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焦虑——无法找到平静。”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经过一年的相处，艾米莉和朱云峰住在了一起。他们在深圳关外五十公里的工业小镇租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因为这里靠近朱云峰工作的家用产品厂。这栋房子比其他楼房更接近于完工。水泥浇筑的楼梯间开裂了，不过一切都还完好，厨房的设施也很好。这是艾米莉来到深圳后住的第一套像样的房子。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房间里还住了一对四川男女。两对男女各有一间卧室，客厅共用，里面有一台彩电、一部影碟播放机、一张矮桌子、一张沙发床。四个人相安无事。其中一间卧室挂了一张覆膜的画报，上面是一对正在互相爱抚的裸体的外国男女。这样的画报在中国比比皆是；大家觉得那才叫浪漫，之所以不犯法是因为人家画的不是中国人。
当时，深圳四周围绕着一道一百多公里长的链环铁丝网。这道围墙高达三米，有些网段装有铁丝倒钩。如果从北边进入城市，需要经过这道围墙上的一个检查点，随后沿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穿越几座低矮的绿色山丘。越进入市区，新建的楼房就越高大。在深南路和红岭路的交会处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说明这里至少是精神层面的市中心。广告牌上是邓小平以深圳的城市天际线为背景的巨幅画像，以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句话。当地人和外来者经常在这里拍照。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成千上万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巨幅画像前，敬献鲜花和挽句。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也是深圳市的市歌：
如果换成涪陵，艾米莉绝对不会与哪个男人未婚同居，所以她也没有跟父母说起租房的事情。不过有一天在打电话的时候，她母亲问她是否跟朱云峰住在一起。“我什么也没有说，”艾米莉告诉我。“我一不说话她就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之后，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
“我知道，”她说道。“反正现在的工作也不是很好，该离开的时候我自然会离开。”
艾米莉每个工作日还得在饰品厂的宿舍睡觉，只是在周末才回到新租的公寓房。朱云峰已经升任主管，每月的工资超过了一千元，拿到的奖金也很不错。艾米莉的薪水升到了七百元，却越来越讨厌现在的工作。她不喜欢老板总是安排她加班，不喜欢每天晚上只能住工厂的宿舍。
“对，如果麻烦太大，你应该辞掉那份工作。”
工作日的一天晚上，艾米莉破例跟朱云峰住在了一起。第二天一早，老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我会的，”她回答道。“只要他在这里，我就让同事跟我形影不离。”
“他问我头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艾米莉跟我说。“他那个人就是这样——从不直截了当。他没问我有没有回宿舍——而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他：‘我今天早晨才回来。’我既没有解释，也没找借口。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觉得他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好笑。他盯着我看了一阵，就让我走了。”
“这样很不好，”我小心翼翼地说道。“如果要换工作，你不应该找他帮忙。那样做只会给将来留下更大的麻烦。你应该避开他。”
几个星期之后，工厂里的另一个女工也开始破例。
“他总是找借口跟我在一起，”她说道。“他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帮我在香港找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你是知道的。”
之后不久，老板将生产线上的一位漂亮女孩调去做了他的私人秘书。这个女孩来自河南，刚满十八岁。艾米莉抽时间给这个女孩讲了老板的很多事情。一天老板碰到艾米莉，他问，人们都在背后说了他什么，最后点到了正题。
“很棘手吗？”
“你跟其他工人说我好色？”他问道。
“两个月。”
艾米莉回答道：“是的。”
“他多久来一次深圳？”
他一笑置之，但看得出来他再也不想留用她。艾米莉开始抽空四处找工作。几个星期后，她找到了一份幼儿教师的工作。跟饰品厂一样，这所学校也在深圳的关外，不过这一次没有台湾老板，没有工厂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薪水跟艾米莉一直做工的那家厂大体相当。她就要教英语了。
“离了。他在台湾的孩子都还小。不过他主要在香港上班。”
当她向老板提出辞职的时候，他想借机训斥她一番。
“他结婚了吗？”
“你变了，”他说道。“你一直很听话。你交了男朋友之后，一切都变了。”
“也许吧，”她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显得很轻。
“我没变，”艾米莉回答道。“我只是把你看得更透了。”
“他是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在深圳的最后一个晚上，我陪着艾米莉出门听广播。她觉得我们最好走出公寓，因为朱云峰回家很晚，而且脾气会不好。那是一个温暖而晴朗的夜晚。一座座亮着灯的工厂宿舍楼顶上，闪烁着满天星斗。
“因为我长得胖，”她很忐忑地笑出了声。我知道她最近体重增加了一点点，在一定程度上这让她更耐看了。
那天早些时候，朱云峰主管的一位工人在做工时受了伤。朱云峰没有跟艾米莉多说，只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为了在新的产品线上赶制一批订单，厂里一直在加班。既要赶时间，又对设备不熟悉，往往会引发事故。新产品是金属热水杯。
“你能说得明白一点吗？”
我和艾米莉爬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丘，可以俯瞰整个小镇。这里是关外典型的工业小镇： 山丘上开出的一道道豁口尘土蔽日，商店和公寓楼房鳞次栉比，两条主路的两侧是一字排开的厂房和宿舍。有制鞋厂、制衣厂、计算机配件厂——配件厂的顶层在最近的一次火灾中被烧成了光架子。浓烟在厂房的白瓷砖上留下了印迹。艾米莉说没有人受伤，但同一条街道上的另一家工厂在数年前发生大火，烧死了好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是圣诞饰品和剪草设备。
“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人，”她缓缓地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头子，有点喜欢我。”
艾米莉就要开始教学工作，不禁有点惶惑不安。她担心在工厂干了这么多年，自己的英语早已忘了个一干二净，她还担心管不住孩子们。不过她很喜欢校园环境，一说到新的工作就会开心一笑。她剪短头发，用塑料发卡夹住了后撇的刘海。她的脖子上戴了一条简朴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的——玉雕龙，她的生肖。
我说她现在挣的钱都跟我一样多了，她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她的笑声有点怪怪的，于是我问她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对劲的事情。
我们坐在山顶听起了“夜空不寂寞”。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收音机的音量调节钮已经损坏，胡晓梅的声音在夜空里显得沙哑而单薄。十一点过了，远处还能看见一座座厂区宿舍，水平线上是窗户里透出来的一大片灯光。第一个打进电话的人不住地哭泣，因为她很后悔以那样的方式对待早已分手的男友。胡晓梅告诉她，这样的经历对她有好处，也许她下次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二个打进电话的人说他很想念自己高中时期的女朋友，可她现在工作的地方离他很遥远。胡晓梅叫他不要以为每一段感情都是爱情。胡晓梅告诉第三个打进电话的人（她只有二十三岁），觉得自己应该马上结婚的想法是错误的。
通常，我教过的学生都会给我写信或是打电话，报告他们各自独立过程中的每一座里程碑。报告通常跟钱和财产有关——涨工资啦，买新房啦。有一次，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买了一部手机。他先跟我聊了几分钟有关手机的事情，随后才漫不经心地说自己订婚了。进入工厂五个月之后，艾米莉打电话向我报告，她的工资刚刚涨到了九百九十元。
放眼看下去，宿舍的一盏盏灯已经熄灭。我想起了那天早些时候受伤的工人，想起了最近跟艾米莉说过的几句话。我们一直在讨论，深圳的外来者在处理新获得的个人自由方面有什么应对之道，艾米莉说她欣赏的是人们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她在过去经常做出这样的评判，可她现在又说，有时候孤独也会让她感到恐惧不已——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生活。“在传统社会里，”她说道。“人们分群而居。这样的群体最终演化成了家庭，现在呢，这样的群体却又要解散成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人。他们终究会变成独自一个人。”早在几天前她就说过，深圳的变化来得太快——年轻人学会了独立，由政府统管变成老板说了算。“如果存在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再好不过，”她说道。“但根本不可能。那不过是美好的理想罢了。”
毕业后，我的学生大都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上了老师。可艾米莉跟着男朋友去了云南的省会昆明找工作。他是个方脸的年轻人，头发浓密，眼珠黝黑，脾气暴躁，想着继续前往上海。“我当时没打算跟他分手，”艾米莉后来告诉我。“但我心里清楚，自己一点也不想去上海。”于是1997年11月，她去了深圳。几个月后，他们彻底分了手。来到深圳之后，她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在一家服饰出口加工厂找到了文秘工作。她的起薪是每个月八百七十元。她原来的同学大都留在四川当老师，工资普遍为三百多元。
我们下到了山坡，我问她想不想离开深圳。她立即摇了摇头。我又问她，她觉得城市里全新的压力会给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怎样的改变。
她那一年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说明，她跟其他人大不一样。她跟班上的同学们对着干，她对党的路线绕道而行，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写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位数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一座煤矿；她写到了自己的姐姐，她早就千里迢迢去深圳找工作。我让学生们给美国的各种机构写一封商业信函，艾米莉选择了位于纳什维尔的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她说她很想听一听真正的乡村音乐。还有一次，她问我有没有黑人朋友，因为除了在电视上，她还从来没见过真正的黑人。我在文学课上要求学生们排演《仲夏夜之梦》，她扮演的是泰坦尼亚。她演得很出色，尽管她扮演每个角色的时候都喜欢笑，仿佛在远远地观看自己的表演。她有一张圆脸，高颧骨，厚嘴唇。她的眼睛很细很眯，很像中国古画中的女子。艾米莉曾经对我说，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很漂亮，但现在大家都钟爱大眼睛，因为那看上去更像西方人。她从不化妆。她的衣着很简朴，跟其他许多中国女性不一样，她从不染头发。为了表示对艾米莉·勃朗特的崇敬，她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英文名字。
“结果是人们的能力更强，”她说道。“创造力更强。然后，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想法。而不是所有的人想法完全一样。”
我好像有很长时间没感受到快乐了。我有时候将自己的灰心丧气怪罪于环境，我们学校的气氛尤其压抑。但是我发现，当我一个人在不停抱怨的时候，其他同学却活得十分开心，所以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在我自己。
我问道：“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选择了第一种答案。他们大都来自四川的乡下农家，好几个学生甚至提出，自己的家庭非常贫困，二十年后他们不能一死了之。然而，艾米莉选择了后者。十九岁的她是班上最年轻的学生。她这样写道：
她陷入了沉默。远处的宿舍大多已经熄灭了灯光。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乐观地认为只要每个人学会了照顾自己，体制就将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做出调整。不过，我看到的是深圳的一些片段——有围墙的城市、大门紧锁的工厂、独自生活的人们、远离家乡——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究竟如何被归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有意要离开了。那是1996年，我在四川省位于长江边上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教英语。学生们经过学习之后会成为中学英语老师。有一天我要他们回答这样一个假定的问题： 你是愿意像正常人那样有起有落地长命百岁，还是愿意极度欢乐地只活上二十年？
我看了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并不重要。自从来到深圳之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又找了一份工作。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宿管规定。她向某个工厂老板寄过死亡威胁信，对自己的老板也毫不示弱。她才二十四岁。她做得很好。
艾米莉没有确切地告诉我，她为什么从当地的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要离开家乡。“我的内心有一种东西，”她说道。“母亲说我就是不满足于过好日子。她说我注定要吃苦。”不管怎么说，她不满足于在当地做老师的日子。“教书这个工作对女人来说相当不错，找丈夫也很容易，因为很多男人都喜欢找老师当老婆，”她说道。“那本来应该是非常舒适的生活，可太舒服了，我会觉得跟死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