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等着敲门声响起，半个小时后，我睡着了。因为笔记本而发生的遭遇令我精疲力尽，我竟然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之后，我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随后才记起我究竟在哪里： 三十元的枕头，四十元的床单。不知为什么，没有标明床的价格。我走下楼去，平头男子还在大厅里，摇着一把扇子给自己扇凉。看见我之后，他一下子惊呆了，竟忘记了摇扇子。
我的两房套间散发着霉味，不过光线很好，还带了个阳台。电话机的边上，“提供的服务”手册上列出了房间里每一件物品损坏后的赔偿价格。烟灰缸一元[1]。茶杯五元。毛巾十五元。毁坏地毯每平方米五十元。要是打坏了镜子，我得赔偿一百元。房间里最贵的东西是马桶，价值五百元。
我在北戴河没怎么听见人们谈论接班的事情。有好几次，我跟一个读书人聊天，他提到了现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专家们大多认为，如果江泽民退休，胡锦涛是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选。但在北戴河很少听人谈论这件事情。这样的话题并不会令他们感到紧张或者戒备；大家只是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而且也不希望领导人的更替改变自己的生活。每次说起这事的时候，大家总是话里有话，似乎这样的方式会让这个话题更有关联。谢尔盖将国家权力的交接比喻成家事。“比如，父亲老了之后，会让老大来负责，”他说道。“小儿子们要反对就不应该了。除非他犯了大错，否则他会继续负责。”谢尔盖当过小干部——他在西部乌鲁木齐的党委里干过三年——因此他才说中国应该从苏联改革重建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戈尔巴乔夫太急躁，”他说道。“他们应该先实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应该慢慢来。”
我在房间里等待着。在中国的城市里，每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被外办官员赶走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按规定，外国记者应该在外出之前提出申请，但现实中几乎没有人遵守这样的规定，而我通常不想让自己的旅途受到他人的打扰。不过，我偶尔也会引起警察的注意，这时的反应一般都比较迅速。先是敲门，紧接着一位绷着脸的官员会礼节性地告诉我，他们乐于让我下次再来，假如我向他的办公室提出申请的话。与此同时，我还应该回到北京。
跟谢尔盖不同，疗养院里最坦诚的病人要数姚拥军和邹云军。他们来自东北的油城大庆，都是髋部患病。1960年代，大庆成了中国工业的典型，但它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子却很崎岖。最近，国有石油公司的工人大量下岗，有的工人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姚拥军和邹云军说，他们所在的单位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每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元的工资，这算不错的了。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姚拥军有点胖，三十二岁，一说话就笑；他为期两个月的治疗即将结束，治疗措施包括传统中医、打针、超声。他告诉我，髋部坏疽由三种原因引起： 内分泌失调、过量饮酒和损伤。他觉得自己的髋部问题是由头两个原因引起的。
我的房间在二楼。上楼的过程中，我转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 平头、黑色涤纶宽松裤。他一边盯着我，一边对着手机小声地说着话。
邹云军说，三个病因他都占。他三十九岁，原来在油田从事体力劳动。邹云军蓄着平头，发际线下有一道疤痕，直通额头，止于眉梢之间，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据他自己说，他的名字，也就是“云”和“军”合起来是“天军”的意思。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么个名字，是因为他自己的从军经历——他也是个老兵，曾在鸭绿江一带参加过战斗。邹云军的身体很结实，常常光着上身在疗养院里溜达。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项链。他还戴了一块仿冒的劳力士手表。他不时地跟护士们打情骂俏，而她们似乎也乐于接受。
我招来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宾馆。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很宽敞，树木蔽日，有二十多栋楼，我住在老式的VIP区。他们前几年才向外国人开放，套房的价格是每晚四十美元含早餐。但我一直没看见其他外国人；宽敞的大楼几乎空无一人。外面是一大块草坪，上面有几座陈旧的大理石山羊雕塑，因为年久日深和海风吹拂，早已发灰变暗。我走近一些才发现，其中一只山羊的边上站了一个人。我一出现他就掏出了手机，随后在我之前回到了大厅。
一天下午，我跟邹云军正坐在树荫下，一位护士告诉他第二天八点钟要去做治疗。
跟便衣警察发生过小插曲之后，我在距离林彪楼不远处的一家面馆吃了个午饭。我不紧不慢地吃着午饭，以让那一场麻烦事自行烟消云散，但没过多久我还是发现街道对面有一个年轻人在观察我。我走出餐馆，他立即站起身来，用手机打起了电话。我本想坐一辆出租车兜一圈出城，让别人难以跟踪，但我随即觉得这可能完全没有必要。我住进宾馆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他们肯定知道我的记者身份，因为中国所有的宾馆都要将外国宾客上报给当地的公安局。几乎可以肯定，之前在停车场遇到的那一位官员已经知道了我住在什么地方。
“太早了，”邹云军笑着说道。“再说，我喜欢八点钟的时候上厕所。”
“俄罗斯女人长胖是因为她们不在意，”谢尔盖以权威的口吻说道。他身高一米八三，瘦得像桦树枝。他的妻子是中国人；在他们结识以前，她一直在一家歌舞团上班，这家歌舞团专为朝鲜战争靠近前线的士兵们提供文娱活动。战斗中的一次爆炸让她的左耳失去了部分听力。“俄罗斯女人根本不在乎胖不胖，”谢尔盖说道。
护士用手掩着嘴笑了笑。“好吧，”她说道。“九点钟。”
“他们饭前喝汤，而不是饭后喝汤。”
“十点，”邹云军说。
“那是吃出来的。”
护士笑不可支地转身走了。那天晚些时候，我跟邹云军聊起政治，他说他最崇敬的中国领导人是毛泽东、唐代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
“我以为列宁是犹太人。”
“可他是个蒙古人，”我说道。
“为什么俄罗斯妇女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上了年纪却长得那么胖？”
“蒙古族是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邹云军说道。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崇拜成吉思汗，是因为他把中国的疆域一直扩展到了莫斯科。我知道，很少有蒙古人会觉得自己的民族英雄是汉人，但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十分普遍。我问邹云军，他怎么看待江泽民。
“列宁是苏联人，不是犹太人。”
“不错，”他耸了耸肩说道。“但他没法跟历史上这些著名的领导人相比。”
“列宁不是犹太人吗？”又一个人问道。
邹云军和其他病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那几个便衣警察。VIP楼的大厅里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里晃悠，只要我一踏进疗养院的大门，总会有人跟我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以便能够随时紧盯着我。出了大门，守着的人多达四个。只要我一离开楼房，他们就会启动自己的手机。我在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一般来说，如果当局想让某个人离开，他们会直言相告。但守在这里的几个人似乎乐意让我自由溜达，只要我停留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就行。一天早晨，我终于朝着守在门口的两个警察走了过去。
“列宁比斯大林好一点，”另一个人说道。“列宁没有犯过太大的错误。”
他们尽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其中一个是我第一天在大厅里见到的那个小平头——发胖，四十多岁，穿着肮脏的棕黄色T恤衫。他的同伴穿得稍好： 仿冒的Izod衬衫，黑色皮鞋上印着花花公子的标识。他的皮肤很不好。我问他来自什么地方。
“我喜欢毛泽东，”《人民日报》记者说道。
“长春，”“花花公子”随口说了一个东北城市的名字。他说自己来北戴河是为了治病，我问他有什么问题。
几天后，另一个病人向谢尔盖问起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坦然了许多。他说，那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日本向西伯利亚派出间谍的时候，斯大林命令将所有该区域的亚洲人驱逐出境。谢尔盖的父母是穷苦的苏联农民，却跟一帮来西伯利亚做生意的中国人交上了朋友。1938年，在驱逐外国人的活动中，那几个中国人劝说谢尔盖一家跟他们去南边算了，因为西伯利亚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犯了一些错误，”谢尔盖解释道。
“没什么问题，”他脱口而出。“就是休息休息。我来休假。”
我住进疗养院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位七十二岁的俄罗斯人，名叫谢尔盖，他因为中风前来这里疗养。他的左半身部分瘫痪——左手绑着一块木板，以防拳头紧握。他坐着轮椅。他告诉我，他的家人于1938年从西伯利亚逃了出来，自此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五十二年时间。当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苏联时，他叹了一口气。“说来话长，”他说道，随即陷入了沉默。
“我记得你刚才说是来治病的。”
我喜欢在傍晚时分听这些病人聊天。他们坐在诊所门前的树荫下，享受着海风，旁边支着他们的拐杖。家常话有一搭没一搭，应和着银杏树上的蝉鸣声。偶尔，他们会谈论政治；有一次，我问起镇上正在召开的会议。“会开完了，报纸上自然会报道，”税务官员说道。“不过到了那时，还是没我们什么事儿。”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来休假的。”他笨嘴笨舌地评论着北戴河宜人的天气和舒适的海滩，接着就说自己要走了。他们俩——“花花公子”和小平头——于是走开了；他们偷偷地打量着身后。那是我跟中国人少有的一次谈话，期间一个问题也没有人向我提出。
我在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登记了一个星期的住宿。这家疗养院开业于1950年，向煤矿工人提供招待和度假之需，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半个世纪后，这样的英雄人物还在不断地来到这里——每天早上，我都会看见一群群人步出疗养院，大睁着眼睛眺望大海；他们大都来自内地的产煤小镇。也有来自其他行业的散客，他们要在疗养诊所自己支付接待费，诊所的特长是治疗髋关节坏疽。病人中有来自黑龙江的一位税务官员，来自大庆的两位油田工人，以及来自《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的一位女记者。一位退了休的邮电工人告诉我，他随林彪的三十九军赴朝鲜战场参加过战斗。他说，那是1950年，在离鸭绿江不远的地方，他们遭遇了重大伤亡，但还是顶住了麦克阿瑟的部队。他还讲了我从其他朝鲜战争老兵那儿听到的一些说法：“美国人吃不得苦，没有我们中国人顽强。”
在北戴河，人们总想看到对政治毫不敏感的人。每年夏天，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来到小镇，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最重大决定就在这里拍板定案。北戴河是林彪演出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幕的舞台，其时最高领导人正面临着政变的危险。可这一切跟大街上的人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林彪的房子被围了起来，除了那个温水游泳池，他的小楼提不起人们聊天的欲望。同样，人们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或者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没有表现出半点好奇心。
一个世纪以前，外国人形成了把北戴河当做夏季避暑胜地的习惯，在小镇上建起了第一批海滩房屋。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后，把北戴河变成了政府领导下的度假胜地。从一开始，这个度假胜地就被用于政府官员和国有单位的普通员工。这样的做法依照了革命的核心理论，干部和工人之间的距离应该缩小到最小。数十年来，劳动模范可以到北戴河免费休假——无论车床工人还是挖沟工人都可以来这里晒一个星期的太阳。小镇现在每年都会迎来两百多万游客，其中大多数是自发的度假者，不过海岸线一带仍旧有许多政府经办的休闲健身场所，这些场所的名字依然回响着早年的情境： 天津教师疗养院、铁路干部度假村。
不过，普通的中国公民对这些人知之甚少，这也是实情。胡锦涛属于后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一种传统，即将升任的领导人应该保持低调。胡锦涛五十九岁，一辈子大多在内陆地区从政。他从未接受过采访。他最重要的政治经历发生在西藏，1988年他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是这里的最高级官员。当时正处于敏感时期——该地区一直存在民族不稳定，上一届领导班子刚刚卸任。胡锦涛的第一波重大行动是在西藏地区继达赖喇嘛之后最重要的僧人班禅喇嘛的葬礼上致悼词。有的西藏人认为，中国政府派人杀害了班禅喇嘛，导致关系极度紧张，仅用几句悼词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胡锦涛引述邓小平的话，高度赞扬班禅喇嘛是忠诚的爱国者。一个月之内， 在数十名西藏人与警察的冲突中死去之后，西藏施行戒严令，并一直持续了两年时间。这期间，胡锦涛既没表现出特别的铁腕，也没表现出特别的技巧。他只不过执行北京的命令，平息了骚乱。
在绳子和保安的另一边，沙滩被留给了政府的领导们。每天早晨，我都会踱过去看一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那一片海滩总是空无一人。领导们已经到来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7月的最后一周，有报纸报道说立法机构的领袖李鹏来到了北戴河，并会见了马耳他众议院的发言人。但报道没有提及李鹏是否来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夏季会议。报道只说中马双边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
同胡锦涛一样，江泽民也因为渡过难关而声名鹊起。1989年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在动乱中，他成功地让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地方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往的领导人，他既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穷苦农民出生。江泽民戴一副老式的厚重眼镜，有时会引述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几位颇受尊敬的前任曾经的话语。他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贡献，是那长达两万字的有关发展的讲话内容，人称“三个代表”。数百万中国人要在学校和单位学习这份文件，讲稿内容大多是这样的：“所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论其本质如何，始终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至于事物在将来会如何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来自未来的实践。”在描述某种否定的时候，其中的意思十分清楚明白：“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西方政治模式，如多党制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所带来的影响。”
北戴河看上去是一座平静的小镇。灰蒙蒙的大海十分静谧，在北方的阳光映照下低沉地泛着波光，街道两旁栽种着柳树和李树。西边的海滩进行了分区： 一块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休假区；一块属于国务院；还有一块属于外交服务局的私用海滩。过了这儿，是大家交完十元钱之后可以任意使用的楔形公共沙滩，再过去才是吵闹不堪的免费公共沙滩： 照相摊、饮料贩、出租遮阳竹制沙滩椅的人随处可见。穿着裙边游泳装的女人们在水里一边摸索一边移动着脚步；男人们把香烟盒子塞在速比涛牌游泳裤的腰带下面。公共沙滩有八百多米长，在用绳子隔断、并有制服保安守卫的地方戛然而止。
同理，只有在确定他们不是谁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对江泽民和胡锦涛做出定义。他们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摆脱个人崇拜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江泽民和胡锦涛身上的平淡无奇也许正是他们最为明显的特征。北戴河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官方便宣布江泽民将卸掉三个领导职务。胡锦涛上任后的第一年就废止了在北戴河举行秘密会议的习惯。海滩峰会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当时的领导者个人分量更重，也更多地面临着解职和政变的危险。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有序，治理方式早已演化成了别的东西： 一党执政，经济高度自由。如果人们还显得有些消极，那是因为他们看惯了更不好的东西。经过了这么多年，能够想一想政治之外的事情，实在是一种解脱。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琢磨着，我还会遇见他们。
姚拥军结束髋部治疗那一天，他打电话邀请我出去喝点酒庆祝一下。我拿不准要不要去——石油工人好像都是些朴实的人，我担心自己跟警察惹下的麻烦会多多少少连累他们。我在疗养院跟病人们的交往都局限于公开场所。反复思考之后，我觉得最好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姚拥军，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
“行，”他说道。“你可以走了。”
不过，就在我穿过疗养院去跟他会面的时候，“花花公子”出现了，而且挨着几个病人坐了下来。小平头也从另外一边走出来，站在边上。其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病人们照常闲聊着。最近几天，我感觉自己陷入了某种奇怪的个人世界： 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方面，可周围的生活依旧如昨。
我告诉他，我的笔记本我要自己保管。
姚拥军跛着脚走过来，笑逐颜开地跟我握了握手。从轿车上下来两个人，催我们动作快一点，因为其他人都在等我们。我很勉强地坐上了轿车。就在车开走的时候，我看见小平头把电话凑到了耳朵上。我想着，这趟差事也不算太难： 盯着一个外国人和三个拄拐杖的人。
“这是你的选择，”他说道。“他们只想看看你的笔记本而已。不是多大个事儿。你可以给他们看，也可以不给他们看。”
我们在一家餐馆的二楼要了一个雅间。我们一共四个人，靠在墙壁上的拐杖一字排开。天气很炎热，几个人先后脱了衣服，准备好好地喝一杯。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了冒着热气的啤酒，还有几碗冰块。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各种收获不计其数，其中之一便是我逐渐喜欢上了把冰块放进玻璃杯时，啤酒嘶嘶作响的样子。有一位点了一瓶帝王酒，这种葡萄酒的产地就在附近。他把冰块放进去的时候，帝王酒没有嘶嘶作响。
我掏出了手机。那只是装装样子；大使馆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再说，我的笔记本也不会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头等要务。几位官员离我有十来米的距离，低声地交谈着什么。也有人打了几个电话。几分钟之后，外办负责的官员走了过来。
一位在煤矿工作的老人抽的是大重九香烟。“那是蒋介石最喜欢的牌子，”姚拥军说。
“如果你们要搜我的身，那你们必须先逮捕我，”我说道。“我会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报告美国公民被逮捕的事情。”
“你知道毛泽东喜欢抽什么牌子吗？”姚拥军问我。
“我们不是要逮捕你，”他说道。“只是要耽误你几分钟。”
我猜他抽的牌子是根据中央政府在北京的所在地来命名的。“中南海吗？”
十分钟不到，当地外办的三位官员坐着中国制造的、窗子挂着黑布帘的黑色奥迪轿车赶来了。负责的官员晃了晃他的证件。我把护照递给了他，他认出了签证上的“J”字样，说明我是经过登记的新闻记者。我告诉这位官员，这里是公共场所，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中华，”姚拥军替我做了更正。
“我不会交给你，”我说道。“你没有必要检查。”笔记本里面没有敏感内容，但是记了我那天早些时候认识的几个中国人的联系信息。他们没有做给自己惹麻烦的事情，但我知道警察会顺藤摸瓜，用一堆问题去吓唬他们。
“邓小平抽的是熊猫，”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我们要检查一下你的笔记本，”他又说了一遍。
我问大家，江泽民喜欢抽什么。
我向他出示了护照，然后朝着出口走了过去。我真气我自己——我知道不应该在敏感地点做笔记。但我之前从未在公共场合跟警察惹过事儿，一看见旅行团就让我放松了警觉。警察一边紧紧地跟着我，一边冲手机说着话。我低着头走出了大门；我听到左边有人跑了过来，紧接着，三个着装的士兵挡住了我的去路。停车场里，我们面对面地站立着。几个二十多岁的士兵骨瘦如柴，因为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而显得紧张不已。从对面停车场又钻出来三个人切断了我的退路。早先那个便衣警察带着同伴出现了。
“他不抽烟。领导们如今关注身体健康了。”
“这里是公共场所，”我说道。“我没干坏事。我的签证也没有问题。”
邹云军换了个话题。“中国女人跟外国女人有什么不一样？”他问道。
“我要看看你的笔记本，”他说道。
过了一会，我来到楼下，看看“花花公子”和小平头是否还在上岗，两个人我一个也没有看见。上楼之后，姚拥军问我是否喜欢北戴河。我们已经不慌不忙地喝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挨个敬酒，他早已满脸通红。我认真地想着该怎么回答。
我走了不到十五米，他便掏出了一块徽章——便衣警察。
“实话实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我是新闻记者，”我回答道。“平时都不这样，但这次跟踪我的警察太多了。实际上，在我们出门来这里的时候，门口就有两个便衣警察。”
“我能不能看一看？”他更急迫地问道，我从他的举动中看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我把笔记本放回了口袋。“没写什么，”我说道。“我只是歇一歇，我要走了。”
“我知道，”姚拥军说道。
“记日记，”我回答道。
“你认识他们？”
下山的路上，我在一处树荫下休息，同时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句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我身边走过，问我都写了些什么。
他点了点头。他的眼神非常平静，我怔了一下才继续开口。
一字排开的灰色砖砌公馆已经腐朽失修。联峰山公园是一个公众公园，但公馆的四周有一道两米多高的围墙，参观者禁止入内。窗户周围的红色油漆已经剥落，阳光把屋顶的瓦片映照成了金黄色。旁边的两棵松树上竖着两根避雷针。我从边上走过的时候，一群中国游客也正好走到那里。他们的导游正在讲解温水游泳池的故事。
“我不想给你们惹麻烦，”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林彪楼坐落于联峰山公园的山顶，就像中国权力之殇的纪念碑。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早期，林彪元帅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的避暑胜地反映了这样的身份地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里面有一个温水游泳池。但到了1971年9月，据传在策划政变败露之后，林彪想方设法要逃离中国。绝望之下，他驾车离开北戴河——一个士兵还朝开走的汽车打了一枪——并在不远处的山海关登上了一架军用飞机。大家一致认为，林彪在飞往苏联的途中于蒙古境内遭遇飞机坠毁，不过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仍然不太清楚。林彪在死后被描述为中国最大的叛徒，同时被说成是非常怪异的人。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说，林彪怕风、怕光、怕水。林彪拒绝喝任何东西，他的妻子为防止他脱水，要拿花卷蘸水喂他。那样的细节让我不禁怀疑温水游泳池的说法。医生还报告，只有把便盆放在床上，林彪才能用帐篷样的毯子盖着蹲下方便。我在北戴河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我应该看一看林彪原来的住所。
“不是什么麻烦，”他说道。“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再说了，你也没办法，”他补充了一句。“别管它。”
2002年的会议比往年早了一点，放在了7月末而不是8月。有分析家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北戴河会议很少公开，所以大家都习惯于从种种模糊的细节中寻找其中的意义。毫无疑问，那个夏天的风险高于以往。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将会退出的职务至少有三个： 党的总书记、军队的最高领袖和共和国的主席。但也有报道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专家指出，北戴河会议将会是权力交接的第一现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从未正常进行权力传承——半个世纪以来，每一次权力的过渡都会牵涉到政变或斗争。
他向自己的家乡——位于通往西伯利亚的半路上——敬了一杯酒。房间里鸦雀无声： 没有低语，没有蝉鸣。唯一的声音是我们为大庆油田举起酒杯时冰块碰撞的叮当声。
我跟警察的麻烦始于从前的林彪楼。这个地方看不出有什么危险——房子空无一人，北戴河又没有发生什么官场大事儿。但大家都知道，镇上进驻了政府的人。北戴河是位于渤海湾的海滩胜地，在北京以东三百多公里，官员们经常来这里度假。有时候，他们也会来这里工作——每年夏天，政府的高级官员相聚北戴河，举行机密会议，共同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在会议结束之前，国内的媒体不进行报道，但我从一些迹象看出，镇里来了大人物。重量级干部的消夏别墅所在的地段——海滩路已实行交通管制。差不多每一个街角都站上了警察。间或，几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在镇上呼啸而过，由警察鸣笛开道；护卫队离去之后，满大街寂静一片，宛如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1] 原文以美元为单位，此处以当时的汇率一美元大约兑八元人民币计算。——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