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不知道，”我回答道。我觉得还是问问他的生意为妙。他说生意还行，还说自己同时经营着一个照相摊位，供游客们穿着服装以大桥遗迹为背景照相留念。游客们既可以穿朝鲜民族服装，也可以配中式军装，包括钢盔和塑料步枪。
“可如果他们真的打起来，”他继续问道。“你觉得谁会赢？”
大桥上的另一位摊主经营着一家咖啡屋，游客可以买到“泰坦尼克”牌棒冰，包装纸上印着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的图片。这家咖啡屋的老板解释说，尽管断桥属于国有，但私营企业可以租用空间，摆放望远镜或开办软饮料店。这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咖啡屋老板每个月支付五百元。夏夜，他睡在吹拂着清凉江风的大桥上。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起来。”
大桥位于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称之为开发区。他们对开发区颇感自豪，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这一地区深入人心十年后，它向世人展示丹东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人们告诉我，十年前的开发区一无所有，只有农家棚屋和临时码头。现在，这里有了餐馆、咖啡店、冰淇淋摊档和卡拉OK歌厅。在开发区的西头，一片带有西式别墅风味的豪华住宅楼群正在建设之中。这里被称作欧洲花园。开发区的东头是被炸毁的断桥和通向乡村狩猎公园的入口。在断桥和豪华住宅楼群之间，开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性病诊所和芬兰洗浴娱乐中心，这个中心是一家按摩院，大门入口挂着一幅大大的图片，一个上身赤裸的外国女人正在淋浴。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起来，你觉得谁会赢？”他问道。
乡村狩猎公园的入口处有一项游客娱乐项目，在这里人们可以猎杀“野生的”鹌鹑、鸽子、雉鸡和兔子。鸟儿被拴在地上，游客花一元钱便可以用点22口径步枪或者弓箭射杀它们。如果花上三元，游客还可以对着同样被拴在地上的兔子进行扫射。人们可以吃自己射杀的猎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射兔子。太贵了。
现在，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桥依旧挺立着。游客可以走到断桥的尽头观看被炸遗迹，并花上一元钱通过望远镜眺望朝鲜。赶走小偷后的一天早上，我付了一元钱，眼睛凑近望远镜。一如往常，朝鲜人仍然在游泳。望远镜经营者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了他。
一天，我看着来自广东的两位游客射杀了鹌鹑。这两个人二十出头，穿戴光鲜，男的醉得很厉害。他射偏得厉害，被拴住的鹌鹑一动不动，就那样蹲在阳光下。那是我见过的神情最无聊的鹌鹑。
除了朝鲜的游泳者，城里的主要景点还有曾经连接丹东和新义州的鸭绿江断桥。195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随着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向中国边境推进，美国人的炸弹炸毁了这座桥梁的大部分结构。中国人把这场战争称为“抗美援朝”。据估计有一百万中国人战死沙场。
“我喝多了，”广东人对他的女朋友说道。“你来打？”
“哦，不多不多，”李鹏立即回答道。“我不觉得丹东有瘾君子。”
“我才不想打鸟呢，”那女孩说道。“太吵了。”
“你们这里的瘾君子多吗？”我问道。
“拿着，”他又说道。“你来打。我喝太多了，打不着。”
“也许是个瘾君子。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弱不禁风。”
“我不想打。”
一时间，我和李鹏都沉默不语。随即，他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试试吧，很简单的。”
谁都没有提及过我的猜疑——这个人可能是朝鲜难民。警察一个劲地向我保证，这一段边境线上很少有难民，因为鸭绿江另一侧的朝鲜城市新义州相对比较富裕。根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丹东人说，那边的人每天吃两顿饭。不过我知道，再往东走便是严重的饥荒区，每年估计有七万朝鲜难民进入中国，逃入丹东的很有可能不在少数。这种可能让我十分难过。如果说当地人希望这位小偷身患残疾，我倒希望他身体健康，一如常人。一想到自己曾经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施以老拳，我就感到十分不安。
男人向她演示着，应该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才容易瞄准。一般来说，游客不可以这么做，但公园管理员乐于破例，谁叫这两人大老远的来自广东呢。我坐在不远处，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竭力回忆着海明威写的类似的故事。他在故事里通常会提到枪支、动物、女人和喋喋不休的醉汉。唯一不同的是，海明威笔下的动物们永远不会被拴在地上。
警察问话遵循的是同一路线，这不禁让我感到心烦意乱。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只有笨到极点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老外抓住一通猛揍，所以一定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劲。警察给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他多半是个醉汉。或者是个瘸子。又或者是个穷得叮当响的笨蛋。警察们着重强调一点，旅游业不断发展的丹东秩序井然。在这样的地方，半夜三更窜到宾馆房间惊醒外国人的肯定不是普通蟊贼。
男人好不容易说服女友拿起了点22，管理员帮她把枪架在了围栏上。她打了三发子弹，每打一发，她都要捂着耳朵尖叫一声。她也射偏了。鹌鹑们貌似已经睡着了。时间已是傍晚。接着，天黑了，开发区变成了灯火的海洋，餐馆、卡拉OK歌厅和芬兰洗浴娱乐中心纷纷亮起了霓虹灯和荧光灯。与此同时，朝鲜那一侧的鸭绿江一片漆黑。没有朝鲜人在夜里游泳。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我在当地认识了两位船主，他们数次开船带我兜到朝鲜岸边。我们驶过一艘艘空无一物的废弃游船，舱壁上还留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大幅画像，以及一座座看上去荒废了的工厂。一处处沙滩上，数百名朝鲜人正在游泳。我们的船只经过，孩子们大笑着挥舞双手。再往上游，河道变窄，时常见到敢于冒险的年轻中国人横跨鸭绿江，游到最远处，然后折回。没有朝鲜人游到中国这一边。新义州一侧的江岸上，哨所里笔直地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在密切注视游泳的人。就像是带枪的救生员。
“不过，他为什么不还手呢？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抓住他了呢？”他的语气几近失望。
一天，我们从一艘驳船边上驶过，几个士兵正在搬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助的粮食袋，上面标着美国的英文名“USA”。我让船主开得再近一点。我们来到距离驳船十米的位置，其中一位士兵瞪了我一眼，随即做了一个下流的朝鲜手势： 拳头紧握，大拇指从手指间向外伸出。我们赶紧离开。
“他不是小孩。我敢肯定。”
“那些粮食会分配给士兵和干部，”船主说道。“普通人根本分不到。”
“中国的小偷大都带刀，”他说道。“什么样的小偷才会不带刀呢？所以我才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静——我在丹东询问人们对于邻居的看法时，他们全是这样的反应。人们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朝鲜很穷，领导人不行，接着一边耸肩一边说：“没意思。”他们不关心朝鲜的贫穷和孤立无援；每一个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都看惯了这样的事情。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通常带着枪，谁都不会去追他们。
普通中国人之所以坐船游览朝鲜一侧的江岸，仅仅因为这是他们近距离接触外国的一种方式；不过，富裕的游客可以组团进入朝鲜境内。并不需要护照；管理规章也很松懈，因为中国政府非常确信，不会有人愿意留在对岸。
“你们美国也有小偷吗？”
每天早晨，有钱人组成的旅游团都会在我住宿的宾馆门前集合准备前往朝鲜。一天，我看着一位导游简要地交代了一番。导游告诉大家，在参观朝鲜领导人纪念碑时务必显示尊重，他还叫游客们不要对着干活的朝鲜人拍照，这种聚焦于贫困的行为有可能招致朝鲜人的指责。他说，朝鲜人讲究自尊，中国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还有，参观“三八线”时，中国游客千万不能对另一侧的美国士兵说“Hello”！
“我不知道。”
“大家会发现，那边没有我们发达，”导游继续讲解。“你们千万别对朝鲜人说，他们应该实行改革开放，或者向中国学习。记住，他们有很多导游会说中文，所以说话的时候千万要当心。”
“可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抓住他了？”
一天，我遇到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国老兵。他加入的是海军，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多少战役，不过在1964年的时候还是在台湾海峡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他六十四岁，是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走起路来腿脚有点儿跛。打伤他的是台湾人，武器却来自美国。这位老兵特意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毛泽东去世后，很多东西都走了下坡路。“现在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他说道。“有些人退了休却拿不到退休金。富人太富，穷人太穷。”他不认同年轻人的观点，其中包括他二十六岁的儿子，后者先是辞掉舒舒服服的政府工作，接着又加入一家私营企业。企业给的薪水倒是多，但并不那么安稳。他问我，美国人也这样过日子吗？他儿子是不是读大学时从外教身上学到了这种思路？
“不会，”我回答道。“肯定不是小孩。”
我向老兵问起对岸的情形，他说朝鲜的领导有问题。“金日成在的时候，他就像毛主席——每个人都崇拜他。但金日成的儿子没有他父亲那么伟大。他太年轻，没有受过战争的磨练。你看看金日成的一生，他从小就体验过战争。所以他才成了那样的伟人。”
“会是小孩吗？”他问道。
我的房间里能看到朝鲜的电视节目，这是我在遭遇小偷之后依然选择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李鹏在门前的啤酒园招待我免费吃饭喝啤酒。我成了当地的名人——与小偷搏斗时弄断手指的外国人。
如此模糊的描述令警察大伤脑筋： 你怎么可能打了一个人，弄伤了手指，却一点也不记得他的样子？这同样令我大伤脑筋。追逐的细节我感觉历历在目——我尤其记得自己无与伦比的愤怒，愤怒的程度现在都让我害怕不已。那个人本身在我的头脑里反倒非常模糊。看得出来，这也让李鹏迷惑不已，他不禁皱了皱眉头。
下雨天，我坐在房间里一边吃零食，一边看朝鲜的电视节目。我觉得有趣的中国电视内容在朝鲜的电视节目上都能看到，甚至更多。更多的军队汇演、更多的爱国乐团、更多的英雄领导。歌曲更加腻味。笑容更加夸张。制服更加统一。小孩子化着浓妆又唱又跳的节目更多。
我把能够回忆起来的关于小偷的细节都报告了警察： 黑头发，二十至四十岁。比我瘦小。我告诉警察，就算再看到他，我也认不出来。
我慢慢进步，已经可以一气呵成地观看近一个小时的朝鲜电视节目。有新闻报道，一边展示报纸头版，一边由一位播音员加以朗读。有伟大的领导人，戴着眼镜对着地图指指点点的金正日。一支由小提琴手和歌唱家组成的军队合唱团，全都佩戴着勋章。金正日视察工厂。化了妆的小孩子在舞台上活蹦乱跳。金正日登上太白山。平壤夜景。矿工们幸福地劳动。孩子们歌唱。金正日。
“不，”他用英语加重语气回答道。很显然，他不想跟我讨论这件事。他问起了盗窃的事儿。
入夜，我梦见自己遭遇了偷窃。醒来后，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躺在那里，使劲地回忆着小偷的模样。我记得一拳就把他打了个趔趄，然后我又打了一拳。我回想着自己的愤怒和害怕——这两种情绪在我的头脑里不安地交替出现。既然他已经丢下了我的财物，我为什么还会对着他一顿猛揍？他又为什么丝毫没有反抗？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宾馆老板。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江面上满是中国人的婚船。无论什么时候，江面上总会漂着十几艘婚船，随着船只划过朝鲜一侧，新人们站在船首摆出各种姿势。有钱人租用双层观光艇，其他人租用机动小艇。他们全都遵循同一线路——快速驶到断桥附近；停留照相；沿着朝鲜的岸边缓慢巡游。中国的新娘们穿得五颜六色——白色、粉色、橘色、紫色——一个个犹如站在船首的傀儡。下午的天气很炎热，朝鲜人又出来游泳了。
“对，”他回答道。他神色倦怠地笑了笑，看得出来，我不是注意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李鹏强硬主张对1989年北京的学生和工人抗议活动施以武力镇压，是最不受老百姓欢迎的中国领导人。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一家香港报纸报道，义愤填膺的市民至少骚扰了二十位名叫李鹏的北京市民。其中至少一个人正式申请更改姓名。
我跟着一位名叫倪世超的船主驾船出发，穿行于一艘艘婚船之间。倪世超解释道，当天是农历中的吉日——第六个月的第六天——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结婚。不过他说，今年结婚的人总体少于往年。
“跟原来的总理一个名字啊？”我问道。
“人们觉得以九为尾数的年份是灾年，”他解释道。“我自己也不相信，但很多人都这样认为。89年有动乱。79年审判‘四人帮’。69年有‘文化大革命’。59年，你们美国人炸了这座桥。”
“我叫李鹏，”他说道。
他停下来想了一下。“不对，那是1950年的事儿，”他摇了摇头说道。“反正59年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几个小时后，宾馆老板把我送到了医院。老板长得很帅，抹了很多发胶的深黑色头发耷拉在脑门上。他上身穿一件崭新的白色纽扣领衬衫，下身是一条熨烫平整的宽松裤。他一边做着自我介绍，一边就盗窃事件不住地道歉。
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期，饿死了很多人。一如许多中国人，倪世超对近代史的了解似是而非；他还记错了对“四人帮”的审判，那是在1980年和1981年间。
和他打斗的过程中，我扭到了左手的中指，宾馆的夜班经理陪着我来到丹东医院。花了一阵工夫我们才把值班的医生叫醒。他打着哈欠复位我的手指，并做了X光检查。手指歪向一边，医生把它猛地移出关节窝，再次复位。这时，X光机出现故障，医生说只有等天亮后再去找技工修理机器。我到派出所报了案，回答了几个问题，填写了一摞表格。凌晨五点，我回到床上。我睡得很不好。
“1949年呢？”我问道。
我使劲地揍他。他手里满是我的东西，我每揍一下，他就扔出一件。一个重击，相机掉了下来；再一个重击，是我装钱的腰带；又一次重击，我的短裤飞到了空中。他扔完手里的东西，顺着楼梯跑进大厅，试图找到一扇开着的门，我继续大喊大叫，朝他挥舞着拳头。终于，他通过一扇没上锁的门，进到一个空房间，房间的窗户大开着。他一跃而出。我跑到窗户前，探头查看。小偷很幸运——窗台下面有一块突起的边沿。我听着他的脚步声跑过了房子的拐角。他还在狂奔。
“新中国成立，”他说道。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我们又回到了断桥附近的浅水区，水流缓慢的鸭绿江清澈见底。“那一年不一样，”他继续说道。“当然是个好年。”
我坐起来大声喊叫，他转过身夺门而出。我只穿了一条短裤，沿廊道紧追不舍。在一个拐角处，我们俩都滑倒了。追到廊道尽头，我在楼梯间抓住了他。
离开丹东之后，我向东来到了与朝鲜北部接壤的图们市。图们更穷，全然没有丹东的活力与发展，不过仍然吸引了大批的朝鲜难民。图们江在这里变得很窄，据报道，朝鲜自1995年以来遭受的历次大饥荒中，这一地区多次榜上有名。浑浊的图们江里几乎没有人游泳。两岸的边境线都加以重重防御。中方一侧的河岸上有几处礼品摊和几架望远镜，但游客的数量并不多。河对岸什么也看不见。
在丹东，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也许因此我才在那天晚上忘了关窗。宾馆房间位于二楼，我觉得不会有人闯入，不过我没有注意到窗户下面有一块三十公分宽的突出物。之前我懒得把装钱的腰带和护照压在枕头下面，而是跟相机、钱包、笔记本和一条短裤一起放在了梳妆桌上。就在小偷一通乱翻的时候，我醒了过来。霎时间，我们两个一动不动。
我沿着河岸走，经过一个坐在树荫下的孩子。我从他的身后走过，以为那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当地小孩，可随即我看见他的脸，停下了脚步。我从未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过这么多不同的年龄段。他有着小孩子的身躯，但从脸部看，年纪更大，也许十四岁，也许十五岁。他的眼角长着皱纹，皮肤皱得像老人，眼睛晦暗而无神地凝视着我。
在丹东的第三天，凌晨两点，我被闯进宾馆房间的小偷惊醒了。这是一家中档的中国旅馆，一百元一晚，丹东也属于中档的中国城市，要不是隔着鸭绿江与朝鲜相望，谁也不会对它有太多留意。不过，一切都因为与朝鲜相隔五百米远而发生了改变。丹东宣传自己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江岸上排列着供游客租用的望远镜，游客多为中国人，希望第一时间一睹境外之国的风采。望远镜上印着广告语：“只花一元，即可出国！”遇到大热天，再多花九元还可以坐快艇近距离观察在浅滩游泳的朝鲜人。在适宜婚嫁的黄道吉日，丹东的新婚夫妇习惯租一艘船，在婚服外套上救生衣，到江边朝鲜的那侧兜上一圈。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这才意识到他是来此乞讨的朝鲜人。在那一霎，我对这个闭锁之国的所有印象——游泳者、士兵、电视节目——烟消云散。小男孩同样盯着我。我翻出钱包，抽出一点钱。他面无表情地接了过去。谁都没有说话。我一步步走远，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