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日子里，我独自来到广场上闲逛一圈，然后走到清真寺的后面坐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带了个随身翻译，以便了解更多。这座清真寺是开启对话的好地方，人们总想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一旦他们得知我不是穆斯林，就会立马强调清真寺向每一个人开放。好几次，有人紧紧拉着我的手，以非常慎重的口吻宣布，如果发生暴力冲突，他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我的安危。事实上，我在抗议活动的头几天感觉到非常安全，尽管实际上每一天都有人死去。暴力活动仅局限于本地人，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什么排外情绪。广场上的人们对我再友好不过了。
十几个年轻的革命者主动来到清真寺帮忙。跟我交谈的主要是瓦利德，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有些瘦削，但一双眼睛十分机灵。他每天都穿一件白色的汗衫，一如其他大多数人，他来清真寺的时候似乎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他不时在祷告室忙碌着，应付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瓦利德跟其他人一起向身心疲惫的人们分发毯子，以及募捐得来的食物和其他物品。这座清真寺也是整个广场伸张正义的主要场所。只要有人因为犯事而被抓获，他就会被带进清真寺。如果罪行严重，他会被捆住双手关进楼上的一个房间。此外，志愿者们还设立了失物招领台。我问瓦利德，广场上的扒窃是否很猖獗，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拎起两个大塑料袋倒出了里面的东西，那都是查抄得来的物品，钱包、家庭照片、身份证，在人们用来祷告的毯子上撒了一地。
然而，当斗争停止时，气氛骤然改变。经过一个星期的抗议，埃及最受敬重的伊斯兰组织阿兹哈的教长们在内政部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休战期间，军方在通往内政部的各条道路上竖起了水泥墙和倒刺网。现实的隔离和休战状态使差异显现出来——中断的进攻节奏犹如催眠大师捻响手指，抗议者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我开始发现，解放广场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小规模冲突。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人们的精力无处发泄，打架斗殴变得稀松平常。突然间，半数的年轻人似乎都成为了志愿安保——好几个傍晚，我不得不在一个小时之内多次出示自己的护照。在此期间，媒体的标题似乎温和了下来——再也没有了死伤者的报道——但广场上的麻烦事与日俱增。
抗议活动的第六天，一个名叫萨利姆·阿卜德-艾尔萨利姆的人在清真寺里祷告的时候被人偷走了耐克凉鞋。“一切赞颂——”我在祷告室的后排遇见他，问他感觉如何时，他语气热烈地回答道，“全归真主！”我们闲聊了几分钟后，他才提及凉鞋被盗的事情。我想象不出光着脚被困在解放广场边上，面对着一片黑压压的示威人群，不过，萨利姆似乎并不缺乏幽默感。清真寺一位做志愿者的看门人终于给他找来了一双备用凉鞋。
清真寺里明显没了负责人。寺里的阿訇名叫谢赫·马兹哈·沙辛，这个长相英俊的人经常上电视台的宗教节目。作为埃及的名人，他在抗议活动一开始就高调地力主和平，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在此期间他从未去过清真寺。即便在日落和傍晚祷告之间，我一连去了十次都没有见过他的身影，而按照规定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如埃及的诸多清真寺，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同样由政府掌管。）关于谢赫的去向一时间谣言满天。有人说他不想与革命者过从甚密，因为他的擢升得益于旧政府。也有人说他不愿意跟激进的教长们扯上关系，因为这些人自抗议爆发以来就一直待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
这几个人出去之后，房间里似乎安静了许多。整个祷告仪式中，后排有几个人裹着羊毛毯子呼呼大睡。一位年轻的药剂师志愿者在壁龛边上打理着一个小型诊所，我向他询问葬礼的事情，他眨了眨眼睛说自己太忙，无暇顾及葬礼的事儿。患者大多是因为接触了催泪瓦斯，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天，中途几乎没有合过眼。地板上满是包装纸、小药瓶和各种罐子。就在我们说话当中，药剂师踩到一支注射器，伤到了脚掌。他蹲下身去，慢慢地贴上一块胶布，脸上带着挠痒痒般的无畏神情。他赤着脚。这条规矩没变，没有人在清真寺里穿鞋。
的确，埃及最为保守的萨拉菲派成员一到解放广场就把这座清真寺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支持这场革命，因为他相信这场革命代表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伊斯兰教教法的第一步。（他用手指拂过我的面颊，然后摇了摇头，意指我接下来不应该再剃胡须。萨拉菲派成员因为模仿先知的模样留长胡须而闻名。）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这样的观点怎么就能逼谢赫·马兹哈这样的人离开自己的清真寺。他的改革态度同样人人皆知——他总是公开表达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只是他这个人也非常理智，无疑跟许多宗教激进分子打过交道。
“女士，这就是军人政治，”一个男人说道。“这全是军人统治所加给我们的。”
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谢赫·马兹哈醉心于宣传革命理想，却缺乏参与广场上乱糟糟的具体事务的兴趣。其他的政治人物和政党采取了类似的策略。穆兄会与解放广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一心指望通过选举实现和平。与此同时，军方似乎也故意淡化人们的回应。它接受了内阁的辞职，并重新承诺将不晚于2012年6月完成总统选举。它更换了总理——不到一年的时间轮换了三位总理。新的领导机构被称作“民族拯救政府”，这名字显然无法唤起人们的信任。目前尚不清楚军方是否会放弃控制权。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很少提及人们的抗议活动，尽管有示威者呼吁他辞职走人。
这下子，所有的人都高声呼喊起来，接着戴上面罩，争相出门投入了战斗。几个人抬起棺材，把它移到了别处。死者的母亲嚎啕大哭，她边上的另一个女人大骂着残忍的警察。“犯罪！犯罪！”她大声说道。“这简直是犯罪！”
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人们时不时会谈论不见踪影的谢赫·马兹哈。“我一直在打他的电话，但他就是不接，”临时借住在清真寺内的穆斯林谢赫·萨米通过翻译告诉我。他说他并不清楚阿訇为什么不见踪影，不过那不关他的事儿。他还说，现在这场革命跟上次推翻穆巴拉克那一场有明显的差异。“1月份那次是中上阶层，”谢赫说道。“他们要求得到社会正义和自由。现在这场革命纯粹是为了穷人。他们一无所有。”他说这些人的想法很混乱，但仍值得同情和尊重。“他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惹麻烦，”他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时常忍饥挨饿。”
“伟大的主！伟大的主！伟大的主！”
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一帮年轻人牢骚满腹地来到了清真寺。他们告诉谢赫·萨米，一位埃及女基督徒在广场上对清真寺口出秽语，说清真寺的卫生间很脏，还说女性祷告室因为有人睡觉而恶臭不堪。“她说他们的教堂比我们的清真寺干净得多，”其中一个年轻人数落道。他对谢赫说，对于进入清真寺的人穆斯林应该更严加筛选。
人群中有一个人应和道：“主啊，求你让我们为自己的事业捐躯吧！主啊，求你让我们为自己的事业捐躯吧！”
“在清真寺睡觉的女孩子一半以上是离家出走，”谢赫争辩道。“是把她们留在广场上跟坏人为伍，还是让她们住在这里？”他又说：“清真寺是真主的居所，而不是睡觉的地方。不过，如果这种时候有人进入清真寺，我肯定不能把她们赶走。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不是阿訇。再说，广场上半数都是坏人。我要是把她们赶出去，那些人会等在外面把她们揍个半死。”
清真寺那口棺材里躺着的年轻人，只是迄今死去的三十多人中的一个。一位蓄着胡须的教长面向年轻人的遗体，讲起了先知的叔叔哈姆扎的故事，他曾在与麦加人的早期冲突中受尽折磨。接着，这位教长提高声调说到了解放广场上的抗议活动。“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所有的失望和不公大声说‘不’！要知道，我们会把这个人看做为真主乐园殉道的烈士！”他大声说道。“我们向真主发誓，他的鲜血不会白流！他的血是英勇的鲜血！他的血为正义世界而流！真主的子民们，听我说吧！我们要游行，我们要在此坚守，直到烈士们的死得以昭雪！”
“我也在广场上，我就不是坏人，”其中一个年轻人咕哝道。
位于开罗的这个广场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 人们只来这里参加抗议活动，而从不占据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我住在距离广场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从我所居住的小区根本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同样也很难猜测，国家的领导者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的内阁就在抗议活动的第四天主动提出集体辞职。与此同时，穆兄会呼吁大家保持克制，它正在与自己发动的这场抗议活动渐渐疏远。穆兄会领导人呼吁下属成员不要前往解放广场，因为他们担心日渐加剧的动荡局势有可能使议会选举拖延。不过，对那些正在参加斗争的年轻人而言，以上诸方的努力似乎不会有什么效果。这些年轻人多数只有十几岁——有超过一半的埃及人口只有或不到二十五岁。在斗争的最前线，最忠诚的斗士们看上去略显贫弱，他们如此专注于这一场奇怪的战斗，以至于使之变成了一种例行仪式： 冲向前沿，吸入催泪瓦斯，被救护车辆拉走，回头再来。
“我说的是‘半数’，”谢赫·萨米接过话头。他正坐在一张小桌子跟前，桌上的身份证不下一百来个。“这都是我们从被偷的钱包里找到的，”他抓起一摞身份证问道。“你们还敢跟我说广场上没有坏蛋？”
尽管缺乏政治组织，抗议者们在斗争的后勤保障方面却颇为得心应手。广场上一夜之间设立起若干个医疗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头一波抗议活动中，很多医生和药剂师已经学会了搭建临时救护站。志愿者取代警察的位置，在街上设置路障，并检查行人的身份证和随身提包。举行葬礼那一天的上午，广场上的抗议人群估计接近十万，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如此多的埃及女性和中产阶级。这些人大多停留在仍旧安全的解放广场，只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戴着防护面罩向政府部委发动进攻。救护车和摩托车专用的通道已被清理出来——抗议者建立了有效的运输系统，以便从前方将死伤者运送回后方。各种车辆呼啸而过，警笛声和喇叭声响成一片，解放广场上的人们伸长了脖子，争相一睹伤者的面容。小贩们出售着爆米花、小扁豆和烤红薯，他们甚至用丙烷炉煮起了茶和咖啡。有两位棉花糖小贩背着一摞四五米高的粉色袋子挤进了人群。
抗议活动的第十天，一个人因为在其携带的行李中搜出剪刀而被带进了清真寺。几个人押着他穿过祷告室，一进入后边的盥洗室就开始揍他，而这里一直是祷告仪式前的净身场所。我坐在几米开外的地方，正通过翻译与瓦利德交谈，因为那个人的哀嚎，我们只得不时停下话头。边上跪着几个人，正试图继续自己的祷告。现如今，瓦利德身上的白色汗衫已经变成了脏兮兮的灰色。所有志愿者看上去都一个样： 日复一日，衣衫变脏，神经紧绷，眼神疲惫。从我在清真寺看见人们对第一个小偷宽宏大量之后，仿佛过去了漫长的岁月。
抬棺材进来的一个人告诉我，死者二十五岁，是旅游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他死于前一天晚上。当我问起他的死因时，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空弹壳。人们在内务部大楼附近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东西——有时候甚至能看见受伤的抗议者颈上挂着用空弹壳和催泪弹壳做成的项链。前两天，警察使用真枪实弹的事例日渐增多。
剪刀被视作违禁品，因为小偷们可以用它来划开人们的衣袋。瓦利德说，这个人的双手会一直被绑着，直至人们打定主意究竟拿他怎么办。人们通常把小偷关在楼上的一个房间，有时候揍他一顿算是给点教训，有时候也会交给广场上的某位检察官。断定罪行等级的方法通常是清点这个人身上的手机数。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他曾经对一位试图从他身上打探消息的政府特工用刑。（他说用刑十分奏效，尽管他不愿意透露最终成果。）广场上的人疑心越来越重，清真寺里也不时发生斗殴现象。自封的安保人员穿着武术家的拳服，时常进入清真寺四处闲逛。他们的拳服多印有旭日东升的图案，当他们赤脚来到壁龛跟前，清真寺仿佛变成了跆拳道武馆。
抗议行动的第五天，一位抗议者的尸体被抬进了清真寺。一开始，外面响起一阵哄闹声，声音越来越大，直至一群人抬着一口没有盖子的棺材出现在了门口。他们把尸体放在了壁龛跟前，壁龛位于清真寺的前部，标示着麦加的方向。几个身着黑色服饰的女子跟在他们后面进入了清真寺，其中一个正是死者的母亲。她手里攥着儿子的一张小照片，一进入清真寺便嚎啕大哭。她在另外几个女人的簇拥之下，试图挤到壁龛跟前。几个男人一边阻拦她们，一边大声地劝导说这样的行为是犯禁的，直到女人收住了脚步。不过，她们并不愿意离开——她们站到一边，在简短的葬礼过程中嚎啕大哭。
不过，频繁发生财物失窃倒是事实，有些盗窃案还显得稀奇古怪。有个人因为假扮医生进入清真寺而被人们逮了起来。几位志愿医务人员告诉我，大量的捐赠药品未经许可就被人拿走，也许正在黑市上叫卖呢。我来到清真寺后方入口处的药品储藏室查看，有几个不知是谁派来的守卫，手里拿着临时性的武器。他们刚拘押了一名警察，按他们的说法，这名警察捅伤了人。他们说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他正蹲在地上,玩着扑克牌。清真寺前门附近有人向我兜售大麻。剪刀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对男女在广场上的帐篷里做爱，被逮了个正着。一群人把他们狠揍了一顿，女人被送去了医院，男人则像垃圾一样被直接丢进了清真寺。“当人们把他拖进来的时候，他只能靠四肢勉强爬行，”瓦利德告诉我。“过了一会他感觉好点了。我喂他喝了一点牛奶和果汁。”
不过，对广场上的很多人来说，这座清真寺的吸引力与其说具有象征意义还不如说具有实用价值。这座石质建筑物十分宏大，足够设立多个临时性医疗所、药品室和储藏室。整个广场只有这一处有公用卫生间和电源插座，时常有人跑进来给自己的手机充电。每天晚上有数百人在这里睡觉。有时候，甚至有人在这里吃饭。这不是清真寺的常规做派，但就目前而言，某些规定已被暂停执行，包括禁止女性进入男性祷告室。女性祷告室的入口搭建了一间小型诊疗室，这意味着女性必须穿过男性祷告室才能进入自己的区域。一般而言，祷告时间只限信徒进入，但穆罕默德·热梅尔一个劲地让我放心，只要我在祷告的过程中一直坐在最后一排，就不会有人介意我的进入。他和那几个人处理小偷事件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观察着，我觉得他们的处理方式很温和，因为他们对于外面正在发生的革命很有信心。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伊斯兰教教法心生好奇。不过我注意到，萨拉菲派成员大都很少露面，曾经告诉我这场革命将会导致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的那位教长似乎也回家了。（我还注意到，此间没有人介意我是否剃了胡须。）曾经满怀虔诚和同情地谈论广场上那帮年轻人的谢赫·萨米因为劝架受了伤。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离开开罗，去另一个城市重操教师职业。
这座清真寺是广场上继续向革命者开放的唯一场所。所有的店铺和餐馆都已经关门，一起关闭的还有埃及文物博物馆和开罗美国大学。面向广场的政府大楼内驻有多个政府机构，名义上依然开放，但都心照不宣地禁止抗议者进入。不过，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这座清真寺具有参与政治事务的传统，因其与多个政府部门和国家部委走得很近，它的名字便取自19世纪初期一位抵抗法国和英国统治的埃及指挥官。
很难想象，解放广场上的这些年轻人将会从革命的这个阶段学到什么教训。事实上，拥有一定权力的每一个人——阿訇和政治家们，进步人士和宗教激进分子——都已经和示威者们摆脱了干系。清真寺的志愿者显得不知所措，他们目前暂管的这个机构比整个国家更没有方向。然而，从旁观的角度看，抗议者已经达成了有价值的目的。他们提醒埃及人民不要忘了“阿拉伯之春”的最初目标，同时向军队和各个政党表明，愤怒的源泉依然深不可测。考虑到局势如此动荡不安，抗议活动爆发后第十一天所举行的首轮选举相当引人注目，它实现了民选，而且组织良好。当我前往投票站和人们交谈时，很多人都说他们感谢那些游行示威的人。我同时听到人们以十分平静的口吻说，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为投票而认真费心。在开罗市郊马迪区的一个投票站，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队投票。
之后，人们把目标转向了位于广场外几个街区、并扮演着埃及法律执行首脑机关的内政部。新一轮抗议浪潮爆发以来的第三天，数十万人拥向解放广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之前从未参加过宗教激进分子的抗议游行。年轻人们高喊着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而这个最大的政党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穆罕默德·热梅尔告诉我，他对于加入政党丝毫没有兴趣。“我是独立的，”他说道。“最好是依靠你自己。”他说，他之所以来到广场，是因为他担心“阿拉伯之春”[2]会遭到军人政治的破坏。不过，他也希望穆兄会在大选中有良好的表现。“他们很勤劳，也很自律，”他说道。“如果他们获胜，这个国家会有所改善。”临近正午祷告的时候，他邀请我一同前往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我欣然答应。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穆兄会在首轮选举中如愿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不过，萨拉菲派的成绩也好得出奇，初步结果表明，其下属党派光明党将名列第二。考虑到以上结果已涵盖埃及相对进步的很多区域，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在1月份的议会选举结束后获得多数席位。不过，很难断定，由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导的政府将会带有怎样的宗教色彩。该党的官方平台强调自由市场政策，旗帜鲜明地主张人与人的平等，而不管其信仰和性别，尽管妇女和年轻人在这个党派的领导层并没有多少地位。我在开罗跟许多看重稳定而非宗教的支持者交谈过，他们均认为该组织一向强调的纪律性使之不太可能屈从于穆巴拉克当政时的腐败和残暴。参选者们小心翼翼地弱化着宗教的角色。“我们并不关心是否谈论伊斯兰教，或者强拉大家进清真寺，”来自开罗肖博拉区的候选人哈西姆·法鲁克·曼苏尔告诉我。“这都不是政党要做的事情。我们对此心知肚明。”
这一系列示威游行一开始便处于各个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之下。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译者）是其中最大的政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十分被看好。在激进分子们看来，军方的上述举动似乎是为了预谋阻止穆兄会即将赢得的胜利，而该党派在穆巴拉克统治埃及的数十年间曾遭到禁止（但被高度容忍）。解放广场上长达一天的抗议活动一直很平静，但在次日酿成了暴力冲突，原因是警察试图驱离打算举行静坐活动的示威者。
我提到包括海外观察家在内的观察人士表示过担心，穆兄会很有可能按其多年遭禁期间赖以成型的宗教激进主义精神行事。“你这样认为一点都没错，”曼苏尔回答说。他原本是一位口腔医生，今后仍将重操医疗行当。“我们在地下活动了八十年，”他说道。“我现在跟你说话，终于站到了阳光底下，这样你才能更加了解我。我来到阳光底下的时间只有六到八个月。”他着重指出，过去所遭受的压制把大家推向了极端主义。这样说固然没错，但同样属实的是，没有人知道当这样的组织初尝权力的滋味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们交谈了起来，一开始用的是我那蹩脚的阿拉伯语，接着便用起了他好得多的英语。他告诉我，他是艾因·夏姆斯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主修药物学专业。他那天放弃一场期中考试，来到了广场。他说，自己一直是个优等生，只是在头一年春期才有几门课程考试不及格，只因为他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参与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在2月份迫使胡斯尼·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埃及进入了军人执政的状态。国家目前还没有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各级选举也被往后推迟。埃及人民原计划于11月底通过一系列选举选出新的议会，但有报道指出，总统大选可能要推迟到2013年。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军方希望赋予自己某些永久性的政治权力，正是这样的举动引发了目前这一轮抗议浪潮。
广场上有很多人抵制选举，并拒绝结束自己的静坐活动。解放广场继续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 随着时光流逝，上一代人陆续孤独地离开广场，而年轻人、穷人和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去往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之前，似乎总能在这里初尝权力的滋味。这种本能里总有让人失望的东西——志愿者岗哨、公民逮捕、暴民的正义。同时，尽管从长远来看，你总能找到连续一致的内在逻辑，但广场上的情形总是令人迷糊而沮丧。清真寺的人们似乎是孤立的，我从未听见他们谈论Facebook和Twitter，这可都是他们革命之初的热门社交媒体。实际上，我要电话联系那些见过面的人都困难重重，因为被偷的手机实在太多了。
几个小时前，我在连接广场和内政部那条小街的街角结识了穆罕默德·热梅尔。当时，发生在内政部大楼跟前的冲突十分激烈，抗议者手中的木棍和石块满天飞，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弹、橡皮子弹和鸟枪子弹。广场上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但广场上的人群很容易受惊失控。时不时可以看见，一群人无缘无故地受到惊吓并夺路奔跑，这种惊恐扩散开去，直至数百人跟着一起狂奔。紧接着，奔跑的人群如开始一般突然停下脚步。这样的奔跑发生过几轮之后，我注意到了静静地站在人群之外的穆罕默德。他脸上的表情温和而沉重——在这样的人群中，很难看到有人如此平静。
大选之后，抗议者们在解放广场上为最近的死难者举行了纪念活动，但到场者寥寥无几。埃及的中产阶级在活动的头几天确实愿意现身，看抗议者们展开战斗，并随时有人倒下——死难者最终超过了四十——但他们似乎没有纪念死难者的兴趣。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时候该走下一步了；示威者和死难者已经完成了他们应该做的。
事实上，那一天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附近根本看不见警察的影子。执法的就是这群人，小偷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看上去很害怕，当穆罕默德提出要搜身的时候，他全身瘫软无力，双臂像木偶一般举了起来。穆罕默德在他的一只口袋里搜出一个打火机和一盒喘乐宁，这是医生开给瓦斯吸入者的治哮喘药。穆罕默德从小偷的脖子上扯下一串用来祈祷的念珠。“我就知道，这个也不是你的，”他说道。他把搜到的物品悉数交给老人，老人只留下念珠，其余的都还给了小偷。老人探过身体，用平静的语气把小偷数落了一分多钟。当小偷终于明白自己可以离开之后，一时间如释重负，僵持在那里，脸上羞得通红。接着，他消失在了广场上混乱的人群之中。
抗议活动的第十五天，我终于看见谢赫·马兹哈·沙辛出现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这位阿訇在解放广场主持了一场露天祷告，他在布道时对那些参与示威的民众大加赞赏。“这个国家应该由那些参加过这一场革命，并为之战斗到底的人来领导！”他说道。“我们都是殉道者，那些指望我们撤离广场的人，首先必须尝一尝我们心灵所遭受的痛苦！”
“这是教法严禁的行为！”那位老人说道。“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叫警察把你给抓起来。”
祷告结束之后，谢赫走进了清真寺，几个保镖簇拥着他，把他与崇拜者隔离开来。当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微笑着说没法和我交谈，因为他马上要赶去开罗的其他地方拍摄电视节目。后来，一位翻译代表我给他打电话，询问抗议期间他离开清真寺的说法是否属实。“我每天都在清真寺，”这位教长回答道。“我必须留在清真寺，主持日落祷告和晚间祷告。”我告诉这位教长的助手，我观察到的情形并非如此，不过我们可以隔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想再去出席一次日落祷告。一如既往，主持祷告的另有其人，教长依旧不见身影。长达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在清真寺只见过这位教长一次。
“没有，我这是第一次。”
那一天，他不到五分钟就离开了祷告室。我只好与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苏尔坦的志愿者交谈了几句。我问起瓦利德的情况，穆罕默德这样回答我：“瓦利德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接着，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早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瓦利德从在清真寺睡觉的人身上搜罗了十多部手机和三百美元，理由是他会替他们妥善保管这些财物。那也是大家最后一次看见瓦利德。“你应该在文章中称为他‘骗子瓦利德’，”穆罕默德对我说。后来，我打通了瓦利德的电话，他对这一切矢口否认，不过他并没有再回到清真寺，同时，也有多位其他人员肯定了穆罕默德的说法。
“你之前偷过东西吗？”穆罕默德问道。
穆罕默德是一位严谨的信徒，也是一名四平八稳的志愿者。他很少微笑，我也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他对瓦利德的罪行泰然处之： 来到解放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前辈们曾经用弹壳做成项链，现在他们把战斗的故事换成了小偷小摸。不过，穆罕默德说自己非常乐于放下开车的活计，抽出时间来参加这场革命。“这样做很有意义，”他说。“一开始上阵的是热血男儿，现在则要由其他人来结束这场革命。”
小偷说自己年龄还小，没法到政府办身份证。他个子矮小，面黄肌瘦，穿的衣服也很褴褛。他的左眼有些发红——或许最近挨过某人的一顿狠揍，或许是让广场上的催泪瓦斯给熏的。那一天的解放广场上有很多人双眼通红。
这时，一位在清真寺药房做志愿工作，名叫艾哈迈迪·萨利姆的年轻人加入了谈话。“我们与1月的革命者还是同一个圈子，”艾哈迈迪告诉我。“也许我们不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们只是一帮年轻人。老一辈革命者还在给我们提供指导，他们好比是棋手。我们现在只是棋子。”
“你的身份证呢？”穆罕默德问道。
我问穆罕默德，他打算在清真寺干多久。
“对不起。我本来有一部手机，可不知让谁给偷了。”
“直到革命成功，”他表情严肃地回答道。不过，当我问他要手机号码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手机被偷了，”他说道。接着，他解释说，他在清真寺睡觉的时候，有人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你呢？”他问道。
“你为什么要偷这个？”那位老人问道。
我蹙了蹙眉头回答道：“我的钱包第一天就被人偷走了。”
他毫无反抗地交出了手机。
[1] 意为“真主至大”。——译者
但站在后排的一位老人碰巧看见了这一切。他蓄着长长的白胡须，走起路来跟那个小偷一样悄无声息。他一直等到祷告结束，之后，几句耳语，他召集了一帮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热梅尔的大学生。第二轮祷告刚大声响起——“安拉乎埃克拜尔！安拉乎埃克拜尔！”[1]——一帮人已经把小偷堵在了墙壁跟前。
[2] “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译者
抗议活动的第三天，他们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当场逮到一名小偷。时值正午祷告，人们大都排成横排面朝前方。这座清真寺位于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东南角，从敞开的门窗便能听到外面的喧闹声。喧闹声的节奏有如海浪，连绵不断，却又变化多端，时不时汇成一阵巨响，仿佛一道大浪拍到了沙滩上。此前一天，警察在试图将抗议者驱离广场的时候发生了暴力。自此，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抗议者强烈要求结束埃及的军人政权。傍晚时分，已经有了暴力冲突导致死亡的相关报道，同时有消息说，一千多人在冲突中受伤。医务志愿者在清真寺的里里外外搭建了若干临时急救所，每隔数分钟便会响起警笛声，随即就有救护车送来受伤的抗议者。面对如此紧张的场面，小偷肯定以为清真寺内不会有人留意那部正连接在充电器上的手机。就在机主祷告的过程中，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把手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