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炙手可热、权倾天下，在襄王宴、唐王宴，除服之际的赐宴中展露无遗，因为他有着“为帝王师”的特殊身份和荣誉。
张居正回荆州葬父，万历皇帝让沿路的地方官都务必尽职接待，凡有重大事务，朝廷不许自专，需要千里呈送张首辅处理。地方官跪迎督抚大吏越界迎送。路过襄阳，襄王远远恭候，并且请张首辅宴饮。这是没有先例的，无论多高职位的大臣，见到皇亲国戚必须行礼，但现在是王室对张首辅毕恭毕敬。路过南阳，唐王也出迎宴请。张首辅回京时，万历皇帝“慰劳甚笃”，和两位皇太后用家人之礼盛情、诚恳地对待张首辅母子。在张居正除服时，万历和两位皇太后除赏赐外，还钦赐御膳，款待首辅。张居正生前为大学士、太傅、上柱国、太师，死后谥“文忠”。
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终极政治追求，不是做帝王，那属于大逆不道，而是为帝王师。此理想长期给予他们自信与勇气，激励他们以经国事业为抱负；历代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头衔和人格期许，树立典范，藉以发掘隐逸、吸收人才、维护礼制、巩固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层阶级之统治。
张居正才能超凡，整个帝国在他的努力下稳定繁荣。他是万历的老师，以严谨、博学、正直获得了万历本人及皇太后的称赞与信任。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入世精神的儒家知识分子，似乎从中看到了一种理想社会的曙光：通过“帝王师”这一特殊的“政治—伦理—文化”三位一体的构架，实现儒家精神对帝王权力的超越，实施完整的思想、伦理统治的蓝图。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本该循例丁忧，辞职守孝三年，万历皇帝及皇太后都深感不安，特旨“夺情”挽留。凡以孝道为由弹劾、反对之人，一概被斥责贬职。大臣们不肯让步，年仅十五岁的万历皇帝以诛无赦的严厉诏谕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帝王师”这一结构中，帝王处于政治的制高点，在他之上，不可能存在任何能够控制和约束的力量。师与帝王，仍然是君臣的从属关系；从伦理角度来看，帝王与师，形成的是一种师生关系，暗示“师”凌驾于“帝王”之上，“师”或因学术或因道德，完成对“帝王”的引导、教化或帮助；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对帝王人品的好坏、用人的得失，治国的成败，都是以儒家的经典作为考核的标准。“师”掌握着对帝王的话语权，而“帝王”必须服从甚至皈依于此种文化之下。“帝王师”这一特殊的构架，注定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地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抑制，而又互相利用的关系。
主饮：张居正；主陪：万历皇帝；主宾：襄王唐王；地点：荆州
就像张居正，殁于万历十年，逝世前九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自开国以来两百年未有之荣；万历十一年六月，即下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十二年五月，抄没其家，拷死其长子；九月，下诏总其罪。戏剧性的场面接踵而来，我们不得不对“帝王师”这一历史文化命题做重新的审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