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分重视用人问题。他多次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这个道理，不少人都懂得，“尊重人才”的口号也喊了多年。问题并不难在知道用人的重要，而难在下面两个问题：怎么用？该用谁？这又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才？
的确，对于不少人来说，遇到了雍正，真是摊上了一个好皇帝。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又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则，即道德原则和能力原则。前者认为，德比才更重要。一个人，如果有才无德，就宁可不用。这种观点导致的后果，往往是“宁要听话的饭桶，不要不听话的人才”，或“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后者则主张“唯才是举”。只要有能力，有才干，不仁不孝、盗嫂受金也不要紧。这种主张的后果，便难免文人无行，小人当道。当然，大家公认，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问题在于，不能兼备怎么办？你是要德呢？还是要才？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因为某官被上司弹劾，雍正却能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实情，正所谓“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独能烛其微”。难怪章学诚要认为那些“清节孤直之臣”能生逢雍正之世实在是万幸，是“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了。
雍正主张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很赞赏鄂尔泰的一段话。鄂尔泰说：“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一个人，如果用得不是地方，那么即便是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没有效益，即便是有道德的人也可能耽误国事。相反，如果用得是地方，那么，即便是常人也能有所作为，即便是小人也能做好事情。总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来使用人才，那就一定能做到“官无弃人，政无废事”（安排职务没有不可用之人，施行政治没有办不成的事）。道理很简单：人和事都各得其所么！
雍正利用密折制度，不但避免了许多决策错误，少搞了许多“拍脑袋工程”，而且掌握了大量情况。密折不是正式的文书，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也就可以无话不谈。事实上雍正也是这样要求的。他曾告谕有权密奏的官员，要他们多多汇报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利弊，地方官员的勤懒，顶头上司谁公谁私，下属官员谁优谁劣，军营是否纪律严明，气候是否风调雨顺，老百姓的生计如何，风俗是否淳朴，甚至米价、菜价，冤案、奇案，“悉可以风闻入告”，而“不必待真知灼见”，只要有可以调查的线索就行。因为密折只是反映情况，并不作为立案的依据，是非最终仍由雍正判断，所以讲错了也没关系。
这实在是太高明了。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么？何况，用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做事。所以，不能脱离事来孤立地考察人。那是永远都得不出正确结论来的。显然，问题不在于谁行谁不行，而在于会用不会用。比如朱轼，学问好，为人正派，贤良清正，但有些书生气，雍正便让他去教弘历读书。李卫，文化水平低，为人粗鲁，有江湖习气，但人很精明，胆子又大，办事利索，雍正便让他去抓强盗。结果两人都干得很好，德与才也不发生矛盾。如果反过来，让朱轼去抓强盗，李卫去教书，肯定都是一塌糊涂。可见，抽象地讨论德才问题毫无意义，而鄂尔泰在德才之外提出一个“事”来作为用人的原则，应该说是相当高明，也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
用密折来咨询，效果就好得多。中央的意见听得到，地方上的意见也听得到，此其一。因为是密折，没有旁人知道，发表意见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种种不便公开表露的顾虑、苦衷、难言之隐，都能详尽地予以叙述，使人主对问题看得更透。而且，正因为敢说真话，不必做官样文章，反倒可能触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此其二。因为密折内容严格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泄漏，因此不怕官员们私下里串联，形成左右人主思考的舆论力量，此其三。密折讨论具有非正式性，一旦发现有所不妥，立即就可收回，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此其四。雍正这一手，应该说很有道理，也相当高明。
当然，德才二字也不可不讲，但雍正认为应该重新解释。在他之前，包括康熙皇帝在内，历代帝王都奉司马昭的“三字经”为圭臬。这三个字，就是清、慎、勤，也就是清廉、谨慎、勤勉。但雍正不以为然。他在藩邸多年，深知官场习气，早就把这三个字变了味道：清变成了装穷，实则沽名钓誉；慎变成了怕事，实则推诿扯皮；勤变成了琐碎，实则因小失大。结果，有着“清慎廉”美名的一些所谓“清官”，其实是“巧宦”和“循吏”。他们或者只知洁己，不知奉公，或者大错误不犯，小毛病不断，总之都不做事。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但是，因为他们或自命清高，或胆小怕事，因此不会被考评为贪墨或浮躁，符合清与慎的标准。如果再能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能得到勤的考语。于是，朝廷即便发现某官并不称职，甚至是饭桶草包，也奈何不得。
所以，密折制度并不仅仅是用来搜集情报和监控官员的，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协商和秘密决策的手段。雍正朝许多重要的改革举措和重大决策，比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疏浚运河等，都是先通过密折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商酌再作决定，然后再由朝廷正式下达指令，向全国推行的。这种政治协商和征求意见，为什么不能采取御前会议等形式公开进行，而要诉诸密折呢？这里面有雍正皇帝很深很细的考虑。召开御前会议，公开进行讨论，有诸多不利。第一，到会的都是中央部门的官员，地方上的意见听不到。第二，发言人不是揣摩皇上旨意，便是唯首辅、宰臣的马首是瞻，不能畅所欲言。第三，如引起争论，有伤和气，也容易导致门户朋党之争，不利于安定团结。第四，等于将尚不成熟的考虑公之于众，必然引起各方猜测，甚至引起骚乱和动乱，不利于朝局的稳定。
雍正要做事，要搞改革，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陋习。因此，他提出新的标准，即公、忠、廉、能。这四个标准，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忠君报国者必公，公而忘私者必廉，而有此公忠之心，则必勤劳王事，而至于能。实在秉赋能力太差，也可以培养学习或调作他用。总之，一个好的官员，应该同时是忠臣、清官、干吏、能员，并不光是只要清廉不犯错误，就能保住禄位，做太平官。比如吴桥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而“懦弱不振”，就应该撤销知县职务，改任不理民事的学官。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雍正这个皇帝，确实有点不一般。他恨贪官，也恨庸官，而且特别讨厌那些因循守旧、明哲保身、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木偶官员”。他认为，国家设官任职，不是用来养饭桶的。凡是不称职守、办事不力、推诿扯皮、瞻前顾后的官员，统统应该罢免，腾出位子来任命能干的人。雍正说：“朕从来用人，只论人材。”一个人，只要忠诚，又有才能，就是德才兼备。至于他的出身、资历，是满人还是汉人，统统不予考虑。哪怕什么学历都没有，或者生活作风上有些小毛病，都没关系。比方说李卫，根本就没有什么学历。他那个户部员外郎，是花钱买来的。可就是这个小小的郎官，却敢顶撞亲王。他当郎中时，主管户部的某亲王特别贪婪，每过手一千两银子，他就要吃十两回扣。李卫也不含糊，就把这些钱装在一个大柜子里，外写“某王赢余”四个字，放在户部廊下，来来往往的官员人皆见之。某王被搞得十分难堪，再也不敢“抽成”。李卫之勇，也就名噪京师。雍正得知，心中暗许。即位之后，立即提拔重用李卫。元年任盐道，二年升藩司，三年擢为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六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太傅衔，最后当到刑部尚书和直隶总督，真是步步高升。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含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作“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李卫这人，毛病不少，尤其是使气任性，粗鲁无礼。见上司不称官职，叫“老高”“老杨”；对下属动辄就骂，满口粗话。所以告他的人不少。雍正说：“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着意予以袒护。另一个宠臣田文镜，也是没有学历的，也是毛病多多，也是屡遭攻击和议论。但田文镜不但对雍正忠心耿耿，而且真是豁出命来干工作。他是推行雍正新政最卖力也最得力的一个人。雍正说他“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因此也一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最坚决的支持。而且，不顾田文镜在朝野上下声名狼藉，将他提拔为豫鲁总督。
何况，即便大家都是海瑞，也并非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海瑞，还要皇帝干什么？难道真的“虚君共和”不成？没有哪个皇帝愿意成为“虚君”。封建王朝早期那些有为之君，更不愿意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真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国家由权臣管理，皇帝只从事礼仪活动）。这种心态不能完全说是自私。因为大家都是海瑞，皇帝自然省心。但如果大家都是严嵩，还能省心吗？那时候，皇帝就得考虑脑袋还长不长在自己身上的问题了。
据说，尹继善曾评论过当朝的三个“模范总督”。他对雍正说：“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的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雍正用人，取其长而不嫌其短，使之各尽其才，各逞其能，各得其所，这就决非庸主所能做到的了。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四年（公元17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雍正在直隶总督李绂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和朕相比，确实差得很远。为什么呢？你只是书读得多一点，而朕不但读了书，还“经历世故多年”，所以，不管是动心，还是忍性，都有不寻常之处。朕不是大言不惭的人，也不是专恃帝王权威压服臣下的庸主。如果以为能“记颂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就可以轻视小看朕躬，恐怕将来就会后悔莫及。
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雍正说这话，也有他的苦衷。康熙也好，雍正也好，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们心里很明白，在汉族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他们这些大清帝国的皇帝，都是没文化的“野蛮人”。他们的帝国，是靠武力征服的野蛮手段建立起来的。而且，建国以后，还不得不掉过头来学习被征服者的文化。因此，大清皇帝和汉族文人就处于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中：前者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后者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文化可不是靠武力和强权就可以征服的。而且，文化的传播有一条规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优势文化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同化劣势文化。因此，康熙和雍正都很清楚，要让人服，得心服，而要汉族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就必须和他们谈文化。
皇帝的实惠也不小。废除了人人憎恶的特务政治，既省下一笔开支，又大得人心，还能防止特权的滥用。因为大小臣僚除了上折言事外，并无其他权力，也无特定组织，不会像明代的厂卫那样，变成帝国尾大不掉的毒瘤。但是，皇帝的耳目，却又不因特务机关的撤销而减少，反倒变得更多、更广。因为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耳目。这些耳目撒遍全国，无处不在，构成了一张无所不包又极其灵通的情报网络。这些耳目互相监控，又各不知情，只有皇帝一人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足不出户而天下事尽知。于是皇帝便成了帝国的神经中枢，成了全国唯一的全知全能者。遍布中央各部和全国各省有密折权的官员，是他的神经末梢，也是他手中的牌。皇帝可以用这些牌来运筹帷幄，也可以用这些牌让官员们竞争恩宠，自己坐收渔利。总之，正因为建立了密折制度这样一个“经络系统”，帝国的心脏和手足才真正联通了，皇帝也才真正成了国家的“元首”——帝国的意志所在。
实际上，两位满族皇帝的汉文化水平，早就已非一般汉族士人可比。何况他们还懂满文、蒙古文，熟悉满文化和蒙古文化（康熙则还有西学学养，真正学贯东西），更非一般汉族知识分子可比。只要不带民族偏见，都应该承认他们够资格当中国的皇帝，至少比明代的皇帝强。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就数明代的最差。不是昏，就是暴，要不就是懒，好一点的又平庸。好容易出了个想做事的，又气数已尽。然而，尽管康熙皇帝已表示了他对汉文化由衷的钦慕，也表现了他一流的汉文化水平，一些人的思想还是转不过弯来。因此雍正认为，如果不把对他们的统治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那么，这种统治就仍然并不牢靠。
密折政治就高明得多了。它虽然也含有不放心手下官员的意思在内，却表现为对官员的高度信任。这就是：只有皇上信得过的人，才给予密奏权。雍正一朝，有密奏权的人尽管大大超过康熙一朝（大约十倍），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可专折密奏，但仍然是一种特权。封疆大吏一旦失宠，便会失去这特权；底层小官如蒙圣眷，也可以得到这特权。特权总是令人羡慕的，直接和皇上对话更是实惠甚多。尤其是那些品级较低又远在外地的官员，一辈子也难得和皇帝说上几句话。现在有了“直通热线”，有什么说什么，想告谁就告谁，顶头上司也管不了，还不怕泄密，其欢欣雀跃为何如？自然积极踊跃奏写密折，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的耳目。
于是，雍正做了两件事。一是尊孔，二是谈佛。
明代的特务政治如此恐怖，自然极其不得人心，事实上也很不高明。朱元璋、朱棣他们的本意，大约是信不过手下的官员。这种担心当然有他的道理。天子高踞九重之上，深居宫阙之中，与外界十分隔膜。政令的发布，民情的上达，国家的管理，政权的维护，都靠官僚。这是任何帝王都不能不借助又不能不防范的力量。所以，除公开的监察机关（如御史台、都察院）外，还要有秘密的特务机关。但特务也要有人来做。官员信不过，特务就都可靠么？结果，官员因失去信任而心怀怨恨，特务则因权势过重而胡作非为。一个不尽心，一个干坏事，明王朝也就被折腾得垮了台。
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明代的特务政治极为恐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有一天，甲乙两人在酒店吃酒。谈及时事，甲称厂卫明察秋毫，乙则大骂厂卫横行霸道。甲劝乙少说这些话，乙说：怕什么，他们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第二天，甲又上街，却被一个陌生男子拦住，说有要事相告，要请他吃酒。甲被带往昨天和乙吃酒的酒店。一进门，就见一张人皮钉在墙上，正是某乙。陌生人冷笑着说：看见了么？谁说不能把他的皮剥了！某甲吓得魂飞魄散，暗自庆幸自己昨天没说厂卫的坏话，说的是好话。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而得天下读书人之心，也就占有了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
密折政治也比特务政治高明。特务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帝王为了强化皇权，做了两件事。一是取消宰相，代之以阁臣，也就是不要国务总理，只要秘书和秘书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皇帝一人兼任。这个制度，清代继承了下来。二是建立特务机关。具体地说，就是让明代臣民谈虎色变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锦衣卫在明代建国之初就有了，是由皇帝幸臣管理的专事侦缉的特务机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设立东厂，职司与锦衣卫相同，但由太监管理，与皇帝关系更近。到了明宪宗的成化年间，因两个太监争夺东厂，又设立了西厂。此外，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因宠信太监刘瑾，还专为他设立了内行厂（刘瑾被诛后撤销）。特务机关如此之多，明代政治也就堪称特务政治了。
然而雍正还认为不够。他深知，读书人的心，并不那么好征服。上述举措，也许能让他们感动，却未必能让他们佩服。要让他们佩服，还得拿点“干货”出来。于是雍正便和他们谈儒学。雍正曾对前来参加考试的举子们说：你们平时总说礼义廉耻，但你们真的懂得什么是礼义廉耻吗？懂得仪文礼节，学会进退揖让，那只是“小礼”。知道重义守信，能够谨言慎行，那也只是“小义”。施教育民，敦风化俗，使天下人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才是“大礼”。开诚布公，坦平正直，使天下人无党无私，和衷共济，才是“大义”。这话确实站得高，看得远，讲得深。那些士子在惊讶之余，也只能表示心悦诚服。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即：爱月居士庄亲王允禄，自得居士果亲王允礼，长春居士宝亲王弘历，旭日居士和亲王弘昼，如心居士多罗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澄怀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得天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四亲王一郡王两学士一御史），和尚五人，道士一人。雍正自号破尘居士，又号圆明居士。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其实，早在藩邸时，雍正便已礼佛。当了皇帝以后，日理万机，又要照顾那些儒学大臣的情绪，谈佛谈得少些了，但一谈就不得了。有个故事是雍正自己说的。雍正对年羹尧说：京城里有个姓刘的道士，久负盛名，自称有好几百岁，会看人的前世，说怡亲王前世也是个道士。朕听了好笑，对怡王说，他是个道士，你也是个道士，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只有朕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你这个道士要来给我这个和尚出力？怡王不能答。朕就告诉他，什么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我们大家来为众生栽种福田。那些无此力量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户，方使得”。也就是说，他雍正皇帝虽然没有出家，却比出了家的和尚道士还厉害，还要功德圆满。他哪里只是什么“和尚”“野僧”，简直就是“活佛”“教主”！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精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