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要怎样做才对？雍正认为，关键是要诚。也就是说，即便是拍马屁，也要拍得诚恳。如果不是诚心诚意来拍马屁，那就不如不拍，老老实实做你自己的事去。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公，就是忠。即便不说什么奉承话，雍正也不会恼怒只会嘉奖。从这一点讲，雍正倒是比许多离开奉承话就活不下去的皇帝高明得多，他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拍马屁。
实际上，雍正并不完全反对揣摩和逢迎。鄂尔泰报祥瑞，就是吹牛拍马，怎么就没有罪反倒有功？可见，雍正也喜欢有人来拍马屁，和别的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他讨厌的，是瞎揣摩和乱逢迎，比如前面那位写《河清颂》的老兄就是。雍正推行新政不假，希望有人来唱颂歌也是真。可是雍正要作秀，要按照中国文化的老传统，把黄河变清归功于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的赐福，邹汝鲁偏说是什么推行新政的结果，这不是唱反调吗？再说，雍正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说他和康熙不一样，说他不敬天，不法祖，不到三年就更改为父之道，既是康熙皇帝的“不肖（不像）之子”，又是康熙皇帝的“不孝之子”。邹汝鲁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当然会挨上一脚。
马屁要拍得诚心诚意，这似乎很可笑，但在雍正那里完全合乎逻辑。雍正的逻辑是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君臣俱为一体心心相印，则臣下对皇上的肯定，就是由衷的赞美，不会是什么奉承逢迎了。这样一种赞美，由于是发自内心的，便可以叫作“诚恳的马屁”。比如鄂尔泰对雍正“出奇料理”的赞美就是。鄂尔泰认为，雍正处理曾静一案，考虑的不是曾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千百亿万人”，因此，才敢于将曾静一案的案情、口供、上谕“遍示臣民，布告中外”。这就非有“大光明、大智慧”，能“无我无人，惟中惟正”不可。古往今来，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鄂尔泰这些话，别人听着可能肉麻，雍正却不认为是拍马。因为讲出了道理，而且讲到了点子上——雍正处理此案，确实并非就事论事，确实体现着他的政治远见。这些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不能为一般目光短浅、见识庸常的臣子们所理解，却可能为鄂尔泰心领神会，由衷赞赏，因此是诚。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事实上，政治也是艺术。政治家匠心独运的举措和处置，就像一件精湛的艺术品，也是要有人欣赏的。问题在于，这种欣赏必须发自内心，否则就是逢迎，就是谄媚，就是伪善，就是矫情，也就是奸。雍正自己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各类政治技巧的运用相当娴熟，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而且常有创新。再加上他心细如发，目光如炬，洞察幽微，谁要是言不由衷地乱拍马屁，一眼就会被他看穿。不过，别的皇帝对这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许只会一笑了之，雍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为人刻薄，又特别痛恨“不诚”。一旦发现对方所拍乃“虚伪的马屁”，就会认为对方在欺骗他，耍弄他，看不起他。结果可想而知，那个马屁客一定会碰一鼻子灰，弄不好还会被雍正撇着嘴巴冷笑着奚落一通。
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很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比如雍正嘴巴上说“朕素不言祥瑞”，其实最喜欢搞祥瑞，这就不能戳穿。不但不能戳穿，还要起劲搞。所以鄂尔泰居然是地方官员报祥瑞的第一名。以鄂尔泰之精明，怎么会不知道“一禾九穗，牛生麒麟”等等其实是胡说八道？但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也有助于增强雍正的自信心。这就像说一个老太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一样，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不必较真，也不能较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姓刘的大理令因此而奚落他时，他不但不记恨，反而向雍正保荐了这个官员。他心里有数嘛！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又比如李元直，刚刚当上监察御史没两天，就一连上了几十道奏折，攻击朝中大臣，说现在的朝廷，是只有尧舜，没有皋夔。皋就是皋陶，尧的大臣。夔则是舜时的乐正。李元直的意思是说有圣君，无贤臣。雍正看了奏折，把他叫来质问：没有皋夔，哪有尧舜？李元直无言以对。结果，雍正对他的“处分”，是把广东刚进贡来的荔枝赏给他。
雍正想得倒好，可惜办不到。君臣分际，隔如天壤。一个高高在上，雷霆雨露都是恩；一个匍匐在下，稍不留神就是错。天差地别如此，哪里还能“贴心”？又哪里贴得拢来？还说交心什么的，拉倒吧！臣下的心思，瞒都瞒不过来，还敢交出去？即便是有所求，也不敢明目张胆。为什么呢？怕越分。比如田文镜想“抬籍”，就不敢对雍正说，只好请杨文乾代言。事后，雍正责问田文境“为何不以实告”，还说“朕甚嗔汝”。但嗔归嗔，田文镜下次还是不敢的。田文镜再糊涂，也不会不知道君臣之际不是什么“恩义兼崇”，而是“天上人间”，哪能不拘形迹，无话不谈呢？
然而雍正对某些批评者的处分却很重。比如直隶总督李绂原本也是雍正的宠臣，为允禟的事还帮雍正背过黑锅。但李绂弹劾田文镜，却为雍正所不容，被贬为工部侍郎。监察御史谢济世“路见不平一声吼”，也上奏弹劾田文镜（并未替李绂鸣冤），结果被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李绂、谢济世只不过攻击了雍正的宠臣，就要受此严惩，陆生楠全面攻击康熙、雍正两朝政治，当然更不能为雍正所容。陆生楠是个小官，却喜欢议论大事。他著有《通鉴论》十七篇，对包括国家政体在内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都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见解。比方说，他认为目前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害深祸烈”，应该恢复到西周封建制。又讥讽康熙，说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以致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君，以致有骨肉之争。还说当皇帝的，抓抓大政方针就好，不要尽管些鸡毛蒜皮。在言论并不自由的时代，这些议论当然都是大罪。于是，雍正下令，将其正法。
显然，雍正对臣下的要求不低。不但要求他们献身，而且要求他们交心；不但要求他们听话，而且要求他们尽心。一句话，谁心里都不存一点别的念头，“只是一个至诚”。
和陆生楠一起被参的还有谢济世，罪名是借批注《大学》而讥讽时政。雍正下令，将谢济世和陆生楠一起处斩。等到陆生楠人头落地，行刑官却宣布雍正旨意：“谢济世从宽免死。”原来雍正也明白谢济世的“言罪”是冤案，却仍不肯放过这个爱提意见的家伙，非让他尝尝“陪斩”的滋味不可。雍正的刻薄，由此又可见一斑。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朋友式的关系，比如他和鄂尔泰。
雍正的这些处置，让人甚觉乖张。同样是提意见，有的赏吃鲜荔枝，有的赏吃“刀削面”（杀头），到底是鼓励批评还是不准批评？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其实，雍正有雍正的标准和原则。正如他把马屁分成诚恳的和虚伪的两种，批评也有“诚恳的批评”和“虚伪的批评”。属于前者的。批评错了也不治罪；属于后者的，说得再对也要倒霉。批评者的待遇之所以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里。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那么，什么是“诚恳的批评”，什么是“虚伪的批评”？标准也只有一个：诚。具体地说，凡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一心一意为皇帝着想，就是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诚恳的批评”。相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夹杂着私心杂念，就是不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虚伪的批评”。而且，只要属于心不诚者，不管是提出批评，还是提出建议，也不管他们说得对还是不对，统统都是小人的行为，小人的伎俩，因此不但不能鼓励，反而要受重罚。杨名时的挨整，原因就在这里。
比如前面提到的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然而杨名时也好，李绂、谢济世也好，都是朝野上下公认的君子。他们为人正派、清高，不贪污，不受贿，不投机，不钻营，敢于犯上抗颜，据理力争，很有些为真理而献身，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怎么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雍正自有说法。他认为，小人有好几种。一种是钱名世式的，特点是投机钻营；一种是年羹尧式的，特点是忘恩负义。这两种小人，容易被人识破，所以无足为虑。还有一种小人最可怕，也最危险。他们的特点，是沽名钓誉。正因为是沽名钓誉，因此他们往往做正人君子状，甚至不惜作出牺牲，最能迷惑群众，混淆视听。由是之故，他们的危害性也最大。在雍正看来，李绂、谢济世、杨名时就是这样的小人。所以，朝野上下越是同情他们，雍正就越是要狠狠地整治他们。雍正这个独裁者，是从不顾忌什么舆论的。
鄂尔泰这一套说法，很为雍正所赞赏。他在鄂尔泰的折子上批道：“朕实含泪观之。”这不是假话。因为鄂尔泰的这番议论，确实说到了雍正的心坎上。
在雍正看来，杨名时这一类人，向来就“喜沽名邀誉，置国家之事于度外”。这些人表面上看并不贪财，好像没有什么功利之心，其实，他们的利欲比谁都大。这个利，就是名，就是他们自以为得计，可以用来到处招摇撞骗的所谓“清名”。他们不贪污、不受贿，为的是这个“清名”；敢抗言、敢犯上，为的也是这个“清名”。为了这个“清名”，他们置国家、君父于不顾，放肆地宣扬自己的观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全然不把安定团结之类的大局和君尊臣卑之类的礼法放在眼里，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众人喝彩，青史留名。雍正认为：这就是私，就是欲，就是不诚，就是无君！那好，既然尔等心中并无君父，朕的眼里也就容不得你们。你们不是要青史留名吗？朕成全你们，把你们都斩尽杀绝，看看还有没有人敢于效法？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诚则灵，灵则通。如果君臣都以至诚相待，也就上下无阻，彼此相通。君臣之间心灵相通，自然一通百通。所以，在雍正手下当差，说易不易，说难不难。一句话，只要“实心实力”就行了，“一切观望揣摩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因为皇上看人并无成见，只看你的心诚不诚。如果忠诚老实，犯了大错误也没关系；如果投机取巧，即便小毛病也难逃谴责（如果无欺，虽大过必恕；设或弄巧，虽小事必惩）。这就实际上是告诫臣僚：在雍正面前，最好老实一点，本分一点，实在一点，一是一，二是二，不要观望揣摩，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文过饰非，不要自命清高。只要不耍滑头不玩花招，雍正这个主子并不难伺候。
雍正的上述心理，不难从他的许多朱批、上谕中看出，而他与杨名时等人的分歧，正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所在。依照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宝贵的是道德。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们有道德。因此，有没有道德，就成了区别君子和小人、好人与坏人，甚至人与非人的唯一标准。杨名时他们这样认为，雍正也这样认为。而且，雍正理解的道德和杨名时他们理解的道德，都符合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却又各不相同。这就不能不发生悲剧性的冲突。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一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一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杨名时、李绂、谢济世，还有陆生楠，他们都是饱读诗书、学问很好、满腹经纶的人。一个人，书读多了，便不免会思想，也不免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独立见解，却超不出儒家学说的范围，尤其在道德问题上，更是恪守儒家观念。只不过，他们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儒家学说，并身体力行。因此，他们深信，道德修养是个人的事情，即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既然“为仁由己”，则“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处以公心，问心无愧，就是“仁”。至于是否获得功名利禄，以及别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萦怀。这个“别人”，就包括皇帝在内。这正是他们敢于和皇帝唱对台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即“当仁不让”。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既然可“不让于师”，当然也可“不让于君”。即便被君王罢斥或杀头，也无所畏惧。因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且，既然“仁”在自己心中，那么，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观点、学说而死，也是“杀身成仁”。显然，谢济世们要求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对独立性，与他们理解的儒家道德并不矛盾。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雍正的理解也没有问题。儒家道德观念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体的道德。这些具体的道德都存在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为人君者，尚且不能“不仁”，为人臣者，以“忠”为德，却居然闹起独立来，那还有何德可言？所以，雍正特别痛恨那些特立独行，以道德自律、以道义自负的文人士大夫。如果他们自许清廉，则更加痛恨。因为清廉能给他们带来好名声，而这些好名声又会增加他们对君主保持独立的资本。结果，在雍正眼里，这些“清官”就比“贪官”还可恨。贪官只不过偷钱，清官却要窃名，而窃名就是窃国。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所以，雍正特别喜欢“孤臣”。这倒不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也和他的经历、处境、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从来就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他多次告诫臣僚：“人是最难信的。只可以自己勤慎服劳，公正清廉做去。”“他人是依仗不得的，惟求诸己好。”“只要不走声气，不迎合权要，一己之费能几何，自然就容易了。”他还说：“一切总仗不得，大丈夫汉自己挣出来的方是真体面。”因此，“当取出大丈夫硬心肠，发狠做去”。他甚至要求臣下连家人后代都不要管：“儿孙自有儿孙福，且照顾自己为要。”“要看得透，万不可被亲友子孙为己累。”雍正的性格和为人如此，则他对于所谓“朋党”，就不但有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对，也有因于心理原因的忌恨。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禛的“禛”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珣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赧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嘛，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不但弟兄，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这些话，说得都很诚恳。因此，他的宽待孔毓珣、刘世明，即便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作秀”，也是“诚恳的作秀”。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被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于是雍正便只能去体验孤独了。四年（公元1726年）端午，雍正作诗云：“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这可真有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味道了。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是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但他并不后悔。雍正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从不后悔，而且充满骄傲。正如他向世人之所宣布：“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田文镜原属汉军正蓝旗。正蓝旗是下五旗。田文镜不安于此地位，却不敢对雍正说，只好向下属河南布政使、汉军正白旗人杨文乾吐露心思。后来杨文乾当了广东巡抚，陛见时给雍正讲了，雍正便让田文镜入了正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