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最痛恨的是心术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巡抚金世扬刚刚调离贵州，布政使刘师恕的恶状便告了上来。这种上司在任时吹吹捧捧，离任后又说坏话的行径，最为雍正所不齿，便给了他当头一棒，说“此奏甚属巧诈”。然后问他：你说金世扬种种不是，当时如何不从实奏来？现在，人家把一切事务都料理停当，你又来说三道四，分明是“贪他人之功以为己利，无耻之甚”！因此警告他：为国家臣子的，难道可以用这种心眼对待君父？七年（公元1729年）五月，四川夔关监督隆生奏报地方事务，还说自己已派人密访侦缉，也挨了雍正的当头棒喝：“此等事与你何干？不过奏闻而已。”“如此托人访察，甚属多事。”“如此多事，可谓无知之极。”因为隆生的职司是税务，不是政务。听到什么报告一下，也不为错。但居然当起秘密侦探来，就是居心不良了。不是想找别人的岔子，便是想在雍正这里讨什么好。没想到这点小心眼也被雍正看穿。因此，雍正警告他：“你若再一犯法负恩，莫想保全首领（脑袋）也，小心！”
因此不少人认为雍正刻薄寡恩，喜怒无常，更有人认为他暴烈戾深、心胸褊狭。其实不然。雍正并非动辄生怒，也并不逢人就骂。后面我们还要讲到，他骂人、训人、整治人，也疼人、爱人、宽容人。他刻薄而不寡恩，喜怒其实有常。被他痛骂的人，有骂错了的（如丁士杰），有不少也是“该骂”的。只不过换了别的皇帝，则不一定会骂就是。
其实，雍正早就打过招呼：“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他自诩最不好糊弄，也最痛恨别人糊弄他。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舆论二字不但不足凭，竟全然听不得。”因为撕破脸皮秉公办事者，自然舆论不佳，而好好先生们的口碑却好得出奇。另外，新官到任，一定会把当地的问题说得非常严重。过一段时候，又会报告风清民安，吏治井然。这些伎俩把戏，早被雍正看穿，因此明确表示“只可信一半”。同时，他也告诫臣僚，以后少来这一套。你们这些花招，“不但朕必闻知，何能掩天下之耳目也”？最好是老老实实的“少（稍稍）为声誉小利存私，恐难逃朕之鉴察也”！
雍正的这些“出奇料理”，不免让人觉得他刻薄。他治下之严，更让人心寒。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名声不佳，不堪为此重任。但因所办事务尚未结项，雍正让他留任一年。郑禅宝上折谢恩，被雍正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雍正朱批说：“你下作贱态毕露，小心可也！身家性命在里许（里面）。你见朕将空言恐吓谁来？教而改者处分谁来？教而不改者宽恕谁来？可有一人漏网？可曾冤抑一人？不要到自己身上就糊涂了。当睁开眼，净洗心而为之，不可将朕雨露之恩施于粪土，则实可惜也！”真是声色俱厉，令郑某人魂飞魄散。
然而居心不良的人总是层出不穷。李绂在天津卫办理粮运时，因卖粮库中的变色米而有五千两银子的盈余。一些人想把这笔钱作本部门的小金库，遭李绂反对。这些人便趁李绂调广西巡抚时，把这笔钱送到李绂家中，让李绂家人带到广西，想给李绂栽赃，却被雍正看破。于是雍正对李绂说：“此等事朕皆不究计么，意思真小哉！他既然送到，朕已彻底晓得了，你留粤西以充公用就是了。这也算得他们失计。大笑话。”一次差点酿成冤案和悲剧的事件，就这样被雍正变成了喜剧。
最不可思议的是对杨名时的“出奇料理”。杨名时原本是吏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五年（公元1727年）闰三月被免职，暂时代理云南巡抚。这时，杨名时上书奏请用盐务上的节余银两修浚洱海河道。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没什么错，雍正却冷笑一声下令说：杨大人既然如此关心国计民生，决心造福地方，那就由你自己掏钱修好了。你这辈子修不好，儿子孙子接着修，反正你们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后来，继任的云南巡抚朱纲奏报藩库银两亏空。雍正说钱粮亏空那是常德寿（云南藩司）的事。不过杨名时身为巡抚却不举报，看来是乐意替他负责了。那好，这笔钱，就要杨名时赔，不与常德寿相干。责任人无责任，不举报就是罪魁，天下哪有这种道理？雍正的这一番“料理”，真是出奇到了刁钻古怪的程度。
所以雍正再三强调：“朕之前惟以真实二字方可保长久。”欺上瞒下不行，诬陷他人不行，投机取巧、讨好卖乖也不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朱藻喜欢搞浮夸风，经常向雍正报告“形势一片大好”，雍正批评他说：“观汝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边作活计”，正告他以后多做些实事，少搞些花架子。署理江南总督范时绎奏报江南喜降瑞雪，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却被雍正认为是不知体谅君父。雍正说：朕日理万机，年底事情又多，“哪里有工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在雍正六年升任广东巡抚。为了表忠心，他上折子说，广东巡抚衙门的惯例，是每年要收受下属大约五万两银子的“节礼”。“奴才钦遵圣训，概行拒绝。”雍正批示说：“此等碎小之事，朕亦不问不管。”雍正说，做督抚的，都喜欢搞这沽名钓誉的一套。表面上一文不捞，其实却转弯抹角大捞特捞，所得更甚。所以，“此等私套，皆不中用”。你们也“不必这些面前打哄”，只要“取出良心来将利害二字排在眼前，长长远远地想去，设法做好官就是了”。总之，漂亮话少说些，假门面也不必装，“好歹朕自有真知灼闻的道理”。换句话说，谁要想在雍正面前耍点花枪，谁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然而，十几天以后，雍正又在丁士杰奏报福建仓储情况的折子上批示说：“尔奏甚属可嘉！一切皆似此据实无隐，乃报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尔之存心立志。”后来，在丁士杰的谢恩折子上，雍正又批示说：“朕因尔向不欺隐，所以训尔始终如一。”这时，丁士杰又变成“向不欺隐”“立志可嘉”了，真是前后判若两人，简直不可思议。
何况，雍正向来不怕得罪人。他对江苏布政使张坦麟说：“因公获罪于人何妨乎？”他自己是皇帝，当然更没什么可怕。他曾毫不客气地警告群臣，别指望他像康熙皇帝那样好说话（恐朕未必能如先帝之宽仁容恕也）。因此，谁要是敢欺骗他，糊弄他，辜负他，他雍正皇帝就一定会让这个人死了都不得安宁。谓予不信，年羹尧就是“榜样”，就是前车之鉴。
甚至就连雍正信赖重用的人，一不小心也会被他手里的那支朱笔刺得心里流血。四年（公元1726年）十二月，詹事陈万策（也就是写诗讽刺钱名世写得最好，被雍正赏了二十两黄金的那个人）回到家乡。为了摆谱，就向福建陆路提督（陆军司令）丁士杰借轿子和仪仗用。雍正听说以后，认为丁士杰拍马屁，勃然大怒，将丁交部议处。丁士杰是从一品的高级干部，陈万策则是正四品的中层官员，丁士杰怎么会去拍他的马屁？借给他轿子和仪仗，只不过碍于情面，抹不开脸罢了。因此丁士杰上折子为自己辩解，却挨了雍正劈头盖脸的一顿，又是“无耻之极”，又是“天良丧尽”，骂得狗血喷头。丁士杰说自己一贯洁身自好，从来不敢欺隐，从来不敢逢迎，雍正朱批说好一个无欺隐，好一个不逢迎。丁士杰说自己从来不知如何巴结上司，雍正朱批说：你是不知道巴结上司，你只会巴结钦差、巴结京官么！最后雍正批道：“愚贱小人之态露矣，‘卑贱无耻’四字当深以为戒，莫令人指唾。”丁士杰不就是借了轿子给陈万策吗？怎么就至于“无耻之极”“天良丧尽”呢？不就是为自己申辩了几句吗？又怎么就至于“卑贱无耻”“令人指唾”呢？雍正的纲，也上得太高了一点。
雍正对年羹尧，可以说是恨到骨头里，也整到底了。他给年羹尧的最后上谕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专制君主残害他人，真比强盗还要厉害。强盗不过要人钱财，最多谋人性命，专制君主则不但要别人的性命，还要别人的灵魂，而且还要说这是为你好，是慈悲为怀菩萨心肠，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其实，不要说是钱名世这样的“罪人”和阿灵阿那样的“奸臣”，便是那些错误犯得不大的官员，雍正也不放过。提督（省军区司令）张耀祖被革职后，罚往军前效力。张耀祖上折谢恩，并表示“不敢有负领兵之责”。雍正批示说：你已经辜负了领兵之责，还有什么脸说这句话？再有差错，还有脸活在世上吗？朕写这几个字时，都羞愧得朱笔滞涩不畅，“未知汝为何存心也”！犯官承蒙宽大处理，上折子谢恩也是惯例。只因一言不合，就挨了脆生生一记耳光，只好自认倒霉。还有一个名叫毛克明的官员也很倒霉。雍正任命他做海关监督，他上折谢恩，又兴致勃勃地请雍正“俯垂明训”。没想到雍正一盆凉水浇下来，说：朕已经把你提拔到都统一级了，还要什么指示？“但取出良心来办事，银钱不如性命颜面要紧”，就这两句“粗俗之语”，你能做到便什么都行了。做不到，“便批你千百言锦绣文章”，又有什么用！毛克明自讨没趣，也只好感叹雍正这主子真不好伺候。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为人，确实相当刻薄。他喜欢给人扣帽子，喜欢用扣帽子伤面子的办法来整治人。比如他就曾亲笔为允禩党羽阿灵阿和揆叙题写墓碑。阿灵阿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碑文则是“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雍正连死人都不放过，哪里会饶得了钱名世？因此他不但题了匾，还命令常州知府、武进县令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宅查看匾额的悬挂情况。也就是说，不但要把钱名世钉在耻辱柱上，还要钉得死死的。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隆。他的希望，不仅是要年、隆二人尽力辅佐他，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惊骇”，便“委曲设法”，在报告战况时“间以闲字”，既冲淡了火药味，又不隐瞒军情。雍正对他的这份小心极为感激，说“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次向怡亲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他还说，“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显然，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模范来看待和培养的。
钱名世当然多少有点咎由自取，谁让他去捧年羹尧的臭脚呢？他也应该吸取教训。一个文人，如果掺和到官场是非当中去，清名节操什么的，就不大容易保得住了。所以，文人最好离功名利禄这些东西远一点，方可保住一生的清白和宁静。不过，这不该他雍正来教训，也不是这种教训法。俗话说，打人不打脸，伤人莫伤心。雍正对钱名世的惩治，又打脸，又伤心，并不能让人心服，只能让人觉得他尖酸刻薄。
因此，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雍正批示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黾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为了表示他们君臣之间的亲密无间，雍正甚至秘密写信给年羹尧，托他买酒。信中说：“宁夏出一种羊羔酒，当年有人进过，今有二十年停其不进了。朕甚爱饮它，寻些进来，不必多进。”这种口气，已完全是朋友间的以私事相托。
雍正这件事，确实做得过分。钱名世这个人，或许确实是“无耻文人”。据说他平时品行不端，曾在修纂明史时剽窃了自己老师万斯同的手稿。万斯同去世时，他又借操办丧事之际，将万斯同数十万卷藏书窃为己有。但这一次的行为，却未必更可耻。何况钱家名门望族，五世七进士，江南武进有名的书香门第。钱名世自己也是两榜出身的“探花郎”，却要在祖宅门前，高悬“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不但祖宗被辱，自己丢人，而且连子孙都会抬不起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钱名世受此奇耻大辱，真正生不如死。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怎么感激都不过分。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肉麻，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地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的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雍正的办法是要让他臭名远扬，背着千古罪名永世不得翻身。在下令将钱名世革职、发回原籍的同时，雍正还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赐”了一幅字给他，二是命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写诗给他送行。皇帝给臣僚赐字，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得到“御笔墨宝”的官僚，都把这引为莫大的恩宠和荣幸，要制成匾额，悬挂在门口或堂上，以为光宗耀祖。官员被贬，同僚送行，也是沿袭已久的惯例，无非表示“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也在”，不至于“人一走，茶就凉”。那些感情比较好、思想观点比较接近的，还会写诗相送，也无非发些小牢骚，或说些劝慰开导的话，诸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或“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类。然而这一回却很“出奇”。雍正手书的四个字，是“名教罪人”。儒生以维护名教为己任，为生命，雍正称他为“名教罪人”，就等于从精神上心理上要了他的命，同指控清官为污吏、节妇为婊子差不多。问题在于，别人被指控，还可以申辩，钱名世却申辩不得。不但不能申辩，还得把这四个字挂在门口，让众人前来参观，指指点点，议论嘲笑。至于京官们所写的送行诗，当然都只能批判和讽刺。其中最为雍正所欣赏的，是詹事陈万策所写“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意思是说钱名世和戴名世（此人因一篇序文而获罪）是同样的罪，钱亮工和周亮工（一说年羹尧字亮工）也一样的奸。这四百多首批判讽刺诗，编成了一部诗集，由钱名世自己刊刻进呈，再发到各省学样，以为“无耻文人”之戒。这就等于要钱名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指着鼻子骂自己，而且还要自己掏钱请人来看。据说，钱名世出京时，上千官员抬匾送行，四百八十人写诗羞辱，上万百姓上街围观，文人的面子丢了个干净，真正的“斯文扫地”。
但他哪里知道，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的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道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下马问候，他居然也只点点头。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把自己的贴身侍卫派到他军中，他却拿来当仪仗队，吆喝来吆喝去就像使唤奴才。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上盛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洞察幽微自居的，哪里受得了这个？他曾气愤地对诸王大臣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要听年羹尧的？这就有些赌气了。声高震主者危，本是专制时代铁的规律；而年羹尧的恃宠妄为，横行不法，更让苛刻挑剔的雍正觉得大失所望。雍正是个要强的人，他决不能容忍有人让他失望，更不能容忍他曾寄予极大希望的人让他失望。谁要胆敢如此，则他所施加的打击，必将十倍于所施加的恩宠。
同样让人感到惊诧莫名的，是对钱名世的处治。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和年羹尧同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中举，算是“同年”。这一回，又成了年羹尧的“同案”。钱名世的获罪，是因为曾写诗吹捧过年羹尧。年羹尧功高盖世，权倾朝野，吹捧过他的人很是不少，其中就包括雍正皇帝。但雍正可以翻脸不认人，钱名世却翻不得脸，只能任由雍正处置，而雍正的处置，则又是一番“出奇料理”。他认为，惩罚要有针对性。怕疼的人，打他的屁股；怕死的人，砍他的脑袋；爱财的人，抄他的家产；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就罢他的官职。这些惩罚，对文人都不合适。文人最重的是清名。罢他的官，他会说我正想归隐山林；杀他的头，他会说我正想名垂千古；把他流放到宁古塔、海南岛，他说不定又多了些写诗的材料。如此，岂非反倒成全了他？
雍正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绝路，由功臣变为罪人。所以他说：“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成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样趾高气扬，作威作福。因此雍正的心情，就像一个被玩弄了感情又很厉害的女人对待她的负心汉，报复心起一发而不可收拾。同时他也决定，既然年羹尧不识好歹，自己放着君臣际遇的楷模不当，偏要去当辜恩背主的角色，那就让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好了。让所有的人都看看，辜负了雍正，背叛了皇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骗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雍正一贯自诩“为人居心真正明镜铁汉”。谁要是背叛他，休怪他心狠手辣；谁要是欺骗他，糊弄他，或被认为是在耍心眼，也休怪他尖酸刻薄。用雍正的话说，叫作“就是佛爷也救不下你来”。相反，谁要是忠心耿耿，没有半点巧诈欺瞒，那么，雍正就是他的菩萨。这个臣子不但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雍正还会和他交朋友。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尚书。只因为宣诏有功，便一夜之间，平步青云，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亲戚关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于民间，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所以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还说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怎么会是“圣祖忠臣”？“国家良臣”也没太多根据，誉为“稀有大臣”更不知从何说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皇帝，为了酬劳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隆科多的情况约略似之而稍有不同，本书从略。
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而且宠得不像样子。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雍正一一照准。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没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年羹尧受宠若惊，表示惶恐不安，以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他还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并说：“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又是指天发誓，又是告诫子孙，又是训示臣民，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