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禩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禩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禩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对此，雍正曾对人解释说：“廉亲王（允禩）其心断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什么“委曲”呢？说穿了，就因为允禩是“反对党”的领袖，又确有才能。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打，或者是拉。但要打，就得打在七寸上，不但要打得他满地找牙，还要打得他永世不得翻身。即位之初的雍正，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既然打不得，那就只有拉。拉也有拉的好处。真要能拉过来，自己的力量就会大增。即便拉不过来，先稳住他几天，也是好的。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禩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禩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禩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要叫他丢脸。更让允禩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禩，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禩为总理王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禩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禩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禩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禵、允禟、允䄉遭受打击的时候，允禩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允禩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禩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禩、允禟他们“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雍正对允禩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
现在，允禵软禁在遵化，允禟发配在西北，允䄉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禩下手了。
实际上，允禩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禩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禩为屈抑者”。这么多人为允禩抱不平，对雍正的打击不以为然，就不好说全是允禩的错了。
雍正对允䄉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现蒙古国）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与其他三大活佛分掌一区教务。达赖掌前藏，班禅掌后藏，哲布尊丹巴掌漠北（现蒙古国），章嘉掌漠南（内蒙古），均直辖于清廷。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䄉。允䄉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禩，命其议处。允禩建议勒令允䄉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䄉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禩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䄉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䄉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共得金银六十多万两，金银器皿和土地房屋还不在此数之内。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所以他一直活到雍正去世，又被乾隆放出，封为辅国公，直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去世。
显然，在雍正与允禩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禩，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禩，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便双管齐下，左右开弓，将这母子二人一起打击。十二月初三（康熙去世二十二天后），雍正随便找了几个岔子，将宜妃的三个贴身太监重重治罪：张起用发往土儿鲁耕种，李尽忠发往云南当苦差，何玉柱发配给边地穷当兵的为奴。这当然是打狗给主人脸色看。同月，又命令允禟到西北大营，军前效力。允禟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禟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禟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禩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禩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禩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禩、允禟、允䄉、允禵的罪状。允禟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禟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禟常常在酷暑中晕倒。八月二十四日，允禟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禩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禵被打发到遵化，允禟则被打发到西北。雍正一向看不起允禟，说他“文才武略，一无可取”。康熙似乎也不很喜欢他，让他一直熬到二十六周岁才封了个贝子，而他的同母哥哥允祺十七岁就封了贝勒。允禟封贝子时，允祺又封了亲王，比允禟高两级。允祺、允禟虽一母所生，性格做派却不一样。允祺淳厚善良，深得康熙喜爱；允禟却很不安分，是允禩集团的一员干将，一贯上蹿下跳，惹是生非，雍正当然容不得他。他的生母是宜妃郭络罗氏（即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邓婕扮演的那个角色），也是恃宠骄横。康熙去世时，宜妃坐在软榻上直奔灵堂，竟跑在德妃（雍正生母）的前面，雍正当时就不高兴。后来她见了雍正，还不识时务，竟在嗣皇帝面前摆母妃架子，雍正更不高兴。由此想到，宜妃地位尊贵，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如果母子联手，造起乱来，也是不好收拾的。
允禩和允禟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禟，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禟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何况雍正也有雍正的解释，即他们都是服了“冥诛”（鬼来要命）。至于有没有什么冥诛，那就真的只有鬼知道了。
允禵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禵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对于雍正和允禩的这场斗争，我们很难说谁是谁非。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禵，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从西周到大清，传统中国是个礼治的国家，什么也大不过“礼”去。即便贵为天子，位居九重，也不能违礼。失礼就是失德。失德，则君失其国，臣失其爵。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禵的王爵。允禵这个王，原本是“假王”，要取消也很便当。但允禵封王以前只是贝子。王爵既除，他就只剩下贝子这个四等爵位。就连这个爵位，雍正也在四年（公元1726年）予以革去。直到乾隆即位以后，允禵才从软禁地被放出。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被封为辅国公；十二年（公元1747年），晋封贝勒；十三年（公元1748年），封恂郡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将军王，其显赫威风也不过昙花一现。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禩都够格当皇帝。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禩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禩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禩不是等闲人物。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禵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禵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禵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禵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不管谁当了皇帝，都不会信任对方，对方也都不会服气。所以，如果当皇帝的是允禩，他对雍正也不会客气手软。在权力斗争中，尤其是最高权力——君权的争夺中，是从来没有什么仁慈、客气可讲的。当年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不也是手足相残吗？怎么没人说闲话？显然，仅因为“屠弟”就指责雍正，这不公平。
允禵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禩，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禩，因为他实在太冤。
可见，雍正篡允禵之位而立，是无稽之谈。但皇位应传给允禵，却是不少人的看法。这样一来，允禵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禩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被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禩的罪，无妨叫作“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另一种说法也只能去哄小市民。这种传言说，遗诏上原本是“传位十四子胤祯”（胤祯是允禵的另一个名字），但被雍正和隆科多篡改，改成“传位于四子胤禛”。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个是“十四子”，一个是“四子”；一个是“胤祯”，一个是“胤禛”。祯改禛，十改于，确实便当。可惜造谣者不懂大清王朝的规矩。依制度，皇子排行前，一定要加“皇”字。胤禛不能写作“四子”，而应写作“皇四子”。允祯也不能写作“十四子”，而应写作“皇十四子”。如果改“十”为“于”，则诏书就变成“传位皇于四子”了，根本不通。何况在清代正式文件中，“于”和“於”并不通用。传统诏书中只能用“於”，不能用“于”。更何况清代不是明代。传位诏书，除汉文文本外，还有满文文本。雍正也好，隆科多也好，即便改得了汉文文本，也改不了满文文本。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是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禩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比方说，一个案子，雍正交给允禩办，他是严一点好呢，还是宽一点好呢，就很为难。宽一点，是出卖原则，收买人心；严一点，则是居心不良，妄图让人主背上苛察、忌刻的恶名，总之都是别有用心。在康熙手下也是一样。工作卖力一点，是好胜逞能、沽名钓誉；消极一点，则又是心怀不满、懒惰怠工。也许，他应该一开始就表现得傻乎乎的。但这也未必能让康熙满意。康熙会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蠢儿子！
民间的说法后来就越传越离谱了。一种说法是：康熙病中，“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雍正）”。这话只能去哄小市民。隆科多是什么人？又不是曹操，一手遮天，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康熙要召谁，他哪里挡得住？康熙要传位给谁，他又哪里改得了？帝位的交接又不是做游戏，哪有预定的人不在场，就临时随便换一个“替补队员”的道理？这种说法，不但贬低了雍正，也小看了康熙。
实际上，雍正对允禩的猜忌防范，是和康熙一脉相承的。康熙曾对人说，允禩“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而允禩一党之所以不顾自己的一再警告，偏要硬着头皮保荐他，则是为了给允禩捞取政治资本，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政变或与康熙指定的继承人争夺皇位。因此康熙说，允礽“屡失人心”而允禩“屡结人心”，因此“此人（允禩）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允礽）也”。
允禵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禩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禩，现在是允禩支持他。允禩集团的干将允禟公开制造舆论，说允禵“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禵，贬低胤禛。允禵也和允禟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因此当时社会上盛传“十四爷虚贤下士”，还有相面人叫张恺的，说他“元武当权，贵不可言”。总之，十四爷入嗣大统的说法，在当时可能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人一旦被猜忌，日子就不会好过。怎么也想不通的允禩，有一次忍不住对康熙说：儿臣实在不知该如何做人，情愿卧病不起。谁知康熙更加愤怒，并认定这就是允禩的“大奸大邪”。理由是：一个小小的贝勒，需要装什么病！当然是因为有非分之想。否则，怎么会奏此“越分之言”？后来，允禩得了伤寒，命几不保，康熙的态度却相当冷漠。允禩病好后，大约康熙也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太不像个慈父，于是传谕允禩，问他想吃点什么；朕这里什么都有，但不知对你合适不合适，“故不敢送去”。皇父自称“不敢”，皇儿哪敢承当。因此允禩到宫门外跪求免用“不敢”二字。康熙又不高兴了，怪允禩小心眼儿，没事找事。他对诸皇子说：“允禩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这一回又“于无事中故生事端。众人观之，成何体统”！其实允禩并不多疑，亦非无事生非。做臣子的，谁听了皇上说“不敢”都要吓一跳，何况允禩又是备受猜忌动辄得咎之人？当然，康熙说“不敢”二字，也未必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然而允禩如果不辞，岂非又是失礼？辞与不辞都不是，芥蒂既深，怎么说，都话不投机。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禵。
看来雍正在这一点上，倒真是像极了康熙，只是猜忌更深，下手更重。这也难怪，兄弟毕竟不同于父子。胤禛曾说，以父皇之“神圣”，尚且还要“防允禩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自己能不处处设防么？不过雍正并无康熙的权威。加上自己即位未几，屁股还没坐稳，只好对允禩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一再曲加优容。但忍耐总有极限，而一旦爆发，便不可收拾。这就像借高利贷一样，借的钱越多，拖的时间越长，利息也就越吓人。雍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整治允禩，心中当然充满了怨毒。不难想象，当他下令将允禩、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时，一定是面目狰狞，咬牙切齿，一脸的杀气。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雍正和允禩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禩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禩”。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禩当然也不例外。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他既不能说遗诏是假的，又无法证明它是真的。所以隆科多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他知道自己很麻烦。
兄弟如此，君臣亦然。事实上，在雍正翦灭允禩之前，就有一个宠臣先做了他的刀下之鬼。这个宠臣，就是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禩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禵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禛。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在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仁寿皇太后去世后，雍正为告慰皇妣在天之灵，曾封允禵为郡王，但后来又降为贝子。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祐、允禩、允禟、允䄉、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允祉他们谁也不出来做旁证。
也有人认为含有别的意思。请参看冯尔康：《雍正传》第133—14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胤禛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其时，康熙正从热河出发，准备回北京西郊的畅春园。允禩的园子，正在必经之路上。为了保证自己不会碰上什么不祥之物，康熙竟让病得奄奄一息的允禩立即搬出园子，回城里去。重病之人哪经得起这般折腾？因此允禟愤怒地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康熙听说，立即指示胤禛他们：“八阿哥病极其沉重，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其意仍是要撵走允禩，唯不肯承担责任而已。